2025年6月24日 11:20 周二
西方哲学家能够适应时代及社会实际的状况，提出一系列新的概念加以理解与诠释，因而西方哲学一直都在延续进展之中。西方哲学为什么以及如何有这样的发展？苏格拉底是典型的西方哲学家，可以通过他来了解西方人的思考模式。
时代与思想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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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是雅典人[1]，常被称为“西方的孔子”，这是因为他们都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并不是靠军事或政治的力量所成就的，而是通过理性，对人的生命作透彻的了解，而引导出一种新的生活态度。
苏格拉底可以说是无所不学，并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学习各种知识，他先后研究过当时势力最大的两派哲学，就是自然学派和辩士学派。
自然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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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学派所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界（Physis，指有形可见并充满变化的一切），也就是研究自然现象。最初的几位希腊哲学家出于米勒图地区，所以又有米勒图学派之称。他们观察自然界，想要找出一切现象的根源。
希腊人之所以能由神话时代过渡到哲学时代，就是因为他们开始懂得以理性探讨宇宙人生的根本真相，而不再用神话或神的故事来解释人间所发生的一切，包括自然现象、社会分工，以及人的欲望等。泰勒斯（Thales，公元前624—前547）被称为第一位希腊哲学家，就是因为他说了一句话：“宇宙的起源是水。”为什么说了这句话就会成为哲学家？因为这是第一次有人用世界中的某元素来解释世界的一切现象。这是一种以“一”来解释“多”的思考模式，也就是用一个简单的原理来说明复杂的现象，把万物归之于一个因素[2]，这种“以一统多”的方式就叫做哲学。换言之，哲学就是要求一个系统，试图把整个宇宙、整个人生用一个概念来概括。
泰勒斯
Thales
公元前624—前547
西方第一位哲学家。曾说：“宇宙的起源是水；一切都充满神明。”这句话的意思是：第一，“起源”（arche）一词的含义包括：开始、起点、原质、究竟底基、究竟原理等。在此之前，希腊人是靠神话故事作为解释宇宙起因的根据，至此才开始转向宇宙内部寻找起因。第二，“神明”一词表示，当时所谓的“水”并非单纯的物质，而是具有神性力量的物质。所以，不宜认为这些希腊早期的自然学派哲学家是唯物论者。
由此可知，希腊哲学首先出现的就是自然学派，也就是设法用自然界的元素，解释大千世界的变化。然而自然学派演变到最后，必须随着各种科学仪器的改善而不断有新的发现。换言之，科学是永远研究不完的。我们每年都可以看到新的诺贝尔物理奖、化学奖、医学奖得主，但是却不可能有诺贝尔哲学奖。这就说明了，哲学不像科学，不可能突然产生一种新的理论，让所有人都觉得是一个新的成就，因为物质世界的研究和人类心灵的成长，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
泰勒斯是研究自然的哲学家，曾经预测过公元前585年5月28日的日食。由于他经常抬着头观察天象，有一天他走着走着，摔进了水井。跟在后面的女仆看到这种情形，笑他说：“你连地上都没搞清楚，还看什么天上呢！”这个故事相当适切地表达出当时人们对自然学派的批评。
苏格拉底也有过类似的感受，他起初探讨天上的云、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却发现这些东西不是他所能把握的，因为自然界的事物永远都没有定论。他最后说了一句话：“我的朋友不是城外的树木，而是城内的居民。”所谓的“朋友”（philia），在希腊文中代表了他所愿意接近的对象，苏格拉底既然把接近的对象转向居民或老百姓，就表示他开始注意到人生哲学。不过，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人生哲学，是辩士学派的理论。
辩士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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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士学派的英文是“The Sophists”，Sophist就是“有智慧的人”，因此很多人又将它翻译为“智者学派”，这种翻译事实上并不妥当。由于这一派的人专门用辩论的方式阐述自己的思想，所以将其翻译为“辩士学派”是比较恰当的[3]。
当时的雅典人认为自己是开化的民族，而其他的民族都是野蛮人，这是一种文化中心主义。但是辩士学派的哲学家经常到处旅行，因而发现各地的奇风异俗。他们见多识广，明白人间所有的价值都是相对的，就连法律也不例外，譬如对雅典人而言，杀人是一件罪大恶极的事，但对其他比较野蛮的地区而言，可能会觉得杀人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因此，辩士学派认为“人间的一切都是相对的”。
辩士学派的代表人物普罗塔哥拉斯（Protagoras）就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话表达出辩士学派的观点，认为人类本身的判断是宇宙万物最后的标准。不过，由于下判断的是“个人”，那么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争议如何化解？
另一位辩士学者戈尔吉亚（Gorgias）的说法更为偏激，他作出了以下的结论：第一，天下没有任何东西存在；第二，即使有东西存在，也不能被我认识；第三，即使我认识了，也不能告诉别人。依次推论，还可以加上一句：第四，即使我告诉别人，别人也听不懂。这样一路下来，等于是否定了任何沟通的可能性，也否定了教育。
在实际的生活中的确如此：我对你说的话是我自己所了解的，但是你听了之后所了解的，难免会跟我想要表达的意思产生差距。由此可知，人活在世界上，要和别人沟通、建立共识，确实困难重重，而辩士学派即因此而主张没有绝对真理。换言之，辩士学派的目的是要打破许多固定的观念，使得一切都变成了相对主义，而相对主义最后恐怕就会沦为怀疑主义，也就是怀疑所有的一切[4]。
思想方法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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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对自然哲学和辩士学派这两种极端立场都抱着批评的态度。他知道人生是在具体的实际生活中度过的，因此若是只研究自然，就会忽略了人生；然而，探索人生时，却找不到真理。那么应该怎么办？这就是苏格拉底必须面对的问题。因此，如同之前指出的，苏格拉底的老师是整个时代的思潮，所有过去的哲学思想都变成了苏格拉底学习及了解的材料。
雅典被称为西方文化的冠冕、西方文化的摇篮，这是因为雅典人在文化上的成就受到高度推崇。苏格拉底身为雅典人，自然也具有一定水平的知识。苏格拉底经历了两大战争，亦即波斯战争（波斯进攻希腊城邦，最后希腊以寡击众获胜）与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和斯巴达爆发内战）。这是雅典由盛而衰的关键时期[5]，整个时代的变化也使他不得不发展出一套完整而充实的人生观。
对话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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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苏格拉底的思想，首先就要了解他所使用的方法。苏格拉底的方法简而言之，就是“对话”（dialogue）。
苏格拉底从来不作公开演讲，他认为若要探讨真理，应该由两个人进行对话。两个人有各自的立场，一个代表正方，一个代表反方，谈到最后变成“合”。“合”代表各自吸取了对方的优点，再往上提升。然后再以其为正，寻找另一个反，继续谈下去。这种对话就像是辩证（dialectic）的方式，不断向上提升。而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后来参考他的对话方式，有时也以苏格拉底为主角，推衍写成了名传千古的《对话录》。
苏格拉底在对话中常使用到反诘、辩证、归纳的方法。反诘法就是在对话中不断反问，不断追问。辩证法则是当别人提到一个观点的时候，请教他此观点的反面能否成立，正反两面综合起来再往上提升。如此不断地提升，到最后会发现，真正的结论往往是有所保留的，因为不可能找到一个完全客观超然的立场或角度，可以作成最后的结论。这就好比阿基米德（Archimedes，约公元前287—前212）说的一句话：“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整个地球。”但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找到支点，所有的支点都是相对的，因为即使是地球，也不断在转动着。
这种辩证法说明了，人的心灵要永远保持开放，才能往上提升。人年轻的时候，往往觉得自己看到什么就是什么，这样未免过于执著。我们应当同意可能还有自己尚未看到的部分。就算我们今天选择过这样的生活，也必须给自己保留其他更高境界的可能性，在还没有到达那些境界之前，不应该先去否认或者怀疑。如此一来，人生才有继续提升的空间。
归纳则是从个别的事物中寻找出共同概念，亦即借由归纳法可以找到某个概念的定义。举例来说，我现在问：“你能不能告诉我谁是正直的人？什么样的法律叫做正直的？哪个国家是正直的？”这些问题都回答出来以后，继续问：“什么是正直？”这就是归纳法。若我们知道什么是正直的人、正直的法律、正直的国家，就可以归纳出“正直”为何，亦即通过归纳法找到定义。
苏格拉底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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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对话录》中的例子，说明苏格拉底如何与他人对话，这种对话造成全城骚动，也造成他在思想上对雅典人的冲击。
苏格拉底晚年时，得罪当时社会上一些有权势的人，结果被控告“腐化雅典青年”和“对神不敬”。他接到传票后，一大早就到法院门口等待审判开庭，好像在等待他的命运一样。
苏格拉底在法院门口时，一个年轻人走过来。这个人对神学相当有研究，名为欧西弗洛（Euthyphro）。欧西弗洛看到苏格拉底，上前说：“先生，你怎么跑到法院来了？你这么温和，应该不是来告人的吧？”苏格拉底回答：“我是被告，你又是来做什么的呢？”欧西佛洛说：“我是来告人的啊！”苏格拉底接着问：“你要告谁？”欧西佛洛回答：“我要告我父亲。”苏格拉底一听感到很惊讶，又问：“你为什么要告你父亲？”欧西佛洛回答：“因为我父亲侵犯神的权利！”
原来欧西佛洛的父亲是一个地主，夏天的时候从外地请了一个工人到家中做工。这个工人和家中的长工起冲突，把长工打死了。欧西佛洛的父亲身为主人，于是命人把这个外来的工人捆绑起来，丢到山沟里，再派人到德尔斐神殿去求签。当时的希腊人认为只有神有权利判决犯错者应该接受何种惩罚，一般人是不能擅自做主的。然而，在接到神的旨意之前，这个工人就冻死了。欧西弗洛对于父亲因为疏忽而让工人死掉感到非常生气，认为这侵犯了神的权利。
苏格拉底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之后，开始与欧西弗洛对话。他说：“太好了！既然你认为自己对神非常崇敬，要维护它的权利，那么请你做我的老师，解除我的疑惑，启发我的智慧，让我知道什么叫做‘敬’（以前只对神用敬字）。因为我被控告的两大罪状，其一是腐化雅典青年，其二就是对神不敬。”欧西佛洛听了以后回答：“‘敬’就是做的事情让神喜欢啊！”苏格拉底接着问：“可是神有这么多位，应该让哪一位神喜欢？神与神之间有这么多仇恨、斗争，一位神所喜欢的，另一位神不见得会喜欢啊！”欧西弗洛听了，觉得很有道理。
的确，一件事情的好坏不能决定于神喜不喜欢，而应该决定于事情本身是否正确。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做的事情是正确的，神就一定要喜欢，因为神的本性不能喜欢坏的事，也不能不喜欢好的事。由此可知，一件事情的好坏是内在的，不是全由神来决定的。
如此一来，苏格拉底就把焦点转移了。他们继续讨论，苏格拉底的每一句话都是很谦虚的：“请你回答”“请你说明”“请你告诉我”。问到最后，欧西弗洛简直难以招架，于是干脆说：“总之，敬就是要对神很好！”苏格拉底听了就问：“所谓的对神很好是不是就像照顾马一样？你对马很好，替它刷背、替它洗澡，目的就是为了要利用它来替你拉车。那么你也是在利用神吗？”欧西弗洛哑口无言，发现自己原来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敬，又怎么能够用这种理由来告自己的父亲？因此就借故离去了。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对话实例。苏格拉底走在街上遇到了人，就会问他：“你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来聊聊天吧！”和苏格拉底聊天必须很小心，因为对方只要在言谈中说了一个概念，苏格拉底就会针对那个概念不断追问，一直问到他答不出来为止。譬如，若你称赞某人很勇敢，苏格拉底就会问“何谓勇敢”，最后你会发现原来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勇敢。
这种例子几乎在每一篇《对话录》里面都会出现。许多人在开始与苏格拉底对话时，无一不是信心满怀，认为自己很有知识，最后却会发现自己原来是如此无知。后来有一个学生受不了苏格拉底，趁着酒醉时告诉他：“你好像海中的黄鲷鱼[6]一样，任何鱼碰到你都会被电得麻痹，人们与你谈话就会觉得自己是如此的无知！”苏格拉底听了以后回答：“如果我是因为自己有知，而指出你们的无知，那是我不对。但请你不要忘记，我自己也是无知的！”
由此可知，苏格拉底作为一个老师，从来不教导别人什么知识，而是不断地告诉别人，他们所以为的知识其实都只是假的知识。若不先破除假的知识，怎么可能拥有真的知识呢？真的知识必须由内而发，由主体觉悟而生。
据说苏格拉底的母亲是一位助产士，专门协助别人分娩婴儿，而苏格拉底则认为自己也好似心灵上的助产士，要协助别人生出智慧的胎儿。换言之，智慧是必须由自己觉悟而生，不能由别人给你。别人所能给的只是可以表述的知识，这种知识没有太大的价值，因为我们不会去实践。真正的智慧是自己觉悟与体验到的，所以能够引发实践的动力，并且终其一生坚持不移。
知识就是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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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主张：知识就是德行。他认为如果一个人理解什么是德行，必然会实践德行。但是，为什么很多人明明知道自己做的事是错的，却仍然去做？举例来说，如果询问银行抢劫犯是否知道抢银行是错的，相信他们的回答都是“知道”。那么，既然知道抢银行是错的，为什么还这么做？这是因为他们认为“抢银行会对自己有利”。
所谓“有利”，就是对自己有好处，亦即对自己来说是一种“善”。但是先不谈违法的问题，试问：钱财对自己真的有利吗？或者是有利有弊？或者长期看来可能有害？或者对人生整体而言是害多利少的？真正明白了什么是善就不会为恶了。这说明了，这些人其实并没有真正了解“抢银行是错的”。说得更明白一些，一个人在做坏事时，他认为自己知道这是坏事，事实上他并不是真的知道，只是自以为知道，因为当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事实上是在想：“恶啊，请你做我的善吧！”
以作弊来说，许多人都知道作弊是坏事，但考试时却照样作弊，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这么做对自己比较有利。由此可知，这些人实际上并没有真的了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而把恶看做是善了。
对苏格拉底而言，一个人如果真的了解什么是恶，会唯恐避之不及，又怎么可能去做？相反，一个人如果真的知道什么是善，当然也会迫不及待想接近它。换言之，一个人如果认知了真正的善恶，就会自然且必然地行善避恶。之所以有这么多人没有行善避恶，就是因为他们未能认知真正的善恶。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也曾说过类似的话，他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由此可知，真知必然能够实践，之所以未能实践，就是因为缺乏真正的理解。
生平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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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智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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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有一个学生很调皮，特地前往德尔斐神殿求签，请示神明谁是雅典最有智慧的人，结果答案是苏格拉底。这个学生欣喜若狂，跑去告诉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听了却相当不以为然，他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最聪明的人，就带了一群学生去访问当时社会上著名的权威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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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24日 11:20 周二 
