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第二
【第13讲】 #
《论语•为政第二》,到第二篇了。〈为政篇〉的篇名就是取自于第一章开头的几个字。原文是: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孔子说:“以德行来治理国家,就像北极星一样,安坐在它的位置上,其他星辰环绕着它而展布。”
古人认为北极星是不动的,当然,今天的天文学告诉我们,没有星星是不动的。古人说北极星不动,别的星星就以它为核心,在各方面展布开来。用以比喻如果负责政治的人用德行来作为示范、来领导,那就好像北极星一样,它本身不需要动,其他的星星就好像各层官员、以及老百姓,都各自就他的位置做他该做的事,社会自然安定了。古代确实有这么好的理想,也就是德治。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到尧,特别提到八个字,他说尧这个人“其仁如天,其智如神”。他的仁德像天,因为古人都相信天是仁爱的,它是无不覆盖,像春夏秋冬的四时就称为“天时”,代表天对老百姓、对万物的照顾的,让它们可以按照时序来生存发展。他的智慧像神明,古人都相信神明是最有智慧的。春秋时代,两个国家缔结盟约最后都要加一句,由聪明的神来做见证。代表如果不守约,神会来执行赏罚。在古人的心中,尧称为尧天,舜称为舜日。尧天舜日是对一个社会最美好的描述。代表领导者的德行圆满完美。所以整个社会非常的安定和谐,这是儒家的理想。它是基于富有天下贵为天子这样的位置,所表现最高的德行、圆满的人格,这对于整个社会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周朝之初,周公制礼作乐,那时的政治观念是把政治与教育设法联系在一起,而国家与学校也几乎要等同了。换句话说,政治领袖就是老师。在《尚书》里面就提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上天生下老百姓,替他们找了国君、替他们找了老师,君与师帮助上天照顾百姓。上天让百姓出生,但是他没有办法个别照顾,而百姓形成人的群体之后又有各种复杂的问题,这个时候需要有国君来领导,有老师来教育。君与师并列,代表古人认为人生下来并非圆满的,需要有人引导与启发,才能知道人生的正路何在,尤其是古代的小型部落社会,每一个人都可以和领袖近距离相处,君王如何待人接物、做人处事,百姓很容易仿效他。比如舜非常孝顺,所以尧就把舜提拔出来,让舜成为大家的楷模。有了舜的榜样,大家都觉得孝顺是美德,我们要跟着做。事实上,人本来就愿意孝顺的,人都是父母所生所养的,孝顺是最自然的事情。但是因为后天的各种利害关系,有时候容易忘记孝顺。这时看到君王表现了孝顺,自然而然就从心里面愿意去做。所以儒家讲为政以德,它是古代德治的理想。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接着夏商周三代都有礼治,所以从德到礼。礼包括三点:礼仪、礼节、礼貌。若只讲礼仪,好像是一套仪式,离我们一般人很远。讲礼节,还不够,还有基本的礼貌。所以孔子经常谈到礼的时候就加一个字,“礼让”,要让别人。德须与礼配合,因为社会越来越大,只靠德治,不见得很多人可以看到他们的天子。古代的传播也没那么方便。无法像今天透过媒体让全国人知道,所以国家越来越大以后,就需要制礼作乐,靠礼仪,靠音乐,来维持它的稳定和谐。
孔子提到“为政以德”的观念,在〈卫灵公十五〉还有另外一段话,要对照来看,就是孔子说的“无为而治”。在后面他提到“无为而治”特别就用舜来做例子。他说舜不用做什么事,他只要自己本身行为端正,面向南方坐着就好了。就与本章谈北极星本身不动一样的意思。但是听到无为而治,我想每一个人都会想到道家。的确,在老子的思想里面很强调无为,也就是你不要刻意做什么事,因为你刻意做任何事的话,你的考虑永远不可能周到,你顾了这一边就忘了那一边,到最后挂一漏万,甚至捉襟见肘,很难全面照顾,反而不好。所以道家讲“无为而治”是强调人的考虑是有限的,而社会上的资源更是有限的。如果考虑到要对谁好、对哪些人好,另外一些人怎么办呢?所以最好是不要刻意做任何事,因为所有的一切,从万物到我们人类,其生存发展都有一定的条件,这个条件不会因为你去做就改变的,它一直存在那里。比如有些老百姓过着自在的生活,如果刻意对他说还有更好的生活,他的欲望产生却达不到,就开始烦恼了。所以老子的思想有时候会被别人误解为对教育不太重视。其实老子认为一个国家让教育普及,一定有些人知道多一点,有些人知道少一点。到最后因为“知”带来欲望,欲望造成各种争夺,理想不能实现,结果反而是天下大乱。儒家讲“无为而治”以德作为基础。为什么有道德的领导,可以让天下无为而治呢?因为人性向善。
我们在学习《论语》时,会觉得有些篇章上下无法连贯。其实很多地方孔子只是回答问题,因为学生各自作记录,后来替孔子守丧三年,那段时间大家都不工作,每天就在老师的坟边居住着,白天就互相交换意见,说老师以前教你们这个,老师以前告诉我那个。大家平时记录的语言,由某几个学生的学生把它整理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念《论语》有个困难,看到一句话却不知道孔子为什么说这句话。其实肯定是发生某些事情,或者有些人提问题了,他才回答。像这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如何如何,孔子怎么忽然讲这句话呢?一定有人问他说怎么样把政治办好?是不是努力去做就会好呢?或者让法律更为严格,要求更为苛细,会好一点?孔子会说不对,要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孔子心目中有一种对人性的了解。换句话说,以整个国家来说,政治领袖表现德行,老百姓就可以自己上轨道,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老百姓都是人性向善。那么领导者表现善的行为就是德行,我自然支持他。自然可以有向心力,可以团结起来。他怎么说,我们怎么来配合。
为什么讲儒家一定要强调人性向善呢?若不讲人性向善,为什么要治呢?人性本善,何必要治理?就是无为而治,还是治。为政以德,还是有为政。当然这一点,很多人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慢慢了解孔子为什么有这样的观念。
【第14讲】 #
《论语•为政第二》的第二章内容很短,但是很特别,原文是: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孔子说:“《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无不出于真情。”
我想这样的翻译会让很多人觉得有点诧异。因为通常我们看到的是“思无邪”翻译成为“思想纯正无邪”。我要说明一下为什么我这样翻译,孔子说《诗》三百篇,事实上《诗》是三百零五篇,其中包含有风、雅、颂。孔子念书善于总结,经常用一句话概括他的想法,有他的创见。因为孔子自己说过,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我们将来会看到这句话,你不断重读过去的资料,并且有了新的体会,才能当老师。孔子所讲“思无邪”三个字,这三个字本身就出于《诗经》,在《诗经.鲁颂. 》篇,它描写的是鲁君有很多马,这些马往前奔行,看起来非常地勇健。他就说了“思无邪”。“思”这个字在《诗经》里面经常作为语首助词,或者语末助词。它没有实际意义,只是为了吟唱,或拉长语气,所以当你说“思”的时候,别人都知道是一句话要开始说了。“思无邪”重点在于后面的“无邪”。无邪的话,这个“邪”与倾斜的“斜”通用,代表这个马向前跑的时候它不能转弯,因为马跑得很快,一转弯可能就要摔跤。所以它描写鲁君所养的马跑出来的时候非常勇健,一点都不会偏斜。孔子从《诗》里面提炼出这三个字,用来表达整部《诗》。就是说《诗》是文学的作品,文学的作品一定要有真诚的情感,最怕无病呻吟或者矫揉造作。
《诗》是古代的文学作品,它是古代的采风之官到各地采集民间的各种歌谣总集而成,并以此作为教化的参考。所以《诗》谈什么呢?思想纯正无邪吗?不是的。《诗》与思想或意识形态基本上没有直接的关联。《诗经》这部作品,它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谣,加以整理成三百多篇。请问如果把“思”理解为思想,是谁的思想?因为很多都没有作者,也不知道是在写谁,是谁的思想纯正呢?所以不是作者。因为作者太多了,恐怕有几十人,甚至有上百人。是编者的思想吗?如果是编者的思想,那何必说纯正无邪呢?他与读者有什么关系呢?编者本身思想纯正无邪与编《诗经》,也不见得是必要的条件。难道是读者的思想吗?我读《诗经》的时候,思想需要纯正无邪吗?事实上《诗经》很多篇章都在表达人的情感。比如大家最熟悉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它描写的是雎鸠关关地叫着,在河边的沙滩上。人与人之间互相吸引,美好的女子就是君子最好的伴侣。它可以从自然界的一种现象,转到人类情感的互动、交流,人对生命的一种肯定与向往,它和思想有什么关系呢?它描写的是真诚的情感,所以《诗经》里面很多地方都会提到抱怨、提到难过、担心的情绪,与思想完全没有关系,它讲的都是真诚的情感,所以我们在读《诗》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它是文学作品,以真诚的情感为主,只有真诚的情感才能感动别人。而我们将来再看到孔子谈到《诗》的时候,都会用一个字,“兴”,可以理解为引发真诚的心意。
平常我们看多了社会上的各种新闻,会觉得好像人活在世界上只能够得过且过,或者随俗浮沉,早就把年轻时真诚的心意遗忘了。读《诗经》会引发真诚。看到《诗经》里面描写的情感都这么样的真挚,也会引发我年轻时的真诚情感。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提到四个字,都和情感有关。引发真诚的情感,了解自己的志向,同时观察整个社会的风尚。最后还有怨,可以抒发委屈、怨恨。读《诗经》读到有些人很委屈,再对照自己的遭遇,就会觉得,古代这么好的人都委屈,何况我这个平凡人呢。读完之后心中的怨恨自然消解。
儒家思想对于人的情绪反应是非常重视的,后代特别强调儒家的礼教,其实并非孔子的想法。孔子、孟子,都很重视人的真诚情感。人活在世界上,如果没有真诚的情感,那活得多累啊!如果任何事情都必须要客套,要注意到别人的各种要求,就只能忽略真诚的情感,凡事也就只能做戏而已。儒家为什么重视《诗经》?因为《诗经》是真诚地表达情感的歌谣。读《诗经》引发真诚的情感,就可以回到儒家思想的正途上,从真诚引发内在的力量,让人们自愿孝顺父母、尊敬兄长,自愿来帮助别人,来做好事。儒家为什么强调《诗经》?《礼记》里面特别提到,“温柔敦厚诗教也。”一个社会如果推广《诗经》的教育,它的社会风气就会“温柔敦厚”。儒家的教育,包括文学、历史、艺术在内。而在文学这个领域,特别重视《诗经》作为真诚情感的表现。
所以孔子说《诗》三百篇用三个字概括,叫做“思无邪”。我们要记得,“思”是语首词,“无邪”是代表从内到外直接出去,没有转弯,也不必绕圈子,所以一切都出于真诚的情感。如此,就能了解孔子为什么那么重视诗教,也可以知道诗教为什么会带来温柔敦厚的社会效果。
【第15讲】 #
《论语•为政第二》的第三章,原文是: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孔子说:“以政令来教导,以刑罚来管束,百姓免于罪过但是不知道羞耻。以德行来教化,以礼制来约束,百姓知道羞耻,还能走上正途。”
