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路第十三

 【第189讲】 #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子路第十三》第一章。原文是：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子路请教从政的做法。孔子说：“自己带头做事，同时使百姓勤劳工作。”子路想知道进一步的作为。孔子说：“不要倦怠。”

换句话说，不要想着进一步的作为，只要做到不倦怠就够了。不倦怠，就是有恒，亦即择善固执的“固执”。我们做事时，一开始常常很开心、很新奇，但是能坚持多久呢？老子曾说一般老百姓做事，常常在快要成功的时候却失败了，所以要能“慎终如始”，就好像跑马拉松，越是到最后关头越是要小心。俗话说“行百里者半九十”，要走一百里路，走到九十里才算一半，最后那十里也占了一半分量，如果不能坚持到底，前面付出再多，事情还是没做成。

子路是一个好学生，他在从事政治方面既有兴趣又有能力，所以老师对他说四个字，“先之，劳之”，我先做我该做的事，再让老百姓勤劳努力地工作，上下同心，政治怎么会做不好呢？我们还记得季康子问的问题，孔子的回答是“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当长官的先走上正路，谁还会走偏路呢？在《国语》里面有一段话，说老百姓辛劳就会出现善心，相反的，怠惰、没事做的话，就会出现恶心。这是很有趣的想法，原文是：“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话语中有一“思”字，老百姓每天辛苦，他会想自己为什么努力工作，因为上有父母、下有子女，就好好地劳作吧，于是出现善念。一旦“逸”，没事做，很悠哉，荒废时日，就会放肆，放肆就会过度，过度就会忘记善，忘记善，恶心就生了。这是古时候的观念，认为要让每一个老百姓都有事做。其实，对于小孩子不是一样吗？有个母亲有一次告诉我，她的儿子念小学五年级，自己不知道该怎么管教。她曾问儿子说，假如你自己有一个小孩也是念小学五年级，你要怎么去管教他呢？她儿子很聪明，说：让他不要无聊。接着，这个母亲就转问我，这个小孩该怎么教，我说我也不知道，但是让孩子不要无聊是一个原则。我建议她放暑假时买一些好的电脑游戏软件，让孩子不要无聊，每天在限定的时间内作功课和玩电脑游戏，他需要有功课、有休闲，搭配起来，才觉得听父母的话很有意思。西方宗教也强调许多罪恶往往来自无聊，今天无聊，魔鬼就来了，诱惑我们去做这个坏事、去做那个坏事。一个人忙起来的时候，哪里有时间去做坏事呢？

所以孔子教他的学生，为政的秘诀是先要自己做表率，带领百姓一起努力工作，而且不要倦怠，一直做下去。

再接着下一章，是另外一位学生请教政治，所以可以合在一起讲。原文：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仲弓担任季氏的总管，向孔子请教政治的做法。孔子说：“先责成各级官员做事，不要计较他们的小过失，提拔优秀的人才。”仲弓再问：“怎样才能识别优秀人才进而予以提拔？”孔子说：“提拔你所认识的，你不认识的，别人难道会错过吗？”

仲弓是孔子德行科第四名的学生，孔子认为他可以面向南方治理百姓。他此时担任季氏的总管。季氏就是那个在鲁国势力最大的大夫，他有家臣，也有家宰总管。仲弓请教怎么样去从事政治活动，孔子给他建议三点：首先，“先有司”，你既然当总管了，要先让各级官员好好做事；接着，不要计较他们的小过失。这是从政的艺术。一个人有小过失，你太计较的话，他没有机会将功折罪；相反的，你给他机会他会特别努力，同时他的心态会比较谦虚，也比较柔软。宁可看到一个人犯了小过失觉得惭愧而好好努力，也不愿意看到一个人从来不犯过失而自以为是，认为自己就是圣人，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人都难免有过失，有过失之后，与别人相处比较容易，因为看到别人有过失时也会体谅他。人群相处真的需要互相体谅。我们都知道管仲与鲍叔牙的故事。在《庄子》里面就提到这段故事，很有趣。管仲快过世了，齐桓公问他：谁可以接替宰相的位置，你觉得鲍叔牙怎么样？因为当初是鲍叔牙推荐管仲当宰相的。管仲说鲍叔牙不行。因为鲍叔牙不能容忍别人的小过，犯过一次错误他记一辈子，永不任用。大权一旦交给鲍叔牙就麻烦了，官员有一大半都待不下去了，那怎么办呢？所以要赦小过。

最后是举贤才。那时还没有科举考试，科举虽然有问题，但也是一种提拔念书人的方法。汉代的时候举贤良，一个人如果孝顺、廉洁，也可能被推举出来做官，这也是一种方法。孔子告诉学生，推荐你所知道的人才，你不知道的别人也不会错过。这是比较早的阶段，所以孔子会提这样的建议。

子路与仲弓同样请教政治的做法，孔子却根据他们的需要给出不同的答案。这才是真正的因材施教。

【第190讲】 #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子路第十三》第三章，它的原文比较长。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子路对孔子说：“假如卫国的国君请您去治理国政，您要先做什么？”孔子说：“一定要我做的话，就是纠正名分。”子路说：“您未免太迂阔了吧，有什么好纠正的呢？”孔子说：“你真是鲁莽，君子对于自己不懂的事应该保留不说。名分不纠正，言语就不顺当；言语不顺当，公务就办不成；公务办不成，礼乐就不上轨道；礼乐不上轨道，刑罚就失去一定标准；刑罚失去一定标准，百姓就惶惶然不知所措了。因此君子使用任何名词来表示名分，一定要让它可以说得顺当；说得出来的，也一定让它可以行得通，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论，要做到一丝不苟。”

