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君有道，臣有节
古代社会的老板就是国君。一般认为，因为国君掌握权力，下属又不能随意换老板，这种相处时是单向的。但是孟子创造性地提出了相对伦理，不仅适用于他那个时代的君臣关系，同样适用于当今老板与员工的相处。对于复杂的多重关系，我们更需要用相对伦理互相负责。那么在五伦中那些可以用相对伦理呢？在工作中到底该怎样实现相对伦理？
领导的责任 #
古代社会的老板就是所谓的国君，和今天的老板大不相同。现代社会自由开放，如果觉得老板不好，可以把老板开除，我换一个工作算了，不然自己创业，但在古代恐怕机会就比较小了。所以如何相处更是个大问题，我们来看孟子作为一位大臣，和国君是如何相处的。
一般认为，这种相处是单向的，国君掌握权力，想让大臣上台就上台，让他下台他也毫无办法。孟子却特别强调一种相对伦理。
相对伦理，指国君跟大臣在某一方面是相对的，你对我好我会好好做，你对我不好，我并不是完全没有招架之力，像奴隶一样听你摆布。今天谈这一点也有特别意义，因为中国两千多年都是专制社会，做大臣的读书人选择性很低，最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话都出来了，如果请教孟子，他会想到这样的话吗？恐怕不会。
在孟子的时代，如果要跟国君相处，大臣当然首先要尽心尽力，效忠国君，好好照顾百姓。
孟子之平陆，谓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饥岁，子之民，老羸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求牧与刍而不得，则反诸其人乎？抑亦立而视其死与？”曰：“此则距心之罪也。”他日，见于王曰：“王之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为王诵之。王曰：“此则寡人之罪也。”
——《公孙丑下》
有这样一段故事。孟子有一次到了齐国的平陆，对当地的长官孔距心说，如果你有一个士兵，一天有三次失职，你怎么办？孔距心回答，不必等到三次就处罚他了。孟子说，那么你失职的地方也够多了。在灾荒年，你的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年老体弱的饿死在田沟山溪里，年轻力壮的逃往四方，大约有几千人了，你没有尽到照顾百姓的责任啊。孔距心说，这不是我能够解决的。意思是，虽然地方上有粮仓，还需要上面国君下命令才能开仓救济，不是我一个县长能决定的。这话好像也有道理，我作为县长把粮仓打开了，让老百姓吃饱喝足以后，等国家有什么需要，粮食供应不上了怪谁呢？但是孟子接着问他，如果有人替别人放牧牛羊，他就有责任为这些牛羊找到牧场和草料，如果找不到，是应该把牛羊交还给主人呢，还是站在那里看着牛羊饿死呢？交还主人的话，至少你尽了责任，能做就做，不能做就让主人另请高明。孔距心为人还算诚恳，听了觉得很有道理，说确实是我的过错啊。后来孟子把这个故事转述给齐宣王，说，大王的地方长官，我认识五位，能明白自己的罪过的，只有孔距心。齐宣王很聪明，说，这是寡人的过错。因为他没有授权让官员照顾百姓。
这个故事说明，一个人只要接受一份任务，就应该尽好自己的责任，尤其是做领导的，就应该尽力照顾好百姓，不要找任何借口。
像这样的小故事很多。有一次孟子对齐宣王说，有一个人，要到楚国去游历，就把他的妻子孩子交给朋友照顾，几个月以后回来，发现妻子孩子在挨饿受冻，那该怎么对付这个朋友呢？齐宣王直接说绝交。但孟子继续说，如果你有一位法官，对于底下各层的法官没有管教好，怎么办呢？那就把他免职，齐宣王说得很干脆。孟子最后说，那你国家治安等方面没有做好，该怪谁呢？齐宣王“顾左右而言他”，左边看看、右边看看，今天天气不错啊。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梁惠王下》
下属的义务 #
孟子常常向国君进言。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婉转的讲话方式。但是有时候再怎么说国君还是有错，就不如顺势而行。《孟子》里面有一段话就是这样，很有意思。
齐宣王对孟子坦白说，寡人有疾，寡人有病。平常我们对大夫才说自己有病，不然那就没人救得了你了。讳疾忌医，我这个病不好说，对医生也不说，那是不要命了。齐宣王对孟子说我有病，说明他把孟子当做医生，他们的关系有了一种令人惊讶的转变。