有两种方法来对百姓进行教育和规范。第一是德与礼,第二是政与刑。孔子先讲第二种方法,也就是用政令、用法律来作为约束的方法,这样也许百姓很听话,因为有政令、有法律,百姓如果不遵守就要受罚的。虽然他可以免于被处罚,但是却丧失了羞耻心。因为百姓可能会钻法律漏洞。在今天法治时代确实是有这样的现象。以美国社会为例,美国社会当然早就是法治的社会了,但是很多人都说,在美国,真正治理国家的是律师,因为任何事情都需要靠律师来解释法令条文。在很多电影里面经常会有这样的场景,一个人被冤枉入狱,他坐牢第一天和牢友们吃饭时,别人就很好奇,说你这个人看起来蛮斯文的,听说你在银行工作,怎么会坐牢呢?这个人说我是无辜的,他讲完之后,所有的犯人都笑了。为什么?犯人们在这儿都说自己是无辜的。美国人拍电影常常自我解嘲。犯人们都觉得自己是无辜的,如果有一个有钱的父亲可以请最好的律师,就可以无罪释放,可惜我们没有,所以我们很冤枉。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家有钱请一个好律师,那么就大罪化小、小罪化无。到最后我们就可以无罪释放了。但因为家里穷,请不起好律师,要不然就是我的对头有钱请到好律师来对付我,所以我今天被关是无辜的。你看,这样的观念就糟糕了。为什么糟糕?一个人做错事,完全不会自我反省,完全不认为自己有错。当然我们也知道,社会上的各种关系非常复杂。
一个人做事,很难说他要负多大的责任。比如美国律师在替人辩护的时候常常这样说,不要怪这个人,他为什么做坏事呢?他从小生长在贫民窟,他周围都是穷人,和他一起生长的人如果不去贩毒就去抢劫杀人。他如果不打人,他就被人打,他在这种环境下长大,最后变成这么坏的人,实在是不能怪他,应该怪这个社会。律师这样辩护,完全没道理吗?好像也有点道理,但这样一来,那谁还要做好事呢?每一个人做坏事都有理由。我们都知道,做好事是需要努力的。中国有一句话说“为善如登,为恶如崩”,做好事和爬山一样,很辛苦的;做坏事,手一松往下磙,快得很。正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我在荷兰教书时,很多人对我说荷兰的税收很高,超过一定数目就要交税40%以上。有人觉得太划不来了。他们就越过边境到比利时,比利时的税比荷兰的税要低。而比利时与荷兰有一部分人讲一样的语言,都讲弗拉芒语,所以有一些荷兰人就越过边境到比利时买一间房子,在那儿交税,他为了减10%、20%,在荷兰赚了钱宁可交给比利时。这让荷兰、比利时两国之间产生了一些小误会。这样的故事很多,百姓享受荷兰的待遇,但是为了省一点税钱,到比利时去交。当然这只是我个人听到的一些议论,真实的情况如何呢,还需要去做进一步的研究。为什么百姓这样做?就是典型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他没有什么特别的羞耻心。我这样讲绝不是说外国人没有羞耻心。“耻”字我们不要拿一般的观念来看,儒家讲“耻”是指个人所作所为如果达不到社会共同的要求,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别人都做到了,我做不到,那怎么可以呢?所以有“耻”,羞耻心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点,在《论语》里面“耻”字经常出现。如果问,活在世界上最怕哪种人呢?应该是最怕不知耻的人。他如果没有羞耻心的话,你根本毫无办法,你只能用法律约束他。孔子说得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百姓会钻法律漏洞,这可以说是一种相对的关系,所以在道家的《老子》里也有一句话叫做“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把法令弄得越细的话,那犯法的人就越多。小偷到最后变强盗,越来越严重。所以这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很难用一句话来说究竟如何从根本上加以化解。
孔子认为有办法,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第一种,用德与礼来治国。“道之以德”,用德行来引导,百姓看到在上位者有德行,自然就跟着走。“德”这个字很有意思,古代讲德代表为政者照顾百姓,百姓都喜欢政治领袖有德行。因为对百姓很好,国君对我好,我当然喜欢,因为对我是有利的。对我好而且又有德,那百姓就会以国君为榜样。因为我喜欢你对我好,我也知道别人也喜欢我对他好,这是一种教育的方法。所以“道之以德”还是可以做到的。它的根源还是在于人天性就有一种向善的愿望,所以你有善,我跟你走。同时我行善的时候内心快乐。
至于“齐之以礼”,因为礼乐教化是一个社会所需要的,所以周公制礼作乐,使一个社会有礼和乐可以依循,作为行为的规则。孔子特别崇拜周公,就因为他把礼乐制作得非常完善,但是春秋时是礼坏乐崩,所以我们看到德治之后要配合礼治,如果礼治还不行,就要法治了。礼与法之间的关系比较微妙。一般讲礼与法有一个简单的分辨,法是从外在约束人的行为;礼是从正面引导人的行为。一是约束,一是引导,差别就在这里。法律可以约束,法律很难引导。
我们不会说一个人守法是好人,只能说一个好人不犯法。守法是好人吗?不一定。因为他并没有特别做好的事,他只是守法而已,守法是应该做的,谈不上特别好。如果遵守礼仪,那就比较好了。所谓富而好礼,这个礼就是正面的引导,见到长辈要有礼貌,见到老师要尊敬,这些都是礼仪。这个礼仪创建的人际关系是普遍适用的,因为一个年轻人对长辈尊重,他将来年纪大了变成长辈时,将来的年轻人也会尊重他。否则一个年轻人对长辈不尊重,不知道去遵守礼仪,那么他将来老的时候变成长辈,凭什么要求年轻人对他尊重呢?所以,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会经常接受老师与父母很多教育,千万不要以为长辈只知道教我们年轻人,我们年轻人就这么样的委屈吗?就一定要听话吗?不要忘记,年轻人一定有一天会成为长辈,成为老一辈的人。那个时候,年轻人同样地也尊敬你。所以一个社会一定要有延续的发展过程,在这一方面,孔子的思想指出了社会发展的重点,也就是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老百姓如果无耻的话,政府怎么做都不容易有好的效果。
另一方面,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百姓有羞耻心,因为他知道由内而发,应该自我要求,“格”代表正,走上正路。有人说“格”代表“来”,事实上“来”不见得代表一定走上正路,走上正路是老百姓自己走上正路,如此一来,所谓的政治人物也不须费太多心。当然,德与礼的要求是很高的,并不容易做到。
【第16讲】 #
《论语•为政第二》的第四章是特别重要的一章,如果在《论语》里面选十章最重要的内容,这一章一定在里面。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提到孔子的一生。这是我所见过最短的自传了,只有三十八个字。原文是这样的: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说:“我十五岁时立志求学,三十岁时可以立身处事,四十岁时可以免于迷惑,五十岁时可以领悟天命,六十岁时可以顺从天命,七十岁时可以随心所欲都不越出规矩。”
这是很重要的一章,讲孔子十五岁到七十岁,一生发展的好几个阶段,以十年作为一个代表。这些话意思并不难了解,但是很难做充分的说明。
首先,孔子说他十五岁立志学习。因为古代的教育,像孔子这样的背景,父亲早逝,跟着妈妈在娘家成长,属于地位非常卑微的一般百姓,他念书只能到十五岁。古代的乡村教育是利用每年秋收之后,农闲时请乡村里面有学问的人或者退休的官员,来教一些十五岁以下的孩子。教他们文化常识以及基本的武艺。孔子十五岁立志求学,很多人说我们今天教育已经普及了,六岁就求学了,甚至有人更早,进幼稚园了,但是这不是自己立志的,是被父母要求的、被社会规定的。重要的是孔子十五岁立志求学,他一辈子都没有停下来,到老的时候还学而不厌呢。所以他的求学是与生命一起成长,他也认为自己最好学了,所以第一句话是孔子强调自己立志要学习。有关立志的问题在《论语》里有三个对象,第一个,立志于学习;第二个,立志于行仁;第三个,立志于求道。都用“志”字。“志”的写法很有趣,上面是“士”,底下是“心”,士心为志,代表读书人的心意就是他的志向。至于“学”只是一种外在的描述,学什么?学的目的何在?那就要志于仁,就是立志以后要走上个人生命的正路。有关“仁”字,有时和“道”很接近,但是要怎么分辨呢?因为孔子也说过,志于道,立志于求道。这个道代表人类共同的理想。就是作为一个人,应该知道如何安排这一生,叫做人生的光明大道。所以“道”代表人类的正路,“仁”代表我个人的正路,这要稍微区分。“道”是共同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走。“仁”是每个人在不同的情况下对行仁的选择。但是基本上仁一定是由内而发,出于真诚的心。
孔子十五岁立志求学,接着经过十五年的时间,三十而立,“立”一般说是立身处世。但是在当时要立身处世,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懂得礼。因为在《论语》里面出现过两次,所谓的不学礼,无以立,或者是不知礼,无以立。若是没有学习礼仪,在社会上不能立足。不懂得礼仪,在社会上无法立身处世。孔子三十而立,可以理解为礼仪、礼节、礼貌都做到了、都学好了。立也代表就业,否则三十岁早已经成家了,如何养家煳口呢?所以孔子的职业曾经做过仓库管理员,也做过牧场管理员,另外,他能够立足也包括他有专长,可以替别人主持丧礼。这就是孔子三十而立了。
再看“四十而不惑”,有人到四十岁的时候反而觉得人生陷入困惑,因为小时候比较单纯,所有的问题老师与父母都帮我们作出答案了。到了四十岁,自己成家立业,孩子也慢慢长大了,然后才发现人生的问题非常复杂,会有许多迷惑。在《论语》里,谈到迷惑的地方很少,比较清楚的只有两处,一是子张请教如何辨别迷惑,孔子回答说爱一个人,希望他一直活下去;恨一个人,希望他立刻死去;对同一个人又爱又恨,那不是迷惑吗?由此可以知道迷惑代表感情上的困扰,也就是说我们要调节情绪,不能靠情绪冲动来和别人来往。另外一个学生樊迟,他也问如何分辨迷惑。孔子回答时说:一时的愤怒忘记了自己的安危,甚至让父母亲跟着受累,那不是迷惑吗?因为有时候一时冲动生气,和别人吵架打架甚至杀人放火,别人报仇时到家里来寻仇,让父母亲陷入危险,因为愤怒而造成这般可怕的后果,这也是迷惑呀!孔子的学生两次请教他什么是迷惑,他回答时无一例外,都谈到情感上的问题。人有理性,也有情感,理性是光明正大,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通过学习而理解,知道人生应该往哪里走。另一方面,人还有情绪、还有情感,它们和感性的要求连在一起,就会发生很多问题,到最后自己也觉得很迷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出来呢?所以到四十而不惑,对我们来说就很不容易学到了。人间所有的问题有因就有果,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只要知道发生什么事,再推究它的原因,再思考它的结果,大致上不惑还是可以做到的。只要多学习、多观察、多了解。
【第17讲】 #
前面谈过十五岁立志求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接着就要谈“转捩点”了,五十而知天命。“知天命”是什么意思呢,有些人说,孔子五十岁的时候研究《易经》,懂得算命,但是事实上,这叫做命运,不叫天命。天命是命运之外还了解自己的使命。所有的人都觉得人生下来就有命运,无可奈何,因此儒家强调要通过学习、通过自觉找到自己的使命。使命是什么?为什么称为天命?当一个人觉得自己有使命感,这个使命感的来源既不是别人,也不是自己给的。责无旁贷,一般把这个称作天命。比如说,国家就像一辆游览车,天子就是司机,要带我们去一个风景点。但是开车开了一半,司机心脏病发倒下来,这个时候请问,在车上谁有使命,谁有责任继续开车?答案只有一个,是懂得开车的人。孔子就是这样的人,因为他把古代的经典掌握之后,知道夏、商、周这三代何以兴盛衰亡,如何发展。他知道人类真正的幸福在何处,他知道人性要往哪里发展才能得到成全。他五十一岁出来做官,做到五十五岁。因为他觉得自己既然有使命感,就要对社会有所贡献。他努力做,做得也非常好。但是到五十五岁时又发生了各种问题,以至于鲁国的当政者不让他继续发挥他的理想,所以孔子就在五十五岁的时候开始周游列国。我们讲五十而知天命的时候,我们要把“天命”理解为两个重点:
第一,按孔子当时的情况,他知道要怎么做才能够实现他的使命,所以他出来做官。
