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主题对每一个“人”来说，一方面会觉得非常熟悉，另一方面却又感到复杂而遥远。世界上六十亿人，没有两个人完全一样。人类的表现千差万别，有时候善良而高贵，有时候又丑恶得令人失望。因此，确实有必要认真思考：人性到底是什么？

我们将由古希腊、中世纪，以及近代欧洲三个阶段进行讨论，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了三种不同的人性观点。由西方的背景开始探讨，主要是因为从希腊到欧洲近代，西方文化的发展有着一脉相承的系统。

如果从中华文化的背景来探讨这个问题，就只能回到古典的材料上，以儒家与道家为焦点（因为我们历代思想的进展性比较不明显，学者们不断“温故而知新”，而很少采取截然不同的观点）。这一方面，将在《哲学与人生Ⅱ》第二章与第三章再作详细说明。

第一阶段是古希腊时期，此时期偏向从“人的现状”来看待人性的问题，亦即就一个人具体的生命有什么样的能力、表现、要求等，进行探索。

第二阶段是中世纪时代，此时期的西方文化以基督教为主，各方面的想法都与宗教有关，所以要从“人的起源”来看待人性的问题，亦即相信“人是上帝造的”。这个定位给了人性一个很清楚的轮廓。

第三阶段则是近代欧洲时期，这个时期是从达尔文（Charles R. Darwin，1809—1882）提出进化论之后逐渐发展形成的，此时期所关注的问题是“人的生命特色”，转而探讨“人应该往哪里发展”。

就人的现状而言（希腊思想）#

谈到希腊思想，我们要参考三种观点，分别是荷马（Homer）史诗、德尔斐（Delphi）神殿，以及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的哲学。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公元前384—前322

柏拉图的杰出弟子，在亲炙了柏拉图二十年之后，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他认为建构知识应该由经验世界的材料出发，通过观察、归纳、分类、实验、综合，形成各种领域的研究内容。

在哲学上，他的十大范畴之说，对于逻辑及思想方法的探讨影响深远；他的四因说（质料、形式、动力、目的）及“潜能与实现”之说，对于人们理解具体存在的一切，大有帮助。而“形而上学”一词，也是从他的著作内容所建立的学科。他的学术成就极高，足以称为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

荷马史诗：能够=应该=必然#

荷马是希腊时代的重要作家，著有《伊利亚特》、《奥德赛》等著名史诗。荷马史诗中有许多复杂的故事，描写神明与人间的互动关系。人类社会所发生的许多事情，有些在表面上看来好像是神话，其实都有历史事实作为根据。在最古老的时代，人类因为生活上的需要，而发展出各个不同的群体与社会。群体之间可能会为了某些利益、某些观念，或者是其他的理由，而形成竞争、斗争及战争。荷马史诗所要反映的就是这样的情形，他的描述中也出现了对人性的反省。

荷马史诗中对于人性的理解，基本上是一个“能够=应该=必然”的公式。“能够=应该”是指：只要我能够做到，就应该去做。譬如，如果我能够攻下一座城池，那么就应该去攻占它，否则我的这个能力就是无谓的、不能落实的。换言之，上天赋予我这么大的能力，就是要我把它展现出来。而“必然”则代表命运，譬如：我能够攻下这座城池，我就应该攻占它；并且，命运必然规定我要攻占它。

这种观点反映出所谓“强权就是公理”的思考模式：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强者，因为我有这个能力，就可以欺侮其他的弱者，没有人可以制止我。换言之，我的能力可以使行为获得正当性（justification），亦即所有行为都是“应该做的事”[1]，而带来自我肯定。这种思考模式显然会产生误导，因为如果只要是能够做到的事就应该去做，那么这个世界岂不是没有客观的正义吗？

然而，“能够=应该=必然”这种想法的确比较原始，能够反映出古老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以能力为主的互动方式，而能力又可以延伸为权力和暴力。如果以这种思考模式来看，因为我是一位老师，能够把学生当掉，所以我就应该把学生当掉，这是命运规定我必然要把学生当掉，否则我的能力就没有展现。然而，这种说法对学生而言岂不是很不公平？似乎学生只能够成为待宰的羔羊了。

用这种方法来理解人性，的确会出现很大的偏差。一个人的生命阶段中，青年进入盛年这个时期在各方面都处于高峰，因此就算为所欲为，别人可能也阻止不了。然而，我们都曾经幼弱，将来也会衰老。当我们处于这两个阶段时该怎么办？因此，人的生命不能只看光辉灿烂的这个阶段，而需要留些后路。换言之，在思考时必须注意到普遍性的问题。亦即，一个理论的提出，应该能够适用于人生中的每个阶段，以及社会中的每个人。如此一来，对人性的理解才是比较完整的。

如果对荷马的史诗稍有认识，就会发现，其中对英雄人物的描写往往只有一个基本观念，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听起来有点像金庸小说《雪山飞狐》里的苗人凤。这基本上是一种比较原始的思想，在武侠世界里面屡见不鲜。武侠世界中很少有所谓的正义，往往只要谁武功最高、天下第一，就可以当上盟主，决定许多事情。当然，由于这些武侠小说是中国人写的，所以往往会把它与一些道德观念连在一起，譬如“善恶到头终有报”等。因此，武侠小说比起荷马史诗中描写的那种纯粹以能力、权力、暴力决定一切的情况，还是进步一些。

这种以能力决定一切的方式，使人们得到许多惨痛的教训，由此造成了西方社会的发展，再推进到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德尔斐神殿的阶段。

德尔斐神殿：认识你自己，凡事勿过度#

“德尔斐”是世界著名的古希腊神殿，其中供奉的是阿波罗神（Apollo）。阿波罗神是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代表着光明、理性、形式，以及各种安顿的力量，因此对很多人而言，它是一个解决人生谜题的地方。人生总是充满困惑，古代的教育又不够普及，因此一般人有迷惑时都会到德尔斐神殿去求签，请神殿中的祭司加以解释[2]。由此可知，德尔斐神殿对希腊人来说，可以算是信仰的中心。

德尔斐神殿上刻了两行字：一行是“认识你自己”；一行是“凡事勿过度”。能够被刻在神殿上的语句一定是很特别的，都是前人经年累月体验得来的智慧。

然而，“认识你自己”，却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一个人就算读了大学或者进入社会，都不见得能够认识自己。我们小时候总以为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是什么样个性的人，就算是认识自己了。然而，真的有这么容易吗？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里有一个角色叫做欧阳锋，他号称“西毒”，武功非常高，为了练“九阴真经”而走火入魔，最后忘了自己是谁。他逢人就问：“我是谁？”黄蓉告诉他：“你是欧阳锋啊！”他接着又问：“欧阳锋是谁？”这个问题就很难回答了。

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对自己的了解本来就是人生最困难的事情，因为人有选择和学习的可能，看了一部电影或一本书之后，你就和以前的自己不一样了。同理，只要经历过一个事件，自己也会变得不一样。譬如，许多经历过“9·21”大地震的人会说：“以前我总以为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赚钱，但地震之后，我的观念完全改变了。”一个事件的发生会使许多人对人生的看法改变，甚至变成完全不同的人。这就是“认识自己”的困难。

认识你自己代表人在“知”方面应有的态度——与其去了解世界，不如多了解自我，因为人对世界的了解永远不可能足够，也不可能停止，只有自我对每个人来说才是最切身的。俗话说得好：“苦海无涯，回头是岸。”所谓“回头是岸”即是指：回到自己身上，了解自己。这反而是一个出发点。

刻在德尔斐神殿上的第二句话是“凡事勿过度”。这句话是与行为有关的，亦即做任何事情都不要太过分，要懂得适可而止。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因为气盛而较为决断，多年以后才感到后悔。其实，无论做任何事，到了某个程度就该停下来省思，要给自己、也给别人留点余地。这就是神殿中的教训——“凡事皆勿过度”的真义。孔子也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孟子说他是“不为已甚者”（《孟子·离娄下》），意思就是：孔子是做什么事都不过分的人。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人是理性的动物#

我们至此已经知道，希腊时期一开始对人性的看法是“为所欲为”，亦即“能够=应该=必然”（第一步）；接下来逐渐在“知”、“行”方面有所限制（第二步）。接着要讲到第三步，也就是哲学开始出现之后的思想，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

或许我们对亚里士多德不是很了解，但对《EQ》（Emotion Quotient）这本书应该熟悉得多。这本书在第一页即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话：“任何人都会生气，这没什么难的。但要能适时适所，以适当的方式对适当的对象恰如其分地生气，可就难上加难。”因为要能够恰如其分地生气，必须具备高度自我反省、自我判断、自我约束的能力。

亚里士多德对人性有一个简单的说法：“人是理性的动物。”这句话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确，人与其他动物的差别，就在于人有理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的特性在于“灵魂根据logos来运作”，而“logos”一词在希腊文的原意包括“言说、叙述、理性、定义、理性功能、适当比例”等。这些相关的语词所描述的，即是“人”这种有理性的动物。

后代的人由“logos”推衍出“logic”（逻辑），并且许多学问都在字尾加上此字，如Biology（生物学）、Psychology（心理学）、Sociology（社会学）、Theology（神学）等等。这代表所有的学问都要靠理性运作才可以成立。

人有理性，可以学习，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一书，开宗明义就说：“人类天性渴望求知。”如果人类都能发挥这样的理性，天下还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人类世界应该是和谐而安详的。但是我们接着要问：“为什么有理性的人会做出许多非理性的事情？有时候做了一件事自己觉得后悔，别人也觉得难以理解。并且，为什么身为理性的动物，还是有许多行为是不可预测的？”由此可知，这个定义本身太过单纯，只注意到动物与人的差别，而没有注意到人类本身并未完全排除动物的特性，因而有着非常复杂的结构。不过，在古希腊时期，就算想要进一步研究人性，也缺乏知识方面必要的条件，如各种科学上实验、观察、研究的方法等。

就人的起源而言（基督教）#

中世纪时期也就是一般所谓的罗马时代（公元5世纪至15世纪）。这个时期罗马人统一了整个欧洲，还横跨到亚洲与非洲部分，成立了罗马帝国。在哲学的领域谈论中世纪感觉好像很遥远，因为这个时期并没有特别重要的哲学思想可以影响到现代人，它是一个以宗教为主导原则的时代。

基督教与天主教#

基督教和天主教看起来类似，其实是不一样的。究竟这些教派如何区分？

凡是信仰基督的团体都称作“基督教”，也就是英文中的Christianity这个字。基督教又分成三大系统：天主教（Catholic）、东正教（Orthodox）、新教（Protestant）。这三个系统相信的是同一本《圣经》，但是解释的方式却不完全一样。

天主教是这三个系统中历史最悠久的，由耶稣亲自创立，任命门徒彼得为教会领袖。天主教以罗马作为中心，从古至今一脉相承。若以个别宗教来看，天主教是目前全世界信徒最多的宗教，总人数超过了八亿。

11世纪时，在希腊半岛出现了另一个派别，成立于罗马的东方，因此被称为“东正教”。东正教从希腊半岛往北延伸到俄罗斯，这些地区所谓的基督徒，大多是信仰东正教的。所以我们读到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1821—1881）的小说时，会发现许多描写上帝的观点，是以东正教为背景的。

到了15、16世纪，罗马帝国瓦解，欧洲开始兴起民族思潮，各地出现民族独立运动，建立民族国家，譬如：日耳曼人建立了德国，盎格鲁-撒克逊人创立了英国，法兰克人则创立了法国。配合这种民族思潮，也开始产生宗教改革运动，宗教逐渐变得本土化，开始有一些新的宗教领袖出现，譬如：德国有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英国有英王亨利八世（Henry Ⅷ，1491—1547）、瑞士有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这三大教派统称为“反对派”（Protestant），英文protestant具有“反对”的含义，中文译名称为“基督教”，因相对于原本的天主教（旧教），又称为“新教”。

新、旧并不代表价值判断，其分别在于：旧的天主教是一脉相承的，至今都还是由罗马教宗来领导；新的基督教则是各自分立的，相当多元化，目前有名可称的新教已达两百多派。

我记得在1986年时，曾赴美国参加一场“世界宗教大会”的研讨会，在分组讨论的时候，我的这一组有一位四十岁的女士，居然声称自己是一位教主。我觉得很好奇，于是请教她：“你这么年轻怎么会变成教主呢？”她回答：“我住在美国得州的南部，整个村子里只有我一个人读过大学，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家乡。当时村里的人星期天找不到牧师，因此请我带他们做礼拜。于是我开始讲解圣经，另外又配合了《易经》和《老子》里的思想。大家觉得我讲得很有道理，就捐钱给我，并且盖了一座教堂，我就变成教主了。”

这就是新教发展的模式之一，往往具有本土色彩——无论到了任何地方，都会与当地的特色结合。只要经济上能够独立，主持者可以自由形成某种特定的解释方式。这种解释方式往往得自于个人的启发，而未必具有完整和一贯的系统。如此一来，容易与原始的基督教渐行渐远，有时候甚至会出现一些奇怪的教派和光怪陆离的传教方式。不过，这里所说的基督教并不只是指新教，而是指所有信仰耶稣基督的这个系统，也就是包括了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这三个系统中，天主教已经存在了两千年，东正教从11世纪开始，而新教则是从16世纪开始。这三个系统全部加起来的人口多达十八亿，是世界各大宗教中排名第一的。

上帝造人：神的形象与原罪#

基督教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这样的“人”具有两点特色：神的形象与原罪。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神的形象，不论住在天涯海角，人的内心之中都有一点灵明，可以让他在许多关键的时刻发现自己具有神性。但是人因为有身体，所以也无法排除兽性。由此可知，人是介于神与兽之间的[3]。神的形象代表正面的力量，亦即每个人都有良心，会自我要求去行善。

另一方面人还有原罪。自古以来就不断地有人在犯罪[4]，譬如有一部电影叫做《七宗罪》（Seven），其中描写的就是基督教中的七大死罪。在这部电影中，有七种人因为分别犯了骄傲、嫉妒、暴食、好色、愤怒、贪婪、懒惰的罪行，而被残杀。骄傲是七大死罪中的第一条，因为一个人如果骄傲，就会忘记自己原是受造之物，以为自己很伟大，可以自行成就许多事。

既然世界上很多人犯罪，那么就要问：“罪是怎么来的呢？难道是上帝造了会犯罪的人吗？”这种说法其实对上帝不太公平，因为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应该不会故意要造一个会犯罪的人，他只想要让人有自由，可以选择。然而，任何一种自由选择都隐含了犯错的可能性，否则就不能叫做自由选择了。

我的女儿读初中时，我认为她应该已经可以学习自己负责了，于是告诉她：“你现在上初中了，做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决定、自己负责。”她听到之后问：“我真的可以自己决定吗？那我第一个就选择不要上学！”我赶紧接着声明：“除了这个以外！”事实上，我们常会说：“除了这个以外，别的随便你选！”结果最后有一堆“除了这个以外”，那干脆不要选吧！我相信很多人在上大学选填志愿时也有过类似的经验，父母表面上尊重你的意思，其实不断想左右你的选择，最后干脆由父母选算了。其实自由选择的意思就已经包含了犯错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人有“神的形象”，这代表正面；但是又有“原罪”，代表了负面。举个最明显的例子，每个人都有惰性与劣根性，有时候会觉得内心出现一种难以理解的、可怕的欲望，而是不能说出口的。就像英国作家兰姆（Charles Lamb，1775-1834）有一段自我解嘲的话说：“有些人称赞我是好人。这种名声实在来得太容易了！付清你的贷款，不要向人借钱，不要扭断小猫的脖子，不要打扰大众的聚会等等，这样就够了。但是我却真正了解我自己，假使朋友们知道我的真面目的话，恐怕要像逃避瘟疫一样溜之大吉了。”当然，心中想的和实际做的是两回事，如果要以一个人心中所想的来评定他，那么天下恐怕没有人是真正的好人了。

换个角度来看，如果没有想过坏事，又怎么知道坏事是好，或是不好的呢？如果一个人心中从来不曾出现不纯洁的念头，那恐怕是受到妥善呵护的温室花朵，未曾经历过任何考验，那么这种纯洁又有什么值得肯定的？相反，如果一个人在社会上打滚，却能够出污泥而不染，才是真正值得喝彩；因为他知道只要有一个念头不对，随时都有可能犯错，也知道犯错可能产生的后果。这些都明白以后，还能够选择自己该做的事，这才是真正的抉择。

得救之途：信、望、爱#

在基督教中，一个人如果要得救，必须通过信、望、爱三种德行。信就是信仰，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信耶稣得永生”。

不要以为基督教在一开始就很顺利，然后席卷整个西方中世纪的一千多年。事实上，基督教刚创立时饱受迫害，许多教徒被到处追杀。当时的基督徒被抓到的话，首先要被处死，其次则是财产被没收，而财产则归于举报的人，因此大家都很乐意去检举基督徒。

罗马帝国有一栋著名的建筑，叫做“斗兽场”。找谁来斗兽呢？其中之一就是基督徒。基督徒被抓到以后就被关到场内，跟饿了好几天的狮子决斗。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一般人在被咬死之前，都会恐惧发抖，跪下求饶，但很多基督徒却能够在狮子扑上前时拥抱狮子。为什么？因为他相信，为了信仰而牺牲生命叫做殉道，一个人如果能够殉道，无论生前曾经犯过多少罪，死后都会直升天堂。

想想看，人生只有短短的数十载，最后终究是要衰老、生病、死亡，而死了之后是否能够上天堂都不知道。现在有一头狮子能够让你因耶稣的名义而死，这实在是太划算了！当时的罗马人看到这种情况之后，也深深感到困惑及惊讶，以致到最后连罗马皇帝都接受这种信仰，并且定为国教，让全国上下全部改信基督教。

本章延续上一章（存在主义）的讨论，进一步选择一个特定的题材深入分析。关于这个主题，要介绍两位哲学家：萨特和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两人都生长于法语系国家。

萨　特#

萨特在当代的思想家中，以无神论作为号召。他反对宗教、反对信仰，公开宣称上帝已经死亡[1]。上一章我们谈过，尼采提出“上帝死了”的观点，而萨特则要将他所造成的后果深入解说。