在谈论西方文化的时候，必须对神话、悲剧与《圣经》故事有一些基本认识，才能真正了解此一文化的内涵。以《泰坦尼克号》这部电影为例，在船快要沉没之时，船上的乐团演奏了一首名为《求主垂怜》（Nearer My God to Thee）的曲子。若是对其宗教背景不了解，就无法体会为什么他们在快要离开人世的时候，需要靠这样的旋律来抚慰人心。
人生无异于旅行，生死就像起点与终点，终点是结束，也是另一种生命的开始。在面临死亡时，如果获得神的怜悯，又何须害怕呢？这是西方宗教（主要是基督教）的明显影响。
本章要谈论的是关于西方的神话与悲剧，这是我们认识西方文化的根基时，最重要的资料之一。
神话：神界故事、民族的梦、不自觉的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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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的英文是myth，讲的是有关神的故事，亦即神与神之间所发生的许多事情。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神话，即使是非常开化的民族、发达国家，照样会有一些神话流传着。
如果民族没有神话，就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无梦可做或不曾做梦一样。一个民族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前，就像人类的幼年阶段，需要靠虚构的故事来认识周遭的一切。就此而论，神话与童话是相似的。
神话又与童话不同，神话是民族的梦，没有固定的作者，只能靠口耳相传，因此，神话总是有着各种不同的版本。童话则有作者，所以有固定的版本，譬如安徒生童话就只有丹麦作家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on，1805—1875）所写的这一个版本而已。
童话是写给小孩子看的，因为小孩子需要有梦想，神话则是民族的梦想，因此我们如果了解童话的性质，对于神话的本质也能够有些基本的认识。
童话的开头一定是“很久很久以前……”，结尾则是“从此以后……”。它不能有确切的年代、时间，因为如此一来就变成历史了。童话不是历史，因为它不是这个世界上真正发生过的事。
童话中一定会有固定的规则，譬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只要努力就可以达到目标等。这些规则让小孩子在还没真正接触和了解现实世界之前，就对人生有一些基本的信念。有了基本信念，他在往后的一生中才有能力去迎接各种不同的考验。反之，一个人如果从小就没有梦想，这是不近情理的。
《泰坦尼克号》中有一幕，描写三等舱的人在船快沉没时出不去。其中有一位母亲让孩子躺在床上，听她讲故事，希望孩子能够在美妙的故事之中离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对于穷人是非常残酷的，但是穷人照样可以有梦想！
神话的开头常常是“在起初……”，因为接着所描述的故事是以前不曾出现过的。然后这些故事是来自“不自觉的虚构”，是人类面对一个客观现象而没有能力理解，同时又非理解不可，于是辗转流传一些故事来说明之。譬如，古人对于日食、月食，如果不靠相关的虚构故事来满足自己的知性需要，就只能活在未知的恐惧之中了。
神话的基本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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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要说明，神话在一个民族的形成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具有什么样的作用，表达了哪些基本信念。
神话的基本信念可以分为四点：天人无间、万物有生、情感主导、戏剧性格。以下分别加以说明：
（一）天人无间
天代表大自然，人代表人类，天人无间是指大自然与人类之间没有隔阂。这意味着在神话世界里，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非常亲密。譬如，把太阳视为自己的祖先；把月亮视为自己的母亲等。在神话里，人跟大自然、宇宙，就好像是生命共同体[1]一般，是同体、同质的生命。
（二）万物有生
在神话世界中，由于万物都是同体、同质的生命，因此可以互相转化（Everything can become everything）。这也就是说，所有东西都可以变成别的东西。譬如，我们可以看到有的人到最后变成了神明，有的神明则变成人。大自然也是如此，太阳有它的神，月亮有它的神，海洋、高山、河流、花草树木等，都有它们自己的神。换言之，整个宇宙的生命显示一种交流、沟通的情况。
所以在神话世界中，往往会让人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就好像大自然是自己的家一般，把大地当做母亲，可以说是神话中的普遍信念。几乎每个民族都有大地之母（Mother Earth）的神话。
（三）情感主导
神话基本上不是靠理性原则、逻辑思维来安排的，而是依情感展开，因此充满了感性的色彩。神话之中的神，往往都会有明显的情绪表现（如喜怒哀乐、爱恨等），代表着一种尚未经过文化陶冶及修饰之前的，较为自然、原始、粗糙的人性的面貌。
（四）戏剧性格
神话所表现的，不是叙述与说理，而往往是像戏剧一样，有着特殊情节与存在处境。阅读神话时，会发现其故事情节充满了戏剧张力，好像是以表演的方式重现了人类的起源与一切相关的奥秘。
一般人最为熟知的神话大概就是希腊神话，但在希腊神话中诸神明所做的事，对人类而言，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参考价值？希腊神话中天神宙斯（Zeus）、海神波赛冬（Poseidon）、冥王哈得斯（Hades，地狱之神），分别统管着三大领域：天、海、地狱。除此之外还有雷神、电神等，不胜其数。只要是我们所能想像得到的，关于大自然的一切，都充满了生命。这些神祇之间的爱恨情仇，所激荡出来的涟漪，固然使人看得惊心动魄，但同时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神话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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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的人因为理性功能还不太发达，或者说尚未充分施展开来，所以需要另外找一些对宇宙人生的解释。我们可以想像古时候的人处在宇宙洪荒之中，刚从混沌进入一个有形可见的秩序，就和其他生物一样，只能在大自然中求生存，生命毫无保障可言。当生命随时都处在危险之中，会产生怀疑：就算人类懂得制造一些物品，但若没有办法掌握变化万千的世界，甚至没有把握自己下一刹那是否还活着，那么现在制造一张桌子又有什么必要性？
中国古代的人用四个阶段说明文明的发展：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这种描写既生动又实际：有巢氏时期人类住在树上，因为地面太过危险；燧人氏发明了火，有了火之后就可以回到地面居住，因为只要把火生起来野兽就不敢靠近；伏羲氏时期人类开始懂得饲养一些比较温驯的动物，把它们作为家畜、家禽；到了神农氏时期，农业社会出现，人类开始懂得合作耕种，改善生活。
在人类的理性还没有能力了解世界之前，必定需要神话。举例来说，某个地方一直下雨，最后演变成洪水。当洪水来时，人类的生命没有保障，也不知道大雨什么时候会停。于是人们杀牛去祭神，当杀了第三头牛时，雨终于停了。从此以后人们就知道，下雨不止的时候要杀三头牛来祭神。
为什么人们会想到要借由祭神的方式来让洪水停止呢？这是因为他们相信——人类可以和操纵雨水的神沟通。虽然这是由于民智未开、教育尚未普及、科学思想不够发达所造成的一相情愿的想法，但这仍然说明，人类活在世界上，如果发现大自然可以借由某种方式沟通，就会比较安心；反之，如果认为大自然是非人性、无法沟通的，那么活着也就没有任何保障，因为各种灾祸随时都可能发生，而人的生命又是如此脆弱，只要稍有变化，就可能立刻死无葬身之地。这正是人类需要神话的原因。
由此深入探讨，可知神话有以下四个作用：掌握真实；建立原型；为世界带来意义与结构；说明自然现象、社会分工、人的欲望。以下即针对这四点分别加以说明：
（一）掌握真实
可能有人会质疑：“神话明明就是虚构出来的东西，如何能掌握真实呢？”一般人往往以为只有历史的记录才是真实，其实人在记录历史事件时，是采取特定的角度，对某个已经发生的事件作一些描述，然而每一个时代所采取的角度都有所差异。正因为如此，每隔一段时间就必须重新检视历史记载是否正确。西方历史学家强调：“历史就是现代史，每个时代当时的人对于古代发生的事都要重新加以解释。”
但是，可以解释就代表不是真实，因为真实是没有解释空间的。换句话说，每个人所了解的都只是当时的人所能够掌握的一部分，并非完全的真实。
历史是在时间之中一去不返的，凡是一去不返者，就无所谓真实可言，所以没有任何历史学者会说自己能够掌握绝对真实，就连司马迁或班固也不例外，因为既然每个人的角度都不同，就不能说有哪个人所记录的是绝对正确的。历史学的研究中往往特别重视考古学，有时候一些文献、绝版书籍的出土，就会把某段历史完全改写。换言之，历史是随时等待被改写的，那又有什么真实可言呢？
黑格尔说过：“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惟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既然历史中没有真实，那么我们就要问：“如果没有真实，那么人类的生命不是很混乱、很危险吗？过去的事情不会重现，而未来又充满了不确定性，那么我们应该何去何从呢？”由此可知，人类还是需要真实，而神话就提供了我们掌握真实的机会。
黑格尔
Georg W.F. Hegel
1770—1831
德国哲学家，主张绝对唯心论，认为宇宙万物的本质是精神（又称心灵、思想），精神的本质是活动而非静止，所以精神必须走出自己再回归自己，而方法则是由人类的有限精神去发现一切皆是绝对精神的展现。
他说：“绝对者即是精神，这乃是绝对者的最高定义。发现这个定义并且理解这个定义的意义和内容，可以说，曾是一切教化和哲学的绝对目标，一切宗教和科学都曾渴望达到这一点；只有从这种渴望出发，世界史才可以理解。”
黑格尔逝世的1831年，代表近代哲学的结束，后续的发展较为复杂，请参考本书第六章。
神话要如何掌握真实呢？神话所展现的是一种人类对永恒的向往，因此可以通过对神话的理解，发现生命中普遍的、永恒的层次。以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为例，当他谈到文学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正义，只有在诗里面可以找到正义。”
在现实的生活中，某个人认为正义的事，另一个人不见得也会如此认为。譬如，许多人常说高考是最公平的，但是对于那些高考失利的人而言，恐怕就会认为高考不太公平。又如，若是某个人遭遇了不幸的事情，恐怕会认为这个世界不太公平、没有正义；相反，若是这个人一直都很顺利、很得意，恐怕就会认为人生很公平。
这个世界上或许没有所谓真正的正义，但文学里面则有所谓“诗的正义”（Poetic Justice）。金庸小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每一部小说结局几乎都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坏人到最后都不会有好下场。事实上，在真实的世界中却不是如此。因此诗的正义反映了人类对永恒的向往，这才是真正的真实。亦即，我们在神话中所看到的是一个原型：“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作为，就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这之间有一种善恶对称的报应关系，其所表现出来对生命的理解，才是人的生命中最真实的部分。其他的部分（如个人遭遇、每个时代不同的价值观等）则都是会变化的。
（二）建立原型
人活在世界上会面临各种存在处境的断裂状况，而原型可以让我们跨越存在之断裂。譬如，当我们要从少年跨越到成年，进入成人社会时，就面临了一个存在的断裂，我们必须跨过这个门槛，成为一个大人。这时候就需要通过一个故事来解释，这就是原型。举例来说，台湾有些原住民的成年礼是要通过某种考验，譬如给你一把小刀，让你到山里面住一个星期再回来。一个星期回来之后，就算是通过考验，变成了成年人，然后可以进入成人社会，和其他成年人共同商量整个部落的发展，并且能够成家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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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主题对每一个“人”来说，一方面会觉得非常熟悉，另一方面却又感到复杂而遥远。世界上六十亿人，没有两个人完全一样。人类的表现千差万别，有时候善良而高贵，有时候又丑恶得令人失望。因此，确实有必要认真思考：人性到底是什么？
我们将由古希腊、中世纪，以及近代欧洲三个阶段进行讨论，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了三种不同的人性观点。由西方的背景开始探讨，主要是因为从希腊到欧洲近代，西方文化的发展有着一脉相承的系统。
如果从中华文化的背景来探讨这个问题，就只能回到古典的材料上，以儒家与道家为焦点（因为我们历代思想的进展性比较不明显，学者们不断“温故而知新”，而很少采取截然不同的观点）。这一方面，将在《哲学与人生Ⅱ》第二章与第三章再作详细说明。
第一阶段是古希腊时期，此时期偏向从“人的现状”来看待人性的问题，亦即就一个人具体的生命有什么样的能力、表现、要求等，进行探索。
第二阶段是中世纪时代，此时期的西方文化以基督教为主，各方面的想法都与宗教有关，所以要从“人的起源”来看待人性的问题，亦即相信“人是上帝造的”。这个定位给了人性一个很清楚的轮廓。
第三阶段则是近代欧洲时期，这个时期是从达尔文（Charles R. Darwin，1809—1882）提出进化论之后逐渐发展形成的，此时期所关注的问题是“人的生命特色”，转而探讨“人应该往哪里发展”。
就人的现状而言（希腊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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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希腊思想，我们要参考三种观点，分别是荷马（Homer）史诗、德尔斐（Delphi）神殿，以及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的哲学。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公元前384—前322
柏拉图的杰出弟子，在亲炙了柏拉图二十年之后，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他认为建构知识应该由经验世界的材料出发，通过观察、归纳、分类、实验、综合，形成各种领域的研究内容。
在哲学上，他的十大范畴之说，对于逻辑及思想方法的探讨影响深远；他的四因说（质料、形式、动力、目的）及“潜能与实现”之说，对于人们理解具体存在的一切，大有帮助。而“形而上学”一词，也是从他的著作内容所建立的学科。他的学术成就极高，足以称为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
荷马史诗：能够=应该=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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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是希腊时代的重要作家，著有《伊利亚特》、《奥德赛》等著名史诗。荷马史诗中有许多复杂的故事，描写神明与人间的互动关系。人类社会所发生的许多事情，有些在表面上看来好像是神话，其实都有历史事实作为根据。在最古老的时代，人类因为生活上的需要，而发展出各个不同的群体与社会。群体之间可能会为了某些利益、某些观念，或者是其他的理由，而形成竞争、斗争及战争。荷马史诗所要反映的就是这样的情形，他的描述中也出现了对人性的反省。
荷马史诗中对于人性的理解，基本上是一个“能够=应该=必然”的公式。“能够=应该”是指：只要我能够做到，就应该去做。譬如，如果我能够攻下一座城池，那么就应该去攻占它，否则我的这个能力就是无谓的、不能落实的。换言之，上天赋予我这么大的能力，就是要我把它展现出来。而“必然”则代表命运，譬如：我能够攻下这座城池，我就应该攻占它；并且，命运必然规定我要攻占它。
这种观点反映出所谓“强权就是公理”的思考模式：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强者，因为我有这个能力，就可以欺侮其他的弱者，没有人可以制止我。换言之，我的能力可以使行为获得正当性（justification），亦即所有行为都是“应该做的事”[1]，而带来自我肯定。这种思考模式显然会产生误导，因为如果只要是能够做到的事就应该去做，那么这个世界岂不是没有客观的正义吗？
然而，“能够=应该=必然”这种想法的确比较原始，能够反映出古老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以能力为主的互动方式，而能力又可以延伸为权力和暴力。如果以这种思考模式来看，因为我是一位老师，能够把学生当掉，所以我就应该把学生当掉，这是命运规定我必然要把学生当掉，否则我的能力就没有展现。然而，这种说法对学生而言岂不是很不公平？似乎学生只能够成为待宰的羔羊了。
用这种方法来理解人性，的确会出现很大的偏差。一个人的生命阶段中，青年进入盛年这个时期在各方面都处于高峰，因此就算为所欲为，别人可能也阻止不了。然而，我们都曾经幼弱，将来也会衰老。当我们处于这两个阶段时该怎么办？因此，人的生命不能只看光辉灿烂的这个阶段，而需要留些后路。换言之，在思考时必须注意到普遍性的问题。亦即，一个理论的提出，应该能够适用于人生中的每个阶段，以及社会中的每个人。如此一来，对人性的理解才是比较完整的。
