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18日 00:24 周三季氏第十六
【第252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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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季氏第十六》第一章很长，讨论的是政治，分析社会、国家应该怎么发展。原文很长，我们分两段来念：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
季氏准备攻打颛臾，冉有与子路一起来见孔子说：“季氏准备对颛臾用兵了。”“事”就是要作战了。孔子说：“求，难道这不该责怪你吗？颛臾，古代君主让他主持东蒙山的祭祀，并且其领地在鲁国境内，是鲁国的附庸藩属，为什么要攻打他呢？”“求”就是冉有，他在季氏家担任总管，子路则负责军事事务，所以两个人一起来见孔子，报告说，我们的上司季氏要对鲁国境内的一个小国──我们称为藩属──动兵了。结果孔子就怪冉有。冉有说：“是季孙想要这么做的，我们两个做臣下的都不赞同。”冉有找借口把责任推给了老板，说是老板要做的，我们没办法。所以，孔子以前说过，这两个学生是职业臣子，叫“具臣”，不是大臣。真正的大臣以正道来服侍国君，行不通就辞职；他们两个行不通仍然继续留任，所以孔子对他们有不少批评。
孔子说：“求，周任说过一句话：‘能够贡献力量才去就任职位，做不到的人就下台。’这句话今天还是有效，你能够贡献力量、有专长、有能力、可以完成任务，你再去做这件事；做不到，就换别人做，国家的事情不能耽误。”
然后，孔子继续说：“看到盲者遇到危险而不去保护，快要摔倒而不去扶持，那么这样的助手又有什么用呢？”这句话实在有些刺耳，把季氏的大家族领头季孙比作盲人，需要别人扶持。不过，有些政治领袖真的与盲者差不多，需要贤能的大臣来扶持。即便是唐太宗，如果没有魏征，也很难想像他的表现。至于冉有与子路这样的臣下，连君上遇到危险时都不扶持，这样的臣子又有何用？
孔子接着说：“你的话真是错了。老虎与野牛逃出了栅栏，龟壳与美玉在柜子里毁坏了，这是谁的过失呢？”古时候，犀牛与老虎很多，所以，大家谈话时自然会用这些东西做比喻了。老虎与犀牛逃出了栅栏，这是谁的责任呢？你们做臣子的应该事先把栅栏修好，确实关锁住老虎与犀牛。龟壳和美玉藏在柜子里面，毁坏了谁负责？是你们没有保护好！最终，冉有终于说出了真话：“眼前这个颛臾城墙牢固，而且离季氏的采邑费地很近，现在不占据它，将来一定会给子孙留下后患。”看来，季氏想得很远，他大概也听过“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既然颛臾离我们的属地很近，那就先把它拿下来，我们的城池将来才能保得住，子孙也可以过得安稳。听到冉有的狡辩，孔子发表了一段长长的议论，陈述了一个基本的政治主张。原文是：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孔子说：“求，君子讨厌那种不说自己贪心而一定要找借口的人。”一方面批评了冉有，同时也批评了季孙，他不说自己贪心，反倒说是为子孙着想。“我听说，诸侯与大夫不担心人民贫穷，只担心财富不均；不担心人口太少，只担心社会不安。因为如果财富平均，便无所谓贫穷；人民和谐相处，就不会觉得人少；社会安定，就不会倾危。能做到这样，远方的人如果还不顺服，就致力于礼乐教化，使他们自动来归，然后就要安顿他们。现在由与求二人辅助季孙，远方的人不顺服却没有办法让他们自动来归，国家分崩离析却没有办法保全，反而想在国境内发动战争，我恐怕季孙所忧虑的不在颛臾，而在鲁君呀。”
这段话的内容确实精彩。孔子深刻指出，社会贫穷是一回事，但贫富不均才是问题。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能杜绝贫富不均的现象。有钱人也是努力辛苦挣钱的，他们的成功也推动了社会发展。但是，一个社会一定要想办法缩小贫富差距，否则，贫富不均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动乱。西方有这么一句话：“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穷得没有鞋子，那就和你打烂仗了，反正你穿着鞋子怕弄脏啊。到了这个地步，富人有财富也不能享用，社会怎么能安定呢？只要大家平均一点，就不会出现大问题了。“修文德以来之”才是重点。提高文化水准和个人的品德修养，让远方的人来顺服，这是上策。随便就动手打仗，绝对是下下之策。“墙”指的是屏墙，比如国君在堂上，他面前常常会有屏墙。“萧”本来作“肃”，意思是肃穆的、严肃的。“萧墙之内”，在那个严肃的屏墙后面的是鲁君。尽管当时季孙与孟氏、叔氏执掌鲁国大权，但是鲁君仍然保有名分。所以孔子说，我想季孙所担心的不是颛臾，而是鲁君──关键时刻鲁君可能会动手，挑起内战。
【第253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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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季氏第十六》第四章大家都很熟悉。它的原文是：
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孔子说：“三种朋友有益，三种朋友有害。与正直的人为友、与诚信的人为友、与见多识广的人为友，那是有益的；与装腔作势的人为友、与刻意讨好的人为友、与巧言善辩的人为友，那是有害的。”
交友并不是完全可以由我们自己做主。同学、同乡，甚至一起出去旅游的人都可能成为朋友。所以，朋友是各种机遇促成的，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见面不相识”。“缘”就是条件，但是，认识之后如何选择，则可以自己掌握，并且应该由自己掌握。孔子这里所说有益的、有害的朋友，是就一般情况进行的大致分析。
三种朋友有益。第一种是“友直”。“直”在《论语》里，意思是真诚而正直。若只强调正直，则难免给人压力，一见面就如同看到法官，所以除了正直还加上真诚感情，就可以协调了。朋友之间一定要真诚，不用多说客套话，也不必说假话，我们有过失，朋友会直接指出；朋友有过失，我们也要真诚坦白地告诉他，并好好引导他。这种朋友像镜子一样，让我们看到自己性格上、做人处世上，甚至言语表达上的缺点，这样才能有过就改。如果有这样的朋友，我们的成长会更为迅速。第二种有益的朋友是“友谅”。“谅”本来是指诚信。朋友讲诚信就是好朋友。但是，我觉得不妨再加一个小注解，“谅”也可以理解为体谅。就是说，朋友看到我们的做为，能加以体谅。比如说，管仲做过很多莫名其妙的事，鲍叔牙就很体谅他。虽然，在古代，“谅”主要是指诚信，但是，如果把现代的意思加上去，让它显得更充实，也未尝不可。第三种有益的朋友是“友多闻”。这当然很好了。大家在一起聊天时，任何事情他都能讲出道理来，因为他博学多闻，什么都知道。这样可以增加知识，也可以增加生活的趣味。否则，聊着聊着，好像没话说了，因为想说的话大家都听过了。这时候，只好找人讲笑话，让大家开心一下。所以，我有一个朋友专门背笑话，每次聚会，他都讲十几个笑话给大家听。所以，他一来，大家就放心了，绝无冷场。这也算是一种“友多闻”吧！
另外，还有三种朋友有害。第一种是“便辟”，就是装腔作势。有些人喜欢装腔作势的朋友，和这种人在一起，排场很大，说话痛快，只要有他在，仿佛天下无难事。第二种损友是刻意讨好，不够真诚与正直，所以说话就委婉柔顺。第三种是巧言善辩。这种人说出来的话也很好听，好像很有学问，但他并不是真的懂道理，而是自己瞎猜的、乱编的，颠倒黑白是非，把事情说得很像一回事，其实未必如此。
如果有两个朋友，一个真诚而正直，很尽责任，和他相处的候难免觉得有点儿压力；而另外一个则善于用言语刻意讨好。你喜欢哪一个？有些人会喜欢后者，“友善柔”，很好相处；因为和“友直”的在一起会有压力。但是，如果没有压力，人会进步吗？我们常说的“良师益友”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把“良师”与“益友”放在一起呢？老师是前辈，在许多方面可以给我指导。那么益友呢？我们与朋友相处的机会显然要比和老师相处的机会多多了。如果这个朋友正直、真诚，会对我们帮助很大。相反的，刻意讨好的、说话动听的，不能帮助我们进步，反而使我们安于现状。显然，“友直”之人才是我们生命的助力。再如，有两个朋友，一个是“友谅”，很诚信，说话算话；另一个装腔作势，说话夸张不可靠，虽然听起来好像气魄很大。我就遇到过后者。无论什么事，都包揽在他身上，自谓能做这个、做那个，最后都没有下文了。后来，我接受了教训，再遇到这样的人，我听听笑笑，就算了，谢谢好意；还是交个“友谅”的朋友吧。又如，有两个朋友，一个是“友多闻”，什么事情都了解得很彻底，喜欢翻查百科全书；另一个是巧言善辩，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把许多事情说得很热闹，很有趣，听完之后，什么都没有。我们当然希望能够交到“友多闻”这样的朋友。
我们在分辨益友、损友时，一定要记得先问自己，我们自己属于哪一类？益友呢，还是损友？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想交到好朋友，就应该使自己先成为益友，让别人愿意与我们交往。这才是孔子的真正用意。
【第254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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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季氏第十六》第五章的原文是：
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
孔子说：“三种快乐有益，三种快乐有害。以得到礼乐的调节为乐，以诉说别人的优点为乐，以结交许多良友为乐，那是有益的；以骄傲自满为乐，以纵情游荡为乐，以饮食欢聚为乐，那是有害的。”
这一章与上一章的“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类似。此处讲的是快乐，有的快乐有益，有的快乐有害。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有害的快乐蛮有吸引力的，所以，我们先看三种有害的快乐。
第一种，以骄傲自满为乐。骄傲自满有什么可快乐的？与别人在一起时，吹嘘、自夸，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别人都很羡慕，这不是以骄傲自满为乐吗？就好像孟子笔下有一妻一妾而处世的那位齐人。他每日出门到坟墓区，看到有人祭拜祖先准备的酒、肉，就向他们乞讨，吃饱喝足了回家，“骄其妻妾”，对自己的家人骄傲的夸耀说自己与哪些大人物来往。对他这个没用的人而言，只有在这个时候，骄傲自满的他才觉得快乐，其实很可怜。这是有害的快乐，会妨碍人进步。第二种是纵情游荡的快乐。我这一生，只去过一次赌城，不是著名的拉斯维加斯，而是加州的一座小赌城，叫做“Lake Tahoe”。人在里面，很难把持住自己，大多纵情游荡，不到钱输光绝不出来。因为总有一种幻想，觉得下一把就会被幸运之神眷顾。到了赌城，花花绿绿的好不热闹，的确很有吸引力，偶一为之便罢，若常常去，甚至沉溺于此，还有什么志向可说呢？第三种有害的快乐是饮食欢聚。就是吃喝，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每隔几天，原班人马聚会一次。年轻人经常有这样的活动。我在年轻时也一样，当时觉得很有趣。满桌菜肴，不用费脑筋就有人帮忙准备好，每道菜的口味都不同，当然吃得很高兴了。但是，现在我发现它真的有害，对身体有害。年龄大了，身体因过度饮食出了毛病，怪谁呢？只能怪自己。
三种有益的快乐又是什么呢？这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第一种，“乐节礼乐”，用礼来调节人我关系，用音乐来调节自己的情绪，并因而觉得快乐。与别人来往的时候，要有礼仪、礼节、礼貌，保持适当的分寸。欣赏音乐会让人愉悦，而且，这种快乐对别人不会产生压力；对自己而言，能体会到生命的深刻意义。第二种快乐不容易做到，是“乐道人之善”，乐于诉说别人的优点。通常，我们会喋喋不休地谈论别人的缺点。现在要开始改变，说别人的优点了，并且要以此为乐，津津乐道。以诉说别人的优点为乐的人，心胸会越来越开阔。我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年轻时，有个同学被误会做了一件坏事。二十几年后，有一个从国外回来的朋友问我，那个被误会的人是否真的做了这件事？我说，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不会做这事；而且，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做了，同学们都是猜测而已，他因此受了很多委屈。没想到，国外回来的朋友把我的话告诉了那个被冤枉的同学。他因此对我很感激。本来，我们也不太来往，此后，他见到我就很友善，我又多了一个朋友。可见，讲别人优点，或者替别人“辩冤白谤”，辩明他的冤屈，是很好的事。如果有人在背后替我辩护，说我不是坏人，说我做了什么好事，大家想想看，我会怎么对他？当然是感激涕零了。同样的，如果在背后讲别人的好话，别人知道了，就会觉得你是个真朋友。因为，只有朋友才会在背后替你辩护，不是朋友的人何必出头呢？第三种是“乐多贤友”，乐于结交优秀的朋友。“贤”是杰出。如果我有很多杰出的朋友，向别人说起时自己也感到“与有荣焉”！但是，要结交杰出的朋友，首先要问自己：我够不够杰出呢？杰出的人愿意把我们当朋友，一定也是有某种判断，至少认为我们和他相差不算太远。所以，结交杰出的朋友，代表自己也是努力向上的，因此朋友看得起我们，认为还有机会提升，所以愿意和我们交往。天下没有便宜事，交了很多杰出的朋友，但自己偏偏不杰出，那别人不是被我们拖累了吗？不过，朋友们并驾齐驱，不见得都是一个标准，有些人有德行，有些人有才华，有些人有智慧，有些人有能力，总之，各有所长，互有启发。
我们要明白，有害的快乐对人的诱惑很大，要设法排除、化解；而有益的快乐，则需要配合某些修养与觉悟。
【第255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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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季氏第十六》第六章的原文是：
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孔子说：“与君子相处要注意三种过失：不到该说话的时候就说了，叫做急躁；到了该说话的时候不说，叫做隐瞒；没有看他的脸色反应就说了，叫做眼瞎。”
这段话讨论的是“说话”问题。首先，谁是君子？在这里，君子是指德行、地位、年龄、辈分比自己高的人，所以前面用了“侍”字。与长辈或是前辈在一起时，说话要特别小心，不要犯三种过失。人与人之间来往，总是要说话的，就算是长官，也要与周围的朋友、学生、司机等等说话。说话的时候，晚辈要遵守规矩。
首先，不该说话时说话，称为急躁。有些年轻人的个性很急，他要说话时忍不住，一定要别人都停下来听他说。其实，他的话也不是非说不可。我年轻时也有这种毛病，想到什么事情，怕忘记了，希望赶快说；或者，别人已经谈完了一件事，我才想到自己有话要说，就打断别人插话。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人太没修养了。人的一张口要管好，非常不容易。《易经》有个卦叫做颐卦，卦象就是一张口张开来，上下两个阳爻，中间四个阴爻。阴爻是空的，所以，一张口张开来，准备吃东西了。这一卦特别提到，要谨慎说话，节制饮食。颐卦的特别之处在于六爻中有三爻为凶。在《易经》中，大概只有四五个卦是这样的。这就要多多小心了。凶代表重大的困难。所以，谈到张口，就应该谨慎，不要急躁。第二种情况则到了另一个极端：该说话的时候不说，就是隐瞒。比如，我们来自不同的单位，你那个单位出了一点事，我们聊天，该你说了，最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说。别人就觉得你隐瞒了，太不坦诚了，尤其是，如果长辈问话，还不回答，那就大错特错了。第三种更有趣了，没有看别人的脸色就说话，叫做瞎子。我们应该知道长辈现在脸色不好，那就别提他不喜欢的事情。《论语》中多次提到要察言观色。这绝不是虚伪。儒家一向强调，言语要表达心声，即“言为心声”。但是，说话时，还是要看对方能否听懂或接受，否则，即便说的都是真话，都是事实，别人听不进去也白费。也有可能是，别人还没有准备好听这些事。结果，我们说了之后，对方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说，就算讲的是真理，又有什么用呢？很多时候，说话需要判断──是说话的时机吗？该说什么话？孔子在这里尤其强调判断。儒家固然讲究真诚，但是，如果没有适当的判断，如何显得出真诚来呢？表达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真诚是基础，要说真话。但是，如何表达是艺术。说话的艺术是要讲究的，有些人说话时，听者并没有压力，但是却很清楚地明白自己应该怎么做。另一些人说话，会给听者带来很大的压力，令人越听越烦，即使明知对方所言甚是，仍不乐意听从！所以，说话别人能听懂，之后还愿意接受及实践，那就是高明的艺术了。
我们学习儒家，一方面固然要知道把握其根本，真诚使行善的力量由内而发；另一方面，要学会方法。一般来说，方法就是礼和法律，就是守法而重礼的原则。所以，年轻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自我修养。如果说话恰到好处，这个年轻人就是个人才了，因为他说话得体。说话得体，反映出人的细心，也反映出他的耐心。孔子有个学生，闵子骞。孔子说，这个人平常不说话，一说话就很中肯。中肯就是讲的是关键的地方。如果说了半天，别人都不知道重点何在，那有什么意思呢？有时候，别人会问我们对某件事的看法。比如，最近有几位国学大师过世了，人家就问，你怎么看他们？我没有研究过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专业也不是我的研究领域，我怎么可能有什么意见呢？我的意见又有什么价值呢？所以，在这种时候，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恭喜他高寿──活了九十几岁当然是高寿了；其他的意见，我没有。人活在世界上，每个人各尽其力即可。他们都忠于岗位，认真研究、教书，培养了很多好学生。但是，哪个老师不是这样呢？只是每个人的岗位不同罢了，有人教小学，有人教中学，有人教大学。不能认为只有教大学，当教授的才是良师。很多人教小学一辈子，认真勤勉，也培养出很多人才。
掌握说话的艺术，确实很不容易。我们和别人来往，除了说话，还有行为。而孔子就提醒我们：“敏于事而慎于言。”
【第256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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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季氏第十六》第七章的原文是：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孔子说：“要成为君子必须有三点戒惕：年轻时血气还未稳定，应该戒惕的是好色；到了壮年血气正当旺盛，应该戒惕的是好斗；到了老年血气已经衰弱，应该戒惕的是贪求。”
本章谈的“君子”指的是“立志成为君子的人”。如果已经是君子了，何必戒这个、戒那个呢？在《论语》中，很多词都要理解为“正在进行式”。人有血气，就有本能的冲动与欲望，就会带来相应的问题。
年轻时，正在成长，血气未定，很容易受到诱惑，甚至朝三暮四、想东想西的。孔子建议，这时候不要好色。为什么？因为美色让人眼花撩乱，怎么能把持得住呢？人到了壮年，血气方刚。这时，在社会上往往要分出高下，谁能继续往上走，谁只能留在原地踏步，竞争十分激烈。那就要小心，不要好斗，与别人争来争去。到了老年，血气衰了之后，缺乏安全感，于是贪得无厌，抓得越多越好。孔子的这三句话是对人的生命做了全盘的观察，说明人活在世界上，不论少年、中年、老年，每个阶段都要特别小心。可见，孔子确实是一位哲学家，他对人生的经验进行了全面的反省，没有错过或忽略任何细节。
本章展示了人性的问题，说明了人性的确不可能本善。如果人性是善的，怎么还会有好色、好斗、好得这些血气带来的缺点？至于如何避免这些过失呢？儒家认为，一定要从真诚开始。孔子之后一百多年，孟子扛起了儒家的大旗。孟子去见齐宣王，谈了几次之后，齐宣王对孟子很佩服，于是就坦白对孟子说：寡人有疾。说实话，千古之下，我们应该肯定齐宣王。从来没有一个国家领袖会对学者说：我有毛病，病得还很严重。什么病呢？三个毛病：寡人好色、寡人好勇、寡人好货。也就是好色、好斗、贪财。孔子本来只是说，人生的三个阶段，要小心三种毛病。结果，齐宣王同时有这三个毛病，真的很严重。孟子说，大王好色吗？那要知道天下人都好色，如果让国家外无旷男，内无怨女，不就行了吗？不要只是自己一人好色，并到处去找美女；而要让老百姓都男有分、女有归，每一个人都有适当的归宿。大王好勇吗？其实，勇分两种，一种是小勇，一种是大勇。身为大王，要哪一种呢？小勇就是，在路上有人瞪了我一眼，我立刻拔刀喝斥你还瞪我吗？这和地痞流氓有什么差别？国君应该学周文王、周武王的大勇，一发怒、一生气，坏人灭亡了，天下安定了，这是大勇。如果喜欢的是大勇，恐怕老百姓还担心大王喜欢得不够呢。大王喜欢发财吗？那看看《诗经》中的一首诗特别提到，周朝的粮食充足，外出的人带着很多干粮，在家的人仓库里面很多食物。如果真的想发财，最好是藏富于民。把财富藏在百姓家里，国君还怕没钱吗？
本章很真实地反映出人生的状态，提醒我们绝对不要松懈。人一松懈，就可能发生错误，将来再后悔都来不及了。孔子的学生曾参，在生命快结束的时候，引用了《诗经》“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可见，人这一生都要谨慎行事，自我修养。因为“不上则下，不进则退”，不真诚、不往上走的话，血气带来的问题就拖着人往下堕落。有缺点的人生是客观的现实，孔子所面对的是真实的生命，普遍的人性。
【第257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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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季氏第十六》第八章的原文是：
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孔子说：“要成为君子，必须敬畏以下三者：敬畏天赋使命，敬畏政治领袖，敬畏圣人的言论。至于小人，不了解天赋使命而不敬畏，奉承讨好政治领袖，轻慢侮辱圣人的言论。”
人活在世界上一定要有所敬畏，否则就会肆无忌惮，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但是，应该敬畏什么呢？孔子明确提出三点，首先是天命。我们都记得，孔子曾经说“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是所有人的共性。真诚的力量由内而发，要求自己主动行善，最终止于至善。第二是各人不同的特殊情况。以孔子来说，他的天命就以他的才华、他的学问来照顾百姓。孔子的天命是他的自我选择。他认为，自己就应该以这种方式来实现自我。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处境来选择，应该往哪里走，要怎么样做某些事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其次，敬畏大人。“大人”是指政治领袖。也许有人会问，后来孟子不是说“说大人则藐之”吗？我要和政治领袖说话，要劝他一些事情，应该先看轻他。孔子为什么说敬畏大人呢？从心理学的角度说，越尊重一个人，他就越尊重自己；相反，别人既然不尊重他，他凭什么尊重自己呢？政治领袖做错了一件事，受害的是百姓。所以，出于为百姓着想的目的，我们宁可尊敬政治领袖，以便他好好照顾百姓。最后，还要敬畏圣人的言论。圣人是指古代的圣贤，他们留下的言论是他们的心得，我们也许还没有这样的修行，缺乏这样的理解，更谈不上这样的境界，看看圣人的言论就知道应该如何取法。
至于小人，可以对照来看。第一，小人不知道什么是天命，更不知道怎么去敬畏。他活在世界上，只是追求利益，有好处就做，根本没有原则，更没有什么好担心害怕的，只要不被逮到就好了。第二，小人对于政治领袖是“狎大人”。“狎”是亲昵、亲热的意思。就是说，小人设法拉关系，走后门，与政治人物交往热络，这样他才能得到各种方便的机会。第三，小人对圣人的言论是侮辱的态度，说圣人算什么，有什么了不起，还不同样是人？一个人有所敬畏，就会有效法的楷模。比如，我尊敬一位伟人，自然就会效法他。如果我谁都不敬畏，会去效法谁呢？那就只能顺着生物本能，所谓的动物性去发展了。有所敬畏，才会有所约束。人生要追求快乐，但是，快乐是分层次的。如果只追求衣食住行这种简单的、低层次的享乐，快乐就会因重复而乏味。好比第一次吃大餐的时候觉得美味无比，但如果每天都这样吃，就受不了了。只有孔子的快乐才会持续不断。他敬畏天命，所以有一种使命感由内而发，永无止境。不管处在任何境地，总感觉到生命的动力，一直往上提升，像是火箭飞到空中，燃料箱燃尽即剥离掉，再继续飞。换句话说，只有把那些用完的，较低层次的燃油或者材料去掉，才能飞得更快。等到了太空中，不需要太费力，就可以绕行了。
