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6·1#

陈代 ① 曰：“不见诸侯，宜若小然；今一见之，大则以王，小则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寻’，宜若可为也。”

孟子曰：“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 ② ，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与？昔者赵简子 ③ 使王良 ④ 与嬖奚 ⑤ 乘，终日而不获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贱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请复之。’强而后可，一朝而获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简子曰：‘我使掌与女乘。’谓王良。良不可，曰：‘吾为之范我驰驱 ⑥ ，终日不获一；为之诡遇 ⑦ ，一朝而获十。《诗》云：“不失其驰，舍矢如破 ⑧ 。”我不贯 ⑨ 与小人乘，请辞。’御者且羞与射者比 ⑩ ；比而得禽兽，虽若丘陵，弗为也。如枉道而从彼，何也？且子过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① 陈代——赵岐《注》云：“孟子弟子也。”

② 招虞人以旌——旌，音精（jīng）。《说文》云：“游车载旌，析羽注旄首，所以精进士卒也。”《左传》昭公二十年云：“齐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进，公使执之。辞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见皮冠，故不敢进。’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韪之。’”，案《左传》所载与孟子所言虽有所不同，但大体一致。古代君王有所召唤，一定有相当的事物以见信。旌是召唤大夫用的，弓是召唤士用的，若是召唤虞人（守苑囿之吏），只能用皮冠。

③ 赵简子——晋国正卿赵鞅。

④ 王良——《左传》哀公二年云：“邮无恤御简子。”杜预注云：“邮无恤，王良也。”王良为春秋末年的善御，故先秦两汉古籍多称之。

⑤ 嬖奚——嬖音闭（bi），即梁惠王下的“嬖人”，爱幸小人也；奚是其名。

⑥ 范我驰驱——“范”作动词用，谓纳我驰驱于轨范之中，根据《谷梁传》昭公八年所载，驾御田猎的车，尘土飞扬不能出于轨道，马蹄应该发足相应，快慢合拍。

⑦ 诡遇——根据《白氏六6·执御篇》所引的《孟子》旧注，以“谲”训“诡”，谓不依法驾御为“诡遇”。案此说甚是。

⑧ 《诗》云等句——诗句见《小6·车攻篇》。王引之《经传释词》云：“如破，而破也。”

⑨ 贯——《尔6·释诂》：“习也。”就是今日的“惯”字。

⑩ 比——旧读去声，《汉6·刘歆传》：“比意同力。”颜师古注云：“比，合也。”案当与“子比而同之”（6·4）的“比”为一义。

【译文】陈代说：“不去谒见诸侯，似乎只是拘泥于小节吧；如今一去谒见诸侯，大呢，可以实行仁政，统一天下；小呢，可以改革局面，称霸中国。而且志上说：‘所屈折的譬如只有一尺，而所伸直的却有八尺了’，好像可以干一干。”

孟子说：“从前齐景公田猎，用有羽毛装饰的旌旗来召唤猎场管理员，管理员不去，景公便准备杀他。〔可是他并不因此而畏惧，曾经得到孔子的称赞。〕因为有志之士〔坚守节操，〕不怕〔死无葬身之地，〕弃尸山沟；勇敢的人〔见义而为，〕不怕丧失脑袋。孔子对于这一猎场管理员取他哪一点呢？就是取他不是自己所应该接受的召唤之礼，他硬是不去。假定我竟不等待诸侯的招致便去，那又是怎样的呢？而且你说所屈折的只有一尺，所伸直的却有八尺，这完全是从利的观点来考虑的。如果专从利益来考虑，那么，所屈折的有八尺，所伸直的却只一尺，也有利益，也可以干干么？从前，赵简子命令王良替他的宠幸小臣叫奚的驾车去打猎，整天打不着一只鸟。奚向简子回报说：‘王良是个拙劣的驾车人。’有人便把这话告诉了王良。王良说：‘希望再来一次。’奚被勉强之后才肯，一个早晨便打中十只鸟。便又回报说：‘王良是一个高明的驾车人呀。’赵简子说：‘那么，我就叫他专门替你驾车。’便同王良说，王良不肯，说道：‘我给他依规矩奔驰，整天打不着一只；我给他违背规矩驾车，一个早晨便打中了十只。可是《诗经》说过，“按照规矩而奔驰，箭一放出便破的。”我不习惯于替小人来驾车，这差事我不能担任。’驾车人尚且以同坏的射手合作为可耻，这种合作得到禽兽纵是堆集如山，也不肯干。假定我们先屈辱自己的志向和主张而追随诸侯，那又是为什么呢？而且你错了，自己不正直的人从来没有能够使别人正直的。”

6·2#

景春①曰：“公孙衍②、张仪③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④。”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⑤；女子之嫁也，母命之⑥，往送之门⑦，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⑧；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①景春——赵岐《注》云：“孟子时人，为从衡之术者。”周广业《孟子古注考》云：“《汉艺文6·兵阴阳家》有《景子》十三篇，疑即此人。”

②公孙衍——即魏人犀首，当时著名的说客，在秦为大良造的官，又曾佩五国相印，《史记》卷七十有传。

③张仪——魏人，游说六国连横去服从秦国的大政客，《史记》卷七十有传。公孙衍、张仪为同时人，景春说此话时，正是他们得意之时。景春所以不曾说到苏秦的缘故，可能因为此时苏秦已死（周广业《孟子出处时地考》之说）。

④熄——赵岐《注》云：“安居不用辞说，则天下兵革熄也。”故译文以“太平无战事”译“熄”字。

⑤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古时男子到了二十岁，便叫做成年人，行加冠礼。但根据《仪6·士冠礼》，行加冠的时候，祝辞都由“宾”，不由“父”，与孟子所言不同，因之后来有种种解释。一说，“父不自命，而以其命之意出于宾”。则“宾命”即是“父命”。一说，“命”不必口令，以行与事示之而已（诂经精舍文集四集孙锳丈夫之冠也父命之说）。一说，孟子当时本有父命的礼仪，不必事事与《仪礼》相合。

⑥女子之嫁也，母命之等句——孟子此言也与《仪6·士婚礼》所载略有不同。

⑦往送之门——刘宝楠《愈愚录》以为“往”字当作一读，我们以为不必。

⑧广居、正位、大道——朱熹《集注》云：“广居，仁也；正位，礼也；大道，义也。”按之《论语》“立于礼”、《孟子》“居仁由义”（16·33）、“仁，人之安宅也”（6·7又6·11）、“义，人路也”（16·11）诸语，《集注》所释，最能探得孟子本旨。

【译文】景春说：“公孙衍和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一发脾气，诸侯便都害怕；安静下来，天下便太平无战事。”

论子说：“这个怎能叫做大丈夫呢？你没有学过礼吗？男子举行加冠礼的时候，父亲给以训导；女子出嫁的时候，母亲给以训导，送她到门口，告诫她说：‘到了你家里，一定要恭敬，一定要警惕，不要违背丈夫。’以顺从为最大原则的，这是妇女之道。〔至于男子，〕应住在天下最宽广的住宅——仁——里，站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礼——上，走着天下最光明大路——义；得志的时候，偕同百姓循看大道前进；不得志的时候，也独自坚持自己的原则，富贵不能乱我之心，贫贱不能变我之志，威武不能屈我之节，这样才叫做大丈夫。”

6·3#

周霄 ① 问曰：“古之君子仕乎？”

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 ② 如也，出疆必载质 ③ 。’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

卷九 万章章句上

凡九章

9·1#

万章问曰：“舜往于田 ① ，号泣于旻天 ② ，何为其号泣也？”

孟子曰：“怨慕也 ③ 。”

万章曰：“‘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 ④ 。’然则舜怨乎？”

曰：“长息问于公明高 ⑤ 曰：‘舜往于田，则吾既得闻命矣；号泣于旻天，于父母，则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尔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为不若是恝 ⑥ ，我竭力耕田，共 ⑦ 为子职而已矣，父母之不我爱，于我何哉 ⑧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 ⑨ ，百官 ⑩ 牛羊仓廪备，以事舜于畎亩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将胥 ⑾ 天下而迁之焉。为不顺 ⑿ 于父母，如穷人无所归。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忧；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忧；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贵，人之所欲，贵为天子，而不足以解忧。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 ⒀ ；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 ⒁ 者，予于大舜见之矣。”

① 舜往于田——相传舜曾耕于历山，“往于田”就是去做庄稼活。

② 号泣于旻天——焦循《正义》云：“《颜氏家9·风操篇》云，‘礼以哭，有言者为号。’此云号泣，则是且言且泣。”旻，音珉（min）。《说9·日部》：“旻，秋天也。虞书说，仁闵覆下则称旻天。”

③ 慕——此“慕”字即下文“大孝终身慕父母”之“慕”，对父母的依恋古人常单用一“慕”字，如《礼9·檀弓上》云：“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郑玄注云：“慕谓小儿随父母啼呼。”

④ 父母爱之等句——《礼9·祭义》云，“曾子曰，‘父母爱之，喜而弗忘；父母恶之，惧而无怨。’”《大戴礼9·曾子大孝篇》也有此语，可见万章这话系引用自曾子，因之孟子推测公明高的心理作答，公明高为曾子弟子，则系以曾子解释曾子也。此“忘”字当读如《左传》隐公七年“郑伯盟，歃如忘”之“忘”，杜注云：“志不在于歃血也。”故译文以“懈怠”译之。“劳”，《淮南9·精神训》高诱注云：“忧也。”

⑤ 长息、公明高——赵岐《注》云：“长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洪颐煊《经义丛钞》云：“春秋家公羊高，亦即孟子所谓公明高也。”或又谓此公明高与《说9·修文篇》之公孟子高为一人。

⑥ 恝——音介（jie），又音戛（jia）说文引作9··”，云：“忽也。”赵岐《注》云：“忽，无愁之貌。”

⑦ 共——当读为“恭”。

⑧ 于我何哉——赵岐《注》云：“于我之身独有何罪哉，自求责于已而悲感焉。”朱熹《集注》亦同此意，实误。若如此说，“为若是恝”便无着落了。焦循《正义》云：“一说此申言上‘恝’字，若恝然无愁，则以我既竭力耕田共子职矣，尚有何罪而父母不我爱哉？孝子必不若是也。”此说近之。但以“尚有何罪”释“何哉”仍嫌未得，“于我何哉”者，意谓对我有什么关系呢。此古人常语，与《论语》之“于我何有哉”意相近。

⑨ 九男二女——尧以二女妻舜事见于《尚9·尧典》；《列女9·母仪篇》谓二女长名娥皇，次名女英。使九男事舜，赵岐《注》以为逸书所载。

⑩ 百官——或云，与《论9·子张篇》“百官之富”的“百官”意义同，指宫室而言，不是官吏之意。“官”的本义指宫室屋宇，见何绍基《东洲草堂文9·跋汉潘干校官碑》和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9·释官》两文，亦通，但译文仍从旧解。

⑾ 胥——《尔9·释诂》云：“胥，皆也。”引伸之便有“尽”义。“胥天下”犹言“尽天下”也。

⑿ 顺——日本竹添进一郎《左传会笺》释襄公八年“唯子产不顺”云：“顺亦悦也。孟子不顺于父母即不悦于父母也。”按此说虽可通，仍嫌佐证不足，姑录之以备参考。

⒀ 少艾——亦作“幼艾”，《战国策》，魏牟谓赵王曰，“王不以予工，乃与幼艾。”《楚9·九歌》云：“怂长剑兮拥幼艾。”“少艾”、“幼艾”皆谓年轻美貌之人。

⒁ 五十而慕——赵岐《注》云：“《书》曰：舜生三十征庸，二十（今本作“三十”或“五十”者皆误）在位，在位时尚慕，故言五十也。”

【译文】万章问道：“舜到田地要去，向着天一面诉苦，一面哭泣，为什么要这样呢？”

孟子答道：“由于对父母一方面怨恨，一方面怀恋的原故。”

万章说：“〔曾子说过，〕‘父母喜爱他，虽然高兴，却不因此而懈怠；父母厌恶他，虽然忧愁，却不因此而怨恨。’那么，舜怨恨父母吗？”

孟子说：“从前长息曾经问过公明高，他说，‘舜到田里去，我是已经懂得的了；他向天诉苦哭泣，这样来对待父母，我却还不懂得那是为什么。’公明高说：‘这不是你所能懂得的。’公明高的意思，以为孝子的心理是不能像这样地满不在乎的：我尽力耕田，好好地尽我做儿子的职责罢了；父母不喜爱我，叫我有什么办法呢？帝尧打发他的孩子九男二女跟百官一起带着牛羊、粮食等等东西到田野中去为舜服务；天下的士人也有很多到舜那里去，尧也把整个天下让给了舜。舜却只因为没有得着父母的欢心，便好像鳏寡孤独的人找不着依靠一般。天下的士人喜爱他，是谁都愿意的，却不足以消除忧愁；美丽的姑娘，是谁都爱好的，他娶了尧的两个女儿，却不足以消除忧愁；财富，是谁都希望获得的，富而至于占有天下，却不足以消除忧愁；尊贵，是谁都希望获得的，尊贵而至于做了君主，却不足以消除忧愁。大家都喜爱他、美丽的姑娘、财富和尊贵都不足以消除忧愁，只有得着父母的欢心才可以消除忧愁。人在幼小的时候，就怀恋父母；懂得喜欢女子，便想念年轻而漂亮的人；有了妻子，便迷恋妻室；做了官，便讨好君主，得不着君主的欢心，便内心焦急得发热；只有最孝顺的人才终身怀恋父母。到了五十岁的年纪还怀恋父母的，我在伟大的舜身上见到了。”

9·2#

万章问曰：“《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① ’。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

卷二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2·1#

庄暴见孟子，曰：“暴见于王 ① ，王语暴以好乐 ② ，暴未有以对也。”曰 ③ ：“好乐何如？”

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 ④ 乎！”

他日 ⑤ ，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

王变乎色 ⑥ ，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

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由古之乐也。”

曰：“可得闻与？”

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人。”

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众。”

“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 ⑦ 之音，举 ⑧ 疾首蹙頞 ⑨ 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 ⑩ 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兄羽旄 ⑾ 之美，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

“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① 暴见于王——“王”是齐宣王。这是由上一章和下一章所言都是齐宣王的事情而推知的。“暴见于王”和“庄暴见孟子”不同。一有介词“于”字，一不用介词。“见孟子”是“来看孟子”，“见于王”是“被王接见”。

② 乐——历来注释家都把这“乐”字解为“音乐”。但也有人主张（如宋人陈善的《扪虱新语》）把它解为“快乐”，因为下文孟子讲到“田猎”，是一种娱乐，也不与“音乐”相干。但我们细推全文，“鼓乐”连言，认为原意仍是“音乐”的“乐”，孟子以后又讲到田猎，不过是由“独乐”“众乐”而引伸出来的又一比方罢了。

③ 曰——一个人的话中间又加一“曰”字，表示这个人说话之中有所停顿，因此加一“曰”字，表示“更端”，这是古人修辞体例，说详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卷二。

④ 庶几——“差不多”的意思，但只用于积极方面。

⑤ 他日——直译为“别的日子”，有时表示在这以前的日子，如第十六章的“他日君出”；这里表示在这以后的日子，所以译为“过了些时”。

⑥ 变乎色——直译为“变了脸色”，译文译其意。

⑦ 管籥——“籥”同“龠”（yue）。管龠，古代吹奏乐器，如今天箫笙之类的东西。

⑧ 举——副词，皆，俱，全都。

⑨ 疾首蹙頞——蹙（cu）。頞音遏（e），鼻茎，鼻梁。疾首蹙頞直译为脑袋疼痛绉着鼻梁，译文用意译法。

⑩ 田猎——就是打猎。

⑾ 羽旄——旗帜的意思，这里译为“仪仗”。

【译文】齐国的臣子庄暴来见孟子，说道：“我去朝见王，王告诉我，他爱好音乐，我不知应该怎样回答。”接看又说：“爱好音乐，究竟好不好？”

孟子说：王如果非常爱好音乐，那齐国便会很不错了。”