萨特治学的目标，是要克服自笛卡儿以来的二元论思潮，还要避免走入唯心论的窄路。他采取现象学的方法，试图深入分析“意识”，由此揭示“存在”的真相。

他认为，一切现存与既成的事物，都是“在己”（ensoi;being in itself），意思是“就是在那里”，既偶存又无目的可言。这些东西若想获得“意义”，则须依赖“意识”。譬如，我认为历史上某一段时期是黄金时代，那么它就是如此；如果我改变想法，情况也将随之不同。换言之，如果没有我们这些现在活着的人，在意识中肯定宇宙万物及历史事件的价值，那么试问这一切东西又与化石有何差异？

那么，意识是什么呢？意识就是“为己”（poursoi;being for itself），随时赋予一切事物以意义，但可随时改变之。意识因而是自由的。萨特说：“人被判决为自由的。”自由带来责任，也因而产生焦虑，因为生命是意识的不断活动，永远定不下来。萨特的悲观倾向，由此可知一二。至于他反对宗教，则是因为“神”应该是“在己”加上“为己”，而这种合一关系是矛盾的，因此神不可能存在。

由萨特具体的生活经验，可以看出他排斥宗教信仰的缘故。萨特父系家族的体型比较矮小，母系家族的体型则比较高大，因为父亲早逝，萨特从小就随着母亲生活在高大的女人之间。这些女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每逢星期天都要上教堂望弥撒。小萨特常常跟着去望弥撒，觉得这些人在教堂里面跟在教堂外面的表现完全不同。当他们在教堂里面祈祷的时候，同所有人都好像兄弟姐妹一样，非常亲切和善，离开教堂之后却又像平凡人一般，在背后批评别人，讲坏话，传谣言。

萨特从小就看到人类伪善的一面，因此对于宗教非常反感，认为宗教只不过提供了许多人伪装的借口。譬如，一个人如果有宗教信仰，当他犯错时，只要很虔诚地到教会去忏悔，就可以洗清所有的罪恶，罪恶洗清后，不再感受到任何压力，然后就可能不自觉地回到旧的生活路线上，继续做一些不好的事，如此不断循环；相反，一个人如果没有宗教信仰，没有忏悔的机会，错误就会压迫自己的良知。如此一来，这些人反而能够从错误中得到教训，而让自己在思想、行为上都更为谨慎。由此可知，虽然宗教对人类而言非常重要，最后却往往容易被误用。

存在先于本质#

萨特生长于法国巴黎地区，处于法国文化的核心位置，而萨特的文化素养也相当高。在萨特的各种观点中，首先要介绍的是“存在先于本质”。

存在是“选择成为自己的可能性”，亦即在运作“存在”这个动作时，我们尚未成为“自己”。我们必须先选择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最后才会变成这样的人。举例来说，若一个人想要成为医生，那么他在考大学的时候就要选择医学系，接下来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最后才会成为医生。医生就像是这个人的本质，而这个本质是由他过去的选择所造成的结果。

所谓“存在先于本质”就是说，一个人先有选择自己的可能性，最后才使自己得到所选择的内容。每个人都是在生命过程中不断抉择，选择之后才会得到结果。由此可知，一个人的本质是在选择之后所得到的结果，如果没有先作选择，永远不会有后来的那个结果。换言之，人不是“已做成”之物，而是不断在“造就”自己。

当然，许多人找到固定的生活模式，就此安顿下来，这在萨特看来，表示他们接受了“坏的信念”，放弃了作为一个“人”的天职。

“存在先于本质”表达了人类独具的特色，由于描述相当生动，所以一般人提到存在主义时都会想到这句话。这句话凸显出个人抉择的重要性，一个人如果从来不作抉择，就根本没有本质可言，因为他所有的一切都是由别人安排的，他只是一味地接受。一旦接受成了习惯，本质就只是虚浮的，因为这等于这个人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也就是从来不曾认真地考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意识的空无化作用#

“存在先于本质”的观点非常生动地表现出人的自由，以及自我塑造、自我实现的特色。这种说法固然有它的优点，但也无可避免地造成了意识的空无化。

萨特把上帝搁置一边，认为上帝死了，这等于是要让人类自己变成上帝，变成绝对的主宰，拥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限制。然而，人的意识基本上有一个特色，亦即：意识的目的是要达到意识的内容。例如，我现在意识某样东西，那么这样东西必须真的存在，才能够使我的意识落实。但是由于意识本身有选择性，它会选择要意识什么样的内容，因此经常会对已经现存的一切产生一种否定性，这就是意识的空无化作用。

萨特曾经举过一个例子，说明意识的空无化作用：假设有一天我到咖啡店找彼得，因为我要找彼得，所以我的意识中对彼得有一个清楚的形象。我用这个形象一一去对照咖啡店中的客人，只要这个人不是彼得，就会被我化为虚无。换句话说，因为我心中有“找彼得”这个意识作用，所以所有的“非彼得”都会被我化为虚无。这是意识的第一度空无化作用。如果找到最后发现彼得不在这里，那么就产生了意识的第二度空无化作用，这时连我脑海中原本对于彼得的形象也不见了。

这种描写方式相当生动，在日常生活中也常会发生这种情形，譬如，当我心中想着要找某人的时候，就算眼前有许多人，我也会对他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是因为我的意识太过于专注，以至于根本看不到这个人之外的其他人。换句话说，当我集中注意在某件事情时，就会忘记其他事情，就如同其他事情不存在一般。这就是意识的空无化作用。

第一度的空无化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没有第一度的空无作用，我就无法找到想找的那个人。但是当我想找的人不在这里时，就造成了第二度的空无，这时候会产生一种落寞的感觉，因为所有的一切都落空了。萨特举的例子把意识的空无化作用夸张描写，表达出人在做任何事情，尤其在设定目标加以界定时，所产生的一种微妙的感受。

存在主义擅长把一般人平常心中非常微妙细致的变化，包括怀疑、失望、难过、落寞、兴奋、期待这些感受，加以夸张、放大式地描写，当人们看到这样的描述时会觉得颇有趣味。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受到了现象学的启发。现象学是用自由想象法来描写事物，希望通过描写的方式使一样东西的真相呈现出来。更明白地说，现象学会采取不同的角度进行描写，用各种方法使得一样东西的表面现象，通过这种多方面的描述而慢慢消解。描述到最后我们会发现有些部分是一定存在的，而这些部分就是此物的本质。存在主义者经常使用现象学的方法。

萨特消极的人生观#

由于萨特认为意识有空无化的作用，因此他的人生观难免倾向于消极。因为人有意识，一个人活在天地之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上不在天，下不在田”，空无化的结果，总觉得只有自己一个人孤单单的。无论一个人过去的生活多么丰富，对未来有什么憧憬、理想，所能掌握的就只有当下这一刹那。

萨特对于意识的特色了解得相当透彻，他曾提到，意识的空无化作用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相互的压力与伤害。试问，人最害怕的是什么？是被别人当成一“物”来注视，因为这种物化是别人以他的意识作用否定了我的主体性。举例而言：假设有一天中午我买了一个快餐，并且找了一间空教室坐下来吃。一个人这样吃饭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并且让人觉得有一种安全感。但是当我吃完快餐后，突然发现有一个人站在门口注视我，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站在那里，也不知道自己被注视了多久。这时候心中会产生一种愤怒的感觉，因为我会觉得他把我当做一个物（a thing）而不是一个人（a person）。人有主体性，不能被当做客体（物），因此当我发现自己被别人当做物来观赏时，会觉得愤怒。这时候我会采取一种报复行动，也就是反注视、看回去。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在新闻中看到，有些年轻人在街上走路，互相瞪一眼就会觉得很生气，接着拿刀互砍，好像彼此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为什么看一眼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让原本没有恩怨的人拿刀互砍？这就说明了，萨特所说的那种意识的否定性作用是非常可怕的，尤其当一个人缺乏对自我的了解、对人性的认识时，确实就只能在当下那一刹那谋求“我的注视比你凶悍、比你更为有力”这种方式，来压制别人。

古代仆人和主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仆人不能直视主人的眼睛，必须低头承受主人的命令。如果仆人两眼直视主人，可能会被认为想造反。长辈和晚辈之间亦同。由此可知，眼神可以用来表达一个人意识的肯定或否定。

萨特的人生观是倾向悲观的。如果一个人主张无神论，认为人死了之后什么都没有，既没有上帝也没有灵魂的存在，那么他的人生是很难乐观积极的，因为“活在这个世界上要乐观奋斗”和“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这两句话是矛盾的。奋斗需要付出代价，如果我们每天努力工作，到最后发现人生一片虚无，那么奋斗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有一次到台湾交通大学演讲，回程时他们安排一辆计程车送我回台北。这位计程车司机是交大的研究生，以开计程车为副业。我们一路从新竹聊回台北，他特地谈到了他姐姐的事情。他姐姐从小成绩非常好，一直到初中毕业都是全班前几名。后来她接触了老庄思想，发现人活在世界上无论怎么奋斗，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因此决定不考高中了。老师、父母知道之后非常担心，联合起来开导她。她说：“那么你们告诉我，人生有什么意义。如果能够说服我，我就按照你们的想法去考试。”于是他们开始讨论，最后的结论是：无论考不考高中，人最后都会死。老师和父母没有办法说服她，因此她真的没有去考高中。一直到现在三十多岁了，还是到处打零工，过着很简单的生活。

这个同学的姐姐想得很单纯，认为人生最后都是死亡，但是却没有想到，从出生到死亡这段路程是漫长的，要怎么走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我们不否认有些人能够走上与一般人不同的路，但是这些人必须能够忍受，甚至是享受孤独，并且也要清楚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作为一个人，最重要的不是有什么成就，而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有些人表面上有很好的成就，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相反，有些人可能找不到工作、到处碰壁，在别人看起来是一个失败者，但是内心却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这也就是说，人生的道路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走法，重要的是，我们要通过人类特点的表现（如理性），让自己有精确思考的能力，能够在许多复杂的、变化的经验现象中，掌握到基本的原则，然后在作抉择时，真正把握到“存在先于本质”的道理。

加　缪#

加缪生于法属北非阿尔及利亚，家里很穷，父亲在他一岁的时候就过世了，母亲则是文盲，他求学时是靠着奖学金一路念过来的。加缪的第一部作品《局外人》在1942年出版，当时他才二十八岁。《局外人》出版之后，萨特率先撰写书评推荐，肯定那是一本描述荒谬思想的经典之作。这是一件难得的文坛美谈，因为萨特比加缪大八岁，又是巴黎文化圈的高级知识分子，文坛地位比加缪高出许多。但他却能以宽宏的度量与眼光，推荐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所写的作品。加缪后来的表现也非常杰出，他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才四十四岁，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贝尔奖得主。

与萨特之交往#

在这里要介绍一段萨特和加缪交往的轶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军占领了整个法国。当时的法国知识分子为了抗暴，办了一份地下报纸，以激励民心士气。这份报纸的名称叫做《战斗报》，加缪是主编，萨特也和他们有相同的立场。这些人被称做地下抗德分子，经常聚在咖啡馆聊天。

有一天萨特和加缪在咖啡馆聊天，聊到了人的自由的问题。萨特主张因为上帝不存在，所以人有绝对自由，可以为所欲为；加缪则认为不管上帝是否存在，人都无法有绝对自由。这两个命题是完全相反的，因此萨特和加缪开始辩论，由于两人各执一词，谁都无法说服谁。最后加缪想到了一招，他说：“既然你说人有绝对自由，那么请问你能不能把我交给德军，检举我是地下抗德分子呢？”萨特想了半天，最后说：“不行！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向德军检举你！”由此可知，这场辩论最后是加缪赢了。

人没有绝对的自由，就算我们可以为所欲为，最终却不能违背道义，因为违背道义的自由称不上自由，而是一种疯狂的行为！

思想关键：“荒谬”#

加缪的思想关键是“荒谬”一词，《局外人》被描述为“荒谬”的经典之作，但是，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更深入剖析了“荒谬”的概念，并且公开指出：“我是在寻求一种方法而非一种学说，我是在从事方法的怀疑，试图造成……白板的心态，作为建构某物之基础。”[2]

荒谬就是不合理，亦即不能用理性去解说的事件。人生许多事情都是不合理的，譬如我们以为大自然很美，事实上大自然根本就是非人性的，无所谓美丑。平常风和日丽的时候，会觉得大自然同自己的心灵好像有一种默契，然而一旦地动山摇，这些原本很美的自然界却忽然之间变得不可理喻，这就是一种荒谬。这个世界被装上一层像人的面貌，但事实上这只是我们的一相情愿而已，大自然基本上是非人化的，它按照自己的规律来运作。

荒谬的形态#

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特别探讨的正是人的理性“要求理解世界”，而世界或大自然却“无法回应”此一要求的这一点。

（一）荒谬是一种遭遇

加缪认为，荒谬是一种“遭遇”（confrontation），来自理性与世界的对峙。世界本身依其规律运作，虽谈不上是“非理性”，但是人总是要求理解，想知道这样的世界“有何意义”。其次，荒谬是一种“关系”，当人面对世界时，觉得自己与世界是既相连又相异。人是生物之一，无法离开世界而生存，但是人处于世界中，又自觉是个陌生者。加缪说：“世界不荒谬，人生也不荒谬，人活在世界上才荒谬。”然后，荒谬具有“三合一”的性质，亦即：理性与世界分开而言，各自并不荒谬，但是两者相会立即出现荒谬，亦即“一加一等于三”。于是，人生的荒谬成为不可避免。

（二）人我之间的误会

譬如，我常以为别人了解我，而事实上别人所了解的只是他所了解的我，而不是真正的我。换言之，人与人之间无法完全了解，我们了解的都只是被我们了解的部分，而我们所了解的和对象本身一定有些落差，这就是我们和别人之间所产生的一种误会。

人与动物之间也是一样，譬如我养了一只狗，我自以为能够了解它的想法。事实上我根本不可能了解狗的想法，我所了解的狗只是被我所了解的狗，而不是这只狗的本身。

（三）我与自己之间的隔阂

要了解自己也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希腊德尔斐神殿上第一句话就刻着“认识你自己”。

这些都说明了，加缪的想法的确有他的道理，人活在世界上，到最后会发现自己四处碰壁，完全孤单。这时候就会知道，所有的一切本来就是荒谬的，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个样子，所以要重新调整自己的想法。

以荒谬为出发点#

如果荒谬是思考的结果，等于是以荒谬作为目的，变成荒谬主义；然而加缪并非如此，他是以荒谬作为方法。二者的差别很大。以荒谬作为方法是指：即使我们知道真实的情况是荒谬的，但仍接受这种情况，并且以它作为出发点，把我们原先建立的一切虚幻知识与价值观全部打破，再重新开始建立人生观。

加缪要重新建立的有三点：反抗、自由、热情。以下分别加以介绍：

（一）我的反抗

如果人生是荒谬的，那么，人可以或应该“自杀”吗？加缪明确表示反对的立场，他甚至连“思想上的自杀”，亦即轻易信仰某种宗教，或接受某种哲学，都无法苟同。

他认为，当我们说：“这是荒谬的。”正代表了我们知道什么是不荒谬，因为若不知道什么是不荒谬，根本无法判断什么是荒谬。这就是以一种否定的方式来表达肯定。在荒谬中可以看到人们所坚持的原则以及理想，这就是由荒谬所引申出来的反抗。换句话说，因为在荒谬中看到了自己的不满，也就引导出了我们所真正欣赏的是何种情况。

加缪认为“我反抗，所以我们存在”。所谓的“我”是指个人，而“我们”则是指群体。这句话说明了，我反抗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人性共同的尊严。换句话说，我今天如果起来抗议这个社会不公平，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许多被社会的不公平所压迫的弱势团体。这是加缪由荒谬引申出的第一个积极的成果。

加缪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参加巴黎的地下抗德运动，这正是以反抗来肯定人权与人性尊严的具体作为。他在1951年出版《反抗者》一书，书中强调：“一旦承认了绝对否定之不可能，因为只要生存就是承认此点，那么第一个不容否定的东西，就是他人的生命。”不仅如此，“在荒谬经验中，痛苦是个体性的，一有反抗活动，人意识到痛苦是集体性的，是大家的共同遭遇”。

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是20世纪最有特色的思潮。此派的代表人物，各有主张，但皆不离人的“存在”意义，要人真诚而勇敢地面对自身，选择成为自己。

存在主义的影响力可以说历久弥新，这是因为其中某些见解，无论是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对人类都有相当明确的启发性。以下将分别介绍先驱人物：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1813—1855）及尼采，以及代表人物：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Martin Hidegger，1889—1975）与马塞尔（Gabriel Marcel，1889—1973）。

克尔凯郭尔#

讨论存在主义，可以从“存在”一词的特殊用法谈起，而第一位必须提到的人物就是克尔凯郭尔。

克尔凯郭尔是丹麦人，具有宗教性的家庭背景。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从小就培养他，希望他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西方文化的精华，甚至可以说任何文化的精华，都体现在宗教信仰之中。无论人们的日常生活如何乏善可陈，都能够借由宗教信仰凝聚出深刻的文化传统。举例来说，在设计宗教建筑时一定希望它能够长久保存，因为它不是给人住的，而是给神或佛这种超越的神明居住的。也因此，人们会将这些建筑建造得金碧辉煌，借由这种具体方式来展示人类心灵的向往。

虽然克尔凯郭尔在宗教气氛的传统下成长，但是他不但不迷信，反而更深刻地去思考“什么是人生”这个问题。

克尔凯郭尔的父亲虽然是一位牧师，但是人生经验相当复杂，他安排克尔凯郭尔接受最好的教育，希望借此弥补自己的过失。严格的管教使克尔凯郭尔的性格显得早熟，与一般人格格不入。譬如，他在宴会上同别人聊天聊到最开心的时候，往往会忽然产生一个念头，觉得自己非常可耻，竟然与群众处得这么愉快。

克尔凯郭尔只有在离开群众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关怀群众，若是与群众在一起则会感到恶心不已。他认为群众基本上是“庸俗”的，聊天的话题总是离不开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流行娱乐。虽然，这其实是相当正常的事情，可是克尔凯郭尔对这些言论却非常不能忍受，他有一次甚至说：“每当我在宴会中和别人谈笑风生时，就会有一种冲动，想拿一把枪自杀算了！”因为他觉得这种生活充其量不过是在浪费时间，浪费生命。