如果对荷马的史诗稍有认识，就会发现，其中对英雄人物的描写往往只有一个基本观念，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听起来有点像金庸小说《雪山飞狐》里的苗人凤。这基本上是一种比较原始的思想，在武侠世界里面屡见不鲜。武侠世界中很少有所谓的正义，往往只要谁武功最高、天下第一，就可以当上盟主，决定许多事情。当然，由于这些武侠小说是中国人写的，所以往往会把它与一些道德观念连在一起，譬如“善恶到头终有报”等。因此，武侠小说比起荷马史诗中描写的那种纯粹以能力、权力、暴力决定一切的情况，还是进步一些。
这种以能力决定一切的方式，使人们得到许多惨痛的教训，由此造成了西方社会的发展，再推进到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德尔斐神殿的阶段。
德尔斐神殿：认识你自己，凡事勿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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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斐”是世界著名的古希腊神殿，其中供奉的是阿波罗神（Apollo）。阿波罗神是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代表着光明、理性、形式，以及各种安顿的力量，因此对很多人而言，它是一个解决人生谜题的地方。人生总是充满困惑，古代的教育又不够普及，因此一般人有迷惑时都会到德尔斐神殿去求签，请神殿中的祭司加以解释[2]。由此可知，德尔斐神殿对希腊人来说，可以算是信仰的中心。
德尔斐神殿上刻了两行字：一行是“认识你自己”；一行是“凡事勿过度”。能够被刻在神殿上的语句一定是很特别的，都是前人经年累月体验得来的智慧。
然而，“认识你自己”，却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一个人就算读了大学或者进入社会，都不见得能够认识自己。我们小时候总以为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是什么样个性的人，就算是认识自己了。然而，真的有这么容易吗？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里有一个角色叫做欧阳锋，他号称“西毒”，武功非常高，为了练“九阴真经”而走火入魔，最后忘了自己是谁。他逢人就问：“我是谁？”黄蓉告诉他：“你是欧阳锋啊！”他接着又问：“欧阳锋是谁？”这个问题就很难回答了。
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对自己的了解本来就是人生最困难的事情，因为人有选择和学习的可能，看了一部电影或一本书之后，你就和以前的自己不一样了。同理，只要经历过一个事件，自己也会变得不一样。譬如，许多经历过“9·21”大地震的人会说：“以前我总以为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赚钱，但地震之后，我的观念完全改变了。”一个事件的发生会使许多人对人生的看法改变，甚至变成完全不同的人。这就是“认识自己”的困难。
认识你自己代表人在“知”方面应有的态度——与其去了解世界，不如多了解自我，因为人对世界的了解永远不可能足够，也不可能停止，只有自我对每个人来说才是最切身的。俗话说得好：“苦海无涯，回头是岸。”所谓“回头是岸”即是指：回到自己身上，了解自己。这反而是一个出发点。
刻在德尔斐神殿上的第二句话是“凡事勿过度”。这句话是与行为有关的，亦即做任何事情都不要太过分，要懂得适可而止。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因为气盛而较为决断，多年以后才感到后悔。其实，无论做任何事，到了某个程度就该停下来省思，要给自己、也给别人留点余地。这就是神殿中的教训——“凡事皆勿过度”的真义。孔子也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孟子说他是“不为已甚者”（《孟子·离娄下》），意思就是：孔子是做什么事都不过分的人。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人是理性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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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至此已经知道，希腊时期一开始对人性的看法是“为所欲为”，亦即“能够=应该=必然”（第一步）；接下来逐渐在“知”、“行”方面有所限制（第二步）。接着要讲到第三步，也就是哲学开始出现之后的思想，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
或许我们对亚里士多德不是很了解，但对《EQ》（Emotion Quotient）这本书应该熟悉得多。这本书在第一页即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话：“任何人都会生气，这没什么难的。但要能适时适所，以适当的方式对适当的对象恰如其分地生气，可就难上加难。”因为要能够恰如其分地生气，必须具备高度自我反省、自我判断、自我约束的能力。
亚里士多德对人性有一个简单的说法：“人是理性的动物。”这句话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确，人与其他动物的差别，就在于人有理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的特性在于“灵魂根据logos来运作”，而“logos”一词在希腊文的原意包括“言说、叙述、理性、定义、理性功能、适当比例”等。这些相关的语词所描述的，即是“人”这种有理性的动物。
后代的人由“logos”推衍出“logic”（逻辑），并且许多学问都在字尾加上此字，如Biology（生物学）、Psychology（心理学）、Sociology（社会学）、Theology（神学）等等。这代表所有的学问都要靠理性运作才可以成立。
人有理性，可以学习，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一书，开宗明义就说：“人类天性渴望求知。”如果人类都能发挥这样的理性，天下还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人类世界应该是和谐而安详的。但是我们接着要问：“为什么有理性的人会做出许多非理性的事情？有时候做了一件事自己觉得后悔，别人也觉得难以理解。并且，为什么身为理性的动物，还是有许多行为是不可预测的？”由此可知，这个定义本身太过单纯，只注意到动物与人的差别，而没有注意到人类本身并未完全排除动物的特性，因而有着非常复杂的结构。不过，在古希腊时期，就算想要进一步研究人性，也缺乏知识方面必要的条件，如各种科学上实验、观察、研究的方法等。
就人的起源而言（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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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时期也就是一般所谓的罗马时代（公元5世纪至15世纪）。这个时期罗马人统一了整个欧洲，还横跨到亚洲与非洲部分，成立了罗马帝国。在哲学的领域谈论中世纪感觉好像很遥远，因为这个时期并没有特别重要的哲学思想可以影响到现代人，它是一个以宗教为主导原则的时代。
基督教与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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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和天主教看起来类似，其实是不一样的。究竟这些教派如何区分？
凡是信仰基督的团体都称作“基督教”，也就是英文中的Christianity这个字。基督教又分成三大系统：天主教（Catholic）、东正教（Orthodox）、新教（Protestant）。这三个系统相信的是同一本《圣经》，但是解释的方式却不完全一样。
天主教是这三个系统中历史最悠久的，由耶稣亲自创立，任命门徒彼得为教会领袖。天主教以罗马作为中心，从古至今一脉相承。若以个别宗教来看，天主教是目前全世界信徒最多的宗教，总人数超过了八亿。
11世纪时，在希腊半岛出现了另一个派别，成立于罗马的东方，因此被称为“东正教”。东正教从希腊半岛往北延伸到俄罗斯，这些地区所谓的基督徒，大多是信仰东正教的。所以我们读到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1821—1881）的小说时，会发现许多描写上帝的观点，是以东正教为背景的。
到了15、16世纪，罗马帝国瓦解，欧洲开始兴起民族思潮，各地出现民族独立运动，建立民族国家，譬如：日耳曼人建立了德国，盎格鲁-撒克逊人创立了英国，法兰克人则创立了法国。配合这种民族思潮，也开始产生宗教改革运动，宗教逐渐变得本土化，开始有一些新的宗教领袖出现，譬如：德国有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英国有英王亨利八世（Henry Ⅷ，1491—1547）、瑞士有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这三大教派统称为“反对派”（Protestant），英文protestant具有“反对”的含义，中文译名称为“基督教”，因相对于原本的天主教（旧教），又称为“新教”。
新、旧并不代表价值判断，其分别在于：旧的天主教是一脉相承的，至今都还是由罗马教宗来领导；新的基督教则是各自分立的，相当多元化，目前有名可称的新教已达两百多派。
我记得在1986年时，曾赴美国参加一场“世界宗教大会”的研讨会，在分组讨论的时候，我的这一组有一位四十岁的女士，居然声称自己是一位教主。我觉得很好奇，于是请教她：“你这么年轻怎么会变成教主呢？”她回答：“我住在美国得州的南部，整个村子里只有我一个人读过大学，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家乡。当时村里的人星期天找不到牧师，因此请我带他们做礼拜。于是我开始讲解圣经，另外又配合了《易经》和《老子》里的思想。大家觉得我讲得很有道理，就捐钱给我，并且盖了一座教堂，我就变成教主了。”
这就是新教发展的模式之一，往往具有本土色彩——无论到了任何地方，都会与当地的特色结合。只要经济上能够独立，主持者可以自由形成某种特定的解释方式。这种解释方式往往得自于个人的启发，而未必具有完整和一贯的系统。如此一来，容易与原始的基督教渐行渐远，有时候甚至会出现一些奇怪的教派和光怪陆离的传教方式。不过，这里所说的基督教并不只是指新教，而是指所有信仰耶稣基督的这个系统，也就是包括了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这三个系统中，天主教已经存在了两千年，东正教从11世纪开始，而新教则是从16世纪开始。这三个系统全部加起来的人口多达十八亿，是世界各大宗教中排名第一的。
上帝造人：神的形象与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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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这样的“人”具有两点特色：神的形象与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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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24日 11:20 周二
本章延续上一章（存在主义）的讨论，进一步选择一个特定的题材深入分析。关于这个主题，要介绍两位哲学家：萨特和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两人都生长于法语系国家。
萨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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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在当代的思想家中，以无神论作为号召。他反对宗教、反对信仰，公开宣称上帝已经死亡[1]。上一章我们谈过，尼采提出“上帝死了”的观点，而萨特则要将他所造成的后果深入解说。
萨特治学的目标，是要克服自笛卡儿以来的二元论思潮，还要避免走入唯心论的窄路。他采取现象学的方法，试图深入分析“意识”，由此揭示“存在”的真相。
他认为，一切现存与既成的事物，都是“在己”（ensoi;being in itself），意思是“就是在那里”，既偶存又无目的可言。这些东西若想获得“意义”，则须依赖“意识”。譬如，我认为历史上某一段时期是黄金时代，那么它就是如此；如果我改变想法，情况也将随之不同。换言之，如果没有我们这些现在活着的人，在意识中肯定宇宙万物及历史事件的价值，那么试问这一切东西又与化石有何差异？
那么，意识是什么呢？意识就是“为己”（poursoi;being for itself），随时赋予一切事物以意义，但可随时改变之。意识因而是自由的。萨特说：“人被判决为自由的。”自由带来责任，也因而产生焦虑，因为生命是意识的不断活动，永远定不下来。萨特的悲观倾向，由此可知一二。至于他反对宗教，则是因为“神”应该是“在己”加上“为己”，而这种合一关系是矛盾的，因此神不可能存在。
由萨特具体的生活经验，可以看出他排斥宗教信仰的缘故。萨特父系家族的体型比较矮小，母系家族的体型则比较高大，因为父亲早逝，萨特从小就随着母亲生活在高大的女人之间。这些女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每逢星期天都要上教堂望弥撒。小萨特常常跟着去望弥撒，觉得这些人在教堂里面跟在教堂外面的表现完全不同。当他们在教堂里面祈祷的时候，同所有人都好像兄弟姐妹一样，非常亲切和善，离开教堂之后却又像平凡人一般，在背后批评别人，讲坏话，传谣言。
萨特从小就看到人类伪善的一面，因此对于宗教非常反感，认为宗教只不过提供了许多人伪装的借口。譬如，一个人如果有宗教信仰，当他犯错时，只要很虔诚地到教会去忏悔，就可以洗清所有的罪恶，罪恶洗清后，不再感受到任何压力，然后就可能不自觉地回到旧的生活路线上，继续做一些不好的事，如此不断循环；相反，一个人如果没有宗教信仰，没有忏悔的机会，错误就会压迫自己的良知。如此一来，这些人反而能够从错误中得到教训，而让自己在思想、行为上都更为谨慎。由此可知，虽然宗教对人类而言非常重要，最后却往往容易被误用。
存在先于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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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生长于法国巴黎地区，处于法国文化的核心位置，而萨特的文化素养也相当高。在萨特的各种观点中，首先要介绍的是“存在先于本质”。
存在是“选择成为自己的可能性”，亦即在运作“存在”这个动作时，我们尚未成为“自己”。我们必须先选择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最后才会变成这样的人。举例来说，若一个人想要成为医生，那么他在考大学的时候就要选择医学系，接下来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最后才会成为医生。医生就像是这个人的本质，而这个本质是由他过去的选择所造成的结果。
所谓“存在先于本质”就是说，一个人先有选择自己的可能性，最后才使自己得到所选择的内容。每个人都是在生命过程中不断抉择，选择之后才会得到结果。由此可知，一个人的本质是在选择之后所得到的结果，如果没有先作选择，永远不会有后来的那个结果。换言之，人不是“已做成”之物，而是不断在“造就”自己。
当然，许多人找到固定的生活模式，就此安顿下来，这在萨特看来，表示他们接受了“坏的信念”，放弃了作为一个“人”的天职。
“存在先于本质”表达了人类独具的特色，由于描述相当生动，所以一般人提到存在主义时都会想到这句话。这句话凸显出个人抉择的重要性，一个人如果从来不作抉择，就根本没有本质可言，因为他所有的一切都是由别人安排的，他只是一味地接受。一旦接受成了习惯，本质就只是虚浮的，因为这等于这个人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也就是从来不曾认真地考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意识的空无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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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先于本质”的观点非常生动地表现出人的自由，以及自我塑造、自我实现的特色。这种说法固然有它的优点，但也无可避免地造成了意识的空无化。
萨特把上帝搁置一边，认为上帝死了，这等于是要让人类自己变成上帝，变成绝对的主宰，拥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限制。然而，人的意识基本上有一个特色，亦即：意识的目的是要达到意识的内容。例如，我现在意识某样东西，那么这样东西必须真的存在，才能够使我的意识落实。但是由于意识本身有选择性，它会选择要意识什么样的内容，因此经常会对已经现存的一切产生一种否定性，这就是意识的空无化作用。
萨特曾经举过一个例子，说明意识的空无化作用：假设有一天我到咖啡店找彼得，因为我要找彼得，所以我的意识中对彼得有一个清楚的形象。我用这个形象一一去对照咖啡店中的客人，只要这个人不是彼得，就会被我化为虚无。换句话说，因为我心中有“找彼得”这个意识作用，所以所有的“非彼得”都会被我化为虚无。这是意识的第一度空无化作用。如果找到最后发现彼得不在这里，那么就产生了意识的第二度空无化作用，这时连我脑海中原本对于彼得的形象也不见了。