西方近代哲学家尼采说过一句话：哲学家是文化的医生。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文化也会生病，一个社会的文化趋向一般人看不出来，我们生活在每天的新闻里面，今天看看这个消息，明天看看那个八卦，天气如何，社会动态如何，却永远不知道它的趋势。它的趋势需要长期来看，跳开来看，从整体看，最后才能知道。尼采认为，哲学家看得比较长远、深刻，比如在教育上出了什么问题，比如修订了某些教科书，比如出现了国学热，所以增加一些国学材料，趋势会发生变化。哲学家是可以对文化下诊断的。
齐宣王这个国君天不怕地不怕的，居然对孟子承认了自己有病。孟子就问他，你什么病啊？他的病还蛮严重的。第一个病，他说是好勇。他喜欢打仗，跟别人比赛看谁厉害，最后看谁能称霸天下。这个病还不算太严重，哪一个国君不好勇呢？尤其是战国时代，每一国的国君都希望称霸。但孟子不说他好或是坏，只对他说，你好勇吗？那我建议你要学大勇，而不要学小勇。什么叫小勇呢？就是匹夫之勇。一个人走在路上耀武扬威的，别人瞪一眼，他马上过去说“你瞪我干吗”，让别人立刻道歉，这是小勇。随时准备跟别人决斗似的，这算什么好汉呢？你现在身强力壮，可以这样好勇斗狠，将来老了怎么办呢？所以这种小勇不值得学习，要学就学大勇。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梁惠王下》
孟子举出周文王、周武王，把标准调得非常高，甚至把古代的最高理想——“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的话都提出来了。上天生下了老百姓，就要替他们找一位国君，替他们找一位老师，希望能够代替天来照顾百姓。这话哪一个当国君的听了不是很向往呢？这是古代帝王的基本责任，我代替天来照顾百姓。孟子说了，要学就要学周文王，因为周文王一发怒，天下就太平了，比如他曾经讨伐过一些小的诸侯，因为他们做了许多坏事。这才是大勇。
古代大国讨伐小国，需要师出有名。譬如，商汤还没有起来革命时，首先讨伐一个小国葛国，为什么呢？因为葛伯不肯祭祀。古人特别重视祭祀，因为祭祀促使自我收敛。按照规矩来祭祀，经常想到我们的祖先都来自同一个根源，就会跟别人好好相处，都是一样的祖先，大家何必打仗呢？商汤的讨伐，就是因为葛伯不肯祭祀。商汤先派人去问，你为什么不祭祀？葛伯说没有祭祀用的牺牲。商汤就派人送他几大车的牛、羊、猪。他竟然吃掉了，还是不肯祭祀。商汤派人问，你为什么还不肯祭祀呢？他说我没有粮食。商汤就派人去帮他种田，还派很多老人小孩给这些种田的人送去粮食，结果葛伯竟派人在路上拦截，有一个孩子不肯给，就把他杀了。商汤就说，葛国，我要讨伐了。天下人都知道，商汤不是为了当帝王而讨伐，而是为了小孩子被杀，目的是为无辜者伸冤。
孟子讲了很多类似的故事，说明周文王、周武王一怒而能安天下，所以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得天命者为天子。这对齐宣王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教育。他会想，我本来只是单纯的好勇，心里想的恐怕是小勇，经过孟子的开导，知道还有大勇，那我就学周文王做一个正义之师吧。
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
——《滕文公下》
齐宣王又说，我还是达不到你的标准，因为寡人又有疾了。这次是什么病呢？寡人好货，喜欢发财，喜欢仓库很充实，每个人都有钱。孟子对他说，周朝的祖先有一个人叫公刘，公刘好货。仓库里粮食、货物堆得满满的；他的士兵出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带足了干粮，要吃要喝都非常充足。孟子的意思是，你要好货的话，就让老百姓都发财，藏富于民，你自然就有钱了；却不能因为好货，在王宫里面弄一个仓库，搞得老百姓都很穷困，这不是办法。孟子给了他一个示范，同时给他一条路来走：设法让老百姓都富足，大王自然也就什么都不缺了，打仗时需要的粮食、干戈等等都没有问题。孟子善于推己及人，把自己的要求和欲望推展到百姓身上，百姓也有这样的要求和欲望，如果家家都富足，我当国君自然不虞匮乏。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对曰：“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梁惠王下》
