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佾第三
【第31讲】 #
《论语•八佾第三》第三章原文是：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孔子说：“一个人没有真诚的心意，能用礼做什么呢？一个人没有真诚的心意，能用乐做什么呢？”
人而不仁的“仁”，是指真诚的心意。一个人如果没有真诚的心意，用礼做什么？比如，见到老师，就鞠躬、行礼，但是心里并没有真正的尊敬感，只是客套而已，表面做个样子，这是孔子反对的。再如，见到父母亲，我很守规矩，该怎么称呼，该怎么问安，都做到了，但就是没有真诚的心意，这就大错特错了。音乐也一样，乐是和谐人际关系的表现。演奏音乐时，如果没有真诚的心意，就不能把音乐的内涵表现出来，所以，不同的演奏者的演奏效果相差甚远。唱歌也是这样。有些人唱歌很动情，而另外一些人则纯粹只是卖弄自己天生的好嗓子而已。
短短的两句话，含义非常深刻。礼乐是周公创制的社会生活规范，不过，这种规范是外在的，情感才是内涵。如果只有形式，而没有内涵和内容，恐怕只是做样子而已。“仁”强调的是真诚的心意，只有真诚，才能由内心生发出力量，对自己严格要求。儒家一再强调真诚的重要性，因为人是所有动物里唯一可能不真诚的。因为人会计较利害关系。一旦开始计较，就不真诚了。比如，我坐在公共汽车上，上来一个老太太，要不要让座？我心里嘀咕，车上好像有人比我年轻力壮，好像有人比我精神更好，我上一天班很累了，为什么要我让座？这就是计较。如果内心真诚，看到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一上来，就会立刻让座，因为只有真诚，才有力量由内而发，让人主动做该做的事。
孔子最担心的就是礼坏乐崩。而礼坏乐崩的前兆就是人因缺乏真诚，以致礼乐成为纯粹的形式而已。一个社会，如果所有人都行礼如仪，却没有任何真情实感，好像在做游戏，这不就是礼乐崩坏了吗？儒家特别强调真诚的原因就在这里。孔子还说过另外一段话：“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正好可以与《八佾》这章相参证。它出自《论语．阳货第十七》。意思是说：“礼啊礼啊，难道只是指玉帛吗？乐啊乐啊，难道只是指钟鼓吗？”玉帛往往作为祭祀仪式中的礼器。钟鼓则在乐曲开场和结束时使用，声音最大，最能够唤醒人。“礼”难道只是玉帛之类具体的东西吗？“乐”难道只是钟鼓这些乐器与它们发出的声音吗？绝对不是！礼最主要的是心意，而不是外在形式或外在的具体事物。乐也一样，最关键的是心意，而不是外在的乐器和声音。
显而易见，孔子的思想重点在于真诚。所有人文教化都以真诚为出发点，再以适当的方式来表达真诚的心。
下一段与之相关，也就是《八佾第三》的第四章。它的内容是这样的：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林放请教礼的根本道理。孔子说：“你问的真是大问题啊！一般的礼与其铺张奢侈，宁可简约朴素；至于丧礼，与其仪式周全，不如心中哀戚。”
我们很少看到孔子夸奖学生的问题是“大哉问”，这说明孔子非常高兴。林放请教的是“礼”的根本道理。看到各种礼仪、礼节、礼貌后，还要追问礼的根本。这当然是大问题了。孔子回答说，礼还是简约朴素比较好，不要太注重外表。至于丧礼，这是礼仪中最重要的，因为人死为大。所以，举办丧礼的时候，与其仪式周全，面面俱到，还不如心中哀戚，表达真诚的情感。我们也许会觉得奇怪，孔子既然说这是“大哉问”，为什么回答却那么简单？其实，问题再大，说穿了就很简单了，礼的根本就是真诚，真诚的情感。这就是孔子对礼的独到见解。
很多人回答问题的时候喜欢面面俱到，但孔子不同。他往往直指要害，抓住问题的核心所在。礼一定要以情感为重，它是根本。比如，我在校园里看到一个学生迎面过来，他向我点头行礼，但是脸上很不情愿的样子。我看了都会觉得委屈，也许忍不住对他说，不用鞠躬了，既然你心里并不尊敬老师，就不必在表面上这么客气了，我当老师的受不起啊！在礼仪方面，要有真诚的情感做基础，再表达出来，才能恰到好处。否则，外表一切都合乎规矩，内心却没有情感，别人只会说，这个人在演戏，是浪费生命。如果每一次的作为都有真诚的情感做基础，人就会有比较强的内在力量，就能自我整合得比较完整，生命就能够呈现长期的良性发展，最后慢慢累积起来形成人格的特质，内外表里追求一致。这其实也是一种快乐和享受。
【第32讲】 #
《论语•八佾第三》的第七章，原文是：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孔子说：“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如果一定要有，那就比赛射箭吧。比赛时，上下台阶与饮酒都拱手作礼，互相谦让，这样的竞争也是很有君子风度的。”
这段话首先说，君子和别人没什么好争的，君子追求的是自我提升，而不是和别人比赛。但是，如果一定要争的话──“必也”引导的是一个假设句，那就比赛射箭吧。因为古代比赛射箭的时候非常讲究礼仪，所以，后面紧接着说：“揖让而升下而饮。”就是登上台阶、走下台阶以及互相敬酒的时候，都要打躬作揖，以示谦让。即便要争，也要表现出风度──君子的风度。不管输赢，都要做到谦让。这段话说明孔子对于古代六艺中射箭的看法。