存在是选择成为自己的可能性#

存在主义的“存在”（Existence）一词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题材，因为只有“人”有资格使用这两个字。如果我问：“桌子存在吗？椅子存在吗？”这个问题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无论你问不问这个问题，这些东西都是原来的样子，不会改变。宇宙万物之中，除了人之外，都没有资格使用“存在”这两个字，因为“存在”不只是一个名词，更是一个动词——“存在”不是死的，而是活的、有生命力的、能够自由地选择。换句话说，存在就是“抉择”，就是“选择成为自己的可能性”。

人在作选择的时候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选择不成为自己，第二种是选择成为自己。第一种选择显然比较容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习惯伪装自己、遮蔽自己内心真实的情感，扮演别人所期待的角色，而从来不作真诚的抉择，因为我们害怕真诚的抉择会让自己与他人发生冲突。

克尔凯郭尔把“存在”的概念从名词变成动词，凸显出“自由抉择”的内涵。然而他也认为，尽管在宇宙万物中，惟有人有资格使用“存在”二字，却很少人真正去使用。克尔凯郭尔曾经提过一个生动的例子作为比喻：人生就好像一个酒醉的农夫驾着马车回家，表面上是农夫驾马车，事实上是老马拖着农夫回家。因为农夫喝醉了，根本没有清醒的意识，然而老马识途，因此能够把农夫拖回家。

人的一生就犹如走在回家的路上，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之中。只有当一个人清醒的时候才能够决定自己真正要走的路，做真正的自己。因此当代很多议题，如“为自己活”、“做你自己”等，都是由存在主义启发出来的。

克尔凯郭尔提出“存在”这个议题之后，尝试以各种方式来表达。他本身是位作家，作品也具有文学性，相较于哲学著作容易让人望而生畏，他的表达方式显得更能够震撼人心，通过特殊场景、情节、人物的铺陈，让读者犹如置身在一种人与人的互动关系之中。

人生三绝望#

克尔凯郭尔曾经订婚，却因为觉得没有人能真正了解他的内心而解除婚约，尽管未婚妻苦苦哀求，都无法改变他的决定。然而，他的未婚妻后来和别人谈恋爱，克尔凯郭尔又舍不得。由此可知，克尔凯郭尔内心世界所呈现出的是一种孤绝而特殊的状态，一般人确实难以亲近和理解。

克尔凯郭尔指出，人生有三种绝望：不知道有自我、不愿意有自我和不能够有自我。“绝望”看起来似乎是相当普通的两个字，但内涵却很特别。一般人谈到绝望时，可能会想到失业的绝望、落榜的绝望、房子倒塌的绝望等，事实上，这些都不能算是真正的绝望。真正的绝望是一种内在的体验，无关乎外在目标的达成与否。

（一）不知道有自我

这种绝望是指，一个人在世界上奋斗了许久，却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有追求代表有欲望，有欲望则代表一个人愿意激发内在潜能，朝着目标奋斗。然而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也不知道追求什么才能得到真正的安顿，这是由于我们不知道有“自我”。

从小我们就被教导、被塑造来迎合社会的需要，学习如何追求成功。然而，这种成功是相当外在化的（拥有车子、房子、家庭……），人的生命绝对不应该只以这些为满足。因此克尔凯郭尔认为，如果人不知道有自我，庸庸碌碌过了一生，到最后也只是一场空，这样的人生没有什么意义。

（二）不愿意有自我

当一个人发现了自我之后，接下来必须问：“愿不愿意有自我？”有些人发现自我以后，却不愿意有自我，因为要独自面对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随时带着手机，让自己显得很忙碌，在校园里面一边走路、一边打电话，行色匆匆，似乎自己是很重要的人物。然而，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很多时候不一定非这样不可。此外，有了自我，就意味着人必须开始为自己负责，而为自己负责的压力是非常沉重的。

庄子曾说：“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庄子·大宗师》）意思是说，当泉水干了以后，鱼躺在陆地上，必须互相吹气湿润，让彼此都可以活下去，这时候鱼知道自己是鱼，却活得很辛苦。只有当鱼回到水中而忘了自己是鱼，才是鱼最快乐的时候。人却不一样，或许当人在群众之中而忘记自己是谁时，的确很快乐；但是这种快乐无法持久，因为群众的聚集总有散场的一刻，人最终必须独自面对自己。庄子的比喻中所说的“水”，是指道家的“道”[1]；而与群众相处时的热闹气氛，正是“相呴以湿，相濡以沫”，最后转眼成空。

我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很少参加应酬，就是因为我不喜欢散场之后孤寂的感觉。譬如，我们有时候和朋友聚餐，大家一起吃饭、喝酒相当开心。然而，正当所有的人酒酣耳热、高兴得忘我时，餐厅却到了该打烊的时间。这好像突然之间被浇了一盆冷水，发现原来所有的快乐都只是幻觉，之后又必须重新回到现实的世界。

一个人是否要成为自我，必须通过自己的选择。如果不愿意成为自我，也会感觉到绝望。（不愿意成为自我又能成为谁呢？）这就是“不愿意有自我”的绝望。

（三）不能够有自我

假设一个人愿意成为自我，努力做一个真诚的人，最后却发现不能成为自我，不能“有”自我（存在主义用到“有”这个字时，并非真的是指“有”，而是指“是”的意思），这时候常会觉得自己能力不够，而必须走很长的路来实现自我，因此会感到非常绝望。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是非常孤单的，而坚持下去是否会有好的结果，更是未知数。

克尔凯郭尔是一个宗教信徒，因此他通过对宗教的信仰来面对这种不确定感。他曾说：“一个人如果不信神、不做宗教徒，还不如自杀算了。”这是因为通过宗教，能够让人作出抉择，并且活出特定的生命形态。

人生三阶段#

克尔凯郭尔认为人生有三个阶段：感性阶段、伦理阶段、宗教阶段。

（一）感性阶段

一个人在青少年阶段往往会以感性为主，所谓“感性”，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这句话用了两个“今朝”，是为了强调他不想昨天，也不想明天，而只看当下，现在。昨天发生的事已经过去了，悔恨又能如何？同样，即使我告诉你：“今天好好努力，明天就会有好的成果。”可是有没有明天呢？像台湾地区时常发生地震，谁知道自己是不是哪一天睡着就再也无法醒过来了？

由上述可知，感性阶段的心态是偏向享乐主义的。享乐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必须先思考两个问题：

第一，享乐分为很多层次，若只把享乐定位在身体的、本能的需要，是属于较低的层次。因为人的生命有整体的需求，而感官的满足来得快、去得快，刺激必须不断增强，但是效果则会渐渐递减，到最后变成完全没有自我，活在一个官能的流动过程之中，这种享乐的背后实际上是痛苦。比较高境界的享乐不容易得到，但得到以后能够长久保持，而且这种快乐是内求于己，而非依赖其他的因素和条件。因为越是依赖外在的条件来满足，这种享乐就越没有保障。

西方有许多主张快乐主义的流派，譬如希腊时代，以伊壁鸠鲁（Epikouros，公元前341—前270）为主的伊壁鸠鲁学派（Epicureanism）。这个学派是典型的享乐主义，但是他们的主张是一种温和的禁欲主义。这是由于他们了解，唯有温和地自我节制，才能够长期保持真正的快乐。

伊壁鸠鲁
Epikouros
公元前341—前270

希腊哲学家，立说主旨在于助人解脱对神明以及对后世的恐惧，由此带给人内心的平静。他认为，神明不会干涉人间事物，并且人死之后灵魂亦随之幻灭，所以人无须担心来世。他主张人生目的在于“快乐”，所以被后世称为快乐主义，但是他所谓的快乐不是放纵欲望，而是温和节制、平静安详地生活。

第二个问题则必须考虑自己本身的性向，以及人生的目的。很多时候人要达成一个伟大的目标，必须经过许多痛苦的考验，尤其目标越高尚、越伟大时，过程就会越辛苦。牛顿说过：“天才只是长久的耐苦。”当一个人认定了值得奋斗的目标，了解那就是他的召唤（calling），而努力去拼凑属于自己的图案，他的人生才有意义，反之则不过消消散散地度过一生罢了。

感性阶段的特色是“外驰”，亦即“向外追逐”。这个阶段的人到最后会感到忧郁（melancholy），因为他们会觉得只有今天没有明天，而过去的自己又不再回来，因此生命好像落在中间，无所依恃。此时人们会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呢？”这就如同置身在悬崖边，前方是一片迷雾，必须自己选择是否要“跃”[2]过去。若选择跳过去，就进入了伦理阶段。

（二）伦理阶段

此一阶段的特色是“向内要求自己”，把过去、现在、未来连贯起来，如此一来，生命就完整了。举例来说，如果我告诉所有同学下星期要考试，那么下星期一定要兑现这个承诺，否则就是没有伦理的观念。如果我下星期到学校，因为心情很好，临时决定不考试，固然皆大欢喜，但这样等于过去和现在没有连贯，生命无法完整。

然而，伦理阶段并不是终点，仍然要继续往上提升。我们在第三章曾经提过，七大罪中的第一罪就是骄傲，一个人有了道德之后，便很容易出现“道德上的骄傲”，好像政治人物在掌权之后，很容易出现一种民粹主义所造成的“权力的骄傲”，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人民选出来的，所以比别人高一等。然而道德的骄傲更为可怕，当一个人在道德上反省自己、肯定自己的时候（如没骗过人、没诽谤过人、没有杀过人等），便会开始产生骄傲的心态。

事实上，一个人在道德上不曾有过失，并不尽然表示他的道德水平真的优于其他人，有可能只是因为他不曾受过真正的诱惑和试探。例如，有人拿一份公文叫你签名，只要签了就可以赚一大笔钱，难道你的内心不会挣扎吗？换句话说，很多时候只是我们没有机会碰到这种事情罢了。

（三）宗教阶段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面临两难的抉择，或遇上道德的困境，这个时候则必须“依他”。本质上人的生命是脆弱的，而能力也是有限的，所以宗教里面的“依他”也是一种真诚的表现。

经过实实在在的反省，会发现自己的生命在很多方面非常脆弱；接受这个事实，并且认识宇宙之中有更大的力量，它是生命的来源，也是生命的归宿，如果没有它，人的生命根本不可靠，就如同风一吹过，芦苇就折断了一般。若人不运用理智去想得透彻，那么他的生命可以说是毫无价值、毫无尊严可言。

因此，这个时候我们必须问自己是否要“跃”过去——跳过去寻找一个“它”。这个“它”并不是指向外追求，而是找到了自己生命的基础，也就是诚心皈依了宗教信仰。

克尔凯郭尔为“存在”这两个字，揭示了新的意义，让我们思考的角度开始转变：把人的生命当做一种在每个刹那之间作抉择，选择成为自己的过程。存在是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所需要的就是“选择成为自己”，做一个真诚的人。所谓真诚的人，就是要对自己负责、忠于自己。

许多哲学家都说过类似的话，譬如孔子曾说：“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篇》）亦即，对孔子而言，把对一个人的怨恨隐藏起来，而在表面上做朋友，是一件令人不齿、不屑的行为。一个人要有所不为，才能够有所为，而这也正是存在主义所要警醒我们的一点。

尼　采#

尼采是德国人，同样出身于具有宗教背景的家庭，家中信仰路德教派（基督新教）。然而尼采年纪很小就对宗教信仰产生怀疑，上大学之后更进而主张无神论，后来成为著名的无神论者。

尼采的身体不好，看来苍白而虚弱，但是思考相当深刻，看人时目光如刀，似乎能够穿透人心。尼采可称为是天才，二十五岁尚未拿到哲学博士时，已经被聘请为希腊文学的教授。然而他的哲学背景却使他同时遭受哲学界和文学界的排挤，再加上本身口才不好，个性又相当愤世嫉俗，导致他的教学生涯很不成功。他曾说：“听众是到教室来吃糖的。”又说：“真正伟大的哲学家，要到死后才会出生。”

上帝死了=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上帝死了”是尼采最有名的一句格言，这句话的用意并不只是在批判基督教，而是有着“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的意涵。

当时的人认为，西方文化不能离开基督教而存在，譬如一个人之所以有道德，是因为他信仰上帝。然而，这种宗教信仰在尼采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变得非常虚浮，大家都有信仰，却未能真正体现信仰的精神，宗教逐渐变得社会化。换句话说，上帝原本是道德的基础，然而人们的道德行为却都成了一种虚伪。人们虚伪的表现，也就证明自己所信仰的上帝是假的上帝。因为如果信仰的上帝是真的上帝，如果上帝是有生命的，则人不可能有这样的行为表现。

尼采看不惯这种打着宗教或上帝名号的虚伪浮夸，所以宣称“上帝死了”。他曾经写过一个比喻：有一个疯子，大清早提着灯笼在市场里面到处走动，有人问他：“为什么大白天提着灯笼？”他回答：“白天吗？我觉得是黑夜啊。上帝已经死了，宇宙一片漆黑，我什么都看不到，只能拿着灯笼到处去寻找上帝。”由此可知，许多人以为世界是充满光明的，然而，用眼睛看到的光明并不是真正的光明。

尼采说过：“哲学家是文化的医生。”哲学从理性探讨宇宙与人生的根本真相，从而指引现实生活、评估文化生态。文化氛围好像空气一样，当文化生态出现问题时，就会让生活在其中的人陷入价值错乱的困境。举例来说，现代人所尊敬崇拜的，大多是功成名就、升官发财的人，亦即不择任何手段，达到表面上所谓有“成就”的人。这种价值上的选择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它并未掌握到人所崇拜的对象应该是什么样子。值得崇拜的对象应该是拥有完美人格的人，这才是一种正确的价值观[3]。然而，现在却很少人崇拜人格高尚的人，因为人格高尚很难做到，并且就算做到了也没有什么实际利益。

尼采“上帝死了”的想法其实是经过深刻的反省，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如果没有信仰，也就无所谓背叛。因此，背叛耶稣的人正是基督徒，而背叛释迦牟尼的人也正是佛教徒。由此可知，宗教本身未能使信徒免于人性的弱点，因而遭致批判。宗教本质上都有很好的理想，而宗教的致命之处其实就是人性的弱点利用宗教表现出来的结果。

权力意志：超人#

尼采哲学的另一项重点就是“权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这里的“权力”并不是指政治权力，而是一种广义的权力。举例来说，台湾大学由于历史悠久，有些围墙很老旧，许多小草长在砖石之间。墙上怎么会有小草？这是因为小草有生命，它不管在任何地方都要凸显自己生命的力量，扩充自己的影响力。这就是一种权力意志的表现。

人有理性，自然就会思想。然而，思想造成的结果不仅千差万别，并且难以预料。我们经常会觉得，虽然大家都是属于“人”这一类，但是彼此沟通的时候却又困难重重，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本章提出四种思想方法：逻辑、语言分析、现象学、诠释学。这四种思想方法各有不同的对象及目的，若能善加应用，人的思考将更为清晰，更容易找出问题的关键，也更有益于沟通与处世。

逻辑（运思的规则）#

逻辑就是运思的规则，规则是客观的，人一旦开始思考，就会希望能够合乎逻辑。

究竟什么是逻辑？传统逻辑主要讨论三种内容：概念、判断、推论。以下试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概　念#

“概念”是指我们平常使用的名词，譬如太阳、月亮、花、草、树木等，任何可以想得出来的名词，都称为概念。谈到概念的时候，必须将“意义”和“意象”分辨清楚。

由此可知，每个人对概念都会有一些经由自己主观经验所形成的特殊意象，很少有人能够完全避开意象，专门就意义的部分与别人沟通。然而，学习逻辑首先就必须试着把意象放在一边，仅仅就概念的意义来与别人进行思想上的交流，因为意象会带来个人的种种情绪与反应，以至于很难达成交流的效果。

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个概念的意象会有相当大的差别。举例来说，外国人听到龙（dragon）这个字会觉得很恐怖，因为在《圣经》的故事中，龙是蛇的变形、人类的敌人，会诱惑人类犯罪，因此西方人认为龙是恶魔的化身。然而，对中国人而言则不是如此，因为在中国古代的社会中，通常认为龙是吉祥的象征，天子就称做龙。其他的概念也常常会有意象上的差别，因此在和别人沟通时，首先必须区分概念的意义和意象，才能够进行有效的思考。

判　断#

两个以上的概念结合在一起，会形成“判断”。

以西方来说，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模式是“A=B”（A就是B）。A代表主词，B代表述词。举例来说，在“台大学生都是好学生”这个句子当中，“台大学生”和“好学生”分别各是一个概念，而通过“是”或“不是”把这两个概念连接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判断，因此“台大学生都是好学生”这个句子就是一个判断语句。任何一个完整的想法或语句，都是一个判断。判断又称为命题，表示当人把主张表达出来之后，就变成客观命题，可让他人看到、听到，甚至可以研究真伪。

判断总共分为四种：全称肯定、特称肯定、全称否定、特称否定。在国际通用的符号中，分别以A、I、E、O四个字母来代表这四种判断。因为拉丁文的“肯定”是affirmo，所以用A与I代表肯定句；因为“否定”是nego，所以用E与O代表否定句。各取这二字的前面两个母音来界定。

全称与特称均针对主词而言，全称即“所有”、“全部”，特称即“有些”、“某一些”。以之前所举的“台大学生”与“好学生”为例，A、I、E、O四个命题分别是：

※ 全称肯定（A命题）：所有台大学生都是好学生。

※ 特称肯定（I命题）：有些台大学生是好学生。

※ 全称否定（E命题）：所有台大学生都不是好学生。

※ 特称否定（O命题）：有些台大学生不是好学生。

我们讲出来的任何一句话都可以还原到最基本的判断，而这个判断必然属于A、I、E、O四个命题中的一种。

推　论#

推论就是从既有的判断推衍出新的判断。在逻辑上称为推论，在我们的思想中则称为推理。以下要介绍三种推论方式：直接推论、三段论法、两难推理。

（一）直接推论

直接推论是最简单的推论方式，共有三种形式：A → I，I → I，E → E。由A命题推论时，主词与述词互调后，只能推论为I命题，而不能推论为A命题，举例来说，若要从“所有台大学生都是好学生”这个句子推出一个新的命题，则必须推论为“有些好学生是台大学生”，而不能推论为“所有好学生都是台大学生”；I命题则仍然是推论为I命题，譬如“有些台大学生是好学生”，可以推论为“有些好学生是台大学生”；E命题亦是推论为E命题，譬如“所有台大学生都不是好学生”，可以推成“所有好学生都不是台大学生”。