过了些时，孟子谒见齐王，问道：“您曾经告诉庄暴，说您爱好音乐，有这回事吗？”

齐王很不好意思地说：“我并不是爱好古代音乐，只是爱好一般流行的乐曲罢了。”

孟子说：“只要您非常爱好音乐，那齐国便会很不错了。无论现在流行的音乐，或者古代音乐都是一样的。”

齐王说：“这个道理可以说给我听听吗？”

孟子说：“一个人单独地欣赏音乐快乐，跟别人一起欣赏音乐也快乐，究竟哪一种更快乐呢？”

齐王说：“当然跟别人一起欣赏更快乐些。”

孟子说：“跟少数人欣赏音乐固然快乐，跟多数人欣赏音乐也快乐，究竟哪一种更快乐呢？”

齐王说：“当然跟多数人一起欣赏更快乐。”

卷八 离娄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按邵武士人伪托孙奭疏本题为三十二章，不数人有不为也一章，实误。）

8·1#

孟子曰：“舜生于诸冯①，迁于负夏①，卒于鸣条①，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②，卒于毕郢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馀里；世之相后也，千有馀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④，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①诸冯、负夏、鸣条——舜是传说中的人物，此三处地名更无法确指。依《孟子》文意，当在东方，则鸣条未必是《书序》所谓“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的“鸣条”。诸冯，传说在今山东荷泽县南五十里。

②岐周——周为周代国名，岐即今之岐山（在陕西岐山县东北）。

③毕郢——毕郢即《吕氏春8·具备篇》“武王尝穷于毕程矣”之“毕程”。刘台拱《经传小8·释毕郢》云：“毕者，程之大地名；程者，毕中之小号也。”程在今陕西咸阳县东二十一里。

④符节——符和节都是古代表示印信之物，原料有玉、角、铜、竹之不同，形状也有虎、龙、人之别，随用途而异。一般是可剖为两半，各执其一，相合无差，以代印信。

【译文】孟子说：“舜出生在诸冯，迁居到负夏，死在鸣条，则是东方人。文王生在岐周，死在毕郢，则是西方人。两地相隔一千多里，时代相距一千多年，得意时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几乎一模一样，古代的圣人和后代的圣人，他们的道路是相同的。”

8·2#

子产①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②济人于溱洧③。孟子曰：“惠④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⑤，徒杠成；十二月，舆梁⑥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⑦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

①子产——春秋时郑国的贤相公孙侨之字。《左传》、《国语》以及先秦子书多载其言行。

②乘舆——舆本是车箱，此处以代车子。乘，仍读平声。“乘舆”犹言所乘之车。

③溱洧——溱，《说文》作“潧”，水名，发源于河南密县东北圣水峪，东南会洧水为双洎河，东流入贾鲁河。洧（wei），亦水名，源出河南登封县东阳城山，东流经密县与溱水会合。

④惠——惠，恩惠也。孔子评论子产，曾屡以“惠”字许之。《论8·公冶长》云：“子谓子产，其养民也惠。”又《宪问》云：“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左传》昭公二十年亦云：“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可见孟子之下此字盖有所本。

⑤岁十一月——阮元《校勘记》云：“《周礼》之例，凡夏正（建寅）皆曰岁，凡曰岁终，曰正岁，曰岁十二月，皆谓夏时也。凡言正月之吉，不曰岁，谓周正（建子）也。说详戴震文集。”则孟子此言岁十一月、十二月，皆谓夏正。按孟子一书立言体例未必同于《周礼》，若夏历十一月徒杠始成，将嫌太晚，如以为周正，当今九月十月（夏历）则近于情理。

⑥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杠音江（gāng），段玉裁《说文注》“桥”字云：“凡独木者曰杠，骈木者曰桥，大而为陂陀者曰桥。”又“梁”字下注云：“梁之字用木跨水，则今之桥也。《孟子》，‘十一月舆梁成’，《国语》引《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大雅》，‘造舟为梁’，皆今之桥制。见于经传者言梁不言桥也。”

⑦辟——同“辟”。古代上层人物出外，前有执鞭者开道，犹如后代的鸣锣开道。

【译文】子产治理郑国的政治，用所乘的车辆帮助别人渡过溱水和洧水。孟子议论这事道：“这只是小恩小惠，他并不懂得政治。如果十一月修成走人的桥；十二月修成走车的桥，百姓就不会再为渡河发愁了。君子只要把政治搞好，他一出外，鸣锣开道都可以，哪要能够一个一个地帮助别人渡河呢？如果搞政治的人，一个一个地去讨人欢心，时间也就会太不够用了。”

8·3#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①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儸。”

王曰：“礼，为旧君有服②，何如斯可为服矣？”

曰：“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③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④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雠。寇雠，何服之有？”

①之——之，此处用以表示该句为主从复合句之从句。又王引之《经传释词》云：“之，犹‘若’也。”恐非。

②礼，为旧君有服——今《仪8·丧服》篇亦有大夫为旧君服齐衰三月之文。

③先——《礼8·檀弓》：“昔者夫子失鲁司寇，将之荆，盖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贫也。”这一“先”字义同于《檀弓》，使人先去布置之意。

④极——《说文》：“穷，极也。”《论8·尧曰篇》“四海困穷”包咸注云：“困，极也。”则“极”有“困穷”之义。这“极”字是使动用法。

【译文】孟子告诉齐宣王说：“君主把臣下看待为自己的手脚，那臣下就会把君主看待为自己的腹心；君主把臣下看待为狗马，那臣下就会把君主看待为一般人；君主把臣下看待为泥土草芥，那臣下就会把君主看待为仇敌。”

王说：“礼制规定，已经离职的臣下对过去的君主还得服一定的孝服，君主怎样对待臣下，臣下才会为他服孝呢？”

孟子说：“谏，他接受照做了；建议，他听从了；政治上的恩惠下达到老百姓；有什么事故不得不离开，那君主一定打发人引导他离开国境，并且先派人到他要去的那一地方作一番布置；离开了三年还不回来，才收回他的土地房屋。这个叫做三有礼。这样做，臣下就会为他服孝了。如今做臣下，劝谏，不被接受；建议，不被听从；政治上的恩惠到不了百姓；有什么事故不得不离开，那君还把他捆绑起来；他去到一个地方，还想方设法使他穷困万分；离开那一天，就收回他的土地房屋。这个叫做仇敌。对仇敌样的旧君，臣下还服什么孝呢？”

8·4#

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

【译文】孟子说：“士人没有罪，被杀掉，那么大夫便可以离开；百姓没有罪，被人杀戮，那么，士人便可以搬走。”

8·5#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

【译文】孟子说：“君主若仁，便没有人不仁；君主若义，便没有人不义。”

8·6#

孟子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

【译文】孟子说：“似是而非的礼，似是而非的义，有德行的人是不干的。”

8·7#

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①，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如中也弃不中，才也弃不才，则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②。”

①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朱熹《集注》云“无过不及之谓中，足以有为之谓才；养，谓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

②其间不能以寸——此句省略了动词，本为“不能以寸量”之意。

【译文】孟子说：“道德品质很好的人来教育薰陶那道德品质不好的人；有才能的人来教育薰陶那没有才能的人，所以每人都喜欢有个好父兄。如果道德品质很好的人，不去教育薰陶那些道德品质不好的人，有才能的人，不去教育薰陶那些没有才能的人，那么，那所谓好，所谓不好，他们中间的距离也相近得不能用分寸来计量了。”

8·8#

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译文】孟子说：“人要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8·9#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

【译文】孟子说：“宣扬别人的不好，后患来了，该怎么办呢？”

8·10#

孟子曰：“仲尼不为已甚者。”

【译文】孟子说：“孔子是做什么事都不过火的人。”

8·11#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译文】孟子说：“有德行的人，说话不一定句句守信，行为不一定事事贯彻，与义同在，依义而行。”

8·12#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①者也。”

①不失其赤子之心——赵岐《注》云：“大人谓君，国君视民当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谓也。一说曰，赤子，婴儿也。少小之心，专一未变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时心，则为贞正大人也。”按“大人”未必专指“国君”而言，因之前一说未必可信。

【译文】孟子说：“有德行的人便是能保持那种婴儿的天真纯朴的心的人。”

8·13#

孟子曰：“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

【译文】孟子说：“养活父母不算什么大事情，只有给他们送终才算得上一件大事情。”

8·14#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①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①资——《说文》云：“资，货也。”段玉裁注云：“资者积也。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夏则资皮，冬则资絺绤，皆居积之谓。”

【译文】孟子说：“君子依循正确的方法来得到高深的造诣，就是要求他自觉地有所得。自觉地有所得，就能牢固地掌握它而不动摇；牢固地掌握它而不动摇，就能积蓄很深；积蓄很深，便能取之不尽，左右逢源，所以君子要自觉地有所得。”

8·15#

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

孟子译注

杨伯峻

简介

本书对《孟子》一书详加注释，并作了全译，对文中的某些问题作了考证。书末附有《孟子词典》，与《译注》相辅相成。不但能帮助一般读者读懂《孟子》，还能给研究者提供一些线索和参考。

导言

一

孟子名轲 ① ，邹国人 ② 。关于他的父母，我们知道得很少。春秋演孔图以及阙里志等书说他父亲名激，字公宜；母亲娘家姓仉（音掌），自然是些无稽之谈。西汉韩婴的《韩诗外传》载有他母亲“断织”、“买东家豚肉”以及“不敢去妇”等故事，刘向的《列女传》还载有他母亲“三迁”和“去齐”等故事，可见他很得力于母亲的教导。

孟子的生卒年月不详，古今有各种推断。用孟子原书来核对，我们认为他生于周安王十七年（公元前385年）前后一说比较合理 ③ 。元程复心《孟子年谱》 ④ 等书都说他“寿八十四岁”。如果可信，卒年当在周赧王十一年（公元前304年）前后。当孟子出生的时候，孔子已经死了将近一百年；孔门弟子没有一位还活着。《列女传》和赵岐《孟子题辞》都说孔子的孙子子思是他的老师。不过根据《史记·孔子世家》，子思的父亲伯鱼活了五十岁，死于孔子七十岁时；那时，子思至少也有十岁左右了。子思的年寿，《史记》说他六十二；后人以鲁缪公曾尊礼子思的事实来推算，认为“《史记》所云子思年六十二者或八十二之误” ⑤ 。即使子思活到八十二岁，距孟子的出生还有十多年。可见这种说法是不可靠的。孟子外书说：“子思之子曰子上，轲尝学焉。”姑且不说外书是伪造品，就以《史记》所载“子上年四十七”的话来推算，也未必能做孟子的老师。孟子自己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8·22）他所谓私淑的是什么人，他不曾说出，可见未必是很有名望的人，也未必是孔子的嫡系子《荀子》非十二子篇把子思、孟轲列为一派，则孟子的学说一定出于子思。《史记·孟荀列传》说他“受业子思之门人”，这是合理的。

范文澜同志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士大体分为四类：一类是学士，如儒、墨、道、名、法、农等专门家，著书立说，反映当时社会各阶级的思想，提出各种政治主张，在文化上有巨大贡献。这一类人声名大，待遇优，如儒家大师孟子，后车数十乘，侍从数百人，往来各国间，凭他的声名，所到国家，国君们都得馈赠黄金，供给衣食，听取孟子的议论。” ⑥ 我们从孟子原书考察，孟子第一次到齐国是在齐威王之世。当时匡章声名不大，而且背着“不孝”的坏名声，可是孟子却“与之游，又从而礼貌之”（8·30）。孟子在齐国大概不甚得志，连威王所馈兼金一百镒都拒绝了（见4·3）。当威王三十年，宋王偃称王，而且要行仁政（见6·5），所以孟子到了宋国。告戴不胜多荐贤士（6·6），答戴盈之之问（6·8），都在这个时候。宋王偃的为人，史料有绝然相反的说法，《战国策》记其射天笞地，《史记·宋世家》述其淫于酒色；而《韩非子·五蠹篇》、《淮南�子·人间训》都说他因行仁政而为楚所灭 ⑦ 。从孟子看来，宋王偃大概左右不贤人多，贤人少，所以“一薛居州”不能使宋王偃为善，孟子也就接受馈赠七十镒（见4·3）而离开了。当他留在宋国的时候，滕文公还是太子，曾去楚国，来回一定要经过宋国的国都彭城，因而两次和孟子相见（5·1）。不久，孟子回到邹国，和邹穆公的问答（2·12）大概在这个时候。或者由于孟子回答他的言语过于率直，引起了他的不高兴，便停止了馈赠，因而使得孟子绝粮（见应劭《风俗通·穷通篇》）。滕定公死了，文公“使然友之邹问于孟子”（5·2）。至于季任使人来馈赠礼物（12·5）是否在这个时候，就很难肯定；因为“孟子居邹”绝对不止这么一次。鲁平公即位要，将要使孟子学生乐正克为政（12·13），孟子便到了鲁国。可是因为臧仓的破坏，孟子便有“吾之不遇鲁侯天也”（2·16）的慨叹。滕文公嗣位，孟子便来到滕国。文公“问为国”，又使“毕战问井地”（5·3）。齐人打算修建薛邑城池，文公害怕，又曾请教孟子（2·14）。和许行的新信徒陈相的辩论（5·4）也在这个时候。滕国究竟只是个为方不足五十里的小国，孟子很难有所作为，当梁惠王后元十五年，便来到了梁国。这时孟子年近七十，梁惠王在位既已五十年，年纪也在七十上下，便称呼孟子为“叟”（1·1）。和梁惠王的问答（1·1，2，3，4，5）应该都在这一时候。第二年，惠王去世，襄王嗣位，孟子和他一相见，印象就很坏（l·6）。这时，齐威王已死，宣王嗣位，孟子便由梁来齐。“加齐之卿相”（3·1，2），“出吊于滕”（4·6）都在这几年间。齐国伐燕在宣王五年，两年之后，“诸侯将谋救燕”（2·11），孟子劝宣王送回俘虏，归还重器，和燕国臣民商量立君，然后撒兵。可是宣王不听，第二年，燕国和诸侯的军队并力攻齐，齐国大败。齐宣王便说，“吾甚惭于孟子”（4·9）。孟子因此辞职，宣王想要给孟子一所房屋（4·10），孟子不肯接受。孟子离开了齐国，在昼地停留三晚（4·10，11），孟子一方面非常失望，一方面又因年岁已大，主张又不能实现，只得说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馀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4·13）孟子这时年已七十馀，从此便不再出游，而和“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荀列传》）了。

二

关于《孟子》的作者，古今有三种不同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孟子》是孟轲自己着的。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说：“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焦循《正义》引元人何异孙《十一经问对》阐明此说云：“《论语》是诸弟子记诸善言而编成集，故曰《论语》，而不号孔子。《孟子》是孟轲所自作之书，如《荀子》，故谓之《孟子》。”赵岐甚至把孟轲为什么要著书的动机都设想出来，他在《题辞》中又说：“孟子亦自知遭苍姬之讫录，值炎刘之未奋，进不得佐兴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同伸）三代之馀风，耻没世而无闻焉，是故垂宪言以诏后人。仲尼有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着明也。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

后来，宋代朱熹从文章风格的一致性上来论证孟子为孟轲自己写成的。虽然他有时也作些调停之论，如说，“然其间有如云‘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亦恐是其徒所记；孟子必曾略加删定也。”但他主要议论仍是：“《论语》多门弟子所集，故言语时有长长短短不类处。《孟子》疑自着之书，故首尾文字一体，无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又说：“观七篇笔势如镕铸而成，非缀缉可就。”（以上引文全见《朱子大全》）其后元人金履祥、明人郝敬的看法都和他相同。

清代阎若璩，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推论孟子为自着，他在《孟子生卒年月考》最后一段说：“《论语》成于门人之手，故记圣人容貌甚悉；七篇成于己手，故但记言语或出处耳。”魏源在《孟子年表考》中也说：“七篇中无述孟子容貌言动，与《论语》为弟子记其师长不类，当为手着无疑。”

