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为什么天人可以合一？

天那么高，人这样渺小，

就算有了人造卫星，也很难天人合一。

《易传》称为“十翼”，表示十只翅膀。

明白《易传》的道理，相当于内外合一。

将外在的世界，纳入人的内心，

用道德精神，来点化理想人格。

透过“人”合“天”的交感互动，

把人事问题与自然现象合而观之。

从自然天道寻找人类行为的合理途径，

用模拟万物的形态和事理来辅导众人。

天人在我们的内心合一，

人发自内心敬天、顺天，自然天人合一。

一　请先了解几个基本概念#

织布时纵的丝线为“经”，横的丝线为“纬”，“经纬”后来被引申为“纲纪”，也就是不容轻易改变的基本原则。汉朝时以《易》（易经）、《礼》（礼经）、《书》（书经）、《诗》（诗经）、《乐》（乐经）、《春秋》（春秋经）为六经。由于《乐经》早亡，后世只存五经。

《易经》原名《变经》，可能是担心大家望文生义，知变而不知常，所以改称《易经》。希望读者能兼顾“变易”和“不易”的道理，以求持经达变。坚持原则（经），却能够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通权达变（权），寻找出合理的平衡点。

“易”中有“经”也有“传”，“传”是用来解释《易经》的。古人说《易经》，常把《易传》也涵括在内。

“卦”是悬挂的意思，把宇宙间一切自然现象，用八种符号，也就是八卦来标示，每一种符号可以代表几十种事物。八卦两两相重，形成六十四卦，代表更多的变化。

八卦由三个符号所构成，六十四卦由于八卦两两相重，所以各有六个符号。

基本符号只有两个，为阳，为阴。卦是由下向上读的，阳阳阳代表天，阴阴阴代表地，阴阴阳表示山，阳阳阴表示泽，阳阴阴即为雷，阴阳阳即为风，阴阳阴便是水，阳阴阳便是火。所有六十四卦，都由阴()和阳()两种符号组合而成，既整齐又美观。

每一个符号，都称为一“爻”。八卦各有三“爻”，六十四卦每卦各有六“爻”；爻的意思，是“交错”。借由阴()阳()的交错，构成不同的卦象。

二　学易经最好先研读易传#

《易传》是用来阐述、解释《易经》的，共分为七个部分：

1.《彖传》上下两篇——《易经》六十四卦，每卦都有“彖曰”，也叫做“彖辞”。彖是“断”的意思，彖辞用来论断一卦的卦象、卦德和六爻的排列。

2.《象传》上下两篇——每卦的“彖曰”后面，紧接着是“象曰”，称为大象，总论这一卦的象；每一卦有六爻，爻辞后面的“象曰”，叫做小象，分论这六爻的象。象的功能，在模拟万物的形态和事理。

3.《系辞传》上下两篇——系的意思是联络，把易道的义理，联系起来，相当于《易经》的总论或通论，并不局限于哪一卦或哪一爻。上篇以形而上的道体为主，下篇以形而下的器用为主，合起来可以称为“易大传”。

4.《文言传》一篇——乾卦和坤卦，是六十四卦的第一和第二卦，称为“易的门户”。其余六十二卦，都由这两卦互动、交感所形成。易道变化、阴阳交易，都以乾坤为本。这两卦的卦辞和爻辞，显得特别重要，所以各加文言传，以详细解释，很可能是后世易学家的见解所辑录而成。

5.《序卦传》一篇——说明六十四卦的次序和排列的理由。

6.《说卦传》一篇——说明八卦所代表的意义，以及八卦相重的由来。

7.《杂卦传》一篇——解释六十四卦的卦名。

以上七个部分，一共十篇，称为“十翼”，表示易学起飞的十只翅膀。相传为孔子所作，也有学者认为是集体创作。

三　阴阳两种符号合而为一#

相传，伏羲氏是远古时代一位非常喜欢动脑筋的人。他十分好奇：“宇宙万象，为何如此井然有序？”他用心观察自然现象，发现有白天、黑夜之分，而且白天、黑夜好像永远不会错置；海水高涨，然后逐渐退回原位，又再度高涨，旋即悄然消退；草木成长、枯萎；人类出生、死亡，无不井然有序，是不是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在操控宇宙呢？

伏羲氏没有提出“主宰神”的观念，也没有发展出“外星人”的理论。他假设有一种强大的动能，驱使万物做出如此有规律的变动，并且用一根棍子，画一条直线，造出一个“”的符号，来代表此一强大的动能。

然而，经过仔细的观察、体会和反思，使伏羲氏很快便否定了自己的假设。因为每天升起和降落的太阳，应该是同一个；今年的春、夏、秋、冬，也仿佛是去年重现。他觉得宇宙的变动，绝不是单一的力量能够造成的。于是，他把木棍折断，画一条中间断裂的线，造出另一个“”的符号。后人把“”称为阳，将“”称为阴。

阴、阳合而论之，代表一种巨大的动能；分而观之，又可代表两种不同性质的动能。用现代话来说，“”代表物质，“”表示能量。由于质能互变，动起来是“”，静下来便成“”。说阴阳是一，可以；说阴阳是二，也未尝不可。我们把它称为一之多元，把“一”和“多”合起来想，不分开来看。由于一内含二，所以合起来是一，分开来便成为二（多）。这种观念，对中国人的思维，有很大的影响。

四　八卦代表静态自然现象#

“易”字是变化、变革、变易的意思，透过模拟天地变化的自然现象，来精研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的生命过程。伏羲氏观察自然现象，抬头看见高高在上的天，发现天上没有任何物质，否则受到地心引力，必然向下坠落。因此用三个阳的符号，来代表天()。

第八章

易经是怎样开始的？

想了解《易经》开始的情况，

请模拟伏羲氏当年的自然景象。

环境既单纯又自然，

人心也相对地简单而纯洁。

随着时代的变迁，

显秩序和隐秩序愈来愈遥远。

这时候回想《易经》开始的情况，

对回归原点，正本清源十分有助益。

天地万物的变化，只有一个道理，

称为象数理的连锁作用，生生不息。

道德人格是主要的关键，

保持善的方向不变，才是正道。

一　想一想伏羲当年的情况#

要了解《易经》的起源，必须先想象一下伏羲氏当年所处的环境，所能看到的景象，到底是什么样子？既没有现代的高楼大厦，天空底下最高的就是树，风吹来，树枝、树叶会跟着摆动，所以天底下动的就是风()；那时没有地下铁道，行驶起来有震动的感觉，因此地底下动的，只有雷()；那时候环境十分自然，人心也相对单纯，八个基本卦，也就够用了。由于一阳一阴之谓道，天底下如果有看得见的显秩序，就一定有看不见的隐秩序。伏羲氏的时代，自然的景象居多，人为造作很少，人们很习惯于隐秩序，显秩序反而不明显。就算逐渐增加一些显秩序，也大多引申隐秩序，彼此相当吻合，没有什么“天定胜人”或“人定胜天”的争论。经过伏羲氏的指引，大家都接受宇宙是一个大太极，人人都只是一个小太极的观念，真的十分简易。

伏羲氏最大的贡献，是以他的智慧，为人民定出了方向。如果他指出所有的秩序，都是神在主宰，中华民族势必走向宗教途径。然而，伏羲氏并没有这样做，一直到现代，我们受到他的影响，有信仰而没有宗教，成为最大的特色。“智慧”和“知识”不同，方向的指引，主要靠智慧。中华民族，本来很有智慧，现代却丢失了，学了很多知识，只落得小聪明——得到小聪明，失去大智慧，是现代中国人最大的不幸。伏羲氏的时代，人和神是同一的，既没有神圣的灵光，也没有迷信的色彩。对于《易传》所说的“神”，我们应该好好体会一番，才不致为小聪明所误！