O命题则无法作直接推论。也许你会感到怀疑，因为在“有些台大学生不是好学生”这个句子中，似乎也可以将其推论为“有些好学生不是台大学生”。若举其他的例子，譬如“有些人不是好人”这个句子，就无法将其推论成“有些好人不是人”。由此可知，O命题是不能直接推论的。

直接推论看似没有太大用处，事实上并非如此。举例来说，在《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话：“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论语·述而篇》）意思是：老师在这天哭过，他就不再唱歌了。我们可以把这句话推成：老师在这天不哭，他就“可能”唱歌。也就是说，“老师今天哭，就一定不唱歌”并不代表“老师今天没有哭，就一定唱歌”，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老师今天唱歌，那就代表他一定没有哭”。换句话说，“老师今天哭，就一定不唱歌”是一个E命题，它可以推出另一个E命题，即“老师今天唱歌，就一定没有哭”，但却不能推出“老师今天没有哭，就一定唱歌”。

由这句推论可以想见：孔子是感情丰富并且懂得自得其乐的人。孔子为什么常有机会哭呢？因为他的职业是为人办丧事，譬如，《论语》中说“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论语·述而篇》），又说“丧事不敢不勉”（《论语·子罕篇》）。眼见别人的痛苦，孔子也会同感悲伤。另一方面，“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论语·述而篇》）。孔子若是某日没哭，就很可能找学生一起唱歌，自得其乐了。从这些资料去认识孔子，就不会以为他是个老学究了。

（二）三段论法

所谓的三段论，是指大前提、小前提、结论，譬如：“凡人皆有死”（大前提），“苏格拉底是人”（小前提），所以“苏格拉底会死”（结论），这就是三段论法。

三段论看似很容易，但其中也会有些陷阱，举例来说，从“黄牛吃草”（大前提），“张三是黄牛”（小前提），推论出“张三吃草”（结论），看起来似乎很合理，但这个推论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在这个三段论中，“黄牛”这个概念是歧义的：大前提中的“黄牛”指的是一头真正的黄牛，小前提中的“黄牛”指的却是倒卖电影票的“黄牛”。因此，虽然大小前提看似没有问题，但整个推论却是有问题的。这说明了，我们在运用逻辑思考的时候，概念必须准确，而不能够有歧义（一个概念有两个不同的意义）。[1]

（三）两难推理

这是指两方面的立场看似都能够成立，结果则是流于诡辩。举例来说，古希腊时期有一位哲学家毕达哥拉斯（Protagoras），他是辩士学派的代表人物，专门教别人如何辩论。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年轻人，资质非常优秀，就要这个年轻人跟着他学习辩论。这个年轻人家境清寒，毕达哥拉斯特准他学成之后再交学费，他与这个年轻人约定说：“你毕业之后去和别人打官司，如果打赢就代表你学成了，那时候就要付学费给我；如果打输就代表没有学成，也就不需要付学费了。”

这个学生毕业之后，打赢了很多场官司，但就是不肯交学费。最后毕达哥拉斯对这个学生说：“我现在要去告你，如果法官判决你胜诉，那么按照我们的合约，你应该付我学费；相反，如果法官判决我胜诉，那么按照法官的判决，你也应该付我学费。因此，无论法官判决你胜诉或者我胜诉，你都应该付我学费。”这个学生听了以后回答：“如果法官判我输，那么按照我们的合约，我不需要付你学费；相反，如果法官判我赢，那么按照法官的判决，我也不需要付你学费。因此，无论法官判我输或者赢，我都不需要付你学费。”事实上这是一种诡辩，而两难推理也的确很容易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再举个例子来说明两难推理：据说有一些伊斯兰教徒在中世纪时曾经占领一座图书馆，并下令把里面的书全部烧掉，因为他们认为，书中的内容要不就是真理，要不就是异端。如果书中的内容是真理，那么就和《古兰经》一样，既然已经有了《古兰经》，那么就不需要这些书；相反，如果书中的内容是异端，那么更是非烧不可。因此，无论这些书是什么样的内容，都必须被烧掉。类似的观念与做法，在其他宗教中也可以找到例证。

以上所介绍的就是逻辑，也就是思考的规则。如果想进行比较精确的思考，那么从概念开始就要尽量减少意象的干扰，掌握概念的意义。接着作判断的时候，则必须分辨：这是A、I、E、O中的哪一种判断，它能够如何推论、如何转换？这些都是重要的基础，如果能够纯熟运用，就可以轻易应付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及挑战。

我有一个朋友结婚十年，有一天大家聚在一起，他的太太开始抱怨，说他结婚十年以来从来不洗碗。这个朋友于是慢条斯理地拿了一本笔记本出来，说：“我在某年某月某日洗过一次碗。”如果按照逻辑来说，他的反驳是有效的，因为“从来不洗碗”是一个全称否定命题，只要有一次例外，就不能成立。就好像如果要反驳“台大学生都是好学生”这个命题，只要找出一个不是好学生的台大学生，就能够让这个命题无法成立；同样，如果要反驳“台大学生都不是好学生”这个命题，只要找出一个是好学生的台大学生，也就能够使这个命题无法成立。

由此可知，说话的时候首先要注意逻辑上是否有效，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训练。也可以加一些修饰词，譬如：大概、或许、差不多、好像、似乎等，这样自己表达出来的意思就不会太过极端，而产生语病。我有一个朋友到意大利旅行了三次，三次都被偷，因此回来的时候讲了一句话：“意大利人都是小偷。”当然，意大利有很多小偷是事实，但怎么可能“都是”小偷？人们说话常喜欢使用一些全称命题，因为这样比较具有煽动的效果，能够让别人注意到自己所要强调的内容。然而，在这同时却忽略了逻辑上的有效性。

语言分析（表达的效应）#

语言的重要性，在于它不只是日常生活中为了沟通而使用的工具，事实上，人是在语言里面出生及成长，语言的影响远超过我们所能觉察的。当代西方的文学、哲学等方面，都跟探讨语言对人的影响脱离不了关系，也因此语言分析变成一个复杂而又重要的题材，无论是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乃至于后现代主义，都和语言的使用有关，诠释学就更不用说了。

本章的主题是思想方法，因此在此只介绍语言最简单的部分，也就是语言的使用。

语言的有效性#

语言的目的是为了发挥表达的效应，表达需要具有明确、一致、普遍这三项条件。

（一）明确

所谓明确，是指使用语言的时候，字义与文法必须非常清楚。我在德国学习德文的时候，非常辛苦，因为德文的表达与英文有很大的差异，譬如德文的否定词是放在句子的最后，因此有时候听别人讲话听到最后，才会发现对方所要表达的是一个否定的态度。这就说明了，语言使用的文法必须非常明确，否则就无法达到沟通的效果。

举例来说，我在修理电灯时，对你说：“帮我拿工具来。”可是我并没有说要拿什么工具，你怎么知道我在说什么？这就是表达不明确所产生的问题。相反，我如果说：“给我一个螺丝起子。”那么你立刻就知道我在说什么，可能还会反问我需要多大的螺丝起子。再举个例子，我现在宣布：“星期四我们要上课。”但却没有说几点钟，也没说哪间教室，那么要去哪里上课呢？因此，平常讲话时要尽量明确，这是语言表达的第一个要素。

（二）一致

语言表达的第二个条件是要一致，亦即使用语言的每个人都要同意。以开车为例，在台湾地区开车要靠右边，这就是一致。如果有人靠左边，就一定会发生车祸。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一致的重要性：有一名印度人准备到英国去留学，心里非常兴奋。由于在印度开车是靠右边，而在英国开车是靠左边，这名印度人想要先适应一下英国的开车方式，于是开始在印度靠左边开车，最后发生车祸，连英国都去不成了。

同样，使用语言也需要一致性，不能出现不同的规则。有些著作不易理解，因为在同一句话中的同一个字，意思就可能不同。譬如，号称难懂的《老子》，一开头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在此，第一个“道”字是指“究竟真实”，第二个“道”字是指“言语叙述”，第三个“道”字加上了“常”字，又回复为第一个“道”字。如此一来，当然使读者摸不着头绪了。

（三）普遍

语言表达的第三个条件是普遍，亦即除了意思要一致之外，还要同一地区所有的人都去使用。

以上是语言表达时简单的规则，如果我们不了解一种语言的规则，就可能会闹笑话。

语言的类型#

我们经常使用的语言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直述、比喻、价值、恒真。以下分别加以介绍：

（一）直述语句

直述就是直接叙述，也就是把看到的东西，或是想要表达的意思直接说出来。例如，“现在外面在下雨”就是一句直接叙述，不带有任何比喻或是个人意见，至于这句话是不是真的，只要到屋外看看就知道了。又如：“天空是蓝色的”“树叶是绿色的”“这间教室很多人”。这些都是直接叙述，不牵涉到其他任何因素。

版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与人生．2／傅佩荣著．—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1

（傅佩荣文集）

ISBN 978-7-5640-3772-7

Ⅰ．①哲…　Ⅱ．①傅…　Ⅲ．①哲学–文集　Ⅳ．①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1886号

出版发行／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　　编／100081

电　　话／（010）68914775（总编室）　68944990（批销中心） 　 68911084（读者服务部） 网　　址／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开　　本／787毫米 × 1092毫米　　1/32

印　　张／8.625

字　　数／150千字

版　　次／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2.00元

责任校对／王　丹

责任印制／母长新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推　荐　语#

周国平

哲学课可以是最令人生厌的，也可以是最引人入胜的，就看谁来上这门课了。谁来上是重要的。与别的课以传授知识为主不同，在哲学课上，传授知识只居于次要地位，首要目标是点燃对智慧的爱，引导学生思考世界和人生的重大问题。要达到这个目标，哲学教师自己就必须是一个有着活泼心智的爱智者。他能在课堂上产生一个磁场，把思想的乐趣传递给学生。他是一个证人，学生看见他便相信了哲学决非一种枯燥的东西。这样一个教师当然不会拿着别人编的现成教材来给学生上课，他必须自己编教材，在其中贯穿着他的独特眼光和独立思考。

傅佩荣先生的《哲学与人生》就是这样的一本教材。他开设的这门课程在台湾大学受到热烈欢迎，被学生评为“最佳通识课程”，我读了以后觉得是名实相符的。傅先生对于哲学真有心得，而且善于作简洁清晰的表达。比如在讲解哲学是“爱智”时，他把“爱智”定义为“保持好奇的天性，探询一切事物的真相”的生活态度，把“智慧”概括为“完整”和“根本”两个特征，又将“爱智”的“爱”解释为温和而理性的“友爱”，而与狂热的“情爱”、浮泛的“博爱”相区别，令人感到既准确又颇具新意。我还欣赏傅先生眼界和心胸的开阔，没有门户之见，在他的课程中做到了两个打通。一是打通各个精神领域，讲哲学而不局限于哲学学科，分别列出专章论述神话、艺术、宗教、教育对于人生哲学的特殊贡献，把人生问题置于文化的大视野中来考察。二是打通中西哲学，西方的重点放在苏格拉底和存在主义，中国则着重阐述了儒道二家哲学的内在理念及其价值，博采众家之长，在建构现代人生哲学时对一切思想资源保持开放的心态。

人们是否赞同本书中的某些具体观点，这丝毫不重要。一个优秀哲学教师的本事不在于让学生接受他的见解，而在于让学生受到他的熏陶，思想始终处于活跃的状态。我对哲学课的最低和最高要求是把学生领进哲学之门，使他们约略领悟到哲学的爱智魅力，但这岂是一件容易的事！多少哲学教学的结果是南辕北辙，使学生听见哲学一词就头痛，看见贴着哲学标签的门就扭头，其实那些门哪里是通往哲学的呢？因此，在向读者推荐本书的同时，我期待我们通识课程的改革，从而出现一批真正能把学生领进哲学之门的哲学教师和哲学教材。

自　序#

哲学与人生

先引一段简单的对话。

学生问：“人生有什么意义？”

老师答：“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你可以不断地询问：‘人生有什么意义？’”

这是一段真实的对话。人生无异于询问的过程，因为人有理性，所以要求解释，于是每一个人在生命的某一阶段，总会浮现一种深刻的愿望，想要了解“与自己有关的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哲学”作为一门学问，原来只是一种生活态度，就是保持好奇的天性，探询一切事物的真相。这种态度称为“爱智”。自从苏格拉底说“没有经过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许多人开始觉醒，并且思考自己的人生应该何去何从。的确，哲学脱离人生，将是空洞的；人生缺少哲学，将是盲目的。方东美先生说：“哲学不能烘面包，但是能使面包增加甜味。”换言之，哲学不能当饭吃，但是能使人知道吃饭是为了什么。

我自十八岁开始研习哲学，至今三十五年。先由西方哲学入手，知道哲学家必须具备“澄清概念、设定判准、建构系统”的功力，否则难以形成一贯的见解，更谈不上引领时代的思潮。西方如此，中国亦然。我近年致力于解读儒家与道家的经典，发现其中所蕴涵的人生智慧，可以与西方哲学家的最高境界并驾齐驱而相融互摄。经由合宜的诠释，我们可以同时品味及享用中西双方的成果，进而在回答自己“人生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时，会觉得充实、圆满而喜悦。

我在台湾大学为全校同学所开的通识课程，名称即是“哲学与人生”，十余年来选课学生将近一万人。我在设计课程内容时，兼顾西方与中国，侧重人生与文化，而以哲学的思辨方法贯穿其间，以下稍作说明。

在开宗明义介绍“哲学是什么”之后，我以西方为焦点，探讨“思想方法”、“人性的真相”、“神话与悲剧”。这些是普遍的知识背景，提供了由人生省思走向哲学的途径。接着，西方哲学家之中对人生做过亲切考察的不在少数，我以希腊时代的“苏格拉底”与当代的“存在主义”为代表，并且以“荒谬之超越”为其结束，由此显示现代人困处于荒谬情境，仍可力图超越。

到了课程后半部分，首先综述“中国哲学的起源与特质”、“儒家的风格”与“道家的智慧”。许多同学至此忽然觉悟，原来自己的传统文化中也有哲学，也有体大思精的人生哲理，也有玄妙卓越的人生境界。只要心平气和，不存任何偏见，将会发现所有文化都有其安身立命的秘方。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多加认识，取精用宏，使之再现生机与活力，不是十分恰当吗？

既然谈到人生，就不可忽略“艺术与审美”、“宗教与永恒”、“教育与自我”这三个题材。我们由哲学角度所作的解析与评论，是否较为周全？是否会比“见仁见智”稍好一些？最后的结论是“文化的视野”，这也是通识教育的目的所在，希望有助于拓展学生的眼界与心胸，使他们不仅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也能在特定议题上采取合理的原则与立场。

这门课于1986年开始讲授，当年我即有幸获《民生报》评选为校园热门教授。十年之后，竟又被台大学生的“终身学习网站”票选为全校最佳通识课程第一名。我在教学时“乐在其中”，而无意以此自满。

我从历年来每次上课之后的“问与答”，学会了表达、答问与论辩的技巧，使我提升了与人分享心得的能力。我的讲义内容不断增订，并制成了CD，已付诸发行。此次将上课录音整理为文字，再经修订润饰而成此书。十余年来的心血付梓，只有感恩与喜悦可说。

结论：文化的未来展望#

多元化与全球化#

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本土也不例外，譬如原住民有原住民的文化，不同族群之间都会有所差异。除此之外，还有大陆人、闽南人、客家人的文化。由此可见，文化是多元的。多元是指各个文化自成系统，跟其他文化可以互相对照参考，但是无法完全融合为一。

多元化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1994年之后，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1927—2008）提出“文明冲突理论”。他指出，二十一世纪将会出现三大文明的冲突：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儒家文明[3]。可能有人会问：“既然提到多元化，为什么没有谈印度教或佛教等宗教？”这是因为这些宗教有轮回的信仰，他们把生命的重点放在来世，因此不会在这个世界上你争我夺。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要争的是千秋，而不是一时。但是，离开一时，千秋何在？信仰印度教与佛教的地区，现代化缓慢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相信轮回，所以何必急着现代化？现世的舞台就留给其他宗教去表演吧。

然而，其他宗教照样有许多冲突，这都是由人的欲望所造成的，譬如扩充经济实力、成就世界霸权等。并且，一个社会本身的文化，往往要通过排他性来产生内聚力。

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当前许多大国的目标，希望促进世界地球村的实现，但是基本上有各种经济的考量，譬如签署京都协议，主张限制能源的使用。而事实上，美国本身是最应该被限制的，美国人口只占全世界的百分之四，却消耗全世界四分之一的能源。美国希望其他国家不要发展核子武器，是因为自己已经部署完毕，这种心态相当主观。美国总以圣人自居，要求所有国家相信它，由它来安排世界的秩序。全球化如果从既成的现实条件出发，实在是不公平也不可取的。

全球化其实不可能实现，因为如果真正达成全球化，全世界应该只使用一种语言，也就是最强势的英文。你能想象以后中国人人与人之间都以英文交谈吗？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文化是一代一代发展下去的，不可能从某一代开始，每个人的英文全部提升至流畅娴熟之境。并且，如果使用英文，要学习什么材料？莎士比亚吗？文字和语言是人类生命的重要内涵，我们怎么可能舍弃中文？“9·11”事件之后，本·拉登的威胁一直对美国形成困扰，有人问：“恐怖分子到底如何才会停止攻击美国或自由世界？”答案是：“所有美国人都改信伊斯兰教。”美国人会因此改信伊斯兰教吗？当然不可能，因为逼到极端，他们也会起而捍卫国家。