第二种说法则刚刚和这相反，认为《孟子》是孟轲死后他的门弟子万章、公孙丑之徒共同记述的。最初发表这种议论的是唐代韩愈（见《昌黎集·答张籍书》）和张籍（见《全唐文·上韩昌黎书》）。附和这种议论的有唐人林慎思（见《崇文总目》）和宋人苏辙（见其所著《古史?孟子传》），可是他们都没有举出佐证来。

对这种说法加以阐明的最初有宋人晁公武。他在《郡斋读书志》中说：“按此书韩愈以为弟子所会集，非轲自作。今考其书，则知愈之言非妄也。书载孟子所见诸侯皆称谥，如齐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鲁平公是也。夫死然后有谥。轲著书时，所见诸侯不应皆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孟子见梁惠王，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决不见平公之卒也。”

其后清人崔述在《孟子事实录》中对此说多列了两条证据。他说：“《孟子》七篇之文，往往有可议者，如禹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伊尹五就汤五就桀之属，皆于事理未合。果孟子自着，不应疏略如是。”又说：“七篇中于孟子门人多以子称之，如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徐子、陈子皆然，不称子者无几。果孟子所自着，恐未必自称其门人皆曰子。细玩此书，盖孟子门人万章、公孙丑等所追述，故二子问答之言在七篇中为最多，而二子在书中亦皆不以子称也。”

较崔述略早的周广业也认为《孟子》不是孟轲所著。他在《孟子出处时地考》中说：“此书叙次数十年之行事，综述数十人之问答，断非辑自一时，出自一手。其始章、丑之徒追随左右，无役不从；于孟子之言动，无不熟察而详记之。每章冠以‘孟子曰’者，重师训，谨授受，兼法《论语》也。”但是他还是认为其中也有孟轲自己的笔墨。他又道：“迨还自青齐，既难必于行道，而孟子亦欲垂教后世，取向所进说时王、传授弟子者润饰而删定之。”他的结论是：“至其后编次遗义，又疑乐正子及公都子、屋庐子、孟仲子之门人与为之。何也？诸子皆孟门高弟，七篇中无斥其名，与滕更呼名之例不同，当是其徒所追改。而首篇以孟子始，以乐正子终，未必不由此也。”

第三种看法是太史公在《孟荀列传》中所说的：“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从这几句话，我们得到这样的概念：《孟子》的著作，虽然有“万章之徒”参加，但主要作者还是孟子自己，而且是在孟子生前便基本上完成了的。关于这一点，魏源在《孟子年表考》中有所体会，他说：“又公都子、屋庐子、乐正子、徐子皆不书名，而万章、公孙丑独名，《史记》谓退而与万章之徒作七篇者，其为二人亲承口授而笔之书甚明（咸邱蒙、浩生不害、陈臻等偶见，或亦得预记述之列）。与《论语》成于有子、曾子门人故独称子者，殆同一间，此其可知者。”

以上三种说法，虽各言之成理，但符合于历史客观事实的，当然只有一种。我们认为，太史公的话是可信的。他的时代较早，当日所见到的史料，所听到的传闻，比后人多而且确实；尤其是验以孟子本书，考之孟子生卒，其馀两种说法所持的理由都是不充分的。

赵岐明明说，“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则七篇之中自有弟子的记录。朱熹虽主张为孟子一手着成的，但也不曾否认在著作过程中有弟子参加。只是说，从文体的首尾一致看来，孟子是最后的订定者。这从他“亦恐其徒所记，孟子必曾略加删定也”一句话可以看出。所以他们两人的看法和太史公的说法相距不远。

第二种说法，认为《孟子》是孟轲死后他的门弟子所记述的，便和太史公的说法出入很大 ⑧ 。他们举了三种理由。有一条理由是，“七篇之文，往往有可议者，果孟子自着，不应疏略如是。”这实在不值一驳。孟子即便是所谓“亚圣”，也不能肯定他所说所写的每字每句都非常正确。何况“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这种话，孟子不过借以说明禹治水的功绩；正确的地理知识的具备与否，上古的所谓圣贤，似乎不曾给以重视。伊尹“五就汤五就桀”，孟子也不过借以说明伊尹全心为百姓服务的忠诚；而且孟子援引史事，常常主观地加以改造，以期论证自己的观点。稍读孟子书就会了解这一点。这正是孟子辩论的手段哩。另一条理由是“果孟子自着，恐未必自称其门人皆曰子”。这一点，上引魏源的话已经说得明白。孟子既是万章、公孙丑之徒“亲承口授而笔之书”，那么，称其师为“孟子”，称其同门为“乐正子”、“屋庐子”，何尝不可？周广业以此和《论语》同样看待，认为是乐正子等的门人所编次，那是错误的。我们只要问，如果是乐正子之徒的门人所编次，为什么七篇中记乐正子诸“子”的问答反而根少，而记万章、公孙丑之徒的问答反而很多呢？最值得注意的是诸侯皆称谥一条。梁惠王、滕文公、鲁平公都死在孟子前，固然可以称谥；梁惠王是死在孟子后的，齐宣王也可能�比孟子迟死三两年，为什么也称谥呢？我们认为阎若璩的解释是说得通的。他说：“卒后书为门人所叙定，故诸侯王皆加谥焉 ⑨ 。”

三

《史记·孟荀列传》只说“作《孟子》七篇”；到应劭《风俗通·穷通篇》却说，“退与万章之徒序诗书仲尼之意，作书中外十一篇”；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也说“《孟子》十一篇”。赵岐《孟子章句》，便给这十一篇分列真伪，《题辞》说：“又存外书四篇——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 ⑩ ——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也。”因为赵岐肯定外书是赝品，不给它作注解，以后读《孟子》的人便不读它，于是逐渐亡佚了。南宋孙奕的《示儿篇》说：“昔尝闻前辈有云，亲见馆阁中有《孟子外书》四篇。”南宋上距东汉末一千多年，而《孟子外书》完好地藏在宫禁中，这话是否靠得住，很有问题，可能是所谓“前辈”的诳语。刘昌诗《芦浦笔记》说：“予乡新喻谢氏多藏古书，有《性善辩》一帙。”这一帙《性善辩》，刘昌诗似乎亲自见过，但也不晓得果是赵岐所见之书否。至于现在所传的《孟子外书》四篇，则是明人姚士磷所伪撰，为清代吴骞刊行的时候，周广业等便指出“显属伪托”，而丁杰在《小酉山房集》中更已逐条驳斥它了。所以梁启超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中说它是“伪中出伪”。

赵岐的《题辞》又说：“孟子退自齐梁，述尧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贤拟圣而作者也。”又说：“《论语》者，五经之錧辖，六艺之喉衿也。孟子之书则而象之。”这些话，把《孟子》和《论语》相比，似乎有些道理，也确实代表了两汉人一般的看法。所谓似乎有些道理，我们拿它和当时别的子书一比较便知。《墨子》成书年代虽不敢完全肯定，但其中有若干篇是墨子的弟子所作，其成篇甚或早于孟子，应该不必怀疑，庄子生卒年月仅略后于孟子，荀子的早年也和孟子的晚年相值者有三十多年。《庄子》的内篇应该是庄周的手笔，《荀子》则基本上是荀卿的手笔。《墨子》、《庄子》内篇、《荀子》都是每篇各有主旨，而篇名也与主旨相应。《孟子》却不然，各章的篇幅虽然比《论语》长，但各章间的连系并没有一定的逻辑关系；积章而成篇，篇名也只是撮取第一句的几个字，并无所取义。这都是和《论语》相同，而和《墨子》、《庄子》、《荀子》相异的。所以赵岐说《孟子》是拟《论语》而作，不无道理。

赵岐把《论语》看成是“五经之錧辖，六艺之喉衿”，《孟子》又是“拟圣而作”，那《孟子》也成为经书的传记了。尽管《汉书?艺文志》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汉人心目中却把它看为辅翼“经书”的“传”。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王充《论衡》对作篇说：“杨墨之学不乱传 ⑾ 义，则孟子之传不造。”明明把孟子看为传。又如《汉书?刘向传》、《后汉书?梁冀传》、《说文解字》等书所引孟子都称“传曰”。可见把孟子和《论语》并列，不是赵岐“一人之私言”，而是两汉人的公论。

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毋昭裔楷书《易》、《书》、《诗》、《仪礼》、《周礼》、《礼记》、《公羊》、《谷梁》、《左传》、《论语》、《孟子》十一经刻石，宋太宗又加翻刻，这恐怕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的时候，朱熹在《礼记》中取出《大学》、《中庸》两篇，认为是曾子和子思的作品，与《论语》、《孟子》合在一起，称为《四书》，于是《孟子》的地位便更加提高了。到明清两朝，规定科举考试中八股文的题目从《四书》中选取，而且要“代圣人立言”，于是当时任何读书人便不得不把孟子读得烂熟了。

① 孟子名轲，这从他回答北宫锜话“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10?2）便可知道。古人很重视表字。孟子的字是什么，说法不一，东汉赵岐的《孟子题辞》说没有听到过；三国魏徐干的《中论?序》也说没有传下来；后来魏人王肃作《圣证论》，说他字子车；晋人傅玄作《傅子》说他字子舆。赵岐、徐干所不知道的，王肃、傅玄怎么知道？可见这是他们编造出来的。

② “邹”，《史记·孟荀列传》作“驺”，古国名。故城在今山东邹县，离孔子故乡曲阜不远，所以孟子自己也说，“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14·38）

③ 可参阅清周广业《孟子出处时地考》、魏源《古微堂外集·孟子年表》及宋翔凤《过庭录·孟子事迹考》。

④ 据《四库总目提要》，这书不是程复心所作，而是谭贞默的《孟子编年略》。

⑤ 详毛奇龄《四书剩言》所引王草堂《复礼辨》和孔继汾《阙里文献考》。

⑥ 《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46页。

⑦ 《韩非子》、《淮南子》都作“徐偃王”。我们看，徐偃王就是宋王偃。这时宋已迁都彭城，所以宋王又叫徐王；正如魏迁都大梁，魏王又叫梁王一样。

⑧ 《史记?六国年表》所列鲁君年数错误很多，不足据。此据《史记?鲁世家》“子叔立，是为平公。是时六国皆称王。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推算出来。秦惠王卒于周赧王四年，其前十二年，就是周显王四十七年。

⑨ 其实，七篇之中还有宋王没有称谥。这宋王便是宋王偃，他不但死在孟子之后，而且他是亡国之君，当时并没有谥号可称，所以孟子弟子并没有给他补上。

⑩ 翟灏《四书考异》云：“外书之目，自宜以‘性善’为一，‘辩文’为一，‘说《孝经》’为一。刘氏以亲见之‘性善辩’，遂以‘辩’字上属，而谓‘文说’一篇，‘《孝经》’一篇。据《论衡·本性篇》，但云孟子作性善之篇，不缀‘辩’字。疑新喻谢氏所藏《性善辩》，又属被人依放而作，非外书本真也。”

⑾ 这一“传”字，据刘盼遂的《论衡集解》，说是“儒”字之误。

例言

一、我们译注孟子的目的是：帮助一般读者比较容易而正确地读懂它，并给有志深入研究的人提供一些线索。同时，有许多读者想藉自学方式提高阅读古书的能力，本书希望能在这方面也起一定的作用。

上下经卦名次序歌#

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兮履䷉泰䷊否䷋。 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兮噬嗑䷔贲䷕。 剥䷖复䷗无妄䷘大畜䷙颐䷚，大过䷛坎䷜离䷝三十备。 咸䷞恒䷟遁䷠兮及大壮䷡，晋䷢与明夷䷣家人䷤睽䷥。 蹇䷦解䷧损䷨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继。 艮䷳渐䷴归妹䷵丰䷶旅䷷巽䷸，兑䷹涣䷺节䷻兮中孚䷼至。 小过䷽既济䷾兼未济䷿，是为下经三十四。

版权信息

书名: 南明史

作者: 顾诚

出版社: 北京日报出版社

出版年: 2022-3

ISBN: 9787547740224

我与明史
（代自序）

我1934年11月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1950年高中一年级时患病休学，痊愈后尚未到开学时间，正好南昌市人民政府干部训练班招生，我就报名参加，录取后学习3个月，分配到南昌市人民检察委员会工作。1957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参加高考，以求深造，自然是希望多读点书，在业务上有所成就。但客观形势却不允许，入学以后大量的时间被政治运动和繁重的体力劳动所侵占。4年的大学生活，我从课堂上学得的知识相当有限，倒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通过一些非正常的途径培养了独立治学的能力。

1959年夏天，我所在的年级同学参加勤工俭学，任务是给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后来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档案，地点在校内工会俱乐部，故宫的工作人员用汽车把档案运来。原来的档案是按时间（日期）顺序用纸包裹的，我们的工作是拆包后按内容分类再加包裹。这批档案是乾隆末到嘉庆初的，正是白莲教起义和湘黔川三省交界地区苗民起义的时期。一个暑假我亲手接触了这么多清代原始档案，大开了眼界。完成这项工作后，新学期刚开始，本年级同学又全体出动去密云县劳动，我在工地只住了一个晚上，接到通知回校另有任务。站在拉物料的大卡车上回到学校，才知道系里为体现全面发展，要拿出科研成果于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向党献礼，课题自己选择。时间紧迫得很，幸好刚整理过故宫档案，就决定以乾嘉苗民起义为课题去故宫借档案。故宫明清档案部的同志真慷慨，一口答应。把这部分档案借来后，我立即没日没夜地苦读、摘要，另从校图书馆借来严如煜的《苗防备览》和相关地方志做参考，稍稍清理出个头绪就动手写“书”，实际是一边看一边写。系里派了两位同班患肺结核病刚刚痊愈正在休养的同学（王君、张建华）协助，做提修改意见和誊清工作。经过一个月的苦干，7万多字的誊清稿终于在10月初交到系里，题目就叫《清代乾嘉年间的苗民起义》。那时我们的思想真单纯，完成了任务，档案归还故宫，成稿既不署名，上交后也未留下片纸只字，这本誊清稿究竟怎么“献礼”，下落如何，就一概不问了。在学生阶段，有机会自选题目独立进行“研究”，可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这是我接触明清史的开始。

大学期间真正读了点书是在“三年困难”时期。这一时期学生的粮食定量虽然没有减少，副食品却严重缺乏，不仅肉类每月凭票供应半斤，食油二两，连蔬菜也少到只能用水煮，不能炒。营养严重不足，许多同学得了浮肿病。同学们虽然每天饥肠辘辘，却换来了读书的时间。在物资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同学们在精神上却如释重负。我个人的经历又有点不同。1960年初，中宣部和教育主管部门正抓全国高校的统编教材，世界现代史是重要领域。由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学院（今河北师范大学）抽调世界现代史教师和少数学生组成编写组，由北大周一良先生负责，成立了一个大组的领导班子。编写组先在人大铁狮子胡同校舍内，不久搬到北京大学，住进刚建成的十三公寓，几个月以后又搬到二里沟的北京市委党校四号楼，从工作开始到初稿完成大约有一年多时间。可笑的是，我被调去时是历史系三年级学生，世界现代史是四年级开设的课程，换句话说是去编写自己还没有学过的课程的全国通用教材。尽管颇为奇特，我在边干边学中逐渐适应，到后半年还担任了分组的组长，除了自己分担的章节以外，要负责修改组内教师撰写的稿子。由于在编写工作中表现出初步的工作能力，1961年暑假前结束世界现代史编写工作回到学校，即被通知毕业后留系工作，从此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涯。

