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渊第十二
【第174讲】 #
《论语•颜渊第十二》第一章是这样的：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
颜渊请教如何行仁。孔子说：“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要求，就是人生正途。不论任何时候，只要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要求，天下人都会肯定你是走在人生正途上。走上人生正途是完全靠自己的，难道还能靠别人吗？”颜渊说：“希望您指点一些具体做法。”孔子说：“不合乎礼的不去看，不合乎礼的不去听，不合乎礼的不去说，不合乎礼的不去做。”颜渊说：“我虽然不够聪明，也要努力做到这些话。”
这段对话非常重要，但是两千多年来，能讲清楚的人并不多。一般人把“克己复礼”四个字分成两部分，克己就是克制自己或约束自己；复礼是实践礼的要求。这样理解不太对。我曾经多次讲到，孔子教学始终遵循一个原则：化被动为主动。这就是理解的关键。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孔子最好的学生是颜渊。所以，最好的学生询问老师的核心思想，孔子的回答肯定是他一生思想的精华。难道孔子的思想精髓就是克制自己的欲望，去实践礼的规范吗？首先，孔子喜欢因材施教。颜渊是孔子学生里欲望最少的一个，提到克己。子路、宰我、司马牛诸人更应该克制自己的欲望，好好约束自己。颜渊已经是箪食瓢饮、居陋巷了，还叫他怎么约束自己呢？天下人都知道颜渊穷困，都知道颜渊德行好，都知道颜渊寡欲。孔子怎会特别教训颜渊须克制自己呢？其实，“克”的意思是能够；“克己”就是我自己能够。古书里多处将“克”解为“能够”，如，“克明峻德，以昭九族”，能够让我高尚的德行表现出来，照耀九族。而把“己”字放在“克”后面，这是古文的特殊用法，类似的例子在《论语》中很多。比如，讲到无为而治，“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这里的恭己，不是恭敬自己，而是自己的态度很恭敬。另外，子贡请教怎么样才是念书人。孔子的答案是“行己有耻”。行己不是行动我自己，而是我自己的行为要有羞耻心。所以，克己复礼的意思是，能够自己做主，做自己的主人，去实践规范。这就是化被动为主动。每个人小时候都是被动的，父母要求，老师规定，便照着做；父母、老师不在身边，没人看到，就不一定做了，因为那些好行为都是被动的。人进行修养的目的就是，即使没人管束，自己也要主动去做──真诚产生由内而发的力量，促使人去做该做的事。这就是儒家思想的关键。如果孔子自述，仁是克制自己的欲望去实现礼。言下之意，欲望是不好的，礼才是好的。这是怎样的一种学说啊？“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正好与“克己复礼为仁”相呼应。走上人生的正路要靠自己，难道还要靠别人吗？人要从被动变成主动。小时候，我们要靠别人的督促和勉励，保持正确的方向；现在则要靠自己！自己做主走上人生的正路。
相反的，如果把克己理解为克制自己的欲望，就与“为仁由己”相矛盾。同一个“己”在前面是不好的，要克制；后面却成了好的，要靠自己。这恐怕难以说得通。而且，我们讲的是孔子的一贯之道，是完整的思想，而不是单单某一句。化被动为主动，确实是人生的关键。如果一个人懂得主动去做该做的事，他的生命就达到很高的境界了。像孔子说他自己到七十岁的时候，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是主动！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无论如何都符合规矩，都是该做的事。
接着，颜渊问，教我一些具体的做法吧！孔子连着举出四个词：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意思是不要做不符合礼的事。孔子的教学方法是从消极变积极，尽管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是消极的，但是可以从此入手。比如，教一个年轻人做好事，但他做不来，那就从不做坏事起步，先改正过失。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如果人有很多错误没改过，旁人却一味要求他做好事，那可能前进一步后退两步，到最后，弄得自己不知方向何在了。
四个“不要”都是以礼作为标准。这和我们前面的解释并不冲突。孔子的意思是，先不要做不对的事，然后才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仪的要求。这四个“勿”很有意思。以前，有些地方的祠堂里，放着四只猴子的塑像：一只蒙着眼睛，表示非礼勿视；一只遮着耳朵，表示非礼勿听；一只捂着嘴巴，表示非礼勿言；还有一只爪子规规矩矩地放在胸前，表示非礼勿动。古人就用四只猴子警告子孙后代，要自我约束，不要看、不要听、不要说、不要做不合礼的事情。
孔子教学，一向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但是，受礼仪约束是被动的，一定要转为主动才是仁。所以，孔子的思想可以概括为“承礼启仁”。孔子对自己最好的学生颜渊强调的是，要把被动变成主动，自己做主去实现礼仪的要求。这才是人生的正路。能达到这一步，天下人都会加以肯定，因为一方面遵守了礼仪的规定，另一方面是主动由内而发的力量推动自己去做该做的事。人格也将由此而走向圆满。
【第175讲】 #
《论语•颜渊第十二》第二章的内容是这样的：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仲弓请教如何行仁。孔子说：“走出家门像是去接待重要宾客，使唤百姓像是去承担重要祭典。自己不喜欢的，不要加在别人身上。在诸侯之国服务没有人抱怨，在大夫之家服务也没有人抱怨。”仲弓说：“我虽然不够聪明，也要努力做到这些话。”
仲弓最后说的话，与上一章颜渊的回答完全一样。“某虽不敏，请事斯语矣”是标准答案。当老师教导时，学生就应该说，我虽然不够聪明，也要努力做到这些话。这是礼貌得体的表达方式。我们以后会看到，有些学生对老师指点的反应，确实让孔子很头疼。
仲弓在德行科名列第四，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他是“雍也可使南面”，可以面向南方管理百姓的有为人才。孔子对仲弓的回答，说明他确实是因材施教。因为孔子从为政角度告诉仲弓，应如何行仁。他的回答可以分为三段。
第一段，走出家门就像接见重要的宾客。走出家门在外面，任何人都能看到你，因为你是国家的重要人物。这时，你的言行举止对别人就有教化作用。《易经》里有观卦，卦辞说，国君主持祭祀之前要洗手。老百姓看到国君洗完手，庄严肃穆，他们也自然庄重虔诚了。高居上位的人，一言一行都是老百姓的示范。接着，孔子提醒仲弓，使唤百姓做事时要谨慎，就好像在承办重大的祭典一样，不要随便使唤百姓。这也反映了孔子对仲弓的期许。
第二段，与别人相处的时候应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八个字一般被认为是孔子的核心语录，这句话在《论语》中出现了两次，另一次是对子贡的回答。子贡请教，有没有一个字可以终身奉行呢？孔子说，就是“恕”吧。如心为恕，将心比心。“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维护人间的情义，就要靠这八个字。你不愿意遇到的事，就不要加在别人身上。比如，我不喜欢别人在背后批评我，那我就不该在背后批评别人。