庄子曾经说，一条鱼在水里，不能离开水，变成大鹏鸟之后需要空气，但是如果飞到九万里那么高，就连空气也不在乎了，因为空气在它下方。所以，天空中，老鹰飞的时候不用拍翅膀，称为翱翔。小麻雀要上树，就得拼命拍翅膀。我们羡慕哪一种呢？老鹰或者大鹏鸟并不是生下来就如此的。尤其在庄子笔下，要从鱼变成鸟，再往上飞，才能达到逍遥游的境界。儒家也认为，人生没有不经修养就可以享受的快乐。而那些生物性的快乐，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儒家对政治领袖是尊重的，并没有随便批评，但是，如果他没做好，孔子也不会轻易放过他。我们看看孔子对季康子所说的话就明白了，很直接。你说盗贼很多吗？你本身没有欲望的话，怎么会有盗贼呢？归根究柢是你自己没做好。可见，孔子对政治领袖不是一味地敬畏，也不是一味地批评。很多人常常讲，知识份子天生就是要批评的。这话基本上没错，但是要看情况而定。对于已经很努力的人，却抱持非批评不可的态度，那可能对人是个打击。恐怕以后真正需要批评时，对方已经不在乎了。
孔子没有要求我们一个做法一路到底，很多事情原则是这样的，但还要变通。至于说圣人的言论，我们应该敬畏，然后才能认真学习、努力实践，最终得到提升的是我们自己。
【第258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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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季氏第十六》第九章的内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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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18日 00:14 周三 雍也第六
【第77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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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雍也第六》第一章与第六章，这两章里面所介绍的是同样的一个人，所以合在一起讲。这是孔子的学生，冉雍，名仲弓。
第一章原文是：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何谓“南面”？古代中国以坐北朝南为尊贵，意味天子面向南方治理百姓。还有另一个说法是因为南方是光明，面向光明，代表在上位者的智慧不被遮蔽，能够治理百姓。古代有三种人面向南方。第一，天子；第二，诸侯；第三是诸侯之国的卿大夫。仲弓在孔子弟子中列名德行科，孔子认为他有能力出任政治领袖，面向南方治理百姓。“雍也可使南面”是《论语》里面谈到政治和做官非常具体的一句话。他特别推荐仲弓，深信他可以胜任诸侯国的卿相职位。当然仲弓最终并没做到这么高的位置，只是在季氏家族里面担任家臣。当时是贵族世袭制，诸侯国的卿相大部分都是靠世袭。像孔子在鲁国做司寇，做得虽好，但至多也只能“行摄相事”，就是代理相国，好比今天的代理行政院长的位置，不是正卿。孔子对自己的学生很了解，知道这个学生有治国的本事。
第六章也谈仲弓这个学生。原文是这样的：
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意思是：
孔子谈到仲弓时，说：“耕牛的后代长着红色的毛与整齐的角，就算不想用他来祭祀，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他吗？”
犁牛即耕牛，耕牛的毛一般是杂色，有一点灰，有一点白，有一点黑。耕牛是非常平凡的牛。用耕牛喻指仲弓的家庭背景很平凡。平凡的耕牛生出的小牛有着红色的毛，有着整齐漂亮的角，在古代这样的牛是可以用来祭祀的。当时以红色为贵，用这只毛红色、角端正的耕牛来祭祀，山川之神会欣然接受。孔子把他的学生冉雍比喻为适合用来祭祀的牛。孔子接着说：就算不想用他来祭祀，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他吗？像这样的一个人才，就算你不用他，神明也不会错过的。
儒家认为从政做官是牺牲奉献，是把个人私事放在一边，无私地替国家做事。这既需要有崇高的理想跟抱负，也需要有卓越的德行与能力。《易经》也认为一个人的修养达到境界之后，不能在家里吃闲饭。国家培养这样的人才，是需要他来照顾百姓的，所以当时把人才在社会上的发展，看作是牺牲。事实上也真的是牺牲，很多人当官真是殚精竭虑，替老百姓设想。比如《孟子》里面谈到周公，他连睡觉都不敢，“坐以待旦”，坐在那儿等待天亮。天亮了之后赶快实践自己所学到的东西，以此来造福百姓。如果天下的官员都学到儒家这种精神的话，可以想像，那该是一个怎样的太平盛世。
孔子深知仲弓，他一方面了解这个学生的能耐，知道他有这样的德行与能力来治理一个诸侯之国，可以担任正卿，面向南方，治理百姓。同时他也强调这个学生的家世背景不好，但是他通过学习、通过修练，表现极为杰出。这也让我们知道“英雄不问出身”的道理。孔子拿仲弓作为示范，说明不要太在意自己家庭背景，不必互相比较，重要的是改善自己，不断地修练、上进。成才以后，才能照顾家庭，甚而照顾天下。
儒家认为一个人从政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德行要高。这是永无止境的要求；第二，能力要强。要能够应变，应付所有的变化；第三，智慧要高。要能够解决百姓的困惑，遇到任何问题都能做正确的判断。
【第78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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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雍也第六》的第三章。原文是：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鲁哀公问：“你的学生里面谁是爱好学习的？”孔子回答说：“有一位叫颜回的爱好学习，他不把怒气发泄在不相干的人身上，他也从不再犯同样的过错，遗憾的是他年岁不大就死了！现在没有这样的学生了，没有听说爱好学习的人了。”
这段话听起来非常感伤。鲁哀公是鲁国的国君，希望孔子推荐几个学生来为国服务。所以他问“你有哪些弟子是好学的？”孔子“对曰”，“对”表示下对上。在《论语》里面常可以看到，孔子面对贵族，面对政治人物，面对官位比他高的，他都会加一个“对曰”。不管年纪大小，这样才合乎礼仪的规格。孔子说：只有颜回爱好学习。孔子讲好学就六个字，“不迁怒，不贰过”。什么叫迁怒呢？我和张三吵了一架，回头看到李四就先骂他一顿，这叫迁怒，事情和李四无关，他却无端挨骂，非常冤枉。但是一般人都很容易犯类似的过错。不迁怒，很难；不贰过，也不容易。儒家强调过失与性格有关。要能不贰过，就要对自己性格中的缺陷痛加改正。所以不迁怒、不贰过是作为颜渊好学的证据，这表示孔子的教育是把学习与德行的表现结合在一起。孔子接着说颜渊“不幸短命死矣”。孔子为颜渊感到可惜。一个人如果活不到六十，我们只能说他“得年”，就是他得到几年的生活时间。六十以上才能够说“享寿”，享有多久的寿命。所以颜渊很可惜，只得年四十。孔子惋惜，是因为颜渊最好学，并且德行最好，他如果有机会服务百姓的话，肯定杰出。孔子的理想一定有实现的机会吧。
接下来就更令人伤心了，孔子居然讲完颜渊之后就说没有好学的学生，没有听说过谁好学了。孔子有三千弟子，精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为什么除了颜渊之外就没有人真的好学呢？没有人达到孔子这个标准呢？这一点是让人感到非常惋惜的事情。孔子活了七十三岁，颜渊过世时孔子七十一岁。此时孔子对学生的了解已经很完整、很透彻了，他自己的生命也接近尾声了，所以他感到特别遗憾，因为除了颜渊就没有听说谁爱好学习了。而他的思想，学生们并没有真的理解，也没有传下来。
学儒家应该也要读《孟子》，孟子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但是真正了解孔子，可以把孔子的思想传下去的正是孟子。根据各种资料考证，在孔子过世以后，儒分为八，他的学生分为八派，自立门户。学生们教出来的学生各有特色，有的变成了兵家、法家，不再坚持儒家的观点。也有些人当了帝王之师，如子夏。但是教的都是应用上的知识，并没有把儒家完整的理想传承下来，所以孔子的感叹有他的道理。孟子曾经把颜渊同禹和稷作比较，禹，负责治水的禹；稷，就是周朝的祖先后稷，负责教老百姓种田。我们常常说“人饥己饥，人溺己溺”，“人溺己溺”就是指大禹治水，看到有人被水淹死，就好像自己没将洪水治好，让这个人被淹死一样。稷呢？听到有人饿死，就像自己田没有种好，以至于让别人饿死一样。孟子说禹、稷和颜渊，异地则皆然。这三个人如果交换处境，他们应该有一样的表现。颜渊根本没有机会实现抱负，但是孟子给他最高的评价，这体现儒家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观点。从颜渊身上我们知道了知识与德行要配合，并且也了解到孔子对于好学的要求标准是很高的。
【第79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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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雍也第六》第四章内容比较具体：
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其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
公西华奉派出使齐国，冉有替他的母亲申请小米。孔子说：“给她六斗四升。”冉有请求增加一些，孔子说：“再给她二斗四升。”结果冉有给了她八百斗，孔子说：“赤到齐国去，乘坐的是肥马驾的车，穿的是又轻又暖的棉袍，我听人说过，君子济助穷困，而不增加别人的财富。”
这件事发生的时间背景，推测是孔子担任鲁国国君的顾问期间，这时冉有负责出纳管账。他的同学公西华奉派出使齐国，按照当时的规定，可以给他家里加发一笔出差的安家费用，冉有是公西华的老同学，所以替他单独在家的母亲申请一点小米补贴。孔子说给他六斗四升。釜、庾以及秉是古代的计算单位，釜，是六斗四升，大概可以维持一般人一个星期的粮食，公西华从鲁国到齐国不是很远，所需时间不是很长。冉有希望多一点，孔子说：好吧，再给她两斗四升。加起来也不过是八斗八升，听起来是有限的。结果冉有自作主张，给了公西华八百斗，八百斗是什么概念呢？大概相当于当时一年的待遇。换句话说，公西华代表鲁国出使齐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冉有却给了他一年的待遇。虽是帮助好朋友、好同学，但却假公济私了。孔子听了以后当然有意见。他说公西华到齐国去的时候“乘肥马，衣轻裘”，“乘肥马”是说他用来驾车的马很肥壮；古时候出使是需要自己家里准备交通工具的，这话的意思是说公西华家境比较富裕，他驾着壮马，穿的是很轻的棉袍，都是非常贵重的。他的家境不错，为什么还要再锦上添花呢？
一个君子应该雪中送炭，叫做周急。当别人有困难，有急难的时候，可以帮忙，但是不要继富，就是增加别人的财富。君子应该雪中送炭而不应该锦上添花。即使是好同学、好朋友私交甚笃，也不应该这样做。孔子认为君子应该公正无私。如果每一个人都照顾自己的同学朋友，哪里还有什么公理正义呢？国家的财富不就浪费了吗？
紧接着是〈雍也第六〉第五章。原文：
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原思担任孔子家的总管，孔子当司寇时，称为大夫，大夫就有大夫之家，这个家就可以请家臣，原思年纪很轻，他是孔子的学生，小孔子三十六岁，孔子当到司寇的时候，原思还不满二十岁。在此我们可以了解古人做官的年纪，一般来说，贵族子弟上大学是十五岁，学习的时间大约三年，三年之后，通过了测试就可以从事公务活动。也就是说十八岁就有能力从事一些公务活动了。原思担任孔子的家臣，孔子给他的待遇是小米九百斗。原思刻苦耐劳，家里情况也不好，他在孔子众弟子里是很贫穷的一位。但原思婉拒了老师给他的待遇，不肯接受这么多。孔子要原思不要推辞，若有余粮可以救助家乡的穷人。
古时候，五家人称为邻，二十五家为里。五百家为一党，一万两千五百家为乡。邻里乡党就是身边的邻居朋友，多的钱可以帮助穷困的邻里故旧。这是孔子对于待遇的理解，他希望学生能够得到他所应该得到的工资，至于要如何帮助别人，则可以自己决定。孔子的这一说法也具有现实上的参考价值。
【第80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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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雍也第六》第七章的内容是这样的：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孔子说：“回的心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背离人生正途，其余的学生只能在短时间内做到这一步。”
本章提到颜渊的表现，提到“心”，提到“仁”概念，所以特别重要。
注解《论语》最有名的学者是南宋的朱熹，朱熹在谈到孔子时曾经说，《论语》里没有讨论到“心”。事实不然，《论语》里至少五、六次出现了“心”的概念。比如孔子说自己到了七十岁才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再比如《孟子》书中记载，孔子说“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欤。”出去与进来没有一定的时间，没有人知道它的方向何在，说的大概就是人的心吧。而在本章中讲得更明白，孔子说所有学生里面只有颜回的心可以“三月不违仁”，三月指很长的时间。只有颜回的心可以很长的时间不离开、不背离仁。仁代表人生的正路。别的学生只能“日月至焉”，日月指时间很短。孔子的学生这么多，只有颜渊可以长期走在人生的正路上。而别的学生只能短时间内做到，然后便忘记了，甚至放弃了。这段话提醒我们一个重要的观念，儒家绝不认为人心是本善的。每一个人都是从小慢慢成长起来的，在许多困难挫折里接受检验，然后越来越完善，一步一步往上提升自己。人的心有时候会流离失所，有时候可以坚持走在人生的正路上。儒家虽不认为人心本善．但认为人心有思想和自觉的能力。人心经常在变化，就好像念头，我们常说起心动念，心随念转。用心选择人生的正路──仁。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只要我想要，行仁的机会就会立刻出现。任何时候我都可以走上人生的正路，我只要表现适当的态度，真诚由内而发，主动愿意去做该做的事，就是行仁的表现。
孔子到了七十岁才能够从心所欲而不违背规矩，规矩包括礼仪，包括法律，包括约定俗成的各种规范。从心所欲而不违背规矩是需要修养的，孔子七十岁才能做到，可见是不容易的事。颜回的心长期不背离仁道，而别的学生日月至焉而已，说明一般人经常会离开人生的正路。所以孔子也强调，“我欲仁”，关键在于要不要做？儒家认为只要愿意，可以立刻走上人生的正路。因为人性向善，只要真诚，由内而发的力量就会带给人们希望。
【第81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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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雍也第六》第八章，原文是：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季康子请教，可以让仲由担任大夫吗？孔子说：“由勇敢果决，担任大夫有什么问题呢？”又问，可以让赐担任大夫吗？孔子说：“赐识见通达，担任大夫有什么困难呢？”再问可以让求担任大夫吗？孔子说：“求多才多艺，担任大夫有什么困难呢？”
这段话里提问的人是季康子。季康子非常年轻，当时大概二十多岁，靠贵族世袭制已经当到鲁国的正卿。而孔子这个时候已经过了六十八岁了，孔子从五十五岁周游列国，到六十八岁才回到鲁国。回来之后担任国家顾问。
古代治国，天子称“为政”；一般的卿，称“执政”，直接面向南方，面对百姓；大夫为“从政”。为政、执政、从政是不同层次。季康子执政于鲁国，很希望任用人才。所以他就请教孔子三个学生的情况。第一个问到子路，孔子说，子路果，勇敢果决。关键的时刻他勇于判断，他可以从事政治活动，只要找适当的职位给他做，他能表现很好。第二个问到子贡，就是端木赐。孔子说，子贡达。达指识见通达。如果要选外交官，那么子贡就是很好的人才，他对许多事情看得很透彻，做官有什么问题呢？第三个问到冉有。孔子也用一个字来介绍，艺，多才多艺。任用冉有来服务国家，一定会有很好的表现。但是做官做到什么程度，能不能达到大臣的标准呢？那不一定。这里提到的三个学生，孔子对子路和冉有都做过评论，孔子认为他们还没有达到大臣的标准，只能做家臣，他们可以把专业范围的事情做好，至于大臣，要能够有大的眼光与气度。仅管如此，孔子认为自己的学生确实是人才。
接着看〈雍也第六〉第九章，也是和学生谈论有关要不要做官的问题。原文：
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季氏想派闵子骞担任费邑的县长，闵子骞对传达的人说：“好好地替我辞掉吧，如果再有人来找我，我一定逃到汶水以北去了。”
汶水以北已经是齐国的领土了。闵子骞说如果再找人来要我做官，我就要离开鲁国了，这是为什么呢？
闵子骞是孔子的学生，名列德行科第二名，第一名是颜渊。他的孝顺特别有名。闵子骞是个人才，季氏要让他担任费邑的县长，这是鲁国一个重要的城邑，结果他断然推辞了。他对传达的人说，好好替我辞掉吧，如果再来找我，我就要逃到齐国去了，不再留在鲁国。他这样说是因为不愿意为季氏家族来效劳，觉得不值得为季氏做官，可见他是良禽择木而栖。关于这项选择，当然是见仁见智。有些人认为可以先做官，以官职来造福百姓，让别人做，也许做得更差，对百姓更不好了。但如果接受官职，将来自己的理想与长官的政策有冲突又该如何呢？比如孔子另一学生，冉有，替季氏管账，增加税收，让季氏的财富越来越多。孔子非常生气，用“鸣鼓而攻之”来批评他的学生冉有。因为孔子非常伤心，学生出来做官，没有替百姓着想，却为了主人的利益损害百姓的利益，这完全违背孔子的教训。其实有时候是身不由己。做官，拿别人薪水，可能被要求做的事会违背老师的教导、违背原则，那怎么办呢？所以闵子骞可能不愿意陷入这样的困境。
季氏家族的人，在鲁国的表现给人民的观感不好。鲁国有鲁君，另外还有三家，三家与鲁君之间，有各种竞争斗争的关系，季氏的家族曾经把鲁君赶出国去，他们有能力另外设一个鲁国的国君，恶势力不可谓不大。孔子在鲁国做过官，做了五年，官拜司寇甚至行摄相事，最后还是决定周游列国去了。孔子都没办法发挥他的抱负和理想，孔子的学生恐怕处境更为艰难，所以闵子骞的选择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从这篇可以知道，一个人才对于自己的出处进退，应该作出明智的判断。
【第82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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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雍也第六》第十一章是：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孔子说：“回的德行真好呀，一竹筐饭，一瓜瓢水，住在破旧的巷子里，别人都受不了这样生活的忧愁，他却不改变自己原有的快乐，回的德行真好呀！”
我们不曾见过孔子以这样的语气来称赞学生。用“贤哉回也”做开头，再用“贤哉回也”来结束，可见他对颜渊赞美的程度。这里用到了“贤”字。我们以前谈过，“贤”有三个用法：德行好，是谓贤良；特别聪明，是谓贤明；能力超过别人，是谓贤能。不管是哪一种用法，意思都是代表杰出优秀。
颜渊的“贤”表现在“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用这九个字所描述的生活，恐怕很多人听了都会皱眉头，每天吃一竹筐饭，喝一瓜瓢水，住在破旧的巷子里，生活非常穷困。“人不堪其忧”，任何人想到这种情况都会觉得忧愁。但是，颜回完全没有改变他的快乐。颜回有内在的修养，他的快乐另有所在。宋朝的学者很喜欢问，孔子与颜回的快乐在什么地方呢？这叫“寻孔颜乐处”。让学生写作文，这作文其实还不好写呢，孔子与颜回为什么快乐？其实孔子也非常穷困，与他们的贫穷形成反差的是他们心灵的快乐。庄子有一段话，大意是孔子对颜渊说，你怎么不去做官呢？颜渊说我家在城里有一小块田，可以种种桑树，养养蚕，我便有衣服可以穿。城外也还有田，种了稻米之后，便有稀饭可以吃。有衣服可以穿，有稀饭可以吃，还有老师所教的道可以让我快乐，为什么还要去做官呢？当然这是庄子的看法。说实在的，颜渊有机会的话，肯定愿意出来造福百姓的，因为他是儒家。南北朝时的作品《世说新语》里记录了一对兄弟，哥哥很喜欢做官，总希望在官场上有所表现，热衷于政治活动，弟弟却到东山隐居了。宰相就问哥哥，你们两兄弟何以差别这么大呢？哥哥的书念得不错，他回答得很好，他说我是不堪其忧，我弟弟是不改其乐啊。如果叫我过那么穷的隐居生活，我不堪其忧，所以我宁可按照我个人的兴趣与志向来好好做官，在社会上发展，只要我做得正当，得到功名富贵不也是正常的吗？而我弟弟是像颜渊一样不改其乐。
孔子三千弟子只有一个颜渊，他的“不改其乐”一般人不容易做到，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们学习要取法乎上，要知道最高的标准在哪里，然后可以在适当的时机提醒自己。比如面对贫穷，孔子也说“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没有人喜欢的。富与贵每个人都喜欢，但如果不以正当途径加于君子身上，君子是不接受的。贫与贱每个人都讨厌，如果不以正当途径加于君子身上，君子也不会排斥。颜渊就是这个例子，因为生逢乱世，所以像颜渊这样的人才没有机会展现才能，陷入了穷困。但是颜渊不逃避，反而藉这个机会修养自己，展现出贫而乐道的最好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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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18日 00:14 周三 述而第七
【第95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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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述而第七》第一章与第二章。〈述而〉篇在《论语》里面是特别值得我们用心学习的，因为其中提到很多孔子生活的细节，包括孔子对自己的描述，所以特别值得我们去研究。首先看第一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孔子说：“传述而不创作，对古代文化既相信又爱好，我想自己很像我们的老彭吧。”
孔子在描写自己，“窃”，是一个谦虚的说法，理解为我私底下把自己和老彭比。老彭是商朝的一位大夫，事迹不可考。孔子的祖先是商朝的后裔，所以他特别把商朝的一位古人拿来与自己相比，用意在于说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有点像那位在商朝时候任职大夫的老祖先的做法。
述而不作，传述而不创作。古时候讲“作”的时候是很慎重的，作指能够制礼作乐。《中庸》里面有一句话，说如果有天子的位置，而没有圣人的德行，不能制礼作乐。反过来，有圣人的德行而没有天子的位置，也不能够制礼作乐。所以古代的“作”代表制礼作乐，推行一种新的制度。孔子述而不作，因为本来就没有“作”的条件。
接着是第二章，原文是：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孔子说：“默默存想所见所闻，认真学习而不厌烦，教导别人而不倦怠，这些事情我做到了多少？”
默而识之。“识”是记，要念成(zhì)(ㄓˋ)，“识”就是把所见所闻记下来，再去存想、存思。孔子对于平时的所见所闻都是默默存想，不急着去发表意见。学而不厌，认真学习而不厌烦。诲人不倦，给人教诲，永远都不倦怠。本章真正难以理解的是最后一句，“何有于我哉”。一般有两种翻译，第一种是说“何有于我哉”，这些事情对我有什么困难？“何有”就是有什么困难。如果这样理解的话，这三件事有什么困难，很容易，好像显得太骄傲了。另一种翻译“何有于我哉”，没有一样东西在我身上实现的，“何有”是哪里有一样在我这里实现呢？那又太谦虚了。这两种翻译都不合适。我这样理解：“何有于我哉”，指他问自己这些事我做到了多少呢？“何有”的“有”可以指一种程度，我做到了多少。
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三点是孔子自我要求的原则。“何有于我哉”，不应该理解得太骄傲说“这有何难呢？”也不能理解得太谦虚，说自己“什么都没有”。恰当的翻译是我努力做这三件事，我做到了多少？孔子认为对这三件事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