中国古代的六艺指的是礼、乐、射、御、书、数。孔子都很精通。曾经有年轻人议论说，孔子非常博学，但是他好像没有什么专长啊，这就是所谓的博学而无所成名。这话传到孔子耳中，孔子对学生说，成名吗？我可以靠什么成名？驾车吗？射箭吗？那我驾车好了。驾车就是御，是六艺之一。可见，孔子对自己的“六艺”技能非常自信，这也说明孔子确实是文武双全。一般人认为，孔子是一个文弱书生，其实不然，他六艺皆通，而且对于射箭、驾车更是在行。在古代，驾车属于一种运动项目，在作战的时候，更是一种必备技能。我们可以想像，孔子身高大约一百九十二公分，在古代被称作长人，他驾车的时候显然气势非常威武。孔子的身高大概与遗传有关。他的父亲叔梁纥就是一位大力士，曾经率领军队攻入敌方的城池，后来发现中了圈套，敌人要把城门关闭消灭他们。叔梁纥就一个人把城门顶住，让三百个军士全部撤出，他才离开。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典故。
如果射箭赢了别人，应首先向输的人作揖鞠躬，表示承让，这是礼貌。所以，人与人竞争的时候，还是不能忘记基本的礼仪。既然赢了，就要向别人打躬作揖，让对手下台。这就是运动风度。谈到运动，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运动场上是非常现实的，输赢之间没有妥协。我记得有一年，在欧洲举办的一届冬季奥运上，有一则广告说，如果你是第二名，你仍然是一个失败者。结果引起了公愤，很多人投书电视台，要求撤下这个广告，否则就不看节目了。其实，在竞赛的时候，第二名确实是输给了第一名。这个广告说的是事实，第二名照样是失败者。可是，我们都知道，在奥运赛场上能得到第二名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如果仍被视作失败者，天下还有几个成功者？在竞争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不要老想得第一。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有时候，智慧一点，幽默一点，用自己的强项和别人的弱项比，那就会让自己获得心理满足。一个美国人有一天回家对太太说，今天真是我的好日子，我胜了两个奥运冠军！他太太说，怎么可能？你在体育方面表现平平，怎么可能胜过奥运冠军？他得意地说，我和奥运游泳冠军比赛网球，和奥运网球冠军比赛游泳，我都赢了。没错，他确实赢了两个奥运冠军，但是，他比的不是对手的强项。这说明，人要有点幽默感，要懂得自我解嘲。
人的运动生命是有时间限制的，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很少有人在运动场上可以纵横十年以上的，往往到了一定的年纪，也许并不太大，三十或四十，就非退不可了。所以，人应该往心智方面、往灵性方面发展。比如说读书，基本上没有限制。这当然也需要一些体力，不然连熬夜都熬不下来。此外，读书时，如果年纪大一点，记忆力也许下降，但是理解力同时提高了，想像力与创造力也比较好了。所以，谈到人与人的关系时，要把比赛或运动当作一种娱乐，这就是奥林匹克精神。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选手们都是代表自己的城邦参加比赛，获胜者得到的奖品就是橄榄枝编制的桂冠，这相当于今天的金牌，但是完全没有任何商业上的考虑，没有奖金，它代表的是荣誉。赛场上的成就说明，获胜者的城邦重视体育，人民身体健康。在希腊人的观念里，身体健康与心灵美丽，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一个人的身体不健康，他的心智也可能受到干扰；反之亦然。所以，希腊雕像都是以最完美的男性、女性为模特儿，其作品到现在依然难以复制。有的雕塑断了一只手，但现代顶尖的艺术家也无法修复，高科技也无能为力。可见，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化，很难复制。我们不要只在运动项目或者体力方面与人竞赛。这些项目的参与时间都很短暂。我们应该把目光转向更公平的、长期的竞赛，那就是不断提升自己的德行修养。在这个领域，一方面，天下人都在竞争；另一方面，人与自己竞争才是最主要的，可以不断地自我超越。
这就是为什么在《论语》中很少看到对比赛的讨论。我们加以引申，帮助大家理解孔子的思想精髓。
【第33讲】 #
《论语•八佾第三》第八章，原文是：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子夏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夏请教说：“‘笑眯眯的脸真好看，滴熘熘的眼真漂亮，白色的衣服就已经光彩耀目了。’这句诗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绘画时，最后才上白色。”子夏接着问：“那么，礼是不是后来才产生的？”孔子说：“能够带给我启发的就是商啊，现在可以同你谈诗了。”
这段话很让人惊讶。因为整部《论语》中，被孔子公开称赞能让他获得启发的只有子夏这个学生。子夏比孔子小四十四岁，是文学科的高材生，能够让孔子公开说受到启发，那也是难得一见的。子夏在这里问的是《诗经》中的一句话：有一个女孩子很漂亮，天生丽质，她穿上白色的衣服就显得更加绚丽动人。白色本是很纯的颜色，所以子夏不懂，为什么一个漂亮女孩穿上白色的衣服就光彩耀目呢？孔子答说：“绘事后素。”就是说，绘画时最后上白色。现代人画画，是在白纸上涂抹斑斓的色彩；古代绘画和现代不同。就以汉墓中出土的帛画为例，这种绢帛是咖啡色的，有点像树皮的颜色。所以，古人用绢帛画画，其实是在咖啡色的底色上工作。因而，白色就是一种特殊的颜料。画画时，先上各种彩色，青色、红色、黑色、黄色，最后才上白色。上白色的时候，看起来是没有颜色的，但是它使其他彩色全部凸显出来。所以一个漂亮女孩本身就是彩色了，穿上白色的衣服，就显得更加漂亮了！