留系工作后，系主任白寿彝先生正搭班子研究中国史学史，成立了一个小组，组内有赵光贤先生、郭澎、一位姓赵的先生，还有我。当时，白先生住在西单武功卫，我们大约每月去他家一次，汇报工作并听取指示。白先生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探讨明代史学。经白先生同意，我先阅读了王世贞的史学著作，如《弇州史料》《弇山堂别集》，参考一些相关评论史料，写了一篇《王世贞的史学》，交给白先生。他又指示我去研究《明史》的纂修过程，这个课题有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李晋华先生写的《明史纂修考》，白先生的意思是偏重史学思想方面兼顾明史的纂修过程。我提出可否逐步进行，由于当时万斯同的《明史稿》颇难见到，就先从王鸿绪的《横云山人史稿》同《钦定明史》入手。经白先生同意后，自己买了一部线装本《明史》，借来《横云山人史稿》，逐篇对读，凡遇《钦定明史》做了修改处，哪怕一句话，甚至关键性的几个字都抄录下来。对读完毕，把两部书不同处列表写出，这份对照表一共有50多张大幅稿纸。再查阅《清实录》等书中有关撰修明史的记载，特别是康熙皇帝几次谕旨，最后写成一篇《从王鸿绪的〈明史稿〉到〈钦定明史〉》的论文。把论文稿连同对照表呈交白先生，他转交赵贞信先生处理，从此不知下落。依稀记得我的论文基本意思是：康熙审阅了《明史稿》后，发觉其中对明朝皇帝和某些大臣的指斥甚多，很不满意，指示纂修大臣应严格掌握分寸；后来修成的《钦定明史》显然体现了康熙的意图，删改之处多是掩饰明朝统治者的阴暗面。白先生给我的新任务是研究谈迁的《国榷》。工作刚开始，白先生又另有打算，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组的人员和工作方法进行全面调整，原先组内人员由系里另行安排工作，另选了两位年轻教师和外校来进修史学史的教师重组史学史课题班子，组内人员从研读《史记》打基本功开始。人事变动的内幕有时很难说清楚，我离开史学史组绝不意味着白先生对我的工作不满意，后来他曾两次找我谈要我回史学史组，是党总支没有同意。在史学史组待了一年，即1961年9月到1962年8月，最大的收获是认真阅读了上述几种明史基本史籍，还在中国书店买了一部木刻本的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石印本昭梿的《啸亭杂录》、线装本魏源的《圣武记》以及中华书局排印的“晚明史料丛书”等著作，自行研读，基本上掌握了明代历史的线索，也培养了我对明清史的爱好。这以后我的工作岗位虽屡经变动，仍不能忘情于明清史。如1965年发表在《光明日报》史学版上的《对朱元璋政权性质转化问题的商榷》一文就是当时的“业余”作品。

离开史学史组以后，系里把我调到世界现代史教研室。1965年暑假后，我作为历史系三年级的班主任和同学一道赴山西长治参加农村“四清”。在乡下期间，接到系里通知，学校成立了外国问题研究所，我和系里三位更年轻的教师被调到外研所美国问题研究室。上班时我们室负责阅读新到的美国报纸、杂志，从中选择问题，整理成系统的资料。到现在我还是不清楚为什么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会允许外研所花费宝贵的外汇订阅多种外国刊物（除美国问题研究室订阅美国报刊外，外国教育、苏联文学、苏联哲学三个研究室也订了不少国外相关报刊），而且在当时也没有一个上级部门过问我们的工作。这样糊里糊涂地跟着转了几年。混到1971年，我除了上班时间勉强应付外，星期日和业余时间就用来研读明清史。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历史系资料室管理员马国靖先生，那时校图书馆和系资料室都一概封闭不准借阅，我私下找着她，请代帮忙借些书看，她毫不推辞地答应了，在下午下班后系里师生都去食堂吃饭的时候，带我进入资料室挑选书籍藏在大书包里带回宿舍阅读。读完后又以同样方式请她换借其他书籍。这种秘密活动如果被发现，马先生是要吃大亏的，幸好每借一次书总得隔相当一段时间，持续的时间虽长，却从未被人撞见过。另外，有一点也附带说一下，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摘录的明清史资料已经不少，有那么一堆（我不习惯用卡片，因为卡片既贵又太小，一条长的史料得抄几张卡片，所以改用小张稿纸和笔记本抄录）。“文化大革命”初期，我静下心来把书籍和抄录的史料检阅一遍，把其中凡是可能作为思想政治问题上纲的东西统统送到当时颇为兴旺的废纸收购摊，按1斤1角多钱的价格全卖了。在处理抄摘的史料时我留了个心眼儿，把有关农民起义的史料保存起来，即便有人看到这也是历史上的“红线”材料，而从朱元璋起的与帝王将相有关的史料都进了造纸厂。这就是后来重理业务以探讨明末农民起义为起点的一个重要原因。1971年以后干的私活就是探讨明末农民战争，外研所实行坐班制，只有星期日和晚上时间可以利用，从系资料室能借到的书又非常有限，我就利用每年一个月的探亲假到南京图书馆查阅地方志和其他史料。当时南京图书馆在颐和路二号，离我哥哥家近在咫尺，但南图也不对外开放。靠着哥哥多年在江苏省政府工作的关系，他找了一位负责这方面工作的熟人开了一张介绍信，大意是“因革命工作需要”派某某同志来查阅有关古籍。南京图书馆在不开馆的情况下破例让我在二楼阅览室阅读。一个月时间看来不长，可是带有目的地专心致志读书，还是收获不小的。几次南京之行，解决了不少在北京找不着书看的困难。回想起来，许多学术界同行是在1976年“四人帮”垮台，甚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重理旧业，我多争取了5年左右的时间（尽管不是全部时间），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

1977年我再也不愿意留在外国问题研究所了，正式写报告要求回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工作。外研所的负责人见我态度坚决，同意我回系。不料到系里一谈，系领导除表示欢迎外，却让我到世界现代史教研室工作，这种安排完全不符合我的原意，我就说：“我的专业是明清史，如果系里要我去世界现代史教研室，那我还不如留在外研所不回来。”系领导知道事情不能弄僵，就笑着说：“到中古史教研室也可以，不过你不要说自己的专业是明清史，就说是兴趣吧！”这年10月我终于回到了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但系领导的话明显地表现出不相信我在明清史方面有什么专长，不过有兴趣而已。为了证明自己在这方面还是下过功夫的，我决定要尽快拿出点成果，选的题目就是《李岩质疑》。这个问题我探讨的时间相当长，材料和基本论点早已形成，很快我就把稿子写了出来，1978年5月发表在《历史研究》杂志上。由于观点新颖，立论有据，在国内外引起了比较广泛的注意。李岩的问题在郭沫若的名著《甲申三百年祭》和随后的《关于李岩》中占了相当大的篇幅，而前者因曾作为延安整风文献流传甚广，影响远远超过史学界。1964年到1965年还在报刊上展开了一场李岩评价问题的学术讨论。我的文章却是依据可靠史料证明在李自成起义军中并不存在这位“制将军李岩”，如果一定要说历史上存在李岩，那就是李自成另有一个名字叫李延（或传写成李炎、李兖、李严），就像某些史籍中的“李公子”实际上指的是李自成一样。做出这样一个判断绝不是轻率的，我在探讨明末农民起义的过程中，除了细读清初几部有关“流寇”的专著外，还广泛查阅了当时任职官员的文集、相关记载、档案和地方志，仅以地方志为例，凡是起义军到过的府、州、县志就查了1000多部。在这样相当彻底的普查基础上，不仅未能查到一条可以证明李岩存在的史料，反而找出许多证据表明史籍中有关李岩的生平、事迹全不可靠。那么，清初以来的一些史籍中为什么会冒出那么多栩栩如生的李岩“事迹”呢？在反复研究之后，终于从计六奇的《明季北略》卷二十三中得到启发，那些包括李岩在内的许多荒诞之词都是来自小说。1644年旧历七月间，距离李自成起义军撤出北京、南明弘光朝廷建立不过两三个月，化名西吴懒道人创作的《剿闯小史》即已刊刻成书发卖，清初这部小说又做了补充，先后改名为《定鼎奇闻》和《新世宏勋》，类似的还有《樵史通俗演义》等，这些书既收集了邸报之类的材料，有部分真实性，但也羼入了大量作者虚构的情节，其中就包括了李岩的故事。由于小说出现较早，在民间流传甚广，清初史家编纂有关“流寇”的史籍时就已经真伪莫辨，误采入书。最典型的是康熙十年成书的计六奇《明季北略》，该书明确记载引用了《新世宏勋》（见商务印书馆排印本第558页），而卷二十三《补遗》则几乎全是照《新世宏勋》的原文删削而成，这就是李岩的“事迹”在《明季北略》中最为丰富的原因。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引用得最多的史籍正是《明季北略》。以上就是虚构人物李岩被误认为信史的大致过程。直到查出李岩“事迹”的由来后，我才断定李岩如明末清初河南人郑廉所说是“乌有先生”。自然，学术界不少人仍然认为确有李岩其人其事，这也是很正常的。我只想说，自从《李岩质疑》于1978年发表之后，我继续阅读了相当多的明清之际的史籍文献，至今未发现一条可以证明李自成之外存在着另一个“李公子”或李岩的可靠证据。把李岩的问题写得这么长，只是说明治史的不容易，类似的情况在我探讨过的课题中还有很多。

1984年我的《明末农民战争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书在史料的收集、史事的考证、论点的分析上都较之前人有相当大的推进。书的下限只写到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张献忠的大西政权覆亡为止，大顺军和大西军余部的抗清斗争拟放在《南明史》中叙述。南明的历史在辛亥革命前后和抗日战争时期都曾经受到爱国志士的关注，掀起过热潮，先后有柳亚子、谢国桢等先生的专著问世。但是，南明史覆盖面太广，它包括了清方扑灭各地抗清武装谋求统一的活动，南明几个小朝廷的史实，大顺军、大西军先后联明抗清的历程，郑成功等在东南沿海的斗争，以及清统治区内反清复明的活动。不仅头绪纷杂，而且各种史籍、文献的记载又常常互有出入，最困难的还是由于南明是失败的一方，大量文献资料被毁灭，留下的部分中时人记载的数量极大，而作者入清以后往往有所顾忌，不愿据事直书，再加上清朝统治稳定后屡兴文字狱，大量收缴销毁“违碍”书籍，更增加了关键史料不足的困难。为了整理出头绪，尽量恢复历史的原貌，只有大量查阅档案、文集、各种私家记述、地方志等文献和非常有限的实物，进行综合研究。《南明史》直到1996年才完稿，次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有人评论这部著作是“十年磨一剑”，其实我很难说清自己在这部书稿上花费的岁月。因为南明史资料的收集工作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探讨明末农民起义的史实时就已同步进行，开始写作初稿固然是在1982年11月《明末农民战争史》交稿以后，可是中间又停顿了两三年，原因是《明末农民战争史》交稿后曾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签订了合同，预定在三至五年内交出《南明史》稿。大约写了一半章节的初稿，出版社通知我，他们奉命集中力量出版“当代中国”丛书，无力顾及其他书籍，建议《南明史》推迟交稿，这意味着单方面废除合同。而我当时正对明代卫所制度颇感兴趣，认为明代卫所制度绝不像一般史籍中说得那么简单，似乎只是明前期的一种军事制度，中期以后即为募兵制度所取代，而是同明帝国许多领域密切相关的重要课题。最初感到卫所制度值得研究还同李岩问题有关。许多史籍里都说李岩是河南杞县举人，大司马李精白（大司马即兵部尚书，李精白在天启年间任山东巡抚，加兵部尚书衔）的儿子。查李精白的材料时，除了弄清他同“李岩”毫无关系，还发现他祖上是山东曹县人，明初跟随大将军徐达北征后定卫于颍川卫；颍川卫位于南直隶阜阳县境，而隶属于河南都司。因此，李精白作为卫籍人士必须到河南开封去参加乡试，而不能像同居于阜阳县境内的民籍生员要到南京乡试。《阜阳县志》选举志表列本县举人名单中相当一部分下注“河南中式”，这些参加河南乡试中举的就是世代居住于阜阳县境内而属于颍川卫籍的人。从此，我开始注意到明人传记中卫籍的问题，如李东阳、焦竑、杨嗣昌、史可法、何腾蛟、王锡衮以至清初著名学者王夫之、万斯同都是卫籍，他们上距祖军原籍少则四代，多则八九代。但卫籍人士的籍贯在史籍中弄得很乱，有的写祖军原籍，如说史可法是河南祥符人，李东阳是湖广茶陵人；有的又写世代所居的卫籍。这不仅在写人物传记时常造成混乱和谬误，更重要的是令人难以明白明太祖实行的卫所制度在人口迁徙、边疆开发等方面起到的深远影响。

在阅读《明实录》和《清实录》时常常看到大量卫所是呈现为一种地理单位的记载（如水旱地震灾害、兴建城池之类）。如果说卫所仅是明代的一种军事组织，那么，入清以后约一百来年怎么还保存那么多明代的“军事组织”？清代文献（如实录、官员奏疏、地方志）中常见改卫所为州县或在内地把卫所人丁、田地并入附近州县的记载，这些都说明卫所在明代建立以来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军事系统管辖下的地理单位。以前的史籍中也曾注意到明代一些卫所是管辖一片地方的，因而有“实土卫”与“非实土卫”的说法。史学大师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部分也标明了大片边疆地区归某某都司、行都司管辖，为研究明代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我在广泛探讨明代各种类型卫所的基础上，提出了明帝国疆土是分为两大系统管辖的论点，即行政系统（县、州——府、州——布政使司、直隶府、州——六部）和军事系统（卫、直隶都司的千户所——都司、行都司、直隶卫——五军都督府）各自管辖两种不同的“地理单位”。州县是一种明显的地理单位，绝大多数卫所也是一种地理单位就比较难以理解。我只是按实际情况指出绝大多数卫所中有的管辖土地周边四至比较清晰，而相当一部分内地卫所管辖的屯田往往分散在附近州县的自然境内或辖地与州县犬牙交错，在地图上是无法标示出来的。尽管如此，这些卫所的土地与人口不属州县管辖，其数字也不纳入州县统计之内。由此就涉及社会经济领域中的几个重大课题，一是明帝国的耕地数，二是明代官、民田数，三是清初耕地数较明代是增加还是减少，等等。国内外史学界关于明初以来存在两种相距甚大的全国耕地数始终得不到正确解释，都同卫所问题有关。我探讨的结果是指出《明实录》中每年末所记“是岁天下田地数”仅仅是由户部综合以州县为基础的行政系统数字，没有包括军事系统管辖的耕地（屯田和卫所辖区内的民田）在内，因而是不全面的；而为国内外史学家判定为不可信的明初以来约850万顷以上的数字则包括了行政与军事两大系统的耕地数，只有这一数字才是真实可靠的。至于史学界长期关心的明代官、民田数大抵都是依据《明史·食货志》所说“官田视民田得七之一”。我则指出这同样是行政系统辖地内的官、民田数，就全国而言，军事系统的屯田全部属于官田，若把这一部分计算在内，明代官田在总田额中所占比例就要大得多。对于清初顺治末年至康熙前期全国的耕地数字，学者们常根据《清实录》与《明实录》绝大多数年份所记数字相比，误认自顺治末年起清代耕地数已超过明朝万历清丈以前的数字。我则指出自明末以来连年战乱、灾荒频仍，田地抛荒极为严重，何况顺治后期全国尚未统一，耕地数较之明朝全盛时期是大幅度下降的，即由万历三十年的1100万顷减至500万顷左右。清代耕地数的上升并超越明代经历了相当长的时期。这一论断只需把清代所修方志中“赋役”类所记“原额”与历年数普遍查对一下即可认定，况且还有许多官、私文书可以印证。就是说，《清实录》中所记数字并没有错误，问题是清代包括卫所在内的全国耕地数都已汇集到户部。我对卫所的基本观点已发表在《明前期耕地数新探》《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谈明代的卫籍》《明帝国疆土的管理体制》4篇论文里。原来设想进一步收集史料，围绕卫所问题对明帝国相关领域的影响和到清代的改制进行综合研究，写一部专著，但这项工作深入不易，距成书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我对明清史的兴趣比较广泛。为了探讨朱元璋大明帝国的建立，不能不上溯到元末社会和元末群雄争霸；而为适应教学和指导研究生的需要，对明清史籍也必须较广泛地阅读。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深入研究一个比较大的课题往往需要多年的时间才能做得比较像样子。比如明清社会的演变，它们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在世界史上的位置理应成为明清史工作者研究的中心课题，自己在这方面只能随时注意积累材料，远谈不上做深层次探讨。20世纪90年代以来，读书之志未减，写出的论文却寥寥可数，自觉汗颜。只是为应付约稿，写了几篇元末明初史事的稿子，如《靖难之役与耿炳文、沐晟家族》，中心内容是论证耿炳文在靖难之役中于真定死难，而绝大多数史籍（包括《明史》本传）都说他在战败后被建文帝召回，由李景隆接替，燕军占领京师（南京）后，耿炳文腼颜投降，永乐初刑部尚书郑赐、都御史陈瑛劾奏耿炳文“衣服器皿僭饰龙凤、玉带僭用红靼”（《明太宗实录》卷三十五记于永乐二年十月，“上曰：先朝老臣亦为此乎，命速改之”。未言炳文自杀。《明史》卷一百三十《耿炳文传》记于“燕王称帝之明年”则当为永乐元年，并云“炳文惧，自杀”）。我查考出耿炳文的妹妹是沐英续配夫人，黔国公沐晟的生母。沐晟后来为表哥耿琦写的墓志铭明言舅父耿炳文战死于真定，朝廷（指建文帝）痛惜不已，以很高的规格予以祭葬。永乐初廷臣劾奏本指其葬礼“逾制”，碑文肯定有碍于新主子，《明太宗实录》记永乐帝“命速改之”也是指的坟墓应予毁改。这正如永乐元年十月礼部言开平王常遇春祠坟“建文中增修过度，请复其旧。从之”（《明太宗实录》卷二十四，按，常遇春女为建文帝嫡母）。所以，说耿炳文在南京投降了永乐帝，后来畏罪自杀根本不可信。又如朱文正是朱元璋大哥的儿子，由于他在大明立国前夕被叔父朱元璋处死，《明太宗实录》等书中只记载他被任命为大都督、扼守南昌抗击陈友谅围攻，然后是得罪而死，其他事迹都因忌讳而付之阙如。由于材料缺乏，诸家明史多不为他单独立传。我依据颇为罕见的朱元璋《御制纪非录》等书把朱文正同朱元璋的关系和大致生平草成一文，题为《朱文正事迹稽考》，即肯定他是没有看到大明帝国建立的开国元勋。至于沈万三的故事，我在儿童时代就听过他家有聚宝盆。近年来随着文学、艺术、旅游等事业的发展，沈万三的老家江苏昆山市周庄声名大噪，可是沈万三究竟是个什么人物，什么时代的人，却大抵是依据明朝以来的传说和野史笔记把他说成是明初洪武年间的首富，后来被朱元璋充军云南。由于宣传得太火爆了，我觉得有必要认真探讨一下。除手头摘录的史料外，我还集中一段时间去北京图书馆查阅元末明初人士文集和相关的明、清地方志。终于查清了沈万三（沈富）本人和他的家族的基本情况，依据他的几个子侄的墓志铭等确切史料，断定沈万三在元朝末年已经去世，并没有活到明朝建立，史籍中有关他在洪武年间的活动纯属讹传。不过，他和弟弟沈万四（沈贵）的后裔在洪武年间确实是江南巨富，最后在洪武二十六年被网入蓝玉党案遭到抄家灭族之祸。这篇文章澄清了广泛流传的沈万三故事，对于了解元末明初地主豪绅的经济实力和朱元璋致力于消除“隐患”也不无帮助。