目前谈论全球化所得到的结论，只是一些很边缘的题材，譬如：要重视环保问题；或者，要有全球伦理、各国互相尊重等。这些主张既空洞又抽象，实现之日遥遥无期。

各文化基本理念的沟通#

各文化基本理念（如宗教）之间，要如何沟通？在这方面，儒家与道家可以扮演重要角色。这是我最近所持的观点。上述提到儒家的人性论与道家的自然观，这两种想法可以让全世界接受。譬如，主张人性向善，做人以真诚为本。一个真诚的人，会发现内心的强大力量，而实践自我的时候，则需要适当的礼与法来规范。这种说法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至于行善的程度，则要配合各自的信仰去实践。

儒家对人性的看法没有任何勉强之处，不会因为相信人性向善论，就无法接受原罪说。相信人有原罪，是一个人的信仰，但是活着的时候，该做的事不做，或者做了不该做的事，都会心里不安。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我在比利时与荷兰教过一些外国学生，我特地问他们，在车上看到老太太站着，如果自己不让座，是否觉得不安？外国学生听到这个问题都要思考一下，因为在欧洲很少发生这种情况，每个人上车几乎都会有位子可以坐。但是他们想过以后的答案都是肯定的。这说明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性向善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

道家的自然观也很容易让人接受。现在全世界都在谈环保，这种问题很难从儒家的角度切入，因为古代没有生态破坏；如果从道家的角度切入，好像层面又太高，因为道家基本上是欣赏大自然。但是道家的思想确实能够让人看得更远。由此可知，古代的智慧对现代人而言，反而变成对未来很好的引导。

我对中华文化深具信心，正因为我认为儒家与道家这两种思想，对所有现代人都是重要的参考，并且不会引起任何冲突。所以，文化的沟通绝非不可能，只要从人类的生命经验去作适当的解释，就能够顺利开展。

在善的基础上发展真与美#

善可以说是“人与人之间适当关系之实现”。研究西方哲学的人都知道，善是不能定义的。有人说：“善是做该做的事。”但什么是该做的事？或是说：“善是恶的反面。”那么，什么是恶？也有人说：“善是结果有利于大家的。”但是一般人不会做有利于群体的事，而会做有利于自己却伤害群体，或者是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群体的事。这样继续推衍，善将变成一种实效主义或效益主义。由此可知，善的原则很难厘定。

康德对于善的要求很严格，他认为善是“我认为该做我就做，不考虑任何效益”。举例来说，如果我到医院探病，对生病的朋友说：“我来看你不是因为我喜欢你，也不是因为看了你心里比较愉快。我来纯粹因为你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应该来探望你的病。”这种态度才是康德所谓的善。但是对方听到这番话一定会觉得：“你回去算了！”

康德这种看法自有高尚的理由，亦即你去做一件该做的事，不是为了任何理由，纯粹是因为你该做，所以做。遵守义务与规则，远超过你对一个人的好感与情意。然而这种冰冷的人际关系，不太符合实际的生活情况。而儒家所说的“为善最乐”，与康德所说的“为善不乐”，两者也难以相容。

一旦我们能建立行善的原则，就可以谈真与美了。真与美其实都需要机缘。譬如求知就需要机缘，一个人如果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将变成文盲，不过他还是生活愉快，因为他可以一生行“善”，实现自己与别人之间的适当关系。

再谈到审美。审美是很主观的，一个人觉得美的，在另一个人眼中，可能完全没有感觉。譬如，你去看马蒂斯的画展，也许看不出其中奥妙，只知道价格高昂。又如听音乐，如果问一个音乐系学生，哪些乐曲比较好听，他一定会推荐贝多芬、莫扎特、巴赫这些音乐家的作品。但是你听了可能无动于衷。那么，到底什么才是美？美是由别人所界定的吗？当然不是。

总而言之，善是人生的基础，由此再随机缘增加真与美的部分。这三者互相配合，生命才能发展得比较圆满。哲学之有益于人生，就在于阐明这其中的道理，开拓一条人人可行的康庄大道。

[1] 他的名著是《中国科学技术史》，内容多达数十卷。

[2] 分别参见《论语·子罕篇》与《论语·述而篇》，以及本书第一章注。

[3] 亨廷顿对儒家的理解是有偏差的。他把儒家等同于中国内地的政权，把中国内地经济的发展当做儒家文明势力扩充的具体表现，并且将其加入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这两个长期处于对抗的文明，使之变成三个文明鼎足而立。

引言：中国有哲学吗？#

习惯了西方哲学的思考模式之后，许多人心中难免浮现一个疑问，就是：中国有哲学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任何一个群体所形成的文化中，一定有其属于哲学的部分；并且，中国古代也确实出现了可以称为哲学的几派思想。以下先就这两点稍加说明。

有文化必有哲学#

首先，有文化必有哲学。我们将在本书第七章《文化的视野》中，详细探讨此一观点。在此，不妨先作简单的剖析。文化有器物、制度、理念这三个层次。理念层次保存的是无形而重要的理想及观念，通常展现于文学、艺术、宗教与哲学中。哲学的特色在于进行“完整而根本的”思考，再以几个关键概念来解释宇宙与人生的复杂现象。譬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显然代表人类的信念；而哲学的任务在于探讨：何谓善与恶？如何分辨善与恶？人为何应该行善避恶？在善恶报应无法公平时，又作何解释？

因此，如果没有哲学，文化中的理想与观念无法得到澄清与辨明，而人们的生活只能依赖宗教中的信仰及习俗中的禁忌来维持稳定。事实上，每个民族在古代都有一段很长的时期，正是如此度过的。这一点我们在《哲学与人生》（Ⅰ）第四章《神话与悲剧》中，也曾以西方为例说明。换言之，哲学是“化隐为显”的工作，把隐含在生活秩序中的信念，以清晰的概念展现出来。

譬如，在孔子（公元前551-前479）之前的一千多年，中国有三部主要的经典，就是《周易》、《尚书》、《诗经》。这三部经典所保存的不只是古人经验的记录，还有他们长期生活中所提炼出来的智慧。《周易》从自然现象的变化，看出人类趋吉避凶的法则；《尚书》从帝国朝代的兴亡与更替，看出“天命”的基本要求；《诗经》则充分反映了古人对正义与仁爱的信念，以及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哲学的根苗早已在滋长之中，只是等待时机成熟及哲人的诞生。

我们稍后讨论中国哲学的起源时，会针对《周易》与《尚书》的相关材料，揭示其中有所谓的“变化哲学”与“永恒哲学”。在此所谓的哲学，是指其中有丰富的思考成分与完整架构，足以让人安身立命。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属于“早熟的文明”，与其他文明相较之下，显示高度的礼乐文化以及合理的人文精神。这种说法是可以成立的。

中国古代的哲学流派#

其次，到了春秋时代，传统的政治结构开始崩解，于是好学深思的人勇于提出新的理念来说明宇宙与人生是怎么回事。庄子（公元前369—前286）是战国时代的道家代表，他的著作中有一段话，描写“古代”（哲学家出现之前）的状况。他说：“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庄子·天下》）意思是：“古代的人真是完备啊！他们配合神明，取法天地，抚育万物，调和天下，恩泽推及百姓，明白治国的根本原则，也不疏忽法度的末节，不论时间空间上的任何领域，事情上的小大精粗，他们的功用都无所不在。”

随着此一理想世界幻灭之后，各家各派的学者竞相发表言论，意图引动风潮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当时声势较为显赫的有六家，就是：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其中又以前三家特别值得留意。譬如，儒家以理性而温和的态度，希望通过经典的诠释而“承先启后”；道家则有“革命派”之称，因为他们主张“以道取代天”，由此避开天与天子（人间帝王）之间的复杂纠葛，重新恢复自由思考的无限领域；墨家则有“保守派”之称，因为他们依然坚持相信“天志”，认为上天希望看到人间和乐，同时人们必须学习“兼爱”，以无私与无差等之心，平等对待每一个人。墨家团体不仅保守，并且强人所难，以致到了秦汉之后就失传了。

法家思想在战国末期大为盛行，最后还帮助秦始皇统一天下。不过，此派的重点在于取得现实世界的成功，侧重手段之效用，而忽略“以人作为目的”的立场。秦朝二世而亡，亦与此直接有关。譬如，法家以韩非为代表，他一方面师承儒家的荀子，另一方面以《解老》、《喻老》来诠释道家老子的思想，这两种不同体系的哲学糅杂之后，无法形成一套体大思精的系统，以致在谈及宇宙与人生的问题时，程度既有限，说法又牵强，到了后世就无法持续吸引人才，加以发扬光大了。

此外，名家强调名实关系与修辞辩论，虽有趣味但大多止于“言谈”层次，对实际人生并无影响。而阴阳家在汉代虽有辉煌时期，但其思想局限于具体形质的宇宙，却又辅以灾异之说，以致在天象与人事之间逞其聪明，乃日益远离理性之途，成为历史陈迹了。

因此，只有儒家与道家演变而为中国古代两大学派，从此一路左右并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与基本心态。直至今日，一谈到中国哲学，立刻跃上舞台的即是儒家与道家。不过，这两派哲学并非凭空出现，在它们之前的一千多年，中国已经拥有两套思想系统，可以称为中国哲学之“起源”。以下分别加以说明。

中国哲学之起源#

关于中国哲学之起源，我服膺业师方东美先生（1899—1977）的主张，认为早在儒家与道家出现之前，中国人在理念上已经肯定了一套永恒哲学与一套变化哲学。这两套哲学有如火车的双轨，使中国民族长期存续发展。那么，它们如何构成相辅相成的双轨？

首先，人为万物之灵，其灵在于觉知自身的处境：一方面是在时间之流中，思索如何面对刹那生灭的变化；另一方面，又想辨明自身存在的意义，亦即理解此一短暂人生究竟有何目的。一个文化传统，如果侧重前者，就会强调因应变化，顺势而行，求取今生今世最大的成就与利益。历史上许多帝国皆在极盛之时，种下败亡的因素，最后沦为考古学所研究的遗迹。那么，如果侧重后者，情况又会如何？会凸显其信仰层次的建构，争千秋而不争一时，因为企盼来世之报应而能够忍受此世一切苦难。这样的民族往往具有鲜明的宗教性格，但是也因而可以绵延不绝。印度人与犹太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印度人的传统信仰是印度教，配合种姓制度的社会结构，相信轮回转世之说，因而在承受苦难的能力上高人一等。他们重来世而轻此世，重修行而轻享乐，不易与人为敌，自然也没有亡国灭种之虞。犹太人相信惟一真神，更深信自己是真神之选民，因此历经三千多年的颠沛流离，还惨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浩劫”，却依然存续下去，并且多难兴邦，培育出来的杰出人才，在人类心智与灵性的领域闪耀光芒。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重永恒而轻变化。试问：谁愿意保有宗教信仰而在现实世界一筹莫展？谁不希望两者兼顾，相互搭配而持盈保泰？中国古代就达成了此一理念。或者更可说是：中国能够从文明古国一路发展，历经数千年而不坠，正是因为先圣、先贤以其高明的智慧，在这两方面有所建树。代表永恒哲学的，是《尚书》中的《洪范》，代表变化哲学的，是《周易》。我们以下分别介绍之。在介绍这一部分的资料时，将会引述不少原典，若能耐心读完，则所领悟的不只是古人的智慧，也将是我们省思自己人生时的美好借鉴。

《尚书·洪范》：永恒哲学#

《尚书》是古代的历史文献，记录从尧、舜开始，到夏、商、周三代的资料。其中有些篇章的真伪受到质疑，但是大体而言，仍可展示古人（尤其是统治阶级）的基本观念与实际作为。以下介绍《洪范》中的主旨。

周武王在约公元前1122年，取代商朝成为天子之后，深知想要治理天下，必须借重前朝的经验。于是他前往拜访商朝的遗贤箕子（商纣王的叔父），他说：“呜呼！箕子，唯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这句简单的问话，含意非常丰富。首先，周武王相信“上天暗中保佑下界人民，帮助他们获得安定的生活”。古人所信的是天，天是真正的主宰，帝王称为天子，必须代替天来治理百姓。但是如何治理呢？有一套“治国安民的常道次序”，留给了更早的帝王，所以周武王现在要虚心请教。

箕子是商朝遗贤，当然知道商朝兴亡之理，但是他把答案推到更早的夏朝，亦即当大禹治水成功之后，上天就赐给他“洪范九畴”（九类大法），由此可以治国安民。箕子的回答牵涉了古代的一则神话，不过，重要的是：“洪范九畴”有一个神圣的来源，而其中的核心理念就构成了我们所谓的永恒哲学。以下我们将稍加解说此一宝贵的资料。

先就其大纲来说：“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以下分别说明其详细内容。

（一）五行

所谓“五行”，是指水、火、木、金、土。这是人类在大自然中所见的五种素朴的材质。人类的生存要靠五行来支持，所以必须明辨其性质，如“水向下渗透，火向上燃烧，木可以弯曲伸直，金可以随意屈伸，土可以生产百谷”；由这五行还牵连出人类的五种味觉，分别是：咸、苦、酸、辛、甘。换言之，自然界的五行在人类的感觉与理解中，会显示特定的性质，由此提供了可利用的条件，让人类在文化上继续创造发展。

（二）敬用五事

五事是指人的五种本能，如“容貌、言语、视察、听受、思虑”。这些本能的表现有一定的要求，譬如，“容貌要恭敬，言语要有条理，视察要清楚，听受要聪敏，思虑要通达”。只要符合上述要求，则效果必佳，分别是：“表现严肃，办事顺利，明辨一切，谋事成功，成为圣人（古代的‘圣人’是指无所不通的智者）。”换言之，这里所谈的是人类世界的基本条件，是期许人人由其特殊本能，表现恰到好处的作为，以便融入群体生活，共享幸福。人是社会性的动物，除了个人具备基本修养之外，需要国家层面的整体规划，否则无法保障其福祉，以下第三、第四项即是此意。

（三）农用八政

农用八政之意是切实办好八政。八政是国家施政的八大领域，就是：“管理粮食，管理财物，管理祭祀，管理住行，管理教育，管理司法，接待宾客，治理军务。”一个政府的主要部门大致如此，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祭祀”，古人所祭的对象有三：天或上帝，自然神，以及祖先。它代表宗教信仰的仪式，要让人民知道人生不是当下的刹那生灭，死亡也不是沦入未知的虚无。人类活在世间，借由定期的祭祀，可以与生命的大源、自然界的母体，以及自己的祖先，保持适当的关系。

（四）协用五纪

协用五纪之意是调和阴阳，要用五纪。阴阳是指自然界的动力而言，其变化显示于天象，作用于人间，所以要由“天官”来观察及记录有关“岁、月、日、星辰、历数”等五纪的一切细节。在农业社会中，五纪直接影响人民的作息。

（五）建用皇极

“皇极”即是大中（至大谓之“皇”，至中谓之“极”），亦即最高正义或绝对正义的原则。这是整篇《洪范》的精神所在。人的社会向来极不单纯，在人际互动的过程中，各种有心或无意所造成的恩怨可谓层出不穷。因此之故，人人心中所期盼的正是“绝对的正义”。谁来代表天意而维持大中呢？当然是天子了。以下是一段精彩的描述：

“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曰：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1]

“天子”是天之子，相对的，即是“作民父母”，因为古人相信“天生烝民”（《诗经·大雅·荡》）。天子所推行的王道是以“大中”（绝对正义）为目标，亦即要让百姓对“善恶报应”这种正义要求得以实现。这无异于以政治来实践宗教的目的，欲使人间成为幸福之地。这种理想就是“永恒哲学”的表现。以此为理想，人民活在变化多端的世间，不会丧失行善避恶的信心，同时对美好的未来抱着希望。相对于西方的发展，中国古代的政教关系确实自成一格，颇有特色。“皇极”在九畴之中，正好居中。在此之后，所侧重的是后续效应。

（六）乂用三德

“乂用三德”的意思是治民要靠三德。“三德”是指：刚正不阿，以刚制胜，以柔制胜。这里所谈的是人际相处之道。正直是首要原则，接着就须妥善运用刚与柔，亦即刚柔并济。对顽强者，采取刚的策略，使他有所收敛；对柔顺者，则温和有加，使他增益信心。

（七）明用稽疑

明用稽疑的意思是一国之君若要明辨疑惑，必须使用各种方法。古代有卜与筮。卜是用龟壳卜卦，筮是用蓍草占卦。今日所谓的甲骨文，即是古代卜卦的遗迹。根据目前所有的甲骨文，我们已可断定夏朝历史之可靠性。

《洪范》内亦记载，古人遇到疑难时，除了使用卜与筮之外，其实还有三种更常用的方法，就是国君“自己”（乃心）多加考虑，接着与执行政务的“卿士”商议，然后还须与“人民”（庶人）大众商量。因此，合而言之，共有五法。如果全部使用，则采多数决（亦即五者之中，有三者相同则采行）。这是否表示理性的考量已经出现？当然，卜与筮所要询问的对象是天意。在古代民智未开时，天意对于民意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如果担心天意受到国君操纵，则古人也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亦即“上天的视听均来自小民百姓”的说法。由此可见，凡是与国家或大众有关之事，总是以谨慎为要。

（八）念用庶征

“念用庶征”的意思是人的思考必须根据外界各种现象。四季变化与气象，势将影响农作物之生产，随之也将影响人们的心绪与行动，进而干扰到社会与国家。因此，要仔细考察“雨、晴、暖、寒、风”，若是五者不能调顺，后果将是不幸的。在此有些观点涉及自然与人事之间的对应，有些阴阳家的倾向。不过，就人的言行无法脱离自然界的运作而言，此说仍有参考价值。

（九）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用五种幸福引导人行善，用六种困苦警戒人为恶。所谓“五福”，是指“寿、富、康宁、攸好德（亲近有德）、考终命（长命善终）”。所谓“六极”，是指“凶短折、疾、忧、贫、恶（丑陋）、弱（懦弱）”。这种说法是想以现世的遭遇来作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验证。这种观念既古老又朴素，与后来儒家与道家的思想大异其趣。譬如，孔子主张“杀身成仁”，就不会在乎这种观念；而老子认为“金玉满堂，莫之能守”，也不会在乎这种观念。由此亦可反证上述“洪范九畴”之说，确实是十分原始的信念。