第三段提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邦指的是诸侯之邦，就是国。家指的是大夫之家。如果仲弓在国家任职，替鲁君服务，属于国家的中央部会的官员，没有人抱怨，称为“在邦无怨”。如果在大夫之家服务，也没有人抱怨，就是“在家无怨”。我们都知道，从事公务，负责政治，要做到没有人抱怨，那真是难以想像的事情，顾此失彼是最常见的事，颁佈一项政策，一定是对某一个区域的人有利，比如，大陆发展经济，优先发展沿海地区，这一来，内陆地区可能就有人觉得，为什么我们被忽视呢，还要等多少年？
既然如此困难，为什么要告诉仲弓呢？因为仲弓是一个国家级的人才。人生的正路要与个人的特殊条件相配合。仁是个人的人生正路；道是人类共同的正路。只要是人，就应该走上人生的正路。但仁落实到个人身上，就各不相同了。也就是说，大原则是一样的，但具体的方法、路线是不同的。几个学生都曾经请问仁，孔子的回答都不同，他是针对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因材施教，对仲弓的答复就是针对为政阐发的。
【第176讲】 #
我们把《论语•颜渊第十二》第三章和第四章放在一起讲，因为这两章谈的是同一位同学。
第三章的原文是：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
司马牛请教如何行仁。孔子说：“行仁的人说话非常谨慎。”司马牛再问：“说话非常谨慎，就可以称得上是行仁了吗？”孔子说：“这是很难做到的，一般人说话做不到非常谨慎。”
司马牛这位同学和前面两位大不相同。司马牛听到老师的回答之后，不但没有说出“牛虽不敏，请事斯语矣”的标准答案，反而提出了质疑。因为老师的答案，他听起来实在很难接受。老师告诉他，行仁的人说话非常谨慎。为什么这样回答我？给别的同学的答案那么精彩，都可以写成对联了，却叫我说话谨慎。难道我这一生，仅仅说话谨慎就可以了吗？所以后代学者们往往认定司马牛有一个毛病，叫做多言而躁，就是话很多，还很急躁。司马牛确实是这样，他想到就说，根本收不住。当老师对他说行仁的人说话很谨慎，他立刻追问，说话很谨慎就能算是行仁吗？他来不及自己反省，一定要请孔子把话说清楚。孔子答说，这是很难做到的，一般人说话很难做到谨慎啊。可见，孔子因材施教，针对司马牛的个性特点给出解决方案。
我们都知道“祸从口出”这句俗语。世界上的人，听到这四个字，大概都是于我心有戚戚焉。我自己的问题也是说话太快了，有时候偶然提到什么人，无意说了几句话，别人就把话传过去，而且越传越难听。最后追问是不是我讲的。虽然不是我讲的，不过也和我讲的差不多了。因为传话时，时间、地点都说得清清楚楚，最后的话虽然夸张了一点，但开始毕竟是我讲的啊。类似的情况也不少。电视节目中，有时候名嘴们辩论、讲话的时候批评了别人，事后细究，其实是事出有因。但无论如何，说了就是说了，很可能会被人责怪的。司马牛就有这个毛病，他个性比较急躁，有时候说话口不择言。
他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再看下一段，就会发现，他果真如此。
《颜渊篇第十二》第四章的原文：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司马牛请教，怎么样才算是君子呢？孔子说：“君子不忧愁，也不恐惧。”司马牛再问：“不忧愁也不恐惧，这样就可以称得上是君子了吗？”孔子说：“要能自己反省而没有任何愧疚，这样又忧愁什么、恐惧什么呢？”
显然司马牛的老毛病又犯了。老师告诉他，不忧愁也不恐惧就是君子。他立刻问，这样就算君子了吗？孔子了解他的个性，就说了四个字：“内省不疚”，反省自己没有任何愧疚。人不反省的时候，觉得天下太平，万事大吉；一旦反省才发现，其实做错了很多，只是别人不计较而已，如果别人计较的话，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啊。司马牛这个学生，真是缺乏反省的态度。
其实，君子不忧不惧是很高的要求。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不忧不惧，包括了仁者与勇者。要想做到既不忧愁，也不恐惧，就应内省不疚。儒家很强调自我反省。孟子就经常提到，做事行不通的话，应该怎么办？反求诸己，要反省自己，要改善自己，这就是“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孟子用很多生动的比喻来说明这种观点。一个人和别人比赛射箭，没有射中箭靶，他绝不会怪别人，而要问自己为什么没有射中。因为责怪别人，自己还是射不中。有些人更夸张，没射中，就推说箭靶放歪了，箭靶应该放在我射中的地方。这个故事说明自我反省的重要性。
在孔门弟子中，司马牛的层次、理解力都比较低。但是据说，司马牛的哥哥就是曾经想杀孔子的宋国将军桓魋。哥哥的声名太坏了，所以司马牛觉得，有这种哥哥还不如没有算了。他有时候也觉得遗憾，别人有好兄弟，大家相处愉快；可是我哥哥名声不好，常做一些坏事，连老师对他都有很多批评，司马牛就觉得很孤单。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分析司马牛的性格，会得到有趣的结论。他哥哥是宋国将军桓魋，但又名声不佳，司马牛从小可能一方面觉得哥哥是个大官，有点得意；另一方面，又觉得哥哥让他很丢脸。所以，他心理上一定有很多解不开的结。他问问题的时候没有耐心，比较急躁，恐怕都与此有关。其实，孔子给司马牛的建议，也是给我们的建议，一般人说话确实不够谨慎。我自己教书教了几十年，也常常犯这个毛病。有时候，我对学生有话直说，之后才发现，恐怕得罪人了，但怎么得罪的我不知道，反正人家不理我了。自己一想，大概是太直率了，别人受不了。我在课堂上讲课，有时候不能不做评论，可是一做评论，有些同学们就会联想，老师是不是在指桑骂槐，是不是在暗示我有问题？有的同学事后还到办公室追问，老师今天上课讲的什么什么是不是说我啊？我吓了一跳，赶紧声明，只是举例而已。所以，说话谨慎是不容易做到的。
【第177讲】 #
《论语•颜渊第十二》第五章的内容是这样的：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司马牛很忧愁地说：“别人都有兄弟，就是我没有。”子夏说：“我听到的说法是：‘死生各有命运，富贵由天安排。君子态度认真而言行没有差错，对人谦恭而往来合乎礼节，四海之内的人，都可以成为兄弟。’君子又何必担心没有兄弟呢？”
这段话内涵确实很丰富。我们今天最喜欢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就是出自本章。贯穿上下文来看的话，就会发现，孔子在前一章才劝过司马牛，君子不忧不惧，可是他立刻就陷入忧愁了。可见，司马牛根本就没把老师的话放在心上。他忧愁什么呢？他说，别人都有兄弟，只有我没有！而事实上，根据资料记载，司马牛的哥哥就是桓魋。可见，他说别人都有兄弟，是指别人都有好的兄弟，兄弟之间相处愉快、兄友弟恭，和乐融融。司马牛的哥哥显然很糟糕，所以他很忧愁，说别人都有兄弟，可以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只有我没有。他那个哥哥，说实在，不要也罢，不但不会帮忙，不会给他正面指导，反而为他带来很多困扰。子夏答话了。我们都知道，子夏属于文学科，对于文献知识掌握得特别好。他说，我听说的可不是这样。请注意，在《论语》中，孔子的学生说“我听说”，通常是听孔子说的。因为当时并没有普遍的教育制度，学生们只跟着一位老师，所以，尽管他没有明确地说是老师说的，但显然是听老师讲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八个字的顺序一定不能念错。“命”就是遭遇。“天”是一切的来源。命也属于天。人的遭遇，最后还是要归到万物之源。既然是天生万物，一切遭遇自然要归于天的安排。“死生有命”，比如孔子的学生颜渊，“不幸短命死矣”；另一个学生伯牛有疾，“子曰：命矣夫”，这是他的命啊。那为什么先说死呢？因为我们已经活着了，死放首位，说明命中最重要的就是死；其次才是生活中的各种遭遇，有一定的条件，就会造成某种结果。也许有人说，这样讲不是宿命论吗？说实在，这是古人的基本共识。鲁迅有一篇小说，描写有一家人生了个儿子，很高兴，很多朋友来祝贺。第一个客人进来说，这孩子将来一定做大官，结果很受欢迎。第二个客人进来说，这孩子将来一定发大财，也是好话，同样受欢迎。第三个人跑来说，这孩子最后一定会死掉。糟糕，谁欢迎这种客人啊！但是请问，三个客人里面谁说的是真话？谁的话将来一定能实现？第三个，只有第三个人说的是事实。只是没有人喜欢听真话罢了；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听到这种真话，简直受不了。“富贵在天”意思是，富贵有时候不是努力就能得到的。多少人有学问、有才华、有德行、有操守，但不见得有富贵。有些人煳里煳涂就当了大官，这就是富贵在天。这八个字有点宿命论色彩，但它也反应了基本的观察结果。事实上就是这样，因为无法解释，所以只好归之于命。孟子也有类似的说法。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归结于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天的安排。所以，儒家把天与命联在一起。