第二,我们一般人可以学的是什么呢?把天命当做人性向善,因而追求择善固执,最后达到止于至善,当做我们每一个人的天命。儒家所谓“善”就是自己和他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我对父母孝顺叫做善,我对朋友讲信用叫做善,我对长官效忠叫做善。这个善一定是指我和别人之间适当的关系。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天命,也就是要把向善的要求实践出来。
六十而耳顺,我把这个“耳”去掉,改成“六十而顺”,顺天命。为什么这样改呢?有许多理由。因为在整部《论语》里面,“耳”这个字实在并不重要,它只出现四次,有两次当做语助词用。没有什么意思。比如孔子说“前言戏之耳”,前面说的话是和你开玩笑的,那个“耳”是没意思的。“汝得人焉耳乎?”你找到什么人才了吗?“耳”也没有具体含意。只有一次用于耳朵,孔子听到有人演奏音乐,他说“洋洋乎盈耳哉”,声音这么好听,洋溢着充满我的耳朵。六十而耳顺,这个“耳”很特别,因为整段行文都是一个年龄加一个行为,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到七十呢,从心所欲不逾矩。年岁接动词,中间没有加一个名词。“六十而耳顺”,说成是“六十而顺耳”,还比较接近这样一种行文特点。孔子六十岁时,在周游列国,周游列国是为了顺天命,有人对他说“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上天要以你们老师作为木铎,从事教化工作,这就是顺天命。孔子周游列国两次差一点被杀,两次碰到生命的危险,他都把天提出来,“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你们能对我怎么样呢?因为我后面有天作为我的依靠,我是在顺天命啊!并且更重要的是在孔子以后,先秦的儒家经典,像《孟子》、《荀子》、《易传》、《中庸》、《大学》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提到耳顺。相反的,有好几个地方提到顺天命。由此可知,孔子说的是六十而顺,顺天命。顺天命代表他不计任何代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有关天命,在孔子的思想里面很明显地说出来,第一个要知天命;第二个要畏天命。他在知、他在畏,就代表这个天命一定有其内容,天要他知道什么、天要他敬畏什么,接着天要他顺从什么,要怎么去做。所以从知到畏,接着就要顺天命,最后一步还要乐天命,就是最后阶段。在解说《易经》的《易传》一书中强调乐天知命,就是这种思想,很合理的一种人生发展。所以在《论语》里面谈到“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的时候,我们是非常谨慎的。因为如果加一个“耳”的话,没有人讲得清楚。比如说朱熹的解释是,“声入心通,无所违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听到什么心里面就懂了,没有任何违逆。但是这个属于不惑。可以了解别人的意思,听到什么样的话都不会觉得刺耳,别人骂我的话,听了也无所谓了。那不是耳顺,而是乡愿。从以上几方面来看,“耳”字应该是多余的。并且很多学者从考据方面、从哲理方面都加以发挥,都强调“六十而顺”,“耳”是多出来的字。我们在阅读古代经典的时候,更改一个字都要谨慎小心。不能随便说我认为这个字是多出来的就改了,要举出各种证据。
到最后一个阶段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最后阶段,其中有两个重点:第一,孔子说这话代表他在七十岁以前如果从心所欲,偶尔难免有可能违背规矩,代表人的心的确是有问题,捉摸不定的。所以我们学儒家时一定要记得,儒家从来没有把人的心看做本善、至善。颜渊的心三月不违仁,三月代表很长的时间,不会有违背仁的要求。而孔子自己到了七十岁才能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代表平常若从心所欲,就可能违背规矩。所以七十岁了,从心所欲都不会违背规矩,这话才能讲得通。第二点要了解从心所欲代表自然而然去做的,不逾矩代表都符合规矩,也就是做到应该做的事情。对孔子来说,他的七十岁的境界是:自然的就是应该的,他自然去做的都是他该做的,他该做的事都做得很自然。这句话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很容易,自我反省就会发现,我们只要自然去做的,大多数都是不应该做的,而我们应该做的事,大部分都做得很不自然,代表我们的修养还差得很远。
所以这整段话代表了孔子一生的发展。我们相信,孔子可惜只活到七十三岁,他如果活到八十、活到九十,他人生的境界一定还会更高。我们很难想像那是什么境界,只用一句孟子的话来说,孟子说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达到圣的境界,再往上一步,简直无法理解。这是像神一样的境界。本章介绍孔子生平的自我了解,可以从中得到很多人生的启发。
【第18讲】 #
《论语•为政第二》的第五章,原文是: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孟懿子请教什么是孝,孔子说:“不要违背礼制。”樊迟为孔子驾车时,孔子对他说:“孟孙问我什么是孝,我回答他不要违背礼制。”樊迟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父母活着的时候以礼的规定来侍奉他们,父母过世后以礼的规定来安葬他们、以礼的规定来祭祀他们。”
这篇提到的孟懿子,就是孟孙或孟氏,也就是鲁国三家里面的第一家。孟懿子的“懿”字是他死后的谥号,他原名为仲孙何忌,因为编写《论语》时他已过世,所以就用了他的谥号。鲁国有三家,这三家都是鲁桓公的后代。鲁桓公生了四个儿子,一个是嫡长子,继承王位,后来称为鲁庄公。另外三个儿子也受封。这三家后来在鲁国很有势力,与鲁君四分鲁国。
孟懿子的父亲是孟僖子,孟僖子曾经在国际场合因为不懂得礼仪而觉得很丢脸,回国之后就想自己身为大夫,不懂得礼仪,下一代一定要让他们多学学。他打听到孔子是礼仪方面的专家,就让他的孩子都去向孔子学习。所以孔子在三十岁的时候就当贵族的家教,而且顺便也招收别的学生,开始了他的平民教育的大业。
孟懿子请教怎么样才是孝顺,孔子回答时强调礼仪的规定。在古代社会,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受过教育的人都用礼互相来往,而老百姓却不懂得礼仪,只好靠法律来约束了。孔子强调,身为贵族,要特别的守礼。父母活着的时候用礼仪来侍奉他们,父母过世以后按照礼仪来安葬。因为贵族子弟很容易财大气粗,反正家里有钱,便十分铺张,超过自己身份的规定。孔子认为应该遵守礼仪规定比较好。所以他一再强调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最后祭祀的时候还是按照礼仪规定。代表人的孝顺不能离开社会规范。
《为政第二》的第六章,我们一起说明。因为这章提问人是是孟懿子的儿子。原文是: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孟武伯原名仲孙彘(zhì)(ㄓˋ),他是孟懿子的儿子。他也来请教孔子何谓孝顺。可见当时孔子教书时间很长,做父亲的年轻的时候问过,儿子长大了之后也来请教了。孔子回答说,让父母只为子女的疾病忧愁。
我们思考一下,作为贵族子弟,生下来就有官位,不论学问如何,不论做人处事能力,长大了便继承父亲的原有的官位,可以做官。对于贵族子弟这些家世背景比较特别的人,孔子认为什么是孝顺呢?他对孟懿子说你要遵守礼仪的规范,他对孟武伯说让父母只为你的疾病忧愁,因为人吃五谷杂粮怎么可能不生病呢?生病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如果你让父母只为你的疾病忧愁,代表你真的很孝顺。因为其他念书、做人、处世等方面,都不须父母担心。换言之,一个孩子在各个方面都能尽力做到最好,让父母不要操心,只有偶尔生病是难免的,让父母为生病而操心。如果只有这件事,那真是不错的,算是非常孝顺的,等于是做子女各方面表现都很好,父母从来不操心。
由这二章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对于不同的人的教育是因材施教。孟懿子、孟武伯都是孟氏的贵族,这个贵族在鲁国权力很大,将来都是国家的重要大臣。所以孔子教他们时就按照他的情况,希望他们虽有很多财富,但一定要记得守礼,我们前面一再提到,孔子希望一个人有钱之后能富而好礼。与这两章相配合,对父母亲按照礼制的规定,这样就可以算是孝顺了。在这里孔子没有谈到内心的情感,在古代贵族社会里,表现内心的情感需要适当的形式来规范。
为什么我们念《论语》会有困难呢?是因为对话简短,并针对特别的学生来作的回答。有时候会觉得孔子似乎只注意到外在的礼仪规范,他难道忘记了情感更重要吗?像第二句谈到说让父母只为你生病去忧愁,难道别的时候不用孝顺吗?只是生病让父母忧愁,那别的事情做好就够了吗?它与孝顺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们思考孔子对于孝顺的看法,必须看很多章相关的材料,才能做完整的理解。不能看单章,单章往往有针对性,也就是孔子的因材施教。今天的孩子也是一样,各方面让父母都不要操心,只有生病是难免的,让父母操心一下吧,那就算是很孝顺了。怕的是除了生病之外,还有念书、交朋友、各种言行表现让父母担心,那样就不是孝顺了。所以每一个人都要从这些角度来思考,自己对父母的孝心应该表现在不要让父母太操心上。
【第19讲】 #
《论语•为政第二》的第七章,也是谈到孝顺的。原文是: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游请教什么是孝,孔子说:“现在所谓的孝是指能够侍奉父母,但是像狗与马也都能服侍人,如果少了尊敬,又要怎样分辨这两者呢?”
子游这位学生,与子夏同列在文学科,也就是孔子所列出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的第四科。代表他们对于文献、书本都学习得很好,非常熟悉。在《礼记》的〈礼运大同篇〉中,一次大的祭祀之后,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就是对这位学生说的。他请教什么是孝,孔子的回答先做一个分辨,现在所谓的孝顺就是能够奉养父母亲,但是不一定尊敬父母亲。至于狗和马也能服侍人,但是狗和马不会尊敬人。所以子女服侍父母亲和狗和马服侍人不同,因为子女除了服侍之外还有尊敬,要尊敬父母。
历代以来还有另外一种解释。翻译成:“孔子说,现在所谓的孝顺是指能够奉养父母,但是人对狗和马也能养啊。如果没有尊敬之心,怎么分辨这两者呢?”居然把奉养父母和一个人饲养畜生并列在一起思考。这种翻译与理解是不能够接受的。因为古人讲狗和马有特别的含义。狗替人守门,马替人拉车,这都是为人服务的,到今天我们还用这样的成语,你对我这么好,我要效犬马之劳。把子女比喻为狗和马这比较合理。但是把子女奉养父母,把父母比喻为犬马,这是非常不尊敬的。简直是太不孝顺了,哪里有这样的比喻呢?所以我认为“至于犬马皆能有养”是说狗与马也能奉养人,应该这样去理解。
也有一位学者说,如果是人养狗与马,何必谈“能”呢?讲狗马也都能奉养人,“能”字才有意思,代表狗马也有能力啊,也能奉养人啊,就好像子女他有能力奉养父母,这两个并列,但是狗和马不会尊敬人。所以做子女的奉养父母亲,还要懂得如何尊敬父母亲。就好像曾参孝顺父亲,除了养口体,让父亲吃饱喝足,还要能够奉养父亲的心意,让父亲做好事。这就是尊敬父亲,还要让父亲的心意可以实现。那才是孝顺。
接下来的《为政第二》第八章的内容也与此相关: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子夏也来请教什么是孝,孔子说:“子女保持和悦的脸色是最难的。有事要做时,年轻人代劳;有酒菜食物时,年长的人吃喝。难道这样就可以算是孝了吗?”