这种描写方式相当生动，在日常生活中也常会发生这种情形，譬如，当我心中想着要找某人的时候，就算眼前有许多人，我也会对他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是因为我的意识太过于专注，以至于根本看不到这个人之外的其他人。换句话说，当我集中注意在某件事情时，就会忘记其他事情，就如同其他事情不存在一般。这就是意识的空无化作用。
第一度的空无化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没有第一度的空无作用，我就无法找到想找的那个人。但是当我想找的人不在这里时，就造成了第二度的空无，这时候会产生一种落寞的感觉，因为所有的一切都落空了。萨特举的例子把意识的空无化作用夸张描写，表达出人在做任何事情，尤其在设定目标加以界定时，所产生的一种微妙的感受。
存在主义擅长把一般人平常心中非常微妙细致的变化，包括怀疑、失望、难过、落寞、兴奋、期待这些感受，加以夸张、放大式地描写，当人们看到这样的描述时会觉得颇有趣味。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受到了现象学的启发。现象学是用自由想象法来描写事物，希望通过描写的方式使一样东西的真相呈现出来。更明白地说，现象学会采取不同的角度进行描写，用各种方法使得一样东西的表面现象，通过这种多方面的描述而慢慢消解。描述到最后我们会发现有些部分是一定存在的，而这些部分就是此物的本质。存在主义者经常使用现象学的方法。
萨特消极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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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萨特认为意识有空无化的作用，因此他的人生观难免倾向于消极。因为人有意识，一个人活在天地之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上不在天，下不在田”，空无化的结果，总觉得只有自己一个人孤单单的。无论一个人过去的生活多么丰富，对未来有什么憧憬、理想，所能掌握的就只有当下这一刹那。
萨特对于意识的特色了解得相当透彻，他曾提到，意识的空无化作用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相互的压力与伤害。试问，人最害怕的是什么？是被别人当成一“物”来注视，因为这种物化是别人以他的意识作用否定了我的主体性。举例而言：假设有一天中午我买了一个快餐，并且找了一间空教室坐下来吃。一个人这样吃饭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并且让人觉得有一种安全感。但是当我吃完快餐后，突然发现有一个人站在门口注视我，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站在那里，也不知道自己被注视了多久。这时候心中会产生一种愤怒的感觉，因为我会觉得他把我当做一个物（a thing）而不是一个人（a person）。人有主体性，不能被当做客体（物），因此当我发现自己被别人当做物来观赏时，会觉得愤怒。这时候我会采取一种报复行动，也就是反注视、看回去。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在新闻中看到，有些年轻人在街上走路，互相瞪一眼就会觉得很生气，接着拿刀互砍，好像彼此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为什么看一眼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让原本没有恩怨的人拿刀互砍？这就说明了，萨特所说的那种意识的否定性作用是非常可怕的，尤其当一个人缺乏对自我的了解、对人性的认识时，确实就只能在当下那一刹那谋求“我的注视比你凶悍、比你更为有力”这种方式，来压制别人。
古代仆人和主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仆人不能直视主人的眼睛，必须低头承受主人的命令。如果仆人两眼直视主人，可能会被认为想造反。长辈和晚辈之间亦同。由此可知，眼神可以用来表达一个人意识的肯定或否定。
萨特的人生观是倾向悲观的。如果一个人主张无神论，认为人死了之后什么都没有，既没有上帝也没有灵魂的存在，那么他的人生是很难乐观积极的，因为“活在这个世界上要乐观奋斗”和“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这两句话是矛盾的。奋斗需要付出代价，如果我们每天努力工作，到最后发现人生一片虚无，那么奋斗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有一次到台湾交通大学演讲，回程时他们安排一辆计程车送我回台北。这位计程车司机是交大的研究生，以开计程车为副业。我们一路从新竹聊回台北，他特地谈到了他姐姐的事情。他姐姐从小成绩非常好，一直到初中毕业都是全班前几名。后来她接触了老庄思想，发现人活在世界上无论怎么奋斗，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因此决定不考高中了。老师、父母知道之后非常担心，联合起来开导她。她说：“那么你们告诉我，人生有什么意义。如果能够说服我，我就按照你们的想法去考试。”于是他们开始讨论，最后的结论是：无论考不考高中，人最后都会死。老师和父母没有办法说服她，因此她真的没有去考高中。一直到现在三十多岁了，还是到处打零工，过着很简单的生活。
这个同学的姐姐想得很单纯，认为人生最后都是死亡，但是却没有想到，从出生到死亡这段路程是漫长的，要怎么走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我们不否认有些人能够走上与一般人不同的路，但是这些人必须能够忍受，甚至是享受孤独，并且也要清楚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作为一个人，最重要的不是有什么成就，而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有些人表面上有很好的成就，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相反，有些人可能找不到工作、到处碰壁，在别人看起来是一个失败者，但是内心却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这也就是说，人生的道路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走法，重要的是，我们要通过人类特点的表现（如理性），让自己有精确思考的能力，能够在许多复杂的、变化的经验现象中，掌握到基本的原则，然后在作抉择时，真正把握到“存在先于本质”的道理。
加 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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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生于法属北非阿尔及利亚，家里很穷，父亲在他一岁的时候就过世了，母亲则是文盲，他求学时是靠着奖学金一路念过来的。加缪的第一部作品《局外人》在1942年出版，当时他才二十八岁。《局外人》出版之后，萨特率先撰写书评推荐，肯定那是一本描述荒谬思想的经典之作。这是一件难得的文坛美谈，因为萨特比加缪大八岁，又是巴黎文化圈的高级知识分子，文坛地位比加缪高出许多。但他却能以宽宏的度量与眼光，推荐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所写的作品。加缪后来的表现也非常杰出，他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才四十四岁，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贝尔奖得主。
与萨特之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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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要介绍一段萨特和加缪交往的轶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军占领了整个法国。当时的法国知识分子为了抗暴，办了一份地下报纸，以激励民心士气。这份报纸的名称叫做《战斗报》，加缪是主编，萨特也和他们有相同的立场。这些人被称做地下抗德分子，经常聚在咖啡馆聊天。
有一天萨特和加缪在咖啡馆聊天，聊到了人的自由的问题。萨特主张因为上帝不存在，所以人有绝对自由，可以为所欲为；加缪则认为不管上帝是否存在，人都无法有绝对自由。这两个命题是完全相反的，因此萨特和加缪开始辩论，由于两人各执一词，谁都无法说服谁。最后加缪想到了一招，他说：“既然你说人有绝对自由，那么请问你能不能把我交给德军，检举我是地下抗德分子呢？”萨特想了半天，最后说：“不行！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向德军检举你！”由此可知，这场辩论最后是加缪赢了。
人没有绝对的自由，就算我们可以为所欲为，最终却不能违背道义，因为违背道义的自由称不上自由，而是一种疯狂的行为！
思想关键：“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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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的思想关键是“荒谬”一词，《局外人》被描述为“荒谬”的经典之作，但是，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更深入剖析了“荒谬”的概念，并且公开指出：“我是在寻求一种方法而非一种学说，我是在从事方法的怀疑，试图造成……白板的心态，作为建构某物之基础。”[2]
荒谬就是不合理，亦即不能用理性去解说的事件。人生许多事情都是不合理的，譬如我们以为大自然很美，事实上大自然根本就是非人性的，无所谓美丑。平常风和日丽的时候，会觉得大自然同自己的心灵好像有一种默契，然而一旦地动山摇，这些原本很美的自然界却忽然之间变得不可理喻，这就是一种荒谬。这个世界被装上一层像人的面貌，但事实上这只是我们的一相情愿而已，大自然基本上是非人化的，它按照自己的规律来运作。
荒谬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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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特别探讨的正是人的理性“要求理解世界”，而世界或大自然却“无法回应”此一要求的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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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24日 11:20 周二
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是20世纪最有特色的思潮。此派的代表人物，各有主张，但皆不离人的“存在”意义，要人真诚而勇敢地面对自身，选择成为自己。
存在主义的影响力可以说历久弥新，这是因为其中某些见解，无论是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对人类都有相当明确的启发性。以下将分别介绍先驱人物：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1813—1855）及尼采，以及代表人物：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Martin Hidegger，1889—1975）与马塞尔（Gabriel Marcel，1889—1973）。
克尔凯郭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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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存在主义，可以从“存在”一词的特殊用法谈起，而第一位必须提到的人物就是克尔凯郭尔。
克尔凯郭尔是丹麦人，具有宗教性的家庭背景。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从小就培养他，希望他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西方文化的精华，甚至可以说任何文化的精华，都体现在宗教信仰之中。无论人们的日常生活如何乏善可陈，都能够借由宗教信仰凝聚出深刻的文化传统。举例来说，在设计宗教建筑时一定希望它能够长久保存，因为它不是给人住的，而是给神或佛这种超越的神明居住的。也因此，人们会将这些建筑建造得金碧辉煌，借由这种具体方式来展示人类心灵的向往。
虽然克尔凯郭尔在宗教气氛的传统下成长，但是他不但不迷信，反而更深刻地去思考“什么是人生”这个问题。
克尔凯郭尔的父亲虽然是一位牧师，但是人生经验相当复杂，他安排克尔凯郭尔接受最好的教育，希望借此弥补自己的过失。严格的管教使克尔凯郭尔的性格显得早熟，与一般人格格不入。譬如，他在宴会上同别人聊天聊到最开心的时候，往往会忽然产生一个念头，觉得自己非常可耻，竟然与群众处得这么愉快。
克尔凯郭尔只有在离开群众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关怀群众，若是与群众在一起则会感到恶心不已。他认为群众基本上是“庸俗”的，聊天的话题总是离不开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流行娱乐。虽然，这其实是相当正常的事情，可是克尔凯郭尔对这些言论却非常不能忍受，他有一次甚至说：“每当我在宴会中和别人谈笑风生时，就会有一种冲动，想拿一把枪自杀算了！”因为他觉得这种生活充其量不过是在浪费时间，浪费生命。
存在是选择成为自己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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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的“存在”（Existence）一词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题材，因为只有“人”有资格使用这两个字。如果我问：“桌子存在吗？椅子存在吗？”这个问题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无论你问不问这个问题，这些东西都是原来的样子，不会改变。宇宙万物之中，除了人之外，都没有资格使用“存在”这两个字，因为“存在”不只是一个名词，更是一个动词——“存在”不是死的，而是活的、有生命力的、能够自由地选择。换句话说，存在就是“抉择”，就是“选择成为自己的可能性”。
人在作选择的时候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选择不成为自己，第二种是选择成为自己。第一种选择显然比较容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习惯伪装自己、遮蔽自己内心真实的情感，扮演别人所期待的角色，而从来不作真诚的抉择，因为我们害怕真诚的抉择会让自己与他人发生冲突。
克尔凯郭尔把“存在”的概念从名词变成动词，凸显出“自由抉择”的内涵。然而他也认为，尽管在宇宙万物中，惟有人有资格使用“存在”二字，却很少人真正去使用。克尔凯郭尔曾经提过一个生动的例子作为比喻：人生就好像一个酒醉的农夫驾着马车回家，表面上是农夫驾马车，事实上是老马拖着农夫回家。因为农夫喝醉了，根本没有清醒的意识，然而老马识途，因此能够把农夫拖回家。
人的一生就犹如走在回家的路上，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之中。只有当一个人清醒的时候才能够决定自己真正要走的路，做真正的自己。因此当代很多议题，如“为自己活”、“做你自己”等，都是由存在主义启发出来的。
克尔凯郭尔提出“存在”这个议题之后，尝试以各种方式来表达。他本身是位作家，作品也具有文学性，相较于哲学著作容易让人望而生畏，他的表达方式显得更能够震撼人心，通过特殊场景、情节、人物的铺陈，让读者犹如置身在一种人与人的互动关系之中。
人生三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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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尔凯郭尔曾经订婚，却因为觉得没有人能真正了解他的内心而解除婚约，尽管未婚妻苦苦哀求，都无法改变他的决定。然而，他的未婚妻后来和别人谈恋爱，克尔凯郭尔又舍不得。由此可知，克尔凯郭尔内心世界所呈现出的是一种孤绝而特殊的状态，一般人确实难以亲近和理解。
克尔凯郭尔指出，人生有三种绝望：不知道有自我、不愿意有自我和不能够有自我。“绝望”看起来似乎是相当普通的两个字，但内涵却很特别。一般人谈到绝望时，可能会想到失业的绝望、落榜的绝望、房子倒塌的绝望等，事实上，这些都不能算是真正的绝望。真正的绝望是一种内在的体验，无关乎外在目标的达成与否。
（一）不知道有自我
这种绝望是指，一个人在世界上奋斗了许久，却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有追求代表有欲望，有欲望则代表一个人愿意激发内在潜能，朝着目标奋斗。然而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也不知道追求什么才能得到真正的安顿，这是由于我们不知道有“自我”。