孔子的讲解本来已经结束了，但是，子夏忽然有了一个灵感，接着请教说：“照这样说的话，礼仪是不是后来产生的？”人性向善，本身就非常美。“礼”是形式，让人内心真诚的情感表现出来，所以，白色的礼就是让内心多姿多彩的情感有适当的表现。孔子听到这个问题立刻说，能够给我启发的就是子夏啊！为什么？因为孔子以前也没有考虑过“礼”是白色这样具体的问题。一般人都认为“礼”是彩色的，比如，朱熹的注解就说礼是彩色的。为什么朱熹会有这样的观点呢？因为朱熹是南宋学者，当时画画已经用白纸作底，再上彩色，所以，朱熹翻译这句话的时候加了一个字，“绘事后于素”，意思是，绘画的时候是在白色的底上去画上彩色。这就完全改变了孔子的原意，大错特错了。
在《论语》中，孔子曾经说过，可以和两个学生谈《诗》，一个是前面介绍过的子贡。孔子与他讨论贫穷应该如何，富裕应该如何，子贡就引用《诗》里面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来回应，孔子很满意。在这一章中，孔子竟然说，能给我启发的是子夏呀！就子夏的一生来看，这实在是最精彩的片段。
《易经》中的贲卦恰好可以与“绘事后素”参照理解。贲(bi)(ㄅㄧˋ)就是装饰，它的卦象是山火贲，山下有火。火光使山更清楚、更漂亮，所以它是装饰品。而贲卦讲到最后一爻，就用了两个字“白贲”，白色的装饰是最高级的。换句话说，装饰如果是彩色，反而会使本来的状态受到遮蔽，比如，一个人穿上鲜艳的衣服，化很浓的妆，我们根本无法知道她究竟长什么模样。相反的，以白色作为装饰，就会使其真实面貌一览无遗。
在这里，我们要再次强调儒家思想的一个重点：真实的情感才是人类生命里最重要的根据、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所受的教育、所学的礼仪，都是为了让我们用适当的方式表达真实的情感。由此而言，这段话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此外，这段话也体现了孔子的教育思想：教学相长。我们教书时，往往以为这是单向行为。殊不知，有时候学生的一个好灵感、好反应会让老师有所启发，就像上文中孔子的反应一样。有些学生素质很好，在某一方面也有专长，但是对孔子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德行的修养。孔子后来对子夏也有很多期许，尤其希望他不断提升志向。在孔门弟子中，颜渊是最好的学生，但孔子反而没有说过，从他身上获得了什么启发；只是说，我和你颜渊是同一个水准！作为老师，孔子确实值得我们效法和尊敬，他勇于承认学生给他的启发，也愿意把学生摆到与自己一样的水准来肯定。
【第34讲】 #
《论语•八佾第三》第十二章的原文：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祭祀时有如受祭者真的临在，祭鬼神时有如鬼神真的临在。孔子说：“我不赞成那种祭祀时有如不祭祀的态度。”
八佾篇大部分都是谈“礼”的问题。古代人非常重视礼与乐，因为它们是社会规范，使人与人之间保持适当的关系，又能够在情感上得到适当的表达。本章可以分两部分来理解。第一部分是孔子本人在祭祀时候的表现。此时，好像祖先真的在面前似的，他的态度非常庄重虔诚；祭鬼神时也一样。有学生请教老师，您的态度这么庄重虔诚，好像受祭者真的在面前一样，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所以才有第二部分的“子曰”，孔子解释自己的表现。可是，很多人都把这句话的句读弄错了，因而产生了误解。如果断句为“吾不与祭，如不祭”，就应该翻译成：“孔子说：‘我没有参加祭祀，就好像我没有亲自祭祀。’”这样的解释前后二句相互矛盾，实在没道理。在古代“与”字至少有两种解释，一是参与，二是赞成。在这里，“与”当“赞成”讲，是说孔子不赞成。“祭如不祭”意思是，有些人在祭祀的时候因为看不到鬼神，就态度散漫，好像不在祭祀一样。“与”这个字作赞成、欣赏讲，在《论语》中出现了好几次。比如，孔子和学生们谈志向时，他最后说“吾与点也”，我欣赏、赞成曾点的志向。在这段话里，孔子说，我不赞成祭祀的时候态度散漫随便，好像不在祭祀一样。
这个解释不是我个人的想法，唐朝学者韩愈就是这么讲的。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文起八代之衰，他也研究《论语》，并指出，孔子曾经讥笑那些祭如不祭者。这话没错。孔子确实认为，一个人做什么就要像什么，不能说因为老师、长官在面前，做事就特别认真；祭祀祖先、鬼神时，反正什么也看不到，就轻忽随便了。对古人而言，祭祀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先要戒七日，然后再斋三日，就是所谓的斋戒。通俗点讲，就是在十天里，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吃、这个不能喝。这有什么效果呢？当人不再进行社交活动，或者在饮食方面非常克制，十天下来，精神就会比较专注。这时候去祭祀，就好像受祭者真的在面前出现一般。所以，古人讲究斋戒是有道理的。人与繁华的世界、热闹的场合分离，专注地思考，再过几天就要祭祀了，这样才能够在祭祀时表现出虔诚慎重的心态。正是如此，孔子才能“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祭祀一定要虔诚，所谓心诚则灵。是否灵验不能用感官来判断，而要看实际作用。比如说，一个人祭拜祖先之后，做人处事就比较上道了，做事也比较有分寸了。这就说明祭祀起作用了。