这样还不算,还要脸色保持和悦。比如说父母年纪大了,我现在每天让父母吃饱喝足,有什么事我来做,但是我脸色不好看,这还是不够孝顺。我们现在奉养父母亲一定要记得,孝顺来自于内在的情感。孔子因材施教是非常有技巧的,他对贵族子弟,就不太谈内心的情感。而子游、子夏,都是一般的百姓,年轻的子弟,他回答的时候就特别对子游说要尊敬父母,对子夏说脸色要保持和悦。因为一个人内心有真的情感,自然而然脸色就会愉悦。比如说我们喜欢一个朋友,看到他自然是满脸微笑。喜欢一个老师,看到他自然而然会觉得心里很轻松。爱护父母亲,看到父母亲自然觉得很愉快,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有一种安定的力量,因为父母是我们生命的来源。孔子教学生的时候,特别重视内心情感的培养。要尊敬,同时要由内而发保持好的脸色。现在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到自己的脸色。父母要我们帮他忙,陪他去看病,帮他做一些事,我们就推三阻四的,给父母脸色看,那是非常不孝的。
我们学习儒家的思想就会发现,外在的各种表现一定要深植在内心的情感上,也就是以内心的情感作为基础,外在的表现就自然而然非常理想,真正外在的规范只是一个恰当的形式。如果内心没有情感,恐怕都是勉强,都是委屈,很难持久,也很难做得好。有时侯,我们帮别人忙,别人还不领情,恐怕就因为我们说错一句话,或者脸色不好看,以至于别人认为我们很勉强,那何苦呢?所以一定要先想清楚,要孝顺吗?要跟朋友讲道义、讲信用吗?想清楚之后就开开心心地做,因为不管怎么样都是要做,为什么不开开心心呢?既然要做,为什么不想得透彻呢?想得透彻由内而发,由真诚产生力量,这是儒家的思想。
人活在世界上,免不了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考虑事情,如果占用我的时间,花我的力气,甚至花我的金钱去为别人服务,这时候便须思考清楚,我是不是真诚地愿意这样做?如果有勉强,朋友之间还可以去沟通、去了解。但对于父母亲,儒家有特别的要求,各种伦理关系,只有父母对子女这一伦,我们做子女的不能计较任何条件。这不是只有我们对父母必须尽量顺从,同时我们将来有子女,我们也希望他们如此。
但是如果只说子女要顺从父母,万一父母有偏差的观念或是不当的作为,该怎么办呢?我们不要担心,将来还会谈到孔子对孝顺的看法,你就会发现,孔子也提到,如果父母有偏差的作为,子女该如何做。孔子有另外一套观点提供我们参考。怎么孝顺?一是要尊敬,一是要由内而发,有真正的情感,保持好的脸色。这是我们得到的启发。
【第20讲】 #
《论语•为政第二》的第十章。原文是: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孔子说:“看明白他正在做的事,看清楚他过去的所作所为,看仔细他的心安于什么情况,这个人还能如何隐藏呢?这个人还能如何隐藏呢?”
他最后还一再强调“一个人如何隐藏?”孔子前三句说的是:看明白、看清楚、看仔细,好像是越来越困难了。首先,看明白他现在正在做的事,你要了解一个人一定要看明白他正在做什么事;第二个,要看清楚他过去一路走来,所作所为如何;最后还要看仔细,他的心安于什么情况。简单说来,要了解一个人,要认识一个人,要看他的过去、现在还有未来。但是未来没有人看得到,所以这时只能够把未来说成是他的心安于什么情况。“安”字很有意思,现代人通常都比较不安,感觉到浮躁,总觉得自己有一些想法没有实现。你心安吗?心安便表明在做这事时,没有别的念头,觉得人生走到这一步是好的,一路走来问心无愧,做我该做的事。所以这个“察其所安”的“安”是很重要的。我刚才提到现代人大多心不安是因为有时候新闻太复杂了,每天上网看很多消息,看多了之后总觉得与别人比起来,自己很委屈了,好像别人比我幸运,有贵人相助。这是现代人的各种讯息太多造成的许多烦恼,心很难安下来。我们讲到认识一个人在儒家是很重要的,而《孟子》里面有一段话可以对照参考:孟子说,你要了解一个人最好看他的眼珠。眼珠如果很亮,表明胸中正,若胸中不正,眼珠就昏黄。这是孟子很特别的想法。孟子主张身心配合,我内心里面有什么样的想法,眼珠就会表现出来。西方也说眼睛是灵魂之窗。孟子也强调“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和这篇所说的相同。
儒家都希望可以认识别人。但是如何认识呢?最难的是第三点,察其所安。说到“安”字,孔子曾经用过,比如说宰我认为守丧不必要三年,孔子问他如果守丧满了一年就吃得好、穿得好,心里安不安?所以孔子很强调一个人心要安的,“安”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藉《孟子》里的一段来做描述。孟子这段话描写舜,他说舜在年轻时,吃干粮、啃野菜,在田里工作,好像准备这样子过一辈子似的。等他后来受到尧的提拔当了天子,穿上麻葛单衣,手中抚着琴,尧的两个女儿在旁边侍候,又好像他本来就拥有这一切似的。我念到这里时很感动。舜在任何情况下心都能够安。他年轻的时候家里很穷困,吃干粮啃野菜,生活非常贫困,他没有任何抱怨,好像准备这样过一辈子似的,每天时间到了到田里耕田,做该做的事,不会有任何的胡思乱想。等他当了天子,享受荣华富贵,又好像本来就是属于他的似的,既不骄傲,也不狂妄,更不会穷奢极欲去享受。舜的“安”是安在他自己内心里面。也就是问心无愧,坦坦荡荡。所以要认识一个人要看他现在正在做什么事?怎么做的?合规矩吗?然后再看他过去一路走来如何做人处事。有时候要调查一个人身家背景,作用何在?倒不是说过去就决定现在,现在的永远不会改。而是过去一路走来做过这些事,难保将来不会重犯啊!必须证明自己与过去不同,改过向善了。这样别人才能够给我们更好的机会重新开始。否则,一路走来有这样的言行表现,将来可能和过去一样,因为人是习惯的奴隶呀,习惯是第二天性。要改过迁善,须得痛下决心。
最难的是“安”。“安”字对现代人来说特别有意义。瑞士的心理学家荣格,他问过一个问题,对现代人而言,这个问题非常直接。他说我从事心理治疗的工作几十年,来找我看病的人大多数身体健康、心理正常,但是并不快乐。这句话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很能够描写现代一般人的情况,身体健康、心理正常,但是并不快乐。这就说明快乐需要身心之外的特别的因素,不快乐是因为生命的最根本的自我没有得到安顿。身心的健康正常,一般人只要年轻、只要保持运动、有好的营养都可以做到。但内心里面的自我能不能安顿呢?这是没有把握的事。要看人能不能够经常自我反省,对自己的处境能够接受吗?今天有这样的遭遇要怪别人还是要自我反省呢?反省了之后就知道下一步应该往哪里走。所以“察其所安”的“安”在时间上来说,可以指现在与过去之外的未来,就好像我非要达到什么目的才能够安顿下来。但是要想清楚,通常我们达到目的的时候能够安顿吗?不一定。有时候又会出现新的欲望,就是一山望见一山高。
小时候觉得我只要考上某一所学校就满意了,一旦考上了之后发现还有更高的目标才能满意,就算读到了博士,当到了一个单位的主管,还是有别的方面的欲望,永不会满足。这样一来人生不是很辛苦吗?人生不是活得很累吗?所以孔子说要了解一个人,让他无法隐藏,对于他的过去、现在了解之外,要特别注意到察其所安,看他的心在什么情况下会安定下来。
儒家很强调了解自己,也强调了解别人,这样才能够在选择行为时有适当的分寸。
【第21讲】 #
《论语•为政第二》第十一章,原文是: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孔子说:“熟读自己所学的知识,并从其中领悟新的道理,这样才可以担任老师啊。”
“故”代表我们已学习过的知识学问。老师教书的教材经常都差不多,如果年复一年只是把过去的资料不断地熟读,没有新的领悟,上课时照本宣科,那不够资格当老师。能够担任老师是非常难得的福分,有责任把自己的知识、观念、心得教给下一代、教给年轻人,要珍惜这样的机会。西方学者研究人的各种职业,特别提出一种观点值得参考,他说有三种行业要靠合作才能产生效果:第一,农夫。农夫耕田不论如何努力,都得老天的配合,该下雨时没有雨,该刮风时没有风,再努力也不会有好的收成。所以农夫耕田不能只靠自己,还需要天气的配合。第二,医生。医生不论医术多么高明,就算华陀再世,如果病人不肯配合,医生给他药吃,他吃一半不吃了;叫他运动,他不运动;叫他锻鍊,他也拖延。想想看,医生能有什么办法。所以医生的医术要表现出来,一定需要病人的配合,才能够产生好的效果。第三,老师。一个老师教很多学生,教出来的学生表现各不相同。有的真的成了人才,有的原地踏步。甚至同一班学生教出来之后,有的可以当老师,有的还只是学生而已。这说明老师教书需要学生的配合,学生乐于学习一定是老师有心得。所以温故而知新才可以当老师,这其中有它的道理。否则,让学生被动地接受老师的教导,而老师的教导都是陈腔漤调,凭什么让学生好好用功呢?凭什么让学生感谢这位老师呢?所以孔子说的话的确有道理。知识可以是过去的,体验一定得是新的。像我们今天读《论语》,就要有自己的心得,自己的心得有时候要配合实践,体会才会更深刻。不同年龄有不同的体会,比如孔子讲到他的生平,四十而不惑,“不惑”就是没有迷惑。有些人小时候书读得好,觉得书本上的知识没有迷惑了。但是进入社会之后才发现,社会上的问题绝对比书本上的问题复杂多倍,甚至各种问题都会让人陷入其中时,迷惑便更深、更困难了。所以须得慢慢地用生命的经验和书本上对照,慢慢地体验到书本的真谛。
为什么须要“温故”呢?因为每隔几年去念同一本书,就会发现自己在这几年之内有什么成长,有什么长进。比如《论语》,很多人小时候都读过了,甚至会背了。但是他中学时代读与大学时代读,进入社会之后读、做父母之后读、年纪更大之后再读,体会都不同。这就是我们讲到“温故而知新”的道理了。所以身为一个老师,有责任在这方面不断提出新的见解,然后让学生有站在他的肩膀上继续往前走的机会。
有一位老师,我们非常佩服他,他强调老师最大的悲哀是没有教出胜过自己的学生。一个老师教一辈子的书,如果所有的学生都比不上他,代表老师没有好好教,或者说学生没有好好用功,没有得到好的启发。所以老师本身温故而知新对学生来说是一个好示范,他们才能够跟着老师的脚步继续往前走。很多人推崇牛顿,牛顿说:我只不过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就是把别人研究的成果作为基础,在他们的肩膀上可以看得更高、看得更远。否则你一个人从头开始,慢慢累积,时间恐怕来不及的。没有人的知识是从零开始的,每一个人都是从别人的心得开始学习,并避开了许多重复的错误,许多实验上的困难,有一个很高的起点再往上走,所以人类社会的知识才能不断进步。讲到教书这一行,孔子是专家,他讲的话是以他的体验做根据的。他另外有一句话和教书有关,是“有教无类”,出现在《论语》的〈卫灵公第十五〉。关于有教无类,一般的理解都是说孔子教学生的时候,他不会给学生随便去分出什么类别,说你是哪一国人,哪一国人有问题,他也不会说你家里很穷,太穷了我不教。更不会说你资质不够,不够聪明我不教。有教无类就是不去区分国家、背景、贫富等阶级,无论什么情况,只要愿意来学,孔子都很乐意地教,也没有任何保留。
一个人要担任老师,一定要把《论语》念熟了,因为《论语》里面孔子作为老师的示范很多。他有一次有点感叹说:各位同学,你们以为我有所隐瞒吗?我没有什么隐瞒的,我任何言行表现都在你们前面展现出来。同学们与孔子学了很久发现自己没什么长进,就觉得老师是不是有什么隐瞒呢?有什么秘笈没有教,希望我们去他家补习呢?其实不是的。孔子讲这段话,“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我没有任何隐瞒的,我任何行为都在你们前面表现。代表他身教重于言教。而言教身教相互配合,学生们才知道原来教育可以让一个人生命产生这么大的变化,孔子本身就是教育所造就的最杰出的典型。他从平凡走出不平凡的一生,这就是很好的示范。他小时候家境非常贫寒,他自己好学,到处向人求学,到最后能够集大成,把所学的知识总结在一起,有自己的看法。我们强调孔子的思想时经常用一句话来概括:承礼启仁。“礼”代表周公的制礼作乐,他把它接过来,但是发现礼坏乐崩,靠复古不可能直接恢复,他就打开“仁”。什么是“仁”呢?“仁”就是从真诚引发力量,也就是我常常讲的,让一个人内在自觉,有行善避恶的要求。“礼”本来是外在的规范,规范人们的行为让大家行善避恶。“仁”就是内在自觉,自己要行善避恶。所以儒家思想之可贵即在此,孔子发现靠外面的规范、法律、各种政令来要求已经是没有效果,老百姓避开这种惩罚,但是不一定有羞耻心。如果靠内在引发自觉,让自己愿意去行善避恶,那是最好的方法,所以孔子本人就是温故而知新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第22讲】 #