二　神就是知变化之道的人#

系辞上传说：“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懂得变化规律的人，知晓神明的所作所为，大家也就把他当做神了。我们把通达变化的人，称为了解事态，却把阴阳变化不可测定的事态，叫做“神妙”。若有人能够掌握未来的变化，摸清楚神妙的事态，那当然是神明，用不着怀疑。

《易经》本身既没有思虑，也没有作为。它寂静不动，却能够透过阴阳交感而通晓天下万事万物。如果不是天下最神妙的道理，又有谁能够达到这种地步呢？

“坤”表示关闭门户，把万物闭藏起来；“乾”代表打开门户，把万物吐生出来。这样一关一开，便是常见的变化。用来推知未来的变化，叫做“会通”。把变化显现出来，称为“表象”。变化成有形的器具，使用它，就是“效法”。人们反复不断地利用这些器具，却不知道它们的原理，岂不是十分神妙？

孔子不说怪、力、乱、神，却在《易传》中说了不少的神奇、神妙、神明、神灵，他还原了伏羲氏心目中的神，却巧妙地否定了殷商时代人们走火入魔式的迷信神。

伏羲氏告诉我们，只有自己努力尽责任，才能够获得来自上天的佑助，吉祥而无所不利。但是孔子在系辞下传又指出：“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意思是天下万事万物的一切活动，都应该坚守贞正的精诚专一，也就是回归原点，既仁又诚。可见上天佑助与否，完全端视我们的道德实践正或不正，当位或不当位。求神不如求人，求人不如求己。只有修己以诚，自律自主，上天才会加以佑助，所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三　伏羲时代以隐秩序为主#

既然一阴一阳之谓道，那么有隐秩序就有显秩序。前者无形无迹，很难掌握，也不容易说得清楚。后者有形有迹，比较容易掌握，也比较容易说清楚、讲明白。隐秩序要透过显秩序来表现，但仍有隐而不现的部分，我们称之为“看不见的手”。显秩序当中，确实有隐秩序的影子，使我们隐隐约约，觉得那一只看不见的手，真的若隐若现。

但是，我们必须警觉：现代的隐秩序所占的比重，刚好是伏羲时代显秩序的部分；而伏羲时代隐秩序的比重，却和现代的显秩序一样。乾坤颠倒，人伦错乱，连带使很多层面都乱了套。

伏羲时代，天圆地方是大家都看得见的自然景象。他用一个单纯的符号，把主宰一切变化的隐秩序，前无古人地彰显出来，成为人类建立显秩序的第一道曙光。

我们今天说天圆地方是可笑的，因为地球是圆的，地怎么能方呢？实际上圆就是方，而方就是圆。大方是圆的另一种说法，方到很大很大，不就成为圆了？小圆是方的另一种称呼，圆到很小很小，逐渐有棱有角，那不是方是什么？阴阳互变，方圆也不过是一种相对的名称。

八卦表示人类早期的显秩序，由于大多由隐秩序孕育而来，符合自然的规律，合乎人性的需求。伏羲氏说可以通神明之德，也可以类万物之情，意思是不但贯通了神妙光明的德性，而且也按类区分，描述了万事万物的情状。

显秩序和隐秩序，应该是一体两面，而不是互相竞争、对抗、冲突，可惜由于人类的小聪明愈趋发达而忘却了。

四　文武之道不坠各有见解#

周文王重卦，使八卦发展为六十四卦，同样是居于当时的需要，并不是文王贤德，登高一呼，大家就群起响应。

天下的改变，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二人所造成的。实际上这一、二人并不一定能成功，还是要靠大多数人的支持。所以少数就是多数，多数便是少数。少数服从多数，和多数服从少数，不能用二分法的思维来加以分别。

文王距离伏羲三千多年，显秩序的势力，愈来愈强大，和隐秩序的距离，愈来愈遥远。文王不得不用当时的显秩序，来解说他所明白的隐秩序。一直到五百年后的孔子时代，依然争议不断。所以孔子才说：文王、武王的道理，并没有失落，仍有人传着。不过贤人记得“大用”的“道理”，不贤的人记得“小用”的“术数”。各有见解，也各有不同的用途。

六十四卦以人道思想为主，把八卦的天道思想，应用在人生的教化方面。因为人是天地自然所生，效法天地自然是必然的。效法什么呢？效法周流变化的道理，便是我们常说的“道”。人依道行事，就叫做“正道”的君子。正道是变化的，并非固定的。所以系辞上传说：“看到天下万物的道理深奥复杂，把它比拟成具体的形态，用来象征事物适宜的意义，称为‘象’。看到天下万物的运动变化，观察事物的会合变通，用来推行典章礼仪，透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爻辞来判断事物的吉凶，叫做‘爻’。把这些变化的道理，真正应用在日常生活上，还要靠知晓“易理”的人，本身具有美好的德行。”

五　天地万物只有一个道理#

宇宙的变化，其实只有一个道理。系辞下传说：“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便是告诉我们，千变万化的背后，有一个不变的道理。换句话说，有看得见的现象，就有看不见的势力。宋朝的朱子说得好：宇宙间一切事物，只有“道理”是真实的，其余万事万物，都是颠倒而迷妄。每一时刻，都有变化、毁灭的可能。这个不变的道理，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它是依据“象”和“数”推理出来的，称为“象、数、理的连锁作用”，是推理而不是神通。

《易经》把宇宙变化的道理，透过阴（物质）、阳（精神）、时（时间）、位（空间）四大要素，依象数理来说明。伏羲氏有卦无辞，只有阴阳的象。简单八种形象，随人任意解释，当然包罗万象。周文王重成六十四卦，阐明“数”和“理”，从此理在象数之中，由象数以推理，便成为我们经常“观察有关现象，寻找有关数据，研究改变道理”的依据。长久以来，大家感觉到确实有效。

“象”是名词，“像”什么？就成为动词。道理显而不现，用符号把它形容出来就叫做“象”。八卦象征万事万物，六十四卦象征万事万物的变化。象征的意思，是透过形象来说明事理，还是以理为重，不能仅止于象。

“数”指初、二、三、四、五、上，说明“时”和“位”，九代表“阳”而六代表“阴”，并没有丝毫神秘的意味。不能把象数说成神迹，以免引起迷信。

象数的功能，都在说明道理，阐明易理最为重要。

六　道德人格成为主要关键#

现在开始，我们要把《易经》称为“易学”。因为自从《易传》出现以后，《易经》原有的占卜功能，逐渐为“易理”所取代。象数理的连锁，成为“大用”，占卜反而变成“小用”。卦爻定吉凶，只能当做趋吉避凶的参考。最好不要相信“铁口直断”，避免丧失了自主性和创造力。因为各爻的吉凶，实际上有“物极必反”的观念。卦象吉的，最后一爻大多反而不吉；卦象凶的，最后一爻有时反而吉。

前文所述“居中为吉”的观念，更是告诉我们：无论处于哪一种状态，都有可供选择的自然之道，那就是“变中不变”的“中”。“中”便代表“正”，也就是“正道”，所以吉祥。

吉凶的依据，则是隐秩序与显秩序兼顾并重的宇宙秩序，便是“道”。道有正道，邪道，有中道、偏道，完全由我们自己选择，也必须自作自受，不能够怨天尤人。

趋吉避凶要靠自己，主要关键在于自己的道德人格。上天是公正的，人人随时都能够“求道”、“修道”、“明道”、“悟道”，以致我们常常互相询问“知不知道”。中华民族有信仰而没有宗教，便是提醒我们，要信仰上天是公正而无法公平的，给我们同样的机会，却不保佑或保证我们有同样的结果。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在个人的什么？在个人的道德人格上。系辞上传所说“继之者善也”，“继”就是保持方向，也就是保持正道向善的精神。人或事的“吉”、“凶”，即是依据合不合乎道的向善。合乎正道即吉，离经叛道当然是凶了。