以上九大范畴，足以建构一个国家。其中从自然材质谈到人类属性，从政务规划谈到天象规律，然后推出至高理想——皇极，以此作为国家的指导原则，亦即人群组成国家是为了体现绝对正义。接着，由“三德”再到“稽疑”，由“庶征”推至“五福、六极”，以作为个人具体的报应参考。于是，我们有了一个像北极星一样的恒定之点，要将人生指向“大中”之体现。有此目标，人生才不至于失望与落空。

对古人而言，此一信念的作用无异于宗教的稳定力量。问题在于：如果“天子失德”，不但无法维持正义，反而作威作福，欺压百姓，又会有何后果？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礼坏乐崩，天下大乱，然后才有“哲学的突破”，才有儒家与道家的立论与宣扬。我们稍后还会说明这一点。在此，所要接着探讨的是变化哲学。

《周易》：变化哲学#

天地之间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变化提醒人们：今日异于昨日，明日又将不同，甚至没有任何一刹那不在变动之中。如果无法把握变化的规则与方向，则将时时刻刻生活在不安与恐惧之中。我国古代有《周易》一书，又名《易经》，由其书名可知，是周朝有关“变化”的著作。据说，夏朝与商朝也有同类著作，分别称为《连山》与《归藏》。今日所知者，则为《周易》。

《周易》有“经”与“传”两部分。“经”是最早的资料，内容有六十四卦的卦象，以及每卦的卦辞与爻辞。据说那是周文王被拘禁时所作的。所以，后来有“《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经·系辞下》）的说法。所谓“中古”，即指周文王的时代；所谓“忧患”，即指文王为天下人而忧患。当变化转遽时，一切将趋于灭亡，还是可能变好或变坏呢？人类仔细观察自然界的变化，应该可以找出一些规则，那么至少可以顺着天时地利，安排自己的生活；这些规则与人生的具体处境，也有或深或浅的关联，那么何不由之找出趋吉避凶的方法呢？

《周易》的主体是六十四卦。每一卦皆由六爻组成，爻有阳爻（—）与阴爻（––）之分。由三爻组成的基本卦有八个，就是：乾、坤、震、艮、离、坎、兑、巽。有一个简单的口诀是：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碗，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

这八卦即是符号，用以代表自然界的八大现象，亦即依序是：天、地、雷、山、火、水、泽、风。一般所见的八卦图如下页图。依此图来观察每一卦时，要以中间的太极图为中心点，向外再由下而上，譬如，震卦是，艮卦是。

由基本八卦再两两配合，就成为六十四卦了。譬如，“乾卦”是六爻皆阳，而“坤卦”则是六爻皆阴。每一卦皆有简单扼要的卦辞与爻辞，这些就构成了“经”的部分。

“经”之外，还有“传”，是最早的注释。“传”有十部分，又名“十翼”（翼为辅助之意），就是：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关于《十翼》的作者，一般认为是孔子的弟子数代相传的结晶，因为其中屡见“子曰”，并且基本立场是要人进德修业，成为君子。譬如，乾卦《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象传》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周易》的基本原则，是观察自然规律以安排人的言行。自然规律是变化中有其不变，循环不已而永葆生机。因此，人要学会“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下》）。古代圣人制作这一部经典，目的是：“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系辞上》）希望能够了解天下人的心意，使大家和衷共济；能够成就天下人的事业，使大家安居乐业；能够决断天下人的疑惑，使大家充满信心。

《系辞上》有一段话对于《周易》的功能，作了中肯的描述：

对“宗教与永恒”这类题材的探讨，在人的一生之中迟早会出现。早遇上的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比较不幸，因为他可能提早经历生命中的各种忧患，而有探究人生一些终极问题的需要。然而，如果一直忽略此一题材，人生很可能会走在岔路、歧路，甚至是迷途上，直到最后蓦然回首，这种迟来的领悟有时候未必是一件好事。譬如，人在面对痛苦时，要思索这是因果报应，还是合适的磨炼；陷入罪恶的旋涡时，会自问责任归属以及希望何在；等到面临死亡的关卡时，更希望能理解是否有死后的世界。因此，随着年龄增长，最好能够在这方面有更深入的了解，以界定一幅周全的人生蓝图。

对宗教之批判#

近代以来，科学发达，人们推崇理性至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对宗教都有一些批判。在这些评论中，有一部分值得参考，但是大体来看，难免带着学术上的偏见，因为某些宗教题材超越了理性所能判断的范围。

自然科学主义：无对象可言#

以中世纪的西方来说，宗教原本是弥漫在人的整个生活之中，直到1500年前后，即使是文艺复兴已蓬勃开展，而科学革命逐步出现的年代，宗教仍旧压制着知识的发展。最早主张地球不是宇宙中心的人，大都受到宗教迫害，甚至被烧死，如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当时很多人因为害怕受到折磨，尽管发现宗教与科学有所冲突，也不敢明白说出来，如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于1616年被宗教裁判勒令放弃地动说。

其实科学与宗教本身并没有这么大的冲突，往往因为既得利益者受制于私心与欲望，才会产生复杂的问题。举例来说，宗教界害怕科学界说了太多真话，使他们的权威受到挑战，因此想尽办法打压新的言论。事实上，宗教的权威本来就不应该用在有关自然世界的解释，因为宗教对自然界的看法，只是固守着一千多年以来所谓的托勒密（Ptolemy）天文学。托勒密天文学主张“地球中心说”（或“日动说”），而近代以来科学所主张的是“太阳中心说”（或“地动说”），这其中的转变简直是天翻地覆。

自然科学在近代以来的发展令人赞叹，相形之下，宗教只能慢慢退守，最后退到一个很小的领域，像是灵异、个人迷信这种范围。反观自然科学，则显示一个特色，就是非常客观，也相当谦虚——无论是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等，都有各自的领域，而分门别类的专家很少会在自己的领域之外任意发表言论。我们可以询问：“有哪一种自然科学有权利对宗教的本质提出意见？”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自然科学拥有这种权利，因为自然科学探讨的是自然界，与宗教信仰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换言之，无论这个地球如何变化、是不是宇宙的中心，都不会直接挑战对人类生命的起源与归宿之信仰。

目前自然科学对宇宙的来源有两种解释：“黑洞说”与“爆炸说”。这两种说法都还在观察研究的阶段，尚未获得定论，因为人无法回到过去，重新经历整个过程。然而，无论是哪一种说法，都有一个明确的前提，亦即“宇宙是有开始的”。有开始之物必然有结束，因为它本身并未拥有“使自己存在”的力量。所以，在自然科学的观点下，宇宙到最后必然会以某种方式结束。既然自然科学承认宇宙是有开始的，那么我们可以思考：“在宇宙开始之前是什么情况？为什么要有开始？”这其中就产生了信仰的空间。

有些人认为因为我们看不到上帝在哪里，所以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一位香港的教授曾经在研讨会中提到，他女儿七岁的时候第一次坐飞机，当飞机升上空中后，小女孩忽然说：“我现在才知道上帝不存在。”他女儿原本以为到了空中以后，可以在窗外看到上帝，结果发现并非如此。事实上，如果你认为上帝应该在某一个地方，就代表你相信上帝是一个实物，因为实物才需要具有方位。换言之，如果上帝不是物质性的，就没有“在何处”的问题。然而，如果上帝不是物质，那又是什么？上帝是属于精神性的，这一点稍后再作进一步讨论。

总而言之，自然科学家在原则上应该客观、严谨而谦虚。若一个人以科学家的名义批判宗教，那么他显然已经跨越了本身的范围。也有很多科学家是以个人身份支持宗教的。例如，爱因斯坦曾说：“一个人对于宇宙和人生，一定要存在敬畏的心，因为其中充满了许多奥秘，而这些奥秘永远不能被解释清楚。”就连科学家也应该以一种敬畏的心面对奥秘，如此一来才有可能不断发现更多真相。

如果科学家认为上帝不存在，找不到研究的对象，那么就应该保持缄默，因为对一个没有把握或没有对象的东西，不能说它“是”或者“不是”，否则将会变成一种“自然科学主义”，亦即认为唯有能够经由科学方法或客观经验加以检证的，才能称为存在。如此一来，世界上存在的东西未免太有限了，连人也只能被分析为一堆化合物了。

社会学主义：社会之工具#

社会学家对宗教的批判，要比自然科学家更为有力，因为社会学所研究的是人类的群体现象。在此以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为例来说明这一点。涂尔干是法国社会学家，代表作是《自杀论》（Suicide）。他曾经说过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宗教是社会的工具。”这种说法的根据是：每个人都有自私自利的倾向，而社会是群体生活的领域，所以个人可能会破坏群体。为了避免整个社会被许多自私自利的个人所破坏，因此必须发明宗教和上帝来约束个人。

有些人不怕别人，却害怕鬼神，因此宗教对人确实有一定的约束力。政治领袖也常常希望宗教人士能够帮忙维护社会的善良风气，因为宗教可以稳定社会，避免个人以私心侵害整体利益。然而，宗教真的只是社会的工具吗？其实并不尽然，在此可以提出三点批评来反驳这种论点。

首先，宗教所揭示的人生戒律，必然是超越法律的。法律毫无疑问是社会的工具，但是宗教的戒律，却往往比法律更严格，更深入人心；宗教所宣扬的博爱情操，也高于一般的道德理想。

其次，宗教的诉求是针对普遍的人，而不是社会中某些特定的人。很少有一种宗教是局限在某个地方，而外人无法接触的。尤其是大型宗教，往往能够跨越不同的民族及不同的时代。

有一本书《僧侣与哲学家》（Le moine etleephilosophe）[1]，内容记载的是一对法国父子的对话，父亲是有名的政治哲学家，儿子则是信仰藏传佛教的喇嘛。这个家庭非常杰出，除了爸爸是哲学家之外，妈妈是艺术家，还有一个舅舅是航海家，所以他们经常与当时法国杰出的人物来往。他自己则是法国巴黎大学生物学博士，老师是诺贝尔奖得主。他在准备读博士之前，看到了一些幻灯片，介绍西藏喇嘛的生活，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这些人虽然生活得很穷困，身上却散发着一种稳定的力量。他很好奇，就到喜马拉雅山去了解及学习喇嘛的生活。

他说：“我在喜马拉雅山的时候，很快就忘记了巴黎；但是回到巴黎，却忘不了喜马拉雅山。”因此他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告诉父母：“我已经满足你们的要求了，从现在开始我要做我自己。”然后就到喜马拉雅山修行。二十年后他与父亲在出版社的安排之下对谈，内容集结为这本《僧侣与哲学家》。

我介绍这个故事，是要肯定宗教的普世性。许多人以为佛教只是东方的宗教，但它可以传到法国，影响一个法国人的一生。在美国也有很多佛教徒，甚至照样出家当和尚。既然如此，怎么能说宗教是社会的工具？若我们认为宗教是社会的工具，就必须指出是哪一个社会。更何况到目前为止，社会都是个别的，没有一个普世性的社会。由此可知，这句话是有问题的。

最后一点，如果宗教是社会的工具，那么为什么很多宗教在被社会压迫时，反而越挫越勇？例如，罗马帝国初期，基督教刚创立时，受到政府相当严重的压迫，被抓到的基督徒只有两种选择，其一是放弃信仰，其二则是被火烧死或抓到斗兽场喂狮子。奇怪的是，这些人被抓到斗兽场后，不但没有痛哭求饶，反而拥抱及感谢狮子。这是因为他们有信仰，并且相信在这一生中无论犯了多少罪，只要能为了信仰而牺牲生命，就可以直接进入天堂。

当宗教与社会发生冲突时，宗教并没有妥协。相反，宗教与社会结合得太好，反而会使宗教腐化。马丁·路德推行宗教改革，就是因为当时的天主教相当腐化，不但发行赦罪券（当时教廷当局对赦罪券的宣传是：只要花钱买赦罪券，死后可以赦免一定期限的惩罚。所以，有钱人无论犯多少罪都可以抵免。这种想法太迁就世俗，把死后的心灵状态，用现世的观念，如物质交换及买卖来考量，相当荒谬），少数教宗甚至有私生子女。这就说明了，宗教如果与社会结合得太密切，取得了太多资源，结果反而会腐化。

由以上几点说明可知，宗教并不是社会的工具：首先，宗教的诉求比法律更高，要求的是更完美的人格表现；其次，宗教所传布的对象并不是个别社会中的人，而是全体人类；最后，宗教与社会之间有时并非相辅相成，反而会产生一种紧张关系，督促社会追求正义。

心理学主义：心理上的拐杖#

心理学家的批判又比社会学家更深刻，因为心理学研究的是个人的心灵状态。西方心理学发展的历史很短，是1879年冯特（Wilhelm M. Wundt，1832—1920）在莱比锡大学设立心理实验室后，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一开始发展就势如破竹，影响力日增，很快就成为所有学科中的显学。正由于心理学受到了高度的重视，我们在此先稍作分析。

心理学与哲学的差别在于：心理学的研究方式是出自假言命题，哲学则是属于定言命题。假言命题就是假设命题，例如，“假如你要去美国，就要学好英文”。在这个命题下，如果不去美国，就不一定要学英文。由此可知，假言命题是可以谈条件的。

哲学基本上属于定言命题，例如，我们活在世界上首先要知道“人是什么”，给“人”下定义，就是一个定言命题。当你知道“人是什么”，接着就要思考“人应该如何”，这种定言命题和假言命题不同，是不能谈条件的。我们不会说：“假如我是人，那么我应该怎么做。”因为我们不可能不是人。

心理学上常用各种不同的动物做试验（设定某种刺激看动物如何反应），然后从它们反应的模式来思考人会有什么反应。但是人和其他动物毕竟不同。

哲学常讨论人的问题，譬如：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人是否有原罪？这些问题看起来好像没有定论，但不能因为没有定论就被忽略，因为这些问题如果没有解决，则“人生应该如何”在根本上就无法说得清楚。尼采说：“如果你弄清楚自己为了什么而活，你就能够忍受任何一种生活。”——一个人最怕的就是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活，那么即使有再好的享受也会觉得无聊。

关于心理学对宗教的批评，在这里以弗洛伊德的学说为例。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又称做深度心理学，或是心理分析学。在他之前的心理学，主要是从外在行为的观察（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有什么样的反应模式）去猜测内心，把人看得太浅显了。弗洛伊德认为，观察一个人不能看表面的行为，而要从深度来看。所谓的深度就是指人的潜意识（或称无意识），潜意识在意识的层面之下，无法被我们知觉，而能够知道人有潜意识，是因为我们会做梦。

弗洛伊德认为宗教是人类心理上的拐杖。每个人心理都有一些创伤，这些创伤一般来说是幼时的遭遇种下了因，造成我们年长之后，常会觉得活在世界上不易快乐。有些人外表看起来很健康，但是内心却很脆弱，容易恐惧不安，这时候心理就好像是脚受伤了需要拐杖撑扶一般，如果有了信仰，心理就好似有了依靠，生活就能够过得比较愉快。

弗洛伊德的理论并非完全错误，因为事实上的确有这种情况存在，但这还不足以解释宗教，因为并非所有人都是内心有问题才信仰宗教。很多心理非常健康的人信仰宗教，纯粹是想真诚地面对自己的生命。更何况，如果弗洛伊德的说法成立，就是肯定不信宗教的人心理上都很健康，但这种说法根本背离事实。

元朝时，有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到中国旅行，回去之后写了《马可·波罗游记》。这本游记是欧洲人认识中国的重要媒介，他把中国描写得既完美又富裕。我们知道这么美好的中国并不存在，但是这不代表真正的中国也不存在。宗教中的神也是一样，我们心里面所想象的神太完美了，这么完美的神可能不存在，但是这不代表真正的神也不存在，因为神对人而言永远是一个奥秘。

因此，心理学家的说法的确解释了宗教的一部分，亦即人的心理需求、主观的意愿及情感，与宗教信仰有密切的关系。譬如，每个人选择的宗教信仰有所不同，是与个人的性格及命运有关。但是光靠心理学仍然不足以解释宗教的所有现象。

语言学：无意义的空话#

关于语言学对宗教的批判，我以英国哲学家艾耶尔（Alfred Ayer，1910—1989）的看法作为参考。他认为宗教语言是无意义的空话。举例来说，很多电线杆上贴着“神爱世人”的标语，究竟“神爱世人”是什么意思？这看起来只不过是人们一相情愿、无意义的空话而已。又如，有些地方会贴着“常念南无阿弥陀佛”，但是念了之后又如何？其他如佛家常说的“万法皆空”“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这些话，听起来都很有道理，却没有清楚说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判断的标准何在，一切岂不是成了自由心证？那么，宗教语言真的毫无意义吗？对艾耶尔而言，所谓的“意义”，是指可以用感觉经验或数学及逻辑来验证的。但是，在此之外，人还有审美经验、道德经验、信仰经验等，难道与这些经验相关的语言都是无意义的吗？语言的意义应该就其使用的范围与效应来判断。譬如，宗教语言对信徒而言显然是有意义的，不但有明确的指涉，也会产生具体的效果。既然如此，何必唯科学语言或感觉语言马首是瞻？

总结以上所说，对于宗教的批判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出发，但这些都不足以使宗教消失，也不足以因此认定宗教完全是迷信，因为人的生命本来就有很多层面，其中某些触及根本的问题，并不在提出批判的学说所探讨的领域内。就自然科学而言，它对宗教完全没有发言的权利，因为自然科学和宗教所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领域；社会学研究的是社会现象，想要以此解释人的宗教信仰，难免不够周全；心理学虽然可以深入人的心理结构，但是一谈到信仰还是有很多奥秘超出了它的范围。语言学质疑宗教信徒说的话没有意义，但是这种能够产生重大作用的语言，又岂是“没有意义”一语所能否定的？

从信仰出发#

宗教与信仰密不可分，因此首先要思考:“信仰到底是什么？”信仰至少包括三种类型：人生信仰、政治信仰、宗教信仰。

（一）人生信仰

人生信仰是最广泛的，一个人的人生信仰就是他所认定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举例来说，孙中山说:“人生以服务为目的。”这就是一种人生信仰的表现。我们交朋友的时候，往往要先看彼此的人生信仰是否契合，由此可以判断彼此是否可以继续交往。

