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序#
资治通鉴包含了中国历史上最混乱和苦难的四个时代
- 战国时代 前四八〇—前二二一年
- 三国时代 二二〇—二八〇年
- 大分裂时代 三〇四—五八九年
- 小分裂时代 九〇七—九五九年
赵顼，北宋第六任皇帝，将它命名为《资治通鉴》
翻译上最大的困难约有三点：一是地名，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勇于更改地名的民族，古地何在？好像都在云端。二是官名，历代官职名称，奇异怪诞，往往匪夷所思。三是时间，“年”不写“年”，而写“著雍摄提格”，“日”不写“日”，而写“甲子乙丑”。我们的方案是：地名仍用古地名，夹注今地名，而另行绘制地图，越详细越好，使历史人物，生活在实际舞台之上。官名则全用现代人所了解的称谓，夹注原称，盖必须如此，才能确知它的权力关系。至于==“年”，我们使用公元==。只有公元才可显现时间距离，不但不再沾惹“著雍摄提格”，连年号也作为配件，摆脱争执最烈的“正朔”困扰。至于“日”，我们使用数字，摆脱“甲子乙丑”。
翻译工作直到今年（一九八三年），才获实现。
文言文最大的特征是，没有主词，往往前言不照后语，前言在东，后语忽然在西，难以连贯。典故堆砌，意义更容易混淆。以及地名今注，官名今译，全都费尽思考。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五日于台北
柏杨再序#
一九八三年七月，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一册开始问世时，曾经写一篇“序”。而今，一九九三年三月，当七十二册平装本，改成三十六册精装本发行时，再提笔写这篇“再序”。
执笔之初台湾海峡还不能逾越，于写到尾声时，两岸已交流频繁。执笔之初我们所用的还是四十年前的老地图，于写到尾声时，已可公开使用大陆地名。以致，我们的后续工作，比其他巨著的后续工作，加倍复杂。
一九九三年三月七日于台北
赵顼序#
朕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書》亦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詩》、《書》、《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鑑戒於後世者也。
我知道，高级知识分子差不多都熟悉前代所发生的事情，用以砥砺品德。所以他们才心理健康，神采四射，每天向前进步。《尚书》说：“君王应该不断学习，时刻不停地全神贯注。”《诗经》《尚书》《春秋》，每部书都在说明得失的轨迹，保护无偏无私的正规法则，使后世从记载中得到教训和警惕。
漢司馬遷紬石室金匱之書，據左氏《國語》，推《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采經摭傳，罔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馳騁上下數千載間，首記軒轅，至于麟止，作爲紀、表、世家、書、傳，後之述者不能易此體也。惟其是非不謬於聖人，褒貶出於至當，則良史之才矣。
西汉王朝司马迁，整理皇家祖庙石室里的书籍和皇家库房金柜里的文件，再根据《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广为收集，精密选择，网罗历史上的故事佚闻，再加以考证，笔触奔腾于上下数千年之间。最早起于黄帝王朝第一任君王姬轩辕（前二六九八年），最晚至于刘彻（西汉王朝七任帝）发现麒麟（前一二二年。共二千五百七十六年）。内容分成“纪”“表”“世家”“书”“传”五个单元，遂成为定型，后世史学家跳不出他所创立的模式。司马迁主要的优点，在于是非判断，都不违背圣人的标准，赞扬和谴责，也都十分中肯。毫无疑义地，他是一位优良的史学家。
若稽古英考，留神載籍，萬機之下，未嘗廢卷。嘗命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俾就祕閣繙閱，給吏史筆札，起周威烈王，訖于五代。光之志以爲周積衰，王室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平王東遷，齊、楚、秦、晉始大，桓、文更霸，猶託尊王爲辭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韓、趙、魏爲諸侯，周雖未滅，王制盡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其所載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證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模利害之效，良將之方略，循吏之條敎，斷之以邪正，要之於治忽，辭令淵厚之體，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六『章：乙十一行本，六作四。』卷，列于戶牖之間而盡古今之統，博而得其要，簡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矣。
我父亲（宋王朝五任帝赵曙）一向重视古籍，留意图册，虽然每天处理千万国家事务，但一有空暇，仍沉湎阅读。曾经委托龙图阁常设皇家文学侍从官（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研究历代君王和官员们的事迹，就近向秘阁御用图书馆，收集资料，由政府供应全部经费。起自公元前四〇三年，讫于公元后九五九年。司马光的意思是，周王朝日益陵替，皇族衰弱，法令规章和军事行动，都操在封国国君之手。十三任王（平王）姬宜臼把首都自镐京（陕西省西安市西）东迁到洛阳，齐、楚、秦、晋，诸封国才开始强大。姜小白、姬重耳，先后成为霸主，但仍尊重周王朝的国王，用以号令天下。可是，到了三十八任国王（威烈王）姬午，下令擢升==封国的高级官员（陪臣）韩、赵、魏三家，当封国国君（诸侯），周王朝虽未灭亡，纲纪却已全毁。==司马光决定从发生这一件事的那一年开始，也正是古人著书立说，从某一事件起笔的原意。至于书中引用圣君贤相们讨论国家大事和治理之道的精辟言论，道德的或刑罚的善恶制度，神明的和人世的之间的关系，吉祥的和灾难的根源，威信盛衰的基础，行政措施利与害的影响，将领们的战略，官吏们的施政方案，严格地分析它们是邪恶？还是公正？是长久之计？还是只顾眼前？不仅于此而已，连词藻美丽的文章，含理至深的议论，也都一一收集。历经十六个王朝，凡二百九十四卷。把它展开在明窗净几之上，立刻可以了然古今的演变历程。广博而扼要，简洁而不遗漏。更是一种典章制度的总汇、文章词藻的选辑。
荀卿有言：「欲觀聖人之迹，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若夫漢之文、宣，唐之太宗，孔子所謂「吾無間焉」者。自餘治世盛王，有慘怛之愛，有忠利之敎，或知人善任，恭儉勤畏，亦各得聖賢之一體，孟軻所謂「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至于荒墜顚危，可見前車之失；亂賊姦宄，厥有履霜之漸。《詩》云：「商鑑不遠，在夏后之世。」故賜其書名曰「《資治通鑑》」，以著朕之志焉耳。
荀况 （荀子） 曾说过：“你如果想看圣人的做人行事，应该在后代的英明君王身上寻找。”像西汉王朝的刘恒（五任帝）、刘询（十任帝），唐王朝的李世民（二任帝），都是孔丘所说的，无可挑剔的人物。其他的英明君王，或有诚挚的爱心，或有忠孝的感召，或者知人善任，或者勤俭谨慎，也都得到圣贤们的部分优点。孟轲说：“我对于姬发（周王朝一任王）、姬诵（周王朝二任王），只赞扬他们两三件事而已。” 孟子对齐宣王说： 你不需要每天都当圣人，你只要能在关键决策上做出两三件真正利民的大事，你就是当代的周武王。 至于有的荒谬狂悖，我们可从他看到前车之鉴。有的恶毒奸诈，可从其中得到反省和启示。《诗经》说：“商王朝子孙，应以夏王朝的覆亡，作为借镜，不必远求。”所以，我特地为这部书取名《资治通鉴》，显示我的盼望。
（司马光注）
治平四年十月初開經筵，奉聖旨讀《資治通鑑》。其月九日，臣光初進讀，面賜御製序，令候書成日寫入。
治平四年（一〇六七年）十月初，皇上召大臣讲课，我奉到圣旨，宣读《资治通鉴》。该月九日，臣司马光第一次进读，皇上把御制的序文，当面赐下，吩咐：“等全书完成时加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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