我们的建议#

1.《易经》由八卦开始，“”、“”两个符号，是“象”。三爻排列组合，便成“数”。“象”、“数”当中，都透露出“理”来，我们常常观看现象，查阅数据，然后依理判断，找出因应之道，便是象、数、理的连锁作用。

 子张第十九

这是篇名，用第一句的最先两个字来表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一、子张曰：“士见危致命[1]，见得思[2]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十九·一 [注释]

今　译

子张说：“读书人遇到国家危险，便要献出生命。遇到有利可得，便要顾及是否合乎道义。祭祀的时候，想着要诚敬。居丧的时候，想着要哀戚。这样大概就可以了。”

十九·一 [主旨]

子张说明读书人的品行。

引　述

“士”是读书明理的人，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君子。子张列举四大要件，分别为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都是孔子平日所传授的教诲，子张把它当作士的基本要件。

《宪问篇》记载：“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见危授命”，意思是国家兴亡的紧要关头，能不顾自己的生死，慷慨捐躯，可以说是成人了。

《季氏篇》说君子有九思，把“见得思义”列为其中一项。能够见到利就想到义，当然是明白事理的君子。

《八佾篇》记载：“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行礼时缺乏敬意，居丧时没有哀戚的心情，是不可取的。现在反过来说，祭思敬，丧思哀，是同样的见解。

十九·一 [建议]

拿这四个君子要件来要求自己，并且在实际生活中体会其中的道理。

生活智慧

（一）我们常说：“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看见财富，不能不顾道义，极力想取得。大难临头，不能只想到保住自己的性命，极力逃避。可惜一般人刚好相反，只知道临财苟得，临难苟免。

（二）儒家重视三祭：祭天地、祭祖先、祭圣贤。天地代表自然，祖先表示血缘，而圣贤象征文化。我们以诚敬的心，祈求与天地、祖先、圣贤的人格精神相感通，借以提升我们自己的道德修养，所以不能请人代劳。

（三）人死后往哪里去？迄今未能获得肯定的答案。但是生活在一起那么久的亲人，忽然逝世，相当于离我们而去，在感情上难免悲伤哀戚。所以丧思哀，才显得真情。

二、子张曰：“执德不弘[3]，信道不笃[4]，焉能为有？焉能为亡[5]？”

十九·二 [注释]

今　译

子张说：“遵守仁德却不能加以弘扬，相信正道而不能坚毅笃行，这样的人，有也罢，没有也罢，实在无足轻重！”

引　述

“执德”是自己遵守仁德，“信道”指自己相信正道，都是好事，却显得相当自私。只求独善其身，不能兼善天下。不把仁德弘扬起来，不能坚毅笃行正道，就无法产生大的作用，收到良好的效果。这样的人，多一个不算多，少一个也不算少，简直是无关紧要的人，又有什么价值呢？

生活智慧

（一）“执德不弘”，大多由于明哲保身，自私自利。大多数人不遵守仁德，实际上是少数人执德不弘所造成的恶果。有时候反过来影响这些执德不弘的少数人，那就更加不值了。

十九·二 [主旨]

子张说明有些人根本无足轻重。

（二）“信道不笃”，是信得不够坚定的缘故。殊不知不能坚毅实践，有时候反过来影响原来的信心，以致愈来愈不信道，岂不是害了自己？

（三）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可以和“执德不弘，信道不笃”合起来看，比较两者的不同后果。

十九·二 [建议]

下定决心，尽力担当弘扬仁德的责任，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坚毅笃行正道。

三、子夏之门人问交[6]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

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

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7]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十九·三 [注释]

今　译

子夏的学生向子张请教交友的道理。子张说：“子夏对你们说过什么？”

回答道：“子夏说：‘可以交的就跟他往来，不可以交的不跟他往来。’”

子张说：“这和我所听到的不同：君子尊敬贤人并且接纳众人，奖励好人同时也要同情无能的人。我如果是个大贤人，对于别人有什么不能容纳的呢？我如果是个不贤的人，别人将要拒绝我，我又怎能去拒绝别人呢？”

十九·三 [主旨]

子张和子夏对交友之道的异同。

引　述

子夏的学生，请问子张。子夏和子张是同门师兄弟，按理说不应该先反问“子夏对你们说过什么”，再接着表示“和我所听到的不同”。子张晚年深得夫子之道，说这些话的时候，是不是还年轻，我们不得而知。

即使问了，回答：“这是大原则，老师就是这样教我们的。”然后才说：“但是，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们一方面要尊敬贤人，一方面也应该容纳一般的凡人。一方面嘉勉好人，一方面也要同情那些能力比较差的人。如果我是一个大贤人，可以包容所有的人，何必拒绝人家，不和他交往呢？假若我是一个不贤的人，很可能别人就会拒绝和我往来，我又凭什么去拒绝别人呢？”相当于补充、引申，却没有反对的意思。对同门师兄弟来说，应该是比较厚道的表达方式。

十九·三 [建议]

尽量少说『不』。培养不说『不』仍然可以拒绝别人的能力。对于现代有人大力主张勇敢地说『不』，必须谨慎小心，务求说得恰到好处，以免未得其利反受其害。

生活智慧

（一）结交贤人，对不贤的人敬而远之。这种基本原则，听起来不错。然而真正实践起来，仍然有很多问题。最好持经达变，依据这个原则，因人、因时、因地、因事而权宜应变，以求制宜。

（二）同样是不贤的人，有的才能平庸，品德却很不错；有的才能平庸，品德修养又很差。子夏主张拒绝和他往来的，应该是后者。子张认为应该和他交往的，应该是前者。两人的看法，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是一致的。

（三）先表示赞同，再说出不一样的看法，听起来比较厚道，也显得尊重。一开始就说明看法不一样，甚至于表示反对，使人听起来很不舒服，容易造成听不入耳的反效果，对双方都相当不利。

四、子夏曰：“虽小道[8]，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9]，是以君子不为也。”

十九·四 [注释]

今　译

子夏说：“即使是小技艺，也一定有可观的地方；但是要据以推求高远的道理，恐怕会滞碍不通，所以君子不愿去研求它。”

十九·四 [主旨]

子夏说明小道虽然可观，但很难有大成就。

 子路第十三

这是篇名，用第一句的最先两个字来表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一、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1]，曰：“无倦。”

十三·一 [注释]

今　译

子路请问为政的道理。孔子说：“领导民众，凡事自己先去实行，不畏劳苦。”子路请求再说得详细一些。孔子说：“还要持久不倦。”

十三·一 [主旨]

孔子教导子路要能够以身作则，并且持久不倦。

引　述

“无倦”是始终如一的意思。理想的政治，本来就是一条漫长的实践历程。从事政治的人士，如果不能始终如一，那就是十分严重的变节或不忠。不论是由于倦怠，或者是苟且，都是不能持久，终将有头无尾而屡生弊端。

要求民众做到的事情，自己率先实行，作为民众的先导。不怕辛劳，作为民众的典范。若是始终如一，便是优秀的政治工作者。子路有从政的意思，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孔子知道他勇于行事，做出这样的解答，也是针对子路的个性和能力，同样是一种因材施教。

十三·一 [建议]