《论语•为政第二》的第十二章,可以说是《论语》里面非常短的一章,只有六个字:
子曰:“君子不器。”
孔子说:“君子的目标,不是要成为一个有特定用途的器具。”
在古代,君子本来是指贵族子弟,后来用以代表一种特定的人格表率,德行方面比较完美的人,所以君子成了每一个人都要追求的目标。一般谈到君子都会强调立志,你有志向吗?你希望成为君子,那就要努力了。孔子说“君子不器”,器就是器皿,像锅盘碗盏都是器皿,我们开的车子、飞机也都算一个器皿,器皿代表它有一定的用途。在孔子的想法里,作为一个君子应该是全方位地学习,而不仅仅局限在某一方面,这也就是强调全人教育。全人教育分三个层次:也就是人才、人格和人文。首先谈人才教育,在社会上只要念完大学,念完专科,就能拥有一个特定的专长服务于社会,找到工作,得到一种社会地位。但是不要忘记,能不能在社会上发挥所学,有时候要看机会,看是否得到赏识。如果说只强调让一个人成为人才,那么此阶段这个人才也仅仅是一个专业的工具或者器皿,如果碰到其他方面的挑战,也许就束手无策了。因此学习的过程要注意到整个人格的发展,人才教育用之于外,不管用得多好,将来都要退休,退休以后还是要面对晚年的生活。并且在一生里与别人来往,交朋友,或者同事间的互动,所牵涉到的,和专业的知识技能多半没有直接的关系。现在很多人都说,一个人只有智商高不够,会念书不够,还需要情商,要能够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否则,在社会上还是到处碰壁,所以人才是用之于外。
而人格的培养,就求之于内。任何人格方面的陶冶,都要求由内在的真诚开始。比如说我做一件事,可能只考虑效果,考虑利害关系,这是一种情况。同时我也考虑是不是由内而发,是不是真诚,是不是主动愿意这么做,这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如果只考虑第一种,永远把自己当工具,做一件事,只考虑利益,比如我表现不错,别人给我赞扬,我就很开心,但是我没有由内而发,不管做多少事,都无法改变内在的自我。所以重要的是人格上要能求之于内,由真诚开始。我们讲人格教育,不是要求学生上完课,学会了之后立刻变成了君子,那不可能。人格教育需要学校,需要老师,并且强调身教与言教并重,比如父母教子女做好人、做好事,这是言教,而身教就是父母自己要能够做好人做好事,子女看了之后,当然是有样学样,也跟着去做,最后能够自己主动愿意做,那才真的会有道德方面的效果,也就是不断地提升人格的品质。
此外还有人文教育,人文教育的简单理解,就是有没有艺术的爱好和修养,有没有个人的宗教信仰,这些都属于人文方面的考虑。我们将来也会指出,一个人生命是完整的,像孔子一样,他也有许多宗教方面的观点值得我们参考,所以我们谈“君子不器”,是说不要只看“人才”这一点,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孩子如果在人格方面有好的教育,其价值远远超过他专业上的才能,这个社会不缺人才,但是人格方面却有普遍的要求。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话,听起来很刺耳,他说专家只是训练有素的狗。如果只有专业知识,没有普遍的对人的关怀,那么人格是有缺陷的。比如一位科学家,研究生物科技,到最后可能想做一个复制人,若真复制出人,对社会的影响是很难评估的。在社会的道德方面、社会的秩序方面恐怕都有新的挑战,所以科学家不能只为了探索的理由,不断地去发明,到最后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像各种武器的发明,对人类就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不但是科学家如此,艺术家也如此,有的艺术家说我要为艺术而艺术,听起来很专业,但是为艺术而艺术,对于社会,一般人来说,恐怕也是一个压力,因为有些艺术家为了求新求变,他不顾社会一般的生活规范,也不顾各种善良的风俗习惯,他一味创新,结果达到创新的目的,但是对许多人来说,负面影响难以想像。所以每一种行业都有它的专业,如果它只顾自己,忽略社会责任,那后果恐怕不见得好。同样的,我们教书也一样,只作一个教书匠,而忽略了社会责任,那么这个教师就不合格。《论语》有一句话,说一个君子在用人的时候要“器之”,他用人的时候会因材来使用人,你是这一方面人才,我就用你做这一方面的事情。按照你的才能来加以规划,让你发挥,这是用人方面。但是不要忘记,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生命,这个完整的生命一定要得到全方位的发展,也就是在人才教育之外还有人格教育与人文教育。儒家侧重的一向是在人格教育方面,所以儒家给人的印象就好像有点教条八股,说你要好好孝顺,要讲信用,要如何如何,我们学儒家千万不要只看外表的规定,而要学会其中人性的理论,就是要问自己,当我孝顺的时候我快乐吗?如果我不快乐,就要再进一步问自己,是不是因为不了解为什么应该孝顺。
同样的,做父母亲的爱护子女,他照顾孩子的时候恐怕也很累,他就要想,我照顾孩子的时候快乐吗?事实上人生的快乐与痛苦有时候很难分清楚,有时候我们把这种带有负担,带有压力的快乐,称为甜蜜的负担,人在世上找不到完全的自由,也没有不带任何压力和负担的事情。但你尽力去做了之后,内心的快乐是难以想像的,因为善是我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所以讲人格教育时,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需要不断地修练自己,同时对于人我关系要做正确的判断。
孔子讲“君子不器”,他不是说不要当人才,而是说当人才很好,但是还不够。我们要常常记得,“不错,但是不够”这几个字,我们学习的时候也一样,我学到那么多孔子的观念,不错,但是还不够,因为还有很多,要继续往前走才能够了解得更完整。
【第23讲】 #
《论语•为政第二》的第十三章,原文是: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子贡请教怎么样才是君子?孔子说:“先去实践自己要说的话,做到以后再说出来。”
这个回答我们一般听起来都要想一想,他在说什么呢?先去实践自己要说的话,做到以后再说出来,他为什么这样回答呢?子贡比孔子小三十一岁,是言语科的高材生,说话方面高人一等,一个人很聪明,口才好,说话说得漂亮、说得多,但他不见得做得到,这正好可以反映孔子如何因材施教,当时孔子一定经常提到如何作君子,但是学生不见得了解。学生有时候在学习的过程,听到老师提到一个概念,比如说将来会有很多人问什么是仁?什么叫做君子?怎么样从政才是对的?这些问题都代表孔子在这一方面有他个人的见解,所以学生才要不断地请教。我们前面提过君子是指一种德行完美的典型,平凡的人也希望成为君子,能成为君子,就会得到大家的称赞、大家的肯定。孔子因材施教,对子贡说,要记得要先去实践你要说的话,做到之后再说出来。这一点事实上不但对子贡是很好的教诲,对每一个人都一样。
孔子很重视言和行。因为一个人的表现就是说话和做事。我们前面说过了,一个年轻人最好是做事很勤快,说话很谨慎。类似这样的话有很多,比如“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等相关的篇章,都是对言行的要求。为什么孔门四科,言语科排第二呢?这是值得我们去了解的,言语科排第二是因为说话是一个人内心的表达,叫做言为心声,表达自己的心意。而表达心意,就要看是不是恰到好处,所以在《易经》里也提到要“修辞立其诚”,说话要修饰,修饰言辞才能创建内心的真诚。一个人真诚不代表有话直说,有话直说还要看对象,对象如果不能理解,直说就没有效果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要调整,在出于内心真诚的前提下,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表达方式。这当然得要用心,否则,对不同的人都讲同一句话,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到最后恐怕产生很多误会。说话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这一生能够把自己的嘴训练好,很不容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多少人是因为说错话了带来各种复杂的后果,甚至带来各种灾难。
子贡是很好的学生,在《论语》出现最多次的三个学生,第一是子路,第二是子贡,第三是颜渊。孔子提问,有一个习惯,会按照先问子路,再问子贡,再问颜渊的顺序,就好像,一层比一层高。我们这样讲时必须考虑他们的年龄,子路比孔子小九岁;颜渊比孔子小三十岁;子贡比孔子小三十一岁。子路和子贡,差二十几岁,一般讲二十几岁几乎是一代了,但孔子教书是因材施教,并不考虑学生的年龄,岁数与个人在认知上、德行上的修养没有直接的关联。比如说颜渊年龄比较小,他比起子路来小了整整二十一岁,但是颜渊的德行确实比子路高。孔子对子路的教导非常认真,对他爱护有加。只不过每一个学生都有不同的性向,他不见得能够达到孔子要求的标准。子贡口才特别好,还有另外一位口才可能比子贡更好的,叫做宰我。宰我被孔子教训很多次,几乎每一次出来都要挨骂,因为他确实是一个很调皮的学生,但是不可否认,宰我非常聪明,我们如果想知道儒家对人性的看法,孔子对人性有什么观点,往往就要从宰我请教孔子的问题去着手,比如有关“三年之丧”的问题。所以一个聪明的学生口才好,言语表达得不错,这说明他也勇于思考,也就是说具有批判的精神。作为老师,孔子就怕学生不愿意批判、质疑,学生越批判、越质疑,孔子的思想重点就越能够表达出来。不说话有两种:一种是完全不懂,无从发问。一种是完全了解,不必发问。颜渊属于第二种,起先孔子觉得颜渊好像看起来很笨,因为他对任何问题都没有意见,后来孔子才了解,颜渊不是很笨,而是特别聪明,孔子一讲,颜渊立刻知道,知道就不再问了。
子贡请教如何成为君子,孔子所要求的是针对他喜欢说话的特性,希望他先做到他要说的话再来说,这一点如果做成的话,对子贡来说,就是成为君子的一条路。每个人都有他性格的特色,要针对自己的性格的缺点来加以修正、加以改善,这就是成为君子的最重要的一种方法。
【第24讲】 #
《为政第二》的第十四章,原文是: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孔子说:“君子开诚佈公而不偏爱同党,小人偏爱同党而不开诚佈公。”
《论语》中关于君子小人对比的篇章非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在君子小人的对比中,我们首先要明了何谓小人,一般来说,小人就是小孩子。但是这个小孩子身体年龄慢慢在成长,而他并没有脱离小孩子的心态,任何事情都替自己着想,只注意到自己的利益,也就是他从来没有立志,要去改善自己,成为一个像君子一样的人,那就是小人。小人不是坏人,他只是一般人,他有时候是缺乏学习的机会,有时候他不懂得为什么要立志,不懂得人生的道理所在的,所以是小人。君子就不同了,君子有志向,他要往上提升自己,成为君子。君子小人对比在《论语》里面常常出现,本章以“周”和“比”两种情况来做比较,“周”代表周延,就是君子普遍地关心每一个人,他不会特别和哪一个朋友比较好,和另外一些人比较不好。而小人不同,小人偏爱同党,只注意到自己少数的几个朋友,有什么好处,大家来分。但凡在这个圈子之外,小人就不理会了,他不考虑公正与否,只考虑个人的感情,对自己交的朋友,大家来分享好处,是为小人比而不周。