我们常常感受到，有些古人虽然不在了，但他们的影响还在。比如，我们今天学习儒家，听孔子说这个，看孔子做那个，并择善从之，改变、提高了自己。很少有人完全只受现实生活经验的影响，事实上，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些古人的观念在影响自己，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所以，中国人很喜欢讲“即用显体”。某样东西的本体是否存在，要根据它的作用来判断。西方人也说，判断一棵树的好坏，要看它结的果子怎样。一棵树长得很漂亮，但结的果子不好，就称不上是棵好树。果子就是我们说的结果，看事情的结果、作用，才能检验前面的基础打得好不好。
我们讲解《论语》，特别强调祭祀方面的问题。这不是我个人的偏好，而是因为孔子对待这些事情确实特别谨慎。将来我们会看到，孔子一生最谨慎的三件事是：一、斋戒；二、战争；三、疾病。斋戒排在第一位。古人斋戒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祭祀。不像现代人，有时候吃素是为了健康。孔子最重视斋戒，这说明他把与古人的关系作为头等大事。其实，这不仅仅是孔子个人的观点，而是整个春秋时代的共识。《左传》中就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最重要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个是祭祀；第二个是军事。军事当然很关键，如果力量不够强大，恐怕会被别国消灭。但是，它仅仅排第二，第一是祭祀。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的祖先是谁，必须肯定自己的文化传统，才能对老百姓产生凝聚力，才能将文化传统发扬光大。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坚信，一个国家要真正成为伟大的国家，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而军事武力最多只能排在第二位。孔子的观点即是有力的证明。
【第35讲】 #
《论语•八佾第三》第十三章，原文是：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王孙贾请教孔子说：“‘与其讨好尊贵的奥神，不如讨好当令的灶神。’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孔子说：“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得罪了天，就没有地方可以献上祷告了。”
这段话含义非常丰富。事情发生在孔子周游列国的时期。他曾在卫国待过相当长的时间，交了很多朋友。王孙贾是卫国的大夫，负责管理军事。那时，卫国政界纷争不断。卫灵公的夫人南子，是一位美女，但品行不太好，有些丑闻。所以她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支持。而大夫王孙贾与弥子瑕同属另外一派，也手握大权。孔子周游列国时，身边总带着几十位学生，都是人才。所以，他每到一国，国君、大臣都想拉拢他。
这次，王孙贾见到孔子，问他“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这句成语的意思。“奥”是房间的西南角，代表很尊贵的位置。“灶”是灶神，就是厨房的神。因为厨房有东西吃，所以灶神比较实用，也比较实惠。一般认为，奥神暗喻卫灵公与他的夫人南子。他们的地位高高在上，但是不见得能给人实际的好处。而王孙贾这几位权臣则掌握着不少利益，就像是灶神。所以，他用这句当时流行的俗语暗示孔子，讨好那个尊贵的奥神是没用的，他高高在上，不会给你恩惠的；灶神却能给你很多好处。可见，古人说话是很有艺术的。他不会直接说：你到我们这边，我们给你好处。所以，就用一句俗语来让孔子自己作答。孔子当然明白。他一到卫国，就立刻发现这个国家内部极其混乱，卫灵公实在是无道，但是因为任用了一些人才，所以没有灭亡。看来，一个国家，如果国君很糟糕，只要有些人才撑住场面，还是能勉强维持一段时间的。卫国真正大乱是在卫灵公死后。
孔子并没有直接回答问题，而是从另一个角度说：这句话不对，人如果得罪天，就没有地方可以献上祷告了。“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这句话太重要了，它说明孔子相信天。中国古人是信天的民族。《诗经》中诸如“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天作高山，大王荒之”之类的诗句，都把人类与自然界归之于天──一切都是天所创造。因而，古人把帝王称为天子，就是天的儿子。换句话说，上天创造百姓，并让天子来照顾、领导百姓。所以，孔子认为，天的地位远远高于所有鬼神。一般所谓的鬼神，统指“鬼”与“神”。鬼就是我们的祖先，人死为鬼。我们现在听到鬼，可能觉得有点可怕，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古人讲，人死就是回家、归乡。鬼与人的差别就是鬼没有形体。在古代，传说中的某些特别杰出的人物受上天之命管理名山大川，死了之后被奉祀为神。比如，镇守泰山的一位大官，功勋卓著，死后被尊为“泰山之神”；镇守黄河的官员死后成为“河神”。鬼与神常常联用，它们都属于灵异世界。孔子的话说明，他的祷告对象就是最高的神，也就是天。所以，他说，如果得罪天的话，向什么神、什么鬼祷告都没有用了。