培养自己尽忠职守的良好习惯，对钱财的处理，也应该清楚而正确，一丝不苟。

生活智慧

（一）政治的内涵，相当丰富。孔子不可能也不必要一次说完，因为他不是在上政治课程。每当有人提问题，他总是针对请问的人，提出某些要点。我们可以把各个要点，自行整合起来，做出比较完整的了解。

（二）政治是从政的人士，领导民众走向正当途径的行政措施，所以领导者先之劳之，以身作则，十分重要。

（三）忠于职守，清廉守正，是从政人士的基本必要条件。必须始终如一，才是无倦的表现，使民众安心。

二、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2]，赦小过，举贤才。”

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3]？”

十三·二 [注释]

今　译

仲弓当季氏的家臣，请问为政的道理。孔子说：“凡事都应该先由专职的官员去处理，他们有过失要加以宽赦，举用有德有能的人才。”

仲弓再问：“怎么知道谁有贤才而举用他呢？”孔子说：“举用你所知道的人；你所不知道的，别人会舍弃他不推荐给你吗？”

十三·二 [主旨]

孔子教导仲弓凡事应从大处着想。

引　述

事必躬亲，是担任主管的人经常触犯的不良现象。领导必须以身作则，却千万不宜事必躬亲。以身作则，是指在品德修养和工作态度方面，要作为大家的表率。事必躬亲，则是不尊重分工专职的制度，并且不信任部属的能力和操守，使部属不敢做事，也不能发挥长才。

既然设置职有所司的百官，就应该尊重制度，先让他们按照规矩办事。如果有一些过失，也应该加以合理的宽恕，使他们在工作中获取宝贵的经验，不断求取进步。

至于知人善任的具体做法，孔子认为领导者应本着大公无私的原则，把自己所知道的贤明人士举荐出来，别人自然会跟着举荐贤才，不至于视而不见，舍弃良才。

生活智慧

（一）领导者举荐贤明的人才，也是一种以身作则。大家都知道这一位领导者大公无私，知人善任，自然乐于举荐人才。

（二）自己不知道的贤良人才，应该有其他的人乐于把他们举荐出来。如果没有这种风气，领导者反而应该反省，是不是大家不相信自己，或者在知人善任方面做得不够好。

（三）凡事由下而上，通常比较切合实际的情况。而且层层过滤，自然会取得合理的协调。领导者从各方面的反应，和处理的结果，应该可以知道到底做得好不好。

十三·二 [建议]

养成尊重专业的态度，不要外行干涉内行。

三、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4]？”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5]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6]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7]；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8]而已矣！”

十三·三 [注释]

今　译

子路说：“卫君等待老师去辅助他治理国政，老师将首先做什么事呢？”

孔子说：“那一定要先正名分！”

子路说：“有这必要吗？老师真不切实际啊！何必要正名分呢？”

孔子说：“真粗野啊，仲由！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事，搁置不说。要知道名分不正，说话就不能合理；说话不合理，做事便不能成功；做事不成功，礼乐就不能推行；礼乐不能推行，刑罚就不得当；刑罚不得当，老百姓就不知道怎么做才好。所以君子先定名分，话才可以说得出口，话说得出口，事情才办得通。君子对于自己所说的话，都不敢随便苟且啊！”

十三·三 [主旨]

孔子表明从政必须正正当当，不能迁就、苟且。

引　述

《颜渊篇》记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便是正名的要求。把名分定好，才有是非善恶的判断标准。孔子主张以“正名”为优先的工作，主要在要求大家名实相符，相当于各就定位，各尽其责，以期分工合作。而且有考核的具体标准，使大家知道应该怎样做才合理。

子路听不懂孔子的话，可以提出问题，继续请教。而不应该当面批评老师迂阔而不切实际，导致孔子当面给他难堪，指责他鄙俗粗野，果然是自作自受，罪有应得。

对于喜欢乱说话的子路，孔子以不随便开口说话来加以警惕，实在是一番苦心。

十三·三 [建议]

对于不明白、不清楚的事物，不要随便乱说。

生活智慧

（一）正名并不是完全对人来说的，对事物同样需要正名。名实相符的概念，可以用到很多方面。对物来说，便是现代所讲求的质量。

（二）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一直到现代，仍然如此。现代人过分重视物质层面，而正名属于精神层面，以致大家比较不重视。实际上正名的重要性，在工业社会，仍然不能忽视。

（三）不能乱说话，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基本要件。对于自己不明白、不清楚的事理，最好多听、多看、多请教，而少开口，才是君子应有的风度。

四、樊迟请学稼[9]，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10]。曰：“吾不如老圃。”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11]；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12]。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13]（qiǎng）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十三·四 [注释]

 尧曰第二十

这是篇名，用第一句的最先两个字来表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一、尧曰：“咨[1]！尔舜！天之历数[2]在尔躬，允执其中[3]。四海困穷，天禄[4]永终。”舜亦以命禹。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5]，敢昭告于皇皇[6]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7]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周有大赉[8]，善人是富。”“虽有周亲[9]，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所重：民、食、丧、祭。

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二十·一 [注释]

今　译

尧皇帝说：“啊！舜呀！上天的大命已经落在你的身上了。你要信实地遵行中正大道。如果天下的百姓都贫困了，上天给你的禄位也将永远断绝了。”舜传位给禹时，也说了这一番话。

商汤说：“我这小子履，冒昧地使用黑色的公牛作牺牲，明明白白地祭告于伟大的天帝：有罪的人我不敢轻易赦免他。您的臣子善否，我不敢隐瞒遮掩，由您选择任用。我本人如有罪过，请不要累及天下百姓；天下百姓若有罪过，都归我一人来承担。”

周武王说：“周朝大封诸侯，使贤良的人都富贵尊荣。”又说：“我虽然有十分亲近的人，但不如有仁德的人。百姓如果有罪过，都该由我来负责。”

谨慎检验衡器量器，审定长度单位，修复已废弃的机关和职务，国家的政令就可以通行了。兴复已经灭亡的国家，承续已经绝嗣的后代，举用那些被遗弃的贤人，天下的百姓都心悦诚服。

所重视的是：民众、粮食、丧葬、祭祀。

宽厚待下就能得到民众的拥护，诚实就能得到民众的信任，勤敏就能有功绩，公平就能使民众心悦诚服。

二十·一 [主旨]

孔子说明尧、舜、禹、汤、武王的治道。

引　述

“历数”，是依据日、月、地球的运转周期，来制定年、月、日的计时系统。自古以来，我们相信大位由天定。像尧、舜、禹这样伟大的领袖，应该都是上天指派来人间，为广大人民服务的。所以尧对舜说：上天的大命，已经落在你的身上。“天之历数在尔躬”，是一种“时代使命感”的宣示，必须以“允执其中”的心态，事事求合理。以无私的心，来化解四海的贫困。唯有如此，才能够展现辉煌的政绩，这种天禄也才能够长久继续下去。

这样的宣示，代代相传，达一千七百余年之久，传到孔子，又集其大成。

汤的“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与武王的“百姓有过，在予一人”，都是表示完全负责、绝对承担的决心。因此“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尧曰篇》），终于对当代做出很大贡献，成为不朽的历史人物。

《论语》一书，主要是孔子的弟子们记载孔子所说的话。我们认为在尧曰的前面，应该加上“子曰”的字样，比较合理。很可能是因为子曰尧曰连接在一起，读起来不大顺口，才把子曰省略掉。

二十·一 [建议]

事理大多是相对的，在相对的事理当中，寻求合理的平衡点，才合乎允执其中的要求。

生活智慧

（一）“中”是我国哲学思想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孔子在“中”之外，加上一个“庸”字，成为中庸之道。孔子虽然没有获得上天赐给的大位，却因此而继往贤，开来学，成为大家尊敬的至圣先师。