从小我们就被教导、被塑造来迎合社会的需要，学习如何追求成功。然而，这种成功是相当外在化的（拥有车子、房子、家庭……），人的生命绝对不应该只以这些为满足。因此克尔凯郭尔认为，如果人不知道有自我，庸庸碌碌过了一生，到最后也只是一场空，这样的人生没有什么意义。
（二）不愿意有自我
当一个人发现了自我之后，接下来必须问：“愿不愿意有自我？”有些人发现自我以后，却不愿意有自我，因为要独自面对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随时带着手机，让自己显得很忙碌，在校园里面一边走路、一边打电话，行色匆匆，似乎自己是很重要的人物。然而，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很多时候不一定非这样不可。此外，有了自我，就意味着人必须开始为自己负责，而为自己负责的压力是非常沉重的。
庄子曾说：“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庄子·大宗师》）意思是说，当泉水干了以后，鱼躺在陆地上，必须互相吹气湿润，让彼此都可以活下去，这时候鱼知道自己是鱼，却活得很辛苦。只有当鱼回到水中而忘了自己是鱼，才是鱼最快乐的时候。人却不一样，或许当人在群众之中而忘记自己是谁时，的确很快乐；但是这种快乐无法持久，因为群众的聚集总有散场的一刻，人最终必须独自面对自己。庄子的比喻中所说的“水”，是指道家的“道”[1]；而与群众相处时的热闹气氛，正是“相呴以湿，相濡以沫”，最后转眼成空。
我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很少参加应酬，就是因为我不喜欢散场之后孤寂的感觉。譬如，我们有时候和朋友聚餐，大家一起吃饭、喝酒相当开心。然而，正当所有的人酒酣耳热、高兴得忘我时，餐厅却到了该打烊的时间。这好像突然之间被浇了一盆冷水，发现原来所有的快乐都只是幻觉，之后又必须重新回到现实的世界。
一个人是否要成为自我，必须通过自己的选择。如果不愿意成为自我，也会感觉到绝望。（不愿意成为自我又能成为谁呢？）这就是“不愿意有自我”的绝望。
（三）不能够有自我
假设一个人愿意成为自我，努力做一个真诚的人，最后却发现不能成为自我，不能“有”自我（存在主义用到“有”这个字时，并非真的是指“有”，而是指“是”的意思），这时候常会觉得自己能力不够，而必须走很长的路来实现自我，因此会感到非常绝望。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是非常孤单的，而坚持下去是否会有好的结果，更是未知数。
克尔凯郭尔是一个宗教信徒，因此他通过对宗教的信仰来面对这种不确定感。他曾说：“一个人如果不信神、不做宗教徒，还不如自杀算了。”这是因为通过宗教，能够让人作出抉择，并且活出特定的生命形态。
人生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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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尔凯郭尔认为人生有三个阶段：感性阶段、伦理阶段、宗教阶段。
（一）感性阶段
一个人在青少年阶段往往会以感性为主，所谓“感性”，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这句话用了两个“今朝”，是为了强调他不想昨天，也不想明天，而只看当下，现在。昨天发生的事已经过去了，悔恨又能如何？同样，即使我告诉你：“今天好好努力，明天就会有好的成果。”可是有没有明天呢？像台湾地区时常发生地震，谁知道自己是不是哪一天睡着就再也无法醒过来了？
由上述可知，感性阶段的心态是偏向享乐主义的。享乐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必须先思考两个问题：
第一，享乐分为很多层次，若只把享乐定位在身体的、本能的需要，是属于较低的层次。因为人的生命有整体的需求，而感官的满足来得快、去得快，刺激必须不断增强，但是效果则会渐渐递减，到最后变成完全没有自我，活在一个官能的流动过程之中，这种享乐的背后实际上是痛苦。比较高境界的享乐不容易得到，但得到以后能够长久保持，而且这种快乐是内求于己，而非依赖其他的因素和条件。因为越是依赖外在的条件来满足，这种享乐就越没有保障。
西方有许多主张快乐主义的流派，譬如希腊时代，以伊壁鸠鲁（Epikouros，公元前341—前270）为主的伊壁鸠鲁学派（Epicureanism）。这个学派是典型的享乐主义，但是他们的主张是一种温和的禁欲主义。这是由于他们了解，唯有温和地自我节制，才能够长期保持真正的快乐。
伊壁鸠鲁
Epikouros
公元前341—前270
希腊哲学家，立说主旨在于助人解脱对神明以及对后世的恐惧，由此带给人内心的平静。他认为，神明不会干涉人间事物，并且人死之后灵魂亦随之幻灭，所以人无须担心来世。他主张人生目的在于“快乐”，所以被后世称为快乐主义，但是他所谓的快乐不是放纵欲望，而是温和节制、平静安详地生活。
第二个问题则必须考虑自己本身的性向，以及人生的目的。很多时候人要达成一个伟大的目标，必须经过许多痛苦的考验，尤其目标越高尚、越伟大时，过程就会越辛苦。牛顿说过：“天才只是长久的耐苦。”当一个人认定了值得奋斗的目标，了解那就是他的召唤（calling），而努力去拼凑属于自己的图案，他的人生才有意义，反之则不过消消散散地度过一生罢了。
感性阶段的特色是“外驰”，亦即“向外追逐”。这个阶段的人到最后会感到忧郁（melancholy），因为他们会觉得只有今天没有明天，而过去的自己又不再回来，因此生命好像落在中间，无所依恃。此时人们会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呢？”这就如同置身在悬崖边，前方是一片迷雾，必须自己选择是否要“跃”[2]过去。若选择跳过去，就进入了伦理阶段。
（二）伦理阶段
此一阶段的特色是“向内要求自己”，把过去、现在、未来连贯起来，如此一来，生命就完整了。举例来说，如果我告诉所有同学下星期要考试，那么下星期一定要兑现这个承诺，否则就是没有伦理的观念。如果我下星期到学校，因为心情很好，临时决定不考试，固然皆大欢喜，但这样等于过去和现在没有连贯，生命无法完整。
然而，伦理阶段并不是终点，仍然要继续往上提升。我们在第三章曾经提过，七大罪中的第一罪就是骄傲，一个人有了道德之后，便很容易出现“道德上的骄傲”，好像政治人物在掌权之后，很容易出现一种民粹主义所造成的“权力的骄傲”，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人民选出来的，所以比别人高一等。然而道德的骄傲更为可怕，当一个人在道德上反省自己、肯定自己的时候（如没骗过人、没诽谤过人、没有杀过人等），便会开始产生骄傲的心态。
事实上，一个人在道德上不曾有过失，并不尽然表示他的道德水平真的优于其他人，有可能只是因为他不曾受过真正的诱惑和试探。例如，有人拿一份公文叫你签名，只要签了就可以赚一大笔钱，难道你的内心不会挣扎吗？换句话说，很多时候只是我们没有机会碰到这种事情罢了。
（三）宗教阶段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面临两难的抉择，或遇上道德的困境，这个时候则必须“依他”。本质上人的生命是脆弱的，而能力也是有限的，所以宗教里面的“依他”也是一种真诚的表现。
经过实实在在的反省，会发现自己的生命在很多方面非常脆弱；接受这个事实，并且认识宇宙之中有更大的力量，它是生命的来源，也是生命的归宿，如果没有它，人的生命根本不可靠，就如同风一吹过，芦苇就折断了一般。若人不运用理智去想得透彻，那么他的生命可以说是毫无价值、毫无尊严可言。
因此，这个时候我们必须问自己是否要“跃”过去——跳过去寻找一个“它”。这个“它”并不是指向外追求，而是找到了自己生命的基础，也就是诚心皈依了宗教信仰。
克尔凯郭尔为“存在”这两个字，揭示了新的意义，让我们思考的角度开始转变：把人的生命当做一种在每个刹那之间作抉择，选择成为自己的过程。存在是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所需要的就是“选择成为自己”，做一个真诚的人。所谓真诚的人，就是要对自己负责、忠于自己。
许多哲学家都说过类似的话，譬如孔子曾说：“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篇》）亦即，对孔子而言，把对一个人的怨恨隐藏起来，而在表面上做朋友，是一件令人不齿、不屑的行为。一个人要有所不为，才能够有所为，而这也正是存在主义所要警醒我们的一点。
尼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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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是德国人，同样出身于具有宗教背景的家庭，家中信仰路德教派（基督新教）。然而尼采年纪很小就对宗教信仰产生怀疑，上大学之后更进而主张无神论，后来成为著名的无神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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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24日 11:20 周二
人有理性，自然就会思想。然而，思想造成的结果不仅千差万别，并且难以预料。我们经常会觉得，虽然大家都是属于“人”这一类，但是彼此沟通的时候却又困难重重，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本章提出四种思想方法：逻辑、语言分析、现象学、诠释学。这四种思想方法各有不同的对象及目的，若能善加应用，人的思考将更为清晰，更容易找出问题的关键，也更有益于沟通与处世。
逻辑（运思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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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就是运思的规则，规则是客观的，人一旦开始思考，就会希望能够合乎逻辑。
究竟什么是逻辑？传统逻辑主要讨论三种内容：概念、判断、推论。以下试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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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是指我们平常使用的名词，譬如太阳、月亮、花、草、树木等，任何可以想得出来的名词，都称为概念。谈到概念的时候，必须将“意义”和“意象”分辨清楚。
由此可知，每个人对概念都会有一些经由自己主观经验所形成的特殊意象，很少有人能够完全避开意象，专门就意义的部分与别人沟通。然而，学习逻辑首先就必须试着把意象放在一边，仅仅就概念的意义来与别人进行思想上的交流，因为意象会带来个人的种种情绪与反应，以至于很难达成交流的效果。
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个概念的意象会有相当大的差别。举例来说，外国人听到龙（dragon）这个字会觉得很恐怖，因为在《圣经》的故事中，龙是蛇的变形、人类的敌人，会诱惑人类犯罪，因此西方人认为龙是恶魔的化身。然而，对中国人而言则不是如此，因为在中国古代的社会中，通常认为龙是吉祥的象征，天子就称做龙。其他的概念也常常会有意象上的差别，因此在和别人沟通时，首先必须区分概念的意义和意象，才能够进行有效的思考。
判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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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以上的概念结合在一起，会形成“判断”。
以西方来说，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模式是“A=B”（A就是B）。A代表主词，B代表述词。举例来说，在“台大学生都是好学生”这个句子当中，“台大学生”和“好学生”分别各是一个概念，而通过“是”或“不是”把这两个概念连接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判断，因此“台大学生都是好学生”这个句子就是一个判断语句。任何一个完整的想法或语句，都是一个判断。判断又称为命题，表示当人把主张表达出来之后，就变成客观命题，可让他人看到、听到，甚至可以研究真伪。
判断总共分为四种：全称肯定、特称肯定、全称否定、特称否定。在国际通用的符号中，分别以A、I、E、O四个字母来代表这四种判断。因为拉丁文的“肯定”是affirmo，所以用A与I代表肯定句；因为“否定”是nego，所以用E与O代表否定句。各取这二字的前面两个母音来界定。
全称与特称均针对主词而言，全称即“所有”、“全部”，特称即“有些”、“某一些”。以之前所举的“台大学生”与“好学生”为例，A、I、E、O四个命题分别是：
※ 全称肯定（A命题）：所有台大学生都是好学生。
※ 特称肯定（I命题）：有些台大学生是好学生。
※ 全称否定（E命题）：所有台大学生都不是好学生。
※ 特称否定（O命题）：有些台大学生不是好学生。
我们讲出来的任何一句话都可以还原到最基本的判断，而这个判断必然属于A、I、E、O四个命题中的一种。
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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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就是从既有的判断推衍出新的判断。在逻辑上称为推论，在我们的思想中则称为推理。以下要介绍三种推论方式：直接推论、三段论法、两难推理。
（一）直接推论
直接推论是最简单的推论方式，共有三种形式：A → I，I → I，E → E。由A命题推论时，主词与述词互调后，只能推论为I命题，而不能推论为A命题，举例来说，若要从“所有台大学生都是好学生”这个句子推出一个新的命题，则必须推论为“有些好学生是台大学生”，而不能推论为“所有好学生都是台大学生”；I命题则仍然是推论为I命题，譬如“有些台大学生是好学生”，可以推论为“有些好学生是台大学生”；E命题亦是推论为E命题，譬如“所有台大学生都不是好学生”，可以推成“所有好学生都不是台大学生”。
O命题则无法作直接推论。也许你会感到怀疑，因为在“有些台大学生不是好学生”这个句子中，似乎也可以将其推论为“有些好学生不是台大学生”。若举其他的例子，譬如“有些人不是好人”这个句子，就无法将其推论成“有些好人不是人”。由此可知，O命题是不能直接推论的。
直接推论看似没有太大用处，事实上并非如此。举例来说，在《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话：“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论语·述而篇》）意思是：老师在这天哭过，他就不再唱歌了。我们可以把这句话推成：老师在这天不哭，他就“可能”唱歌。也就是说，“老师今天哭，就一定不唱歌”并不代表“老师今天没有哭，就一定唱歌”，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老师今天唱歌，那就代表他一定没有哭”。换句话说，“老师今天哭，就一定不唱歌”是一个E命题，它可以推出另一个E命题，即“老师今天唱歌，就一定没有哭”，但却不能推出“老师今天没有哭，就一定唱歌”。
由这句推论可以想见：孔子是感情丰富并且懂得自得其乐的人。孔子为什么常有机会哭呢？因为他的职业是为人办丧事，譬如，《论语》中说“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论语·述而篇》），又说“丧事不敢不勉”（《论语·子罕篇》）。眼见别人的痛苦，孔子也会同感悲伤。另一方面，“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论语·述而篇》）。孔子若是某日没哭，就很可能找学生一起唱歌，自得其乐了。从这些资料去认识孔子，就不会以为他是个老学究了。
（二）三段论法
所谓的三段论，是指大前提、小前提、结论，譬如：“凡人皆有死”（大前提），“苏格拉底是人”（小前提），所以“苏格拉底会死”（结论），这就是三段论法。
三段论看似很容易，但其中也会有些陷阱，举例来说，从“黄牛吃草”（大前提），“张三是黄牛”（小前提），推论出“张三吃草”（结论），看起来似乎很合理，但这个推论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在这个三段论中，“黄牛”这个概念是歧义的：大前提中的“黄牛”指的是一头真正的黄牛，小前提中的“黄牛”指的却是倒卖电影票的“黄牛”。因此，虽然大小前提看似没有问题，但整个推论却是有问题的。这说明了，我们在运用逻辑思考的时候，概念必须准确，而不能够有歧义（一个概念有两个不同的意义）。[1]
（三）两难推理
这是指两方面的立场看似都能够成立，结果则是流于诡辩。举例来说，古希腊时期有一位哲学家毕达哥拉斯（Protagoras），他是辩士学派的代表人物，专门教别人如何辩论。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年轻人，资质非常优秀，就要这个年轻人跟着他学习辩论。这个年轻人家境清寒，毕达哥拉斯特准他学成之后再交学费，他与这个年轻人约定说：“你毕业之后去和别人打官司，如果打赢就代表你学成了，那时候就要付学费给我；如果打输就代表没有学成，也就不需要付学费了。”
这个学生毕业之后，打赢了很多场官司，但就是不肯交学费。最后毕达哥拉斯对这个学生说：“我现在要去告你，如果法官判决你胜诉，那么按照我们的合约，你应该付我学费；相反，如果法官判决我胜诉，那么按照法官的判决，你也应该付我学费。因此，无论法官判决你胜诉或者我胜诉，你都应该付我学费。”这个学生听了以后回答：“如果法官判我输，那么按照我们的合约，我不需要付你学费；相反，如果法官判我赢，那么按照法官的判决，我也不需要付你学费。因此，无论法官判我输或者赢，我都不需要付你学费。”事实上这是一种诡辩，而两难推理也的确很容易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再举个例子来说明两难推理：据说有一些伊斯兰教徒在中世纪时曾经占领一座图书馆，并下令把里面的书全部烧掉，因为他们认为，书中的内容要不就是真理，要不就是异端。如果书中的内容是真理，那么就和《古兰经》一样，既然已经有了《古兰经》，那么就不需要这些书；相反，如果书中的内容是异端，那么更是非烧不可。因此，无论这些书是什么样的内容，都必须被烧掉。类似的观念与做法，在其他宗教中也可以找到例证。