人有信仰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的生命总是会终结的，如果一切就随之全部消失，一生奋斗所为何来？所以，孔子在面对人生重大关键时，也会思考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在传世文献中，有不少证据能够说明孔子是相信天的。我们最常提到的就是他两次差点被杀的故事。一个人只有在面对死亡时，才会坦诚地说出内心的信仰。孔子的信仰使他相信，人死了之后可以得到适当的报应，正所谓，善恶到头终有报，但是怎么报，谁也不知道，因为我们不能把死后的世界拿来做验证。
孔子是一位哲学家。哲学家总是要对人生经验做全面的反省。这样说，虽然好像是借用了西方的概念讲中国哲学，但是，哲学家确实具有某些共性，孔子也一样。孔子公开强调，“吾道一以贯之”。这说明他的学说有一个中心思想，是一个系统。同时，孔子不是宗教家。宗教家要传教，而孔子从来不传教，他谈的是“道”。“道”指的是人活在世界上应该怎么走。人生道路与对死后的信仰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如果过多地谈论死后的世界，会让人觉得太过神秘。这是宗教家负责的领域。孔子不是宗教家，但是他有坚定的信仰。他的信仰不是让他逃避现实的责任，而是使他更勇敢地承担现实世界的责任，遇到任何问题都不回避。他要“知其不可而为之”，肩负自己的使命，一路往前走。
孔子的思想在这一章中表现得非常具体生动。他在卫国是客人，别人分两派在斗争，身为客人帮哪一边都不好，最后恐怕是两边不讨好。所以，孔子在卫国的这段时间可能过得很紧张。事情还有后续的发展，我们将来谈到相关故事的时候再来说明。
【第36讲】 #
下面介绍的是《论语•八佾第三》的第二十章。我们跳过了中间好几章，是因为这些内容涉及很多古代礼仪，离现代实在太远了，对现实生活没什么启发，所以我们只拣选适合一般人学习的部分加以说明。
第二十章的内容很简单：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孔子说：“《关雎》那几首诗的演奏，听起来快乐而不至于耽溺，悲哀而不至于伤痛。”
本章提到的是情感表现。我们都知道，孔子教学的主要教材是《诗》、《书》这些典籍。当时，《诗》、《书》是每个读书人都要学的。至于礼与乐，还有具体的演奏，那就是另外一套学问了。古时候，诗都是唱出来的，诗、乐不分。
这里的《关雎》指的是《诗经》开头的《关雎》、《葛覃》几首诗。“乐而不淫”就是让人觉得快乐，但不至于沉迷其中。“淫”的本意是下雨下多了，引申为沉迷在里面。而像《卷耳》这样的诗，或是怀念在前线打仗的亲人，或是感叹遇到的灾荒，读起来就让人觉得很悲伤，但并不感到伤痛。可见，《诗经》描述的就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的各种情感，但要适可而止。我们以前也谈过，孔子对于《诗》有一个总结，叫“思无邪”。意思是，《诗》的所有内容都是出于真诚的情感。这一章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乐与哀，都是发自内心的。
此外，孔子对诗教的概括是“温柔敦厚”四个字。就是说，如果大家经常读诗，并以之作为生活原则，社会风气就会变得温柔敦厚。因为情感得到调节，能够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儒家很讲究和。其内容可以从四方面来说：第一是个人内在的和谐。《中庸》里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人的内心有各种情感变化，喜怒哀乐恰到好处地发出来就是和，内在的和谐。第二是人我的和谐。我与别人相处时，要保持适当的关系。但是如果只注意到人我和谐，盲目地以和为贵，放弃原则，恐怕就变成乡愿了。我们还是要坚持原则，并以适当的方式来维持，这时候就需要礼与乐。人我关系的和谐，是孔子的关注点，也是我们谈得比较多的问题。第三是人与大自然的和谐。《论语》中很少有对自然界的描述。不过，孔子看到松树、柏树时感慨地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天气很冷很冷的时候，才知道松树、柏树是最后凋零。别的花草树木，天气稍微凉一点儿就凋零了，但是松柏不畏严寒。孔子还提到千里马：“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对于千里马，我们所推崇的不是它的力气，而是它的品德。因为千里马能够行千里，不是靠力气，而是靠耐力、靠恒心。可见，孔子很喜欢从自然界中找比喻，用其形象来说明人应该怎么做。显而易见，孔子对自然界基本上持欣赏的态度。第四就是我们多次强调过的，人与祖先的关系。千万不要以为人只有这一辈子，其实，我们上有祖先，下有子孙，绵延不绝。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祭祀，与祖先保持和谐的关系。