（二）中的意思，是合理。无一事不合理，便是中庸。我们身为中国人，必须事事求合理，做人做事都力求恰到好处。

（三）合理的进步，才是合乎人性需求的真正进步。稍微缓慢，却十分稳定，后遗症很少，对大家很有帮助。

二、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

子曰：“尊五美，屏[10]四恶，斯可以从政矣。”

子张曰：“何谓五美？”

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

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子张曰：“何谓四恶？”

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11]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12]。”

二十·二 [注释]

今　译

子张请教孔子：“怎么样治理政事？”

孔子说：“尊重五种美德，排除四种恶政，就可以治理政事了。”

子张说：“什么是五种美德？”

孔子说：“在上位的人给人民好处自己却不破费，劳动百姓却不招致怨恨，有所欲望却不贪财利，舒泰庄矜却不骄傲，有威仪却不凶猛。”

子张说：“怎么样才能给人民好处却不破费呢？”

二十·二 [主旨]

孔子教导子张为政之道。

孔子说：“从人民可获得利益的地方，使他们得到利益，不就是给人民好处自己却不破费吗？选择可以劳动的时间和对象，去劳动人民，又有谁会怨恨呢？自己想求仁德而得到仁德，又怎能说是贪财利呢？君子不管人多或人少、势力大或势力小，都不敢怠慢，不就是舒泰庄矜却不骄傲吗？君子衣冠整齐，仪容庄重，态度严肃，令人见而生畏敬之心，不就是有威仪却不凶猛吗？”

子张说：“什么是四种恶政？”

孔子说：“不教导民众便加以杀戮，叫作虐待；不告诫就督责其成功，叫作残暴；先前下令时宽缓，后来限期急迫，叫作贼害；财物总是要给人的，而付出时吝啬，叫作弄权的官僚。”

二十·二 [建议]

请时常提醒自己三个要项：大家凭良心，时时存公心，自己先力行。并警惕自己，要付诸实践。

引　述

政治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必须先满足人民的现实需要，然后进一步提升人民的精神生活，使人民安居乐业，并且进德修业。孔子提出五美、四恶，便是针对这个目标而来。五美指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以及威而不猛。四恶则是不教而杀、不戒视成、慢令致期，还有出纳之吝。五美为从政者的正面的积极心态，四恶即为负面的表现，有取有舍，有抓有弃，从事公职的人士，必须自行抉择。

生活智慧

（一）尊五美，摒四恶，仍然是现代担任公职的人士，必须重视的原则。人民的需求和愿望，自古以来，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变化。

（二）公职人员，以正己为表率，事事为人民设想，刻苦耐劳，勤敬不倦，廉洁自持，奉公守法，敬老尊贤，同样可以从政矣！

（三）官场陋习，最好从自己开始设法加以改变。因为人在衙门好修行，有机会为人民服务，千万不要轻易放过修己、积极助人的好机会。

三、子曰：“不知命[13]，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14]，无以知人也。”

二十·三 [注释]

今　译

孔子说：“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和使命，便不能成为一个君子；不知礼，便无法立足社会；不知辨识别人语言的是非，便无法辨别人的好坏。”

二十·三 [主旨]

 阳货第十七

这是篇名，用第一句的最先两个字来表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十七·一#

一、阳货[1]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2]孔子豚[3]。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

遇诸涂[4]。

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5]（qì）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

孔子曰：“诺[6]，吾将仕矣。”

十七·一 [注释]#

[1]阳货：一称阳虎，季氏的权臣，先独专鲁政，后叛鲁奔晋。

[2]归：同『馈』，赠送的意思。

[3]豚：即猪。

[4]涂：同『途』，道路。

[5]亟：屡次。

[6]诺：指允诺。

今　译#

阳货想要孔子去拜会他，孔子不去。他送给孔子一只蒸熟的小猪，想使孔子到他家去拜谢。

孔子打听他不在家的时候，前去拜谢他。

不巧两人在路上遇到了。

阳货对孔子说：“来，我和你谈谈。”接着说：“有人具有一身才干，却任由国家政事迷乱不治，可以说是仁爱吗？不可以。一个人喜欢做官行政，却屡次失去机会，可以说是聪明吗？不可以。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岁月是不等待人的。”

孔子说：“好吧，我将要出来做官了。”

十七·一 [主旨]#

孔子以机变和权臣交往。

引　述#

孔子对待小人的原则，是敬而远之。阳货的行为，孔子并不赞成。他想见孔子，孔子不见他。他想要孔子去见他，孔子也不去。有原则却不轻易得罪人，是一种内方外圆的良好态度。

阳货送孔子一只小猪，存心要孔子去谢他。孔子心里十分明白阳货的企图，居于应有的礼貌，不得不去表示谢忱。于是，故意等待阳货不在家时，才去答谢。这不是耍手段、搞阴谋，而是自我保护的权宜应变。

不巧两人在路上遇见了，躲也躲不掉，逃走更不像话，也没有必要。在这种情况下，说几句应酬话，再自然也不过。阳货用孔子所重视的仁和智，来刺激孔子，还告诉孔子，岁月不饶人，不能再等待了。

孔子淡淡地回答：好吧，我要出来做一些事了。即使是承诺，对小人也用不着守信的。

十七·一 [建议]#

把别人逼得不方便真诚对待我们，是我们的错误。我们最好反求诸己，改变自己，才能使别人安心地真诚对待我们。我觉得这里说的是阳货

生活智慧#

（一）不管是不是好意，我们都应该遵守礼的规范，用来节制自己的行为，也就是保持应有的礼节。否则自己不像个文明人，就难怪别人看不起我们。

（二）孔子既然重礼，就应该在生活上表现出来。尽管再不愿意，也不能不答谢阳货的善意。想办法避开，是一种两全的办法，这是变通，并不是圆滑。同样的态度，对小人来说，是圆滑；对君子而言，则是圆通。

（三）万一逃避不了，只好面对现实。这时候说几句客套话，彼此客气一番。所说的话，不一定要当真。这不是虚伪，而是仅仅表示礼貌。

十七·二#

二、子曰：“性[7]相近也，习相远也。”

十七·二 [注释]#

[7]性：指人的本性，亦包含气质。

今　译#

孔子说：“人的性情本来十分接近，由于习染不同才相差很远。”

引　述#

孔子对“性”的提示，在《论语》中，只有这一句。难怪子贡曾经感慨“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篇》）。就算这一句话，也没有说明什么叫作性，又相近到什么程度。

“性相近”用现代话来说，可以用“同类意识”来表示。人与人在一起，发现彼此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产生同类意识，所以才称为人类。“相近”是相差不远的意思，既不完全相同，当然也不可能完全相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应该是“性相近”的最好写照。

“习相远”用现代话来说，可以用“个别差异”来形容。各人所处环境不同，所养成的习惯，互有差异。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应该是“习相远”的真实注解。

“性相近”是学习的基础，只要认真学习，人人可以成为尧舜。“习相远”是学习的结果，稍微不谨慎，便相差很远了。

“性相近也”，可以用来说明人性原本彼此相近，却不能因此推定人性是善或恶。“习相远也”，可以推论人性是可以塑染的，否则怎么能够由于习染而使原本相近的性，变成相远的人呢？孔子的人性观，应该以告子所说：无善无恶。后人可以塑染，则是大家必须努力的重点。

十七·二 [主旨]

孔子认为人的本性相近，勉励大家谨慎学习。

生活智慧

（一）性是人的天性，与生俱来的本性。孔子虽然没有直接指出性善，但他把仁当作人性的共通点，隐含有性善的意思。由于后天的塑染，才能启发先天的仁性，所以我们认为孔子主张人性可塑，并未直接说明孔子主张性善。