上面大致谈了自己学习明清史的过程和心得。几十年来能做出一些成绩，得益于勤奋。我觉得养成坐图书馆的习惯非常重要。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除了上课和其他必须参加的活动外，往往是整天到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古籍部和科学院图书馆看书。早晨带上稿纸、笔记本和一个馒头蹬车直奔图书馆，中午休息时间吃个馒头，在附近转悠一会儿，继续阅读摘抄史料，直至闭馆才回家。读书的方法是提出书后，先翻阅一遍，遇到有价值的史料，把事先准备好的小纸条夹在书内作为标记，大约看到一半，就动手抄录。一条史料抄在一张稿纸上，半天时间差不多总是七八张（按行不按格抄写），字数少的可达到十张，一天下来总有十几张；笔记本大抵是记下与当时研究问题无关的零星史料或简要备忘录。晚上一定要把摘抄的材料仔细阅读一遍，遇有语句不通等情况，可能有误字漏字，用红笔画出，第二天再核对原书，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摘抄史料时的笔误。检阅所抄材料还会发现有的问题应从其他史籍中寻找印证，即记于笔记本上，以便及时提取书籍。骑自行车去图书馆，冬天是最困难的，有时顶风而行实在费劲，严寒甚至会冻得手指麻木。这种工作方式确实有点辛苦，但在图书馆中一坐，好书在手，乐在其中，回家后检阅收获，每有意外之喜。且不说关系到历史上重大问题的史实，就拿我在《明末农民战争史》后面附的“大顺政权所设各地官员表”来说，多数是从地方志的“灾祥”“兵燹”“纪事”之类记载中查出的，每找到一个大顺政权任命的地方官员的名字和职务都能使我高兴一阵。这部书出版后，我在读书的过程中还发现一些新的史料，可以为该表补充十名以上官员。坐图书馆可以充分利用时间潜心研读，有时还需要到外地图书馆去查阅。为了写《南明史》，1992年，我到昆明去阅读云南省图书馆的藏书和参观云南省博物馆的藏品，因须阅读的书籍较多，连原来计划途经贵阳时去安龙实地考察一下都限于时间只好作罢。有时因情况不明，重要史籍会失之交臂。如研究明代的耕地数字，我提出明代疆土由行政系统和军事系统分别管辖的论点，虽然依据了大量的地方志和其他相关记载的材料加以论证，但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万历十年山西巡抚辛应乾主持编制的《山西丈地简明文册》，原书就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这部书的前三册是山西布政司所辖各府州地亩及征粮数，第四册和第五册则是山西都司所辖耕地屯田与征收籽粒数。直到1991年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张海瀛先生的研究论文发表后（《明史研究》创刊号），我才知道还存在这么一部极有价值的文献。1993年他的《张居正改革与山西万历清丈研究》出版，将《山西丈地简明文册》全部影印附于书后，使这一原始文献得以广泛流传。举出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治学的第一步收集史料并非易事。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在不断读书的过程中往往发现自己发表过的著作中存在缺陷和失误。知识是没有止境的，在我涉猎过的明清史领域内，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知识相当有限，许多问题仅具一般常识，甚至毫无所知。实事求是地对待学问，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切忌把治学看得太容易，切忌过高估计个人的能耐。至于在理论和观点问题上，则遵行“百家争鸣”的方针，不必强调一律，既不想把个人看法强加于他人，也不想违心迎合某种思潮或论点。这就是我对本文《我与明史》的总体看法。

顾诚

原版序论

南明的历史在我国史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包括了大顺军攻克北京以及随之而来的清兵进入山海关问鼎中原以来一直到康熙三年（1664）夔东抗清基地覆灭的各地反清运动的历史。从不同的角度看，它是群雄争霸，又是明朝的延续，也是清初历史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称之为南明，是因为以崇祯皇帝朱由检为首的在北京的明朝廷业已覆亡，这段时期的战斗主要在南方展开，又是在复兴明朝的旗帜下进行，而弘光、隆武、鲁监国、永历朝廷都是在南方建立的。但是，抗击清朝的暴虐统治，并不仅仅局限于南方，陕西、甘肃、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抗清运动连绵不断，波涛迭起，清廷统治者多次感到患生肘腋，不得不动用重兵围剿。这是就地域而言，南明史的覆盖面并不只限于南方。如果就时间来探讨，南明史的上限过去和现在的史学家大抵是以弘光朝廷在南京继统为标志，本书作者认为南明的历史应该从甲申三月十九日北京被大顺军攻克、崇祯朝廷覆亡开始。这是因为朝廷虽然覆亡，明朝政权仍然控制着江南半壁江山，尽管在具体时间上（1644年三月至五月）相差不远，但我们应该着眼于全国形势的演变，而不能拘泥于南明帝位的继统。如果因为甲申三月十九日到同年五月初三日明朝统治区没有皇帝（或监国）而把这段时间排除在南明史以外，就会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难以自圆其说，因为弘光帝被俘在1645年五月，隆武帝继统在同年闰六月；隆武帝被擒杀在1646年八月，永历帝继统在同年十月，其间都有一两个月的帝位空缺。“国统”三绝不等于南明史三绝，这是稍加思索就能明白的道理。同样理由，南明史的下限不以1662年永历帝朱由榔被俘杀告终，而是以李来亨茅麓山战役作为结束。当然，把南明史的下限一直拉到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进军台湾，郑克塽、刘国轩投降，也是一种认识和叙述的方法，因为郑氏家族在台湾始终奉行明朝永历正朔，虽然皇帝和朝廷早已不存在。本书没有采取这种方法，原因是康熙十二年到二十年（1673—1681）发生了三藩之变，其间郑经是参与了的。三藩之变同明清之际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有密切关联。三藩（若考虑到原定南王藩下的孔四贞、孙延龄夫妇与缐国安等人，也可以说是四藩）的形成实际上是由于满洲贵族因自身力量不足以征服全国不得不笼络一部分汉族军阀，而且这次变乱也确实带有民族斗争的色彩；可是把三藩之变同南明史扯在一起毕竟不大合适。所以，在本书中叙述郑氏家族事迹仅限于郑成功去世为止。

这本书同过去各种南明史著（自清初以来）相比较，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是它基本上是以大顺军余部、大西军余部、“海寇”郑成功等民众抗清斗争为主线，而不是以南明几个朱家朝廷的兴衰为中心。二是贯串全书的脉络是强调历时二十年汉族和其他民族（如西北等地的回族、西南等地的多种少数民族）百姓反抗满洲贵族征服斗争终归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内部矛盾重重、钩心斗角，严重分散、抵消了抗清力量。多尔衮、福临等满洲贵族不仅代表着一种比较落后的生产方式，而且兵力和后备兵员非常有限，单凭自己的八旗兵根本不可能征服全国，汉族各派抗清势力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打倒了自己。说得准确一点，明清易代，是中华民族内部落后的、人数不多却彪悍的满族上层人士，勾结汉族中最反动的官绅地主，利用矛盾坐收渔翁之利，窃取了农民大起义的胜利果实。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以后，在较为先进的汉文化影响下，自身发展取得阶段性的飞跃。清王朝在一段时期里是朝气蓬勃的，国势相当强盛，对于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然而，就另一方面来说，满洲贵族推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引起国内政局大动荡，打断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常进程，也是不容忽视的。

历史进展的事实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中国在明朝中期以前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中期以后在科学技术等方面已经逐渐落后，但是直到明朝末年中国同西欧国家之间的差距并不大，被大顺军推翻的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统治时期还是孜孜于引进西方科技，特别是火器和历算，不少士大夫也抛除畛域之见，注意吸收西方的新知识，尽管他们的目的是挽救行将灭亡的明帝国。清朝统治的建立是以全国生产力大幅度破坏为代价的，稳定后的统治被一些人大加吹捧，称之为康雍乾盛世。正是当中国处于这种“盛世”的一百多年里，同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盛世”过后不到五十年（如果按照某些学者吹捧康、雍、乾三帝的思路来看，乾隆之后在位二十五年的嘉庆也应该算是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至少不能说是无道昏君），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随之而来一幕幕丧权辱国的悲剧，使大清帝国的腐朽落后暴露无遗。本书作者在所著《明末农民战争史》中以确凿的事实证明了大顺军推翻明王朝接管整个黄河流域几乎对社会生产没有造成什么破坏，并且扫荡或狠狠打击了那些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贵族官绅势力。如果这一势头不被满洲贵族和变节的吴三桂等汉族军阀官绅所打断，中国社会将在明代已经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实现较快的发展，近三百来年的历史也许是另外一种样子。“以史为鉴”是中国的传统，可惜过去绝大多数史家制作的镜子里，侏儒们被拔高了，坚毅挺拔的形象被歪曲了，甚或被挤出了镜框以外，成了道地的哈哈镜。本书作者力图运用可靠的史实，重新描绘明清易代的这段历史；由于材料的不足，肯定不能尽如人意。希望通过这部书的出版，给读者提供一些较为接近真相的描述和论点。

也许有人在看了这本书以后，会断言作者批判的锋芒只是指向清朝统治者（包括满洲贵族和汉族官绅中的拥清派），而对起自农民的大顺军和大西军则出于偏爱而处处掩饰。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书中首先批评了李自成领导的大顺政权在关键时刻在政治上和军事部署上犯下了难以挽回的大错，后面又指出了在李自成牺牲以后大顺军始终没有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领导核心，长期各自为战，未能在抗清斗争中发挥更大作用。对张献忠的非议在《明末农民战争史》内已说得很清楚；孙可望在前期是位出类拔萃的人物，后来飞扬跋扈，导致大局逆转，终致众叛亲离，仓皇出降，本书毫无回护之处。至于南明政权的腐朽、内讧本书同样做了如实的揭露。读者不难发现，书中不仅鞭笞了朱由崧、朱常淓、朱由榔等南明统治者的昏庸懦弱，对一些直到现在仍备受人们景仰的人物如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郑成功都颇有微词。有的读者可能会问：你对南明许多杰出人物是不是指责得过分了一点？我的回答很简单，如果这些著名人物都像历来的史籍描写得那么完美，南明根本不会灭亡，这些人也将作为明朝的中兴将相名垂青史。

历史进程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史学界长期关心的问题。在我看来，必然性只有一条：就是社会要发展，要前进，其间可能出现短期的逆转和曲折。至于统治王朝的建立和统治者的更替大抵都属于偶然因素。只不过人们太习惯于把既成事实当作历史必然，就本质而言，这同封建史籍中的“天命眷顾”没有多大区别。明朝自万历中期以来，朝政日益腐败，内忧外患纷至沓来，覆亡不可避免，接替的可能是大顺王朝，可能是清王朝，甚至可能是孙可望掌握实权的朝廷，也不能排除在较长时间处于分裂的局面。本书作者着重分析的是各派势力的成败得失，而以哪一种势力取胜对中国社会生产破坏最小，最有利于推动我国社会前进为褒贬的标准。讲必然性，我认为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明朝覆亡以后，中国仍将建立一个封建王朝，社会仍将处于封建制度的框架内（商品经济的发展或萎缩将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或破坏而定），只有这一点是肯定的。差异在于各派势力实行的政策和手段不同，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也将不同。如果把既成事实都说成是历史的必然，那么，学习和研究历史就没有多大用处。历史科学的万古长青，就是教导后来者借鉴历史上成功的经验，避免重蹈失败的覆辙，使我们的事业做得更顺一些，不要倒行逆施，为中华民族的兴盛做出贡献。时髦了一阵的“史学危机”论可以休矣，明智的中国人将从自己丰厚的历史遗产中汲取教益，把振兴中华的宏伟事业推向前进。

凡例

一、这部书以学术价值为前提。不满足于“言必有据”“无一字无出处”，而是力求在史实上考订准确。有些问题难以下结论，只好暂时存疑，同时在正文或注解中指出疑点所在。

二、引用材料尽可能保持原文，不改译成现代汉语——尽管这样做对某些读者不方便，但史学工作者和有一定文化素养的文史爱好者大抵是喜欢看到史籍原文的。凡属本书作者认为是后人托名伪造的文献一概摒弃不用，如明末遗民刘彬的《晋王李定国列传》之类。

三、南明史事头绪纷杂，本书既不能写成通鉴体，又不能写成纪事本末体，为方便计大致按照时间顺序就问题分章节叙述，章节间尽量互相照应。

四、在时间上年份一般注明相应的公历，月日一律用旧历，以便于查对引用书目。

五、对南明以来包括“正史”、野史、“遗民”作品直至近人影响较大的著作中存在的谬误或偏见，在适当地方依据准确史料予以澄清，以免以讹传讹。

六、本书引用史料大多数是作者在各图书馆和档案馆阅读时抄录的笔记，虽在摘录时经过核对，力求准确，但也不敢说绝对没有笔误。如果有人未见原书而从本书中转引史料，请注明引自本书。这不仅是著作权问题，更重要的是对读者负责和学术上的良心体现。