《论语》中有多处提到《诗》。孔子就曾明确告诉自己的儿子，你不学诗，就没有办法和别人谈话！谈话时，要文雅、婉转，最好能够引述《诗》的诗句含蓄地表达心意；直接讲，可能会让双方都觉得没有回旋的余地，所以，学习《诗》对古人来说是必要的。有困难时，念一句《诗》，别人就知道你需要帮助。愿意帮助别人，念一句《诗》，别人就知道你愿意出手。孔子还进一步教育儿子说，你如果不好好学习《诗》的话，就好像面对墙壁站着──无路可走，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有些年轻人喜欢玩脑筋急转弯。很久以前，有个小朋友问我：“地上有一本书，你却不能跨过去。为什么？”当时我想，这是我们的四书五经吗？因为从经典上跨过去很不礼貌啊。是《圣经》吗？这也不能随便跨过去啊。至于《佛经》也一样啊。我的脑筋比较呆板，想来想去，只好答说，因为它是一本经典，跨过去不礼貌。小朋友得意地说，不是，因为书放在墙角啊。孔子的话与这个脑筋急转弯的问题异曲同工。不读《诗》，就好像面壁而立，无路可走。这说明，《诗》能够教人做人处世的道理，告诉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与别人相处；相处时要有何种心态。人得意时，不要太嚣张；失意时，不要太难过，所有情感都可以中和地表达。
《诗经》中诗篇的来源非常复杂。古代有采风之官到各地收集民谣，据说最初得到的有三千多篇，然后慢慢筛选，剩下三百零五篇。选择的原则就是真诚，最怕矫揉造作。比如，明明没有感情、没有经验和体会，但是硬要写一篇文章。结果，别人一看就是无病呻吟。文学作品最怕无病呻吟。我们喜欢读的，能够流传千古的，都是显现真性情的辞章。就好像尼采说过，他喜欢读用血、用泪写的书。
现代人读《诗经》的不多，而且读的时候，有些地方也不容易理解。比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好(ㄏㄠˇ)逑”就不能念成“好(ㄏㄠˋ)逑”。“好(ㄏㄠˋ)”是副词；好逑，就是追求。“好(ㄏㄠˇ)”是形容词，好的；逑是伴侣，连起来就是好的伴侣，意思是，窈窕淑女是君子的好伴侣。
【第37讲】 #
《论语•八佾第三》第二十二章的内容是这样的：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氏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孔子说：“管仲的见识与肚量太小了。”有人就问了：“他节俭吗？”孔子说：“管仲有三处公馆，手下人员不必兼职工作。怎么算得上节俭呢？”这个人再问：“那他懂得礼吗？”孔子说：“国君在宫室的大门内设屏墙，管仲的公馆也设屏墙；国君为了宴请友邦贵宾，在堂上设有放置酒杯的土台，管仲也设置了这样的土台，管仲这种作为如果算是懂得礼，那么还有谁是不懂得礼的？”
这话说得很严厉。孔子明确指出管仲有三大毛病：第一，器小，器识与肚量狭小；第二，不俭，不知道节俭；第三，不知礼，完全不懂得礼仪。这样一个人有何可观？为什么要谈他呢？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谈到，管仲在历史上有非常特别的贡献，这里姑且就事论事，略作说明。
其实，管仲也是孔子很佩服的一个人，他的成就很大。不过，人无完人，他也有自己的缺点。孔子首先说，管仲这个人很可惜，他的器识、见识和肚量太小。管仲成功之后，只懂得享受荣华富贵，而没有继续帮助齐桓公使周朝恢复以前的繁盛。春秋时期，有所谓的春秋五霸，齐桓公是第一霸，他靠的就是管仲的辅佐。但是，管仲贪图作为齐桓公宰相的生活享受，没能实现周朝的统一、安定与繁荣，所以孔子说他的心胸、肚量还不够。然后，问者追问，管仲很节俭吗？既然他器识、肚量狭小，那是否具有节俭的美德呢？孔子说，不然。齐桓公有三处公馆，管仲也要有三处。为什么？因为管仲觉得自己功劳很大，如果不是自己过人的能力，齐桓公是无法成就霸业的，所以他认为自己理应享受很好的待遇。而齐桓公也很不简单，他对管仲确实是言听计从，无论什么要求，一概答应。结果，管仲不但设了三处公馆，而且公馆里的人员不兼差。就是说，如果厨师、车夫等岗位只有一套人马，今天到甲公馆，明天到乙公馆，就得全体转移。管仲很奢侈，手下不用兼差，配备了三套人马，今天到甲公馆，乙、丙两处的人员就休息了。
于是，问者再问，这样的话，管仲懂得礼吗？这说明，礼仪是需要金钱作支持的。古代社会等级区分得很清楚，只有大夫阶级的人才有资格谈论礼仪、礼节。因为提到礼仪，就涉及规格问题，这是非钱莫办的麻烦事。所以，管仲既然这么有钱，又这么铺张，他应该懂得礼啊。结果，又错了。屏墙现在已经不常见了，但是在古装剧中，进入县衙门，迎面就是屏墙，绕过去之后才看到大堂。这是让人产生距离感，在心里产生敬畏，知道上了公堂，说话、做事都要小心。以国君的身份，宫殿中当然要建屏墙。尽管管仲没有这个资格，他却违反礼制，在家里建了一道屏墙。在有关汉代的古装剧中，我们也能看到“反坫”。那时的人吃饭有点像我们今天的自助餐，进餐者都在一个土台前。只不过，现在的自助餐是自己去拿取，汉代人的是分好的。吃的时候，大臣面前只有一个土台，酒菜饭食全都放在上面。而国君就不同了，除了面前放菜的台子，他旁边还有一个专门放酒杯的土台。结果管仲也如法炮制，与国君享受同样的待遇。
