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家能够适应时代及社会实际的状况，提出一系列新的概念加以理解与诠释，因而西方哲学一直都在延续进展之中。西方哲学为什么以及如何有这样的发展？苏格拉底是典型的西方哲学家，可以通过他来了解西方人的思考模式。
时代与思想背景#
苏格拉底是雅典人[1]，常被称为“西方的孔子”，这是因为他们都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并不是靠军事或政治的力量所成就的，而是通过理性，对人的生命作透彻的了解，而引导出一种新的生活态度。
苏格拉底可以说是无所不学，并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学习各种知识，他先后研究过当时势力最大的两派哲学，就是自然学派和辩士学派。
自然学派#
自然学派所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界（Physis，指有形可见并充满变化的一切），也就是研究自然现象。最初的几位希腊哲学家出于米勒图地区，所以又有米勒图学派之称。他们观察自然界，想要找出一切现象的根源。
希腊人之所以能由神话时代过渡到哲学时代，就是因为他们开始懂得以理性探讨宇宙人生的根本真相，而不再用神话或神的故事来解释人间所发生的一切，包括自然现象、社会分工，以及人的欲望等。泰勒斯（Thales，公元前624—前547）被称为第一位希腊哲学家，就是因为他说了一句话：“宇宙的起源是水。”为什么说了这句话就会成为哲学家？因为这是第一次有人用世界中的某元素来解释世界的一切现象。这是一种以“一”来解释“多”的思考模式，也就是用一个简单的原理来说明复杂的现象，把万物归之于一个因素[2]，这种“以一统多”的方式就叫做哲学。换言之，哲学就是要求一个系统，试图把整个宇宙、整个人生用一个概念来概括。
泰勒斯
Thales
公元前624—前547
西方第一位哲学家。曾说：“宇宙的起源是水；一切都充满神明。”这句话的意思是：第一，“起源”（arche）一词的含义包括：开始、起点、原质、究竟底基、究竟原理等。在此之前，希腊人是靠神话故事作为解释宇宙起因的根据，至此才开始转向宇宙内部寻找起因。第二，“神明”一词表示，当时所谓的“水”并非单纯的物质，而是具有神性力量的物质。所以，不宜认为这些希腊早期的自然学派哲学家是唯物论者。
由此可知，希腊哲学首先出现的就是自然学派，也就是设法用自然界的元素，解释大千世界的变化。然而自然学派演变到最后，必须随着各种科学仪器的改善而不断有新的发现。换言之，科学是永远研究不完的。我们每年都可以看到新的诺贝尔物理奖、化学奖、医学奖得主，但是却不可能有诺贝尔哲学奖。这就说明了，哲学不像科学，不可能突然产生一种新的理论，让所有人都觉得是一个新的成就，因为物质世界的研究和人类心灵的成长，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
泰勒斯是研究自然的哲学家，曾经预测过公元前585年5月28日的日食。由于他经常抬着头观察天象，有一天他走着走着，摔进了水井。跟在后面的女仆看到这种情形，笑他说：“你连地上都没搞清楚，还看什么天上呢！”这个故事相当适切地表达出当时人们对自然学派的批评。
苏格拉底也有过类似的感受，他起初探讨天上的云、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却发现这些东西不是他所能把握的，因为自然界的事物永远都没有定论。他最后说了一句话：“我的朋友不是城外的树木，而是城内的居民。”所谓的“朋友”（philia），在希腊文中代表了他所愿意接近的对象，苏格拉底既然把接近的对象转向居民或老百姓，就表示他开始注意到人生哲学。不过，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人生哲学，是辩士学派的理论。
辩士学派#
辩士学派的英文是“The Sophists”，Sophist就是“有智慧的人”，因此很多人又将它翻译为“智者学派”，这种翻译事实上并不妥当。由于这一派的人专门用辩论的方式阐述自己的思想，所以将其翻译为“辩士学派”是比较恰当的[3]。