七、在史学著作中附上插图和地图，有助于增加读者阅读的兴趣并提供方便。本书在撰写过程中也颇有此意，收集了一些图片。然而，南明史牵涉面太广，选用插图和绘制地图成了一个难题。何况，南明是失败的一方，保留下来的实物绝大多数不是最有代表性的。如果要照顾到方方面面，势必出现能找到什么就拿出什么，未必能取得较佳效果。南明实物图片在相关著作中制版印出者业已不少，如台湾出版之《郑成功全传》书首图片即多达五十一页，永历“敕命之宝”已在数种书籍中刊出图片，南明一些重要人物的文籍也往往附有作者画像、手迹照片，各政权发行的货币见之于多种图集。本书若大批选入既缺乏新鲜感，又必然加重读者负担。犹豫再三，暂付阙如。如有再版机会再视情况而定。

第一章

明朝覆亡后的全国形势

第一节 明帝国的分崩离析#

公元1644年，在中国干支纪年中为甲申年。这一年的历史上充满了风云突变、波涛迭起的重大事件，阶级搏斗和民族征战都达到高潮，又搅和在一起，在中华大地上演出了一幕幕可歌可泣、惊心动魄的场面。拿纪年来说，在明朝是崇祯十七年，清朝是顺治元年，大顺政权是永昌元年。三种纪年代表着三个互相敌对的政权，从此开始了逐鹿中原的斗争。

甲申三月十九日，大顺军攻克北京，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身死，当天大顺皇帝李自成进入北京，标志着明朝的覆亡。在短短的两三个月里，大顺政权凭借兵威和深得民心，迅速地接管了整个黄河流域和部分长江流域的大片疆土，统治区包括了现在的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全境以及湖北、江苏、安徽的部分地方。山海关外的明朝军队在平西伯吴三桂、辽东巡抚黎玉田的带领下撤入关内，并且同山海关总兵高第一道投降了大顺政权；清廷乘机派郑亲王济尔哈朗等收取了关外地区，这样就形成了大顺政权同清政权隔关相峙的局面。以崇祯帝为首的明中央朝廷葬身于农民起义的烈火中，并不意味着明朝统治的全面结束。当时，明朝残余势力盘踞的地方还很大。除了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正处于进军四川途中以外，江淮以南的半壁江山仍然在明朝委任的各级官员统治之下，他们自居正统，继续奉行崇祯年号，从这个意义上说，南明的历史是从北廷的覆灭开始的，至于立君继统则是拥明势力内部的事。换句话说，历来的史籍把弘光朝廷的建立作为南明史的开端并不完全准确。

南明史事示意全图

综观甲申三月至四月中旬的全国形势，可以做以下的概括：大顺政权和大西军是农民起义中形成的新兴势力，他们同明帝国一样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区别是明朝残余势力控制的地区内继续维护着官绅地主的封建统治，而大顺军和大西军的领导人虽然已经有明显的蜕化倾向，但尚未达到质变的程度，他们实行的政策基本上仍然是打击官绅地主、保护农民利益。1644年春天和夏初，大顺军所向无敌，占领了包括北京在内的整个黄河流域，这一广袤地区的百姓欣喜若狂。连官绅地主除了极少数死心塌地效忠朱明王朝，绝大多数都认为明朝气数已尽，转而寄希望于大顺政权。长期以来，人们受“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传统观念影响，以为官绅地主与大顺政权一直势不两立，这是不完全正确的。事实上自从1643年十月明陕西三边总督孙传庭部主力被大顺军歼灭以后，明朝官绅眼见大势已去，政治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把明亡顺兴看成是历史上常见的改朝换代，为了自身利益纷纷归附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尽管其中有的人争先投靠，希冀跻身于新兴的大顺朝定鼎功臣之列；有的人虽心怀疑惧，但为形势所迫而随大溜。总之，在大顺军被清军击败以前，汉族官绅中的大批文官武将都以投靠大顺政权为唯一出路，而不可能设想去投靠偏处辽东的一个语言、风俗都有很大差异的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清政权。顾炎武《日知录》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在汉族官绅看来，大顺政权取代明朝只是“易姓改号”，朱明王朝的挣扎图存是宗室、皇亲国戚、世袭勋臣之类“肉食者”的事，同一般官绅士民没有多大关系；而满洲贵族的入主中原则是“被发左衽”（剃头改制），“亡天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应当奋起反抗。这就是甲申之春汉族军民官绅的心理状态。正因如此，大顺军在短短三个月时间里就占领了包括京师在内的整个黄河流域，除了在宁武和保定两地稍遇抵抗以外（在保定城里“代帝亲征”的大学士李建泰也是主张投降的），到处是一派望风归附的景象。如史料所载，“晋民倡乱者皆传贼不杀不淫，所过不征税，于是引领西望”；京师百姓也“幸灾乐祸，俱言李公子至贫人给银五两，往往如望岁焉”。崇祯末年曾在朝廷任职的熊开元记，“癸未（1643）、甲申（1644）间，臣待罪圜扉，闻都人望贼如望岁，不啻三百矛刺心而血欲洒而无从也”。大顺军占领北京时，不仅“百姓欢迎”，明朝廷在京的两三千名官员自尽的只有二十人，其他“衣冠介胄，叛降如云”。国子监生陈方策塘报中说：“我之文武诸僚及士庶人，恬于降附者，谓贼为王者之师，且旦晚一统也。”史可法在奏疏中痛心疾首地说：“在北诸臣死节者寥寥，在南诸臣讨贼者寥寥，此千古以来所未有之耻也！”

北京的明朝官员争先恐后地前往大顺政权吏政府报名请求录用，如少詹事项煜“大言于众曰：大丈夫名节既不全，当立盖世功名如管仲、魏征可也”。给事中时敏声称：“天下将一统矣！”他赶往报名时吏政府大门已关闭，一时情急，敲门大呼：“吾兵科时敏也！”才得以放入。考功司郎中刘廷谏朝见时，丞相牛金星说：“公老矣，须白了。”刘连忙分辩道：“太师用我则须自然变黑，某未老也。”勉强被录用。首席大学士魏藻德被关押在一间小房里，还从窗户中对人说：“如愿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罢了，锁闭作何解？”1644年七月刘泽清致吴三桂信中写道：“三面环观，曾有谁不降贼？”次年八月在清摄政王多尔衮面前的一场争论也反映了当年情况。都给事中龚鼎孳等人指责内院大学士冯铨是明朝阉党；冯铨反唇相讥，说龚鼎孳曾投顺“李贼，竟为北城御史”。多尔衮问此事实否，龚说：“实。岂止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征亦曾归顺唐太宗。”龚鼎孳急不择言，像项煜一样把李自成比为唐太宗，虽受到多尔衮的斥责，却是大顺军入京后绝大多数明朝廷官员的真实写照。

明朝辽东军队和官员奉命撤入关内勤王，由平西伯吴三桂、辽东巡抚黎玉田带领于三月十三日全部进关，驻扎于昌黎、滦州、乐亭、开平一带。当他们得知大顺军已经占领北京，明朝廷覆亡时，就同山海关总兵高第一道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归附大顺政权；黎玉田被委任为大顺政权四川节度使，奉李自成之命与明朝投降总兵马科领军西行收取四川。至此，秦岭、淮河以北的明朝军队已全部收编，地方除辽东外均为大顺政权所接管。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

◎戴延栻《半可集》卷一，《蔡忠襄公传略》。​

◎刘尚友《定思小纪》。​

◎熊开元《鱼山剩稿》卷一，奏疏，隆武元年（1645）十一月二十二日疏。​

◎查继佐《国寿录》卷一，《左中允刘理顺传》。​

◎谈迁《国榷》卷一百一。​

◎李天根《爝火录》卷二。​

◎《史可法集》卷二，“为时事万分难支，中兴一无胜着”等事疏。​

◎彭孙贻《平寇志》卷十。​

◎彭孙贻《平寇志》卷十。​

◎张正声《二素纪事》。​

◎杨士聪《甲申核真略》。​

◎《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第九十二页。​

◎《清世祖实录》卷二十。​

◎乾隆三十九年《永平府志》卷二，《封域志·纪事》。​

第二节 大顺政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失误#

历史曾经给予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统一全国的机会。1644年春天，大顺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接管了包括山海关在内的黄河流域全部疆土，推翻了以朱由检为代表的明朝二百七十七年的统治。摆在李自成面前的任务是怎样才能站稳脚跟，实现一匡天下的目的。这一任务实际上取决于两点：一是他应当认识到辽东兴起的满洲贵族建立的清政权是同大顺政权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加强针对辽东的防务是新生的大顺政权存亡的关键。二是在汉族文官武将大批倒向自己的情况下，大顺政权必须在政策上做出重大调整，尽量缩小打击面，由打击官绅地主改为保护他们的利益。这二者是互相关联的。崇祯朝廷的覆亡除了它的腐败以外，主要原因是战略上两线作战，陷于左支右绌的窘境，造成两大对手力量不断地膨胀。大顺政权既然继承了明王朝的“遗产”，为避免重蹈崇祯朝廷的覆辙，理应在最大限度上争取汉族各阶层的支持。自明中期以后，缙绅势力已经成为社会上举足轻重的力量，能不能争取到他们的支持直接关系到大顺政权在管辖区内的稳定和遏制并随后解决辽东的民族对抗。

从当时形势分析，大顺政权的领导人如果能够高瞻远瞩，对全国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完全可以采取正确的对策。首先，李自成必须放弃对官绅地主实行的追赃助饷政策，代之以轻徭薄赋、整顿吏治。就财政而言，李自成1643年以前，为维护贫苦农民利益实行三年免赋，以没收明朝藩王家产和对官绅追赃助饷来解决数量日增的军队和政权经费的需要，有其历史的必要性。占领北京以后，接收了明朝皇帝的内帑，没收同朱明王朝关系密切的宗室、国戚、勋贵（指明朝开国、靖难以来所封世袭公、侯、伯爵）、太监的全部家产，可以解决军队和政权的经费，即便需要向官绅士民征派部分赋役，为数也相当有限。只要采取这一措施，就足以赢得绝大多数汉族官绅的支持，结成共同对付满洲贵族的阵线。在这种情况下，清方面临的不是原先腐朽没落的明王朝，而是一个新兴的、充满活力的以汉族为主的政权，双方的力量对比将发生很大的变化，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顺政权日益巩固，清方在人口（兵源数量）、物资方面的劣势肯定会越来越明显。

然而，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军领导人并没有依据形势的变化在政策上做出必要的调整。他们仍然以农民利益的维护者自居，在管辖区内继续实行打击官绅地主的追赃助饷政策。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农民起义中建立的政权都是封建政权。李自成起义军从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下半年开始在河南一些府县建立地方政权，1643年在襄阳建立中央政权，次年正月在西安正式立国建号。按照这种观点，甲申三月明王朝的灭亡不是被农民起义推翻，而是为一个新兴的封建政权所代替。可是，持上述观点的人却缺乏把自己的逻辑贯彻到底的勇气，因而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也有的史学工作者认为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政权推行的“免赋”政策并不是免征而是减免，这是不正确的。大量史实表明，大顺政权（包括其前身）在1644年六月兵败退回西安以前，在广袤的地区内都是以追赃助饷代替按田亩计征的赋税。各地文献都表明大顺政权委派的官员到任后几乎毫无例外地拘拿明朝官绅追赃助饷。如甲申三月，刘芳亮部占领大名府，“布州县伪官，毒掠缙绅”。进占广平府之“次日，拷掠乡绅，以官职大小定银数之多寡，惨不可言”。高阳县令王瑞图到任后，“奉贼令逼索乡绅，名曰助饷”。灵寿县“伪令郭廉持符至灵寿，勒乡绅捐饷，恣为横暴”。肥县县令石传声下车伊始即“置乡绅于狱，比饷银”。临城县令段献珠履任后，“索饷银，毁坊扁，免荒税”。派往山东的大顺军将领郭升“以精贼数万略行齐鲁，张官置吏，四出赴任，旬日间遍于海岱。……奉其敕追掠缙绅，桁杨接踵，相望于道”。济南府“有户政府从事张琚者，谓之催饷司，拷掠宦家子，俾助饷。其被掠者以万历来科目为断，计三十余家。刑具夹桚外，有铁梨花、吕公绦、红绣鞋之名”。阳信县“夏四月，逆闯伪令搜罗邑绅子弟蠲赀助饷，各五百金，勒限追比”。邹平县令王世传上任后“阳言蠲赀租，刑逼乡官，渐及富户，谓之追饷”。北京聚集着明朝廷大批中央机构的官员，从三月下旬开始，未被大顺政权选用的官员大抵发往各营追赃助饷，“言卿相所有，非盗上则剥下，皆赃也”。四月初八日，李自成发现这一举动在政治上已经造成不利影响，下令停止，被押官僚无论完赃与否一律释放，但各地的追赃活动一直延续到大顺军战败西撤为止。与此同时，我们却没有见到大顺政权在甲申五月以前有征收赋税的记载。某些文献由于文字含混给人以大顺政权在退回西安以前就曾征收赋税的印象，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其内容，不难发现所“征”得的银、粮一般都是整数，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按亩计征的赋税不可能是整数，只有追赃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另一种是征发制造军需物品的翎毛（制箭用）、钢铁等，也不能说是正规的赋税制度。这些都说明大顺政权在北京的鼎盛时期没有制定赋税政策，仍然停留在追赃助饷的阶段。

第五章

弘光政权的瓦解

第一节 南渡三案#

——大悲、伪太子、“童妃”

朱由崧既以亲藩得继大统，对于最具帝位继承人资格的崇祯三子自然唯恐其不死。早在甲申七月间就仅仅依据一个卑微小官（未到任之阳春县典史顾元龄）的传言宣布太子和定、永二王已经遇害。弘光元年（1645）二月正式下诏“谥皇太子慈烺曰献愍，永王慈焕曰悼，定王慈灿曰哀”，借以掩人耳目，杜绝民望。实际上，自从大顺军在山海关战败起，兵荒马乱，各方面的人士大抵都弄不清崇祯帝三个儿子的下落。尽管在1644年冬有“北太子”“南太子”案，清初号称“朱三太子”的案件层见迭起，但唯一可以相信的是定王朱慈焕长期隐姓埋名，充当私塾教师为生，到康熙四十七年（1708）才在山东汶上县被清政府捕获，全家处斩。

朱由崧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挫败了某些东林—复社人士拥立潞王朱常淓的计划。围绕帝位的钩心斗角，并没有就此平息。弘光立国一年之内，先后发生了“妖僧”大悲、伪太子、“童妃”三大案。这三个案件表面上是孤立的，互不相涉，却都贯串着对朱由崧继统不满的政治背景。

一、大悲案。1644年十二月，忽然有个和尚来到南京，自称是明朝亲王，从兵乱中逃出做了和尚。弘光帝派官员审讯他的来历，大悲起初信口开河说崇祯时封他为齐王，他没有接受，又改封吴王。声称“潞王恩施百姓，人人服之，该与他作正位”。弘光君臣见他语无伦次，形迹可疑，严加刑讯，才弄清大悲是徽州人，在苏州为僧，确实是个骗子。经过九卿科道会审后，将大悲处斩。

二、假太子案。1644年十二月，鸿胪寺少卿高梦箕的奴仆穆虎从北方南下，途中遇到一位少年，结伴而行。晚上就寝时发现少年内衣织有龙纹，惊问其身份，少年自称是皇太子。抵南京后，高梦箕难辨真假，急忙送往苏州、杭州一带隐蔽。可是，这少年经常招摇于众，露出贵倨的样子，引起人们的注意，背后窃窃私议。高梦箕不得已密奏朝廷，弘光帝派遣内官持御札宣召。弘光元年（1645）三月初一日，这个少年从浙江金华到了南京，被交付锦衣卫冯可宗处看管。第二天，弘光帝面谕群臣道：“有一稚子言是先帝东宫，若是真先帝之子即朕之子，当抚养优恤，不令失所。”随令侯、伯、九卿、翰林、科、道等官同往审视。大学士王铎曾经担任东宫教官三年，自然熟悉太子的模样，一眼就看出是奸人假冒。他在奏疏中说：