在《易经》有“比卦”。比卦不见得是坏事,等于是大家要团结在一起,一起做朋友。我们有时候说两个人比肩而行,肩膀靠肩膀,一路往前走,代表好朋友,但是在人间行走,不能只在小圈子里做到大家亲近相处,还要能够开拓心胸,能够与所有的人都互相尊重、互相欣赏。为什么不容易达到君子的境界?因为在讲到人生的价值观时,在《论语》里面表现出来的,我们可以大致区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自我中心,一般人年轻时比较重视自我,有时候父母亲叫小孩子念书,说不要管别人,只管自己念书,这种说法真的有些问题。因为小孩子从小只顾自己不管别人,到长大之后,他就不会去考虑别人了,他小时候养成习惯,从念书开始就是只顾自己不管别人,那进入社会之后,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关心别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了解,小孩子慢慢成长,他一定要突破这个自我中心的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人我互动,就是别人与我互动。这时不能只顾自己,只追求自己的生存,自己的发展,有时候甚至为了达到发展的目的而不择手段。与此同时,还要设法有情有义。儒家的价值观是一步一步往上提升,从自我中心提升到人我互动,再提升到超越自我。超越自我是最难的了,因为人都有一个自我,考虑任何事情都是为自己着想,这本来是一种生物本能,无可厚非。如果说一个人总是不替自己着想,他的生活一定会有困难,比如现在我要去搭飞机,我到了机场之后,看到很多人都在等不同的飞机,我就替别人着想:希望别人飞机都准时起飞,我的飞机慢一点无所谓。这样想,我何必去机场呢?我去机场等的时候,不在乎我的飞机是否准时,只关心别人的飞机是否准时,很少有这样的人。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安顿好,对社会也是一种贡献。我到机场去,我只问我的飞机有没有准时,如果我的飞机准时了,我再关心别人的飞机有没有准时,这是正常的情况,这样替自己着想不是坏事,只不过要记得一个原则:千万不要损人利己。如果我和别人有利害冲突,我就想让别人损失,自己得到好处,这万万不可,损人利己,一定会招来怨恨,也许在别的方面、别的机会,恐怕也会被别人所损,最后真正吃亏的还是自己。所以基本上谈到君子小人,要特别就如下的价值观来看,第一是要由自我中心的阶段提升到人我互动的阶段。在人我互动的时候,要守法而重礼,大家遵守法律,社会就有基本的公平和正义。同时大家重视礼仪,社会的文明教化就往上提升。然后还要有情有义,才能感受到人与人相处非常的温暖,很容易展现人性的关怀,感觉到做人很值得。
第三个阶段是超越自我,这时候就是君子的表现──“无私”,没有私心。君子没有私心,才能够“周而不比”,我普遍关心每一个人,而不只是偏爱我的少数亲朋好友。君子泰而不骄,神情舒泰但是不骄傲,因为骄傲来自于自我中心,我觉得自己胜过别人,我才会骄傲。我没有私心,没有自我,怎么会骄傲呢?一定是神情舒泰,看到别人成功也替他高兴。同时,“君子坦荡荡”,因为他心中开朗。至于“君子和而不同”也是类似的意思,与别人相处,可以各自发展自己的才华,大家像不同的乐器一样,发出不同的声音,可以造成一种和谐的效果,而不要求同,同就是一致,只能有一种声音,只能有一个人说话算话。儒家所谓的君子确实是一种了不起的表现,它要求我们要经过修练才能达到这样的高标准,我们不要怕挑战,因为这么高的人格表现,不是一天修成的,也不是只要立志就可以立刻做到的。
在读《论语》时,常会看到“君子”二字,我们要把它理解为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过程,是立志成为君子,走向君子的过程。如此代表大家志同道合,一起朝这个目标前进,有人先来,有人后到,但是只要方向相同,大体上都不会差太远。孔子在很多篇章提到君子小人对比,我们后面还会一再地读到,看到时就要想到价值观,从自我中心到人我互动,再到超越自我,了解之后,再去看《论语》里各种言论,会发现人确实是需要这一套价值观,因为人生就是不断选择的过程。当你在选择时,如果没有价值观作为参考,将会无所适从。如果选择的时候有一套价值观,就知道做这个选择在哪一个层次,我应该往上走,达到有情有义,再继续往上走,做到无私;最后目标是止于至善。到达止于至善的程度,几乎是天下一家,整个人类像一个人一样。如此我们就会觉得生而为人是非常幸运的事情,所以儒家的理想如果实现,整个世界绝对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我们在学习以及介绍儒家的过程中,要避免让它变成教条,一旦把它视为教条,别人便不易接受。大家一定要了解,它是一套完整的系统,也就是后来孔子很强调的“吾道一以贯之”,有一个完整的一贯的系统。这个系统说出来之后才能让人的生命从小到大,从生到老,再到结束,有一个完整的理解,这样的人生观才是比较合理、比较正确的。
【第25讲】 #
《论语•为政第二》的第十五章,原文是: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孔子说:“学习而不思考,则将毫无领悟。思考而不学习,就会陷于迷惑。”
这两句话要分开来说。首先我们看“学而不思”,只学习而不思考,表示并没有真的理解,更不必谈应用。这样的学习不会有任何领悟,考完试就忘记了,一离开书本就想不起来了,这样的学习徒然浪费时间。我有一位学生到国外留学,接受新的训练,写信告诉我他在国外念书,每一次上完课之后,老师都要求用一分钟把今天上课的心得做一个总结。念完一本书,写下心得,一本书一、二百页,只能写一页心得,说明老师要学生思考。西方的教育很强调学习之后要有自己的心得,甚至要用自己的话再说一遍,说出来的话,要让别人不看书也能知道书中的主要内容,所以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只有“学”配合“思”,才能有主体的领悟,才能够真正学有所得。我们要练习,学了之后去想,想了之后再用自己的话说一遍,才能发现将来离开书本,也能够有些心得。美国一位哲学家,他是罗素的老师,名叫怀德海。怀德海对教育也很有研究,他讲过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要到课本都遗失了,笔记都烧光了,为了准备考试而记在心里面的各种细节全部忘记,这时候所能说出的才真的是自己的心得。换句话说,不看课本、不看笔记、不去背那些细节,对别人说我最近念过《论语》,试问自己能说出什么呢?很多小朋友从小就背《三字经》、背《论语》,朗朗上口,但是若问他何谓“学而不思则罔”?他并不知道意思,以背诵作为孩子启蒙教育是可以的,真的想学习则不够,背完不知道意思,学了也白学,将来很容易忘记。所以学一定要“思”,有了思考才有主体性,才有反省。用自己的话再说一遍,才有真正的心得。
第二部分是思而不学则殆,“殆”本来是有危险的意思,但是思而不学谈不上什么危险,所以就要理解为,陷于迷惑,只思考而不学习,就会陷于迷惑。如果只有思考而不学习,所思考的只有身边发生的事情,比如说每天只看看报纸,听别人说说八卦消息,那都是身边发生的事情,只想这些事情,不太可能有完整的理解,都是东一句,西一句,各种片段的消息,很难构成一个完整的了解,能不迷惑吗?
一般讲到人的求知,有三个阶段,第一得到许多信息;第二得到专业的知识;第三,得到人生的智慧。从信息到知识到智慧是三个不同的层次,一般信息,只要打开电脑,都能得到,但不太可靠。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如果你同时看三份报纸的话,大概就弄不清楚昨天发生什么事了,因为每份报纸写的都不太一样。知识是一个系统工程,专业细分往往合作不多,比如研究天文学的,和研究地质学,不见得可以配合,更不要说天文学和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方面的学问更是各有各的专长领域,各有各的知识。而智慧一定牵涉到两个词,一是完整,一是根本。当我们认为一句话很有智慧时,这句话必然是完整而根本,就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应该如何,不是只看现在,而要看整个一生。所谓的根本,是为这个理想或原则做多大的牺牲都愿意,表明它是很根本的,不是泛泛的一种想法。
谈到“思而不学则殆”,《论语.卫灵公第十五》里有一段孔子本人的经验,孔子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去思考,结果我发现没用。因为不论多么聪明,只是思考,别人的研究都不看,别人的心得也不听,孔子认为没有用,不如学也。那就不如去学习,学习《诗》、《书》、《礼》、《乐》、《易》,翻开书本立刻就发现到各种知识构成系统。《诗》代表文学,《书》代表历史,《礼》代表生活规范,《乐》代表音乐艺术,《易》代表哲学,每一项都是老祖先智慧的结晶。认真学就能彻底了解某一种专门的知识,就会对它有个系统的认识。这时比一个人关起门来想要有用多了,因为闭门苦思有时空的限制,只能想今天的事,最近发生的事,或在自己周围发生的事,范围越来越小,所以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很重要一段话,提醒我们学习和思考要配合起来,要以自己的心得为重。
我们常常讲人生的发展,可用三句话加以概括:好学,深思,以及力行。我们一方面要好学,一方面要深思,好学而不深思,就像两脚书橱,到最后把图书馆的书念完了,别人问时任何事都知道,但是却没有主体的心得,无法融会成一个系统。而只深思,会陷于迷惑,想不清楚为什么这一切这么复杂。所有的学问在古人都称为“天下之公器”,天下人都可以用,绝不会因为他读了我就不能读,任何书任何人都可以读,端看个人之开卷与否了。所以学与思配合,一切要落在力行实践上,只是学与思,不去实践还是没用的。很多时候书上所写,要亲自做了,才知道究竟所论为何,也才知道何以如此立论。我们常常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念书求学问就好像每一个人自己喝水一样,冷暖只有自己知道,只是看别人说这个冷、这个暖,那没用的,要自己去体会,才知个中滋味。
《论语》里简单的一句话,背后都有很多道理,我们加以引申之后就能了解得比较完整,我们学习儒家的思想常常要记得,孔子是一个温和的理性主义者,我们强调理性主义是说他重视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这个理性需要经过学习锤炼,才能够发挥它的作用。作用发挥出来之后,人与人之间就很容易创建共识,大家相互商量人生路径该往何处。谈到商量,我们将会发现,孔子也有他特别的见解,这个我们留待下一次再说。
【第26讲】 #
《论语•为政第二》的第十六章,原文是: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孔子说:“批判其他不同立场的说法,难免带来后遗症。”
“攻”字,在《论语》出现不只一次。都做“批判”来解。有些人认为“攻”可以指研究,所以就把这句话说成:孔子说,你去研究不同的说法,就会有坏的结果。劝人不要研究异端。这种说法对不对呢?首先我们认为“攻”字在《论语》里面既然都指“批判”,忽然把它解为“研究”不太适合。更重要的是何谓“异端”,“异端”本来并没有特别的意思,是说我有一种立场,和我不同的立场称作另外一端,异端就是另外一端。所以讲异端时,与我这一端其实是平等平行的。孔子并不指异端为邪说。孔子讲“异端”代表不同的说法,因此便没有研究的必要,因为天下有多少和我不同的说法呢?太多太多了,恐怕研究不完。在孔子之后,就有所谓的九流十家、诸子百家这样的称法,但是把别人当异端似乎不是孔子的立场。所以“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我们把它翻译成,孔子说:批判不同的说法,会带来后遗症,会有害处的。因为你批判别人,把别人当异端,别人也同样把你当作异端来加以批判,这不是变成大家吵成一团吗?