《论语•述而第七》第一章就是孔子对自我的描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传述而不创作，好好把古代的思想精华介绍给学生，年轻的一代再把它往下传就功德无量了。而他个人的三点要求，“何有于我哉”，是他常常在问自己做到了多少？要精益求精，不断做得更好。
【第96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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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述而第七》第三章。这一章值得特别注意，原文是：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孔子说：“德行不好好修养，学问不好好讲习，听到该做的事却不能跟着去做，自己有缺失却不能立刻改正，这些都是我的忧虑呀。”
老子说：“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病就是缺点，一个人只要把缺点当缺点，就会提醒自己不要犯这些缺点，相反的，我们很少把自己的缺点当缺点，所以我们老是一而再的犯这些毛病。孔子所说的四句话真令人佩服，它是孔子的自我要求。孔子之所以让人佩服，之所以那么完美，就是他常常提醒自己：我德行不够，我学问不够。知道自己不够，就会不断鞭策自己上进。“德之不修，学之不讲”，“不”表示你需要立志。在德行上要立志好好修养，在学问上要立志好好研究。“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不能”表示你做得不够，需要努力。
“志”这个字很好，士心为志，上面是“士”，底下是“心”。士代表念书人，古代认为念书人才会有志向。而一个人如果不受教育、没念书，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取法于上，他对于人生的更高层次没有任何了解，如何能懂得立志呢？又能有什么志向呢？受到好的教育，就知道原来人生的发展是要让人性趋于完美。先要立志，有了生命的目标，再朝这个目标不断努力奋斗，日起有功、日新又新，最后止于至善。
“不善不能改”。每一个人都有缺点，问题是你能够改吗？孔子说过，“过则勿惮改”，有了过失不要怕去改正。为什么一般人害怕改正呢？因为改变自己的过失就好像改造自己的性格一样，过失往往跟性格有关。你有什么样的性格，就可能有什么样的过失。那就针对自己的性格把过失去掉，性格的优点便会完全表现出来。
接着看第四章，前面所讲的是孔子的忧虑。这一章描写的是孔子气定神闲的生活态度。原文是这样的：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孔子平日闲暇时态度安稳、神情舒缓。
“燕”是安，平时的生活。申申如也，指态度安稳，好像手脚都伸展得开，没有什么烦恼，在乱世里面能做到这点并不容易。夭夭如也，好像伸懒腰，神情舒缓。虽然在乱世，又有前面所讲的四种忧虑，还要周游列国，孔子平常态度安稳、神情舒缓，确实需要极好的修为。人生容易有烦恼，但是不要忘记，能把握的还是自己的生活。我们不能选择时代，也很难选择要生活的环境，但却能选择自己的生活态度。不管天下怎么乱，不管外面情况如何复杂，要安详地对待自己每天的日常生活，平常没事的时候要能够稳定下来。
孔子有空的时候就会唱歌，他如果不唱歌，通常都是因为他有伤心的事情。都是别人的遭遇让他感到难过，孔子很少为自己而难过的。这个世界上多数人都栖栖惶惶，而孔子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安顿，他的学说在他自己身上实现得最充分。
孔子一方面有四种忧虑，他要把自己的毛病、缺点尽量减少，他担心的是未能除恶务尽，让自己趋于完美。另一方面他的日常生活非常潇洒、非常安稳自在。
【第97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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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述而第七》第五章。原文是：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孔子说：“我实在太衰老了，我竟然很久都没有梦见周公了。”
孔子年轻的时候就以周公为崇拜对象。西方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每一个伟人在年轻的时候都崇拜另一个伟人”，因为年轻人本身需要努力发展，需要有一个偶像作为发展的指标，要根据他的示范来努力改造自己。对孔子来说，处在春秋末期，他最佩服的人就是周公。因为周朝初年，周武王把商朝打败之后，只做了短短六年的国君便离世。儿子成王接位的时候，年纪很轻，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便出来辅政。因此他有天子的德行与地位，得以制礼作乐。周公的伟大不只在辅政，最重要的是他制礼作乐。一个社会需要有规范，夏、商的礼乐制度已颇具规模，到周朝更是集大成，灿然完备。这都是周公的功劳。
提到做梦，很容易令人联想到道家的庄子。庄子生活非常穷困，有一天在外面砍柴累了就在树下休息，做梦梦见自己变成蝴蝶。人活在世界上有各种限制，生活穷困、体力衰退，既不能在天上飞，也不能进水中游。庄子做梦梦到蝴蝶，蝴蝶到处飞舞、非常自在，在这一刹那庄周完全忘记还有自己的存在。但是好梦易醒，醒来后发现自己还是庄周，并不是真的蝴蝶。他就问：是蝴蝶梦到我呢？还是刚才我梦到蝴蝶呢？这是道家思想的特色，把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设法打通，就好像我们和蝴蝶都在自然界，大家为什么不能相通呢？
孔子经常梦见周公是很合理的，因为周公使人间上轨道，能够有礼乐教化。而孔子当时处在春秋末期，那是礼坏乐崩的时代，整个社会在慢慢瓦解。孔子特别推崇周公就是担心再这样下去，人们自相残杀，会毁灭自己。现在的社会也一样，人类所储存的原子弹、核子弹可以毁灭地球七次。这些事实让人反思：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为何不能够好好相处？所以孔子梦见周公，是希望把周公当初的作为，在他那个时代发扬和发展，让社会稳定下来，形成天下大同的局面。这一章反映出孔子的理想，二千多年后的今天来看，依然有其参考价值。
【第98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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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述而第七》第六章，原文是：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孔子说：“立志追求人生理想，确实把握德行修养，绝不背离人生正途，自在涵泳艺文活动。”
这四句话很重要。如果你到过山东曲阜的孔子研究院，一进大门就会发现它有四根大的石柱，就刻着这四句话：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道”在《论语》里面经常出现，指的是“应行之道”，就是我们应当如何做才能算是正当的人生。所以“道”最好的翻译是“人生的理想”。没有人天生是完美的，但是也没有人不可能走向完美。孔子谈志有三：第一志于学，立志求学，好好学习。第二志于仁，立志于走上个人的人生正路。第三就是志于道。用志来表达所追求的目标。“志于道”是立志走上人类共同的正路。
“据于德”，“据”就是抓紧，何以要抓紧“德”？因为德行的“德”在古代与获得的“得”通用。每一个人的德行都是自己努力实践之后的心得，那才能叫德。比如说有人行孝道，他就有孝顺的德行；有人讲信用，他就有守信的德行；有人认真做事，他就有尽忠职守的德行。而德行很容易得到之后又失去，比如努力孝顺了很久，后来放弃了，同时也就失去了德。所以孔子用“据于德”，据就是占据，要紧紧把握德行修养。
“依于仁”，依就是不要背离，不要违背人生的正途。我们还记得孔子说过，众多学生里只有颜渊，他的心三月不违仁，三月表示很长的时间，不会背离“仁”这个字，就是人生正途。“依于仁”是每个人的人生正途，
“游于艺”，艺是指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礼就是礼仪；乐就是演奏音乐；射是射箭；御是驾车；书是书写；数是计算。古代想要做官，第一要懂得五经，各类经典；第二得具备六艺，意即技能、专业能力。“游于艺”的范围可能包括更多，但六艺是最基本的。在六艺中陶冶自己的情操和修养。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然后游于艺，调节和修养自己的情操。
【第99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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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述而第七》第七章，这一章值得注意，原文是：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孔子说：“从十五岁以上的人，我是没有不教导的。”
一般都以为束脩是肉干？翻译为：孔子说：任何人只要带十束肉干找我，我没有不教导的。为何我将“束脩”翻译为“年纪”呢？要特别说明一下。
古代人讲话，有一定的句法，我仔细查了《十三经》索引，整个查了一遍。古代从来没有人讲话用“自行……以上”的说法。但有“自……以上”的说法。如“自生齿以上，皆录于版。”意思是古代的小孩出生之后，因为医药卫生不够发达，小孩子的死亡率很高，所以政府就规定，小孩子长牙以上，也就是一岁以上才要登记户口。因为当时书写不太方便，用竹简刻字，如果一个孩子生下来立刻去报户口，刻竹简，后来不幸夭折了，还要涂改掉，太麻烦了。所以政府规定小孩子长牙齿，一岁以上，才来登记户口。因为长牙齿就可以吃硬的食物，容易存活下来。依据这个句法，所以我们不要把这句话中的“自”翻译为“自己”，而要把“自”理解为“从”的意思，而“行束脩”另外有解释。
再谈到“束脩”，《论语》里面从来没有孔子收肉干的纪录，在〈乡党第十〉，孔子公开表示，外面买的酒与肉干他不吃。如果有学生送肉干，孔子就要问，是妈妈做的还是外面买的？外面买的老师不吃。在古代贵族子弟十五岁上大学，是要送束脩的，十束肉干。后来就用给老师行的束脩之礼来代表十五岁。用一个特殊的词或礼仪，作为年龄的代称。古代常用这种替代法。女孩子十五、六岁要行及笄之礼，就是把头发梳起来，可以准备嫁人了。男子二十岁行加冠之礼。所以问男孩子加冠与否？意思是满二十岁了吗？问女孩子及笄与否？是满十六岁了吗？这是古代的习惯用语。所以行束脩之礼，就是指十五岁。这是有根据的，东汉的郑玄也说过：束脩为男子年十五以上。
我们要进一步分析“自……以上”。“自”这个字在《论语》中总共出现二十次，有两种用法，有十次当作“从”，比如：“有朋自远方来”，这个“自”就是“从”远方来。有十次当作“自己”，比如：夫子“自道”，老师自己说自己；交朋友，朋友如果不听劝告，我们就要停下来，不要“自辱”，自取其辱，自己侮辱自己，此处“自”解为自己，是指对自己产生某种影响或后果。“自行束脩以上”，中的“自”，是“从”，理解为从十五岁以上。
对于束脩的不恰当理解，造成我们对孔子的误解。有一位哲学界的前辈冯友兰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史》中提到这一段，并加以比较，他说孔子与苏格拉底时代差不多，但是有一点不同，苏格拉底曾经公开批评别人收学费，因为他与别人谈话，或者给别人指导从来不收学费。所以针对孔子收束脩的行为，好像比苏格拉底略逊一筹。我很怀疑这种说法，所以便加以研究，后来发现孔子其实不收肉干，把他说成收肉干是从字面上去看，而没有了解“自……以上”的用法。我们应该正确理解“自……以上”的用法，不要再误解孔子了。
孔子不收肉干，靠什么维生？根据孟子的说法，孔子曾经管过仓库、负责当会计。做得非常好，帐目没有任何错误。他也当过牧场的主管，把牛羊管得特别好，繁殖得特别快，长得特别壮，这些都受过肯定。后来他的职业是为他人主办丧礼。
古代的孩子接受乡村教育，今天称做庠序之教，十五岁之前，每年农历十月份秋收农闲之后，乡村里有学问的前辈，或是做官之后退休的人，会把孩子聚在一起，给他们一些教育。教学的重点第一是教文化常识，鲁国人就要知道祖先是周公，齐国人就要知道祖先是姜太公。这是文化常识，每一个人都要知道自己国家的起源。第二是教基本的武艺，男孩子要学射箭、驾车等基本的能力。到十五岁一般人就不能再学了，只有贵族子弟可以上大学，因为他们将来要当官服务百姓的。孔子自己十五岁立志求学，他有成就之后回馈社会，公开宣称，只要十五岁以上我没有不教的，这非常合乎孔子的理想。在这里特别把这个道理说清楚，希望能够不要再误会孔子了。
【第100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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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述而第七》第八章，原文是：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孔子说：“不到他努力想懂而懂不了，我不去开导，不到他努力想说而说不出，我不去引发；告诉他一个角落是如此，他不能随之联想到另外三个角落也是如此，我就不再多说了。”
...
2025年6月17日 23:57 周二 学而第一
【第2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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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总共分为二十篇，它是以每一篇第一章里面提到的特殊的字，或前面两个字来作为篇名。每一篇有若干章，这二十篇，总共加起来有五百多章。我们特别从里面选择三百多章来学习，第一篇就是〈学而第一〉，它的内容我们都很熟悉。我在介绍前会先把每一章的内容梳理一遍，再解释其中的重点，看它与我们人生的关系，能给我们何种启发。
《论语•学而第一》第一章，原文是：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孔子说：“你学了做人处事的道理，在适当的时机去印证练习，不也觉得高兴吗？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远方来相聚，不也觉得快乐吗？别人不了解你，而你并不生气，不也是君子的风度吗？”
以上翻译，很多人都会发现，为什么“学而时习之”的“时”没有翻译成“时常”呢？古时候，“时”字通常不做“时常”讲，多做“适当的时候”解。如果孔子说学了以后要时常复习，好像要考试，那么很少人会快乐的，孔子教学时也没有考试。所以我们将这话理解为：学了做人处事的道理要在适当的时机印证练习。比如，今天孔子教我们要孝顺父母，当然要在与父母相处时练习，不可能满街练习，这样别人也会觉得莫名其妙。所以学任何东西都要把握时机，在适当的时候去实践，就会增强自己的能力，这时候的喜悦必是由内而发的。由实践而得的愉快，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我们也可以和别人分享学习心得，尤其是朋友从远方来时，会让我们觉得特别开心，因为大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再者，如果我们已经有点成就了，但是有些人可能不了解我们，古代媒体也不够发达，所以需要靠亲身的接触或者别人的介绍。如果没有这个机会，怎么办呢？君子风度，就表现在别人不了解我，我也不生气，不着急。
这一章的重点是“学”。第一，到底“学”什么？答案是“五经”与“六艺”。“五经”代表古人的知识，“六艺”代表古人的技能。学习一定要有材料，五经就是《诗》、《书》、《礼》、《乐》和《易》这五本经典，里面包括文学、历史、生活礼仪、音乐、艺术以及哲学。六艺是六种生活技能，也包括礼乐，因为礼乐既有理论的部分，也有操作的部分，礼节的道理讲得再精湛，要自己能够实现在做人处世中才有意义。再加上射箭、驾马车、书写和计算，称做六种技能。把这些学会了才可立身处世。第二，学习的方法是学与思并用，将来会读到“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句话，只学习不去思考，毫无效果，考完试就忘了，很难有特别的心得。只思考而不学习，那你所想的只有生活经验的范围，没有系统的知识，也没什么用，只会陷于迷惑。所以学思要并重，书本是人人可念，但是每一个人念完都有不同的心得，然后才能用在生活上。第三，学习的目的何在？学习的目的对孔子来说就是培养德行。有个学生叫做颜回，也就是颜渊，非常好学。孔子特别强调只有他一个人好学，而他的表现是什么呢？“不迁怒，不贰过”。这都是德行上的事情。他和张三吵架，不会去怪李四，这是“不迁怒”；他犯了过错，不再重犯，这是“不贰过”。这些都是高度的德行修养。所以孔子的“学”，可以从三点来看：学的内容、学的方法和学的目的。如此一来，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在学了之后要在适当的时机印证练习。
本章提到“君子”，最初的意思是“君之子”。“君”代表贵族社会里有身份、有背景的领袖人物，天子、诸侯、卿大夫，都称为君。他们的子弟称为“君子”，是政治上的权贵阶级。但是后来孔子把这个词慢慢转换成指德行美好的人。所以在儒家思想里，比如在《论语》里面，在《孟子》里面，君子的指称有二：一指政治上的领袖；另一种是指德行比较完美的人。
“子曰”的“子”，在古代本来是一种身份，像爵位分五等，公、侯、伯、子、男，后来在民间就把“子”当作老师的称谓了。像孔子，本名丘，字仲尼，到后来，学生直接称他老师，就叫孔子了。战国时代的孟子也都一样。而在《论语》里面，除了孔子以外，还有两个人经常被称“子”，就是“有子”和“曾子”。是因为《论语》这本书的编辑者是这两个人的学生，学生在编辑时，要对自己的老师称“子”。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像曾子，他的父亲曾皙也在《论语》出现过，也是孔子的学生，但没有被称曾子，而曾参被称“子”，主要是因为他的书教得很好，他的学生负责编《论语》。
“子曰”这一段，学而时习之，大家都非常熟悉，“不亦说乎”的“说”要念成“悦”，喜悦的“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说”代表内心的喜悦；“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乐”，就从外在表现出来了。说到“朋”和“友”，古代也有各种说法，比如说同门曰朋，同志曰友。你和我同一师门，我们算朋，你和我志向一样，称为友。今天很多称谓不用分得那么细，我们就把“朋友”当作一般交往的人。《论语》里面经常提到情绪，像这段话提到的悦、乐和愠都是情绪。人是有情绪的，有时候高兴，有时候难过，这和你的处境、心得有关，这种情绪是很自然的。儒家不反对你有情绪，但是要做好情绪管理，提高情绪智商，让自己在各种情绪出现时“发而皆中节”，恰到好处。
《论语》的〈学而第一〉的第一章就告诉我们，学习的内容、方法与目的，一定要先掌握住。交朋友可以让人快乐，因为大家志同道合。同时在社会上与别人来往，如果别人暂时不了解我们，该如何是好？因为在交往中，别人往往需要通过我们的各种表现，才会了解、欣赏我们。儒家说君子往往是先自我要求，不急着表现。有能力的人，只要时机到了，别人自然会欣赏我的才华，而给我机会。儒家的“愠”是来自我对社会的使命感，我要能够服务社会，造福人群。
古代读书人，出路比较单纯，就是要出来做官，做官是为了造福百姓，这是儒家思想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
【第3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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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论语”两字，有些人认为读音是“论(lùn)(ㄌㄨㄣˋ)语”，也有念成“论(lún)(ㄌㄨㄣˊ)语”，意思不太一样，读入声时，“论”代表讨论，“语”代表对话；读阳平时，“论”代表编辑，“语”就是对话，即把许多对话编辑起来。对这两种读音，我倒不太坚持说一定要念成哪一种。
《论语•学而第一》的第二章，原文是：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有子在《论语》里面表达了很多见解。我先把这句话的意思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有子说：“一个人能做到孝顺父母与尊敬兄长，却喜欢冒犯上司，那是很少有的。不喜欢冒犯上司，却喜欢造反作乱的，那是不曾有过的。君子要在根基上好好努力，根基稳固了，人生的正途就会随之展现开来。孝顺父母与尊敬兄长就是做人的根基呀！”
这段话讲得非常合情合理，其中有些辞语现在成了成语，比如“犯上作乱”就是一个例子。犯上作乱是不守规矩、造反，故意造出许多事端，我们都觉得这是不对的。同时，也提到“本立而道生”，把根本、根基稳固了，路就出来了，这个路代表人生的正路。我们会看到在《论语》里面“道”这个字出现很多次，“道”就是路，“人之道”就代表人应该怎么走路，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如何做人处世才正确。因为宇宙万物里面只有人有自由，人的自由表现在能做选择，既然选择，就有对错，唯有受到好的教育，才知晓人应该如何过这一生。所以，我们谈到儒家的教育，一定会强调“做人处世”这四个字。
有子强调孝悌，“孝”是孝顺父母，“悌”是尊敬兄长。一个人在家里孝顺父母，尊敬兄长，而到社会上对他的长官、他的领导，却要唱反调，这不可能。因为人是习惯的动物，在家里面有好的生活习惯，到了社会上，也会保持并推广出去。人能够从在家里对待父母兄长的态度，延伸到社会上做事的态度，那自然没有问题。所以儒家强调教育要从根本做起。至于说不好犯上，却喜欢作乱，那更是不会有的。有子这段话有其根据，表明人活在世上要先把基础打好。现在很多人重视儿童读经，希望青少年从小便开始接触古代好的思想。因为我们是中国人，中国人有自己的传统和价值观，与西方其他国家不太一样。我们如果不了解自己的传统，就去学别人的文化，一方面不见得学得透彻；另一方面，恐怕本末轻重掌握不了。学到最后，忘了自己的根本何在，就非常可惜了。所以，有子讲“本立而道生”是很有道理的。
末句“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仁”字，与古代的“人”可以通用，所以这句话我们倾向于解释为“孝悌是做人处事的根本”，而没有特别提到仁义的“仁”字。我们学《论语》最困难的是要认清孔子的核心思想究竟何在？因为做为一个哲学家，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代表他的思想有一个贯穿的核心思想，这个核心思想很难把握，我们慢慢会发现，把《论语》都念完了，就一定能了解孔子吗？未必。因为在后面的《论语．宪问第十四》，孔子曾经说过：“莫我知也夫。”就是没有人了解我呀！孔子教了这么多学生，他最后也还在感叹没有人了解他，所以我们在学《论语》时，一方面要把这些材料尽量做一个完整的理解；另一方面也要保留一个空间，知道有很多地方学生记录得并不完整，或是他没有讲得很清楚。所以对于孔子学生说的话，包括有子、曾子，还有别的学生，都要持有一些保留的态度。
《论语》一书的材料来源，大致分为四种：
第一、孔子自己说的，那肯定是没问题。
第二、孔子与第一流学生的对话，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也包括宰我、子贡，他们都是第一流的学生。第一流学生与第二流学生怎么分呢？了解《论语．先进篇》里的一段资料就知道了。孔子的学生分为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他每一科列了几个最好的同学，德行科列的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科，就是口才表达方面特别好的，是宰我、子贡；第三科政事科，就是适合从事政治业务，从政做官的，有冉有和子路；第四科文学科，是书本的知识，古代的文献了解得特别好的，就是子游、子夏。名列德行与言语科的算第一流学生；名列政事科和文学科的算第二流学生。我们这样分当然是有点冒险了，因为很多人对古人都比较崇拜，认为是孔子的学生都了不起。其实不要那样想，孔子的学生和我们一样，也都是从小慢慢长大的，有优点，也有缺点。所以孔子和第一流学生的对话就值得注意了，尤其是颜渊，这是最好的学生。
第三、是孔子和第二流以下的学生对话，因为第二流以下的学生想的是比较具体的问题，有的达不到老师的期望，会坦白说：我力量不够，做不到。老师就有点失望了，因为孔子总认为还没有尝试，怎么知道做不到呢？
第四、是孔子的学生自己发表意见。比如本章，有子就自己发表他的心得，他的话说得不错，所以后来在孔子过世以后，曾经有人建议请有子站上讲台，同学们听他讲课。曾子反对，认为不恰当，好像大家对老师遗忘得太快了，而且有子与孔子实在不能相提并论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学生们也常发表自己的意见，尤其在《论语．子张第十九》，整篇都记载孔子学生所言，他们各有各的见解，有时候还互相争辩，我们会发现有的学生对，有的学生不太对，这一次说对的，下一次不一定说得对。