君子应该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就是态度认真而言行没有差错，对人谦恭而往来合乎礼节。只有这样，才有资格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否则，对别人不尊敬，做事情不认真，与人相处不合乎礼仪，谁愿意与你为兄弟呢？所以，“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前提是“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能做到这一点，即使到外国去，就算是语言不通，与人相处也不会有问题，这才真是四海之内都可以称兄道弟。
这一章的立足点就是儒家人性向善的观点。如果人性不是向善，到外国去凭什么又敬又恭的？别人又为什么要和你称兄道弟？如果人性不是向善，别人凭什么看到你的善行，就愿意支持你，与你做朋友呢？归根究柢就是因为人性向善。我们学习儒家，每一句话都要仔细思考，揣摩他为什么要这样说。绝对不能因为是孔子的话，就认为完全正确。这是权威崇拜，并没有任何价值，有道理才是对的。宋朝学者陆象山曾说：“东海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西海、南海、北海都一样。东南西北四方，都有圣人，心同、理同，就是指人性向善。只要行善，到任何地方都受欢迎。因为每个人看到善行，都觉得欢喜，觉得与自己的内心要求、最原始的愿望是一致的。这种普遍性来自共同的人性。
【第178讲】 #
《论语•颜渊第十二》第六章的原文是：
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
子张请教明见的道理，怎么样才看得明白。孔子说：“日积月累的谗言与急迫切身的毁谤，在你这里都行不通，你可以说是有明见的。日积月累的谗言与急迫切身的毁谤，在你这里都行不通，你可以说是有远见的。”
学生只问了“明”，孔子的回答却提到“远”，显然是受《尚书》中“视远惟明”的启发。要想看得远，就要先看得明白。连身边的事情都看不明白，怎么能看得远呢？年轻的子张问孔子，我怎么样才能够看人、看事比较清楚？孔子的回答分两段。
首先是浸润之谮。“谮”就是谗言。如果有人经常对我讲某人的坏话，听久了，我肯定受影响，将来遇到这个人就会预先防范他。这说明，我已经无法明辨是非了。古往今来，类似的事情不可计数，很多忠臣就是被奸臣的谗言所害。这就像是滴水穿石。尽管石头很硬，水极其柔软，但是日积月累，效果就出来了。“不行焉”意思是，在我这里行不通。就是不管别人如何慢慢下工夫，在我耳边说这道那，我始终都能保持客观的态度评判被议论者。一个人要想看得很明白，他必须心里有数，不轻易受影响。有一句俗话，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总是说别人是非的人，就是制造是非的人。当然，我们也不可能完全不与人沟通，有时候，听别人讲，也会有些帮助。
其次是肤受之诉。别人诽谤我，对我来说是急迫切身，仍能心平气和是很不容易的。比如，我是老师，有时会有学生跑来说，老师，有人在背后批评你。当老师的理应大度，所以我说，不管他，哪个人背后没人说！可是，回家左思右想，第二天忍不住把学生找来，一定要问清楚，是谁批评我的。这就是受不了“肤受之诉”。庄子把言语称作“风波”，有风有浪。诽谤之词，或者正常的评价言论能不能起作用，要看人修养的高低。比如，今天上班的时候，有人对我说，你穿这套衣服真是合身。我开心得不得了，整个上午心情都很好。结果，后来发现那人对每个人都这样讲，原来他是在日行一善，给别人一个好心情。但如果哪天他不这样说，我们的心情可能就会受干扰。我在美国上学时，有位老师学问非常好，选他的课的学生总是很多。有一次，课讲得特别精彩，下课的时候，学生们自动鼓掌。他得意极了，很开心，抬头挺胸走出教室。可是，以后就麻烦了。如果下课的时候没人鼓掌，他就垂头丧气，很沮丧。可见，人很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要提高修养，保持平和宁静的心态。首先，听到诽谤之词应该想：有则改之，无则嘉勉。别人既然这样讲我，一定有某些事情让别人误会了，那就先自我反省。儒家的特色就是强调自我反省，有些人觉得学儒家之后，成天都在自我反省，反而缺乏主动性或攻击性，这种观点根本就是没有读懂儒家。儒者的自我反省并非没有条件，永远反省下去。我们读到孟子就会发现，自我反省，事不过三。孟子说，如果有人对我很无礼，非常蛮横，我们应先自我反省。先看自己是不是没做好事，不仁；再看自己是不是对别人没礼貌，无礼。如果做很多好事、对人也很有礼貌，别人的态度还是这么坏。那就第三次反省，是不是做事没有尽心尽力，不忠。如果发现自己确实尽心尽力了，而对方的态度仍旧不好，孟子说，原来这是个狂妄的人，狂妄的人与禽兽没太大差别，又何必和禽兽计较呢？其次，应该有“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自信。如果有人议论我什么，而我心中坦荡，问心无愧，自然无所谓。关于修养的最高境界，庄子的一句话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庄子说，天下人都称赞我，不会使我更振奋；天下人都批评我，不会使我更沮丧。这点太难做到了。就像我那位美国老师一样，同学们一鼓掌，他很高兴。下一次不鼓掌，他就被干扰了，觉得自己大概讲得不够好。所以，我上课时常对同学们说，讲得好你们别鼓掌，讲得不好也别嘘我。反正我尽到自己的讲课责任，你们听多少算多少，考试还是要考的。这样一来，双方都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了，各尽自己的本分。
我们讲儒家时，有时候会用庄子或老子的思想来参照。这是因为古代思想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它们的基本原理也许不同，但是做人处世的态度与方法有很多类似之处。
【第179讲】 #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子贡请教政治的做法。孔子说：“使粮食充足，使军备充足，使百姓信赖政府。”子贡再问：“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先去掉这三项中的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那要先去掉剩下的两项中的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总难免一死，但是百姓若不信赖政府，国家就无法存在了。”