（二）习有主动和被动两种作用，自己决定学好，属于主动；接受环境影响，学坏了，属于被动。可见习的结果，大多可以自行决定，不能完全怪罪于外界的环境，这是孔子主张“反求诸己”的重要原因。

（三）习有仿效和自觉双重作用，一方面仿效，一方面必须自觉。所以学和思要并重，“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篇》）。姑且不论自己的性如何，都应该好好学习。

十七·二 [建议]

立定学圣学贤的决心，转化自己的气质，启发自己的智慧，确保学习的正面效果，这才是积极的人生。

三、子曰：“唯上知[8]与下愚不移。”

十七·三 [注释]

今　译

孔子说：“只有上智和下愚的人，教育和环境改变不了他们。”

十七·三 [主旨]

 颜渊第十二

这是篇名，用第一句的最先两个字来表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一、颜渊问仁。子曰：“克己[1]复礼[2]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3]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颜渊曰：“请问其目[4]。”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⑤矣！”

十二·一 [注释]

今　译

颜渊请问仁德。孔子说：“克制自己的私欲，实践礼节就是仁德。只要能够做到这样的地步，天下的人都会称许你是个仁者。实践仁德需要靠自己下功夫，难道还要靠别人吗？”

颜渊说：“请问实践的条目是什么？”孔子说：“不合礼的事不要看，不合礼的话不要听，不合礼的话不要说，不合礼的事不要做。”颜渊说：“我颜回虽然鲁钝，但愿意照着这些话去做！”

十二·一 [主旨]

孔子教导颜渊实践仁德。

引　述

“克己复礼”的“礼”字，是指礼的本质，也就是我们固有的心性。克制自己的欲望，便能够达到恢复本有的心性。“克己”和“复礼”是一体两面，合起来看，便是我们常说的克复。克复什么呢？把非礼克复过来，使其合礼，便是克复。

非礼勿视，合礼的便要视。非礼勿听，合礼的便应该听。非礼勿言，合礼的当然要言。非礼勿动，合礼的必须要动。只要克去非礼的私欲，就可以回复应有的活动。视听言动，无一不合乎礼的要求，便是立身端正。

只要遵守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准则，我们便具有很大的自由，可以扩展自己的生命。所以孔子认为实践仁德，主要靠自己，不能依赖他人。自我觉醒，自我改善，还需要自我提升。

这样说起来，克己复礼便是自爱。一个人处处克制自己的不正当欲望，约束自己的不正当行为，便是克己复礼，即是自爱的表现。

生活智慧

（一）要爱人，必须先自爱。使自己守法守分，事事合乎礼制，然后才有资格说爱人，否则满口爱人，却经常伤害他人，令人厌恶、怨恨。

（二）“礼”和“理”同音，所以合礼可以说是合理。合理的礼制，并不可怕，当然应该遵守。不合理的礼制，也应该循合理的途径，来加以改善。

（三）男女两性之间的非礼，大家似乎颇能警觉。最好能够扩大范围，在看、听、说、做方面，都不可非礼。

十二·一 [建议]

从克己复礼着手，加强自我约束的修养。

二、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5]，使民如承[6]大祭[7]。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8]无怨，在家[9]无怨。”

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十二·二 [注释]

今　译

仲弓请问仁德。孔子说：“出了门就像要会见贵宾一样，使用民力像承当重大的祭祀一样。自己不喜欢的事物，不要加在别人身上。这样在诸侯的邦国担任公职，没有人怨恨，在卿、大夫的家里工作，也没有人怨恨。”

仲弓说：“冉雍虽然鲁钝，愿意照着这些话去做！”

十二·二 [主旨]

孔子教导仲弓存心敬恕，在修养上用功。

引　述

一个人要做到没有人怨恨，实在并不容易。因为人各有不同的欲望，很难获得一致的赞赏。唯一的办法，便是时时刻刻，抱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心态。凡事将心比心，才能减少大家的怨恨。

一般人对贵宾十分客气，对普通人就不是这样。这种差别待遇，很容易引起反感，造成困扰。如果对人都十分恭谦，便可以减少这些麻烦。

孔子认为仲弓很有气度，可以担任君王，所以用“如见大宾”“如承大祭”来教导他。这种因材施教的方式，是孔子教学的一种特色，值得大家重视。

十二·二 [建议]

请人吃东西，或请人帮忙做事，一请再请，便要适可而止，不应该一而再、再而三，勉强对方，以免产生不愉快的后果。

生活智慧

（一）广义的仁，是忠、孝、仁、爱、信、义、恕、悌等等德行的总称。狭义的仁，便是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当作爱人的一种方法，用将心比心来对待他人。

（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看似消极，其实不然。不能够随便颠倒过来，说什么己所欲，必施于人。因为这样一来，固然比较积极，却相当危险。譬如说自己喜欢喝咖啡，便认为别人一定也会喜欢，结果勉强对方喝下，弄得他整夜睡不着觉，岂止是反遭怨恨呢？

（三）己之所欲，可以尝试着先施于人，但是必须尊重对方，不能带有丝毫勉强。通常我们一请、再请，对方若是不肯接受，便应该适可而止，以免引起不悦。当然，只请一次便不再请，显然是不及，和再三勉强，同样不合理。

三、司马牛[10]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11]（rèn）。”

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

十二·三 [注释]

今　译

司马牛请问仁德。孔子说：“仁者说话常有所忍耐而不轻易出口。”

司马牛反问：“说话有所忍耐而不轻易出口，这就算是仁了吗？”孔子说：“做的时候既然很难，说的时候又怎能不忍耐而随便说出口呢？”

十二·三 [主旨]

孔子以『讱』字教导浮躁多言的司马牛。

引　述

孔子主张仁人必须言行一致，也就是说到做到的意思。要言出必行，最好的办法便是不轻易说出口。能够先忍耐一下，想清楚了再开口，势必有一些迟钝的样子。做得好总比说得好要受人欢迎，说得好却做不出来，终究令人厌恶。凡轻诺的人，大多寡信，大家要引以为戒。

十二·三 [建议]

开口之前，先忍耐一下，想妥当了再开口，以免轻诺寡信。

生活智慧

（一）说话迟钝，如果出于谨慎，信用度通常比较高。话说得太快，令人不敢相信，彼此的信赖感必然随着降低。

（二）孔子向司马牛说这一番道理，致使后人认为司马牛急躁而且多话，可见许多人喜欢牵强附会，乱加臆测。

（三）忍一忍，先想好再开口，有把握才答应。对现代人来说，尤其重要。在求快的风气中，大家愈来愈没有信用。

四、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12]，夫何忧何惧？”

十二·四 [注释]

今　译

司马牛请问怎样才算是君子。孔子说：“君子不忧愁、不害怕。”司马牛再问：“不忧愁、不害怕，这样就算是君子吗？”孔子说：“自我反省而没有愧疚，那有什么可忧愁、可害怕的呢？”

 宪问第十四

这是篇名，用第一句的最先两个字来表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一、宪[1]问耻。子曰：“邦有道，谷[2]；邦无道，谷，耻也。”

十四·一 [注释]

今　译

原宪问什么是可耻的。孔子说：“国家太平时，只知食禄而没有建树；国家纷乱时，也只知食禄而不能独善其身，都是可耻的。”

十四·一 [主旨]

孔子勉励原宪有守有为。

引　述

《公冶长篇》说过：“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知而出仕，当然很好。愚还要担任公职，那就是只知食禄而不知进退，果然很可耻。

还有，担任公职，却只领薪水而不好好做事，同样可耻！不论政治清明与否，都是如此。

十四·一 [建议]

如果要担任政务官，便需要担负起政治责任。

生活智慧

（一）《泰伯篇》也说过同样的话：“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可以合在一起加以体会。