当时的雅典人认为自己是开化的民族，而其他的民族都是野蛮人，这是一种文化中心主义。但是辩士学派的哲学家经常到处旅行，因而发现各地的奇风异俗。他们见多识广，明白人间所有的价值都是相对的，就连法律也不例外，譬如对雅典人而言，杀人是一件罪大恶极的事，但对其他比较野蛮的地区而言，可能会觉得杀人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因此，辩士学派认为“人间的一切都是相对的”。
辩士学派的代表人物普罗塔哥拉斯（Protagoras）就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话表达出辩士学派的观点，认为人类本身的判断是宇宙万物最后的标准。不过，由于下判断的是“个人”，那么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争议如何化解？
另一位辩士学者戈尔吉亚（Gorgias）的说法更为偏激，他作出了以下的结论：第一，天下没有任何东西存在；第二，即使有东西存在，也不能被我认识；第三，即使我认识了，也不能告诉别人。依次推论，还可以加上一句：第四，即使我告诉别人，别人也听不懂。这样一路下来，等于是否定了任何沟通的可能性，也否定了教育。
在实际的生活中的确如此：我对你说的话是我自己所了解的，但是你听了之后所了解的，难免会跟我想要表达的意思产生差距。由此可知，人活在世界上，要和别人沟通、建立共识，确实困难重重，而辩士学派即因此而主张没有绝对真理。换言之，辩士学派的目的是要打破许多固定的观念，使得一切都变成了相对主义，而相对主义最后恐怕就会沦为怀疑主义，也就是怀疑所有的一切[4]。
思想方法的特色#
苏格拉底对自然哲学和辩士学派这两种极端立场都抱着批评的态度。他知道人生是在具体的实际生活中度过的，因此若是只研究自然，就会忽略了人生；然而，探索人生时，却找不到真理。那么应该怎么办？这就是苏格拉底必须面对的问题。因此，如同之前指出的，苏格拉底的老师是整个时代的思潮，所有过去的哲学思想都变成了苏格拉底学习及了解的材料。
雅典被称为西方文化的冠冕、西方文化的摇篮，这是因为雅典人在文化上的成就受到高度推崇。苏格拉底身为雅典人，自然也具有一定水平的知识。苏格拉底经历了两大战争，亦即波斯战争（波斯进攻希腊城邦，最后希腊以寡击众获胜）与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和斯巴达爆发内战）。这是雅典由盛而衰的关键时期[5]，整个时代的变化也使他不得不发展出一套完整而充实的人生观。
对话的方式#
要了解苏格拉底的思想，首先就要了解他所使用的方法。苏格拉底的方法简而言之，就是“对话”（dialogue）。
苏格拉底从来不作公开演讲，他认为若要探讨真理，应该由两个人进行对话。两个人有各自的立场，一个代表正方，一个代表反方，谈到最后变成“合”。“合”代表各自吸取了对方的优点，再往上提升。然后再以其为正，寻找另一个反，继续谈下去。这种对话就像是辩证（dialectic）的方式，不断向上提升。而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后来参考他的对话方式，有时也以苏格拉底为主角，推衍写成了名传千古的《对话录》。
苏格拉底在对话中常使用到反诘、辩证、归纳的方法。反诘法就是在对话中不断反问，不断追问。辩证法则是当别人提到一个观点的时候，请教他此观点的反面能否成立，正反两面综合起来再往上提升。如此不断地提升，到最后会发现，真正的结论往往是有所保留的，因为不可能找到一个完全客观超然的立场或角度，可以作成最后的结论。这就好比阿基米德（Archimedes，约公元前287—前212）说的一句话：“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整个地球。”但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找到支点，所有的支点都是相对的，因为即使是地球，也不断在转动着。
这种辩证法说明了，人的心灵要永远保持开放，才能往上提升。人年轻的时候，往往觉得自己看到什么就是什么，这样未免过于执著。我们应当同意可能还有自己尚未看到的部分。就算我们今天选择过这样的生活，也必须给自己保留其他更高境界的可能性，在还没有到达那些境界之前，不应该先去否认或者怀疑。如此一来，人生才有继续提升的空间。