这说明管仲完全不懂得礼仪，他忘了自己的身份，破坏了礼制。所以，孔子说，如果管仲懂得礼，还有谁不懂得礼呢？这话真是骂得很严厉啊！照理说，像管仲这样的人，器小、不俭、不知礼，三大毛病，似乎一无是处。但是，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人尽善尽美，而要从大处着眼。春秋时期，各国不断征战，管仲帮助齐桓公用外交手段避免了一些战争，这个功劳可不得了，因而受到孔子的赞誉。打仗难免会有很多伤亡，而且大多是年轻人。管仲的才华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有这么一个大功劳，其他生活细节、小毛病姑且放在一边吧。我们不能求全责备，苛求别人不能有一点瑕疵。天下没有这样的人，这样的要求也不公平。通常，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有些来自性格，是天生的；而后天的修养也有一定的影响，比如，学习的专业会对人看问题的角度、眼界产生作用。
所以，人生需要修养，而修养是永无止境的。以管仲来说，他的修养显然有待提高。但是，孔子看人着眼于大体，就是说，他大方面做得好，在宰相的位置上做得不错，别的细节就不必追究了。比如，我现在是管仲，我器量很大，又很节俭，还懂得礼仪，可是没能把国家治理好，宰相当得一塌煳涂。这就是不称职！别的方面再好都没有用。这就叫做看人看大体，别的方面有缺点，慢慢改善。
显然，儒家论人关注的是作为共同生活范畴的社会，所以，每个人都要根据自己的身份、角色、位置，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个人修养则可以慢慢来。这就是儒家的宽容之处。
【第38讲】 #
《论语•八佾第三》第二十四章相当特别，原文是：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守仪城的封疆官员请求与孔子相见，说：“有名望的君子来到这里，我从来没有不与他相见的。”随行的学生安排他们会面。他出来之后说：“你们这些人为什么担心失去官位呢？天下失去正道已经够久了，天将会以你们的老师作为教化百姓的木铎。”
当时，孔子正在周游列国。“仪”这个地方在卫国西北角的边境。“封人”是守边疆的官员。孔子带着学生经过仪，当地的官员听说孔子来了，就对孔子的学生说，我要与你们的老师相见，因为所有著名的君子经过这里，我都会与他们见面的。此处的“君子”，我们理解为有名望的、声名远播的人，也就是德行高尚的人。学生就安排他和孔子见面。结果，谈话之后，他出来反而劝孔子的学生说，各位同学，你们不要垂头丧气，更不要难过，你们老师虽然没有官位，但是天下长期无道，上天会以你们的老师作为木铎去教化百姓。弟子们听了这话，都觉得很振奋。
孔子离开鲁国来到卫国。他在鲁国的时候，当过司寇，管理全国的治安，是大夫，权力很大。但是，后来鲁定公、季桓子这些人不能采纳他的建议，他就辞职周游列国。所以，当孔子带着弟子们路途遥远地来到卫国时，可以想像，大家一定都很辛苦，有点像别人说的丧家之犬，一副疲惫不堪、无家可归的样子。仪封人与孔子谈话，了解了孔子之后，反而劝孔门弟子们要坚持理想。连他都说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说明当时确实是天下大乱。“无道”就是是非善恶不分，好人没有好报，恶人没有恶报。铎分两种：一种是金铎，打仗的时候使用，就是所谓的金口铜舌。金就是铜。金铎是铜铃，铜舌，声音很尖锐，一敲就知道是敌兵来了，要打仗了，就像空袭警报一样。另一种是金口木舌的木铎，铜铃，木舌，敲起来咚咚响，声音比较柔和，不会让人那么紧张。在古代，木铎是用来宣传政令、教化的。那么，仪封人为什么以之为喻形容孔子呢？首先，“天”要以孔子为木铎，说明“天”不但关怀人间，而且随时注意，寻找适当的人选来教化百姓。这反映了古人的观念。其次，孔子被上天选中去纠正无道。不言而喻，仪封人认为孔子的观点是正道。这就是此章重要的原因。仪封人不是孔子的学生，而是守仪城的官员。如果孔子的学生说，我们的老师担负着上天的使命，会让人觉得有点夸张、自大、主观。就好像唱戏的时候后台叫好，不算数的。但是，话出自仪封人之口就不同了。在古代，守边疆的人都有特别的智慧，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老子的故事。老子在周朝本来是管理国家档案的，很有学问；后来退休了，骑着青牛出关，被守关人拦下来说，你这么有学问，请留下智慧吧。于是，老子才停下来写了《道德经》。这当然只是传说。今天看来，《道德经》不太可能是一个人写的，而应该是一群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老子出关遇到的守关人，有很高的见解；孔子遇到的这位仪封人在一谈之后，居然对孔子心悦诚服，相信孔子负有天命，上天要他做木铎。
在古代，“天命”这两个字可不能随便说。从夏朝、商朝到周朝，得到天命就可以成为天子。但是，到孔子的时代，天命变了。最明显的线索就是孔子说自己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五十岁，我了解了上天赋予我的使命。这与仪封人所说的“天以夫子为木铎”完全应合。了解了天命之后，就应该顺天命而行事。
所以，仪封人一谈之下就发现，这个人与别人不同，他做事不是以自己为出发点考虑，也不是谋求自己的发展，而是为了顺应天命。他有使命感，看到天下这么乱，老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不忍心，希望各个国家能够慢慢安定下来。当时名义上还是周朝，所以，天下人才为天下所用。你是鲁国人，鲁国不能用你，没关系，你到卫国、陈国、蔡国、宋国都可以。只要有国家任用你，那就让其安定下来，并逐步扩展到其他国家，直至重建一个统一强盛的周朝。这就是孔子的思路，所以他周游列国，在种种艰难险阻中保持着坚定的信念。仪封人守关久矣，恐怕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人。孔子不但了解古代历史的发展，而且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清醒地知道面对眼前的危局周朝应该怎么办，所以他才可以成为上天的木铎，能把“无道”变成“有道”。仪封人认为，从孔子开始，天下就要走向有道了，所以他才这么兴奋，这么喜悦，向孔子的学生们宣佈：“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我们学习《论语》的时候，要对孔子这方面的角色有特别的体认，这样才能增强学习《论语》的信心。