（二）政治信仰

政治信仰是指某种对政治的理想，并且希望通过一群人的组织，得到政权实现这个理想。政治信仰表面上看起来很伟大，譬如很多人为了自己的政治信仰而坐牢。这种人称为“政治犯”，他们往往会受到大家的尊重，参与选举也能无往不利。这就说明了，政治信仰的确有它的崇高性。但是政治信仰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得到政权，因而在手段上可能会产生比较大的问题。

（三）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是三者之中最纯粹的，因为它基本上牵涉到的是所谓的超越力量。“超越力量”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也是宗教信仰的内涵所在，至于教堂、寺庙，或者是做礼拜、望弥撒、祭神拜佛这些仪式，都只是宗教的外显活动而已。

信仰是人与超越力量之间的关系#

信仰是人与超越力量之间的“关系”。所谓的超越力量是指：人间之苦、恶、死的最后诉求；万物存在之充足理由；以及使个人产生绝对依赖感的对象。

（一）人间之苦、恶、死的最后诉求

人活在世界上难免承受许多痛苦，在追问这些痛苦的最终理由时，答案就会指向超越力量。若人所受的苦难毫无理由，死后一切化为虚无，那么谁愿意受苦？大家都会想尽办法、不择手段地逃避一切苦难。许多人愿意受苦并且依然坚持原则，就是因为这肯定了他与神明之间有互动的关系。同样，人到最后都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会去哪里？这也是超越力量领域中必须回答的问题。苦、恶、死都是人类生命的界限，这些是人的理性所无法理解的，因此，必须依靠超越力量给我们一个解释。

（二）万物存在之充足理由

万物的存在必须要有理由。万物在生灭变化中，有开始也有结束。那么，是什么因素或力量，造成了这一切？如果没有答案，则万物的本质无异于虚无，我们也只能困陷于茫然之中，感叹人生之荒谬了。

（三）使个人产生绝对依赖感的对象

在体察了人生的变幻与无常之后，我们会领悟到有生有灭的生命靠不住，除非它能找到一个绝对的依赖对象。人间的各种依赖（如依赖父母、家人、朋友、社会、国家等）都是相对的，没有真正的可靠性。因此必须有一个绝对的力量可以提供支撑，人生才有意义。

综上所述，谈到信仰，首先要肯定它是人与超越力量之间的关系。当一个人面临生命的界限时，会发现有一扇窗打开了，让人体察到一种超越的力量。这种力量和自我之间有一种关系，彼此可以互动，并且使我的生命从根本上改变了。此一关系一旦出现，个人的信仰才可能站稳脚跟。

孔子曾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篇》），知天命表示孔子知道天命与自己有一种关系，并且知道这种关系的重要性。一个人如果要谈论信仰，首先必须知道自己与神明有没有关系。接着，我们要问：“究竟我和神明之间有什么关系？”

我们会说自己来自父母亲，那么父母亲又来自谁？祖父母又来自谁？我们身体的存在当然来自祖先，但是“我们为什么会存在”就与神明的意愿有关了。所以，“我的生命来自神明”，这就是一种人与神明之间的关系，亦即我的生命不是突然的、无奈的、莫名其妙的，而是有理由的，这个理由来自神明的力量。神明如果是我们生命的来源，那么他也须负责作为生命的归宿，这就像道家所说的“道”：万物从“道”而生，最后亦复归于“道”。

超越力量的表现：超越者、超越界#

超越力量表现为超越者和超越界两种形态。当我们讲到超越者的时候，比较有明显的位格性（personality）。许多人都会思考一个问题：“神到底有没有位格性（人格性）？”基本上，我们可以说“神是有位格的”（God is personal），但不能说“神是一个人”（God is a person）。如果我们说“神是一个人”，那么他就不能作为宇宙万物的主宰，因为宇宙万物里面有很多东西与“位格”（person）无关。相反，如果说“神是有位格的”，并不否认“神亦是超位格且非位格的”（God is also super-personal and impersonal）。换言之，神的“personal”是对人开显出来的部分，除此之外，他还有超越人的理性所能理解的部分，亦即超位格的部分；也有非位格的部分，譬如它造了高山、大海，这些就是非位格之物。

谈到“艺术与审美”，除了专门研究艺术的人，一般人不会认为这个主题与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直接关联，他们最多只是欣赏艺术而已。然而，真正研究艺术的人又因为很早就进入某个领域（如：音乐、绘画等），往往局限在狭隘的范围内。这种专业训练虽然可以使人成为某方面的专家，却不一定能够充分掌握艺术的精神，以及它与人类生命内在的关联。正因为如此，这一章所介绍的内容也就显得特别重要。

艺术家的界定#

没有艺术家就没有艺术，而艺术家是一些具有某些特色的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了解这些特色。

以直接的途径，展现新形式与新象征#

“直接”是指“感性可及”的部分，凡是能用眼睛看到的美术作品，能够用耳朵听到的音乐，以及一些具体的雕塑、建筑等，都包含有美的成分。

艺术家相当少见，他们能够使用感性所及的途径（如：声音、颜色、具体的物像、影像等），展现出新形式与新象征。

什么是新形式？形式与内容是相对的，人类生活的内容自古以来相差无几，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过着日复一日、不断重复的生活。

人的心中总有一种创造的冲动，希望通过不同的方式、通过人类心灵所得到的某种启发或灵感，重新品味生命中永恒不变的素材。由此可知，尽管内容相似，但表达的形式和象征却可以不同，而艺术家就是能在这些地方表现出创造性才华的人。他们能以新形式（譬如唐朝的诗、宋朝的词、元朝的曲等）来表达恒久的情感，使人能够体验到生命的新意。

那么，什么是新的象征？举例来说，一般人常说“母亲像月亮一样”，第一个提出这种比拟的就是艺术家，后来重复使用的则是模仿者。一个象征被不断重复使用，就会丧失它的敏感程度，变成陈腔滥调，使人觉得乏味，这时候就需要改取一个新的象征了。

谈到象征和形式，可能衍生几个问题：首先，这将造成艺术作品与人生的距离。如果一种艺术形式需要先了解它丰富的背景才能欣赏，就代表它与当前的人生有些距离。举例来说，绘画有所谓的古典派、野兽派、抽象派等，这些术语各有专门的背景。而一般人看画时不见得了解，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有欣赏的能力。如此反而使得大多数人没有机缘接触艺术。

此外，艺术家有时候很容易与外界隔绝，形成自己独有的内在世界。加上一般人常常误认“你是艺术家，所以你所创作的一切都是艺术作品”，而不是“因为你创作了艺术作品，才成为艺术家”，往往让艺术创作与真实人生的距离更加遥远。

其次，一个作品并非放在街上就可以成为艺术作品，但是任何东西只要进了美术馆都会成为艺术作品。在纽约发生过一件类似的事：有位艺术家把一棵白菜用塑胶袋装起来，下面写着“某人于某年的创作”。有个农夫看到后心想：“这个我也会啊！”于是拿了很多白菜放在塑胶袋里，在街上宣称是艺术品大拍卖。别人却不这么认为，因为在他们看来，艺术家的创作是无价的，而街上卖的白菜不过值几块钱而已。

相同的东西，一旦签上艺术家的名字就变成了艺术品。这是现代社会分工之后用标签来决定内容的一种现象。事实上，要表达出创造性（新形式与新象征）非常困难。我在荷兰教书时，见识了这个国家对艺术创作的重视程度。

荷兰在欧洲虽然是小国，但是却出了梵高（Vincent van Gogh，1853—1890）这位大画家，荷兰政府以此为傲，大力提倡艺术创作，设立许多基金让有心从事艺术创作的人申请。有个心理学家需要钱用，于是假借艺术创作的名义申请补助。

梵　高
Vincent van Gogh
1853—1890

荷兰画家。年轻时立志成为牧师，并在煤矿区传教，体验了矿工的贫困。后赴巴黎，靠开画廊的弟弟支持生活，并接触许多印象派画家的作品；1888年与高更交往密切，后罹患精神病症，于1890年举枪自杀。

他的画作色彩鲜明，阴郁而如火焰般的笔法，充分显露他深受折磨的精神状态。生前只售出一幅作品，死后作品动辄以千万美元计。

政府拨款之后，要求一年后验收他的创作成果。结果，这个心理学家什么都没做，到了视察那一天，他在路边搭了一个台子，自己站上去，旁边写着“我就是艺术品，因为我是独一无二的”。

的确，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但重要的是，他第一个想到用这种方式来表现。以后的人不能再以相同的方式来申请补助，因为模仿就没有创造性可言了。

表达某种集体潜意识，使个人可以过渡到人类#

人类的生命自古至今都类似，必须经历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恩怨情仇、悲欢离合等过程。这种集体的共同感受会造成人类心灵上的复杂情结：有时候觉得孤单，有时候又希望自己独处不被打扰；有时候关怀整个社会，有时候又感叹命运无奈。这种属于集体的潜意识，必须靠艺术家来表达。

当艺术家展现出这种集体潜意识时，会引起大家“共鸣”。以音乐为例，尚未听到某首乐曲之前，并不会感觉自己有任何不足，但是当这首乐曲一出现，我们会开始觉得自己有所失落，好像遗忘了某些重要的东西。一旦有了这种感觉，就说明我们准备要恢复完整的生命了。由艺术创作感受人类有一种共同的记忆，而这个记忆几乎可以说是保存在人类的基因里面的。

这种基因与文化有关，所以中国人有中国人的集体潜意识，西方人有西方人的集体潜意识。西方有许多乐曲都非常悦耳、非常优雅，但是对中国人而言，这些乐曲无论再怎么动听，都不如中国乐曲容易让人感动。这是因为音乐的创作不能摆脱特定的时空背景，当我们听到中国乐曲时，会勾起潜藏于心中共同的情感内容。换言之，这首音乐就是一种唤醒心中共同记忆的形式或象征。相反，外国人听到中国乐曲比较不易被感动，因为他们缺少这样的历史和地理背景。不过，人类还是有共同的潜意识，而真正伟大的艺术作品是可以回应此一需求的。

艺术家有很多类型，诗人就是其中一种。诗人用文字唤醒集体潜意识，因此他们的作品可以一代一代传诵下去，而人们阅读的时候也会发现“于我心有戚戚焉”，自己好像回到了整体[1]一般。

有如雷达观测站，对人类文化的病征提出预警#

文化是会生病的，每一种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都会产生一些问题。尼采说过：“哲学家是文化的医生。”文化之所以需要医生，就是因为它可能会生病。文化为什么会生病呢？因为文化是人类生活、表现、发展之所在，人类的问题层出不穷，文化当然也就可能出现问题。

我们介绍中国文化时曾经提到过，文化会经历兴、盛、衰、亡四个阶段。那么，谁能够观察出文化何时会衰亡呢？尼采认为哲学家可以，我个人则认为应该先找艺术家来诊断，因为艺术家有能力点出时代的趋势。

以毕加索为例，他于1957年在纽约展出生平画作，将他的作品分成数个阶段，以下就几个比较重要的阶段分别介绍：

（一）1924年以前（古典时期）

毕加索最初创作的作品完成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这时期的作品很多都相当唯美，是一种希腊人物的反射，内容多呈现出俊秀、美丽的青年男女在海滩上嬉戏追逐。这反映出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情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伤害还不算太严重，所以整个情势还算是缓和。

（二）1925年至1936年（蜕变时期）

渐渐发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左右。这时候整个欧洲的气氛变得非常诡谲而复杂，德国希特勒的势力也开始兴起了。这时期毕加索的画充满了人间存在的不确定性。

毕加索
Pabto Picasso
1881—1973

西班牙画家。在巴塞罗纳艺术学校即有神童之称，十九岁至巴黎学画，由马蒂斯（Henri Matisse，1869—1954）、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塞尚等人的作品中深获启发，再创了立体主义的画风。立体主义所关心的是：如何在平面的画布上画出具有三度，甚至四度空间的立体的自然形态。他自九岁开始作画，画作在质与量方面都十分惊人。

（三）1937年至195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

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的作品以灰色为主色调。灰色当时是坦克车和枪的颜色，这种暗色系会让人感受到一种压力。到了1937年西班牙内战之后，也就是在创作了《格尔尼卡》（Guernica）这幅作品之后，这种画风更为明显，这幅作品中的人物全部是扭曲的，整个割裂后重新拼凑。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约是1940—1950年后，整个世界呈现出一种撕裂的局势，因此毕加索的作品在此时大都没有主题，画作不再有“名称”，只留下“编号”。

毕加索的作品是他敏锐心智的表现，反映出当时人类的处境。一般人因为看不到全面，无法表达得这么清楚，艺术家则可以体察真正的脉动，就像雷达观测站一样，在敌机即将来袭之时，侦察到那股氛围；而一般人只看到晴空万里，以为一切平静安详，无法预测危险即将来临。

在人神之间挣扎，以创造力反叛死亡#

艺术家比一般人敏感，而如此敏感的心灵是要付出代价的。要成为艺术家并不容易，因为他们必须在人神之间挣扎。人代表有限的、会死的生命；神则代表不朽的、永恒的生命。艺术家从天上偷了一些永恒的东西给人类，所以西方用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来象征艺术家[2]。

人终究会死，但是艺术家却用创作表现出永恒之美，这些创作也能够在他们的生命结束后继续存在。这些永恒之美需要后代人欣赏才能展现出来，否则即使是千古名画，却藏在地窖中，也没有用。由此可知，艺术家面临的压力相当大，他们心灵上的挣扎、冲突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而这种真正的紧张和痛苦也只有伟大的心灵才能承受。

有一段关于美籍立陶宛小提琴家海菲兹（Jascha Heifetz，1901—1987）的故事。海菲兹是当代第一流的小提琴家，某次英国著名的幽默文学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听了他的演奏会之后，深受感动，整晚睡不着，因此写了一封信给他。内容如下：

海菲兹
Jascha Heifetz
1901—1987

美籍立陶宛小提琴家，犹太人后裔。五岁即公开演奏，十岁在圣彼得堡举行演奏会，大为轰动。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菲兹应邀到美国卡内基音乐厅登台，轻易征服了美国乐坛，此后四十年以旅行演奏为生。他的演奏要求完美，被称为“现代小提琴技术之父”。

萧伯纳
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

儒家与道家的差异#

在国际活动中与外国朋友来往时，常会发现他们喜欢道家胜过儒家，原因之一是他们认为儒家比较强调伦理学，重视道德修养，容易让人觉得有压力。每个人都清楚道德的重要，但这种要求却一辈子也做不完，因此谈到道德就会想到实践问题，随之引发个人的责任意识。

道家思想则是采取另外一个角度，强调智慧的觉悟与解脱。“智慧”一词听起来很美，意思则需要加以说明。传统上，当我们提到道家或老庄思想，一般人会认为是年长者（如老子）或失意的人（如庄子），学起来比较会有心得。如今应该打破这种观念，并且相信还有第三种可能，就是每个人都可以由之获得智慧的启发。

儒家承先启后，道家具革命性格#

先就儒家与道家的区别来谈。

儒家的“儒”，是古代的一种行业，也就是说，古代有一群叫做“儒”的人。由此可知，儒家有其一定的传统，展现承先启后的立场。道家则具有革命性，因为它用“道”取代“天”，把“道”推到最高的位置。

任何一派哲学对于宇宙的真相或本体都必须有所论断，从这种对于本体的解说中，我们可以判定它是属于哪一种立场（如：唯心论或唯物论、一元论或多元论等等）。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是以“天”作为宇宙的最后根源，因此《诗经·大雅》中有所谓的“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然而，道家显然是把“道”当做宇宙的最后根源，就此而论，它是具有革命性的。

春秋时代许多人批评“天”，但是越批评，越反映出“天”原本所具有的崇高地位，否则根本不值得批评。古人称帝王为“天子”，更是充分证明“天”在古人心目中是至高主宰。道家出现之后，以“道”代替“天”，而“天”则被降格为和“地”并称。“天地”并称指的主要是自然界，自然界本身保持一种均衡状态，问题也远比人类社会少。然而，自然界虽然自给自足，毕竟不是最后的根源，譬如老子一方面说“天长地久”（《老子》七章）[1]，但同时也承认“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以及“天地尚不能久”（《老子》二十三章），狂风不会吹一整个早上，暴雨也不会下一整天，即使天地的作为也未必持久。这说明了自然界有它本身的限制，无法作为至高的存在。

在今日学习道家，正好可以对应现代人的心理需要。

人活在世界上，不能没有儒家作为指引，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从家庭出发，然后进入社会，因而我们必须设法实践人与人之间适当的关系。如果离开儒家，可能会面临不知如何安顿自己，以及不知如何与人相处的问题。然而，如果只靠儒家，有时又会显得伸展不开。举例来说，我们有时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太过紧绷，好像无法摆脱这个时代的一般趋势。每天打开电视或报纸，不难发现这个时代并不可爱。对这个世界有所不满，一方面反映个人本身具有理想性，另一方面则印证了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完美的，因此有必要去启发与提升自己的心灵。

儒家是不分老少，每一个人都可以共同学习的，道家则有一个限制，就是它只适合成熟的心灵，并且需要自己亲身去体会，无法只靠别人的教导来觉悟。一个人如果能够体会道家的境界，就可以变得和老庄一样，一起品味他们的快乐。如果体会不到，也只能安于做一个平凡人了。

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老子》二章）他所持的是一种相对的价值观，认为世间所谓的美或善都是相对的。例如国际间选美比赛的第一名，往往不见得符合我们的审美观，这就说明美是相对的。当所有人都认为具备某种条件才算是“美”时，所谓的“不美”就出现了。如果没有选美活动，大家可能生活得比较愉快，因为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总有一点值得欣赏的地方。一旦有了选美比赛，就开始人人自危，觉得自己好像不够标准。“善”也是如此，如果某人捐了一百万元给孤儿院，大家就说他是善人，那么似乎没有捐一百万元的人就无法成为善人了。如此一来，善岂不是与这些人隔绝了？老子的相对价值观，意在设法化解各种不必要的执著。

儒家以人为本位，道家超越人类本位#

道家出现在春秋战国时代。当时是一个乱世，兵荒马乱，老百姓苦不堪言。当时的人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天下如此纷乱，如何才能化解？”儒家采取的路线是从政治上改革，但是道家认为这种方式，就像五十步笑百步[2]，未必有效。道家认为，在乱世里没有人可以幸免，想活下去，必须改变思维模式。