批判不同的学说会带来后遗症。孔子反对我们随便批判别人,因为他说过,“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句话很清楚了,彼此的理想不同,不必互相商量。天下这么大,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有什么关系呢?两个人何必非要讲清楚不可。因为各种说法有时候有它层次上的不同,你今天认为我说的不对,也许再过十年,你就了解我为什么这么说,就好像我们今天认为有些人说得不太对,再过几年之后呢?说不定我们也了解别人这样说有他的道理,所以人生是有不同阶段的,不要着急。“道不同不相为谋”,孔子很少和别人辩论,立场不同,大家各行其是,“君子和而不同”,这是孔子的说法与立场。
孟子就不同了,孟子处在战国时代中期,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他的思想非常精彩。也因为有他,孔子到孟子才连成一个系统,成为孔孟之道,代表儒家。但是孟子对于异端,立场就不同。因为战国中期天下大乱,孟子说过,天下人的说法,不是归于杨朱,就归于墨翟。杨朱、墨翟是两个不同的学派,杨朱这个学派只替自己着想,费一点力气替别人服务,不可能。“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墨翟这个学派完全不同,摩顶放踵,替别人服务,完全不计代价。这两个学派走两个极端,一个是完全替自己考虑,一个是完全替别人考虑,这叫做走极端,孟子认为都不太好。因为孟子是一位哲学家,作为哲学家,很习惯把一种理论设法推到它逻辑的结论,比如一个不喜欢替别人服务的人,稍微帮一点忙,让自己累一点都不愿意,我们可以想像,他肯定要逃税漏税的,他能够节省就节省,能不交税就逃吧。像这样的人,等于是不需要国家,所以孟子就说像杨朱这样的人,叫做无君,无君就是无视于君主的存在。一个人怎么可能没有国家呢?没有国家谁来保护你呢?另一派是墨翟,他讲兼爱,非常理想。任何人听到墨翟的学说都觉得很感动,“兼相爱,交相利”,大家友爱互助。但是“兼爱”并非同时爱很多人,而是同时并且平等地爱每一个人。比如一个墨家搭车时,自己的母亲和邻居的大婶也在车上,为了要兼爱,依据年纪大小决定让谁坐,那母亲一定很伤心,这个儿子不是白养了吗?把我和邻居的大婶看成平等的,这样在人情上讲不通的,儒家讲爱是有差等的。我当然先让给我的母亲,如果我的母亲觉得大婶年纪比她大,身体比她差,需要座位,我母亲再来让她。兼爱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所以墨家的做法在孟子来说,是无视于父母亲的存在。因此孟子的批判就很厉害了,“杨子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读《孟子》有时会吓一跳,他动不动就把别人说成禽兽,好像很凶,但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如果把这两种立场推到逻辑的结论,那人的世界就瓦解了,一个是不要国家,不要国君,一个是不在乎父母的重要性,那怎么得了呢?所以我们讲到异端,就自然想到孔子、孟子两个人,他们生活的时代不同,性格也不同。所以他们对异端有不同的想法,孔子的性格比较温和,而他的时代是春秋时代末期,他还可以有些作为,所以他认为不要批判异端,批判异端会有后遗症,也就是别人也把我们当异端来批判,后代确实发生这样的事情,儒家批评墨家,墨家也批评儒家,儒家批判道家,道家也批评儒家。到后来就是吵得不可开交。如果按照孔子的说法,“道不同不相为谋”,天下这么大,大家不妨各自去发展,也许在不同的阶段会有相通的地方。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是一种非常包容的心态。
我们不能忘记,孔子这个人基本上是能够欣赏差异的,别人和他观点不同,他认为别人有他的道理;别人和他说法相同,他也觉得很开心,因为别人了解他的立场。我们在做人处事上也可以向孔子学到很多。千万不要以为只有自己对,也许在这个角度上,今天看是对的,但是又如何知道别人一定不对呢?西方第一部哲学作品是柏拉图的《对话录》,它是比较完整的作品。在他之前也有很多断简残编,留下来资料很少,所以一般讲希腊哲学第一部完整的哲学作品是柏拉图《对话录》,说到“对话”这两个字,一定是有正方、有反方,两个人意见不同,立场不同,才能产生对话。若别人所说我都称是,便是附和,怎么能称为对话呢。对话有正有反,然后就寻找他们的“合”,设法往上提升,我看到这一面,你看到另外一面,我们沟通、对话之后,可以从你的角度再来看我的立场,如此一来,就能比较完整地照顾到每一方面,这时候就可以让自己提升了,因为我以前只知道这一面,不知道那一面,现在知道之后,我就可以超越我自己。能够不断地与别人对话,往上提升,对每一个人都是很好的事情。
本章谈到孔子这段话,和他前面讲“君子和而不同”、“周而不比”、“泰而不骄”都相通,相连起来理解就比较完整,而不用把“攻”当研究解,其实孔子说到攻,将来我们发现,都指批判,比如说要修养德行,要批判自己的过错,不要批判别人的过错,德行自然高了;相反的,若批判别人,别人的过错关我们什么事呢?批判他,他也不见得改。对我们来说,自己的过错还是存在,所以不如批判自己的过错。
【第27讲】 #
《论语•为政第二》的第十七章,原文是:
子曰:“由,诲女〔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孔子说:“由,我来教你怎样求知,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样才是求知的态度。”
这段话听起来好像很容易。由就是子路,孔子对子路说:我来教你怎样求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这才是求知的态度。
为什么孔子要这样说呢?这句话又有什么深刻的含义呢?让我们先了解子路这个人,子路是孔子的同乡,比他小九岁,年轻时像个侠客,有一段对他的描写很有意思,说子路年轻时,头上插着公鸡毛,身上披着野猪皮,带一把剑到处晃,路见不平就拔刀相助,是行侠仗义的人物。孔子看到子路这个人很豪爽,很有侠义精神,希望子路也来学习,就主动对子路说,你为什么不来跟我学习呢?子路很有自信,他说不必学习,南山有竹,砍下来当剑,可以射穿犀牛皮。他把自己比喻为南山的竹子,品质非常好,根本不需要有特别的修练,砍下来当剑,便可以射穿犀牛皮。中国古代很多犀牛,在《孟子》里提到周武王起来照顾百姓时,先驱逐四种勐兽:虎、豹、犀、象,犀牛便包括在其中,显然当时犀牛很多。子路对自己很有自信,认为自己不需要特别学习。这时候,孔子就顺着子路的话说,你如果把这个竹子前面削尖,装上箭头,后面再插上羽毛,不是能射得更远、更深吗?这一讲子路立刻明白自己的才华如果稍微加以琢磨,能有更大的用处,表现更好的优势,所以他立刻拜师。他拜师之后,有时候还为孔子带来一些烦恼,因为子路属于行动派,他不太喜欢文艺方面的科目,子路在弹瑟,孔子听了皱眉头,说这个学生弹的瑟怎么会在我门下出现呢?据说子路弹瑟的时候,带有杀伐之气。接着他说子路已经登堂,但是还没有入室。
子路也有他的特色,孔子收他为学生之后,别的不谈,至少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公开批评孔子,要是有人批评孔子,子路当然要过来理论了。所以每个学生都有他的特色,子路不太喜欢做思考,对于求知方面恐怕也不太有耐心,孔子就教他一个基本的求知态度,就是你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一般人对于第一句比较没有问题,我知道了我当然说我知道,问题在第二句,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有时候会不好意思。比如我们上课的时候问,同学们都知道了吗?大家都说知道。真的让同学解释,很少有人说得清楚。只要心里面稍微有点怀疑,你就要承认,说我还不太清楚,因为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只是听还不够,要配合思,还需要行,也就是实践。这种知与不知有时候不容易说得透彻。所以孔子教学生,像子路这样的学生,他就提示求知的态度。只要掌握第二句,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如此便可以不断上进。
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大家都说他最有智慧,但他认为自己什么都不懂,怎么会最有智慧呢?别人说是去神殿里面求签,神殿的签说他是最有智慧的人。他便要让大家去见识谁是有智慧的。苏格拉底带着一群年轻人去拜访三种人。第一种人是当时城邦的政治领袖,他向他们请教,知不知道人生的根本目的何在?真正的人类福祉在何处?这些问题,当时的政治人物都很难回答,因为他们只了解如何发展经济建设;接着他再访问第二种人,就是当时的许多作家,他们的书是年轻人爱看的,表示能够给年轻人很多启发,应该很有智慧吧。一问之后才发现,很多作家都是喝醉酒时有了灵感,文章便写得很好,问他是什么意思,有时候也不见得讲得清楚,可见他们也不是真有智慧;第三种人,就是当时的科技专家,因为雅典本身的海军舰队很强,有些人专门造军舰,有些人造神殿,需要高大的城墙,他们都是专家。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答案都是按照蓝图来做的,师傅怎么教我,我再这么做,再教给我的徒弟。换句话说,社会上公认的最聪明的人,其实并没有真的了解,而他们所知道都是很有限的片段知识。最后苏格拉底得到一个结论,他说我现在知道神为什么说我最有智慧,因为在人类里面,只有我知道我是无知的。这在西方是很经典的一段材料,说明: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是无知的。别人连自己无知都不知道,就代表别人比苏格拉底更愚昧了。
苏格拉底知道自己无知,是件耐人寻味的事,因为平常我们和别人来往时都会谈各种人生的问题,谈话中就会发现我们使用许多概念,而我们并不了解它是什么意思,比如我们说人生应该勇敢、应该谦虚、应该友爱,这些词听起来都不错,但实际上到底什么意思呢?不见得讲得清楚。苏格拉底强调要设法从无知变成有知,要不断去探讨,要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去知道更多东西。对于不知道的就要说不知道,这样对于自己的学习才会有更大的要求、更大的动力。至于知道的,就要说知道,表明对自己有很大的信心。人一方面要有信心,另一方面还要虚心。这样才能够把握住已经有的知识,再不断增加新的认识。这种求知的态度,不但对于像子路这样的人有效,对每一个人,对每一个学生,都是有参考价值的。
【第28讲】 #
《论语•为政第二》的第十八章,原文是: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子张请教怎样获得官职与俸禄。孔子说:“多听各种言论,有疑惑的放在一边,然后谨慎去说自己有信心的,这样就会减少别人的责怪。多看各种行为,有不妥的放在一边,然后谨慎去做自己有把握的,这样就能减少自己的后悔。说话很少被责怪,做事很少会后悔,官职与俸禄自然不是问题。”
本章是子张这位学生第一次出场。他年纪很轻,比孔子小四十八岁,在《论语》里算是最年轻的了。比他年长两岁的是曾参,小孔子四十六岁。子张年纪虽然轻,志向却很高。像他提这个问题,有些人认为好像不太好吧,怎么一上场就问老师怎么样获得官职和俸禄呢?因为在古代,学习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去做官,只有做官才是读书人正当的出路,将来可以把自己的所学用之于社会,造福百姓。而不是学习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富贵,儒家的考虑首先在于为民服务,这一点原则是很清楚的。所以子张请教怎样获得官职和俸禄。对孔子来说,不会怪他一捧书本就希望将来可以做官,得到职位、得到薪水。孔子的回答分言和行两方面。第一,要多听。多听别人说话,听了觉得有疑惑的,不太妥当的,就放在一边。和别人说话就要说自己有信心的话,这样就会减少别人的责怪,因为已把不太适合的话都放在一边了。一个年轻人到社会上工作,开始的时候说话确实要谨慎。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很重要,第一个印象有问题,以后别人要改变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说话时,别人就会注意到这个年轻人说话有没有分寸,是不是合大体,在时机上,在身份上,在角色上是不是都恰如其份?如果都能做到,代表这个年轻人能够察言观色,知道如何适当地表达自己,与别人相处,也比较容易协调,这是在说话方面应当注意的。接着,在行为上,孔子说多看各种行为,有不妥的,放在一边。因为刚刚进入社会,本身做事的经验很有限,别人做时我们可以多观察,把所有不妥的、不太适合的放在一边,然后去做自己有把握的事情,这样就能减少自己的后悔。前面提示说话时小心,不要让别人责怪;后面提示做事时小心,不要让自己后悔,这两方面都做到,官职与俸禄自然不是问题。
孔子对这个年纪比自己小了几乎半个世纪的学生,一定是像对待自己的孙子,很诚恳地告诉他,言行方面要多看、要多听。一般人学儒家,总以为只要自己有道德操守就好了,本身做得正就行了,其实,儒家讲人的问题不能离开社会,既然在社会上,就要尊重社会的规范。一个社会能够发展到今天绝不是偶然的,它有它的各种规则,包括明的、包括暗的。多了解,多看多听,然后去说一些自己有信心的话,做一些自己有把握的事,自然而然就不会被抱怨或责怪,自己也不至于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了。
我们学儒家,看到孔子不论对于从政做官或求职安身赚钱,都是非常理性的。有些人谈到儒家,喜欢强调儒家偏重人格教育,只重视道德的修养,而比较不注意现实生活的需求,其实未必如此。日本有位学者,他写了一本《论语与算盘》,算盘代表利益,《论语》代表道义,事实上这两者可以配合,只有一个原则,当我们发现利益时要问合不合乎道义,这样就可以了。所以孔子教我们要多思考,做任何事宁可思考之后再做,以免将来后悔,“言寡尤、行寡悔”这六个字,应该要列为座右铭来提醒自己。很多时候明知这话说出来会得罪人,却因为修养比较差,或者因为心直口快,直接说出来,果然得罪人。其实有话想说而不说,也是一种修养,我们一再提到“祸从口出”就是这个意思,说话不要逞一时之快,而要能够稍微转个弯想一想,但是也不要想太多,想太多之后变成什么话都不敢说。所以说话是一门非常困难的艺术,要掌握住重点,运用得恰到好处,恐怕花大半辈子都学不会的。
孔子给子张一个比较具体的建议,就是多听别人怎么说,说话不要让别人责怪,做事的时候要记得,不要让自己后悔。很多事情一做了之后不能再回头,时间不能复返,事情做成之后也很难重来。人生只有一次,必须一路往前走,做每一件事时都把它当成是惟一的事情。比如我自己教书已经超过三十年了,每次上课我都会提醒自己,今天是第一次上课,虽然明知早已上了无数次课、讲了无数场,但是时间不能重来,每一个时段都是一刹那,这一刹那过去了,就是下一刹那了,下一次和这一次不同,不可能替换。所以我也常常在问自己,每一次上课说话是否恰到好处呢?能不能再改善呢?如果准备得比较好的话,自己也觉得很有把握,能说得更完整,让别人听得更明白。还好,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完美,而每一个人都有提升的空间,只有不断地去改善自己,不断地自我反省,跳开自己来观察自己,来聆听自己,这样才有可能在下一次类似的场合把话说得更好,把事情做得更圆满。
人生是永无止境的挑战,我们在年轻时会希望一次把事情做好,把话说对,这是很好的要求与自我期许,但是事与愿违,人生永远没有圆满的时候。当别人称赞孔子时,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你说我是圣人,说我是仁者,我不敢当。因为只要还活着,就有继续往上超升的可能,这是因为人性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要求我们要做得比过去更好,永远要比过去更好,自我超越是永无止境的。就因为这样的观念,我们在人生的过程中才感觉到源源不绝的奋斗动力。
【第29讲】 #
《论语•为政第二》的第二十一章,原文是: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有人对孔子说:“您为什么不参与政治呢?”孔子说:“《尚书》上说:‘最重要的是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再推广到政治上去。’这就是参与政治了,不然如何才算参与政治呢?”