【第39讲】 #
《论语•八佾第三》的第二十五章，原文是：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孔子评论《韶乐》时，说：“美得无以复加，并且善得无以复加。”评论《武乐》时，他说：“美得无以复加，尚未善得无以复加。”
“韶”是《韶乐》，“武”是《武乐》，是古代的两支乐曲。《韶乐》是歌颂舜的音乐；《武乐》是歌颂周武王的音乐。孔子评论《韶乐》是尽美尽善，就是今天讲的尽善尽美。他评论《武乐》说，尽美，但是还没有达到尽善。《韶乐》与《武乐》都失传了，现在我们只能就文字来体会孔子的艺术见解。
先说《韶乐》。舜起初帮助尧治理百姓，后来自己当了天子，前后共五十多年。老百姓在舜的恩泽下，生活非常好。所以，后代有尧天舜日之说，反映出尧舜时期的百姓真是幸福无比。《韶乐》就是歌颂舜德行的乐曲。“尽美”说明它在形式方面是完美的。孔子本人就是音乐专家，所以，这是很高的评价。至于“尽善”，指的是内涵，就是舜对百姓的恩德。他把百姓治理得很好，让老百姓生活幸福。
相形之下，《武乐》就不同了。《武乐》歌颂周武王，在形式上达到了尽美。何以没能“尽善”呢？理由大概有两个：第一，周武王之所以被称为“武”，说明他起来革命，推翻了商纣，创建了周朝。用武力取得政权，总是会有许多人不幸牺牲；第二，武王上台六年就病故了，尽管他有德行，但是不像舜一样有五十多年的时间照顾百姓，所以，百姓对周武王的德行感受不深。统治者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通过教化，让百姓感受到恩泽。周武王病故后，他的儿子周成王继位，因为年纪比较小，由武王的弟弟周公辅政。成王成年之后，周公将政权交还给成王。周成王为了感谢他，把他封在鲁国，并允许他有太庙之礼。本来，只有天子才有太庙，但鲁国也有，就是因为周公的功劳。这说明，周武王在德行方面比舜还是差了一截。所以，孔子才会说，《韶乐》尽美又尽善；《武乐》尽美，却还没有尽善。“尽”表示到顶了。没有尽善不见得不好，只是还没有到最高点而已。
儒家常常使用“尽”字。《孟子》就有一篇叫〈尽心〉，把内心的要求完全地实现出来，就知道自己的本性是什么了。是向善的。了解了自己的本性向善，就可以明白天是要我们行善避恶！《孟子•尽心》把上述思想讲得更加完整，透彻地分析了人性，讨论了人生道路。艺术家有一种说法称为“为艺术而艺术”，从事艺术活动，绝不考虑世俗的功名利禄，也不用考虑道德问题。因为一考虑道德问题，艺术就很狭隘了。比如，唱歌必须唱爱国歌曲，音乐、舞蹈要教忠、教孝，这个晚会就没人参加了，大家还不如去听课呢。所以，艺术有自己独立的世界。不过，我们也知道，有一些歌曲、舞蹈很美，但是它们不见得有助于教化，甚至有的时候还可能对风俗产生坏的影响。这样一来，问题就出现了。另一种观点自然浮现，即便在西方，也有很多人说，艺术应该为道德而存在，道德就是善，艺术就是美，美不能独立存在。如果美是独立的，与道德无关，与社会风俗、人心无关，到最后恐怕会造成反效果。这时候，我们就应该思考一下儒家的观点。
任何事物，只要涉及文化，都与人有关。我们讲到文化时，要记住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它和自然不同。比如，在海边捡到贝壳，那一定会说大海孕育了贝壳。如果在海边捡到一个表，肯定不会说，大海产手表。手表是人造的。人造的一切，不会在自然界自然生成；人砍伐树木，做成桌子、椅子，这就是文化。第二，文化表现传统。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传统，比如我们常常引以自豪的中华文化，就是五千年绵延不绝发展下来的。我们要珍惜文化形成的传统，如果没有传统，我们的祖先究竟如何一路走过来的呢？没有传统，我们到底应该站在什么位置去评价人间的价值、善恶是非呢？第三，文化都是要设法找到自己的核心位置。每一种文化都认为自己是中心。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最直接、最明显，迳自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中”就是中间，以“中”为标准，才能分辨东南西北。所以，自称为中国，在文化上有一种自我肯定的意味。此外，文化是有生命的，它有兴盛衰亡的发展轨迹。如果想要我们的文化持续兴盛，不陷入衰亡，每一代人都要努力，掌握文化的精华并发扬光大。
很可惜，孔子提到的《韶乐》、《武乐》都没有传下来。我们只能通过想像来体会。但是，孔子在这一章中着力表达的是：美侧重于表现方式；善侧重于对老百姓的恩泽，所以，“善”与“德行”有关。这段话也反映出儒家的文艺观：文艺不可能独立，文艺最终还是要回归人生，那就要记得人性向善。有益于人的身心发展，帮助人性走向善道的才是好的文艺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