以上所介绍的就是逻辑，也就是思考的规则。如果想进行比较精确的思考，那么从概念开始就要尽量减少意象的干扰，掌握概念的意义。接着作判断的时候，则必须分辨：这是A、I、E、O中的哪一种判断，它能够如何推论、如何转换？这些都是重要的基础，如果能够纯熟运用，就可以轻易应付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及挑战。
我有一个朋友结婚十年，有一天大家聚在一起，他的太太开始抱怨，说他结婚十年以来从来不洗碗。这个朋友于是慢条斯理地拿了一本笔记本出来，说：“我在某年某月某日洗过一次碗。”如果按照逻辑来说，他的反驳是有效的，因为“从来不洗碗”是一个全称否定命题，只要有一次例外，就不能成立。就好像如果要反驳“台大学生都是好学生”这个命题，只要找出一个不是好学生的台大学生，就能够让这个命题无法成立；同样，如果要反驳“台大学生都不是好学生”这个命题，只要找出一个是好学生的台大学生，也就能够使这个命题无法成立。
由此可知，说话的时候首先要注意逻辑上是否有效，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训练。也可以加一些修饰词，譬如：大概、或许、差不多、好像、似乎等，这样自己表达出来的意思就不会太过极端，而产生语病。我有一个朋友到意大利旅行了三次，三次都被偷，因此回来的时候讲了一句话：“意大利人都是小偷。”当然，意大利有很多小偷是事实，但怎么可能“都是”小偷？人们说话常喜欢使用一些全称命题，因为这样比较具有煽动的效果，能够让别人注意到自己所要强调的内容。然而，在这同时却忽略了逻辑上的有效性。
语言分析（表达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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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重要性，在于它不只是日常生活中为了沟通而使用的工具，事实上，人是在语言里面出生及成长，语言的影响远超过我们所能觉察的。当代西方的文学、哲学等方面，都跟探讨语言对人的影响脱离不了关系，也因此语言分析变成一个复杂而又重要的题材，无论是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乃至于后现代主义，都和语言的使用有关，诠释学就更不用说了。
本章的主题是思想方法，因此在此只介绍语言最简单的部分，也就是语言的使用。
语言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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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目的是为了发挥表达的效应，表达需要具有明确、一致、普遍这三项条件。
（一）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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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24日 11:00 周二 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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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与人生．2／傅佩荣著．—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1
（傅佩荣文集）
ISBN 978-7-5640-3772-7
Ⅰ．①哲… Ⅱ．①傅… Ⅲ．①哲学–文集 Ⅳ．①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1886号
出版发行／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 编／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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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911084（读者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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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开 本／787毫米 × 1092毫米 1/32
印 张／8.625
字 数／150千字
版 次／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2.00元
责任校对／王 丹
责任印制／母长新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推 荐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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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
哲学课可以是最令人生厌的，也可以是最引人入胜的，就看谁来上这门课了。谁来上是重要的。与别的课以传授知识为主不同，在哲学课上，传授知识只居于次要地位，首要目标是点燃对智慧的爱，引导学生思考世界和人生的重大问题。要达到这个目标，哲学教师自己就必须是一个有着活泼心智的爱智者。他能在课堂上产生一个磁场，把思想的乐趣传递给学生。他是一个证人，学生看见他便相信了哲学决非一种枯燥的东西。这样一个教师当然不会拿着别人编的现成教材来给学生上课，他必须自己编教材，在其中贯穿着他的独特眼光和独立思考。
傅佩荣先生的《哲学与人生》就是这样的一本教材。他开设的这门课程在台湾大学受到热烈欢迎，被学生评为“最佳通识课程”，我读了以后觉得是名实相符的。傅先生对于哲学真有心得，而且善于作简洁清晰的表达。比如在讲解哲学是“爱智”时，他把“爱智”定义为“保持好奇的天性，探询一切事物的真相”的生活态度，把“智慧”概括为“完整”和“根本”两个特征，又将“爱智”的“爱”解释为温和而理性的“友爱”，而与狂热的“情爱”、浮泛的“博爱”相区别，令人感到既准确又颇具新意。我还欣赏傅先生眼界和心胸的开阔，没有门户之见，在他的课程中做到了两个打通。一是打通各个精神领域，讲哲学而不局限于哲学学科，分别列出专章论述神话、艺术、宗教、教育对于人生哲学的特殊贡献，把人生问题置于文化的大视野中来考察。二是打通中西哲学，西方的重点放在苏格拉底和存在主义，中国则着重阐述了儒道二家哲学的内在理念及其价值，博采众家之长，在建构现代人生哲学时对一切思想资源保持开放的心态。
人们是否赞同本书中的某些具体观点，这丝毫不重要。一个优秀哲学教师的本事不在于让学生接受他的见解，而在于让学生受到他的熏陶，思想始终处于活跃的状态。我对哲学课的最低和最高要求是把学生领进哲学之门，使他们约略领悟到哲学的爱智魅力，但这岂是一件容易的事！多少哲学教学的结果是南辕北辙，使学生听见哲学一词就头痛，看见贴着哲学标签的门就扭头，其实那些门哪里是通往哲学的呢？因此，在向读者推荐本书的同时，我期待我们通识课程的改革，从而出现一批真正能把学生领进哲学之门的哲学教师和哲学教材。
自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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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人生
先引一段简单的对话。
学生问：“人生有什么意义？”
老师答：“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你可以不断地询问：‘人生有什么意义？’”
这是一段真实的对话。人生无异于询问的过程，因为人有理性，所以要求解释，于是每一个人在生命的某一阶段，总会浮现一种深刻的愿望，想要了解“与自己有关的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哲学”作为一门学问，原来只是一种生活态度，就是保持好奇的天性，探询一切事物的真相。这种态度称为“爱智”。自从苏格拉底说“没有经过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许多人开始觉醒，并且思考自己的人生应该何去何从。的确，哲学脱离人生，将是空洞的；人生缺少哲学，将是盲目的。方东美先生说：“哲学不能烘面包，但是能使面包增加甜味。”换言之，哲学不能当饭吃，但是能使人知道吃饭是为了什么。
我自十八岁开始研习哲学，至今三十五年。先由西方哲学入手，知道哲学家必须具备“澄清概念、设定判准、建构系统”的功力，否则难以形成一贯的见解，更谈不上引领时代的思潮。西方如此，中国亦然。我近年致力于解读儒家与道家的经典，发现其中所蕴涵的人生智慧，可以与西方哲学家的最高境界并驾齐驱而相融互摄。经由合宜的诠释，我们可以同时品味及享用中西双方的成果，进而在回答自己“人生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时，会觉得充实、圆满而喜悦。
我在台湾大学为全校同学所开的通识课程，名称即是“哲学与人生”，十余年来选课学生将近一万人。我在设计课程内容时，兼顾西方与中国，侧重人生与文化，而以哲学的思辨方法贯穿其间，以下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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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24日 11:00 周二 结论：文化的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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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与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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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本土也不例外，譬如原住民有原住民的文化，不同族群之间都会有所差异。除此之外，还有大陆人、闽南人、客家人的文化。由此可见，文化是多元的。多元是指各个文化自成系统，跟其他文化可以互相对照参考，但是无法完全融合为一。
多元化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1994年之后，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1927—2008）提出“文明冲突理论”。他指出，二十一世纪将会出现三大文明的冲突：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儒家文明[3]。可能有人会问：“既然提到多元化，为什么没有谈印度教或佛教等宗教？”这是因为这些宗教有轮回的信仰，他们把生命的重点放在来世，因此不会在这个世界上你争我夺。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要争的是千秋，而不是一时。但是，离开一时，千秋何在？信仰印度教与佛教的地区，现代化缓慢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相信轮回，所以何必急着现代化？现世的舞台就留给其他宗教去表演吧。
然而，其他宗教照样有许多冲突，这都是由人的欲望所造成的，譬如扩充经济实力、成就世界霸权等。并且，一个社会本身的文化，往往要通过排他性来产生内聚力。
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当前许多大国的目标，希望促进世界地球村的实现，但是基本上有各种经济的考量，譬如签署京都协议，主张限制能源的使用。而事实上，美国本身是最应该被限制的，美国人口只占全世界的百分之四，却消耗全世界四分之一的能源。美国希望其他国家不要发展核子武器，是因为自己已经部署完毕，这种心态相当主观。美国总以圣人自居，要求所有国家相信它，由它来安排世界的秩序。全球化如果从既成的现实条件出发，实在是不公平也不可取的。
全球化其实不可能实现，因为如果真正达成全球化，全世界应该只使用一种语言，也就是最强势的英文。你能想象以后中国人人与人之间都以英文交谈吗？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文化是一代一代发展下去的，不可能从某一代开始，每个人的英文全部提升至流畅娴熟之境。并且，如果使用英文，要学习什么材料？莎士比亚吗？文字和语言是人类生命的重要内涵，我们怎么可能舍弃中文？“9·11”事件之后，本·拉登的威胁一直对美国形成困扰，有人问：“恐怖分子到底如何才会停止攻击美国或自由世界？”答案是：“所有美国人都改信伊斯兰教。”美国人会因此改信伊斯兰教吗？当然不可能，因为逼到极端，他们也会起而捍卫国家。
目前谈论全球化所得到的结论，只是一些很边缘的题材，譬如：要重视环保问题；或者，要有全球伦理、各国互相尊重等。这些主张既空洞又抽象，实现之日遥遥无期。
各文化基本理念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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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文化基本理念（如宗教）之间，要如何沟通？在这方面，儒家与道家可以扮演重要角色。这是我最近所持的观点。上述提到儒家的人性论与道家的自然观，这两种想法可以让全世界接受。譬如，主张人性向善，做人以真诚为本。一个真诚的人，会发现内心的强大力量，而实践自我的时候，则需要适当的礼与法来规范。这种说法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至于行善的程度，则要配合各自的信仰去实践。
儒家对人性的看法没有任何勉强之处，不会因为相信人性向善论，就无法接受原罪说。相信人有原罪，是一个人的信仰，但是活着的时候，该做的事不做，或者做了不该做的事，都会心里不安。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我在比利时与荷兰教过一些外国学生，我特地问他们，在车上看到老太太站着，如果自己不让座，是否觉得不安？外国学生听到这个问题都要思考一下，因为在欧洲很少发生这种情况，每个人上车几乎都会有位子可以坐。但是他们想过以后的答案都是肯定的。这说明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性向善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
道家的自然观也很容易让人接受。现在全世界都在谈环保，这种问题很难从儒家的角度切入，因为古代没有生态破坏；如果从道家的角度切入，好像层面又太高，因为道家基本上是欣赏大自然。但是道家的思想确实能够让人看得更远。由此可知，古代的智慧对现代人而言，反而变成对未来很好的引导。
我对中华文化深具信心，正因为我认为儒家与道家这两种思想，对所有现代人都是重要的参考，并且不会引起任何冲突。所以，文化的沟通绝非不可能，只要从人类的生命经验去作适当的解释，就能够顺利开展。
在善的基础上发展真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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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可以说是“人与人之间适当关系之实现”。研究西方哲学的人都知道，善是不能定义的。有人说：“善是做该做的事。”但什么是该做的事？或是说：“善是恶的反面。”那么，什么是恶？也有人说：“善是结果有利于大家的。”但是一般人不会做有利于群体的事，而会做有利于自己却伤害群体，或者是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群体的事。这样继续推衍，善将变成一种实效主义或效益主义。由此可知，善的原则很难厘定。
康德对于善的要求很严格，他认为善是“我认为该做我就做，不考虑任何效益”。举例来说，如果我到医院探病，对生病的朋友说：“我来看你不是因为我喜欢你，也不是因为看了你心里比较愉快。我来纯粹因为你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应该来探望你的病。”这种态度才是康德所谓的善。但是对方听到这番话一定会觉得：“你回去算了！”
康德这种看法自有高尚的理由，亦即你去做一件该做的事，不是为了任何理由，纯粹是因为你该做，所以做。遵守义务与规则，远超过你对一个人的好感与情意。然而这种冰冷的人际关系，不太符合实际的生活情况。而儒家所说的“为善最乐”，与康德所说的“为善不乐”，两者也难以相容。
一旦我们能建立行善的原则，就可以谈真与美了。真与美其实都需要机缘。譬如求知就需要机缘，一个人如果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将变成文盲，不过他还是生活愉快，因为他可以一生行“善”，实现自己与别人之间的适当关系。
再谈到审美。审美是很主观的，一个人觉得美的，在另一个人眼中，可能完全没有感觉。譬如，你去看马蒂斯的画展，也许看不出其中奥妙，只知道价格高昂。又如听音乐，如果问一个音乐系学生，哪些乐曲比较好听，他一定会推荐贝多芬、莫扎特、巴赫这些音乐家的作品。但是你听了可能无动于衷。那么，到底什么才是美？美是由别人所界定的吗？当然不是。
总而言之，善是人生的基础，由此再随机缘增加真与美的部分。这三者互相配合，生命才能发展得比较圆满。哲学之有益于人生，就在于阐明这其中的道理，开拓一条人人可行的康庄大道。
[1] 他的名著是《中国科学技术史》，内容多达数十卷。
[2] 分别参见《论语·子罕篇》与《论语·述而篇》，以及本书第一章注。