这段话非常特别。首先，孔子的回答很有逻辑性。子贡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他请教怎么从事政治活动。孔子说，第一，粮食要充足；第二，军备要充足；然后使老百姓信赖政府。这三点是有顺序的。足食是必要的。民以食为天，一个国家没有食物，百姓如何生存呢？军备是需要的。国家如果没有足够的武力保卫自己，在春秋乱世早就被吞并了。再则百姓信赖政府更是重要。孔子看似随口一答，其实是很了不起的观点。他按照必要、需要、重要，一层层向上提升，这个答案符合自然规律。人有身、有心、还有精神。我们的身体需要吃饭；我们的心代表我们构成了保护个人的国家；在这两个条件具备后，最后一定要在精神上形成真正的、可信赖、可依靠的国家，否则民心思变，分崩离析，如何存续？
如此讲解本来可以结束了。但是，子贡非常聪明，又提出了更深入的问题。如果逼不得已去掉一项，去掉哪一项？孔子毫不犹豫去掉军备。因为吃饭是必要的；老百姓信赖政府是重要的；中间的需要是有弹性的。所谓去掉军备，不是说军备都不要了，而是缩减军备，减少开支。子贡再问，剩下两项中，如果迫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去掉哪一项？这时候，一般人都以为吃饭当然最重要了。结果，孔子居然说去掉粮食！要知道，在儒家眼中，或者说在大哲学家眼中，吃饭从来不是重要的事，只是必要的事。所谓“必要”，就是：非有它不可，有它还不够。人活在世上，非吃饭不可，但光吃饭还不够。所以《孟子》中才有“嗟来之食”的故事。有个人叫黔敖，在路边赈济灾民，看到一个人饿得东倒西歪，就吆喝道：“喂，来吃吧！”那个人听到后说：“我就是不吃嗟来之食，才饿到这个地步。”黔敖向他道歉说，真抱歉，刚刚对你不礼貌，请你来吃吧。可是，那人认为，你已经侮辱我了，我就是不吃。最后饿死了。这就是人的尊严。有人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可以做很多事，为什么一定要死呢？我们不要替别人做判断，否则，屈原为什么要投江呢？大家都苟且偷生，谈判妥协算了。当然也有变通处事的例子。起初，管仲与他的朋友召忽都跟着公子纠，与他们针锋相对的就是公子小白，也就是日后的齐桓公。公子纠失败被杀；召忽自杀；管仲就是不死，还设法去投靠齐桓公。结果，孔子反而更赞赏管仲。因为管仲留得青山在，替齐国服务，造福了天下百姓。近代也有类似的事，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与谭嗣同商量，如果没人留下来，就无法报答圣上；如果没人逃走的话，就无法谋划将来，也就没有未来了。所以，谭嗣同选择了牺牲；梁启超则流亡国外，后来对国家也很有贡献。
儒家思想绝不会告诉我们一个客观的标准。因为每个人进行判断的时候，都应该像孔子那样，“无可无不可”──我没有要怎么做，也没有不要怎么做，关键要看道义何在。对道义的判断，一方面是个人的抉择；另一方面，要看以后的效果。说实在的，有时候，慷慨就义反而比活下来继续努力容易一点，反正一刀下来结束了，别人提到我，还是烈士。活下来的，就要用一辈子的努力来证明自己。进行判断时，还要问自己是否心安。管仲为什么一定要活下去？据说，管仲家里还有老母亲，他想，如果这样死去的话，谁照顾母亲呢？而且，他自信是个人才，要为国家服务，不能因为在政治纷争中站错了队，就白白送命。
所以，我们不要对儒家有成见，不要觉得儒家一定就是杀身成仁。哪有那么多仁义让人去完成？相比之下，杀身成仁比较容易，难的是一辈子努力行仁，最后止于至善。我们有时看到人一辈子努力，到最后晚节不保，会觉得很可惜。比如王莽，早年大家都把他与周公相提并论，如果他的生命在那时结束，也就名垂史册了。可惜他多活几年篡了西汉刘氏帝位，永远被人唾骂。
儒家谈“择善固执”，固执二字在这里，不是顽固，而是能够判断、坚持某些原则。
【第180讲】 #
《论语•颜渊第十二》第八章的原文是这样的：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
棘子成说：“君子只要有质朴就够了，要文饰做什么呢？”子贡说：“先生这样谈论君子令人感到遗憾。须知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如果文饰就像质朴一样，质朴也像文饰一样，那么去掉文饰的话，虎豹的皮就像犬羊的皮一样。”
孔子对于君子的看法是文质彬彬。“文”就是文饰，指后天所受的教育与文化素养。“质”就是质朴，指人天生的、纯朴的、未经雕琢的本性。棘子成是卫国大夫。他大概听说了孔子的见解，就和子贡讨论。他说，君子质朴就够了，真诚最重要，何必需要文饰呢？文饰就显得文绉绉的，见面鞠躬，说些客套话，真真假假分不清楚，这有什么意思呢？干脆大家直来直往，不是比较爽快吗？子贡答说，先生这样理解君子实在太遗憾了。他接着说了一句成语，“驷不及舌”。“驷”就是四匹马，驷马难追的意思。“舌”就是舌头。这个词后来演变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其实出自子贡。接着的比喻很有意思。子贡说，如果把虎豹与犬羊的毛全部刮干净，挂在那边，谁知道哪一个是虎豹，哪一个是狗羊呢？一般人会觉得，好像还是应该有差别吧，体型、形状应该可以分辨啊。但是，此处强调的是，虎豹之所以为虎豹，就因为其毛色斑斓。以前，很多山大王都弄个虎皮坐埝，非常威风。在《易经》里，有一个卦叫革卦，卦象是泽火革。爻辞是“大人虎变”。就是说，一个平凡的人磨炼修为，最后“虎变”成为大人。同样都是人，有些人修养提升到一定境界，给人的感觉像老虎一样，色彩斑斓，很漂亮。而另外一些人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仍然是平凡人，不会像老虎一样有绚烂的毛色。类似的境界就是“君子豹变”，君子变得像豹一样，毛色绚烂而且仪容威严。例如一些著名的领袖，出来站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心，他有足够的分量。曹操的一个小故事就很有趣。有一次，匈奴的使者要来。魏王曹操心想，我长得不好看，匈奴人看到我，恐怕会觉得我们汉朝没人才。于是，他就找到帅哥崔琰，让他穿上大王的衣服，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曹操自己则假装武士，拿着把刀站在旁边。匈奴使者离开之后，曹操派人去打听他对魏王的印象。匈奴使者答说，魏王当然是相貌堂堂，不过，真正的英雄应该是旁边那个捉刀人。使者见多识广，一看就知道这间房里谁是真正的领袖。那个穿着魏王衣服的，谈到重要的事情，还要看看别人的脸色；旁边的捉刀人却抬头挺胸，气势很高，一看就知道他才是真正的领袖。
那么小人是何等景况呢？古代的小人指的是一般百姓。“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大家注意，这里只说“革面”，没说“洗心”。这说明，《易经》认为，小人能够表面上学学样子就不错了；洗心是一种功夫，小人也不会明白为什么要洗心，学个样子就行了。可见，若忽略了“文”，文化就不知将如何发展了。当然，我们也反对过度文饰，那会显得太虚伪。后来，道家也从这个角度批评儒家过度讲究礼乐教化，反而脱离了社会的真正需要。这种观点到魏晋时代发展到极致，一些人认为，我们何必在乎礼教呢？代表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竹林七贤”之一阮籍。他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也从政做官，但就是不喜欢儒家重视外在形式的表现，所以他在母亲过世时，照样吃肉，照样喝酒。别人觉得他太过分了，简直是不知道什么叫守丧。结果，母亲出殡的时候，他一哭就吐血了。这时候，大家才知道，他表面上吃肉、喝酒像没事一样，其实心里悲痛得不得了。阮籍反世俗之道而行的行为说明，悲痛是本质，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文”与“质”两相配合，才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大家都讲质朴，都变成山中的野人，这不是办法。大家都讲文饰，彼此听不到一句真话，更不是办法。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强调文质彬彬的重要性。“彬彬”是指像斑马线一样，一条白、一条黑，搭配得恰到好处。一个人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又有真诚的情感，这是儒家所肯定的君子的特点。