这段话很有意思。“或”经常出现。“或”就是“有人”,但他的名字大家不记得了,也许不是孔子的学生,也许是一个朋友,在《论语》里“或”字用过很多次。
有人问孔子为什么不参与政治,这个问题出现在鲁定公初年。鲁定公上台之后,孔子不愿意出来做官,他认为条件还不成熟。后来在定公九年,西元前五百零一年,孔子出来做官,那年他五十一岁,首先担任中都宰,中都县的县长,做得非常好。第二年就升任小司空,司空是负责国家工程部门的,负责建设的。同年又升为司寇,司寇负责治安,孔子做官两年就做到了大夫的阶级,司寇的位置,这是非常杰出的表现。到后来还能够行摄相事,也就是当到代理行政院长这样的位置。但是真正的实权还在国君与季氏的手上。孔子在鲁国做了五年的官,大有作为,但是五年之后就发现他要求的理想在鲁国国君和季氏心中还是太高了,没办法实现。同时齐国还来搅和,送来一群能歌善舞的女子给鲁定公,鲁定公定不住了,对孔子就不再信赖,所以孔子才离开鲁国周游列国去了。
孔子在鲁国做官五年,本章所谈的问题出现时,孔子显然还没有做官,所以别人就问他说,您目前年纪已经过了四十岁了,您的才华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不出来做官呢?孔子回答说,在《尚书》上说,最重要的是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再推广到政治上去,这就是从政。不然如何才算从政呢?他讲的是一个家庭里,如果能够做到孝与友,孝顺父母,友爱兄弟,那一个家就治好了。如果每一个家都能够做到两点,孝和悌,那么整个社会、整个国家不就太平了吗?政治还有比这个更根本的吗?孔子当时是用《尚书》上的一句话来作为他的回答。他的理由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由小的范围推到大的范围,一个国家要上轨道不能只靠几个领袖来做,需要每一个人设法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那社会怎么会有问题呢?因为没有好好去培养并发展家庭里的亲情,没有设法让每一个人的才华都得到学习、锤炼与表现的机会,于是社会就复杂而紊乱了。所以社会的问题是随着国家的范围扩大、人口增加而越来越复杂,孔子这样的回答是一个社会的理想,那么在当时的情况能做到吗?当然做不到。一家人都做得很好,那别家人不做怎么办呢?要全国每一家人都能够做到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谈何容易啊!但是基本的原则还是一样,就是要让你回归到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上。
从家庭到乡里,再到乡党,最后推及社会、国家,孔子对政治始终是关怀的,因为儒家的思想原则在于对人性的定义,是人性向善。而对善的理解是什么呢?是自己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所以如果把人性界定在与别人适当的关系,就不可能一个人独善其身。说到“独善其身”,我们也要说明一下,因为这个词是孟子用的,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和我们现在的用法不太一样,孟子说:人穷困的时候,就设法让自己的修养趋于完美;如果有机会便要兼善天下,同时让天下人也都一起趋于完美。所以儒家的政治理想一定要落实在道德的实践上。换句话说,要把国家当作学校,把政治当作道德方面的教化,这样才能使人间变成一个乐土。
有些人喜欢比较中国人与西方人,尤其是基督徒,其实基督徒也好,佛教徒也好,都把人间看成一个受苦受难的地方,佛教说众生皆苦,在基督徒来说,也认为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灾难和不幸,只有儒家的思想,比较特别,他强调要把这个世界改造成为一个理想的世界,必须通过大家的一起努力。由此可知,儒家思想是非常入世的。而这种入世绝不是说追求社会上的各种成就,这样就把儒家看得太肤浅了,真正儒家的思想是关心每一个人。我们将来会谈到孔子的志向,他要让老年人、青少年都得到安顿,而做朋友的能够互相信赖,这样的社会一定是上轨道的,让天堂这样的理想在人间慢慢实现,这是儒家的一种愿望。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事与愿违,这样的愿望太好了,以至于很难实现。因为教育是永远做不完的,无论如何都很难达到完美的程度。教育了这一代,还有下一代呢?每一代每一代要接下去,没有接好,就造成复杂的问题。像天下,一治一乱、一治一乱,好像变成规律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变成我们很熟悉的一些想法了。
儒家的愿望的确是弘愿,总希望能够通过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小的人群单位的改善,最终整个国家、整个天下能够上轨道,这种想法很值得珍惜,虽然做不到,但也不妨碍我们去取法,“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取法乎上,得乎其中”。相对于其他的宗教,儒家这种思想显然是更为积极、更为进取。宗教常告诉信徒,如果人间不理想,那就要修练自己,在生命结束以后进入一个更理想的情况,但是这样一来,这个世界要交给谁来负责呢?如果大家都认为这个世界不够理想,而却只追求个人生命的完善,这个世界又该怎么办呢?儒家显然不怕这样的挑战,不畏这样的艰难,他就要面对这样的世界,积极从事政治的活动,要设法提升政治的品质,随之让百姓的生活也得到更大的安顿,让他们的生命走上正确的道路,在德行修养上完成人性应该有的目标。
【第30讲】 #
《论语•为政第二》第二十四章,这也是〈为政篇〉的最后一章。原文是: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孔子说:“不属于自己应该祭祀的鬼神,若是去祭祀,就是谄媚。看到该做的事,而没有采取行动,就是懦弱。”
本章提出祭祀、鬼神,反映了孔子的宗教态度。不属于自己应该祭祀的鬼神,若加以祭祀就是谄媚。表示如果是属于自己应该祭祀的,就是正确的作为。古人所说的鬼神就是祖先,先人死而为鬼,所以要对他们祭祀。为什么有些人会祭祀他不该祭祀的鬼呢?他可能看到有哪一家人特别发达,就在家里面把这一家人的祖先也拿来拜。换句话说,谄媚活人之外还谄媚古人,孔子是反对的。孔子赞成正确的宗教态度是该祭祀就祭祀,祭祀自己的祖先,要以自己的祖先为荣,要记得光宗耀祖是每一个人最基本的愿望,因为生命的长河是随着过去的祖先、现在的我们、将来的子孙而一路发展下去的。
本章的重要性,是因为可以由一种特殊的角度去了解孔子的生命。一个人活在世上,生命当然有限,我们持续的祭祀祖先,将来子孙也会同样把我们当祖先祭祀。所以我们在这个环节里面一定要尽好自己的责任,一方面要做到不要让祖先蒙羞;另一方面也要做到不要让子孙为难。所以祭祀的含义非常深刻。先说不要让祖先蒙羞,在《诗经》里面就提到“毋忝尔所生”,“忝”就是惭愧,感到不好意思。不要让生命的来源,也就是我们的父母、祖先觉得惭愧,这一生常常想着这句话,就会收敛自己的言行;另一方面不要让子孙为难,孟子说过一段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话,他说,在西周末年时,有两位天子,一个叫做幽王,一个叫做厉王。幽代表昏暗;厉代表残酷。人死之后,被后人追谥为幽、厉,意即这两位天子真是做得不好。孟子说,即使后代有一百代孝顺的子孙,也不能把这样的恶名去掉。换句话说,作为子孙的人想到祖先有人是幽,有人是厉,那真是颜面无光,虽然后代的子孙孝顺,也不能改变这一事实。所以我们要谨慎,不要让子孙觉得难堪、觉得委屈。
对祭祀的重视,是我们民族特别之处。西方人常常说我们中国人的宗教就是祖先崇拜,不是没有道理的。当然我们也知道,只谈祖先崇拜,显然还不够。以孔子来说,除了对祖先定期祭拜之外,他还有他的信仰,就是相信“天”。中国古代是信天的民族,所以帝王称为天子,只有天子可以祭天地,一般老百姓就只能祭祖先。要祭祀自己的祖先,不要去麻烦别人的祖先,祭拜别人的祖先也是谄媚,有些人可能觉得祖先不够光彩或者能力不太强,看看别人家的子孙很有成就,认为是因为有伟大的祖先加以庇荫,便也跟着去祭拜别人的祖先,这种现象在当时肯定是有的,所以孔子才会说这样不好,这也是一种谄媚。所以人除了谄媚活人之外还可能谄媚死人,这是儒家反对的。
其次谈到第二句话,“见义不为,无勇也”。今天我们使用的成语“见义勇为”,即典出于此。“义”是该做的事。“义”要配合外在的行为来判断,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宜,适宜的宜。就是说这件事情该不该做呢?彼一时也,此一时也。也许昨天该做,今天不该做,对张三该做,对李四不该做。判断一件事情该不该做的时候一定要考虑适不适合,进一步变成适当性,再进一步变成正当性。平常讲“义”,就是正当的行为,但是正当不正当需要判断,所以儒家讲到“仁”与“义”时,会特别强调需要智慧。
何以孔子将“见义不为无勇也”,和“非其鬼而祭之,谄也”相连来谈呢?这其中相关性在于“义”,一是对于过去的先人,一是对于现在的百姓。对先人要以适当的方式祭拜,但是更重要的是不能忽略现在的责任,就是对于周围的百姓或者周围发生的事情,该做的事,如果没做的话,就是懦弱,就谈不上勇敢。这两者要配合在一起。儒家很喜欢讲对照,对照过去的情况,也要看现在。谈到祭拜鬼神就不能忽略现在活着的人,这是儒家思想的特色。不论鬼神有多么伟大,或者有多大力量,都已经过去了。所以孔子反对过度劳烦鬼神,什么事都去求神拜鬼,这是不对的。人要尽人事,有什么样的身份角色,就把责任尽好。鬼神是祖先,他们已经在尽完责任之后安息了,不要让他们受到太多困扰,做子孙的要把握现在,这是我们的责任,尽量改善世界,首先从自己开始。
孔子的思想之所以精彩,是因为他的思想相当完整,比如讲到祭祀祖先,就想到活着的现实世界上的人,是我们现在立刻要关心的,比重上不能忽略。眼下发生了旱灾、水灾、地震,不就实际情况加以了解,该做的事没有立刻做,却反而去求神拜佛,希望他们带来奇迹,这是“不问苍生问鬼神”。古代有很多求雨的故事,或者在雨涝成灾时希望雨停,都会有各种宗教的仪式,以这样的方式予以百姓安慰,我们并不反对,但是不能过度,过度托付不可知的力量,到最后会忘记活着的人应该有什么责任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儒家的思想是重视现实的人生,不论过去如何辉煌,那是祖先的成就。我们也不要问将来如何,因为将来很难预测,我们要把握的是现在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要如何面对今天的挑战,好好尽责任,把该做的事做到。该做的事是永远做不完的,这个社会有不义的事情,有不理想的情况,甚至还有很多人受委屈,需要我们帮忙,需要我们照顾,需要我们伸出援手,这些该做的事是做不完的。同样的,这个世界也很难达到完美的程度,人只能够追求完美,正如曾参说的一句话,“死而后已”,到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才能说我终于可以问心无愧了,安心地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