[3] 亨廷顿对儒家的理解是有偏差的。他把儒家等同于中国内地的政权，把中国内地经济的发展当做儒家文明势力扩充的具体表现，并且将其加入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这两个长期处于对抗的文明，使之变成三个文明鼎足而立。
2025年6月24日 11:00 周二
引言：中国有哲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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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了西方哲学的思考模式之后，许多人心中难免浮现一个疑问，就是：中国有哲学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任何一个群体所形成的文化中，一定有其属于哲学的部分；并且，中国古代也确实出现了可以称为哲学的几派思想。以下先就这两点稍加说明。
有文化必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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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有文化必有哲学。我们将在本书第七章《文化的视野》中，详细探讨此一观点。在此，不妨先作简单的剖析。文化有器物、制度、理念这三个层次。理念层次保存的是无形而重要的理想及观念，通常展现于文学、艺术、宗教与哲学中。哲学的特色在于进行“完整而根本的”思考，再以几个关键概念来解释宇宙与人生的复杂现象。譬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显然代表人类的信念；而哲学的任务在于探讨：何谓善与恶？如何分辨善与恶？人为何应该行善避恶？在善恶报应无法公平时，又作何解释？
因此，如果没有哲学，文化中的理想与观念无法得到澄清与辨明，而人们的生活只能依赖宗教中的信仰及习俗中的禁忌来维持稳定。事实上，每个民族在古代都有一段很长的时期，正是如此度过的。这一点我们在《哲学与人生》（Ⅰ）第四章《神话与悲剧》中，也曾以西方为例说明。换言之，哲学是“化隐为显”的工作，把隐含在生活秩序中的信念，以清晰的概念展现出来。
譬如，在孔子（公元前551-前479）之前的一千多年，中国有三部主要的经典，就是《周易》、《尚书》、《诗经》。这三部经典所保存的不只是古人经验的记录，还有他们长期生活中所提炼出来的智慧。《周易》从自然现象的变化，看出人类趋吉避凶的法则；《尚书》从帝国朝代的兴亡与更替，看出“天命”的基本要求；《诗经》则充分反映了古人对正义与仁爱的信念，以及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哲学的根苗早已在滋长之中，只是等待时机成熟及哲人的诞生。
我们稍后讨论中国哲学的起源时，会针对《周易》与《尚书》的相关材料，揭示其中有所谓的“变化哲学”与“永恒哲学”。在此所谓的哲学，是指其中有丰富的思考成分与完整架构，足以让人安身立命。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属于“早熟的文明”，与其他文明相较之下，显示高度的礼乐文化以及合理的人文精神。这种说法是可以成立的。
中国古代的哲学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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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到了春秋时代，传统的政治结构开始崩解，于是好学深思的人勇于提出新的理念来说明宇宙与人生是怎么回事。庄子（公元前369—前286）是战国时代的道家代表，他的著作中有一段话，描写“古代”（哲学家出现之前）的状况。他说：“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庄子·天下》）意思是：“古代的人真是完备啊！他们配合神明，取法天地，抚育万物，调和天下，恩泽推及百姓，明白治国的根本原则，也不疏忽法度的末节，不论时间空间上的任何领域，事情上的小大精粗，他们的功用都无所不在。”
随着此一理想世界幻灭之后，各家各派的学者竞相发表言论，意图引动风潮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当时声势较为显赫的有六家，就是：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其中又以前三家特别值得留意。譬如，儒家以理性而温和的态度，希望通过经典的诠释而“承先启后”；道家则有“革命派”之称，因为他们主张“以道取代天”，由此避开天与天子（人间帝王）之间的复杂纠葛，重新恢复自由思考的无限领域；墨家则有“保守派”之称，因为他们依然坚持相信“天志”，认为上天希望看到人间和乐，同时人们必须学习“兼爱”，以无私与无差等之心，平等对待每一个人。墨家团体不仅保守，并且强人所难，以致到了秦汉之后就失传了。
法家思想在战国末期大为盛行，最后还帮助秦始皇统一天下。不过，此派的重点在于取得现实世界的成功，侧重手段之效用，而忽略“以人作为目的”的立场。秦朝二世而亡，亦与此直接有关。譬如，法家以韩非为代表，他一方面师承儒家的荀子，另一方面以《解老》、《喻老》来诠释道家老子的思想，这两种不同体系的哲学糅杂之后，无法形成一套体大思精的系统，以致在谈及宇宙与人生的问题时，程度既有限，说法又牵强，到了后世就无法持续吸引人才，加以发扬光大了。
此外，名家强调名实关系与修辞辩论，虽有趣味但大多止于“言谈”层次，对实际人生并无影响。而阴阳家在汉代虽有辉煌时期，但其思想局限于具体形质的宇宙，却又辅以灾异之说，以致在天象与人事之间逞其聪明，乃日益远离理性之途，成为历史陈迹了。
因此，只有儒家与道家演变而为中国古代两大学派，从此一路左右并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与基本心态。直至今日，一谈到中国哲学，立刻跃上舞台的即是儒家与道家。不过，这两派哲学并非凭空出现，在它们之前的一千多年，中国已经拥有两套思想系统，可以称为中国哲学之“起源”。以下分别加以说明。
中国哲学之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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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哲学之起源，我服膺业师方东美先生（1899—1977）的主张，认为早在儒家与道家出现之前，中国人在理念上已经肯定了一套永恒哲学与一套变化哲学。这两套哲学有如火车的双轨，使中国民族长期存续发展。那么，它们如何构成相辅相成的双轨？
首先，人为万物之灵，其灵在于觉知自身的处境：一方面是在时间之流中，思索如何面对刹那生灭的变化；另一方面，又想辨明自身存在的意义，亦即理解此一短暂人生究竟有何目的。一个文化传统，如果侧重前者，就会强调因应变化，顺势而行，求取今生今世最大的成就与利益。历史上许多帝国皆在极盛之时，种下败亡的因素，最后沦为考古学所研究的遗迹。那么，如果侧重后者，情况又会如何？会凸显其信仰层次的建构，争千秋而不争一时，因为企盼来世之报应而能够忍受此世一切苦难。这样的民族往往具有鲜明的宗教性格，但是也因而可以绵延不绝。印度人与犹太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印度人的传统信仰是印度教，配合种姓制度的社会结构，相信轮回转世之说，因而在承受苦难的能力上高人一等。他们重来世而轻此世，重修行而轻享乐，不易与人为敌，自然也没有亡国灭种之虞。犹太人相信惟一真神，更深信自己是真神之选民，因此历经三千多年的颠沛流离，还惨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浩劫”，却依然存续下去，并且多难兴邦，培育出来的杰出人才，在人类心智与灵性的领域闪耀光芒。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重永恒而轻变化。试问：谁愿意保有宗教信仰而在现实世界一筹莫展？谁不希望两者兼顾，相互搭配而持盈保泰？中国古代就达成了此一理念。或者更可说是：中国能够从文明古国一路发展，历经数千年而不坠，正是因为先圣、先贤以其高明的智慧，在这两方面有所建树。代表永恒哲学的，是《尚书》中的《洪范》，代表变化哲学的，是《周易》。我们以下分别介绍之。在介绍这一部分的资料时，将会引述不少原典，若能耐心读完，则所领悟的不只是古人的智慧，也将是我们省思自己人生时的美好借鉴。
《尚书·洪范》：永恒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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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是古代的历史文献，记录从尧、舜开始，到夏、商、周三代的资料。其中有些篇章的真伪受到质疑，但是大体而言，仍可展示古人（尤其是统治阶级）的基本观念与实际作为。以下介绍《洪范》中的主旨。
周武王在约公元前1122年，取代商朝成为天子之后，深知想要治理天下，必须借重前朝的经验。于是他前往拜访商朝的遗贤箕子（商纣王的叔父），他说：“呜呼！箕子，唯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这句简单的问话，含意非常丰富。首先，周武王相信“上天暗中保佑下界人民，帮助他们获得安定的生活”。古人所信的是天，天是真正的主宰，帝王称为天子，必须代替天来治理百姓。但是如何治理呢？有一套“治国安民的常道次序”，留给了更早的帝王，所以周武王现在要虚心请教。
箕子是商朝遗贤，当然知道商朝兴亡之理，但是他把答案推到更早的夏朝，亦即当大禹治水成功之后，上天就赐给他“洪范九畴”（九类大法），由此可以治国安民。箕子的回答牵涉了古代的一则神话，不过，重要的是：“洪范九畴”有一个神圣的来源，而其中的核心理念就构成了我们所谓的永恒哲学。以下我们将稍加解说此一宝贵的资料。
先就其大纲来说：“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以下分别说明其详细内容。
（一）五行
所谓“五行”，是指水、火、木、金、土。这是人类在大自然中所见的五种素朴的材质。人类的生存要靠五行来支持，所以必须明辨其性质，如“水向下渗透，火向上燃烧，木可以弯曲伸直，金可以随意屈伸，土可以生产百谷”；由这五行还牵连出人类的五种味觉，分别是：咸、苦、酸、辛、甘。换言之，自然界的五行在人类的感觉与理解中，会显示特定的性质，由此提供了可利用的条件，让人类在文化上继续创造发展。
（二）敬用五事
五事是指人的五种本能，如“容貌、言语、视察、听受、思虑”。这些本能的表现有一定的要求，譬如，“容貌要恭敬，言语要有条理，视察要清楚，听受要聪敏，思虑要通达”。只要符合上述要求，则效果必佳，分别是：“表现严肃，办事顺利，明辨一切，谋事成功，成为圣人（古代的‘圣人’是指无所不通的智者）。”换言之，这里所谈的是人类世界的基本条件，是期许人人由其特殊本能，表现恰到好处的作为，以便融入群体生活，共享幸福。人是社会性的动物，除了个人具备基本修养之外，需要国家层面的整体规划，否则无法保障其福祉，以下第三、第四项即是此意。
（三）农用八政
农用八政之意是切实办好八政。八政是国家施政的八大领域，就是：“管理粮食，管理财物，管理祭祀，管理住行，管理教育，管理司法，接待宾客，治理军务。”一个政府的主要部门大致如此，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祭祀”，古人所祭的对象有三：天或上帝，自然神，以及祖先。它代表宗教信仰的仪式，要让人民知道人生不是当下的刹那生灭，死亡也不是沦入未知的虚无。人类活在世间，借由定期的祭祀，可以与生命的大源、自然界的母体，以及自己的祖先，保持适当的关系。
（四）协用五纪
协用五纪之意是调和阴阳，要用五纪。阴阳是指自然界的动力而言，其变化显示于天象，作用于人间，所以要由“天官”来观察及记录有关“岁、月、日、星辰、历数”等五纪的一切细节。在农业社会中，五纪直接影响人民的作息。
（五）建用皇极
“皇极”即是大中（至大谓之“皇”，至中谓之“极”），亦即最高正义或绝对正义的原则。这是整篇《洪范》的精神所在。人的社会向来极不单纯，在人际互动的过程中，各种有心或无意所造成的恩怨可谓层出不穷。因此之故，人人心中所期盼的正是“绝对的正义”。谁来代表天意而维持大中呢？当然是天子了。以下是一段精彩的描述：
“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曰：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1]
“天子”是天之子，相对的，即是“作民父母”，因为古人相信“天生烝民”（《诗经·大雅·荡》）。天子所推行的王道是以“大中”（绝对正义）为目标，亦即要让百姓对“善恶报应”这种正义要求得以实现。这无异于以政治来实践宗教的目的，欲使人间成为幸福之地。这种理想就是“永恒哲学”的表现。以此为理想，人民活在变化多端的世间，不会丧失行善避恶的信心，同时对美好的未来抱着希望。相对于西方的发展，中国古代的政教关系确实自成一格，颇有特色。“皇极”在九畴之中，正好居中。在此之后，所侧重的是后续效应。
（六）乂用三德
“乂用三德”的意思是治民要靠三德。“三德”是指：刚正不阿，以刚制胜，以柔制胜。这里所谈的是人际相处之道。正直是首要原则，接着就须妥善运用刚与柔，亦即刚柔并济。对顽强者，采取刚的策略，使他有所收敛；对柔顺者，则温和有加，使他增益信心。
（七）明用稽疑
明用稽疑的意思是一国之君若要明辨疑惑，必须使用各种方法。古代有卜与筮。卜是用龟壳卜卦，筮是用蓍草占卦。今日所谓的甲骨文，即是古代卜卦的遗迹。根据目前所有的甲骨文，我们已可断定夏朝历史之可靠性。
《洪范》内亦记载，古人遇到疑难时，除了使用卜与筮之外，其实还有三种更常用的方法，就是国君“自己”（乃心）多加考虑，接着与执行政务的“卿士”商议，然后还须与“人民”（庶人）大众商量。因此，合而言之，共有五法。如果全部使用，则采多数决（亦即五者之中，有三者相同则采行）。这是否表示理性的考量已经出现？当然，卜与筮所要询问的对象是天意。在古代民智未开时，天意对于民意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如果担心天意受到国君操纵，则古人也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亦即“上天的视听均来自小民百姓”的说法。由此可见，凡是与国家或大众有关之事，总是以谨慎为要。
（八）念用庶征
“念用庶征”的意思是人的思考必须根据外界各种现象。四季变化与气象，势将影响农作物之生产，随之也将影响人们的心绪与行动，进而干扰到社会与国家。因此，要仔细考察“雨、晴、暖、寒、风”，若是五者不能调顺，后果将是不幸的。在此有些观点涉及自然与人事之间的对应，有些阴阳家的倾向。不过，就人的言行无法脱离自然界的运作而言，此说仍有参考价值。
（九）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用五种幸福引导人行善，用六种困苦警戒人为恶。所谓“五福”，是指“寿、富、康宁、攸好德（亲近有德）、考终命（长命善终）”。所谓“六极”，是指“凶短折、疾、忧、贫、恶（丑陋）、弱（懦弱）”。这种说法是想以现世的遭遇来作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验证。这种观念既古老又朴素，与后来儒家与道家的思想大异其趣。譬如，孔子主张“杀身成仁”，就不会在乎这种观念；而老子认为“金玉满堂，莫之能守”，也不会在乎这种观念。由此亦可反证上述“洪范九畴”之说，确实是十分原始的信念。
以上九大范畴，足以建构一个国家。其中从自然材质谈到人类属性，从政务规划谈到天象规律，然后推出至高理想——皇极，以此作为国家的指导原则，亦即人群组成国家是为了体现绝对正义。接着，由“三德”再到“稽疑”，由“庶征”推至“五福、六极”，以作为个人具体的报应参考。于是，我们有了一个像北极星一样的恒定之点，要将人生指向“大中”之体现。有此目标，人生才不至于失望与落空。
对古人而言，此一信念的作用无异于宗教的稳定力量。问题在于：如果“天子失德”，不但无法维持正义，反而作威作福，欺压百姓，又会有何后果？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礼坏乐崩，天下大乱，然后才有“哲学的突破”，才有儒家与道家的立论与宣扬。我们稍后还会说明这一点。在此，所要接着探讨的是变化哲学。
《周易》：变化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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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之间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变化提醒人们：今日异于昨日，明日又将不同，甚至没有任何一刹那不在变动之中。如果无法把握变化的规则与方向，则将时时刻刻生活在不安与恐惧之中。我国古代有《周易》一书，又名《易经》，由其书名可知，是周朝有关“变化”的著作。据说，夏朝与商朝也有同类著作，分别称为《连山》与《归藏》。今日所知者，则为《周易》。
《周易》有“经”与“传”两部分。“经”是最早的资料，内容有六十四卦的卦象，以及每卦的卦辞与爻辞。据说那是周文王被拘禁时所作的。所以，后来有“《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经·系辞下》）的说法。所谓“中古”，即指周文王的时代；所谓“忧患”，即指文王为天下人而忧患。当变化转遽时，一切将趋于灭亡，还是可能变好或变坏呢？人类仔细观察自然界的变化，应该可以找出一些规则，那么至少可以顺着天时地利，安排自己的生活；这些规则与人生的具体处境，也有或深或浅的关联，那么何不由之找出趋吉避凶的方法呢？
《周易》的主体是六十四卦。每一卦皆由六爻组成，爻有阳爻（—）与阴爻（––）之分。由三爻组成的基本卦有八个，就是：乾、坤、震
、艮
、离
、坎
、兑
、巽
。有一个简单的口诀是：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碗，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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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24日 11:00 周二