归纳则是从个别的事物中寻找出共同概念，亦即借由归纳法可以找到某个概念的定义。举例来说，我现在问：“你能不能告诉我谁是正直的人？什么样的法律叫做正直的？哪个国家是正直的？”这些问题都回答出来以后，继续问：“什么是正直？”这就是归纳法。若我们知道什么是正直的人、正直的法律、正直的国家，就可以归纳出“正直”为何，亦即通过归纳法找到定义。
苏格拉底的对话#
举一个《对话录》中的例子，说明苏格拉底如何与他人对话，这种对话造成全城骚动，也造成他在思想上对雅典人的冲击。
苏格拉底晚年时，得罪当时社会上一些有权势的人，结果被控告“腐化雅典青年”和“对神不敬”。他接到传票后，一大早就到法院门口等待审判开庭，好像在等待他的命运一样。
苏格拉底在法院门口时，一个年轻人走过来。这个人对神学相当有研究，名为欧西弗洛（Euthyphro）。欧西弗洛看到苏格拉底，上前说：“先生，你怎么跑到法院来了？你这么温和，应该不是来告人的吧？”苏格拉底回答：“我是被告，你又是来做什么的呢？”欧西佛洛说：“我是来告人的啊！”苏格拉底接着问：“你要告谁？”欧西佛洛回答：“我要告我父亲。”苏格拉底一听感到很惊讶，又问：“你为什么要告你父亲？”欧西佛洛回答：“因为我父亲侵犯神的权利！”
原来欧西佛洛的父亲是一个地主，夏天的时候从外地请了一个工人到家中做工。这个工人和家中的长工起冲突，把长工打死了。欧西佛洛的父亲身为主人，于是命人把这个外来的工人捆绑起来，丢到山沟里，再派人到德尔斐神殿去求签。当时的希腊人认为只有神有权利判决犯错者应该接受何种惩罚，一般人是不能擅自做主的。然而，在接到神的旨意之前，这个工人就冻死了。欧西弗洛对于父亲因为疏忽而让工人死掉感到非常生气，认为这侵犯了神的权利。
苏格拉底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之后，开始与欧西弗洛对话。他说：“太好了！既然你认为自己对神非常崇敬，要维护它的权利，那么请你做我的老师，解除我的疑惑，启发我的智慧，让我知道什么叫做‘敬’（以前只对神用敬字）。因为我被控告的两大罪状，其一是腐化雅典青年，其二就是对神不敬。”欧西佛洛听了以后回答：“‘敬’就是做的事情让神喜欢啊！”苏格拉底接着问：“可是神有这么多位，应该让哪一位神喜欢？神与神之间有这么多仇恨、斗争，一位神所喜欢的，另一位神不见得会喜欢啊！”欧西弗洛听了，觉得很有道理。
的确，一件事情的好坏不能决定于神喜不喜欢，而应该决定于事情本身是否正确。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做的事情是正确的，神就一定要喜欢，因为神的本性不能喜欢坏的事，也不能不喜欢好的事。由此可知，一件事情的好坏是内在的，不是全由神来决定的。
如此一来，苏格拉底就把焦点转移了。他们继续讨论，苏格拉底的每一句话都是很谦虚的：“请你回答”“请你说明”“请你告诉我”。问到最后，欧西弗洛简直难以招架，于是干脆说：“总之，敬就是要对神很好！”苏格拉底听了就问：“所谓的对神很好是不是就像照顾马一样？你对马很好，替它刷背、替它洗澡，目的就是为了要利用它来替你拉车。那么你也是在利用神吗？”欧西弗洛哑口无言，发现自己原来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敬，又怎么能够用这种理由来告自己的父亲？因此就借故离去了。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对话实例。苏格拉底走在街上遇到了人，就会问他：“你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来聊聊天吧！”和苏格拉底聊天必须很小心，因为对方只要在言谈中说了一个概念，苏格拉底就会针对那个概念不断追问，一直问到他答不出来为止。譬如，若你称赞某人很勇敢，苏格拉底就会问“何谓勇敢”，最后你会发现原来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勇敢。
这种例子几乎在每一篇《对话录》里面都会出现。许多人在开始与苏格拉底对话时，无一不是信心满怀，认为自己很有知识，最后却会发现自己原来是如此无知。后来有一个学生受不了苏格拉底，趁着酒醉时告诉他：“你好像海中的黄鲷鱼[6]一样，任何鱼碰到你都会被电得麻痹，人们与你谈话就会觉得自己是如此的无知！”苏格拉底听了以后回答：“如果我是因为自己有知，而指出你们的无知，那是我不对。但请你不要忘记，我自己也是无知的！”