（二）知进退是重要的修养，当进即进，该退就退。不贪图利禄，也不留恋职位。政治之外，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三）现代官吏，分成政务官和事务官两大类。孔子这一番话，应该是对政务官而言。事务官只管好好做事，便大致不会被骂为无耻了。

二、“克[3]、伐[4]、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

十四·二 [注释]

今　译

原宪又问：“能够克制好胜、自夸、怨恨、贪欲这四种毛病，可以算是仁者吗？”孔子说：“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了，但是否算是仁者，那我可不知道啊。”

十四·二 [主旨]

孔子告诉原宪仁道当行，但不容易行。

引　述

孔子对于仁的描述，有时候采取积极的说明，譬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篇》）和“克己复礼”（《颜渊篇》）。有时候采用消极的说法，譬如这一番话，表明不克、不伐、不怨、不欲，只能说十分困难做到，却不能算是仁。一个人不好胜、不自夸、不怨恨、不贪婪，已经十分不容易。但要成为仁者，还需要更多的修养。孔子说他不知道，是客气，意思就是加以否定。

十四·二 [建议]

从现在开始，力求做到不好胜、不自夸、不怨恨，也不贪婪。唯有这样要求自己，才能克制到合理的程度。

生活智慧

（一）好胜、自夸、怨恨、贪婪，可以说是一般人的通病。可见我们想成为仁人，实在要十分努力。但是只要有志加上努力，就难不倒我们。

（二）完全不好胜，丝毫不自夸，绝对不怨恨，一定不贪婪，根本不可能做到。我们只要合理地加以克制，不过分，也就可以了。

（三）合理的好胜，是自我激励的原动力。合理的自夸，是诚实对待自己的表现。合理的怨恨，才是不怨天不尤人的着力点。合理的贪欲，也是努力奋斗的支撑力量。

三、子曰：“士而怀居[5]，不足以为士矣！”

十四·三 [注释]

今　译

孔子说：“一个读书人却贪恋安逸的生活享受，那就不配作为一个读书人。”

引　述

每一个时代，都有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条件，可以随着当时的情况，做出合理的调整和改变。

孔子这一番话，实际上和生活方式与生活条件没有关系。他所说的，是生活法则，所以历久常新，永远不会改变。他的主旨是：不能贪恋安逸的生活，丧失修己安人、立身行道的理想。

十四·三 [主旨]

孔子主张士人一定要有高远的志趣。

生活智慧

（一）为了修己安人、立身行道，而明哲保身，是合理的。追求安宁的生活，能够安居乐业，当然是读书人共同的理想。

（二）安逸的生活享受，容易使人懈怠，甚至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反而逸则不劳，久而久之，就会觉得无聊。

（三）孟子所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便是警惕大家，无聊时容易投向不正当的娱乐，反而伤害自己的身心。

十四·三 [建议]

生活水平只能小康，不能追求奢侈、浪费。

四、子曰：“邦有道，危[6]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7]。”

十四·四 [注释]

今　译

孔子说：“国家太平时，言语、行为都要正直；国家纷乱时，行为要正直，但言语要谦逊。”

十四·四 [主旨]

孔子教导弟子处世的方法。

引　述

孔子固然倡导“知其不可而为之”，却并不主张不知保身而任意牺牲。他在“邦有道”和“邦无道”之间，做过多次的提示，便是希望大家注意大环境的不同，来选择自己的原则，决定自己的态度。

邦有道的时候，政治清明，当然可以言行正直，把自己的意见平实地表达出来。邦无道时，行为依然保持正直。说话的方式却需要更加委婉谦逊，以免受到祸害。

孔子的意思，当然不是叫大家说假话。因为欺骗是不可原谅的事情，说谎的人必然不能心安。但是把话说得更加委婉谦逊，至少可以保身避祸，符合乱世装愚、以求免于刑戮的道理。

不过，对于国家民族有利的事，仍须勇往直前，不惜牺牲宝贵的性命。这时候“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应该积极地加以发挥。

十四·四 [建议]

 先进第十一

这是篇名，用第一句的最先两个字来表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一、子曰：“先进[1]于礼乐，野人[2]也；后进于礼乐，君子[3]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十一·一 [注释]

今　译

孔子说：“前辈制作的礼乐，重质朴，就像乡下人；晚辈制作的礼乐，重文饰，就像城市人。如果要由我采用，我还是遵从前辈。”

引　述

《雍也篇》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里所说的“野人”，应该是“质胜过文”的意思。“质”是实质，内心诚朴，外表未必看得出来。“文”指文饰，外表很好看，也很容易看出来。先把握礼乐的实质，诚于内，再追求外表的文饰，就是孔子所说的“野人”。反过来，文胜质的君子，若是内心不够真诚，便成了伪君子，还不如野人。孔子的意思，是鼓励大家先重视诚于内，再来讲求形于外。

十一·一 [主旨]

孔子主张采用礼乐应遵从先进，崇尚质朴。

生活智慧

（一）礼是生活规范，通称为礼仪。《乡党篇》列举很多有关礼的规定，全都要先求诚于内，然后才讲求形于外。否则虚有其表，并无实质的意义。瞒得了一时，骗不了长久。

（二）乐为艺术修养，与礼相配合。乐主和而礼主敬，若是内不和却只有外敬，那就成为令人厌恶的乡愿。虚伪的外表，并没有实质的是非。

（三）一个人如果只注重形于外的礼仪，缺乏内心的悦乐，必然死守刻板的仪式，有时还会残酷寡恩，十分可怕。

十一·一 [建议]

多充实内在，重视诚于内的修养。然后才讲求形式的美观，加强形于外的礼仪。

二、子曰：“从我于陈、蔡[4]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5]，冉伯牛，仲弓。言语[6]：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十一·二 [注释]

今　译

孔子说：“以前跟我在陈、蔡共患难的几位学生，现在都已经不在门下了。”在德行方面，好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在言语方面，好的有：宰我、子贡。在政事方面，好的有：冉有、子路。在文学方面，好的有：子游、子夏。

引　述

颜回小孔子三十岁，四十一岁时不幸去世。他在品德修养方面，表现杰出。闵子骞、冉伯牛和仲弓，也都是名列德行科的优秀弟子。

宰我利口善辩，列名言语科前茅。子贡本名端木赐，小孔子三十一岁，孔子曾经指责他太喜欢辩解。后来由于出使游说表现良好，所以也列名言语科。

冉有小孔子二十九岁，子路小孔子九岁。两人相差二十岁，却同样在治理能力方面，有良好表现，所以列名政事科。还有一科名为文学，子游小孔子四十五岁，子夏小孔子四十四岁，在文学方面，都十分出色。

这些杰出的弟子，当孔子在陈、蔡受困时，都跟随在孔子左右。现在各奔前程，分散各地。孔子想及当年的情况，似乎十分思念。

十一·二 [主旨]

孔子追思在陈、蔡共患难的几个弟子。

生活智慧

（一）孔子当年并没有像现代这样，实施分科教育。只是《述天篇》记载孔子教导弟子文、行、忠、信四种科目，弟子们是否因此做出四种区分，我们并不清楚。

（二）分科教学固然有很多好处，但是缺乏通识的专才，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产生很多偏颇的见解，对于事物的了解和判断，增加不少困难。

（三）现代社会知识爆炸，分科教学似乎很难避免。我们只能够自觉地扩大自己的视野，增广自己的学习领域，以期逐渐趋于通才，比较能够思虑得周详，观察得周密。

十一·二 [建议]

和不同领域的朋友多往来，以期扩大自己的视野。

三、子曰：“回也非助我者[7]也，于吾言无所不说[8]（yuè）。”