所以读《论语》要记得有这四种资料，我们要特别学习孔子的思想。当然这种区分是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读书要有重点，否则，每一句话都一样重要，等于是没有重点了。
【第4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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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学而第一》第三章很简单，只有几个字，原文是：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孔子说：“说话美妙动听，表情讨好热络，这种人很少有真诚的心意。”
这里把“仁”翻译成为“真诚的心意”，恐怕很多人会觉得奇怪，其实这样的解说是对照来的，前面谈说话和表情，这都是表现在外的，那内心呢？这种人很少有真诚的心意。“巧言令色”今天也成为常用的成语，事实上在《尚书》里就出现过“巧言令色”四个字。孔子念书很有创造性，古代是说一个人只要聪明又大方，何必在乎别人去“巧言令色”呢？孔子把它转换了，如果巧言令色，就很少有真诚的心意，因为缺少“仁”。这是《论语》里首次出现的“仁”字，这个字非常特别，在《论语》里面出现了一百多次，有的说是一百零四次，有的说是一百零九次，总之从数量上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孔子的核心思想究竟为何？用一句话来说，我们平常讲承先启后，就是把过去的承接过来，再打开后代的发展。而孔子就是“承礼启仁”，礼代表礼乐，周公制礼作乐，但到孔子的时代已经“礼坏乐崩”，孔子把它承接过来，加以完善，并打开了“仁”。简单来说，就是当外界的礼乐不再能够成为行为规范，不再能够分辨善恶是非，让人们依照着去做时，只有设法由真诚引发内在的力量。外在不再能够规范人，只有靠内在的力量来规范自己，这也是儒家思想的特色，让我们从真诚引发力量，由内而发，让自己做该做的事，从被动变成主动，守规矩不是为别人，而是我应该这么做，因为人就要行仁义。所以孔子说，一个巧言令色的人，很容易只注重外表而忽略内心真诚的情感，最终与别人来往都是做戏作秀，浪费了大好的生命，太可惜了。
但是话说回来，如果在社会上找工作，表现得木讷呆板，说话也吞吞吐吐，那怎么找得到工作呢？今天找工作当然要巧言令色了，说得很动听，表情很热络，让老板看了很愉快，觉得这是个人才，可以用。这不是矛盾吗？我们学儒家的经典要记得，孔子说：巧言令色很少有真诚的心意。他说很少有，不是完全没有。我们就要在这个点上设法提醒自己，不妨巧言令色，但是一定要有真诚的心意；只要有真诚的心意，巧言令色又何妨？这是表达我对别人的尊重。如果到任何地方都板着脸不说话，别人看到那么严肃的表情，一定会尽量保持距离。所以我们要了解孔子的本意，知道不要太注重外表，任何外在的言行表现都要基于内心的真诚，这才是儒家真正的教导。
谈到“仁”要分三层来看：第一个是人之性，第二个是人之道，第三个是人之成。由真诚带来向善的力量，称为人性。所以往后会常常提到人性向善是因为真诚引发力量，力量代表“向”。善是我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第二层，人之道，是所谓“择善固执”，“择善固执”四个字出于《中庸》，“人之道，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至于说人之成，人的生命的完成在于《大学》所说的，“止于至善”，这样才是儒家的完整系统。
在本章，我们看到了《论语》第一次出现“仁”字，后面还会有很多篇章谈到仁，大家要理解它代表人的本性，人生应该走的路，以及人生的完成。学生们请教孔子关于仁的问题时，通常是就人之道来说，换句话说，每一个学生都要问老师，我这一生该怎么做人处世，应该走什么路，才是合理的。而孔子的回答，对每一个人都不同，即使是同一个学生三次问“仁”，孔子三次的回答都不同，因为在生命的三个阶段有三种不同的情况，人生是充满变化的，所以孔子教学时最难的就是教学生如何择善，因为人生就是不断选择的过程。每一次都选对，人生越来越充实圆满；如果选错了，恐怕就要用以后的正确选择来弥补前面做错的事情。生命不就耽误了吗？
“巧言令色，鲜矣仁”这样的一句简单的话，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当然我们还是要再次强调，在今天这个社会上，巧言令色有时候表示对别人的尊重。比如我上课时如果没有巧言令色，讲得呆板无趣，就无法把我的心得向各位介绍了。所以只要我有真诚心意，非常真诚地把我的心得向各位介绍，在表达的时候就不妨说得婉转一点、说得动听一点。平常与别人来往也是一样，大家相处气氛和谐，但是又有真诚的心意。否则本末倒置，变成迎合世俗而忘记内在自我，就很可惜了。《论语》里这样的话不止出现一次，孔子还说过：“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他说：一个人说话美妙动听，表情讨好热络，太过分恭顺的话，左丘明觉得可耻，我孔丘也觉得可耻。会觉得这样的人可耻，是因为对方只知道讨好别人，态度恭顺，而缺乏真诚的心意。左丘明是鲁国的史官，孔子非常佩服他的。左丘明认为一个人应该以真诚为主，否则很可耻，孔子也这样认为。“耻”字也很重要，我们以后会常常提到。在《论语》里面会出现一些有关情绪的描述，比如说怨、愠、悦、乐。“耻”代表羞耻心。很多人常常比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说西方文化是一种罪恶感的文化，西方人常常觉得如果没做好事，就有罪恶感。对谁有罪恶呢？对神。因为西方文化受基督教的影响，常常强调人与神的关系。人在神面前都不完美，常常觉得自己有罪。我们中国文化受儒家的影响，比较强调羞耻心。羞耻心来自于将个人与团体比较，如果达不到团体的标准，就觉得很丢脸、很可耻。“耻”字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特别重要。一个人最怕失去了羞耻心。比如说有一种人达不到社会的标准，却不在乎，那一般人就帮不上忙了，他没有羞耻，他不在乎，那谁能救得了他呢？这样的人对社会是一个灾难。我们学习的时候一定要了解，儒家思想希望我们能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应该达到的基本标准，只有超越标准，才能够带来内在的快乐。
【第5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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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学而第一》第四章，原文是：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这段话是曾子说的，我们前面提过，曾子的父亲也是孔子的学生，曾参十五、六岁时，父亲让他也来向孔子学。孔子的学生里面有好几位是父子一起来上课的，像曾皙与曾参，颜路与颜渊，都是父子档。
这段话，里面有很多重要的观念，意思是这样的：
曾子说：“我每天好几次这样省察自己：为别人办事没有尽心尽力吗？与朋友来往没有信守承诺吗？传授学生道理没有印证练习吗？”
我们首先看何谓“三省”？有些人说“三省”是省查三次，也有人说“三省”是这三件事我来反省一下。其实都不是，“三”这个字在古代代表多数，不一定指正好三件事。曾参的孝顺是众所皆知，但“三省”里面却没有提到孝顺，可见本章所言只是在举例，并不是只有这三件事情要去省察，人生还有各方面的问题要去思考。但是你只要与别人来往，在外面工作，就要格外注意反省以下几点。
第一点是为人谋，替别人做事，比如从政，上有长官；做事，上有老板，那么就要问自己，有没有尽心尽力？“忠”这个字代表尽心尽力，我们称为尽忠，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点是与朋友交往有没有守信用？儒家很强调守信，信守承诺。但是说到守信，儒家的讨论非常复杂，在实现诺言的时候有一个时间差，这中间可能发生任何事。以前答应的事情隔了一段时间去实现不见得恰当，有时候我答应你，认为没有问题，后来发现有问题，那我还要做吗？所以这是比较复杂的一种状况。在正常情况下，说话应该算话，这一点没有问题。所以曾参说“与朋友交而不信乎”。第三点，“传不习乎”。有人认为这是曾参在自我反省，要翻译成：“老师传给我的，我有没有去实践？”我认为这样翻译不太适合，因为曾参比孔子小了四十六岁，孔子过世时曾参才二十六岁。但是前面两句话，替别人做事，与朋友交往，似乎曾参又已经成年了，在社会上工作了，所以把“传不习乎”理解为曾参自己当老师来教学生比较恰当，因为曾参后来是有名的老师，教出很多弟子，所以他的“传不习乎”是说，我当老师，我教给学生的，自己有没有去实践呢？这个“习”就是《论语》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的“习”，表明要去实践，要自己做到才能教学生，自己没做到，凭什么教别人做呢？这三句话有一个共同特色，都用“不”来问。不忠乎，不信乎，不习乎，这便是反省，从反面来省察自己，这是非常正确的态度。
通常我们在反省的时候，老想着别人有没有对不起我，别人有没有做错事，很少意识到应该反省自己的问题。别人有没有过错，我们反省了也没用，因为他不见得会改。自己有过错，能够不断地反省，就能不断地长进。自己改变之后，别人也会调整对我们的态度的。曾参这几句话是很有特色的，人活在世界上很容易主观，什么事情都认为自己是对的，而没有注意到与别人相互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考虑到别人的立场。所以我们讲到曾参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到这三句话，它所强调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交往。
儒家思想的特色是个体不能离开人群，儒家没有关起门来的贤人。要做贤人、要做君子，就要打开门与别人来往。在家，与父母兄弟姐妹相处；到外面，与朋友，与老板、同事们交往，与天下人都有来往的机会。任何事情发生时都要先问自己做得对不对。孟子把儒家的思想发挥得很好，他很喜欢强调四个字，他说“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做任何事只要做不通，都要“反求诸己”，先问问自己有没有问题，而不是先指责别人有意阻拦或者其他的问题。要问自己，当发现自己没有问题之后，再去看看别人有什么不足，并用善意的方式来劝导。
曾参这三句话讲到“吾日三省吾身”，大家都觉得讲得特别好，特别亲切。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它是曾参的话，我对孔子的学生始终是尊敬的，但是有一点保留态度，因为这些学生还在成长，还在努力的过程中。如果把《论语》里面每一句话都看作圣经，都完全正确，那自己恐怕就受到限制了。因为孔子也说过，曾参特别鲁钝。鲁钝不是坏事，代表这个人很老实，孔子有很多学生很聪明，都创建了自己的学派，但是只有曾参，他通过《孝经》，通过《大学》把孔子的学说传到后代，像孟子这些学者，都受曾参的影响。而曾参作为鲁钝的学生，他从小是受尽各种折磨的。曾参的父亲曾皙，又名曾点，他在孟子眼中是一个狂者。狂者就是志向非常高远，总是拿古人作比较，表明他理想很高，要向古人学习。与这样的人相处是很辛苦的，所以曾参小时候经常挨打，他爸爸理想很高，没什么耐心，曾参反应比较慢，所以经常挨打。古人认为责罚是出于爱心，希望小孩子能够改善。曾参小时候受了很多苦，但是他不会有任何抱怨，孟子很推崇曾参，说他特别孝顺。曾参的孝顺，我们用一个故事就能说明。当父亲老了，眼睛看不到了，给父亲准备的每一顿饭都有酒有肉，父亲吃完毕之后就问，还有剩下的吗？曾参说，有剩下的。然后他还请示父亲，剩下的饭菜要给谁呢？他父亲就很高兴。人虽然老了还是会希望能够行善，因为人性向善，曾参的父亲眼睛瞎了，年纪老了，他的儿子照样可以按他的意思把饭菜送给穷困的人。孟子说他除了养口体之外，还能养志，也就是说曾参让他的父亲的志向可以实现，因为人性向善，让他父亲年纪老了还可以行善，那才是真正的孝顺，而不是只奉养父母亲，让他们活着而已，还要让他们可以继续实践向善的要求。
【第6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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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学而第一》第六章，原文是：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孔子说：“青少年在家要孝顺父母，出外要敬重兄长，行为谨慎而说话信实，普遍关怀众人，并且要亲近有善行的人。认真做好这些事，再去努力学习书本上的知识。”
本章前面讲的都是做人处事、德行方面的表现，比如在家孝顺父母，出门敬重兄长，这不只是对青少年的要求，事实上人类社会是持续发展的，今天的青少年将来也会为人父母，也成会为长辈，受到晚辈的敬重。“谨而信”是说话能够信实，行为谨慎。孔子很强调言与行，说话一定要守信，做事要谨慎。因为如果不谨慎，很可能事后再补救就来不及了。所以在言与行两方面能够自我要求，德行自然就慢慢地成长。接着谈到要普遍关怀每一个人，这是很高的理想，因为人的本能都比较替自己考虑，要关心别人，必须自己先稳定了，才能关心。但是追求稳定的同时，也许别人因为我们只顾自己而受到某些损失。所以儒家的思想很强调，修德行善会有内在的快乐，这其实是选择的问题，是长期的考虑，我们是要短暂得到利益，而丧失内心的一种真诚的快乐；还是要坚持内心真诚，照着原则去做，也许短期间有些损失，比较辛苦，但是长期看来，内心的快乐是不能替代的。“泛爱众而亲仁”，说到“仁”，在《论语》里面有两种用法：一种是指涉善行方面。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些好人好事，但是，做好人做好事，不见得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而孔子所教的仁是要我们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人性向善，由内而发要这么做。儒家重视教育，有一套理论，这个理论很重要，让我们有由内而发的力量，主动地行善，而不再是被动的要求。最后他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很多人就质疑了，为什么念书放在最后？这些事是与别人相处时要做到的，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时间是独处的，这个时候做什么事呢？就可以学文了。另外一种用法是孔子特别用来作为术语的，那就比较复杂了。“泛爱众而亲仁”，要接近有仁德的人。但是我们也知道，孔子很强调，在社会上很难看到仁者，他自己都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他讲年轻人要亲近仁，这个仁是指有善行的人。古代是农业社会，安土重迁，所以一个人住在乡里，大家相互熟悉，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做好事谁做坏事，大家都心里有数。所以说年轻人要亲近这种做好人做好事的，因为可以不断地学习。何谓行有余力？比如说现在碰到一个选择，父母亲要我帮忙做一件事，我说不行，我要念书。孔子认为要按照父母的吩咐，先把他们的要求做到。行有余力是说当孝顺父母与温习功课有一点冲突时，要孝顺父母为先，因为如果不管父母的要求，只知道拼命念书，将来就算念到很好的学校，毕业了，进入社会之后只顾自己，变得自私自利，也许是个人才，但是人格方面有瑕疵，这是孔子对于教育的看法。
简单说来，孔子认为教育应该是全人教育，就是完整的人的教育。分三种：第一种是人格教育；第二种是人才教育；第三种是人文教育。把人格排第一，是因为孔子的要求，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前面所行的都是人格方面的要求，“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都是一种与人相处的自我要求，能替别人设想，帮别人忙，这是一种人格教育，因为人格教育必须自我要求，由内而发，绝不能只是被动去做，所以讲道德的问题，关系就非常明确了，是被动做好事，还是主动做好事，完全不同。儒家所要求当然是自己主动了，这称为人格教育。至于人才教育，是用之于外。在社会上是个人才，可以服务社会，有所贡献。但是人才在有某种专长之后，还应有人文教育，如何调节自己的生活，如何让生命井然有序，充满活力，能够和谐持续地成长发展。这一段特别强调的人格教育与人才教育两者要一起考虑，并且要以人格为先，因为人格是一辈子的事情。最后补充一句，今天许多人让孩子背诵的《弟子规》，就是从本章引申发挥而成的。
【第7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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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学而第一》第八章，原文是：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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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17日 23:57 周二 为政第二
【第13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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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为政第二》，到第二篇了。〈为政篇〉的篇名就是取自于第一章开头的几个字。原文是：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孔子说：“以德行来治理国家，就像北极星一样，安坐在它的位置上，其他星辰环绕着它而展布。”
古人认为北极星是不动的，当然，今天的天文学告诉我们，没有星星是不动的。古人说北极星不动，别的星星就以它为核心，在各方面展布开来。用以比喻如果负责政治的人用德行来作为示范、来领导，那就好像北极星一样，它本身不需要动，其他的星星就好像各层官员、以及老百姓，都各自就他的位置做他该做的事，社会自然安定了。古代确实有这么好的理想，也就是德治。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到尧，特别提到八个字，他说尧这个人“其仁如天，其智如神”。他的仁德像天，因为古人都相信天是仁爱的，它是无不覆盖，像春夏秋冬的四时就称为“天时”，代表天对老百姓、对万物的照顾的，让它们可以按照时序来生存发展。他的智慧像神明，古人都相信神明是最有智慧的。春秋时代，两个国家缔结盟约最后都要加一句，由聪明的神来做见证。代表如果不守约，神会来执行赏罚。在古人的心中，尧称为尧天，舜称为舜日。尧天舜日是对一个社会最美好的描述。代表领导者的德行圆满完美。所以整个社会非常的安定和谐，这是儒家的理想。它是基于富有天下贵为天子这样的位置，所表现最高的德行、圆满的人格，这对于整个社会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周朝之初，周公制礼作乐，那时的政治观念是把政治与教育设法联系在一起，而国家与学校也几乎要等同了。换句话说，政治领袖就是老师。在《尚书》里面就提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上天生下老百姓，替他们找了国君、替他们找了老师，君与师帮助上天照顾百姓。上天让百姓出生，但是他没有办法个别照顾，而百姓形成人的群体之后又有各种复杂的问题，这个时候需要有国君来领导，有老师来教育。君与师并列，代表古人认为人生下来并非圆满的，需要有人引导与启发，才能知道人生的正路何在，尤其是古代的小型部落社会，每一个人都可以和领袖近距离相处，君王如何待人接物、做人处事，百姓很容易仿效他。比如舜非常孝顺，所以尧就把舜提拔出来，让舜成为大家的楷模。有了舜的榜样，大家都觉得孝顺是美德，我们要跟着做。事实上，人本来就愿意孝顺的，人都是父母所生所养的，孝顺是最自然的事情。但是因为后天的各种利害关系，有时候容易忘记孝顺。这时看到君王表现了孝顺，自然而然就从心里面愿意去做。所以儒家讲为政以德，它是古代德治的理想。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接着夏商周三代都有礼治，所以从德到礼。礼包括三点：礼仪、礼节、礼貌。若只讲礼仪，好像是一套仪式，离我们一般人很远。讲礼节，还不够，还有基本的礼貌。所以孔子经常谈到礼的时候就加一个字，“礼让”，要让别人。德须与礼配合，因为社会越来越大，只靠德治，不见得很多人可以看到他们的天子。古代的传播也没那么方便。无法像今天透过媒体让全国人知道，所以国家越来越大以后，就需要制礼作乐，靠礼仪，靠音乐，来维持它的稳定和谐。
孔子提到“为政以德”的观念，在〈卫灵公十五〉还有另外一段话，要对照来看，就是孔子说的“无为而治”。在后面他提到“无为而治”特别就用舜来做例子。他说舜不用做什么事，他只要自己本身行为端正，面向南方坐着就好了。就与本章谈北极星本身不动一样的意思。但是听到无为而治，我想每一个人都会想到道家。的确，在老子的思想里面很强调无为，也就是你不要刻意做什么事，因为你刻意做任何事的话，你的考虑永远不可能周到，你顾了这一边就忘了那一边，到最后挂一漏万，甚至捉襟见肘，很难全面照顾，反而不好。所以道家讲“无为而治”是强调人的考虑是有限的，而社会上的资源更是有限的。如果考虑到要对谁好、对哪些人好，另外一些人怎么办呢？所以最好是不要刻意做任何事，因为所有的一切，从万物到我们人类，其生存发展都有一定的条件，这个条件不会因为你去做就改变的，它一直存在那里。比如有些老百姓过着自在的生活，如果刻意对他说还有更好的生活，他的欲望产生却达不到，就开始烦恼了。所以老子的思想有时候会被别人误解为对教育不太重视。其实老子认为一个国家让教育普及，一定有些人知道多一点，有些人知道少一点。到最后因为“知”带来欲望，欲望造成各种争夺，理想不能实现，结果反而是天下大乱。儒家讲“无为而治”以德作为基础。为什么有道德的领导，可以让天下无为而治呢？因为人性向善。
我们在学习《论语》时，会觉得有些篇章上下无法连贯。其实很多地方孔子只是回答问题，因为学生各自作记录，后来替孔子守丧三年，那段时间大家都不工作，每天就在老师的坟边居住着，白天就互相交换意见，说老师以前教你们这个，老师以前告诉我那个。大家平时记录的语言，由某几个学生的学生把它整理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念《论语》有个困难，看到一句话却不知道孔子为什么说这句话。其实肯定是发生某些事情，或者有些人提问题了，他才回答。像这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如何如何，孔子怎么忽然讲这句话呢？一定有人问他说怎么样把政治办好？是不是努力去做就会好呢？或者让法律更为严格，要求更为苛细，会好一点？孔子会说不对，要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孔子心目中有一种对人性的了解。换句话说，以整个国家来说，政治领袖表现德行，老百姓就可以自己上轨道，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老百姓都是人性向善。那么领导者表现善的行为就是德行，我自然支持他。自然可以有向心力，可以团结起来。他怎么说，我们怎么来配合。
为什么讲儒家一定要强调人性向善呢？若不讲人性向善，为什么要治呢？人性本善，何必要治理？就是无为而治，还是治。为政以德，还是有为政。当然这一点，很多人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慢慢了解孔子为什么有这样的观念。
【第14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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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为政第二》的第二章内容很短，但是很特别，原文是：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孔子说：“《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无不出于真情。”