由此可知，苏格拉底作为一个老师，从来不教导别人什么知识，而是不断地告诉别人，他们所以为的知识其实都只是假的知识。若不先破除假的知识，怎么可能拥有真的知识呢？真的知识必须由内而发，由主体觉悟而生。
据说苏格拉底的母亲是一位助产士，专门协助别人分娩婴儿，而苏格拉底则认为自己也好似心灵上的助产士，要协助别人生出智慧的胎儿。换言之，智慧是必须由自己觉悟而生，不能由别人给你。别人所能给的只是可以表述的知识，这种知识没有太大的价值，因为我们不会去实践。真正的智慧是自己觉悟与体验到的，所以能够引发实践的动力，并且终其一生坚持不移。
知识就是德行#
苏格拉底主张：知识就是德行。他认为如果一个人理解什么是德行，必然会实践德行。但是，为什么很多人明明知道自己做的事是错的，却仍然去做？举例来说，如果询问银行抢劫犯是否知道抢银行是错的，相信他们的回答都是“知道”。那么，既然知道抢银行是错的，为什么还这么做？这是因为他们认为“抢银行会对自己有利”。
所谓“有利”，就是对自己有好处，亦即对自己来说是一种“善”。但是先不谈违法的问题，试问：钱财对自己真的有利吗？或者是有利有弊？或者长期看来可能有害？或者对人生整体而言是害多利少的？真正明白了什么是善就不会为恶了。这说明了，这些人其实并没有真正了解“抢银行是错的”。说得更明白一些，一个人在做坏事时，他认为自己知道这是坏事，事实上他并不是真的知道，只是自以为知道，因为当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事实上是在想：“恶啊，请你做我的善吧！”
以作弊来说，许多人都知道作弊是坏事，但考试时却照样作弊，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这么做对自己比较有利。由此可知，这些人实际上并没有真的了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而把恶看做是善了。
对苏格拉底而言，一个人如果真的了解什么是恶，会唯恐避之不及，又怎么可能去做？相反，一个人如果真的知道什么是善，当然也会迫不及待想接近它。换言之，一个人如果认知了真正的善恶，就会自然且必然地行善避恶。之所以有这么多人没有行善避恶，就是因为他们未能认知真正的善恶。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也曾说过类似的话，他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由此可知，真知必然能够实践，之所以未能实践，就是因为缺乏真正的理解。
生平大事#
最有智慧的人#
苏格拉底有一个学生很调皮，特地前往德尔斐神殿求签，请示神明谁是雅典最有智慧的人，结果答案是苏格拉底。这个学生欣喜若狂，跑去告诉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听了却相当不以为然，他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最聪明的人，就带了一群学生去访问当时社会上著名的权威人士。
苏格拉底首先访问了政治家。因为政治家身负领导城邦走向未来的重任，所以应该彻底了解人生的真相、人生的幸福，以及人生应该如何规划。然而，当苏格拉底请教这些政治家“人生真正的幸福为何”时，却没有一个人答得出来，最多只知道要让社会治安好一点，经济繁荣一点，国民所得提高一点等。然而，这些怎么能称作是人生的幸福？人生的幸福必然要能够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何在，对生死如何理解，对于人间的灾难、痛苦、罪恶、不义要有怎样的看法，了解这些之后才能够谈论人生的问题！
接着，苏格拉底访问了诗人。古时候的诗人代表了创作者，因此从荷马以降的悲剧作家都算是广义的诗人。诗人在当时的影响力相当大，许多年轻人都会熟读诗人的作品，他们也被称作年轻人的老师，因此苏格拉底就请教他们所写的作品具有什么含义。然而，这些诗人却无法清楚解释自己的作品，因为许多作品的产生都只是受到灵感的启发，而不是经过理性思考。