【第181讲】 #
《论语•颜渊第十二》第十章的原文：
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子张请教如何增进德行与辨别迷惑。孔子说：“以忠诚信实为原则，认真实践该做的事，这样就能增进德行。喜爱一个人希望他活久一点，厌恶他的时候又希望他早些死去，既要他生又要他死，这就是迷惑。”
孔子说过自己四十而不惑。在《论语》中，学生曾两次提问请教怎样辨别困惑，这就是其中的一次。子张问了两件事，首先是“崇德”，就是增进德行，这是孔门弟子的必修课；其次是“辨惑”，就是分辨人生的迷惑。关于增进德行，孔子的回答是我们熟悉的。他说，“主忠信”，就是以忠信为做人处事的原则。尽己之谓忠，自己尽心尽力把事做好。说话算话就是信。言与行，两方面都达到标准，为人在世就有坚实的基础。孔子说过，就算只有十户人家居住的小地方，也一定有人像我一样忠信。他还一再强调，忠信是非常可贵的品质。一个人即便没有接受教育，也知道忠信很好，因为真诚待人，说话算话，就会得到别人的肯定；受教育之后，就会明白，为什么要忠信。
至于徙义，“徙”就是跟着去做；“义”就是该做的事。说到“徙”这个字，就不能不提到孔子的自我反省：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看到该做的事，就跟着去做；不能说该做的事有别人在做。其实，该做的事，就是符合人性的基本愿望，因为人性向善，所以做了该做的事，自己便会觉得快乐。
孔子对“辨惑”的回答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他说，对同一个人，爱他的时候希望他一直活下去，讨厌他的时候希望他立刻死掉，这不是迷惑吗？这话听起来像是爱情小说的情节，男女生谈恋爱了，爱得死去活来，感情好的时候，希望对方永远幸福快乐；一旦有了误会，就恨得诅咒对方。其实人人都有理性、情感和意志，但三者需要协调。
谈到情感，尤其是美丽的爱情，几乎是人人向往。但不可否认爱情会带来情绪的波动，而情绪问题会给人造成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一个人情绪不稳定，很难专心念书。有时候年轻人会问，我们现在念中学，为什么不能谈恋爱？我的答案是，不是不能谈，而是谈了之后，知道要付多少代价吗？即便两人感情很好，能立刻结婚吗？不行，才上中学，年龄不够。谈得好好的，能收敛下来安心上学吗？恐怕很不容易。有人也许会说，没有试过，怎么就知道不容易呢？那没办法了，很多事情都要人自己碰过之后，才知道怎么回事。
关于情感，值得讨论的是《中庸》里强调喜怒哀乐要“发而皆中节”，意即人要真诚地表现喜怒哀乐的感情，恰到好处。不过，有时候偏偏很难恰到好处。否则，西方人就不会探讨激情的问题了。西方人认为要创作，一方面需要太阳神阿波罗代表的理性，因为太阳代表光明，在光明之中一切都很理性。另一方面，还需要酒神迪奥尼索斯，酒神代表了醉酒之后才有的创意。如果只有创意的内涵，而没有适当的形式，就好像是一条没有堤坝约束的河流，河水一定是到处氾漤，太阳一晒，风一吹，水就无影无踪了。河流能够流得远，就因为有两岸的约束；如果氾漤无所归，再大的水也没用。可见，创意需要形式的配合。两者相辅相成，才创造了古希腊的各种伟大成就。
其实，儒家绝对不是只谈理性的。我们知道，孔子经常哭，只要看到别人有什么伤心事，他就很同情。他哭了之后，这一天就不再唱歌。这说明，人的情绪会延续发展的。孔子能做到第二天就放下伤心事已经很不简单了。有时候，我们会连续烦恼好几天，好几个月，甚至一直放不开。这实在没必要。西方有句谚语说，一个人最大的过错就是不肯原谅自己的过错。有些人犯了错之后，终身不能原谅自己，一辈子都在忏悔。其实，只有原谅了自己，才能积极地去做该做的事。以前做错了，那就以后做好事，弥补过去的过错。这才是正确的观念。
孔子对如何分辨迷惑的解答，非常重要。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孔子对于人的情感了解得很深刻。人要有智商、情商，更要有逆境智商，也就是意志方面的修练。孔子说，君子固穷。穷就是逆境，你能坚持吗？逆境智商才是我们成功的关键。
【第182讲】 #
《颜渊第十二》第十一章的原文：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齐景公询问孔子政治的做法。孔子回答说：“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齐景公说：“说得对呀！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就算粮食很多，我有办法吃到吗？”
这段对话应该发生在孔子三十六岁的时候，孔子曾经在齐国住了两年。当时，鲁国有三家权臣，季氏的权力尤其大，政局极其复杂。季氏发现国君与他合不来，便把国君赶走，另立新君。于是，鲁国国君只好去了齐国，孔子也跟去了，希望在齐国有机会发展。其时，齐国的宰相就是著名的晏婴。大家都知道晏婴的故事，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就是个子稍微矮了一点。他也知道孔子了不起。但是总觉得一个从鲁国来的人，又带了一帮有能耐的学生，是个问题，就反对任用孔子。齐景公倒是很想用孔子，有时候还向孔子请教问题。这一章就是一个例子。齐景公是国君，问政治该怎么做？我们今天会觉得孔子的答话很容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古时候讲究名实对应。比如，桌子的名称对应桌子的实在，就叫名实相符。但是，人类社会不能只讲名实，还要讲名分。“分”就是适当的分寸。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国君要像国君。第一个“国君”指的是事实，就是眼前的国君。第二个“国君”是理想，是符合儒家标准的理想的国君。儒者最喜欢举为例子的就是尧与舜。
但是，到汉代以后，讲究三纲五常。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纲”是标准。也就是说，国君说什么大臣照着做，父亲说什么儿子照着做，丈夫说什么妻子照着做。我们要知道，这种观点绝不是孔子的理论。孔子明确告诉自己的学生，真正的大臣就是八个字：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我用正道来服侍国君，行不通就辞职，所以孔子后来辞职离开了鲁国。孔子还教育弟子，父母有错的时候，要委婉地劝阻，而不是绝对服从。可见，三纲是专制政体催生的糟粕，完全背离了孔子的思想。五常的说法也有问题。“五常”指的是仁、义、礼、智、信。其实，孔子、孟子从来没有把信提高到与仁、义、礼、智同等的高度，孔子主要讲仁、礼、义，偶尔提到智。孟子把它们综合起来成为仁、义、礼、智，而且说得很清楚：“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所以，加上“信”，分类就有问题了。孟子说，仁、义、礼、智分别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四种内心力量要求人去做四种善。
孔子对齐景公的回答非常直率，幸而齐景公真的想用孔子，所以并不在意。他曾经对孔子说，你要我像鲁君对待季氏那样对待你，我做不到；但是我可以用对待季孟之间的态度对待你。在鲁国，最有权力的就是季氏、孟氏、叔氏三家。鲁公对他们的礼遇依次递减。齐景公觉得，我以鲁公对季氏与孟氏之间的规格对待你，已经不错了。但是晏婴反对，而他在本土的影响力很大，所以齐景公最后只能作罢。于是，就有了孔子离开齐国的典故，“接淅而行”──等不及做好饭、吃完饭，把淘好的米收十起来，立刻就走，因为齐国不是孔子的父母之邦。
【第183讲】 #
《论语•颜渊第十二》第十二章的原文：