我想这样的翻译会让很多人觉得有点诧异。因为通常我们看到的是“思无邪”翻译成为“思想纯正无邪”。我要说明一下为什么我这样翻译，孔子说《诗》三百篇，事实上《诗》是三百零五篇，其中包含有风、雅、颂。孔子念书善于总结，经常用一句话概括他的想法，有他的创见。因为孔子自己说过，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我们将来会看到这句话，你不断重读过去的资料，并且有了新的体会，才能当老师。孔子所讲“思无邪”三个字，这三个字本身就出于《诗经》，在《诗经．鲁颂． 》篇，它描写的是鲁君有很多马，这些马往前奔行，看起来非常地勇健。他就说了“思无邪”。“思”这个字在《诗经》里面经常作为语首助词，或者语末助词。它没有实际意义，只是为了吟唱，或拉长语气，所以当你说“思”的时候，别人都知道是一句话要开始说了。“思无邪”重点在于后面的“无邪”。无邪的话，这个“邪”与倾斜的“斜”通用，代表这个马向前跑的时候它不能转弯，因为马跑得很快，一转弯可能就要摔跤。所以它描写鲁君所养的马跑出来的时候非常勇健，一点都不会偏斜。孔子从《诗》里面提炼出这三个字，用来表达整部《诗》。就是说《诗》是文学的作品，文学的作品一定要有真诚的情感，最怕无病呻吟或者矫揉造作。
《诗》是古代的文学作品，它是古代的采风之官到各地采集民间的各种歌谣总集而成，并以此作为教化的参考。所以《诗》谈什么呢？思想纯正无邪吗？不是的。《诗》与思想或意识形态基本上没有直接的关联。《诗经》这部作品，它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谣，加以整理成三百多篇。请问如果把“思”理解为思想，是谁的思想？因为很多都没有作者，也不知道是在写谁，是谁的思想纯正呢？所以不是作者。因为作者太多了，恐怕有几十人，甚至有上百人。是编者的思想吗？如果是编者的思想，那何必说纯正无邪呢？他与读者有什么关系呢？编者本身思想纯正无邪与编《诗经》，也不见得是必要的条件。难道是读者的思想吗？我读《诗经》的时候，思想需要纯正无邪吗？事实上《诗经》很多篇章都在表达人的情感。比如大家最熟悉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它描写的是雎鸠关关地叫着，在河边的沙滩上。人与人之间互相吸引，美好的女子就是君子最好的伴侣。它可以从自然界的一种现象，转到人类情感的互动、交流，人对生命的一种肯定与向往，它和思想有什么关系呢？它描写的是真诚的情感，所以《诗经》里面很多地方都会提到抱怨、提到难过、担心的情绪，与思想完全没有关系，它讲的都是真诚的情感，所以我们在读《诗》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它是文学作品，以真诚的情感为主，只有真诚的情感才能感动别人。而我们将来再看到孔子谈到《诗》的时候，都会用一个字，“兴”，可以理解为引发真诚的心意。
平常我们看多了社会上的各种新闻，会觉得好像人活在世界上只能够得过且过，或者随俗浮沉，早就把年轻时真诚的心意遗忘了。读《诗经》会引发真诚。看到《诗经》里面描写的情感都这么样的真挚，也会引发我年轻时的真诚情感。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提到四个字，都和情感有关。引发真诚的情感，了解自己的志向，同时观察整个社会的风尚。最后还有怨，可以抒发委屈、怨恨。读《诗经》读到有些人很委屈，再对照自己的遭遇，就会觉得，古代这么好的人都委屈，何况我这个平凡人呢。读完之后心中的怨恨自然消解。
儒家思想对于人的情绪反应是非常重视的，后代特别强调儒家的礼教，其实并非孔子的想法。孔子、孟子，都很重视人的真诚情感。人活在世界上，如果没有真诚的情感，那活得多累啊！如果任何事情都必须要客套，要注意到别人的各种要求，就只能忽略真诚的情感，凡事也就只能做戏而已。儒家为什么重视《诗经》？因为《诗经》是真诚地表达情感的歌谣。读《诗经》引发真诚的情感，就可以回到儒家思想的正途上，从真诚引发内在的力量，让人们自愿孝顺父母、尊敬兄长，自愿来帮助别人，来做好事。儒家为什么强调《诗经》？《礼记》里面特别提到，“温柔敦厚诗教也。”一个社会如果推广《诗经》的教育，它的社会风气就会“温柔敦厚”。儒家的教育，包括文学、历史、艺术在内。而在文学这个领域，特别重视《诗经》作为真诚情感的表现。
所以孔子说《诗》三百篇用三个字概括，叫做“思无邪”。我们要记得，“思”是语首词，“无邪”是代表从内到外直接出去，没有转弯，也不必绕圈子，所以一切都出于真诚的情感。如此，就能了解孔子为什么那么重视诗教，也可以知道诗教为什么会带来温柔敦厚的社会效果。
【第15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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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为政第二》的第三章，原文是：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孔子说：“以政令来教导，以刑罚来管束，百姓免于罪过但是不知道羞耻。以德行来教化，以礼制来约束，百姓知道羞耻，还能走上正途。”
有两种方法来对百姓进行教育和规范。第一是德与礼，第二是政与刑。孔子先讲第二种方法，也就是用政令、用法律来作为约束的方法，这样也许百姓很听话，因为有政令、有法律，百姓如果不遵守就要受罚的。虽然他可以免于被处罚，但是却丧失了羞耻心。因为百姓可能会钻法律漏洞。在今天法治时代确实是有这样的现象。以美国社会为例，美国社会当然早就是法治的社会了，但是很多人都说，在美国，真正治理国家的是律师，因为任何事情都需要靠律师来解释法令条文。在很多电影里面经常会有这样的场景，一个人被冤枉入狱，他坐牢第一天和牢友们吃饭时，别人就很好奇，说你这个人看起来蛮斯文的，听说你在银行工作，怎么会坐牢呢？这个人说我是无辜的，他讲完之后，所有的犯人都笑了。为什么？犯人们在这儿都说自己是无辜的。美国人拍电影常常自我解嘲。犯人们都觉得自己是无辜的，如果有一个有钱的父亲可以请最好的律师，就可以无罪释放，可惜我们没有，所以我们很冤枉。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家有钱请一个好律师，那么就大罪化小、小罪化无。到最后我们就可以无罪释放了。但因为家里穷，请不起好律师，要不然就是我的对头有钱请到好律师来对付我，所以我今天被关是无辜的。你看，这样的观念就糟糕了。为什么糟糕？一个人做错事，完全不会自我反省，完全不认为自己有错。当然我们也知道，社会上的各种关系非常复杂。
一个人做事，很难说他要负多大的责任。比如美国律师在替人辩护的时候常常这样说，不要怪这个人，他为什么做坏事呢？他从小生长在贫民窟，他周围都是穷人，和他一起生长的人如果不去贩毒就去抢劫杀人。他如果不打人，他就被人打，他在这种环境下长大，最后变成这么坏的人，实在是不能怪他，应该怪这个社会。律师这样辩护，完全没道理吗？好像也有点道理，但这样一来，那谁还要做好事呢？每一个人做坏事都有理由。我们都知道，做好事是需要努力的。中国有一句话说“为善如登，为恶如崩”，做好事和爬山一样，很辛苦的；做坏事，手一松往下磙，快得很。正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我在荷兰教书时，很多人对我说荷兰的税收很高，超过一定数目就要交税40%以上。有人觉得太划不来了。他们就越过边境到比利时，比利时的税比荷兰的税要低。而比利时与荷兰有一部分人讲一样的语言，都讲弗拉芒语，所以有一些荷兰人就越过边境到比利时买一间房子，在那儿交税，他为了减10%、20%，在荷兰赚了钱宁可交给比利时。这让荷兰、比利时两国之间产生了一些小误会。这样的故事很多，百姓享受荷兰的待遇，但是为了省一点税钱，到比利时去交。当然这只是我个人听到的一些议论，真实的情况如何呢，还需要去做进一步的研究。为什么百姓这样做？就是典型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他没有什么特别的羞耻心。我这样讲绝不是说外国人没有羞耻心。“耻”字我们不要拿一般的观念来看，儒家讲“耻”是指个人所作所为如果达不到社会共同的要求，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别人都做到了，我做不到，那怎么可以呢？所以有“耻”，羞耻心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点，在《论语》里面“耻”字经常出现。如果问，活在世界上最怕哪种人呢？应该是最怕不知耻的人。他如果没有羞耻心的话，你根本毫无办法，你只能用法律约束他。孔子说得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百姓会钻法律漏洞，这可以说是一种相对的关系，所以在道家的《老子》里也有一句话叫做“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把法令弄得越细的话，那犯法的人就越多。小偷到最后变强盗，越来越严重。所以这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很难用一句话来说究竟如何从根本上加以化解。
孔子认为有办法，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第一种，用德与礼来治国。“道之以德”，用德行来引导，百姓看到在上位者有德行，自然就跟着走。“德”这个字很有意思，古代讲德代表为政者照顾百姓，百姓都喜欢政治领袖有德行。因为对百姓很好，国君对我好，我当然喜欢，因为对我是有利的。对我好而且又有德，那百姓就会以国君为榜样。因为我喜欢你对我好，我也知道别人也喜欢我对他好，这是一种教育的方法。所以“道之以德”还是可以做到的。它的根源还是在于人天性就有一种向善的愿望，所以你有善，我跟你走。同时我行善的时候内心快乐。
至于“齐之以礼”，因为礼乐教化是一个社会所需要的，所以周公制礼作乐，使一个社会有礼和乐可以依循，作为行为的规则。孔子特别崇拜周公，就因为他把礼乐制作得非常完善，但是春秋时是礼坏乐崩，所以我们看到德治之后要配合礼治，如果礼治还不行，就要法治了。礼与法之间的关系比较微妙。一般讲礼与法有一个简单的分辨，法是从外在约束人的行为；礼是从正面引导人的行为。一是约束，一是引导，差别就在这里。法律可以约束，法律很难引导。
我们不会说一个人守法是好人，只能说一个好人不犯法。守法是好人吗？不一定。因为他并没有特别做好的事，他只是守法而已，守法是应该做的，谈不上特别好。如果遵守礼仪，那就比较好了。所谓富而好礼，这个礼就是正面的引导，见到长辈要有礼貌，见到老师要尊敬，这些都是礼仪。这个礼仪创建的人际关系是普遍适用的，因为一个年轻人对长辈尊重，他将来年纪大了变成长辈时，将来的年轻人也会尊重他。否则一个年轻人对长辈不尊重，不知道去遵守礼仪，那么他将来老的时候变成长辈，凭什么要求年轻人对他尊重呢？所以，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会经常接受老师与父母很多教育，千万不要以为长辈只知道教我们年轻人，我们年轻人就这么样的委屈吗？就一定要听话吗？不要忘记，年轻人一定有一天会成为长辈，成为老一辈的人。那个时候，年轻人同样地也尊敬你。所以一个社会一定要有延续的发展过程，在这一方面，孔子的思想指出了社会发展的重点，也就是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老百姓如果无耻的话，政府怎么做都不容易有好的效果。
另一方面，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百姓有羞耻心，因为他知道由内而发，应该自我要求，“格”代表正，走上正路。有人说“格”代表“来”，事实上“来”不见得代表一定走上正路，走上正路是老百姓自己走上正路，如此一来，所谓的政治人物也不须费太多心。当然，德与礼的要求是很高的，并不容易做到。
【第16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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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为政第二》的第四章是特别重要的一章，如果在《论语》里面选十章最重要的内容，这一章一定在里面。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提到孔子的一生。这是我所见过最短的自传了，只有三十八个字。原文是这样的：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说：“我十五岁时立志求学，三十岁时可以立身处事，四十岁时可以免于迷惑，五十岁时可以领悟天命，六十岁时可以顺从天命，七十岁时可以随心所欲都不越出规矩。”
这是很重要的一章，讲孔子十五岁到七十岁，一生发展的好几个阶段，以十年作为一个代表。这些话意思并不难了解，但是很难做充分的说明。
首先，孔子说他十五岁立志学习。因为古代的教育，像孔子这样的背景，父亲早逝，跟着妈妈在娘家成长，属于地位非常卑微的一般百姓，他念书只能到十五岁。古代的乡村教育是利用每年秋收之后，农闲时请乡村里面有学问的人或者退休的官员，来教一些十五岁以下的孩子。教他们文化常识以及基本的武艺。孔子十五岁立志求学，很多人说我们今天教育已经普及了，六岁就求学了，甚至有人更早，进幼稚园了，但是这不是自己立志的，是被父母要求的、被社会规定的。重要的是孔子十五岁立志求学，他一辈子都没有停下来，到老的时候还学而不厌呢。所以他的求学是与生命一起成长，他也认为自己最好学了，所以第一句话是孔子强调自己立志要学习。有关立志的问题在《论语》里有三个对象，第一个，立志于学习；第二个，立志于行仁；第三个，立志于求道。都用“志”字。“志”的写法很有趣，上面是“士”，底下是“心”，士心为志，代表读书人的心意就是他的志向。至于“学”只是一种外在的描述，学什么？学的目的何在？那就要志于仁，就是立志以后要走上个人生命的正路。有关“仁”字，有时和“道”很接近，但是要怎么分辨呢？因为孔子也说过，志于道，立志于求道。这个道代表人类共同的理想。就是作为一个人，应该知道如何安排这一生，叫做人生的光明大道。所以“道”代表人类的正路，“仁”代表我个人的正路，这要稍微区分。“道”是共同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走。“仁”是每个人在不同的情况下对行仁的选择。但是基本上仁一定是由内而发，出于真诚的心。
孔子十五岁立志求学，接着经过十五年的时间，三十而立，“立”一般说是立身处世。但是在当时要立身处世，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懂得礼。因为在《论语》里面出现过两次，所谓的不学礼，无以立，或者是不知礼，无以立。若是没有学习礼仪，在社会上不能立足。不懂得礼仪，在社会上无法立身处世。孔子三十而立，可以理解为礼仪、礼节、礼貌都做到了、都学好了。立也代表就业，否则三十岁早已经成家了，如何养家煳口呢？所以孔子的职业曾经做过仓库管理员，也做过牧场管理员，另外，他能够立足也包括他有专长，可以替别人主持丧礼。这就是孔子三十而立了。
再看“四十而不惑”，有人到四十岁的时候反而觉得人生陷入困惑，因为小时候比较单纯，所有的问题老师与父母都帮我们作出答案了。到了四十岁，自己成家立业，孩子也慢慢长大了，然后才发现人生的问题非常复杂，会有许多迷惑。在《论语》里，谈到迷惑的地方很少，比较清楚的只有两处，一是子张请教如何辨别迷惑，孔子回答说爱一个人，希望他一直活下去；恨一个人，希望他立刻死去；对同一个人又爱又恨，那不是迷惑吗？由此可以知道迷惑代表感情上的困扰，也就是说我们要调节情绪，不能靠情绪冲动来和别人来往。另外一个学生樊迟，他也问如何分辨迷惑。孔子回答时说：一时的愤怒忘记了自己的安危，甚至让父母亲跟着受累，那不是迷惑吗？因为有时候一时冲动生气，和别人吵架打架甚至杀人放火，别人报仇时到家里来寻仇，让父母亲陷入危险，因为愤怒而造成这般可怕的后果，这也是迷惑呀！孔子的学生两次请教他什么是迷惑，他回答时无一例外，都谈到情感上的问题。人有理性，也有情感，理性是光明正大，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通过学习而理解，知道人生应该往哪里走。另一方面，人还有情绪、还有情感，它们和感性的要求连在一起，就会发生很多问题，到最后自己也觉得很迷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出来呢？所以到四十而不惑，对我们来说就很不容易学到了。人间所有的问题有因就有果，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只要知道发生什么事，再推究它的原因，再思考它的结果，大致上不惑还是可以做到的。只要多学习、多观察、多了解。
【第17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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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谈过十五岁立志求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接着就要谈“转捩点”了，五十而知天命。“知天命”是什么意思呢，有些人说，孔子五十岁的时候研究《易经》，懂得算命，但是事实上，这叫做命运，不叫天命。天命是命运之外还了解自己的使命。所有的人都觉得人生下来就有命运，无可奈何，因此儒家强调要通过学习、通过自觉找到自己的使命。使命是什么？为什么称为天命？当一个人觉得自己有使命感，这个使命感的来源既不是别人，也不是自己给的。责无旁贷，一般把这个称作天命。比如说，国家就像一辆游览车，天子就是司机，要带我们去一个风景点。但是开车开了一半，司机心脏病发倒下来，这个时候请问，在车上谁有使命，谁有责任继续开车？答案只有一个，是懂得开车的人。孔子就是这样的人，因为他把古代的经典掌握之后，知道夏、商、周这三代何以兴盛衰亡，如何发展。他知道人类真正的幸福在何处，他知道人性要往哪里发展才能得到成全。他五十一岁出来做官，做到五十五岁。因为他觉得自己既然有使命感，就要对社会有所贡献。他努力做，做得也非常好。但是到五十五岁时又发生了各种问题，以至于鲁国的当政者不让他继续发挥他的理想，所以孔子就在五十五岁的时候开始周游列国。我们讲五十而知天命的时候，我们要把“天命”理解为两个重点：
第一，按孔子当时的情况，他知道要怎么做才能够实现他的使命，所以他出来做官。
第二，我们一般人可以学的是什么呢？把天命当做人性向善，因而追求择善固执，最后达到止于至善，当做我们每一个人的天命。儒家所谓“善”就是自己和他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我对父母孝顺叫做善，我对朋友讲信用叫做善，我对长官效忠叫做善。这个善一定是指我和别人之间适当的关系。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天命，也就是要把向善的要求实践出来。
六十而耳顺，我把这个“耳”去掉，改成“六十而顺”，顺天命。为什么这样改呢？有许多理由。因为在整部《论语》里面，“耳”这个字实在并不重要，它只出现四次，有两次当做语助词用。没有什么意思。比如孔子说“前言戏之耳”，前面说的话是和你开玩笑的，那个“耳”是没意思的。“汝得人焉耳乎？”你找到什么人才了吗？“耳”也没有具体含意。只有一次用于耳朵，孔子听到有人演奏音乐，他说“洋洋乎盈耳哉”，声音这么好听，洋溢着充满我的耳朵。六十而耳顺，这个“耳”很特别，因为整段行文都是一个年龄加一个行为，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到七十呢，从心所欲不逾矩。年岁接动词，中间没有加一个名词。“六十而耳顺”，说成是“六十而顺耳”，还比较接近这样一种行文特点。孔子六十岁时，在周游列国，周游列国是为了顺天命，有人对他说“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上天要以你们老师作为木铎，从事教化工作，这就是顺天命。孔子周游列国两次差一点被杀，两次碰到生命的危险，他都把天提出来，“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你们能对我怎么样呢？因为我后面有天作为我的依靠，我是在顺天命啊！并且更重要的是在孔子以后，先秦的儒家经典，像《孟子》、《荀子》、《易传》、《中庸》、《大学》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提到耳顺。相反的，有好几个地方提到顺天命。由此可知，孔子说的是六十而顺，顺天命。顺天命代表他不计任何代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有关天命，在孔子的思想里面很明显地说出来，第一个要知天命；第二个要畏天命。他在知、他在畏，就代表这个天命一定有其内容，天要他知道什么、天要他敬畏什么，接着天要他顺从什么，要怎么去做。所以从知到畏，接着就要顺天命，最后一步还要乐天命，就是最后阶段。在解说《易经》的《易传》一书中强调乐天知命，就是这种思想，很合理的一种人生发展。所以在《论语》里面谈到“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的时候，我们是非常谨慎的。因为如果加一个“耳”的话，没有人讲得清楚。比如说朱熹的解释是，“声入心通，无所违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听到什么心里面就懂了，没有任何违逆。但是这个属于不惑。可以了解别人的意思，听到什么样的话都不会觉得刺耳，别人骂我的话，听了也无所谓了。那不是耳顺，而是乡愿。从以上几方面来看，“耳”字应该是多余的。并且很多学者从考据方面、从哲理方面都加以发挥，都强调“六十而顺”，“耳”是多出来的字。我们在阅读古代经典的时候，更改一个字都要谨慎小心。不能随便说我认为这个字是多出来的就改了，要举出各种证据。
到最后一个阶段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最后阶段，其中有两个重点：第一，孔子说这话代表他在七十岁以前如果从心所欲，偶尔难免有可能违背规矩，代表人的心的确是有问题，捉摸不定的。所以我们学儒家时一定要记得，儒家从来没有把人的心看做本善、至善。颜渊的心三月不违仁，三月代表很长的时间，不会有违背仁的要求。而孔子自己到了七十岁才能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代表平常若从心所欲，就可能违背规矩。所以七十岁了，从心所欲都不会违背规矩，这话才能讲得通。第二点要了解从心所欲代表自然而然去做的，不逾矩代表都符合规矩，也就是做到应该做的事情。对孔子来说，他的七十岁的境界是：自然的就是应该的，他自然去做的都是他该做的，他该做的事都做得很自然。这句话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很容易，自我反省就会发现，我们只要自然去做的，大多数都是不应该做的，而我们应该做的事，大部分都做得很不自然，代表我们的修养还差得很远。
所以这整段话代表了孔子一生的发展。我们相信，孔子可惜只活到七十三岁，他如果活到八十、活到九十，他人生的境界一定还会更高。我们很难想像那是什么境界，只用一句孟子的话来说，孟子说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达到圣的境界，再往上一步，简直无法理解。这是像神一样的境界。本章介绍孔子生平的自我了解，可以从中得到很多人生的启发。
【第18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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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为政第二》的第五章，原文是：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孟懿子请教什么是孝，孔子说：“不要违背礼制。”樊迟为孔子驾车时，孔子对他说：“孟孙问我什么是孝，我回答他不要违背礼制。”樊迟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父母活着的时候以礼的规定来侍奉他们，父母过世后以礼的规定来安葬他们、以礼的规定来祭祀他们。”
这篇提到的孟懿子，就是孟孙或孟氏，也就是鲁国三家里面的第一家。孟懿子的“懿”字是他死后的谥号，他原名为仲孙何忌，因为编写《论语》时他已过世，所以就用了他的谥号。鲁国有三家，这三家都是鲁桓公的后代。鲁桓公生了四个儿子，一个是嫡长子，继承王位，后来称为鲁庄公。另外三个儿子也受封。这三家后来在鲁国很有势力，与鲁君四分鲁国。
孟懿子的父亲是孟僖子，孟僖子曾经在国际场合因为不懂得礼仪而觉得很丢脸，回国之后就想自己身为大夫，不懂得礼仪，下一代一定要让他们多学学。他打听到孔子是礼仪方面的专家，就让他的孩子都去向孔子学习。所以孔子在三十岁的时候就当贵族的家教，而且顺便也招收别的学生，开始了他的平民教育的大业。
孟懿子请教怎么样才是孝顺，孔子回答时强调礼仪的规定。在古代社会，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受过教育的人都用礼互相来往，而老百姓却不懂得礼仪，只好靠法律来约束了。孔子强调，身为贵族，要特别的守礼。父母活着的时候用礼仪来侍奉他们，父母过世以后按照礼仪来安葬。因为贵族子弟很容易财大气粗，反正家里有钱，便十分铺张，超过自己身份的规定。孔子认为应该遵守礼仪规定比较好。所以他一再强调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最后祭祀的时候还是按照礼仪规定。代表人的孝顺不能离开社会规范。
《为政第二》的第六章，我们一起说明。因为这章提问人是是孟懿子的儿子。原文是：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孟武伯原名仲孙彘(zhì)(ㄓˋ)，他是孟懿子的儿子。他也来请教孔子何谓孝顺。可见当时孔子教书时间很长，做父亲的年轻的时候问过，儿子长大了之后也来请教了。孔子回答说，让父母只为子女的疾病忧愁。