说到这个份上，齐宣王发现孟子给了不错的方法和建议，这才说出比较不好说的——寡人好色。孟子就举出周文王祖父的例子，就是古公亶父，说古公亶父以前喜欢一位姜氏女子，早上起来就相约去水边骑马跑步谈恋爱，那个时候国家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换句话说，每个人好色的心都可以得到满足，男男女女都有恋爱的对象，所以大王要把这种心推到天下，让天下男有分女有归，这不是很好吗？孟子又引述了《诗经》，齐宣王听了觉得有道理，也有事实依据。可见孟子总能够让齐宣王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因为他得到了老板的充分信赖。
孟子有个观念，叫做“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国君如果做坏事，我就帮助他做坏事，这样的罪还比较小；国君如果做坏事，我替他找理由来解释，这个罪过就大了。眼看国君做错事，大臣还帮他圆谎，对他说你做的没有错，那不得了，让国君名正言顺来做坏事，会更加肆无忌惮，那就无可救药了。孟子看到很多齐国官员就有类似的问题，他很敏锐地提出了这种思想，很精彩。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对曰：“昔者太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梁惠王下》
有一次齐国攻打燕国，五十天就把燕国打下来了，齐宣王很得意，说，两个国家一样大，我发兵五十天就把这么大的国家打下来，说明是上天要我取得燕国。但是要知道，燕国当时发生内乱，老百姓都希望别的国家来主持正义，而不是愿意当亡国奴。所以孟子就劝齐宣王，你要小心，如果你到了燕国不能好好照顾百姓的话，老百姓以前是水深火热，现在水更深火更热，叫做“以暴易暴”，老百姓怎么会欢迎你呢？当时齐宣王的人都说，不行，我们还是要占领燕国，把燕国的国家宝鼎、重器全部搬到齐国来，把燕国王室的亲戚抓来当人质。于是齐宣王以为我能够这样做，就代表我应该做，上天要我做。
结果，不到两年，各国就组成联军要对付齐国，齐宣王这一下怕了，一个齐国根本不是对手。他很惭愧地说，孟子以前劝过我，我还是这么做了，今天果然遭到报应了。一个大臣对他说，大王您不要惭愧，请问您觉得周公怎么样？宣王说，周公当然了不起，既仁且智。大臣说，但是周公派管叔、蔡叔去监督殷朝遗族的时候，这两个人跟着一起造反了，这说明了什么呢？周公如果不了解这两兄弟会造反，说明他缺少智慧；如果明知道会造反还派他们去，说明他缺乏仁爱。周公总有一个错误。齐宣王听了之后就放心了，说连周公都会犯错，何况我呢？
这就是典型的替国君找借口，他做的本来是坏事，却给他找例子，让他觉得自己做的不是坏事。这样的大臣真是非常不应该。
多重关系的处理 #
什么叫做相对伦理呢？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只有父母对子女这一伦不是相对的，别的都是。譬如夫妻，两个人感情不好老吵架，这是相对的，没有谁一定要听谁的话。譬如兄弟，可以阋墙于内，团结对外，在家里打成一团，在外面很团结，这也常见。朋友更是如此，开始有一段时间相处得不错，后来各人的观念改变，志向调整，忽然就翻脸了。可见这些伦理都是相对的。
只有父母子女是绝对的，像舜的父母这么害他，他还那么孝顺，因为这是绝对的、单向的关系。因为古人把父母当做天地，没有父母就没有自己，万一父母不好，只能尽量减少父母犯错、犯罪的机会；假如他们真的犯错、犯罪，做子女的只能尽量行善，以弥补父母的过失、削减父母的罪障。
同时，君臣这一伦比较复杂。比如做大臣的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就是一种绝对的观念，把生死都交给国君了。一个忠臣碰到一个坏国君，只好牺牲了。最后国家恐怕要灭亡了。
可在孟子这里，君臣关系是一种相对伦理。你对我好，我尽忠职守；你对我不好，就不要怪我，我周游列国去了，我不在你这儿服务了。
《孟子》里面有一段话，说国君把大臣当做手足，大臣就把国君当做腹心。譬如我摔跤的时候会用手来保护我的心脏，所以说国君像我的心脏，会时刻保护国君。因为平常国君把我当手脚，手脚受伤的时候他会照顾我，帮我治疗，这是相对的。这是第一步，算是很好的情况。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离娄下》