最后，苏格拉底访问了科技专家。当时科技专家的社会地位相当高，他们要造军舰、城邦，所以应该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相。结果，发现他们也不了解真理为何，因为他们都是按照既有的蓝图去建造东西，并不了解背后的原理。
苏格拉底于是作了一个总结：神认为他最有智慧，是因为他比别人多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是无知的”，而别人连自己无知都不知道。
被人诬告，为己辩护#
这三种在当时社会上最有权威的人，都因为与苏格拉底的一番谈话而感到尴尬与愤怒。他们认为雅典的年轻人本来相当谦虚，但是经过苏格拉底教导以后，变得很骄傲，认为这些权威人士根本什么都不懂。于是，他们找人控告苏格拉底“腐化雅典青年”和“对神不敬”[7]。
苏格拉底上了法庭之后，一个人面对五百零一人组成的法官团。当时苏格拉底已经七十岁，法官中大多数都是他的晚辈。在这种情形下，他原本应该很容易获得同情而被判无罪的，但是苏格拉底特立独行，坦然面对审判，没有请人替他辩护，而由自己为自己辩护。这一段精彩的过程，记录在柏拉图所著的《自诉篇》（Aplolgy）中。
苏格拉底在法庭上侃侃而谈，不但没有为自己求情，还详细说明自己到处与别人对话的理由。他告诉法官团：“你们都希望我从此不要再和任何人谈话，但是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要听的是神的命令，而不是人的命令！我负有神的使命，我活着就是为了要实现神所托付的使命。因此，如果你们让我活着，我见到任何人还是要问：‘朋友，你是雅典公民。雅典是最伟大的城市，以智慧和强盛驰名远近。可是你只顾在多赚财富和博取名声与荣耀方面用心，对于内心的修养和真理，以及怎样使灵魂更趋完善等问题，却置之不理，难道你不感到羞愧吗？’”法官团听到一个被告讲出这样的话，当然非常不悦，认为自己原本是要审判苏格拉底的，结果却反过来被教训一顿！
苏格拉底本来是要为自己辩护的，但是他所说的话却让法官团深觉反感，因此最后以两百八十一票对两百二十票，被判有罪。法官团问苏格拉底想接受什么惩罚[8]，结果他回答：“对我最大的惩罚，就是把我供养在国家英雄馆，不让我在街上与人谈话！”
法官团听到这种回答会有什么反应？他们一怒之下以更大的比数（相差八十票）判了苏格拉底死刑。因此，苏格拉底的一生最后以死刑作为终结。
狱中讨论#
苏格拉底在监狱中等待死刑的时候，正好碰到雅典的“圣船”仪式开始[9]，在一个月内不准杀人。这一个月当中，苏格拉底其实有很多机会逃狱，而且他的朋友、学生，包括柏拉图在内，都把钱准备好了，只要苏格拉底一点头，立刻可以潜逃。然而苏格拉底却坚持不逃狱，他说：“我身为雅典公民，一定要遵守法律。法律以不义的方式判我有罪，但我不能因此而反抗法律！”由此可知，苏格拉底的为人有自己的风格。
待在监狱中这一个月，每天都有朋友和学生来探望苏格拉底。他们经常与苏格拉底谈着谈着就忍不住哭泣起来，因为不久他就要死了。这时，苏格拉底却安慰他们：“你们认为死亡很可怕吗？”别人于是请教：“什么是死亡？你为什么不怕死？”苏格拉底回答：“死亡只有两种情况：第一，死亡就好像是无梦的安眠，而这是求之不得的！第二，死亡是前往一个过去的人所去的世界，所以我死后去到这个世界，可以同很多贤哲见面，这很好啊！”
经过苏格拉底这样的解释，死亡似乎没什么好怕了。一般人对死亡感到恐惧，是因为他们对于死亡有各种可怕的想法，认为死亡是一种恐怖的情况，而苏格拉底是一位理性的哲学家，可以从思考来化解疑惑。
死亡的期限到了，苏格拉底必须喝下毒酒，离开世界，他甚至还询问狱卒喝了毒酒之后的反应会如何，想先有心理准备。狱卒听了十分惊讶，因为一般的犯人都会不断咒骂，怨天尤人，从来没有一位犯人像苏格拉底这般温和有礼。
对一般人而言，“哲学”是一个既抽象又空洞的词汇。有些人笑称，所谓的哲学家，就是整天在一间漆黑的屋子里寻找一只黑猫的人。亦即，他所说的一切全凭个人想象，而无法证明到底有没有这样一只猫；也有人抱怨，哲学是把简单的东西说得很复杂，把你原本懂的事情说成你不懂。然而，真的是如此吗？在开宗明义的第一章要特别说明，这种一般的观念是不正确的。
柏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