我们思考一下，作为贵族子弟，生下来就有官位，不论学问如何，不论做人处事能力，长大了便继承父亲的原有的官位，可以做官。对于贵族子弟这些家世背景比较特别的人，孔子认为什么是孝顺呢？他对孟懿子说你要遵守礼仪的规范，他对孟武伯说让父母只为你的疾病忧愁，因为人吃五谷杂粮怎么可能不生病呢？生病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如果你让父母只为你的疾病忧愁，代表你真的很孝顺。因为其他念书、做人、处世等方面，都不须父母担心。换言之，一个孩子在各个方面都能尽力做到最好，让父母不要操心，只有偶尔生病是难免的，让父母为生病而操心。如果只有这件事，那真是不错的，算是非常孝顺的，等于是做子女各方面表现都很好，父母从来不操心。
由这二章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对于不同的人的教育是因材施教。孟懿子、孟武伯都是孟氏的贵族，这个贵族在鲁国权力很大，将来都是国家的重要大臣。所以孔子教他们时就按照他的情况，希望他们虽有很多财富，但一定要记得守礼，我们前面一再提到，孔子希望一个人有钱之后能富而好礼。与这两章相配合，对父母亲按照礼制的规定，这样就可以算是孝顺了。在这里孔子没有谈到内心的情感，在古代贵族社会里，表现内心的情感需要适当的形式来规范。
为什么我们念《论语》会有困难呢？是因为对话简短，并针对特别的学生来作的回答。有时候会觉得孔子似乎只注意到外在的礼仪规范，他难道忘记了情感更重要吗？像第二句谈到说让父母只为你生病去忧愁，难道别的时候不用孝顺吗？只是生病让父母忧愁，那别的事情做好就够了吗？它与孝顺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们思考孔子对于孝顺的看法，必须看很多章相关的材料，才能做完整的理解。不能看单章，单章往往有针对性，也就是孔子的因材施教。今天的孩子也是一样，各方面让父母都不要操心，只有生病是难免的，让父母操心一下吧，那就算是很孝顺了。怕的是除了生病之外，还有念书、交朋友、各种言行表现让父母担心，那样就不是孝顺了。所以每一个人都要从这些角度来思考，自己对父母的孝心应该表现在不要让父母太操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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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17日 23:57 周二 里仁第四
【第40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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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里仁第四》第一章，原文是：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孔子说：“居住在民风淳厚的地方是最理想的，一个人选择住处，而错过了民风淳厚的地方，怎么算得上明智呢？”
这里有两个重点，第一，民风淳厚是很理想的；第二，选择何处居住是很重要的。里仁为美的“美”，指值得欣赏。我们选择住家的时候要看它的社会风气。好的社会风气一方面让生活有安全保障，邻里相处，大家可以守望相助、敦亲睦邻。而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孩子能在这样的环境长大比较令人放心，古代就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孟母三迁”，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孟子小时候，家住在坟场附近，看到有些人上坟去拜拜，他就跟着去看，甚至还学别人怎么挖坟墓，怎么祭拜，妈妈一看，小孩子三四岁学着别人去祭拜，去哭坟，实在不太适合。于是就搬家到市场旁边。之后，孟子又跟着别人称斤论两，学起买卖。妈妈一看，这么小的孩子称斤论两，和别人谈条件、讲价钱，好像也不太适合。再搬家，第三次搬到一所学校的旁边，小孟子还没有到念书的时候，每天看到比他年长的大哥哥们去念书，就跟着去。在外面看，在外面听，也开始念书了。此时孟母才觉得放心，认为这才是应该选择的地方。孟母非常贤慧，足以为天下母亲的表率，因为她选择适合孩子成长的地方居住。
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小孩读好学校，这点可以理解。但是我一向认为孩子太小，让孩子进入好的学校，竞争压力很大。我比较喜欢强调孩子念书有一个渐渐往上的过程。这与我个人的经验有关，我小时候在乡下念书，上的是一般国民学校，绝不是讲究升学率的明星学校，到小学五年级还是光脚上学，和乡下孩子完全一样。中学时代就到大城市附近去念书，这是一所中间程度的学校，我在这个学校创建了自信，因为我功课很好。大学的时代，我也没有念最好的学校，上研究时才念比较好的学校。然后再到美国念书。这一路慢慢往上的求知过程，让我一直充满信心，相信只要用心力争上游就可以把功课念好。自信对很年轻人很重要，太早让孩子进入最好的学校，去和最好的同学竞争，不见得是好事。
今天做父母的比较重视孩子的成绩，和进好的学校。往往忽略“里仁为美”，淳厚的、善良的风气，在一个风气善良的环境中学习，远比选择成绩竞争激烈的学校，对孩子一生的正向影响深远得多。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不同，有些孩子只会念书，别的事情都不会，会念书固然是个优点，但是只会念书，人生的发展也有很大的缺陷。另外一些孩子，虽然念书不见得很好，但是别的方面，比如德育、体育、美育、群育都非常好，那么他人格的发展就会比较完整。所以儒家谈到对孩子的教育，除了人才教育之外，还有人格教育，以及人文教育。人文教育，特别重视艺术修养，有好的艺术修养，自然能造就善良淳厚的氛围，配合美好的居处和学习环境。
每一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专长，全能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所以做长辈的，做父母的，做老师的都要设法欣赏年轻的学生，创造机会让他的专长可以完全发挥。
【第41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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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里仁第四》第二章，原文是：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孔子说：“不行仁的人没有办法持久处在困境中，也没有办法长期处在顺境中，行仁者是自然而然走在人生正途上，明智者则是了解人生正途的重要而作此选择。”
这里我们要把“仁”当作动词来用，不仁者与仁者意义的区分，就是不去行仁的人，以及去行仁的人。把“仁”当做动词，才能够分辨一个人行仁或不行仁。不行仁的人不能长久处在困境和顺境里面。不行仁，简单说来就是没有走在人生的正路上，如果处在困境里面就容易胡作非为，但若处在顺境又容易沉迷于生活享受。所以孔子说得很清楚，人活在世界上只有两个选择：或者走上正途，或者不走上正途，没有中间的情况。后来孟子引述过孔子的话，他说：“道二，仁与不仁而已”。人生的路只有两条，或是行仁，或是不行仁。用现在的话来说，或是做好人，或是不做好人。如果不做好人，不走在正路上会有什么结果？在困境会放弃原则，在顺境也会放弃原则。就如同孟子所谓的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这是大丈夫。不是大丈夫的人，拥有富贵就淫了。沉溺在富贵里面吃喝玩乐，不长进。贫贱不能移，如果贫贱就改变一个人志向，这人必不是大丈夫，也就是不行仁的人。所以为什么不行仁的人不能长期处在顺境，也不能长期处在困境，因为他无法坚持理想。
我们都知道处在困境不容易，什么事情都不顺利，很辛苦。但是，处在顺境也不容易，许多人在飞黄腾达时，往往不再坚持最初的理想了。在任何环境中能否坚持的关键是行仁，如果不行仁，无论顺逆都无法坚持自己的理想。如果能行仁，就是孟子所说的大丈夫，在富贵里面不会被它迷惑，在贫贱的时候也不会失去志向。
“仁者安仁”，我们翻译为：行仁者是自然而然走在人生正途上。《为政篇》读过“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中曾提到过“安”，就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安心、可以安顿。这往往可以看到人内心中最深的愿望。比如我现在决定走上人生正途，决定做好人，那么做好事便很自然，毫不勉强。因为真诚由内而发产生力量，是我主动愿意去做的。这就是安于行仁。做好事本来就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做好事的理由是从外而来的，也许是金钱的诱惑，所以去做好事，也许是外在的压力，因为别人看着我、别人要求我。第二种是由内而发，自己愿意做好事。第一种状况从外在诱因而做好事，做好事往往只是虚应一番，一旦诱因消失，就不做了。第二种状况是由内而发，一旦动心起念，就不会受到外在的干扰，也不在乎别人怎么说。这才是儒家的思想。所以讲“仁者安仁”，基本上是说行仁的人安于行仁，自然而然就去做好事，因为他真诚，由内而发产生力量。
“知者利仁”，“利”这个字代表有利，“知者”代表聪明的人，了解道理的人。聪明人知道行仁对自己有利。我们都很重视别人的评价，有些人不见得立刻就可以做仁者，立刻就自然而然由内在主动去行善。但是很多人很聪明，知道如果为善、行仁，别人会给予根本上的肯定，因为大家都是人性向善。所以说行仁后得利最多的是自己。举例来说：假设我坐在车上，一个老太太上来，我是仁者的话，我自己愿意让座，完全没有人要求我，这是行仁。但是一般人做不到。一般人最多做“知者”，老太太上车，我把座位让给她，老太太感谢我，其实我才应该要感谢老太太，因为她给我一个机会肯定自己是一个向善的人，这个更重要。
平常我们与别人来往的时候，都不太谈仁，往往只计较利害关系，这是一般的社会情况。如果一味这样，到最后恐怕会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多么可惜。好好的一个社会，就变得复杂纷乱，最后分崩离析了。再比如一个企业家捐款给灾区，他如果真是要行仁的话，根本就不在乎别人是否知道。这叫做安仁，仁者安仁，就做自己该做的事，做的时候心里很愉快。换做知者利仁会是什么状况呢？他捐款之后，因为要报销，所以要公布公司捐款的流向，和捐款若干，这对企业的形象也有利，这就是知者利仁。捐款消息一公布，所获得的广告效果远远超过花钱登广告。很多企业家是很聪明的。他作为企业家，一定会将本求利，精打细算，好不容易赚了钱，却要他安于行仁，完全不要计较得失，这样有点强人所难。他只要能做到很聪明，知道出钱做公益事业，公司的社会形象更好，而且广告的效益更大，有这样思考方向的公司负责人很聪明，我们也赞成这样的聪明。
儒家不只教人做好人、做好事，同时也说明这样做对自己最有利，这一点是我们要特别强调的。因为它可以使你向善的人性不断得到实现的机会，感觉到生命越来越充实，越来越圆满。当然最高的境界还是要到安仁的阶段，可以完全不在乎任何一切，只为了该做，就做。
【第42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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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里仁第四》第三章，原文是：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孔子说：“只有行仁者能够做到喜爱好人、厌恶坏人。”
一般人都是喜欢朋友，讨厌敌人。朋友好坏先不管，只要是我的朋友我就喜欢，敌人好坏我也不管，只要是我的敌人我就讨厌。只喜欢朋友而讨厌敌人，而忘记了应该喜欢好人，讨厌坏人。这章说明只有行仁者能够做到喜欢好人、讨厌坏人，不管这个好人坏人是朋友或是敌人。这相当困难，会被批评为不近人情。
一般人会因为是朋友，所以不论好坏一味包涵；因为是敌人，所以不论好坏尽情打击。这样是不分是非，敌人虽然是对手，但也有好人，孔子说这些话，可供我们深思。苏格拉底说过：坏人没有朋友。坏人为什么没有朋友呢？黑道上大家相互称兄道弟，彼此讲究义气，坏人怎么会没有朋友呢？原来苏格拉底认为“朋友”这两个字一定要以“道义”为主，坏人本身既不讲道义，当然没有朋友。美国很多黑社会老大，最后都是因为内讧进了监狱。这就是苏格拉底说的“坏人没有朋友”的意思。
但是人是会变的，好人可能因为堕落变成坏人，坏人也可以因为改过而成为好人。所以人的生命充满着动态的力量，人们无时无刻不面对选择，选择错了要立刻改善。儒家并非主张人性本善，因为儒家知道每一个人都有弱点，每一个人都要做选择，每一次选择都是挑战，都是考验。所以只有仁者可以做到喜欢好人，讨厌坏人，不管朋友还是敌人，都是一样。
《论语•里仁第四》第四章，原文也是很短。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孔子说：“只要立志行仁，就不会做坏事。”
说到“立志”，在《论语》里面出现过三种“立志”。第一是志于学。第二就是本章所说的志于仁，立志于行仁。第三是志于道，立志于求道。三个志，它的对象内容大同小异。所学的是什么？学做人处世的道理。
“仁”是什么？“仁”在《论语》里面出现了一百多次，学生每一次问“仁”，孔子的答案都不同，我们也很难说明它的具体意义。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解释，“仁”就是每一个人的人生正路。学生问仁的时候，孔子的回答都不同。他因材施教，按照每一个学生的情况，给他一个行仁的方法。
学生司马牛问老师什么是仁？孔子就说：“仁者其言也讱。”讱的意思是说话慢吞吞，这也算是行仁吗？我们都以为行仁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应该像孔子回答颜渊的“克己复礼为仁”，那样冠冕堂皇。结果他回答司马牛“说话慢一点就是你的人生正路”，说明了“仁”这个德行的实践是因人而异的。
立志行仁，就是立志走上个人的人生正路，那么绝对不会做坏事。《易经》第一卦乾卦有文言传，其中说到“闲邪存其诚”，意思是说，要防范邪恶以保存内心的真诚。这话说得好，人只要真诚，就会跟邪恶势不两立，由此可知人性向善。立志行仁，真诚由内而发，走上人生的正路，跟邪恶势不两立，绝不做坏事。只有这种行仁的人，才能够作到喜欢好人、讨厌坏人。
儒家思想谈到“仁”时，一再强调人性向善，“仁”就是由真诚引发力量，力量代表“向”，力量由内而发，自我要求做该做的事，该做的事便是“善”。虽然这个向善的过程还需要教育来引导，但是内心里面引发的力量才是关键。若没有内在的力量，行善永远都是被动的。仁者安仁，只要真诚由内而发，产生力量，就自然而然安心地去做该做的事，这才是儒家的理想。只问是非，只问善恶，这样的人行仁才能真正达到没有私心的要求，称为无私。
【第43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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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里仁第四》第五章，这一章内容较长：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孔子说：“富有与尊贵是每一个人都想要的；如果不依正当的途径加于君子身上，他是不会接受的。贫穷与卑微，是每一个人都讨厌的；如果不依正当的途径加于君子身上，他是不会逃避的。君子如果离开了人生正途，凭什么成就他的名声？君子不会有片刻的时间脱离人生的正途，在匆忙急迫的时候坚持如此，在危险困顿的时候也坚持如此。”
这段话非常深刻。每一个人都想要富贵，每一个人都不想要贫贱。但是，如果没有按照正当的途径把富贵加在君子身上，君子不会接受。但是面对贫贱就不同了，如果不依正当途径把贫贱加在君子身上，比如该当官不给官位，该赚钱不给机会，因这样的状况而陷入贫贱，君子是不会拒绝、逃避的。
我们不免要问：为什么都是不依正当的途径，君子不要富贵，却能接受贫贱呢？照一般人的理解，只要不依正当途径，给我富贵我不要，给我贫贱我也不要。但是儒家不这样想，这值得我们思考：富贵与贫贱究竟有什么差别呢？我们都知道，富贵对人来说具有诱惑，很容易因为富贵而忘记了根本，得意忘形。一个人有了富贵之后，便容易忘记他年轻时的理想。所以孔子对于富贵，有相当程度的戒心。至于贫贱，自然也不好受，贫贱夫妻百事哀，要一个贫贱的人坚持理想，也不容易。儒家认为，一个人在贫贱中，外面没有任何依靠，反而比较容易收敛自己，回归内心去思考人生应该何去何从。所以通常我们讲到富贵与贫贱这两种极端的时候，会发现凡是有见解的哲学家与宗教家都有他特殊的看法。比如，释迦牟尼本来是印度迦毗罗卫国的王子，拥有荣华富贵。但他为什么要出家去追求贫贱的生活呢？因为他要修练，他要修道，最后他也确实放弃了一切，修成正果，在菩提树下悟道。这是佛教的一个很好的启示。再看基督教，耶稣也认为，一个人如果拥有富贵，麻烦可大了，他说：“有钱人进天国，好像骆驼穿针孔一样。”对此有两个解释，一个说骆驼其实应该是骆驼毛。骆驼毛要穿针孔不容易，骆驼毛很粗。第二个解释，说耶路撒冷有一个门叫做针孔门。第二种解释我个人觉得还满合理的。针孔门，很小，骆驼要钻过需要先练成缩骨功，那是太难了。耶稣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有钱人、富贵者沉迷于富贵，不易进行心灵上的修养。所以佛教和基督教对于富贵都有戒心，因为它会让人沉迷其中。
相反的，对于贫贱，他们反而觉得不见得不是好事。因为贫贱会让人收敛自己，知道在世界上我们都是过客而不是归人。人在世间是短暂的一生，所以要把握的不是外在的成就，也不是富贵，而是内在的修练，修养自己的心灵。所以宗教界对于贫贱显然是抱着比较正面的态度，因为它会让人往内在去发展、去修练，去往上提升。
孔子也抱持同样的态度，当处在贫贱中时，反而可以修练自己。孔子评价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虽然贫穷，但非常快乐，有钱人都没他那么快乐。我们透过这段话便能知道儒家的思想。比起宗教，儒家有同样的境界，孔子不是宗教家，但是他的哲学有宗教的高度，也包含了宗教的情操。
接着后半段说，君子如果离开了“仁”字，离开了人生正途，凭什么来成就他的名声呢？“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这句话相当重要，因为孔子说过一句话，君子最讨厌的是离开了这个世界没有留下好名声。要靠什么出名，这句话就是答案，“君子去仁，恶乎成名”。离开了“仁”，凭什么出名？一个君子靠有钱出名、靠做官出名，都不够，要靠走在人生的正路上出名，这才是标准答案。所以君子离开人生的正途而成就名声，是不可能的。
我们学儒家一定要记得，它绝不是只告诉我们要积极入世，要努力做官服务人群，那些只是方法或手段。活在世上，真正要做的是走在人生正路上。
最后一句话，真是精彩。君子不会有片刻的时间脱离人生正途，并且“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在匆忙急迫的时候坚持如此，在危险困顿的时候也坚持如此，都不能够偏离人生的正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才能够检验出来你是否真正有行仁的决心，有行仁的理想。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而君子对此的不同态度，正好显出儒家思想的最主要特色。
【第44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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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里仁第四》第六章，原文是：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孔子说：“我不曾见过爱好完美人格者，与厌恶不完美人格者。一个人爱好完美的人格，已经达到最好的极限了。厌恶不完美的人格，他追求完美人格的办法，是不使偏邪的行为出现在自己身上。有没有人会在某一段时间致力于培养完美人格的呢？真要这么做，我不曾见过力量不够的。或许真有力量不够的，只是我未曾见过罢了。”
这段话说得相当伤感。因为他多次提到“我没有见过”。孔子没见过什么样的人？他说：我没有见过一个爱好完美人格的人。这里把“仁”这个字翻译成为“完美的人格”。我们以前谈过，孔子的“仁”有三个重要内容，第一是人之性；第二是人之道；第三是人之成。所以仁义的“仁”这个字，就是我们的人之性、人之道、人之成，只有这样的理解才比较完整。第一，“人之性”，只要真诚，就会发现自己向善的力量由内而发，要行善避恶。第二，“人之道”，就是人生的正路何在，在于择善固执。第三，“人之成”，人的完成在止于至善。
在这一章里面讲的“仁”是完美的人格，表示人的完成。所以孔子才会说没有见过爱好完美人格的，也没有见过厌恶不完美人格的。这两句话听起来好像孔子有点悲观。他接着就说了，好仁者，无以尚之，一个人爱好完美人格，没有比他更好的了。人生应该追求的最高目标就是完美的人格，只要爱好完美的人格，这一生不会做坏事，一定努力向上。他也没有见过厌恶不完美人格的。这一种当然是比第一种差了。第一种是主动积极地爱好完美的人格。第二种是讨厌那种不完美的人格，不使偏邪的行为出现在自己身上。
孔子教学生一向是两种策略。第一种是消极的，不要做坏事。第二种是积极的，要去做好事。人的学习要使自我从消极到积极。西方的教育也相同，做一件事情，消极的就是指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或者不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消极带有否定的意思。积极就是正面的，就是说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你要去做什么。孔子在这里，他先说积极，爱好完美的人格，再说消极，厌恶不完美的人格。可惜这两种人孔子都说没见过，常人对于完美的人格不太在乎，只求自己生活的方便，往往做到“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算了。孔子认为这样不够好，真正要做到好，应该往上走，没有第二条路。他接着说，有谁能够在任何一段时间致力于追求培养完美的人格？如果真要这么做，我不曾见过力量不够的。“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一日代表很短的时间，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段时间里面，他只要立志培养完美的人格，孔子会说：我没有见过谁力量不够的。这就是儒家给人们的信心。
我经常强调，春天的时候要读《论语》，因为春天是个适合立志的季节。读《论语》就会发现，人生充满希望，孔子认为没有谁力量不够。任何时候只要愿意走上人生的正路，绝不会力量不够，就看自己愿不愿意选择这条路而已。
所以我们学儒家思想就要知道，为什么孔子苦口婆心，一直要我们努力往上走呢？因为人性向善，我们都身不由己，只要真诚就会发现，内心有一种力量，有一种声音，在要求我们继续努力。我们追求的当然不是外在的成就，外在的成就也并非想要就有，但是内心的成长要求，人只要肯去做，一定会有成果。这样做会快乐吗？颜渊为什么快乐？懂得这个道理，就知道这样做是值得的，也是应该的。
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没有见到谁喜欢美德像喜欢美色一样。这是多大的遗憾。他说“如果有人想立志行仁，我没有见到谁力量不够，或许有这种人吧，只是我还没有见过呀。”这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我们应该从这句话得知，孔子对每个人都有一样的期许，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人性。这一章谈到“好仁者，恶不仁者”，要理解“仁”是完美的人格，才能讲得通畅，讲得较清楚。
【第45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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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里仁第四》第七章，原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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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17日 23:57 周二 公冶长第五
【第57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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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公冶长第五》第一章，原文是：
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这段话说的是孔子把女儿嫁给一个学生，把他的侄女嫁给另外一个学生的故事。虽然是他的家务事，但是有他特定的想法。