十一·三 [注释]

今　译

孔子说：“颜回啊，他不是使我在教学上有所增益的人。对于我所讲述的道理，他没有不心悦诚服的。”

十一·三 [主旨]

孔子赞许颜渊悟道敏捷。

引　述

孔子曾经说过：“知我者，颜回也！”对于颜回的赞赏，可以想见。这样聪敏的弟子，对老师很少提出问题。从教学相长的观点来看，对老师反而没有什么帮助。

生活智慧

（一）学生多提问题，增加老师的深思，甚至于还要另外寻找数据。对老师来说，当然有很大帮助。教学相长，从这种角度来看，多问的学生，对老师实在有贡献。

（二）不问问题，未必就不是好学生。颜回很少发问，却表现得十分杰出，在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中，名列前茅。老师固然欢迎爱发问的学生，也不能忽视不发问的学生。

（三）对师长的话，最好不要立即加以反对，不妨多想想，有疑问提出来请教。老师毕竟学有专长，不容轻视。

十一·三 [建议]

尊师重道，从不轻易反对老师做起。但是有疑问，就应该提问，听不懂还要再问。

四、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9]于其父母昆弟[10]之言。”

十一·四 [注释]

今　译

孔子说：“闵子骞真有孝心啊，别人对他的父母兄弟，都说不出什么闲话。”

引　述

闵子骞有没有被人家说闲话，和孝或不孝，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他可能在外面一本正经，言行都十分慎重，回家后使父母生气，令父母伤心，外人也未必知晓。

没有人非议他的父母兄弟，为什么凸显出闵子骞的孝心呢？因为他并没有盲目地听从父母兄弟的话，以致做错事而连累了父母兄弟，受到他人的非议。

儒家说孝，只有说孝心、孝道、孝行，并没有说孝顺。因为加上一个顺字，很容易引起凡事都应该顺从的误解。事实上合理的当然要顺，若是不合理的，就不能顺从。

盲目顺从，把责任推给父母兄弟，当然是不孝。

十一·四 [主旨]

孔子赞美闵子骞的孝行。

 微子第十八

这是篇名，用第一句的最先两个字来表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一、微子[1]去之，箕子[2]为之奴，比干[3]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十八·一 [注释]

今　译

商纣王昏乱暴虐，微子离开他，箕子装疯卖傻做奴隶，比干劝谏而被杀。孔子说：“殷代有三个仁者。”

引　述

微子辞职，箕子被囚，而比干被杀，三个人都没有宏大的功业。然而孔子特别赞赏他们为殷商时代的三位仁者，因为他们的表现，承担着中华文化的绝续。换句话说，没有这些人，我们的文化很可能持续不下去。我中华民族，能够历久不衰，生生不息，那些具有丰功伟绩的人物，固然有很大的贡献，这些毫无功业的人，看起来和历史不相干，却同样有很大的功益。

十八·一 [主旨]

孔子说明殷商时代有三位仁人。

十八·一 [建议]

对同一件事情，各人可以做出不同的反应。我们应该尊重各自的抉择，因为无论什么人，到头来都是自作自受。

生活智慧

（一）我国文化，看起来是历史上的大人物所造成，实际上是一般平民大众所承续的。如果不是平民百姓在维护风俗习惯方面，做出巨大的贡献，历代的知识分子，恐怕已经把中华文化，弄得支离破碎，不像样了。

（二）在职时可以做一些事情，离职也能够表达某种意见。被囚为奴，有好人也有坏人。因强谏而被杀，牺牲自己而唤醒大众，只要出于自愿，抱持至诚，当然是仁人。

（三）微子劝阻纣王，不听即离去。箕子是看到微子劝阻无效，还是看到比干被杀而心生恐惧，这才装疯卖傻，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最终被囚禁，则是事实。比干是看到微子劝阻无效，才强烈谏阻，还是原来就想如此，我们也不得而知。三个人各有不同的表现，都是出于仁心，所以都是仁人。

二、柳下惠[4]为士师[5]，三黜[6]。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十八·二 [注释]

今　译

柳下惠担任法官，多次被免职。有人说：“你不能离开鲁国吗？”柳下惠说：“用正直的态度为人做事，到哪里不会被屡次免职呢？用邪枉的态度为人做事，那又何必离开自己的祖国呢？”

十八·二 [主旨]

柳下惠为人正直。

引　述

这一段记载，后面应该有孔子的评语，很可能是抄写的时候，遗漏掉了。

柳下惠担任法官，主理诉讼的审判。前后三次被免职，还舍不得离开鲁国。有人问他为什么，他的回答很妙，说：“按正道办事，到处都可能被免职。依邪道办事，又何必离开自己的乡土？”意思是当时天下的风气，几乎到处都一样，不会由于换个地方，就产生不同的后果。

十八·二 [建议]

有机会担任公职，唯求把工作做好，对老百姓有真正助益，其余的最好交给老天爷，自己少操心。

生活智慧

（一）一个人三度担任公职，三度被免职，还能够不怨天不尤人，可见全无患得患失的私心，当然值得我们敬佩！

（二）直道事人，容易得罪人。枉道事人，经常有愧于心。这两者之间，如何兼顾，以求取合理的平衡，实在考验当事人的品德修养。

（三）担任公职，以造福百姓为重。有机会上任，并不足喜。即使被免职，也没有什么好难过的。有这样的修养，实在十分难得。

三、齐景公待[7]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8]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十八·三 [注释]

今　译

齐景公谈到接待孔子的礼节，说：“像鲁君对待季孙氏那样的礼貌，我做不到。我将用次于季孙氏，高于孟孙氏的礼节来接待。”后来齐景公又说：“我老了，不能重用他了。”孔子就离开了齐国。

十八·三 [主旨]

齐景公谈对待孔子的礼节。

引　述

齐景公这几句话，应该不是当着孔子的面所说的。他和臣下商议如何接待孔子时说出高于孟孙氏而低于季孙氏的标准，后来干脆表示自己年老，不能重用孔子。在这种情况下，孔子离开齐国，是必然的。

十八·三 [建议]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难处。我们常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最好将心比心，多加体谅，不要勉强求取。

生活智慧

（一）有贵客来临，事先商议接待的礼节，当然有必要。订出来的标准，合不合理，贵客心里有什么感受，可能产生什么后果，应该是考虑的重点。

（二）原本想以礼相待，和孔子见面，后来却直接说出年老不能重用。这样的变化，其中必有缘由。传闻是有齐国大夫想加害孔子，所以齐景公才这样表示。可见我们要判定好意或恶意，必须深一层探讨真相，才能正确判断。

（三）孔子有心担任公职，好好做一些事情。但他一点儿也不强求，丝毫不患得患失，这是十分难得的修养，值得大家学习。

四、齐人归[9]女乐，季桓子[10]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十八·四 [注释]

今　译

齐国人赠送能歌善舞的女子给鲁国，季桓子接受了，一连三日不上朝处理政事。孔子于是就辞官离开鲁国。

十八·四 [主旨]

孔子因为季桓子不理政事而离开鲁国。

引　述

齐国人为什么赠送能歌善舞的女子给鲁国？原因是孔子当时担任要职，即将参与国政。齐国人害怕鲁国强盛，才使用美人计，想要迷惑季桓子，以逼走孔子。

季桓子果然上当，三天不上朝，孔子就离开了。能歌善舞的女子，为什么能够诱使季桓子三天不理朝政呢？当然是靡靡之音，令人禁不住放纵忘情，丧失理性的约束。对重视乐教的孔子来说，自然非走不可了。

十八·四 [建议]

注意声色的诱惑，以防自己人格的堕落。

生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