臣一见即咤之曰：“此假人假事，犁丘之鬼也，太子岂其然乎？”臣同旧礼部尚书北京端敬殿中侍班三年，例当考满升荫，为妒者沮之。尚记先帝东宫大目方颡，高声宽颐，厚背首昂，行步庄，立度肃。今臣立于面前曰：“汝识我不？”应曰：“不也。”曾谓三年侍班几之离者二尺有咫而不识臣为谁耶？臣已确知其伪矣。臣又问：“讲书在何殿？”曰：“文华。”岂知其在端敬殿也。又问：“几上位置何物？”臣暗记其有讲读数目十个算子，乃竟懵懵罔知也。臣大怒……即昌言告诸臣曰：“此人明明是假，此事确确可憾……”大咤曰锦衣卫命左右即缚之。无几何，此子乃垂涕长跪以求，哀愍曰：“小人原是赝质，不过为人所玩弄，徒以此恐喝于诸侯耳。小人王其姓，之明其名，高阳人，父纯，母徐氏，有引小人者阴以诳诱。”

王铎会同群臣审视后的奏疏是相当可信的。我们不应忽视，弘光立国之时许多官员曾经在崇祯朝廷上任职，见过太子朱慈烺的并不止他一个。如曾经担任东宫讲官的刘正宗、李景廉“皆言太子眉长于目”，他们看了伪太子之后都不认识；弘光帝“又命旧东宫伴读太监丘执中往认。之明见执中，亦不识也。于是群疑稍解”。时任协理詹事府事礼部尚书的黄道周记载：“王之明者，顽童，故驸马都尉王昺之侄孙，途穷附高鸿胪之仆穆虎者欲南趋苟活，而穆虎居为利，遂谓子舆复出也。廷诘之日，诸讲官侍从谂视无一似东朝者，之明亦茫然。而靖南疏至，辄持两端，讼言不可诛，诛之祸起。”从现存史料中可以看出当时在弘光朝廷上的官员都知道北来“太子”纯属假冒，没有人提出过异议。问题是这件事直接牵涉到弘光帝位的合法性，对朱由崧继统不满的人乘机兴风作浪，散布流言蜚语，于是围绕着“太子”的真伪在不明真相的百姓和外地文官武将中掀起了一片喧哗。弘光朝廷越说是假，远近越疑其真。这事一直闹到清军占领南京，弘光朝廷覆亡，方告平息。

三、“童妃案”。这个案件的大致情况是：1641年（崇祯十四年）李自成起义军攻破洛阳，老福王朱常洵被俘杀，世子朱由崧侥幸逃出。经过长期颠沛流离之后，忽然时来运转被拥戴为皇帝。1645年（弘光元年）初，河南有一个姓童的妇人面见南明河南巡抚越其杰，自称是德昌王（朱由崧）的继妃，乱离中与朱由崧失散。越其杰和广昌伯刘良佐深信不疑，一面奏报，一面派人护送来南京。朱由崧立即否认，宣布童氏为假冒。三月初一日，童氏送抵南京，下诏狱由锦衣卫审讯。童氏自述“年三十六岁。十七岁入宫，册封为曹内监。时有东宫黄氏，西宫李氏。李生子玉哥，寇乱不知所在。氏于崇祯十四年生一子，曰金哥，啮臂为记，今在宁家庄”。朱由崧批驳道：“朕前后早夭，继妃李殉难，俱经追谥。且朕先为郡王，何有东、西二宫？”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按明朝典制，亲郡王立妃由朝廷派员行册封礼。《明熹宗实录》载，天启二年十月传制遣“工科给事中魏大中、行人司行人李昌龄封福府德昌王由崧并妃黄氏”。童氏称入宫邸时朱由崧有东、西二宫已属荒唐，更不可能又有什么“曹内监”为她举行册封礼。朱由崧没有儿子，“玉哥”“金哥”之说也是空穴来风。一些史籍记载，童氏在送往南京途中，地方文武官员纷纷拜谒，她举止轻浮，毫无大家风范，“凡所经郡邑，或有司供馈稍略，辄诟詈，掀桌于地；间有望尘道左者，辄揭帘露半面，大言曰：免！闻者骇笑”。童氏一案与大悲、假太子案基本相似，肯定她不是朱由崧的王妃（崇祯十四年河南巡抚高名衡题本内明白说过“世子继妃李氏”于洛阳城破之时投缳自尽），后来某些野史又说她是误认（如说她原为周王宫妾，或说是邵陵王宫人），也有揣测她是在朱由崧落魄之时曾与之同居，但这些说法同童氏自己编造的经历都不符合。就案件本身而言，无论童氏是冒充，是误认，还是与朱由崧有过一段旧情，都不应成为南明政局的焦点。

“童妃”案和假太子案的喧嚣一时，实际上是某些东林—复社党人在幕后掀风作浪。历史上无赖之徒冒充头面人物屡见不鲜，即以南明来说，永历初也出现了假弘光帝（一个和尚）骗得许多地方官的信任，但都没有像弘光一朝这样闹得乌烟瘴气。究其根源，正在于东林—复社中的一些骨干分子视“门户”“声气”重于国家、社稷，他们爱走极端，甚至唯恐天下不乱。在这些人看来，福藩继统等于万历以来自己在党争中最大的失败，因此一遇风吹草动，不管真相如何，抓住“把柄”大做文章，必欲推倒福藩另立新君才肯罢休。人们常常受旧史籍影响，以为东林—复社人士大体上都是骨鲠正直之人，其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团体，其中光明磊落者固不乏人，但由于明末东林—复社名满天下，往往具有左右朝政的势力，许多热衷名利的人也混迹其间，变成一个大杂烩。东林—复社人士的“别正邪、分贤佞”实际上是自封“正人”“君子”，为独揽朝政造舆论。由于他们当中的骨干分子为夺取权力往往采取阴谋手段，难以弄清详细情况，但对弘光帝进行人身攻击，借“三案”大肆发挥的都是自命为东林—复社的“君子”，由此也可以看出其端倪。浙东史派的创始人黄宗羲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他撰写的《弘光实录钞》以“国史”自居，对弘光迎立做了如下的描写：

北都之变，诸王皆南徙避乱。时留都诸臣议所立者。兵部尚书史可法谓：“太子、永、定二王既陷贼中，以序则在神宗之后，而瑞、桂、惠地远，福王则七不可（原注：谓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也）。惟潞王讳常淓素有贤名，虽穆宗之后，然昭穆亦不远也。”是其议者，兵部侍郎吕大器、武德道雷演祚。未定，而逆案阮大铖久住南都，线索在手，遂走诚意伯刘孔昭、凤阳总督马士英幕中密议之，必欲使事出于己而后可以为功。乃使其私人杨文骢持空头笺，命其不问何王，遇先至者，即填写迎之。文聪至淮上，有破舟河下，中不数人，或曰：“福王也。”杨文骢见之，启以士英援立之意，方出私钱买酒食共饮。而风色正顺，遂开船。两昼夜而达仪真。可法犹集文武会议，已传各镇奉驾至矣。士英以七不可之书用凤督印印之成案，于是可法事事受制于士英矣。

黄宗羲的这段记载许多地方不符合事实，比如派杨文骢携带空头笺不问是哪位藩王迎来南京，拥上帝位，就共享定策之功，简直是一派胡言。史可法在迎立问题上受了马士英的欺骗确有其事，但说马士英“用凤督印印之成案”却毫无意义，因为史可法的信如果是伪造的，盖上凤阳总督印也不起作用；史可法“七不可立”的信件落在马士英手里，不盖凤督印仍是个重大把柄。黄宗羲这段“高论”中关键是“或曰：福王也”。采取这种史笔实际意味着弘光帝是未经“验明”的朱由崧“正身”。关于弘光太后，黄宗羲也恣意诋毁道：甲申七月“壬辰，皇太后至自民间。太后张氏，非恭皇（指老福王朱常洵）之元配也。年与帝相等，遭贼失散，流转郭家寨常守文家，马士英遣人迎之至。其后士英挟之至浙，不知所终。或言：帝之不蚤立中宫，而选择民间不已者，太后之故也”。他的弟子万斯同深得老师真传，昌言无忌地写道：

河南府（即洛阳）破时，福王为贼所啖，诸子未有存者。府中数宦侍逃至怀庆，无所得食。其中有福府伴读李某者貌颇似福王次子通城王。乃相与谋曰：“诸王子不接外臣，谁能谛知？事在吾辈耳，何忧无食。”乃以通城避难闻于县，遂达上（指崇祯帝）前。上深念叔父荼毒，世子已死，即以李袭福王爵。马士英因立以为帝。其后太后至，弘光趋迎，屏人密语者久之，遂为母子。弘光在位且一年，不立后，与太后寝处如夫妇，初非蒸继母也。童妃固通城王之元配，弘光固不令入宫，恐败事也。

黄宗羲的好友林时对撰《南都三大疑案》说：

洛阳既陷，福王常洵被闯贼所临，宫眷逃窜。世子由崧得一护卫军牵率过河，寓太康伯张皇亲第，人无识者。甲申四月，巡按中州御史陈潜夫送至凤督马士英处，遂同四镇拥立为弘光帝。登极后，太后亦自河北至。帝不出迎，群臣奉凤舆至内殿下舆，帝掖后至殿隅，密语移时，群臣拱立以俟，秘弗闻。半晌始下拜恸哭，人皆疑揣。乔大理圣任先生在班行目击者，曾面语余。或云：帝实非真世子，福藩有一审理貌类，因冒认。语时戒勿泄，同享富贵。又云：入宫后，与帝同卧起。事真伪不可知，第来时既不迎，逾顷始拜哭。而出奔时又不同行，自往芜湖就靖国，太后偕马士英至浙，则事属可骇。一疑案也。

再看另一复社人士钱秉镫的说法：

初，福世子没，德昌郡王以序当立。士英抚凤时，有以居民藏王印首者，取视，则福王印也。询其人，云有负博者，持以质钱。士英因物色之。上与士英初不相识，果德昌耶？非德昌耶！但据王印所在以为世子耳。甲申国变后，遂拥戴正位，以徼援立之功。童氏但知德昌即位，以故妃诸阙求见，而不知今日之德昌，非昔日之德昌也。

结论是：“童氏出身不可考，而决为德昌王之故妃也。”钱秉镫的好友金堡也记载道：

予闻弘光伪福邸也。福邸已被难，其妃有弟与一内侍偕走，诈称福邸。既登极，内侍惧福不敢言。童妃至，伪福邸恐事露，遂致之死。马士英特欲立福邸翻东林之局，遂使东南半壁拱手以奉之清耳。

把上引黄宗羲、林时对、钱秉镫、金堡的叙述联系到一起，分明看出这种流言蜚语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即以“童妃案”作为突破口，彻底否定弘光帝就是朱由崧，而肯定其是一个异姓子弟的冒牌货。言外之意，马士英等“奸雄”为了攫取定策之功，放着潞王朱常淓这样的正宗“贤王”不立，却拉来一个身份不明的人拥上皇帝宝座，无怪乎要亡国灭祀了。

鉴于黄宗羲创立的浙东史派对后世影响很大，而且他和门户好友在当时兴风作浪对弘光朝廷的稳定造成了严重影响，有必要揭穿他们散布的种种谎言。

朱由崧确实是个昏庸荒淫的君主，但他的身份无可怀疑。老福王朱常洵的正妃邹氏从未生子，朱由崧是侧室所生庶长子。1617年（万历四十五年）二月，他十岁时封为德昌王，后来因福藩无嫡子，被立为福世子。1641年（崇祯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李自成军攻破洛阳，老福王朱常洵被杀，朱由崧和嫡母邹氏乘乱逃出，暂居于黄河以北的孟县。同年河南巡抚高名衡向朝廷报告：“世子亦尚无子女，流离孤苦，惟有母子相依，诚可悲矣。”下文又详细报告了从洛阳逃出的福府官员侍从共二百零九名，其中包括右长史、承奉副、典宝、典膳、黄服、随侍司执事、书堂官、内执事，此外还有“王亲”邹存义（福王妃邹氏之弟）等五人。有这样一大批王府官员和王亲跟随，要说朱由崧是个假冒的福王世子简直是奇谈怪论。何况崇祯十四年时福藩一败涂地，生活无着，到处乞怜，谁也不会预测到他后来会入继大统。崇祯帝对亲叔的遇难深表关切，据弘光时吏部尚书（崇祯朝任刑部尚书）徐石麒的奏疏说：“福王殉难，先帝尚遣一勋臣、一黄门、二内侍验审含殓。”二月，命驸马都尉冉兴让、司礼太监王裕民、给事中叶高标携银赴河南慰问福世子。九月，“命福世子由崧还河南（指洛阳）”。1643年（崇祯十六年）朱由崧袭封福王；洛阳再陷后，朱由崧逃到卫辉府，因穷困潦倒曾经向潞王朱常淓借银，后来又一道南逃淮安。这些材料都证明从洛阳被义军攻破到崇祯朝廷覆亡，明廷和地方官员从来没有怀疑过朱由崧的福王世子身份。上文已经说过朱常淓是朱由崧竞争帝位的主要对手，如果朱由崧来历不明，朱常淓绝不可能缄默不语。弘光初立之时，苏松巡按祁彪佳在五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记载：“潞王承奉李君来晤，言今上（指朱由崧）遇难，潞藩周旋诸事。”这就证明当朱由崧落难时，潞王深知其身份，曾经在生活上给以接济。朱常淓通过他身边的承奉大谈当年旧事，意在表明自己不仅无意同血统更近的福藩争夺帝位，还以过去有恩于“今上”希望得到应有的照顾。何况，弘光即位后封嫡母邹太后的弟弟“邹存义为大兴伯，并予世袭”，封原配黄氏兄弟黄九鼎为雒中伯、黄金鼎官都督同知，这些“懿亲”不可能不认识朱由崧。全祖望等人硬说朱由崧不准童氏入宫是怕暴露自己假冒的真相，在情理上根本讲不通。

黄宗羲等人最大的诬罔表现在对弘光皇太后邹氏的造谣生非。从河南迎接到南京来的太后是老福王朱常洵的原配邹氏。邹氏是明神宗在万历三十一年为朱常洵选的王妃，按当时惯例，选后、妃的年龄都在十四五岁，邹氏生年约在万历十七年（1589）左右，到1644年大概是五十五岁。甲申（1644）八月，大学士高弘图奉命往广陵驿迎接，随行的幕客谈迁记载：“恪恭仁寿皇太后邹氏，福恭王之元妃也，于上为嫡母。”下面又引太后弟邹存义叙述邹氏辗转流离的经过相当详细。邹太后到达南京时，弘光上迎笺中说“属国家之多艰，鹤发添忧；闵霜雪之入鬓，凤舆飞辖”，足证邹氏到南京时已是一位老妪。时任工科都给事中的李清记，甲申八月辛未日，“皇太后至南京……各官迎江干，上跪迎洪武门内，各泣下”。当时迎接太后的场面相当大，文武百官朝见的很多。后来弘光帝与邹太后由南京出逃时本是一路，途经溧水遭乱兵阻截才各奔东西（详情见下文）。邹太后到达杭州后朝见过她的大臣也不少，只是又出现另一种谣言说邹太后是马士英的母亲冒充的，这种谣言不值一驳，却证明太后春秋已高。黄宗羲、林时对等人对弘光母子极尽诬蔑之能事，绝不仅是“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而是在南明政权肇建伊始之时反对福藩继统的一股暗流不择手段展开的政治斗争。