孔子谈到公冶长，说：“可以把女儿嫁给他。虽然曾有牢狱之灾，但并不是他的罪过。”孔子把女儿嫁给了他。孔子谈到南容说：“国家政治上轨道，他不会没有官位，国家政治不上轨道，他可以避免受刑与被杀。”孔子把哥哥的女儿嫁给了他。
古代的婚姻要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孔子把哥哥的女儿嫁给了南容。孔子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名叫孟皮，他的哥哥应该是比他早过世的，所以孔子就作主，把他的侄女嫁给一个好人家。古代儿、女都可以称子。缧绁是古代的刑具，用来绑犯人手脚的，后面就引申为牢狱之灾。公冶长为什么坐牢呢？古代有许多有趣的说法。据说公冶长懂得鸟语，有一次，他在从卫国回鲁国的路上听到鸟说：青溪河边有人肉可以吃。后来他遇到一位老太太，老太太询问他是否见过她失踪的儿子，公冶长要她去青溪找找看。老太太去到青溪，果然找到她儿子的尸体，公冶长因此被认为有嫌疑，被抓进官府关了起来。他喊冤，但别人不相信。一天，他在监狱里又听到外面的鸟语说：白莲水边有米可以吃，因为有一辆运米的车翻了。他要狱卒去查看。狱卒一去，果然看到在白莲水边有一辆运米的车翻了，很多鸟在那边吃米。这就证明他真的懂鸟语，所以他就被释放。孔子不在乎一个人是否坐过牢，他在乎的是他是否具有正义感，何况公冶长是被冤枉的，所以孔子就把女儿嫁给他。
南容有贵族背景，虽然现在还无法确定他是否为孟孙家的子弟。但孔子说：南容，国家政治上轨道，他不会没有官做，他的学问、能力，在国家上轨道的时候可以做官。万一国家政治不上轨道，天下乱的时候他可以免于被杀、受刑。在顺利的时候可以发展，在逆境的时候可以保全生命，这是很难得的优点。有关南容，在《论语》里面还有一段记载，南容经常念一首诗：“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意思是，一块白玉如果有一点瑕疵，可以把它磨掉；如果说话有瑕疵的话，就磨不掉了。因为说出去的话如同泼出去的水，无法收回。南容经常读这首诗，说明他说话很谨慎。一个人说话谨慎的话，就会减少许多麻烦。我们常常说多言贾祸，多说话就会招来许多灾祸。
古书常说，为人辩冤白谤，是天下第一等事。辩冤就是替别人辨别清楚他的冤情，白谤就是把诽谤他的事情说清楚，这是天下第一等事。这需要有强烈的正义感。从这段话可以知道孔子也是非常有正义感的，公冶长坐过牢，但是孔子不但不去责怪他，反而同情他，因为他是被冤枉的。至于南容，他能够做到国家政治上轨道时出仕，天下大乱时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这种人是可以把孩子交付给他的。孔子作为父亲、作为叔叔，他对于晚辈的照顾，可以提供为人父母的一些参考。
【第58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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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公冶长第五》的第三章和第四章，这两章都是孔子谈论他的学生，第三章的原文是：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这段话是说，
子贡请教老师说：“赐的表现如何？”子贡的名字是端木赐，姓端木，名赐。孔子说：“你是一种器具。”他请教：“什么器具呢？”孔子说：“是宗庙里面贵重的瑚琏。”
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不器”这样的话，他现在直接说子贡是一种器，这并不代表他批评子贡，而是说明子贡是一个人才。孔子说“君子不器”，是要强调君子不能只做一个人才，不能只是一个专家，你还要设法培养人格方面、人文方面的修养。所以他对子贡说你就是一种器具，这种器具很高贵，放在宗庙里面可以盛黍稷。黍跟稷在五谷里面是可以在宗庙举行祭礼的时候使用的，代表子贡是个人才，可以上得了台面，子贡确实也有杰出的表现。孔子过世以后，子贡在鲁国表现非常好，是个杰出的外交官，他的口才是第一流的，可以让别人对他心服口服，愿意跟他合作。子贡应该也相当满意孔子的回答。
第四章原文是：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或”就是有人，不确定是谁，孔子的学生们在记材料的时候并没有记下来是谁问的，所以就只能写成“或”。雍就是仲弓，他排名德行科的第四。德行科有四个好学生，颜渊、闵子骞、冉伯牛，还有仲弓。
有人说：“仲弓，可以行仁，但是口才不够善巧。”孔子听了之后就说：“何必需要口才善巧呢？以伶俐的口才与别人争论，常常引起别人的厌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行仁，何必需要口才善巧呢？”
这里有两个重点：第一，口才好不见得是好事。因为有些人口才很好，可以颠倒黑白，孔子也很怕这种人。这种人在社会上，将使得善恶黑白弄不清楚，导致价值观混乱。所以，如果只是口才好，而没有原则，反而是一件坏事。第二，孔子说仲弓“不知其仁”，说明行仁很困难。一般人都以为好人就已经在行仁了，但是孔子认为善人与仁者不同。善人就是行善的人，他做的是社会上公认的善行，但与仁者不同。仁者有两个特色，第一个，仁者知道为什么要行善，也就是人性向善，我真诚，由内在引发力量去行善，这是仁者。第二个，仁者为了行善可以牺牲生命，杀身成仁，而善人不会牺牲生命。
这两章特别介绍孔子的学生中的两位高材生。一位是前面所说的子贡，他是能够登上台面的人才，表现杰出，担任外交官，说话冠冕堂皇，办事也干净俐落。另一位是仲弓，他的人格教育很成功，德行非常好，但口才稍微差一些了。这两人正好形成对照，都是好学生，一个是口才好，说话得体；一个是德行不错，一直在努力修练，但是口才不好。孔子对这两个学生都有所指点。对子贡说：你是很好的人才，是宗庙里放置祭物的器具，能够被重用的。对仲弓说：你人格方面表现不错，但究竟是不是仁者，则尚未确定。孔子不会轻易说任何人合乎行仁的要求，因为儒家对行仁的要求有很高的标准。判断人是否为仁者，要看他是否做到“择善固执”这四个字，尤其是“固执”，需要一辈子作为验证。既然是一辈子，现在如何断定他已经做到了呢？一辈子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来验证的。所以在孔子看来，仲弓能不能行仁，还不确定，但孔子并非否定他能够行仁，因为这样等于否定一个人自我向善的要求，所以他说：我不知道。但是他特别强调不要完全靠口才，用口才来与别人争论，就算赢了，但也失去了人心。要让别人心服，还需要靠德行。
【第59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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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公冶长第五》第六章，原文是：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这段话的意思有些争论，先说我的翻译。
孔子说：“我的理想没有机会实行，干脆乘着木筏到海外去，跟随我的大概就是由吧。”子路听了喜形于色。孔子说：“由呀，你爱好勇敢超过了我，但是没有地方可以找到适用的木材呀。”
这段话为什么会引起争论呢？孔子有时候难免感叹他的理想不能实现。因为春秋末期天下大乱，各国君主都希望能够富国强兵。孔子说希望上位者自己行得正，底下的官员百姓就会与你走上正路。但是上位者有时候很难立刻改善，所谓权力和财富使人腐化，很难时时行得正。所以孔子的理想很难实现，有时候难免感叹说：不如移民算了。《论语》里面孔子有两次想要移民，这是其中之一，他想乘着木筏到海外，接着说，如果我真的出国，跟随我的就是由，由就是仲由，也就是子路。在众多学生中子路特别勇敢，年龄比孔子小九岁，也许年龄相近比较容易沟通吧。子路听了孔子的话，喜形于色，他想到老师有这么多学生，只选择我陪他出国，显然是很看重我。子路很坦率、非常直接，表现得很开心。孔子先说，子路，你爱好勇敢超过了我。子路不怕危险，义不容辞陪老师乘着木筏到海外去，并且很开心。但孔子接着说“无所取材”四个字，我把它翻译成：可是我们找不到适用的木材。因为要做一种可以渡海的木筏，木材一定要很特别，孔子用比喻来结束谈话。我的翻译是符合老师对学生的一种期许。有的翻译把“无所取材”理解为“无所取哉”，子路爱好勇敢超过了我，但是他一无可取。先说与我乘着木筏去海外的是子路，学生开心之后立刻浇个冷水，说你爱好勇敢超过我，但是一无可取。有这样的老师吗？我想这不是孔子教书的风格，孔子教书一向是正面鼓励居多，按照学生的情况给他一些提醒，使学生能够了解老师的想法。他总是因材施教，子路特别勇敢，甚至有一点莽撞，孔子也说过“由也喭”，喭是指有点粗野，有话直说，有事就立刻做。孔子替他担心，因为这样的个性难保将来不出事。果然子路就在孔子七十二岁的时候出了事，他在卫国介入当地的政治斗争，事实上卫国的情况非常复杂，子路为了尽忠职守，最后牺牲了。
孔子也是人，看到自己的理想和政治抱负得不到理解和认同时，他也会觉得失望甚至想要离开，但圣人就是圣人，短暂的失望后，他仍坚持着自己的理想。
【第60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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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公冶长第五》第七章，这章内容稍微长一点，谈到孔子的三位学生。原文是：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这章提到孔子的三个学生，提问的人是孟武伯，他在孔子时代不叫孟武伯，“武”是他的谥号。孟武伯曾经向孔子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孟武伯是个贵族子弟，孔子根据他的情况对他说：真正的孝顺就是让父母只为你的疾病而忧愁，生病之外的事情，包括念书、交朋友、工作都不让父母操心就够了。此时孟武伯显然已经上任了，想任用一些人才来帮忙。他就直接请教孔子。这段话的意思是这样的：
孟武伯请教：“子路达到仁的标准了吗？”孔子说：“我不知道。”他再度请教。孔子说：“由，一个诸侯之国可以派他带领军队，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否可以行仁。”孟武伯接着问第二位同学冉求怎么样？孔子说：“求，一个卿大夫的领地可以派他担任家臣，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否可以行仁。”他再问第三个学生，赤怎么样呢？孔子说：“赤，穿戴整齐，在朝廷上可以派他与贵宾谈话，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否可以行仁。”
这里提到三个学生，第一位是子路，第二位是冉有，第三位是公西华，就是公西赤，这三个学生都是人才，尤其是前面两位，子路和冉有列名于孔子的四科十哲的政事科。孟武伯希望孔子推荐几个可以行仁的学生来帮他，他问：子路这个人达到仁的标准了吗？孟武伯提这个问题，说明他既不知道仁的标准是什么，也不知道子路是否达到了。孔子的回答很简单，我不知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子路很勇敢，敢作敢当，见义勇为。但是子路是否行仁，能不能坚持择善固执，孔子说：我不知道。接着孟武伯再度请教，孔子说：让他来诸侯之国带领军队没有问题。治(chí)(ㄔˊ)其赋，“治”字当动词用可以念成“持”，赋就是赋税，因为古时候带兵打仗，军队一定需要收税之后才能够发饷，用治理国家的财税来指治理军队，这是一个引申的用法。孔子对子路很肯定，他带兵作战没有问题。有关冉有，孔子就直接说：一个千室之邑，百乘之家的卿大夫，可以请冉有担任他的家宰。古时候诸侯有国、大夫有家，家就可以有各级官员，还可以聘家宰，家宰就是家里面的总管。他说：冉有当一个千室之邑、百乘之家的家宰没有问题，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否可以行仁。问公西华如何，孔子说：让他穿戴整齐，在朝廷上跟贵宾、外国来的宾客谈话，那是很合乎礼节的，但是他是否行仁我不知道。
从这段话就看得出来，孔子对自己的学生一方面有深刻的了解，知道他们各有所长，可以从事军事、政治、外交等活动，造福百姓，而另一方面他也认为，要能达到行仁的标准实在太难了，因为行仁是一辈子的事情。像仲弓这样的学生，列名在德行科第四名，孔子都说我不知道他能不能行仁，何况是列名在政事科或别的科的学生。
仁分三个层次，人之性、人之道、人之成。人之性是向善的，只要真诚就会发现力量由内而发，要求自己做到善行。人之道是择善固执，这个固执就是坚持，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学习儒家思想，不能够碰到危险就放弃了，要在择善固执过程中来验证是否能够真的了解孔子所说的仁。仁又是止于至善，所以一个人生命的完成，就是止于至善，那更是难上加难了。要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刻才看得出来，也才能做最后的验证。
【第61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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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公冶长第五》第八章，原文是：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
孔子对子贡说：“你与回，谁比较优秀？”子贡回答说：“赐怎么敢和回相比呢？回听到一个道理可以领悟十个相关的道理，赐听到一个道理只能领悟两个相关的道理。”孔子说：“是比不上，我与你都比不上。”
在孔子心目中，颜回是最好的典范，虽然他看起来有点笨拙，从来不提问题，但下课之后发现他都懂了，其实颜回并不笨。这是孔子自己说过的话。所以子贡用闻一知十来描写这位同学。子贡自己呢？他说：我只是闻一知二。闻一知二当然是比较谦虚了，我听到一个道理就想到另外两个相关的道理，离十还差得很远。孔子也说：你是比不上他，我跟你都比不上他。孔子并不认为老师就一定要胜过学生。韩愈在〈师说〉里说得好“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是客观的话，重要的是用功与否。如果有很好的天赋、才华却不用功，也是浪费。既有天才又能用功，就符合孔子所说的“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年轻人值得敬畏，你怎么知道将来的他们比不上现在的我们呢？未来他们也许会远远超过我们，这样的话，这个社会、国家才能不断进步。
【第62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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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公冶长第五》第九章，这一章内容比较有趣，有个学生挨骂了，原文是：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宰予在白天睡觉，孔子说：“腐朽的木头没有办法用来雕刻，废土砌成的墙壁没有办法涂得平滑，我对予有什么好责怪的呢？”孔子又说：“过去我对待别人，听到他的说法就相信他的行为；现在我对待别人，听到他的说法却要观看他的行为，我是看到宰予的例子才改变态度的。”
孔子的学生中口才特别好，列名在言语科的有宰我和子贡两人。宰予就是宰我，他口才极好，所以古代有句话说“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光是听一个人说话就肯定他，那碰到宰予恐怕就要上当了。另外一句话是“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后会介绍。宰予在《论语》总共出现五次，有一次是列名在言语科，另外四次，一出场就引起一些激烈的情绪反应。但他也有精彩之处，也就是他请教老师为什么要守年三之丧，那是《论语》中非常重要的一段，宰予提出问题，孔子借此把他的思想做了比较完整的论述。
孔子说：腐朽的木头是没有办法用来雕刻的。用来雕刻的，必定是扎实的木头，如果本质有问题，外面再怎么琢磨、雕刻都没用；自己先要有上进的意志，别人才能教你。粪土之墙不可圬也，粪土就是废土，废土砌成的墙一定是凹凸不平的，没办法涂得平滑。孔子说：对宰我有什么好责怪的呢？等于是孔子认定这个学生不够好。不过，人是会改善的，后来宰我也有杰出的表现。接着孔子说：过去我对待别人，听到他的说法就相信他的行为。孔子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相信言为心声。但是透过宰我，孔子改变了。于予与改是，予就是宰予。宰予口才太好，孔子觉得这话说得真好，他一定可以做得到，结果发现他不太用功，有机会就偷懒，大失所望。所以孔子就改变态度，听别人说话也要观察他的行为，这个改变是因宰我而起的。
不过宰我也不是无可救药，也许是孔子爱之深、责之切，看到这么好的学生，他如果不上进就太可惜了，所以他话说得重，宰我记住了，也许将来就改善了。希望宰我及时改善，不要错失了自我实现的机会，如果因而无法对社会有所贡献，就是人生最大的损失了。
【第63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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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公冶长第五》第十章，原文是：
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
孔子说：“我不曾见过刚强的人。”有人回答说：“申枨就是一位。”孔子说：“枨有不少欲望，怎么做得到刚强呢？”
现在我们常用的成语“无欲则刚”就从这儿来的。但要找到无欲的人，实在是太难了，所以这点值得我们多加思考。首先孔子强调他没有见过刚者、刚强的人。这是孔子说话的习惯，在《论语》中至少有五、六次，孔子说过吾未见，没见过这种人、那种人。并不是他经过统计或研究调查，而是代表他深切的渴望，希望能够见到学生都有杰出的表现。很可惜对于申枨这个人，后代有关他的材料很少，我们不必勉强去想像。有人说申枨也是孔子的学生，如果不是，孔子也无法知道他有不少欲望。
对于欲望我们要稍加分析。其实人的生命跟其他生物相同，都有欲望。最基本的欲望是要吃喝、休息睡眠，要成长，包括要念书也是欲望，希望自己变成好人也是一种欲望。因为孔子也说过，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想要仁德，那么行仁的机会就立刻会来，他用“欲”这个字。“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也用“欲”这个字。所以我们对于“欲”要有一个基本认识，只要人活着，就一定有生命的基本欲望。但是欲望分为两种，一种是自我中心的，第二种是非自我中心的。如果只讲第一种欲望，所有人都以自我为中心，那么天下就要大乱了。所以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要修养自我的心灵，最好的方法就是减少欲望。但是减少欲望不是完全没有欲望，而是要把自我中心的欲望转化、提升，变成非自我中心的欲望。比如说，从只希望自己能够一切顺利，转变到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顺利，天下能够太平，这是向非自我中心的转变。申枨的欲望很显然应该是自我中心的欲望，孔子才会说他有欲望，怎么可以算是刚强呢？要完全无欲是不可能的。老子说要让老百姓“无知无欲”，知排在欲之前是有道理的，人的欲望是来自于他的认知。如果知道黄金比石头好，你当然想要黄金，如果知道钻石比黄金更好，你当然想要钻石。如果一个人对此完全没有认知，他绝不会挑三拣四的，所以老子认为，偏差的知会带来偏差的欲望。有人认为老子讲无知无欲是一种愚民政策，其实不然。老子是希望你有正确的知，这样才可能带来正确的欲。
孔子说过，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一个狂妄的人，往往因为自认为刚强。但他没有学习，不知道什么叫做礼仪、礼节、礼貌，他的刚强就变成狂妄，孔子认为一种德行会走入另外一个极端。爱好刚强本来不算是错，但不学习，不知道分寸，一味刚强，最后变成狂妄。
如果一个社会大家都没有欲望，社会怎么会进步呢？正确的欲望，会成为一种动力。若要调节欲望，最好有正确的知，有正确的知才能有正确的欲，才能促使社会不断地进步发展，这才是孔子的真正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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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17日 23:57 周二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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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17日 23:57 周二 
作者／傅佩荣
出版／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数码出版、发行／联合线上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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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ebook@udn.com
2025年6月17日 23:57 周二 八佾第三
【第31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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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八佾第三》第三章原文是：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孔子说：“一个人没有真诚的心意，能用礼做什么呢？一个人没有真诚的心意，能用乐做什么呢？”
人而不仁的“仁”，是指真诚的心意。一个人如果没有真诚的心意，用礼做什么？比如，见到老师，就鞠躬、行礼，但是心里并没有真正的尊敬感，只是客套而已，表面做个样子，这是孔子反对的。再如，见到父母亲，我很守规矩，该怎么称呼，该怎么问安，都做到了，但就是没有真诚的心意，这就大错特错了。音乐也一样，乐是和谐人际关系的表现。演奏音乐时，如果没有真诚的心意，就不能把音乐的内涵表现出来，所以，不同的演奏者的演奏效果相差甚远。唱歌也是这样。有些人唱歌很动情，而另外一些人则纯粹只是卖弄自己天生的好嗓子而已。
短短的两句话，含义非常深刻。礼乐是周公创制的社会生活规范，不过，这种规范是外在的，情感才是内涵。如果只有形式，而没有内涵和内容，恐怕只是做样子而已。“仁”强调的是真诚的心意，只有真诚，才能由内心生发出力量，对自己严格要求。儒家一再强调真诚的重要性，因为人是所有动物里唯一可能不真诚的。因为人会计较利害关系。一旦开始计较，就不真诚了。比如，我坐在公共汽车上，上来一个老太太，要不要让座？我心里嘀咕，车上好像有人比我年轻力壮，好像有人比我精神更好，我上一天班很累了，为什么要我让座？这就是计较。如果内心真诚，看到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一上来，就会立刻让座，因为只有真诚，才有力量由内而发，让人主动做该做的事。
孔子最担心的就是礼坏乐崩。而礼坏乐崩的前兆就是人因缺乏真诚，以致礼乐成为纯粹的形式而已。一个社会，如果所有人都行礼如仪，却没有任何真情实感，好像在做游戏，这不就是礼乐崩坏了吗？儒家特别强调真诚的原因就在这里。孔子还说过另外一段话：“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正好可以与《八佾》这章相参证。它出自《论语．阳货第十七》。意思是说：“礼啊礼啊，难道只是指玉帛吗？乐啊乐啊，难道只是指钟鼓吗？”玉帛往往作为祭祀仪式中的礼器。钟鼓则在乐曲开场和结束时使用，声音最大，最能够唤醒人。“礼”难道只是玉帛之类具体的东西吗？“乐”难道只是钟鼓这些乐器与它们发出的声音吗？绝对不是！礼最主要的是心意，而不是外在形式或外在的具体事物。乐也一样，最关键的是心意，而不是外在的乐器和声音。
显而易见，孔子的思想重点在于真诚。所有人文教化都以真诚为出发点，再以适当的方式来表达真诚的心。
下一段与之相关，也就是《八佾第三》的第四章。它的内容是这样的：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林放请教礼的根本道理。孔子说：“你问的真是大问题啊！一般的礼与其铺张奢侈，宁可简约朴素；至于丧礼，与其仪式周全，不如心中哀戚。”