对“宗教与永恒”这类题材的探讨，在人的一生之中迟早会出现。早遇上的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比较不幸，因为他可能提早经历生命中的各种忧患，而有探究人生一些终极问题的需要。然而，如果一直忽略此一题材，人生很可能会走在岔路、歧路，甚至是迷途上，直到最后蓦然回首，这种迟来的领悟有时候未必是一件好事。譬如，人在面对痛苦时，要思索这是因果报应，还是合适的磨炼；陷入罪恶的旋涡时，会自问责任归属以及希望何在；等到面临死亡的关卡时，更希望能理解是否有死后的世界。因此，随着年龄增长，最好能够在这方面有更深入的了解，以界定一幅周全的人生蓝图。
对宗教之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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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科学发达，人们推崇理性至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对宗教都有一些批判。在这些评论中，有一部分值得参考，但是大体来看，难免带着学术上的偏见，因为某些宗教题材超越了理性所能判断的范围。
自然科学主义：无对象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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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世纪的西方来说，宗教原本是弥漫在人的整个生活之中，直到1500年前后，即使是文艺复兴已蓬勃开展，而科学革命逐步出现的年代，宗教仍旧压制着知识的发展。最早主张地球不是宇宙中心的人，大都受到宗教迫害，甚至被烧死，如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当时很多人因为害怕受到折磨，尽管发现宗教与科学有所冲突，也不敢明白说出来，如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于1616年被宗教裁判勒令放弃地动说。
其实科学与宗教本身并没有这么大的冲突，往往因为既得利益者受制于私心与欲望，才会产生复杂的问题。举例来说，宗教界害怕科学界说了太多真话，使他们的权威受到挑战，因此想尽办法打压新的言论。事实上，宗教的权威本来就不应该用在有关自然世界的解释，因为宗教对自然界的看法，只是固守着一千多年以来所谓的托勒密（Ptolemy）天文学。托勒密天文学主张“地球中心说”（或“日动说”），而近代以来科学所主张的是“太阳中心说”（或“地动说”），这其中的转变简直是天翻地覆。
自然科学在近代以来的发展令人赞叹，相形之下，宗教只能慢慢退守，最后退到一个很小的领域，像是灵异、个人迷信这种范围。反观自然科学，则显示一个特色，就是非常客观，也相当谦虚——无论是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等，都有各自的领域，而分门别类的专家很少会在自己的领域之外任意发表言论。我们可以询问：“有哪一种自然科学有权利对宗教的本质提出意见？”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自然科学拥有这种权利，因为自然科学探讨的是自然界，与宗教信仰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换言之，无论这个地球如何变化、是不是宇宙的中心，都不会直接挑战对人类生命的起源与归宿之信仰。
目前自然科学对宇宙的来源有两种解释：“黑洞说”与“爆炸说”。这两种说法都还在观察研究的阶段，尚未获得定论，因为人无法回到过去，重新经历整个过程。然而，无论是哪一种说法，都有一个明确的前提，亦即“宇宙是有开始的”。有开始之物必然有结束，因为它本身并未拥有“使自己存在”的力量。所以，在自然科学的观点下，宇宙到最后必然会以某种方式结束。既然自然科学承认宇宙是有开始的，那么我们可以思考：“在宇宙开始之前是什么情况？为什么要有开始？”这其中就产生了信仰的空间。
有些人认为因为我们看不到上帝在哪里，所以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一位香港的教授曾经在研讨会中提到，他女儿七岁的时候第一次坐飞机，当飞机升上空中后，小女孩忽然说：“我现在才知道上帝不存在。”他女儿原本以为到了空中以后，可以在窗外看到上帝，结果发现并非如此。事实上，如果你认为上帝应该在某一个地方，就代表你相信上帝是一个实物，因为实物才需要具有方位。换言之，如果上帝不是物质性的，就没有“在何处”的问题。然而，如果上帝不是物质，那又是什么？上帝是属于精神性的，这一点稍后再作进一步讨论。
总而言之，自然科学家在原则上应该客观、严谨而谦虚。若一个人以科学家的名义批判宗教，那么他显然已经跨越了本身的范围。也有很多科学家是以个人身份支持宗教的。例如，爱因斯坦曾说：“一个人对于宇宙和人生，一定要存在敬畏的心，因为其中充满了许多奥秘，而这些奥秘永远不能被解释清楚。”就连科学家也应该以一种敬畏的心面对奥秘，如此一来才有可能不断发现更多真相。
如果科学家认为上帝不存在，找不到研究的对象，那么就应该保持缄默，因为对一个没有把握或没有对象的东西，不能说它“是”或者“不是”，否则将会变成一种“自然科学主义”，亦即认为唯有能够经由科学方法或客观经验加以检证的，才能称为存在。如此一来，世界上存在的东西未免太有限了，连人也只能被分析为一堆化合物了。
社会学主义：社会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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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对宗教的批判，要比自然科学家更为有力，因为社会学所研究的是人类的群体现象。在此以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为例来说明这一点。涂尔干是法国社会学家，代表作是《自杀论》（Suicide）。他曾经说过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宗教是社会的工具。”这种说法的根据是：每个人都有自私自利的倾向，而社会是群体生活的领域，所以个人可能会破坏群体。为了避免整个社会被许多自私自利的个人所破坏，因此必须发明宗教和上帝来约束个人。
有些人不怕别人，却害怕鬼神，因此宗教对人确实有一定的约束力。政治领袖也常常希望宗教人士能够帮忙维护社会的善良风气，因为宗教可以稳定社会，避免个人以私心侵害整体利益。然而，宗教真的只是社会的工具吗？其实并不尽然，在此可以提出三点批评来反驳这种论点。
首先，宗教所揭示的人生戒律，必然是超越法律的。法律毫无疑问是社会的工具，但是宗教的戒律，却往往比法律更严格，更深入人心；宗教所宣扬的博爱情操，也高于一般的道德理想。
其次，宗教的诉求是针对普遍的人，而不是社会中某些特定的人。很少有一种宗教是局限在某个地方，而外人无法接触的。尤其是大型宗教，往往能够跨越不同的民族及不同的时代。
有一本书《僧侣与哲学家》（Le moine etleephilosophe）[1]，内容记载的是一对法国父子的对话，父亲是有名的政治哲学家，儿子则是信仰藏传佛教的喇嘛。这个家庭非常杰出，除了爸爸是哲学家之外，妈妈是艺术家，还有一个舅舅是航海家，所以他们经常与当时法国杰出的人物来往。他自己则是法国巴黎大学生物学博士，老师是诺贝尔奖得主。他在准备读博士之前，看到了一些幻灯片，介绍西藏喇嘛的生活，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这些人虽然生活得很穷困，身上却散发着一种稳定的力量。他很好奇，就到喜马拉雅山去了解及学习喇嘛的生活。
他说：“我在喜马拉雅山的时候，很快就忘记了巴黎；但是回到巴黎，却忘不了喜马拉雅山。”因此他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告诉父母：“我已经满足你们的要求了，从现在开始我要做我自己。”然后就到喜马拉雅山修行。二十年后他与父亲在出版社的安排之下对谈，内容集结为这本《僧侣与哲学家》。
我介绍这个故事，是要肯定宗教的普世性。许多人以为佛教只是东方的宗教，但它可以传到法国，影响一个法国人的一生。在美国也有很多佛教徒，甚至照样出家当和尚。既然如此，怎么能说宗教是社会的工具？若我们认为宗教是社会的工具，就必须指出是哪一个社会。更何况到目前为止，社会都是个别的，没有一个普世性的社会。由此可知，这句话是有问题的。
最后一点，如果宗教是社会的工具，那么为什么很多宗教在被社会压迫时，反而越挫越勇？例如，罗马帝国初期，基督教刚创立时，受到政府相当严重的压迫，被抓到的基督徒只有两种选择，其一是放弃信仰，其二则是被火烧死或抓到斗兽场喂狮子。奇怪的是，这些人被抓到斗兽场后，不但没有痛哭求饶，反而拥抱及感谢狮子。这是因为他们有信仰，并且相信在这一生中无论犯了多少罪，只要能为了信仰而牺牲生命，就可以直接进入天堂。
当宗教与社会发生冲突时，宗教并没有妥协。相反，宗教与社会结合得太好，反而会使宗教腐化。马丁·路德推行宗教改革，就是因为当时的天主教相当腐化，不但发行赦罪券（当时教廷当局对赦罪券的宣传是：只要花钱买赦罪券，死后可以赦免一定期限的惩罚。所以，有钱人无论犯多少罪都可以抵免。这种想法太迁就世俗，把死后的心灵状态，用现世的观念，如物质交换及买卖来考量，相当荒谬），少数教宗甚至有私生子女。这就说明了，宗教如果与社会结合得太密切，取得了太多资源，结果反而会腐化。
由以上几点说明可知，宗教并不是社会的工具：首先，宗教的诉求比法律更高，要求的是更完美的人格表现；其次，宗教所传布的对象并不是个别社会中的人，而是全体人类；最后，宗教与社会之间有时并非相辅相成，反而会产生一种紧张关系，督促社会追求正义。
心理学主义：心理上的拐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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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的批判又比社会学家更深刻，因为心理学研究的是个人的心灵状态。西方心理学发展的历史很短，是1879年冯特（Wilhelm M. Wundt，1832—1920）在莱比锡大学设立心理实验室后，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一开始发展就势如破竹，影响力日增，很快就成为所有学科中的显学。正由于心理学受到了高度的重视，我们在此先稍作分析。
心理学与哲学的差别在于：心理学的研究方式是出自假言命题，哲学则是属于定言命题。假言命题就是假设命题，例如，“假如你要去美国，就要学好英文”。在这个命题下，如果不去美国，就不一定要学英文。由此可知，假言命题是可以谈条件的。
哲学基本上属于定言命题，例如，我们活在世界上首先要知道“人是什么”，给“人”下定义，就是一个定言命题。当你知道“人是什么”，接着就要思考“人应该如何”，这种定言命题和假言命题不同，是不能谈条件的。我们不会说：“假如我是人，那么我应该怎么做。”因为我们不可能不是人。
心理学上常用各种不同的动物做试验（设定某种刺激看动物如何反应），然后从它们反应的模式来思考人会有什么反应。但是人和其他动物毕竟不同。
哲学常讨论人的问题，譬如：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人是否有原罪？这些问题看起来好像没有定论，但不能因为没有定论就被忽略，因为这些问题如果没有解决，则“人生应该如何”在根本上就无法说得清楚。尼采说：“如果你弄清楚自己为了什么而活，你就能够忍受任何一种生活。”——一个人最怕的就是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活，那么即使有再好的享受也会觉得无聊。
关于心理学对宗教的批评，在这里以弗洛伊德的学说为例。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又称做深度心理学，或是心理分析学。在他之前的心理学，主要是从外在行为的观察（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有什么样的反应模式）去猜测内心，把人看得太浅显了。弗洛伊德认为，观察一个人不能看表面的行为，而要从深度来看。所谓的深度就是指人的潜意识（或称无意识），潜意识在意识的层面之下，无法被我们知觉，而能够知道人有潜意识，是因为我们会做梦。
弗洛伊德认为宗教是人类心理上的拐杖。每个人心理都有一些创伤，这些创伤一般来说是幼时的遭遇种下了因，造成我们年长之后，常会觉得活在世界上不易快乐。有些人外表看起来很健康，但是内心却很脆弱，容易恐惧不安，这时候心理就好像是脚受伤了需要拐杖撑扶一般，如果有了信仰，心理就好似有了依靠，生活就能够过得比较愉快。
弗洛伊德的理论并非完全错误，因为事实上的确有这种情况存在，但这还不足以解释宗教，因为并非所有人都是内心有问题才信仰宗教。很多心理非常健康的人信仰宗教，纯粹是想真诚地面对自己的生命。更何况，如果弗洛伊德的说法成立，就是肯定不信宗教的人心理上都很健康，但这种说法根本背离事实。
元朝时，有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到中国旅行，回去之后写了《马可·波罗游记》。这本游记是欧洲人认识中国的重要媒介，他把中国描写得既完美又富裕。我们知道这么美好的中国并不存在，但是这不代表真正的中国也不存在。宗教中的神也是一样，我们心里面所想象的神太完美了，这么完美的神可能不存在，但是这不代表真正的神也不存在，因为神对人而言永远是一个奥秘。
因此，心理学家的说法的确解释了宗教的一部分，亦即人的心理需求、主观的意愿及情感，与宗教信仰有密切的关系。譬如，每个人选择的宗教信仰有所不同，是与个人的性格及命运有关。但是光靠心理学仍然不足以解释宗教的所有现象。
语言学：无意义的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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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语言学对宗教的批判，我以英国哲学家艾耶尔（Alfred Ayer，1910—1989）的看法作为参考。他认为宗教语言是无意义的空话。举例来说，很多电线杆上贴着“神爱世人”的标语，究竟“神爱世人”是什么意思？这看起来只不过是人们一相情愿、无意义的空话而已。又如，有些地方会贴着“常念南无阿弥陀佛”，但是念了之后又如何？其他如佛家常说的“万法皆空”“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这些话，听起来都很有道理，却没有清楚说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判断的标准何在，一切岂不是成了自由心证？那么，宗教语言真的毫无意义吗？对艾耶尔而言，所谓的“意义”，是指可以用感觉经验或数学及逻辑来验证的。但是，在此之外，人还有审美经验、道德经验、信仰经验等，难道与这些经验相关的语言都是无意义的吗？语言的意义应该就其使用的范围与效应来判断。譬如，宗教语言对信徒而言显然是有意义的，不但有明确的指涉，也会产生具体的效果。既然如此，何必唯科学语言或感觉语言马首是瞻？
总结以上所说，对于宗教的批判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出发，但这些都不足以使宗教消失，也不足以因此认定宗教完全是迷信，因为人的生命本来就有很多层面，其中某些触及根本的问题，并不在提出批判的学说所探讨的领域内。就自然科学而言，它对宗教完全没有发言的权利，因为自然科学和宗教所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领域；社会学研究的是社会现象，想要以此解释人的宗教信仰，难免不够周全；心理学虽然可以深入人的心理结构，但是一谈到信仰还是有很多奥秘超出了它的范围。语言学质疑宗教信徒说的话没有意义，但是这种能够产生重大作用的语言，又岂是“没有意义”一语所能否定的？
从信仰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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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信仰密不可分，因此首先要思考:“信仰到底是什么？”信仰至少包括三种类型：人生信仰、政治信仰、宗教信仰。
（一）人生信仰
人生信仰是最广泛的，一个人的人生信仰就是他所认定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举例来说，孙中山说:“人生以服务为目的。”这就是一种人生信仰的表现。我们交朋友的时候，往往要先看彼此的人生信仰是否契合，由此可以判断彼此是否可以继续交往。
（二）政治信仰
政治信仰是指某种对政治的理想，并且希望通过一群人的组织，得到政权实现这个理想。政治信仰表面上看起来很伟大，譬如很多人为了自己的政治信仰而坐牢。这种人称为“政治犯”，他们往往会受到大家的尊重，参与选举也能无往不利。这就说明了，政治信仰的确有它的崇高性。但是政治信仰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得到政权，因而在手段上可能会产生比较大的问题。
（三）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是三者之中最纯粹的，因为它基本上牵涉到的是所谓的超越力量。“超越力量”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也是宗教信仰的内涵所在，至于教堂、寺庙，或者是做礼拜、望弥撒、祭神拜佛这些仪式，都只是宗教的外显活动而已。
信仰是人与超越力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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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是人与超越力量之间的“关系”。所谓的超越力量是指：人间之苦、恶、死的最后诉求；万物存在之充足理由；以及使个人产生绝对依赖感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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