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
孔子说：“根据一面之词就可以查出实情、判决案件的，大概就是由吧！”子路答应要做的事从不拖延。
这话很多人听了都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任何诉讼案件，都应该听原告、被告都陈述之后才能做判决。子路怎么就能“片言可以折狱”呢？听一面之词就可以断案，这是怎么回事？有些人把“片言可以折狱”解释为，三言两语就把案件判决了，这大概是子路吧。问题是，三言两语判决案件谁不会呢？不太喜欢说话的人，审判的时候少说两句就行了。为什么孔子说，这大概就是子路吧！意思是，只有子路能做到。而且，三言两语也实在不符合子路的个性。子路是个非常直爽，忠信果决的人。很少有人敢对这样的人撒谎。就如孔子在鲁国担任大司寇时，市场上的诈骗行为自动消失。尽管孔子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但听说孔子当了大司寇，卖羊的就不再给羊灌水了。以前，他们一大早先给羊灌水，这样秤起来重一点，能多卖几块钱。听到孔子上任了，就不这么做了，因为他们敬畏孔子。子路也是像孔子这样的人。
我倾向于把这句话翻译成，听一方的陈述，就知道谁是谁非，这就是子路。因为子路的个性使得别人不敢对他撒谎。古代与现代其实差不多，人群聚合，就会有诉讼。在朱熹的《易经》口诀中，“乾坤屯蒙需讼师”，第六个就是讼卦。乾坤代表天与地；屯与蒙代表天地开始成长发展；需代表人需要各种饮食，维持生命；接着就是讼，诉讼。因为人有各种需求，你要的我也要，就会产生争夺；或是各种不平。讼卦在《易经》里排序很前面，也反映了古人的生活实况。
在古代，做官就要审案。我们常常在古装剧中看到，一个县官每天上班就是坐在堂上，听别人告来告去，作出裁决。所以，要熟悉人情世故，学习基本礼乐，掌握法律规范，才能完成任务。当然，大堂上总是挂着“正大光明”匾。这代表了百姓对公正的渴望。从古到今，人们的需求大抵未变，第一是仁爱，第二是正义。人们都希望有纠纷时，能够得到正义的裁决，所以在讼卦中，九五就变成最吉祥的。因为有公正的大人来审判！人间不可能没有诉讼，也不必担心诉讼，因为诉讼可以使善恶分明，但关键是要有公正严明的法官。比如，与美国接壤的墨西哥，总有很多人设法偷渡去美国。据说，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墨西哥执法不公，社会腐败严重。墨西哥的法律不好吗？不是，据说墨西哥的法律是全世界最完备的，把各国法律的精华合为墨西哥法律，但是，没有人公正地执法，法律再好也没用。执法时，就出现了执法者的自由心证问题了。他是否大公无私，秉公办理呢？在古罗马的画作上，正义女神总是蒙着眼睛的。就是说，正义女神不能用眼睛看，只能听双方的讼词。如果用眼睛看的话，可能会受影响。比如，看到被告长得很斯文，或许会觉得，他怎么可能是坏人呢？在古代传说中，皋陶是舜手下的法官。有一次，皋陶判案的时候，发现很难判断是非，就牵出一只羊，说是神羊，它撞谁，谁就是坏人。可见，执法者在实现司法公正中承担了重要责任。
本章的最后一句说，子路答应做的事从不拖延。前后两句配合，恰好凸显出子路的个性，爽快、直接，承诺的一定立刻做到。这也是我们熟悉的子路。前面曾经说过，子路听到老师说什么话，如果还没有做到的话，就很怕再听到新的话。
其后的第十三章与之关系密切。原文是：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前章提到子路断案。本章，是孔子自己了。
孔子说：“审判案件，我与别人差不多，如果一定要有所不同，我希望使诉讼完全消失。”
这反映出，孔子确实是一位可爱的理想主义者，他居然希望世上不要再有诉讼。如此一来，天下人就真的是互信、互谅，和谐共处了。
【第184讲】 #
我们把《论语•颜渊第十二》十七章、十八章、十九章合在一起介绍。这三章都是季康子向孔子的请教。季康子是季氏家族当时的代表人物，才二十几岁就当到鲁国的正卿。此时，六十八岁的孔子已经在周游列国之后重返鲁国，担任国家顾问，虽然不是实职，但是地位崇高。于是，年轻的季康子向孔子请教。
第十七章的原文：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请教孔子政治的做法。孔子回答说：“政的意思就是正。您带头走上正道，谁敢不走上正道呢？”
政治就是要走上正道。领导人本身行得正，谁敢不正呢？尽管季康子很年轻，但是孔子回答身份比他高的人的问题时，都要用“对曰”。“对”代表下对上。可见孔子非常重视礼仪。古代社会相对比较单纯，所以孔子认为，领袖带头走上正路，谁还敢不走上正路呢？今天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有时还有各级官员分层负责的问题，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恐怕都不好办。
第十八章的原文是：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季康子因为盗贼太多而烦恼，就向孔子请教对付的办法。孔子回答说：“如果您自己不贪求财富，就是有奖励，他们也不会偷窃的。”
这话说得实在是很重，简直是当面让季康子难堪：就是因为你自己贪得无厌，才使老百姓变成了盗贼；如果你自己不这样贪婪的话，就算有奖励，百姓也不偷窃。谁喜欢当强盗呢？如果生活过得去，有正当的工作，有稳定的待遇，谁愿意去当强盗、小偷呢？谁不想安安稳稳过日子呢？像季康子这样的政治领袖，只看到现象，不能思考现象背后的原因。孔子就直接告诉他，别人看到当领袖的人，山珍海味，吃喝玩乐，花钱如流水，觉得有钱才是人生最快乐的事。老百姓心生羡慕又没钱可花，只好去偷、抢。我小时候看武侠小说，最羡慕的就是大侠们不用上班，但却有花不完的钱，天天痛快地行侠仗义，逍遥自在，于是，就暗下决心，将来也去当大侠。可是，成年后才知道，每天工作八小时以上，才挣这么点工资。打开电视，翻开报纸，上网一看，有钱人花钱这么爽快，吃喝玩乐这么享受，人心马上乱掉了，因为心中没有一个合适的榜样。所以，人活在世界上，要为自己树立一个学习的榜样，这也是我们生活的支点。
接着一段讲得更直接了，也就是第十九章：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这段话和前面两段不同，这一次季康子自己提出施政措施。他说：
“如果杀掉为非作歹的人，亲近修德行善的人，这样做如何？”孔子回答说：“您负责政治何必要杀人呢？您有心为善，百姓就会跟着为善的。政治领袖的言行表现像风一样，一般百姓的言行表现像草一样。风吹在草上，草一定跟着倒下。”
这就是成语“风动草偃”的出处。
季康子这一次把人分为两种：无道与有道。无道就是坏人，都该杀掉；有道就是好人，多多亲近。看到这话，我们实在不知道该如何看待季康子，难道坏人生下来就是坏人吗？当然是因为某些原因，比如：穷困、环境等，慢慢变成坏人的。好人也不是天生的，是努力修养锤炼成的；坏人一旦改过，能够变成好人；好人堕落，就成了坏人。不了解生命的实际状况，就把人分为两种，黑白一刀切，忘记了好人、坏人的流通性，也忘记了人的自由性。西方的政治学者特别提醒我们，为政时一定要设法避免两个字：残酷。政客有时候不把别人的生命当一回事，一旦违法就杀。显然，在孔子的时代，就有这样的例子。一个年轻的官员开口就是杀，太残酷了。所以，孔子直接告诉他，你负责政治，何必用杀呢？你愿意行善，百姓跟着你行善还来不及呢，上行下效啊。古代社会相对单纯一点，上行下效并非靠媒体包装、渲染，而是老百姓直接看得到在上位者住什么、吃什么、穿什么。归根结柢，所谓“上行下效”就是要提高为政者自己的修养。可是，政治人物的麻烦却是他们更愿意放纵自己，我们常常说，权力使人腐化，这是贵；财富也使人腐化，这是富。一个人拥有富贵却不腐化，那真是不容易。我们要尊重富贵；富贵之人更要谨慎，因为富贵会让人偏离人生的正途。耶稣就说过，有钱人进天国，比骆驼穿针孔还难。起初，我还以为翻译有误，是不是少了一个“毛”字，骆驼毛穿针孔还有点可能，骆驼这么大怎么穿针孔？结果，原文就是骆驼。那么有钱人还有希望吗？该怎么办呢？富贵之人不要沉迷在物质享受里，不要太看重金钱，恢复人性本来的面貌，与别人来往不要富而无礼，只有这样，才能交到真正的朋友。