清人戴名世对这段公案做了以下论断：“呜呼，南渡立国一年，仅终党祸之局。东林、复社多以风节自持，然议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祸，卒致宗社沦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诛哉！自当时至今，归怨于孱主之昏庸，丑语诬诋，如野史之所记，或过其实。而余姚黄宗羲、桐城钱秉镫至谓帝非朱氏子。此二人皆身罹党祸者也，大略谓童氏为真后，而帝他姓子，诈称福王，恐事露，故不与相见，此则怨怼而失于实矣。”杨凤苞也说：“及谓福王亦伪，乃出东林、复社爱憎之口”，“盖阮大铖欲尽杀东林、复社诸君子，向后诸君子追憾其事，并恨王之任大铖也。造言污蔑之不已，复奋断曰：‘是非明之宗室也。’甚疾之之词尔。”杨氏的基本论断是正确的，但他认为这类谣诼蜂起乃“诸君子追憾其事”，恐怕未必。因为抓住伪太子、“童妃”案大闹是在弘光在位时期，弘光朝廷的内部纷争严重影响了自身稳定，无暇北顾，特别是一些东林—复社人士依附地处南京上游的世镇武昌的军阀左良玉，更增加了弘光君臣的不安全感。马士英、阮大铖明白要扼制住拥立潞藩的暗流，必须援引江北四镇兵力做后盾。从这个意义上说，弘光朝廷迟迟未能北上进取，同东林—复社党人的兴风作浪有密切的关系。杨凤苞还说：“明末南都之亡，亡于左良玉之内犯。”左良玉的兴兵东下，固然有避免同大顺军作战和跋扈自雄等原因，但他扯起“救太子”“清君侧”的旗帜却同某些东林—复社党人所造舆论一脉相承。

上面批驳了黄宗羲、林时对、钱秉镫等人的荒诞，并不是仅限于探讨史料的真实性，更无意于钻究宫闱秘事，而是说这三人的记载透露了弘光朝廷上党争的激烈情况。真正的策划者未必是他们，因为弘光一朝党争闹得势同水火，而黄宗羲等人在当时朝廷上并没有地位，掀不起那么大的风浪。直至社稷倾覆，江山变色，东林—复社党人仍把责任全归之于弘光昏庸、马阮乱政，自我标榜为正人君子，实际上他们自己也是一批追名逐利、制造倾轧的能手，对弘光朝廷的覆亡负有直接责任。

◎李清《南渡录》卷二。​

◎同上，卷四。按，永、定二王名字诸书颇有出入。这里是引文，不便更改。​

◎参见孟森《明烈主殉国后记》，收入商鸿逵先生编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孟氏指出朱慈焕所供六子名为和字辈，末一字均为土字部，完全符合明太祖所定宗室命名原则；但他把朱慈焕自述孙名曾裕误信为“钰宝”，说是“皆童稚随意所称乳名”。我在1984年版《明末农民战争史》第二六八页提出慈焕给孙儿命名为曾裕实隐其曾祖父（朱由检）临御天下之意。​

第四章

大顺政权的覆亡

第一节 潼关战役和多铎部清军占领西安#

清朝豫亲王多铎、智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统领的军队在怀庆地区击败当地大顺军后，于孟津县渡过黄河，十二月十五日进至陕州（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大顺军张有曾部驻于灵宝县城外，因兵力有限，被清军击败。多铎部在二十二日推进到距离潼关二十里的地方立营。李自成得到这个准确情报，知道驻防潼关的巫山伯马世耀部下只有七千余兵马，难以抵御多铎统率的大批清军。一旦潼关失守，西安在所难保，因此他亲自同刘宗敏、刘芳亮等大将带领原拟赴陕北的大顺军主力赶往潼关。

清廷对夺取潼关的战略意义高度重视，做了充分的准备。十二月内增派固山额真阿山、马喇希等统兵经山西蒲州渡河协征，并且急调红衣大炮供攻关之用。十二月二十九日，潼关战役开始。大顺军主将刘宗敏先战，失利。次年（顺治二年，1645）正月初四日，刘芳亮领兵出战，又被清军击败；李自成亲自率领马、步兵迎战，多铎命令八旗兵全力反击，大顺军再次失利，步兵损失很多。初五、初六两天，大顺军连续利用夜间袭击清军营垒，都没有取得效果。初九日，清方红衣炮军到达；十一日，清军进逼潼关口。大顺军“凿重壕，立坚壁”加强防守。清军先用红衣大炮轰击，随即大举进攻。在不利的情况下，大顺军仍然顽强拼搏，力图扭转战局，先派骑兵反击，又调遣部分兵马迂回到清军阵后突击，都被清军击败。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清英亲王阿济格部大批军队已经进入陕北，尽管李过、高一功在延安、榆林英勇抗战，阿济格为了夺取西安，只留下大同总兵姜瓖率领一批明朝降将继续攻城，牵制陕北大顺军，自己却统领大军南下，向西安推进。李自成深知原驻西安主力已经调到潼关，如果继续在潼关同多铎部硬拼，西安必将被阿济格部攻占，大顺政权的文武官员、将士家属以及重要物资都很难保住。在两路清朝大军的合击下，李自成被迫决定主动放弃陕西，另寻出路。十一日潼关战役明显不利，他同刘宗敏、刘芳亮等率领来援主力奔回西安，十三日到达，当天就带领兵马、部分文职官员、家属和财物由西安经蓝田、商洛向河南撤退。十二日，留守潼关的巫山伯马世耀向清军伪降，潼关失守。这天晚上，马世耀派人秘密送信给李自成，请他回师潼关，自己从中响应，内外夹击，击破多铎部清军。不料密使被清军截获，第二天，多铎以打猎为名，在潼关西南十里的金盆口设下埋伏，然后谎称举行宴会，把马世耀部下的马匹器械全部解除，一声号令，埋伏的清军突然冲出，把马世耀和他部下七千余名大顺军将士全部屠杀。

潼关战役持续了十三天，这是决定大顺政权能不能保住西北地区的关键一战。大顺军失败了，正月十八日多铎部占领西安。不久，阿济格部也到达西安。清摄政王多尔衮命多铎部按原定计划往攻南京，阿济格部负责追剿大顺军。

关于大顺军放弃陕西及其他西北地区进行战略转移的问题，需要澄清史籍中常见的一种错误。许多著作都以为李自成放弃西安，经商洛进入河南、湖北的时候，是带领了陕西和西北各地的大顺军一道转移的。实际上，李自成带领的只是原驻西安一带的大顺军主力，随行的有汝侯刘宗敏、泽侯田见秀、磁侯刘芳亮、绵侯袁宗第、义侯张鼐等大将，大顺政权的高级文官丞相（大顺的正式官衔是左平章国事）牛金星、军师宋献策等人，还有包括皇后高氏在内的眷属，兵员约为十三万。由于多铎、阿济格两路重兵迫近西安，李自成不可能等待驻防陕北和其他西北地区的大顺军会合后才做战略转移。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大顺军由于南撤的路线不同，形成了东、西两大集团。东路即上述李自成亲自率领的主力，由陕西商洛经河南到达湖北襄阳，会合驻守当地的白旺部继续东下武昌等地的大顺军；西路是原防守陕北的李过、高一功部在清军占领西安以后无法直接南撤，而向西转移会合其他驻守西北的大顺军取道陕西汉中南入四川，然后顺江到达湖北荆州地区。下面就大顺军两路撤退的经过分别予以叙述。

多铎部清军占领潼关以后，休兵二日，正月十六日由潼关进发，十八日占领西安，曾派护军统领阿尔津等领兵追击大顺军，由于李自成在五天前即已率军经蓝田、商洛向河南撤退，阿尔津无功而返。1645年（顺治二年、弘光元年）二月，多铎和阿济格均驻于西安。这月初八日，多尔衮分别向多铎和阿济格发出命令：

谕定国大将军和硕豫亲王多铎曰：闻尔等破流贼于潼关，遂得西安，不胜嘉悦。初曾密谕尔等往取南京，今既攻破流寇，大业已成，可将彼处事宜交与靖远大将军和硕英亲王等。尔等相机即遵前命趋往南京。大丈夫为国建功正在此时，汝其勉之。其随英亲王、豫亲王之汉军自固山额真、梅勒章京以下兵丁、绵甲、红衣炮均分为二，著英亲王、豫亲王各行督领。若相去已远，可仍如旧。至于英亲王等奉命征讨乃为己事越境至土默特、鄂尔多斯地方，枉道索取驼马，复转入边，以致逗遛，其罪非小，特谕汝等知之。现今流寇余氛，责令英亲王等追剿。

谕靖远大将军和硕英亲王阿济格曰：尔等自京起行在先，定国大将军和硕豫亲王等起行在后。今豫亲王等已至潼关，攻破流寇，克取西安，尔等之兵未知尚在何处。此皆由尔等枉道越境，过土默特、鄂尔多斯地方妄行需索，转而入边，以致逗遛故也。今已命豫亲王恪遵前旨，往定南京。尔等可仍遵前旨，将流寇余孽务期剿除，以赎从前逗遛之咎。勿以流寇已遁，西安既平，不行殄灭，遽尔班师。其随英亲王、豫亲王之汉军，自固山额真、梅勒章京以下兵丁、绵甲、红衣炮均分为二，著英亲王、豫亲王各行督领。若相去已远，可仍如旧。

二月十四日，多铎在西安休整兵马近一个月，即率军出关，招降了驻守河南府（今河南省洛阳市）的大顺军平南伯刘忠，三月初五日取道归德（今河南省商丘市）向南推进，致力于摧毁弘光政权。

◎潼关战役在《清世祖实录》和《潼关志》中有相当准确的记载。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九《通城击》中依据不可靠的传闻写道：“（乙酉）二月，本朝大兵至潼关，攻之，伪巫山伯马世耀以六十万众大败，潼关破，世耀死。”钦定《明史》的作者竟然连本朝实录和档案也未能寓目，在卷三百九《李自成传》中采用吴氏旧文云：“顺治二年二月，我兵攻潼关，伪伯马世耀以六十万众迎战，败死，潼关破……”战役时间和情节全部错误。由此可见，《明史》在清代推为信史，实则谬误甚多。​

◎《清世祖实录》卷十二。​

◎《清世祖实录》卷十四。​

◎康熙二十四年《潼关志》卷下《兵略第八》。《清世祖实录》卷十四记：“守潼关伪吴山伯马世尧率所部七千余众迎降，计获马千余匹，辎重甲仗无算。十三日大军入潼关，察获马世尧遣往自成处奸细，遂擒斩世尧。”按，吴山伯马世尧当即巫山伯马世耀之讹。​

◎《清世祖实录》卷十四。​

◎《平南王元功垂范》卷上。​

◎《清世祖实录》卷十四。​

◎《清世祖实录》卷十五。​

第二节 陕北战役和大顺军放弃西北#

当李自成亲自率领驻守西安地区的大顺军主力移往潼关与多铎部清军决战时，清阿济格统领的军队也已经进入陕北。其部下有固山额真谭泰等满军，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以及从宣府、大同、山西抽调的汉族降附军，兵力相当雄厚。大顺军方面的部署是亳侯李过（改名李锦）守延安，高一功守榆林。阿济格军入边墙后，命姜瓖统领明朝投降兵将围攻榆林，自己带领满、汉主力经米脂攻延安。李过部为保卫延安同清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双方曾七次交锋，其中大顺军两次乘夜间出城反击，都因兵力不够未能奏效。据尚可喜的叙述：“贼李锦据延安与肤施县城相犄角，王分兵围之二十余日，未下。王敕诸将佯攻肤施，而阴勒精兵薄延安城，猝用大炮击之，贼不支，遂宵遁。王与固山（指谭泰）分追，馘斩甚众，卤获其甲马器械不可胜计。”“冬十二月，克延安。”延安失守后，李过部向西转移；阿济格即率清军主力南下西安。榆林战役的经过据清方将领报告：“惟榆林守将高一功乃闯贼旧党，坚拒相抗。英王因西安事大，统兵南征。所遗各镇官兵攻围榆林，恐兵马众多，无人总统，看得大同镇臣姜瓖威望素著，于十二月三十日委以总督重权统摄诸军，职（清委榆林总兵王大业自称）同宁武总兵高勋、宣府领兵副将今加总兵职衔康镇邦俱听指挥，料区区一城自难久守，可计日而下也。”又唐通报告：“本年正月初五日，臣自绥德赴双山与贼写战书一纸，将一切利害与贼高一功说明，要战即约定日期即来交战，如不战领兵困城。正月十二日差炭窑上百姓投书；十四日未时贼走，榆林有存仓米八百石、豆八十石，民间精壮百姓抢去；止有老弱千余。”同日夜间，唐通与阿济格委任的榆林巡抚赵兆麟（原为大顺政权官员）、姜瓖等派遣的“拨儿马”二百名进入榆林；十六日姜瓖、康镇邦、王大业也进驻榆林。这说明高一功据守榆林半月之后，主动放弃该地，实力没有多大损失。《怀远县志》记载，1645年正月中旬，“高一功拒战于常乐，败奔响水，十六日清兵入城（指怀远县城）安抚。姜瓖追至波罗，又大破之，高贼遁去”。

李过、高一功率部撤离陕北，是在李自成放弃西安以后，从延安到西安之间有阿济格、多铎两路清军主力，已经不可能按李自成南撤路线行进，因此，他们采取向西转移，先到宁夏的惠安堡，然后会合了镇守西北甘肃、青海（当时为西宁卫）等地的大顺军党守素、蔺养成、贺篮等部一道向南撤退。至于其他一些奉大顺政权的命令驻于西北地区的原明朝归附将领如马科、左瓖、牛成虎等都先后在清朝招诱下拜表投降。李过、高一功等大顺军旧部为了同李自成统率的主力会师，采取的路线是由陕西汉中入蜀，顺长江东下湖北。不料，镇守汉中地区的大顺军旧部贺珍、罗岱、党孟安、郭登先四将却已变节降清，公然动武阻击李过、高一功等部大顺军过境。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李过、高一功等部终于冲破了贺珍等的防区，由汉中南下四川太平、东乡、达州、夔州等处，然后顺江东下，在1645年夏抵达今湖北省荆州地区。这就是大顺军放弃西北向南撤退的西路军。许多史籍弄不清楚大顺军从西北撤退时是分东、西二路的，撤退的兵员、领导人、时间和路线都不相同，往往混为一谈，把李过、高一功也说成随李自成一道东下，这是违反历史事实的。实际情况是，从清军进攻陕西开始，李自成同李过、高一功等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从后来的情况看，李自成、刘宗敏统率的大顺军主力（东路军）遭到阿济格部穷追猛打，领袖人物牺牲，实力损失很大，部下余众各奔前程，有的降清（如王体中等），有的依附南明何腾蛟（如郝摇旗），有的孤军作战（如刘体纯），有的转入李过、高一功部下；而李过、高一功领导的经四川入湖广的部队却成了后期大顺军联明抗清的主力。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第二七二页。​

◎《平南王元功垂范》卷上。​

◎顺治二年正月十三日榆林总兵王大业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第四六九页。​

◎顺治二年五月初八日定西侯镇守保德州总兵唐通启本，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第四七九页。​

◎康熙十二年《延绥镇志》卷五之二《纪事志》；康熙十九年《延安府志》卷九《纪事》都记载：“二年正月十五日，我大清兵至榆林。伪权将军高一功、伪节度使周士奇遁走。”​

◎道光二十二年《怀远县志》卷四下《纪事》。按，怀远即现在的陕西横山县。​

◎顺治二年五月二十二日陕西总督孟乔芳“为遵旨传谕事副奏”，见《明清档案》第二册，A2—203号，原文云：“又据康元勋供称，高一功从榆林反至宁夏地方，攻陷惠安堡，杀死通判一员。”惠安堡地名今仍旧，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

◎顺治二年五月二十二日陕西总督孟乔芳“为分拨降兵伏祈圣鉴事副奏”，见《明清档案》第二册，A2—201号。​

◎顺治二年三月二十五日陕西总督孟乔芳启本中说：“汉中府流贼总兵贺珍、党孟安、罗岱、郭登先等四员已经投表归顺矣。”下文说“贺珍等杀死李锦”当系传言讹误，见《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上），第三十三页。顺治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贺珍揭帖中说：“李道余孽伪侯伯李锦、高一功、李友、田虎等数营之众，蹂躏地方，职复驱剿逃溃。”见同书第四十七页。李过、高一功等在汉中突破贺珍等堵击的时日未见记载，从孟乔芳启本中可以肯定在顺治二年（1645）三月二十五日以前。​

◎顾山贞《客滇述》记，顺治二年“四月，李自成部将一只虎（李过绰号一只虎）陷太平、达州、夔州、新宁等处，寻遁入湖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