我们很少看到孔子夸奖学生的问题是“大哉问”，这说明孔子非常高兴。林放请教的是“礼”的根本道理。看到各种礼仪、礼节、礼貌后，还要追问礼的根本。这当然是大问题了。孔子回答说，礼还是简约朴素比较好，不要太注重外表。至于丧礼，这是礼仪中最重要的，因为人死为大。所以，举办丧礼的时候，与其仪式周全，面面俱到，还不如心中哀戚，表达真诚的情感。我们也许会觉得奇怪，孔子既然说这是“大哉问”，为什么回答却那么简单？其实，问题再大，说穿了就很简单了，礼的根本就是真诚，真诚的情感。这就是孔子对礼的独到见解。
很多人回答问题的时候喜欢面面俱到，但孔子不同。他往往直指要害，抓住问题的核心所在。礼一定要以情感为重，它是根本。比如，我在校园里看到一个学生迎面过来，他向我点头行礼，但是脸上很不情愿的样子。我看了都会觉得委屈，也许忍不住对他说，不用鞠躬了，既然你心里并不尊敬老师，就不必在表面上这么客气了，我当老师的受不起啊！在礼仪方面，要有真诚的情感做基础，再表达出来，才能恰到好处。否则，外表一切都合乎规矩，内心却没有情感，别人只会说，这个人在演戏，是浪费生命。如果每一次的作为都有真诚的情感做基础，人就会有比较强的内在力量，就能自我整合得比较完整，生命就能够呈现长期的良性发展，最后慢慢累积起来形成人格的特质，内外表里追求一致。这其实也是一种快乐和享受。
【第32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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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八佾第三》的第七章，原文是：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孔子说：“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如果一定要有，那就比赛射箭吧。比赛时，上下台阶与饮酒都拱手作礼，互相谦让，这样的竞争也是很有君子风度的。”
这段话首先说，君子和别人没什么好争的，君子追求的是自我提升，而不是和别人比赛。但是，如果一定要争的话──“必也”引导的是一个假设句，那就比赛射箭吧。因为古代比赛射箭的时候非常讲究礼仪，所以，后面紧接着说：“揖让而升下而饮。”就是登上台阶、走下台阶以及互相敬酒的时候，都要打躬作揖，以示谦让。即便要争，也要表现出风度──君子的风度。不管输赢，都要做到谦让。这段话说明孔子对于古代六艺中射箭的看法。
中国古代的六艺指的是礼、乐、射、御、书、数。孔子都很精通。曾经有年轻人议论说，孔子非常博学，但是他好像没有什么专长啊，这就是所谓的博学而无所成名。这话传到孔子耳中，孔子对学生说，成名吗？我可以靠什么成名？驾车吗？射箭吗？那我驾车好了。驾车就是御，是六艺之一。可见，孔子对自己的“六艺”技能非常自信，这也说明孔子确实是文武双全。一般人认为，孔子是一个文弱书生，其实不然，他六艺皆通，而且对于射箭、驾车更是在行。在古代，驾车属于一种运动项目，在作战的时候，更是一种必备技能。我们可以想像，孔子身高大约一百九十二公分，在古代被称作长人，他驾车的时候显然气势非常威武。孔子的身高大概与遗传有关。他的父亲叔梁纥就是一位大力士，曾经率领军队攻入敌方的城池，后来发现中了圈套，敌人要把城门关闭消灭他们。叔梁纥就一个人把城门顶住，让三百个军士全部撤出，他才离开。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典故。
如果射箭赢了别人，应首先向输的人作揖鞠躬，表示承让，这是礼貌。所以，人与人竞争的时候，还是不能忘记基本的礼仪。既然赢了，就要向别人打躬作揖，让对手下台。这就是运动风度。谈到运动，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运动场上是非常现实的，输赢之间没有妥协。我记得有一年，在欧洲举办的一届冬季奥运上，有一则广告说，如果你是第二名，你仍然是一个失败者。结果引起了公愤，很多人投书电视台，要求撤下这个广告，否则就不看节目了。其实，在竞赛的时候，第二名确实是输给了第一名。这个广告说的是事实，第二名照样是失败者。可是，我们都知道，在奥运赛场上能得到第二名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如果仍被视作失败者，天下还有几个成功者？在竞争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不要老想得第一。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有时候，智慧一点，幽默一点，用自己的强项和别人的弱项比，那就会让自己获得心理满足。一个美国人有一天回家对太太说，今天真是我的好日子，我胜了两个奥运冠军！他太太说，怎么可能？你在体育方面表现平平，怎么可能胜过奥运冠军？他得意地说，我和奥运游泳冠军比赛网球，和奥运网球冠军比赛游泳，我都赢了。没错，他确实赢了两个奥运冠军，但是，他比的不是对手的强项。这说明，人要有点幽默感，要懂得自我解嘲。
人的运动生命是有时间限制的，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很少有人在运动场上可以纵横十年以上的，往往到了一定的年纪，也许并不太大，三十或四十，就非退不可了。所以，人应该往心智方面、往灵性方面发展。比如说读书，基本上没有限制。这当然也需要一些体力，不然连熬夜都熬不下来。此外，读书时，如果年纪大一点，记忆力也许下降，但是理解力同时提高了，想像力与创造力也比较好了。所以，谈到人与人的关系时，要把比赛或运动当作一种娱乐，这就是奥林匹克精神。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选手们都是代表自己的城邦参加比赛，获胜者得到的奖品就是橄榄枝编制的桂冠，这相当于今天的金牌，但是完全没有任何商业上的考虑，没有奖金，它代表的是荣誉。赛场上的成就说明，获胜者的城邦重视体育，人民身体健康。在希腊人的观念里，身体健康与心灵美丽，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一个人的身体不健康，他的心智也可能受到干扰；反之亦然。所以，希腊雕像都是以最完美的男性、女性为模特儿，其作品到现在依然难以复制。有的雕塑断了一只手，但现代顶尖的艺术家也无法修复，高科技也无能为力。可见，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化，很难复制。我们不要只在运动项目或者体力方面与人竞赛。这些项目的参与时间都很短暂。我们应该把目光转向更公平的、长期的竞赛，那就是不断提升自己的德行修养。在这个领域，一方面，天下人都在竞争；另一方面，人与自己竞争才是最主要的，可以不断地自我超越。
这就是为什么在《论语》中很少看到对比赛的讨论。我们加以引申，帮助大家理解孔子的思想精髓。
【第33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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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八佾第三》第八章，原文是：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子夏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夏请教说：“‘笑眯眯的脸真好看，滴熘熘的眼真漂亮，白色的衣服就已经光彩耀目了。’这句诗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绘画时，最后才上白色。”子夏接着问：“那么，礼是不是后来才产生的？”孔子说：“能够带给我启发的就是商啊，现在可以同你谈诗了。”
这段话很让人惊讶。因为整部《论语》中，被孔子公开称赞能让他获得启发的只有子夏这个学生。子夏比孔子小四十四岁，是文学科的高材生，能够让孔子公开说受到启发，那也是难得一见的。子夏在这里问的是《诗经》中的一句话：有一个女孩子很漂亮，天生丽质，她穿上白色的衣服就显得更加绚丽动人。白色本是很纯的颜色，所以子夏不懂，为什么一个漂亮女孩穿上白色的衣服就光彩耀目呢？孔子答说：“绘事后素。”就是说，绘画时最后上白色。现代人画画，是在白纸上涂抹斑斓的色彩；古代绘画和现代不同。就以汉墓中出土的帛画为例，这种绢帛是咖啡色的，有点像树皮的颜色。所以，古人用绢帛画画，其实是在咖啡色的底色上工作。因而，白色就是一种特殊的颜料。画画时，先上各种彩色，青色、红色、黑色、黄色，最后才上白色。上白色的时候，看起来是没有颜色的，但是它使其他彩色全部凸显出来。所以一个漂亮女孩本身就是彩色了，穿上白色的衣服，就显得更加漂亮了！
孔子的讲解本来已经结束了，但是，子夏忽然有了一个灵感，接着请教说：“照这样说的话，礼仪是不是后来产生的？”人性向善，本身就非常美。“礼”是形式，让人内心真诚的情感表现出来，所以，白色的礼就是让内心多姿多彩的情感有适当的表现。孔子听到这个问题立刻说，能够给我启发的就是子夏啊！为什么？因为孔子以前也没有考虑过“礼”是白色这样具体的问题。一般人都认为“礼”是彩色的，比如，朱熹的注解就说礼是彩色的。为什么朱熹会有这样的观点呢？因为朱熹是南宋学者，当时画画已经用白纸作底，再上彩色，所以，朱熹翻译这句话的时候加了一个字，“绘事后于素”，意思是，绘画的时候是在白色的底上去画上彩色。这就完全改变了孔子的原意，大错特错了。
在《论语》中，孔子曾经说过，可以和两个学生谈《诗》，一个是前面介绍过的子贡。孔子与他讨论贫穷应该如何，富裕应该如何，子贡就引用《诗》里面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来回应，孔子很满意。在这一章中，孔子竟然说，能给我启发的是子夏呀！就子夏的一生来看，这实在是最精彩的片段。
《易经》中的贲卦恰好可以与“绘事后素”参照理解。贲(bi)(ㄅㄧˋ)就是装饰，它的卦象是山火贲，山下有火。火光使山更清楚、更漂亮，所以它是装饰品。而贲卦讲到最后一爻，就用了两个字“白贲”，白色的装饰是最高级的。换句话说，装饰如果是彩色，反而会使本来的状态受到遮蔽，比如，一个人穿上鲜艳的衣服，化很浓的妆，我们根本无法知道她究竟长什么模样。相反的，以白色作为装饰，就会使其真实面貌一览无遗。
在这里，我们要再次强调儒家思想的一个重点：真实的情感才是人类生命里最重要的根据、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所受的教育、所学的礼仪，都是为了让我们用适当的方式表达真实的情感。由此而言，这段话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此外，这段话也体现了孔子的教育思想：教学相长。我们教书时，往往以为这是单向行为。殊不知，有时候学生的一个好灵感、好反应会让老师有所启发，就像上文中孔子的反应一样。有些学生素质很好，在某一方面也有专长，但是对孔子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德行的修养。孔子后来对子夏也有很多期许，尤其希望他不断提升志向。在孔门弟子中，颜渊是最好的学生，但孔子反而没有说过，从他身上获得了什么启发；只是说，我和你颜渊是同一个水准！作为老师，孔子确实值得我们效法和尊敬，他勇于承认学生给他的启发，也愿意把学生摆到与自己一样的水准来肯定。
【第34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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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八佾第三》第十二章的原文：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祭祀时有如受祭者真的临在，祭鬼神时有如鬼神真的临在。孔子说：“我不赞成那种祭祀时有如不祭祀的态度。”
八佾篇大部分都是谈“礼”的问题。古代人非常重视礼与乐，因为它们是社会规范，使人与人之间保持适当的关系，又能够在情感上得到适当的表达。本章可以分两部分来理解。第一部分是孔子本人在祭祀时候的表现。此时，好像祖先真的在面前似的，他的态度非常庄重虔诚；祭鬼神时也一样。有学生请教老师，您的态度这么庄重虔诚，好像受祭者真的在面前一样，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所以才有第二部分的“子曰”，孔子解释自己的表现。可是，很多人都把这句话的句读弄错了，因而产生了误解。如果断句为“吾不与祭，如不祭”，就应该翻译成：“孔子说：‘我没有参加祭祀，就好像我没有亲自祭祀。’”这样的解释前后二句相互矛盾，实在没道理。在古代“与”字至少有两种解释，一是参与，二是赞成。在这里，“与”当“赞成”讲，是说孔子不赞成。“祭如不祭”意思是，有些人在祭祀的时候因为看不到鬼神，就态度散漫，好像不在祭祀一样。“与”这个字作赞成、欣赏讲，在《论语》中出现了好几次。比如，孔子和学生们谈志向时，他最后说“吾与点也”，我欣赏、赞成曾点的志向。在这段话里，孔子说，我不赞成祭祀的时候态度散漫随便，好像不在祭祀一样。
这个解释不是我个人的想法，唐朝学者韩愈就是这么讲的。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文起八代之衰，他也研究《论语》，并指出，孔子曾经讥笑那些祭如不祭者。这话没错。孔子确实认为，一个人做什么就要像什么，不能说因为老师、长官在面前，做事就特别认真；祭祀祖先、鬼神时，反正什么也看不到，就轻忽随便了。对古人而言，祭祀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先要戒七日，然后再斋三日，就是所谓的斋戒。通俗点讲，就是在十天里，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吃、这个不能喝。这有什么效果呢？当人不再进行社交活动，或者在饮食方面非常克制，十天下来，精神就会比较专注。这时候去祭祀，就好像受祭者真的在面前出现一般。所以，古人讲究斋戒是有道理的。人与繁华的世界、热闹的场合分离，专注地思考，再过几天就要祭祀了，这样才能够在祭祀时表现出虔诚慎重的心态。正是如此，孔子才能“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祭祀一定要虔诚，所谓心诚则灵。是否灵验不能用感官来判断，而要看实际作用。比如说，一个人祭拜祖先之后，做人处事就比较上道了，做事也比较有分寸了。这就说明祭祀起作用了。
我们常常感受到，有些古人虽然不在了，但他们的影响还在。比如，我们今天学习儒家，听孔子说这个，看孔子做那个，并择善从之，改变、提高了自己。很少有人完全只受现实生活经验的影响，事实上，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些古人的观念在影响自己，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所以，中国人很喜欢讲“即用显体”。某样东西的本体是否存在，要根据它的作用来判断。西方人也说，判断一棵树的好坏，要看它结的果子怎样。一棵树长得很漂亮，但结的果子不好，就称不上是棵好树。果子就是我们说的结果，看事情的结果、作用，才能检验前面的基础打得好不好。
我们讲解《论语》，特别强调祭祀方面的问题。这不是我个人的偏好，而是因为孔子对待这些事情确实特别谨慎。将来我们会看到，孔子一生最谨慎的三件事是：一、斋戒；二、战争；三、疾病。斋戒排在第一位。古人斋戒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祭祀。不像现代人，有时候吃素是为了健康。孔子最重视斋戒，这说明他把与古人的关系作为头等大事。其实，这不仅仅是孔子个人的观点，而是整个春秋时代的共识。《左传》中就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最重要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个是祭祀；第二个是军事。军事当然很关键，如果力量不够强大，恐怕会被别国消灭。但是，它仅仅排第二，第一是祭祀。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的祖先是谁，必须肯定自己的文化传统，才能对老百姓产生凝聚力，才能将文化传统发扬光大。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坚信，一个国家要真正成为伟大的国家，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而军事武力最多只能排在第二位。孔子的观点即是有力的证明。
【第35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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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八佾第三》第十三章，原文是：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王孙贾请教孔子说：“‘与其讨好尊贵的奥神，不如讨好当令的灶神。’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孔子说：“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得罪了天，就没有地方可以献上祷告了。”
这段话含义非常丰富。事情发生在孔子周游列国的时期。他曾在卫国待过相当长的时间，交了很多朋友。王孙贾是卫国的大夫，负责管理军事。那时，卫国政界纷争不断。卫灵公的夫人南子，是一位美女，但品行不太好，有些丑闻。所以她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支持。而大夫王孙贾与弥子瑕同属另外一派，也手握大权。孔子周游列国时，身边总带着几十位学生，都是人才。所以，他每到一国，国君、大臣都想拉拢他。
这次，王孙贾见到孔子，问他“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这句成语的意思。“奥”是房间的西南角，代表很尊贵的位置。“灶”是灶神，就是厨房的神。因为厨房有东西吃，所以灶神比较实用，也比较实惠。一般认为，奥神暗喻卫灵公与他的夫人南子。他们的地位高高在上，但是不见得能给人实际的好处。而王孙贾这几位权臣则掌握着不少利益，就像是灶神。所以，他用这句当时流行的俗语暗示孔子，讨好那个尊贵的奥神是没用的，他高高在上，不会给你恩惠的；灶神却能给你很多好处。可见，古人说话是很有艺术的。他不会直接说：你到我们这边，我们给你好处。所以，就用一句俗语来让孔子自己作答。孔子当然明白。他一到卫国，就立刻发现这个国家内部极其混乱，卫灵公实在是无道，但是因为任用了一些人才，所以没有灭亡。看来，一个国家，如果国君很糟糕，只要有些人才撑住场面，还是能勉强维持一段时间的。卫国真正大乱是在卫灵公死后。
孔子并没有直接回答问题，而是从另一个角度说：这句话不对，人如果得罪天，就没有地方可以献上祷告了。“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这句话太重要了，它说明孔子相信天。中国古人是信天的民族。《诗经》中诸如“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天作高山，大王荒之”之类的诗句，都把人类与自然界归之于天──一切都是天所创造。因而，古人把帝王称为天子，就是天的儿子。换句话说，上天创造百姓，并让天子来照顾、领导百姓。所以，孔子认为，天的地位远远高于所有鬼神。一般所谓的鬼神，统指“鬼”与“神”。鬼就是我们的祖先，人死为鬼。我们现在听到鬼，可能觉得有点可怕，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古人讲，人死就是回家、归乡。鬼与人的差别就是鬼没有形体。在古代，传说中的某些特别杰出的人物受上天之命管理名山大川，死了之后被奉祀为神。比如，镇守泰山的一位大官，功勋卓著，死后被尊为“泰山之神”；镇守黄河的官员死后成为“河神”。鬼与神常常联用，它们都属于灵异世界。孔子的话说明，他的祷告对象就是最高的神，也就是天。所以，他说，如果得罪天的话，向什么神、什么鬼祷告都没有用了。
人有信仰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的生命总是会终结的，如果一切就随之全部消失，一生奋斗所为何来？所以，孔子在面对人生重大关键时，也会思考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在传世文献中，有不少证据能够说明孔子是相信天的。我们最常提到的就是他两次差点被杀的故事。一个人只有在面对死亡时，才会坦诚地说出内心的信仰。孔子的信仰使他相信，人死了之后可以得到适当的报应，正所谓，善恶到头终有报，但是怎么报，谁也不知道，因为我们不能把死后的世界拿来做验证。
孔子是一位哲学家。哲学家总是要对人生经验做全面的反省。这样说，虽然好像是借用了西方的概念讲中国哲学，但是，哲学家确实具有某些共性，孔子也一样。孔子公开强调，“吾道一以贯之”。这说明他的学说有一个中心思想，是一个系统。同时，孔子不是宗教家。宗教家要传教，而孔子从来不传教，他谈的是“道”。“道”指的是人活在世界上应该怎么走。人生道路与对死后的信仰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如果过多地谈论死后的世界，会让人觉得太过神秘。这是宗教家负责的领域。孔子不是宗教家，但是他有坚定的信仰。他的信仰不是让他逃避现实的责任，而是使他更勇敢地承担现实世界的责任，遇到任何问题都不回避。他要“知其不可而为之”，肩负自己的使命，一路往前走。
孔子的思想在这一章中表现得非常具体生动。他在卫国是客人，别人分两派在斗争，身为客人帮哪一边都不好，最后恐怕是两边不讨好。所以，孔子在卫国的这段时间可能过得很紧张。事情还有后续的发展，我们将来谈到相关故事的时候再来说明。
【第36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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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介绍的是《论语•八佾第三》的第二十章。我们跳过了中间好几章，是因为这些内容涉及很多古代礼仪，离现代实在太远了，对现实生活没什么启发，所以我们只拣选适合一般人学习的部分加以说明。
第二十章的内容很简单：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孔子说：“《关雎》那几首诗的演奏，听起来快乐而不至于耽溺，悲哀而不至于伤痛。”
本章提到的是情感表现。我们都知道，孔子教学的主要教材是《诗》、《书》这些典籍。当时，《诗》、《书》是每个读书人都要学的。至于礼与乐，还有具体的演奏，那就是另外一套学问了。古时候，诗都是唱出来的，诗、乐不分。
这里的《关雎》指的是《诗经》开头的《关雎》、《葛覃》几首诗。“乐而不淫”就是让人觉得快乐，但不至于沉迷其中。“淫”的本意是下雨下多了，引申为沉迷在里面。而像《卷耳》这样的诗，或是怀念在前线打仗的亲人，或是感叹遇到的灾荒，读起来就让人觉得很悲伤，但并不感到伤痛。可见，《诗经》描述的就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的各种情感，但要适可而止。我们以前也谈过，孔子对于《诗》有一个总结，叫“思无邪”。意思是，《诗》的所有内容都是出于真诚的情感。这一章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乐与哀，都是发自内心的。
此外，孔子对诗教的概括是“温柔敦厚”四个字。就是说，如果大家经常读诗，并以之作为生活原则，社会风气就会变得温柔敦厚。因为情感得到调节，能够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儒家很讲究和。其内容可以从四方面来说：第一是个人内在的和谐。《中庸》里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人的内心有各种情感变化，喜怒哀乐恰到好处地发出来就是和，内在的和谐。第二是人我的和谐。我与别人相处时，要保持适当的关系。但是如果只注意到人我和谐，盲目地以和为贵，放弃原则，恐怕就变成乡愿了。我们还是要坚持原则，并以适当的方式来维持，这时候就需要礼与乐。人我关系的和谐，是孔子的关注点，也是我们谈得比较多的问题。第三是人与大自然的和谐。《论语》中很少有对自然界的描述。不过，孔子看到松树、柏树时感慨地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天气很冷很冷的时候，才知道松树、柏树是最后凋零。别的花草树木，天气稍微凉一点儿就凋零了，但是松柏不畏严寒。孔子还提到千里马：“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对于千里马，我们所推崇的不是它的力气，而是它的品德。因为千里马能够行千里，不是靠力气，而是靠耐力、靠恒心。可见，孔子很喜欢从自然界中找比喻，用其形象来说明人应该怎么做。显而易见，孔子对自然界基本上持欣赏的态度。第四就是我们多次强调过的，人与祖先的关系。千万不要以为人只有这一辈子，其实，我们上有祖先，下有子孙，绵延不绝。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祭祀，与祖先保持和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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