儒家谈到富贵，基本上是肯定的，只要手段正当，并不排斥得到富贵。但是，有了富贵之后，就要特别谨慎。孔子周游列国，无功而返。这时，孔子已经老了，又回到了鲁国，面对这样的情况，他只能继续努力，好好教育自己的学生。
【第185讲】 #
《论语•颜渊第十二》第二十章的原文是这样的：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子张请教读书人要怎么做才可以称为通达。孔子说：“你所谓的通达是什么意思？”子张回答说：“在诸侯之国任官一定成名，在大夫之家任职也一定成名。”孔子说：“这是成名不是通达。通达的人，品行正直而爱好行义，认真听人说话与看人神色，凡事都想以谦虚自处，这样的人在诸侯之国任官一定通达，在大夫之家任职一定通达。至于成名的人，表面看来忠厚而实际行为是另一回事。他还自认为不错而毫不疑惑，这种人在诸侯之国任官一定成名，在大夫之家任职一定成名。”
子张年纪小，志气高，很喜欢提一些新问题。这次他问，如何才能够“达”？孔子说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孔子的教学方法之一是不直接给答案，激发学生自行思考。于是，他反问子张的看法。子张就分两点说明。古代，诸侯称国，大夫称家，他们都可以任用官员，能够在这两个地方做官、做事的话，自然出名。子张认为，有名自然通达。比如，我到一个地方去，别人听说过我，那我就走得通了，有人开车接送，也有人欢迎。如果没有名气，便无人搭理，名片印得再大也没用。可见，子张把“有名”当作通达，认为有名就可以走遍天下。
孔子纠正说，这是成名，不是通达。孔子对于通达的定义很简单：第一，品行正直，爱好行义，这是儒家的核心思想。本身真诚正直，乐于做该做的事。第二，认真听人说话与看人神色，即察言观色。我们今天还在用这个词，尤其是和长辈、长官说话要察言观色，看他心情不好，脸色不对，就不要再说了。听他的语气有一点不愉快，就要调整自己的说话方式了。如果不能察言观色的话，恐怕会触犯对方，自己反而受累。第三，虑以下人，凡事都以谦虚自处，尊重别人。对别人礼貌一点，礼多人不怪；尽量客气，别人非但不会瞧不起，反而觉得你修养很好。如此一来，无论在诸侯之国，还是在大夫之家，做官做事都会通达。只要本身正直，乐于做好事，察言观色，又能谦虚，长官提拔你都来不及，谁会去阻碍你呢？
但是，另一方面要把握分寸。如果是“色取仁而行违”，就不好了。“色”就是表面，“巧言令色”的色。“仁”在这里解释为忠厚。就是表面装得很忠厚，行为却是另一回事。忠厚是装给别人看的，行为细节就露出本性了，自私自利，但是自己还“居之不疑”，以为自己真的很好，这样的人也可以成名。但是与所谓的通达相比，则是另一回事。
这一段的核心就在分析“达”与“闻”的不同。有位作家说得好，当作家的人最怕与读者见面，见面之后，读者就会说见面不如闻名。听名声好像是很有才华，见面一看，也不过如此。其实，这不能怪作家。哪个人不是平凡人？读者自己把作家捧那么高，这是读者的问题。西方有句话说得更好：仆人眼中没有伟人。仆人每天跟着伟人跑来跑去，无微不至的替主人服务。他眼中的主人是个很平凡的人，需要仆人每天帮他张罗各种事情。仆人哪天请假，他就只好吃罐头了。所以，伟人都是与我们隔着很远的距离。
在成名之上是通达。通达一定牵涉到人际关系。和别人如何相处，到后来别人看到你，知道你的行事风格，就会发出赞叹。这就是孔子说的分辨方法。如果能够做到，与别人来往时，谁能不支持呢？这就是通达。
显而易见，儒家将一切都归结于提高自己的修养。
【第186讲】 #
《论语•颜渊第十二》第二十一章的内容是：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樊迟陪同孔子在舞雩台下游憩时，说：“胆敢请教如何增进德行、消除积怨与辨别迷惑？”孔子说：“问得好！先努力工作，然后再想报酬的事，不是可以增进德行吗？批判自己的过错，而不要批判别人的过错，不是可以消除积怨吗？因为一时的愤怒就忘记自己的处境与父母的安危，不是迷惑吗？”
在《论语》里面，学生曾两次问到辨别迷惑。第一次是子张问的，这一次是樊迟提问。樊迟曾经替孔子驾车，跟着孔子走了很多地方。这次来到了舞雩台。舞雩台是个好地方。我们以前谈到曾点的志向，就是到沂水边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一路唱着歌回家。这个志向还得到孔子的高度肯定。周末的时候休闲活动，樊迟跟着老师到了舞雩台附近，他趁机请教问题。他的问题比学弟子张多了一个。子张只问崇德与辨惑；樊迟中间加一个修慝。“慝”就是藏在心里的积怨。大概樊迟认为，人与人相处不容易，难免会有一些积怨，彼此互相责怪。
孔子真是因材施教，他没有说，这两个问题答过了，你去问子张，抄他的笔记，复印一份。孔子说，你要增进德行吗？就是四个字，先难后获。先努力工作，然后再去想得到报酬。如果不肯先工作，就讲究待遇，老板给得未必心甘情愿。我们先把工作做好，然后再来谈待遇够不够。为什么这样可以增进德行呢？因为先自我要求，尽忠职守，这就是培养德行，利益只是做事的自然结果。比如，我在很多地方上课，别人都给讲课费，但是我从来不把费用作为上课的目的，因为那是上课的结果。就好像我们打工，别人总该给工资吧，这是我的劳动所得。但是如果倒过来，把工资当目的，工作就会让人觉得很累了，因为老想着工资，如果对工资不满意，甚至可能马马虎虎的做。所以，最简单的原则就是，答应别人做事，就尽心做；做完之后，再去考虑有多少收获。这就是增进德行，也就是先尽自己的责任。
第二，如何消除积怨呢？这里用了“攻”字。还记得冉有替季氏搜刮了很多钱，孔子生气了，叫同学们鸣鼓而攻之；攻意指“批评”。做自我批评，而不要批判别人的过错，这样才能消除积怨。如果指责别人的过错，积怨会更深了。相反，如果大家开个检讨会，我检讨自己有什么没做好，有什么样的缺点。别人听了，必然认为不能全怪罪于你，对你的抱怨就慢慢减少了。况且，自我反省，改过自新将使自己走上正路。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收获呢？
第三，辨别迷惑。这一次，孔子的答案是什么？子张显然比较年轻，所以，孔子回答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要避免这样的激情。而樊迟的年纪比较大，孔子虽然说的仍不脱控制自己的情绪，但强调不要因为一时的愤怒，就忘记自己与父母的安危。人的情绪一旦发动了，很少能够冷静思考；一冲动就失去理性，最后做错了事只有后悔。所以，孔子特别叮嘱樊迟，不要冲动，一定要控制怒气。
记得李安拍过一部电影《绿巨人》，改编自一部卡通片。主角本来是个平常人，一生气就变成力大无比的绿色巨人。这说明愤怒是很可怕的力量。西方基督徒的七大死罪就包括愤怒。人在愤怒时往往失去理智，做出许多可怕的事情，但事后又说，我当时生气，急怒攻心，没有想那么多。无论如何，事实形成了，伤害谁负责？历史上有许多悲剧都是由愤怒造成的；两军作战中也最怕主帅被激怒。小说、电影中，经常见到这样的情节：两军作战时，一方不肯出战，另一方就用谩骂的方式激他。结果，谁能够耐住性子，不被激怒，谁就占优势；被激怒的话，恐怕就上当了。此外，孔子又叮嘱了一句：不要忘了父母的安危。生气了，后果自己负责。那父母亲呢？加上这一句，是因为古时候的人安土重迁，很容易找到仇家的亲人。厉害的人，别人可能打不过，但是趁他不在家时，去烧房子，老父老母跑不掉。危及父母的安危就是不孝。因一时愤怒伤害别人，结果反而伤害了自己的父母。孟子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杀害别人的父亲与哥哥，别人也会杀害他的父亲与哥哥，最终，不是等于自己杀害了父亲与哥哥吗？受害的还是自己；让家人跟着受苦，则更是不对。
孔子教学，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给予具体而有针对性的回答，其原则总是着眼于自我修养。
【第187讲】 #