儒家的思考方式是以人类为中心，要从人的角度来设想，所以肯定我们要尊重及帮助别人，让人类社会可以永续发展。然而，以政治或教育的手段来改革人类社会，永远无法彻底成功，因为新一代不断出生，当旧的问题获得改善，又会有新的问题出现，永无止期。并且，由少数人努力去帮助多数人，效果必然有限。譬如，儒家强调教育必须普及，让每个人都接受适当与良好的教育，而这是很困难的事。因此，儒家思想推行到最后，常会让大家感到很沉重、很疲乏。就算把这一代改革好了，也不知道下一代会变成什么样子。

道家看透这一点，他们认为以人为中心去思考人的问题，最后必定徒劳无功，不如换一个角度，那就是——超越人类本位。而要超越人类本位，首先必须顺其自然，尽量避免人为的造作，因为人为造作越多，麻烦也越多。所谓“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五十七章）。设计的法规越多，就有越多人会违法；相反，如果不订法令，自然没有所谓违法的问题，大家也可以过得更自在。这就好像前面所提到的，订出真、善、美的标准以后，就会有不真、不善、不美出现；反之，如果没有标准，每个人都可以开心自在，不用刻意做好事，因为没有所谓的好事可做；不用担心有没有面子，因为所要做的只是活着而已。

有些人以为庄子的主张是一种“植物人主义”，这其实是误解。道家的思想是要我们设法排除人类本位的想法，敞开眼界与心胸，从整个宇宙来看一切。只有当人不受时间与空间的拘束，心灵才可能自由逍遥。

道家是中国极为珍贵的精神资产，他们的思想带给人类不少启发。举例来说，现代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环保，而因为老子所推崇的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许多人就喜欢用他的思想来谈论环保。

关于这一点，我们认为：第一，只要环保对人类有益，那么借用老子的思想来鼓励环保，对老子而言应该也是何乐不为的事情。第二，老子本身所处的时代，问题不在环保，而在人间秩序瓦解，百姓无以维生，所以老子希望大家自我约束，学习简朴的生活。第三，老子主张不争、无为、顺其自然，让一切都保持“自己如此”的状态，而不用刻意去考虑任何人为的措施，连对环保也不例外。

我在《哲学与人生》（Ⅰ）第四章探讨“神话与悲剧”时曾说过，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类，但是人类出现之后开始带来灾难。因为人类总是以自己为中心去改变自然界，改造到最后，自然界就开始反扑。老子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认为，如果以人为本位，就会用人的聪明与能力去设法改造自然界，这就是人为的造作。一旦出现太多的造作，原本自然的会变成不自然，最后将出现灾难。因此，我们必须超越人类本位的想法，才能真正化解世间的问题。

老子的道#

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二十五章）意思是说：有一种东西混沌一片、没有区分、看不清楚，它比天地更早存在。它的存在是独立的，从来不曾有任何改变，充满在宇宙万物之中，但却不会有任何损失。它可以作为一切的本源。我不知道这种东西的名字，只好称它为“道”，勉强形容的话，就说是“大”。换句话说，“道”只是一个勉强取的名字，很难解释它是什么。

《庄子·知北游》中有一段记载了庄子对道的看法：东郭子问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这段话主要说明，庄子认为“道”无所不在，可能在蝼蚁里，可能在野草里，也可能在瓦片里，甚至可能在屎尿里。换言之，“道”无所不在；反之，如果整个宇宙没有了“道”，就无法存在了。

“道”是一切的起始（α）与归宿（ω）#

想了解道家，首先要分辨“在”与“是”这两个字。试问“道”与万物之间是什么关系？“道”等于万物吗？如果我们说“道”等于万物，那就是认为“道”“是”万物。然而，在道家看来，“道”既是万物，却又不是万物，所以我们应该说“道”“在”万物，而不能说“道”“是”万物。如果“道”是万物，那么万物变化，“道”也必须跟着变化。而事实上，“道”是永恒不变的；反之，如果“道”在万物，那么就算万物变化，“道”仍然可以不受影响，维持不变。

“道”是一个名词，老子用它来形容宇宙万物的起始与终结。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是α，代表起始；最后一个字母是ω，代表终结。西方有了这些字母，才能够构成文字；而有了文字，才能够发展思想。换言之，它代表了最根本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说，“道”既是α也是ω，它是宇宙万物的开始，也是宇宙万物的终结。也就是说，宇宙万物从“道”生出，最后回归于“道”。

人间问题来自“知”#

宇宙万物原本应该保持平衡与和谐的关系，但是自从出现人类以后，开始产生各种战争和灾难。人间之所以会陷入混乱及痛苦，原因就在于人类的“知”出了问题。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差别，在于人有卓越的认知能力，这种认知能力是自由的前提。如果我拥有自由，却无法认知，那么这个自由是虚幻的。相反，若现在无法认知、无法思考，那么根本就没有自由的问题，因为一切只能凭借本能。一旦能够认知，自由就可以运作，然后可以选择自己认为较好的事物。然而，我们认为好的，真是比较好吗？

为了说明这一点，必须先分辨什么是“知”。人类的知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由低至高是：以知为区分、以知为避难、以知为启明。以下分别加以解释：

（一）以知为区分：人对万物的关系

人对万物要加以区分，以此追求生活上的保障。譬如我们从小看书，书上会教人分辨：苹果与香蕉是水果，是可以吃的；老虎很危险，所以要避开。换言之，我们从小就开始学习区分，什么对自己有利，什么对自己有害，有利的要去争取，有害的要懂得逃避。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区分的话，人类的生命随时可能陷于危险。这样的区分是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

然而，一旦区分就会产生问题，因为事物会开始出现贵贱的差别。举例来说：大家都知道黄金比石头好，所以路边的石头没有人会捡，但如果是黄金大家就抢着要；而钻石又比黄金更好，所以大家又更喜欢钻石。所谓物以稀为贵，越难得到的就越好。又好比说，总统的位置只有一个，所以有本事的人都想参选，但最终只有一个人会选上，而大多数人则会失望。如此分析之后可以发现，人一旦区分多了反而造成了心理上的错误期待，以为最贵重、最稀少的就是最好的，因此拼命去追求。过程中难免消耗生命的能量，而得到的结果却不见得是自己真正想要的，然后就会产生种种困扰。

英国作家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曾说：“人生只有两种悲剧：第一种悲剧是得不到我所要的；第二种悲剧是得到我所要的。”这句话可谓发人深省。譬如，我想考台大却失败了，这可以说是一种悲剧；但考上台大也是一种悲剧，因为我可能上了台大之后才发现，它并不如自己原先想象的那么美好，但已经耗费了中学六年的时间在追求这个目标。

（二）以知为避难：人与万物的关系

开始区分以后，人的世界就出现了问题，所以老子认为，第二步必须设法懂得避难之知，也就是要知道如何避开灾难。换言之，区分之时所要了解的是我“对”万物的关系，而现在则须了解我“与”万物的关系。“对”和“与”不一样，“对”是针对万物加以区分，让人可以活得下去，却也带来危机。“与”则是指区分清楚什么是危机之后，自己要懂得如何避开，这是第二步。

老子说过：“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老子》二十八章）雄代表阳刚之气，也就是在社会上飞黄腾达；雌代表雌伏，也就是安静，退缩下来。整句话的意思是：知道雄强的好处，却守住雌柔的位置，这样可以作为天下的仆役（溪可做“奚”解释，即指古代仆役）。作为天下的仆役，就不会离开恒久的德，再由此回归婴儿的状态。知道光明的好处，却守住暗昧的位置，这样可以作为天下的模式。作为天下的模式，才可以满足恒久的德，再由此回归真朴的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在今日社会中，人才往往比较短命，而且活得很辛苦；相反，那些自由自在如同闲云野鹤的人，则活得比较长久。这说明了，在社会上越是受到肯定，压力就越大。老子了解这一点，所以提醒大家，知道什么是光彩，就要守在屈辱的地方，避免和别人竞争。一旦和别人竞争，即使赢了，恐怕受到的伤害更大。换言之，人要懂得退让和保全，才能活得安稳。

其实就连孔子也认为说真话要看情况，他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篇》）意思是说，国家上轨道时，说话和行为都要正直，因为好人不会被陷害；然而，当国家不上轨道时，行为可以正直，说话却不能直接，而要婉转谦虚，否则立刻会有灾难。如果一个人努力修养到某种程度，却因为挺身说话而粉身碎骨，有时候根本毫无意义。生命应该活得有意义，如果明知有一个陷阱，还要跳下去，这是连孔子都反对的。

春秋时代齐国内乱，两方争斗，当时管仲追随公子纠，最后公子纠失败，很多追随者都跟着自杀了。但是管仲不但没有自杀，还跑去投靠公子小白。公子小白就是齐桓公，而管仲后来还当了宰相。孔子的学生批评管仲这种行为，孔子却替管仲反驳：“难道你们希望管仲和别人一样，在山沟里自杀，死了都没有人知道吗？”也就是说，难道要因为跟错了人就自杀吗？这不算道义。我们应该要忠于群体的福祉，而不是忠于个人，应该为国家和百姓服务，而不是盲目地忠君。

（三）以知为启明：由“道”来观看一切

知要从区分、避难，再到启明，这一步是最难的。启明就是“道我一致”，不再从自己，而是从“道”来看这个世界。这是宇宙万物的开始和结束，它也是无所不在的。人该如何与“道”结合？这需要下一些功夫。一般人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和背景来看世界，如此难免造成各种纷乱。如果从“道”来看世界，那么就是无所不包，所看到的一切不再是以前所见的狭隘范围，心胸自然立刻开阔起来。

通过一般人耳熟能详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成语典故，可以了解这个道理。

塞是指小山，小山上住了一个老翁，有一天他家里不见了一匹马，邻居跑来安慰他，老翁反而说：“我掉了一匹马，怎么知道不是一件好事？”邻居听了感到不可思议，怎么会有人认为马不见是好事？自讨没趣之后就回去了。隔了几天，这匹马回来了，而且还带回一群野马，老翁发了财，邻居前来道贺。老翁说：“我得到了一群野马，怎么知道不是一件坏事呢？”邻居又觉得很难理解了。隔了几天，老翁的儿子在驯服野马时摔了下来，断了一条腿，邻居又跑来表示遗憾，老翁说：“我儿子断了一条腿，怎么知道不是好事？”邻居认为这种想法简直不可理喻。过了没多久，战争爆发，所有四肢健全的男子都被征召入伍，老翁的儿子却因为摔断腿而逃过一劫，父子两人过着快乐的日子。

看完这个故事，我们要进一步思考，两个问题。第一，谁是那个邻居？我们每个人都好像那个邻居，一天到晚羡慕别人。殊不知当我们在羡慕别人得到好处时，危险可能正在靠近他。这就好像老子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五十八章）一个人有福气，他的灾祸可能也要来了。很多人如果没有当初获得的那个好处，也没有之后的灾难，这是一种人间常态。举例来说，一个人如果中了大奖，接下来可能必须赶快搬家，隐姓埋名，免得被别人发现。还没中奖以前，小孩满街跑都没关系，现在却要担心被绑架。

第二个问题则是那个老翁为什么这么厉害，看事情的角度和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看事情只看到某一面，他却能看到另一面。这是因为他知道一切都是相对的，有善就有恶，有高就有低，有好就有坏，有得就有失。很多时候我们表面上得到了，但失去的恐怕更多。譬如，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同学在校时感情很好，但是毕业几年再见面，就会开始互相比较，看看谁得意、谁失意。事实上，有时候失意反而好，因为可以让别人得意。但是想拥有这种风度，自己必须先有道家的修养，能在失意时，因为看到别人比自己顺利而感到快乐。

表现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失意时能知道原因何在，如此才能化解心绪，自得其乐。如果一个人表现不好就怨天尤人，那么当新的机会来到时，反而容易错过。人不必有双重损失，假设我现在很穷，就不能再抱怨——既然已经很穷了，起码不能再失去风度。能够穷得很开心，至少还能得到别人的尊重，也就保存了获得快乐的条件。

所谓的“与道在一起”“从道看万物”，就是要学习塞翁的态度，看任何事情都要观察它的全面发展。因为，只要有区别比较，就一定有高下之分，而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处在前面。所以，看到一个人表现很好时，要为他高兴，就好像是自己表现得很好；反之，如果看到一个人表现不好，也要想象自己跟他一样。

观看运动比赛，有时候会觉得非常残酷，因为每个选手都只想争第一名，把第二名视为毫无价值！有一年奥运举办过后，耐克球鞋推出一个广告，广告词尖锐而无情：“即使你得了第二名，还是一个失败者。”这句话饱受批评，但是它在逻辑上并没有错，因为第二名输给第一名，当然是失败者。然而，这样不断比较，除了第一名，其他人统统不快乐，这样的人生有什么意思？

道家的想法就不太一样。1997年，我在荷兰的时候，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美国的谈话节目，邀请华裔溜冰高手关颖珊接受访问。当时她再度得到冬季奥运的第二名，主持人对她说：“你又得到第二名。”关颖珊回答：“我没有失去冠军，而是选择了亚军。”外国人听到这句话，全场鼓掌，因为在西方思想中没有这种智慧，只有中国才有，这即是来自道家的思想。一个人如果得失心太重，永远不会快乐。所谓“强中自有强中手”、“长江后浪推前浪”，即使你现在得了冠军，不代表永远都会是冠军，因为将来一定有人超越你。世上的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人是真正的世界第一。如果有人认为自己是世界第一，那反而变成井底之蛙了。

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养生主》）意思是说，我的生命有限，而知识是无限的。想要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一定疲累得很。人生态度有二：一是取得你所要的，二是珍惜你所有的。前者常在压力之中，后者则可自得其乐。我们在学习知识时，常需明白其目标在于：经由理解而体会生命的自由。因此，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读更多的书，而是为了借此明白事理，而摆脱烦恼与束缚。启明之知正是如此。

超越外在限制，向内探求#

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以道家而言，它期望人的生命达到一种智慧的解脱，无论现实世界发生什么事，都不会对我们构成限制或障碍，因为精神的力量可以超越它们。以老子为例，他认为知要从区分到避难，最后再到启明。从“道”来看一切，才能得到解脱。换言之，老子的思想比较偏向于对人生许多事情都要“保持距离”，这样才能够保全自己。

学了道家之后，就像把握了最基本的防身之道，可以了解自己的限制，划定自己努力的范围，而不会随波逐流。

道家思想的重点最后会回归内在自我，强调减少受到外界的干扰，尤其是耳目的干扰。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老子》十二章）这句话的意思是，五种颜色让人眼花缭乱；五种音调让人听觉失灵；五种滋味让人口不辨味；纵情于狩猎作乐，让人内心狂乱；稀有的货品让人行为不轨。因此圣人只求饱腹而不求目眩，所以摒弃物欲的诱惑，重视内在的满足。老子就是要我们回到内心，抛弃外在的追逐，只取内在的满足。如果总是随着外物奔驰，到最后人心都会发狂！

现代的影视进步到“七彩综艺”，我每次看电视都会想到这四个字。五色已经令人目盲，更何况是七彩？有时候综艺节目开场试音的时候，实在让人受不了，耳朵一定要掩起来，否则会觉得好像快聋掉，眼睛也好像快瞎了一样。

这个时代正是人心发狂的时代，那些在节目上说话的人，好像快要发狂了，不知所云，完全丧失自我。电视是一种可怕的媒体，我对它一向缺少好感，因为它会把一个人最细微的表情都清楚展现出来，连肌肉细微的变化，也无所遁形。原本很多人物还可以保持距离欣赏，在电视的魔力下，就很困难了。

老子的三宝#

老子的思想代表他个人悟道的心得，许多篇章显得精微奥妙，难以捉摸。幸好，他在人生的具体作为方面，提出了“三宝”之说，可供我们参考。

老子的三宝是：“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六十七章）

（一）慈

慈代表母性的特质，譬如母亲的爱称为慈爱。为什么把“道”比喻成母亲呢？因为万物皆来自“道”。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道生出万物，所以是万物的母亲，能够包容关怀一切，所以用慈爱来表现。

想学习“道”，就要学习“道”的慈爱。“道”的慈爱是没有等差的，不分贵贱、好坏、美丑，就好像母亲对待自己的孩子，从来不会有所区别。如果一个母亲有三个小孩，她不会因为其中一个比较漂亮或比较聪明，就特别疼爱他，而任由另外两个孩子自生自灭。不仅如此，有时候在别人看来越没有出息的小孩，母亲反而越是疼爱，因为她觉得自己没有赋予他好的条件，所以更要给予特别的关怀。

老子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老子》二十七章）这句话的意思是：善人是不善人的老师，不善人是善人的借鉴。（“资”代表借鉴或凭借）不尊重老师，不珍惜借鉴，即使再聪明也免不了陷于困惑，这是个精微奥妙的道理。

我们现在常说的“师资”二字，就是出自此处——善人为“师”，不善人为“资”，两者合称“师资”，正有互相学习、期望、珍惜之意。在此为师者，在彼则为资，两者互相需要。如果我们了解这一点，大家就会互相帮助，并且互相尊重。这种强调相辅相成、相对相重的观念，就是老子思想的特色。

谈到“慈”，常令人联想到“一枝草一滴露”这句俗语。意思是，就连一根小草也有一滴露水，有它生存的机会和条件，会受到照顾，何况是更大的生命？换言之，一个人既然活在世界上，就有存在的理由，并且应该也有继续存在的条件，这就是“道”对宇宙万物的关怀。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对于“道”的学习，就是要用慈母的心对待天下所有人，不分善、恶、美、丑都要照顾和关怀，由此形成一种普遍的、一往平等的同情。

老子说：“慈故能勇。”（《老子》六十七章）只有真正的慈爱才能表现出勇敢。由此可知，老子所谓的勇敢，并不是逞凶斗狠。又说：“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老子》七十三章）一个人如果天不怕地不怕，勇敢去做很多事，结局可能非死不可；相反，一个人如果勇敢地不去做某些事，则可平安度日，这叫作“勇于拒绝”。拒绝也是需要勇气的，譬如，有一位官员现在要辞官，但是所有人都希望他继续留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还能够坚持，就表示他有很大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