第二步，国君把大臣当做狗和马来利用，大臣就把国君当做路边的人。他请我做事，我拿了钱、做了事就没关系了。古人常常说效犬马之劳，因为狗替人看门，马替人拉车，但是谁会把狗和马当做自己的家人呢？所以，国君把大臣当做狗和马来利用，你有什么问题那是你的命，大臣就会把国君当做国人，你给钱，我办事，钱不够我就辞职跳槽了。
最坏的情况是，国君把大臣当做泥土草芥来践踏，那么大臣就把国君当做强盗和仇人来对抗，叫做革命有理。由此可见孟子的气魄有多大了，使历代的帝王都心惊胆战。
这三种可能就叫做相对伦理。相对伦理并不是指大臣与国君平等，古人没有这种平等观念，而是认为国君是天生的，可以世袭，做臣子的应该好好效忠。但是儒家效忠国君，根本目的是为了照顾百姓。为了升官发财而效忠国君的人，绝不是儒家学者。
有人请教孔子说，子路和冉有可以算得上大臣吗？子路和冉有就属于政事科，有专长可以负责某一个部门，并能把事情做好。但孔子说，他们不能算大臣，只能算具臣，可以做具体事务的臣子。那么所谓的大臣标准何在？“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意思是我用正道来服侍国君，如果行不通就辞职。孔子强调自己追寻的是正道，而不是对国君妥协。
孟子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向往仁义忠信，乐于行善不知疲倦，这是天赐的爵位；做官，当公卿大夫，是人给的爵位。“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强调自我向善、行善，如果做官了，就可以对百姓有很大的恩德，可以尽职尽责。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
——《告子上》
从孔子到孟子，思想线索是一贯的。由于孟子的时代形势更为险峻，他就有更明确的立场，认为大臣应该匡正国君，他说“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只有德行完善的人，才能改正国君的偏差观念。所以做大臣的，自己首先要有好的修养好的德行。
参考孟子的观念，我们今天该怎么和老板相处呢？我们上有老板，也可能做别人的老板，是多重的关系，也是很复杂的。
譬如我也从事公务，教书做过最大的官就是系主任，管两个助教、两个职员。我常常为他们设想，如果他们需要休假，好吧，就轮流休假，只要把公务办好就行，其他的事由我负责。后来果然出了事，有一次考试资料没有按时间公布，晚了几天，后来要追究的时候我就说我来负责任吧。如果换了别人可能直接说，这不是系主任的事，该由助教负责。但是这样的话助教会吃不消，而我作为系主任来负责，上面就会不了了之。这种宽谅的对待，是处理好相对关系的重要方法。
这种相对伦理还是来自儒家最根本的为人处事原则。就是三点：第一个，内心感受要真诚，我对别人有什么样的感情，要很真诚地表达；第二个，对方期许要沟通，尽量达到他的要求，如果达不到就通过沟通使他降低标准，这样相处就比较愉快、友善；第三个，要遵守社会规范，因为任何团体都有基本的规律，使整个社会的运作产生效率。
工作岗位上，一个老板面对很多员工，一个员工面对自己的老板，也需要遵守这三种原则。比如第一，内心感受要真诚，既然拿人钱财就要与人消灾，工作交给我就把它做好，做不好就坦白承认自己不能胜任。老板要提升我，如果觉得自己做不到就不要勉强，不然恐怕会把身体累垮了。尤其是年轻的朋友，要懂得人生有各种限制。有人很渴望做一个大事业，很好，但是要考虑各种现实情况能不能配合。就拿身体来说，做那个职业说不定就少活几年，而且很多时候不见得做得到，还成为另一种失去。所以人要衡量自己，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也是对老板负责。
相对的，如果在工作中老板有了一些问题，做员工的要选择适当时机，以委婉方式给他建议。老板上面有更大的老板，所以和员工之间是可以相互理解的。
人与人之间以这种方式互相面对，以相对伦理互相负责，而不是单方面掌控全局，这是儒家对于任何人际关系的基本看法。当然，这种学习借鉴要考虑时代条件和社会环境的限制。运用好孟子的思想，对我们确实是大有益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