《论语•颜渊第十二》第二十二章比较长：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向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意思是：
樊迟请教如何行仁。孔子说：“爱护别人。”他再请教如何算是明智。孔子说：“了解别人。”樊迟没有听懂。孔子说：“提拔正直的人，使他们位于偏曲的人之上，就可以使偏曲的人变得正直。”樊迟退出房间看到子夏说：“刚才我去见老师，向他请教如何算是明智。老师说：‘提拔正直的人使他们位于偏曲的人之上，就可以使偏曲的人也变得正直。’是什么意思呢？”子夏说：“这句话真是含义丰富啊。舜统治天下时，在众人中挑选，把皋陶提拔出来，不走正路的人就自然疏远了。汤统治天下时，在众人中挑选，把伊尹提拔出来，不走正路的人就自然疏远了。”
樊迟这位学生确实人如其名，反应比较迟钝，不过，资质是无法强求的事。这次，他请教老师何谓“仁”。在《论语》中，只有樊迟三次向老师请教仁。孔子的答案三次都不同，这次更直接了，只有两个字：爱人。后来很多人把“仁者爱人”作为一个口号。但是，不要忘记，这是给樊迟的答案。一般而论，这个答案实在是太浮泛了。自古以来，东方、西方哪一位圣贤不教别人爱人？谁不知道爱人是对的？所以，孔子只是针对樊迟的程度，告诉他，你去爱护别人就好了，这是你的人生正路。接着，樊迟请教什么是“明智”，孔子教学时，经常是仁智并举。有好的居心，还要知道如何实现，这就需要智慧的判断。否则徒有好心，没有智慧，容易被人利用。面对樊迟，孔子说，明智就是了解别人。这很不容易做到。爱护别人、尽量给别人帮忙，相对较为简单。但是，了解别人谈何容易！所以，樊迟没听明白，再追问。孔子说，就是把正直的人提拔起来，让他位居在坏人之上，那么坏人也就慢慢变好了。
直到离开房间，樊迟还是没懂。他便去问聪明的子夏。子夏听了感慨地说，老师这话真是含义丰富啊，并立刻举例向樊迟解释。舜有天下的时候，提拔正直的皋陶当司法官，然后坏人就离开了。一个朝廷里，好人、坏人本来就是在竞争，好人被重用，坏人便觉大势已去。同样的，坏人集结成党，掌握大权，好人只能叹天下无道。这说明行仁要知人善任，要把皋陶这样的人才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就是帮助天下人。了解好人，这是智；提拔好人让他造福天下人，这是仁。知与仁应如此配合。商汤有天下的时候，提拔伊尹，坏人就离开了。文献记载，伊尹曾经五次在夏桀身旁做事，五次在汤身旁做事，这恐怕有点夸张了。一个人这样跑来跑去，怕也很难做成什么事。在《孟子》里相当推崇伊尹。孟子把圣人分为四种，伊尹是最负责的。传说中，商汤多次派人送礼给伊尹，希望他能出来做官，结果伊尹拒绝了。他起初认为自己过得很愉快，在乡下和邻居们处得很好，又以尧舜之道为乐，何必做官？但是，最后他还是接受了。他说，我一个人享受不太好，最好能把尧舜之道推广到天下，让天下人都可以享受尧舜之道。他接着说，上天生下这么多百姓，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我伊尹是先知先觉之士，应该来开导后知后觉的百姓。可见，伊尹知道自己的人生之路何在，已经达到了孔子四十而不惑的境界。
如果做人处事全凭良心，就没有什么可迷惑的。与别人来往全凭良心做事，遵守礼仪的规定，不会说错话，也不会做错事，一生将过得安稳。天下有很多这样正常的人，但是，看到别人没有安顿的生活，忍心吗？伊尹之所以被称作圣人，就是因为他不忍心，总觉得这么多百姓流离失所，每天茫茫然不知如何是好，自己应该去拯救他们。
在孔子看来，仁与智是好问题，但是考虑问题的格局要放大一点，要从国家、天下的角度来理解。首先分辨谁是好人，其次给他适当的位置，使之能够造福苍生。先有智，然后才能达到仁。如此而言，儒家思想是有系统且用心深远的。
【第188讲】 #
《论语•颜渊第十二》第二十三章和二十四章都在谈朋友。第二十三章的原文：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导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
子贡请教交友之道。孔子说：“朋友若有过错，要真诚相告而委婉劝导，他若不肯听从，就闭口不说，以免自取其辱。”
显然，这是孔子给子贡的建议。我们都知道，孔子强调益者三友。第一是友直，意思是，真诚而正直。所以，孔子在这里提出“忠告而善导之”。当然，其前提是朋友犯错了。人难免会有错，有的错误源于性格，有的错误来自观念偏差，甚至欲望过多。朋友之间互相了解，所以才能在有问题的时候提出忠告。“忠”可以理解为真诚。“忠”本意是忠心，多指对自己的心忠实，然后再忠诚地投射到对象身上，所以也包括真诚在内。虽然我们常常讲，儒家思想的关键在于真诚。但是，《论语》里面并没有出现“真诚”这个词。直到《孟子》才开始讲诚；《中庸》则讲得最为透彻。本章说对待朋友，应该真诚地劝告，好好地引导。接着四个字“不可则止”曾经出现过。孔子说，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我用正道来服侍国君，行不通就停下来。这里也一样，交朋友也是不可则止。没有人是一定要听谁的话，交朋友以道义相结合，是心甘情愿的。但是，人是会变的，也许碰到荣华富贵他变了，也许碰到艰难险阻他变了，于是朋友就分道扬镳了。所以，朋友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它与家庭里面的父子、夫妻、兄弟不同；而与君臣关系类似，是可以选择的。儒家把朋友作为非常特别的一伦。因为朋友之间是平等的，相处时朋友像镜子一样，他了解我，也让我了解自己。所以，我们有一个词叫“畏友”。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两个畏友，他说话很直率，不会给你留情面的。不过，与其将来别人批判、嘲笑我，不如好朋友私下不留情面，好好规劝我。
所以，谈到交友，孔子给子贡，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这样的建议。对朋友要忠告而善导之；同样的，朋友对我们也是忠告而善导之，所以要善于采纳意见，随时自我反省。想交到什么样的朋友，首先就要问自己有没有资格做到。不能要求朋友是友直、友谅、友多闻，但是自己却不直、不谅、不多闻。那么谁愿意与你为友？儒家的出发点是自我要求、自我反省。
第二十四章的原文是：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曾子说：“君子以谈文论艺来与朋友相聚，再以这样的朋友来帮助自己走上人生的正路。”
“以文会友”这话说得真好。交朋友总要有事情一起做，有话一块儿说。不能老谈投资、股票，做生意赚钱的事。“文”就是文学、文艺、文化，就是人一生受教育所学到的素养。我们常常说人文素养，而孔子教学时喜欢强调人才、人格、人文三种教育。如果仅仅是人才，但人格有问题，对社会可能反而是灾难。只谈人格，又未免失之严肃，一天到晚想着自己该怎么尽责任。而人文则充分表现在空闲自处时，甚至宗教信仰，也属于人文范畴。
与朋友来往，以文会友，将是非常愉快的事情。“文”的范围很广，几乎没有限制，有些人喜欢诗词歌赋，有些人喜欢吟诗作画……。朋友相处不要有太大压力，各尽所长，提供各种信息作为大家谈话的材料即可，“友多闻”也就包括在里面了。
以文会友之后的一句更重要，“以友辅仁”。我们再次强调：“仁”指人生的正路。每个人都走在人生之路上，但是所选择的路正确吗？有时候仍需要人指点，所以在《论语》中，孔子的学生们经常请教“仁”。而孔子则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因材施教，给出不同的回答。一个人走路很辛苦，有时会感觉到孤单，好像丧失了信心；与朋友在一起，相互扶持，以友辅仁，一起走上人生的正路。此外，还有一些事要朋友们合作才能做成，就是所谓的“共襄盛举”。
曾参这段话讲得非常好。这句话也造就了一个大学：辅仁大学。我读的就是台湾辅仁大学，所以特别感激曾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