当时孔子到了卫国，卫国正好内乱。卫国的国君本来是卫灵公，他的夫人是南子，太子是蒯聩。太子与南子不合，曾经想动手对付南子，后来事情败露逃到国外。在他逃亡期间卫灵公死了，南子就把蒯聩的儿子立为国君，即卫出公。局面变得很复杂，爸爸还没有接替国君的位置，儿子却接到手了，而且一接手就是十二年，爸爸才夺回来，这是很难看的局面。这个时候孔子带着学生来了，子路请教：如果卫国国君卫出公，就是儿子辈的这个国君，请您来治理国政，您要先做什么事？孔子这时候就说了要正名，纠正名分，到底谁是君、谁是臣、谁是父、谁是子。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君，现在儿子已经当君了，那个做爸爸的在国外，就要老老实实说我是臣，否则君臣父子弄乱了，那老百姓怎么治理得好呢？“必也”这两个字代表假设语气，我们说过好几次了，“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君子没有什么好争的，如果一定要争，就是射箭吧。这里的用法也一样，意思是“如果一定要如何”。

子路很喜欢做事，但缺乏耐心，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正名，有什么好正名的，既有国君，我们老老实实当大臣就行了，不是照样可以替百姓服务吗？子路因此说老师迂腐，也只有子路敢这样说。孔子生气了，直接骂他鲁莽，真是相骂没好话。但是孔子讲的是一套道理，这个道理是儒家的推论，有他的逻辑。孔子说，你对于不懂的事最好不要乱讲，“名不正则言不顺”，你没有一个名分的话，说出来的话就不能代表这个名分。比如，我现在是一个老师，我就不能讲校长该讲的话，我当校长就不能讲县长该讲的话，名分与身份配合之后，说出来的话，才有分量。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名分若不能确定，该如何适当发言？同样一句话不同的人说有不同的效果，这是名正言顺的问题。

名不正言不顺，然后事情就做不成；事情做不成，礼乐就不上轨道。到这个阶段才谈礼乐，是因为能讲究礼乐教化时，一个国家已经上轨道了，老百姓都用礼和乐维系彼此之间的关系。礼代表长幼尊卑有秩序、能够区分；乐代表大家的心态、心思可以和谐共融。礼是强调分，乐是强调合，一个社会能分能合才可以显示秩序之美。礼乐不兴，就会“刑罚不中”。老百姓难免犯错，如果礼乐有问题，刑罚就不能够适当，该罚的不罚，该赏的不赏，这个社会谁还愿意做好人做好事呢？因为大家会觉得做好事和做坏事的结果没有差别。我们都知道，做好事与爬山一样，做坏事与磙下山一样。做坏事不需要花力气，看见东西就拿、看见东西就抢，这不是生物本能吗？做好事不同，坐车就要让座、与人相见要有礼貌，这是需要修练的，是不容易的。刑罚不中，老百姓将无所措手足，老百姓连手脚怎么放都不知道，代表他们不知道怎么生活了。因为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都知道要行善避恶，但是当看到善没有善报、恶没有恶报，就失去信心了，会质疑为什么要行善避恶呢？儒家的教育就在让人的真诚由内而发，自己愿意去行善避恶，快乐也会由内而发。所以宗教讲报应，大部分强调死后的善恶报应；儒家讲报应，是说你行善会获得当下的快乐。当然你真的做该做的事，心里想的并不是报应，而是我该做的，做出来以后，内心会处于非常圆满的状态。比如，我对父母亲孝顺，何必别人来称赞呢？我能够孝顺父母、能够让父母开心，就觉得自己的生命安顿了；我对朋友讲道义，不亏欠别人一分钱、一分情，这样内心便觉得圆满。其实，人生真正的快乐并不是得到什么特别的东西，而是心思非常单纯，生活非常简单，平平常常过日子，和别人没有误会或怨恨。相反的，刻意追求某一种快乐，想望某一种善报，做起事来就会处处计较，挂念着好报应，总觉得报应不够，一切便复杂化了。这点是我们一直要强调的。其实道家也是一样，吃饱喝足以后，心思尽量单纯，称为“虚其心，实其腹”。

【第191讲】 #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子路第十三》第四章：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迟请求学习农耕之事，孔子说：“我比不上有经验的农夫。”他又请教种蔬菜，孔子说：“我比不上有经验的菜农。”樊迟离去之后，孔子说：“樊须真是个没志气的人。在上位的人爱好礼制，百姓就没有敢不尊敬的；在上位的人爱好道义，百姓就没有敢不服从的；在上位的人爱好诚信，百姓就没有敢不实在的。能做到这样，四方的百姓就背着小孩投奔过来了，又怎么用得到农耕呢？”

这段话不太好解释。有一次，我在农学院讲到这段话时，学生都很愤慨。在这里我们要说明一下。樊迟这位学生我们说过，他学习的心得不是很好，一段时日后发现做官恐怕没有希望了，就想另谋出路，请老师教我种田好了，好歹有收成可以过日子。孔子说，我不如有经验的老农夫，因为耕田也是一种专业，孔子在这一方面经验不够。人活在世界上时间那么短，不可能样样都懂，所以要做什么事需要选择。樊迟又说，那您教我种菜吧(前面那个农夫是种稻米的)。孔子说，我不如有经验的菜农。老师两度这样讲，樊迟就离开了教室，他一定感觉到自己的问题提错了，或者也许看到老师的脸色不太好看。果然，他离开之后孔子就批评了，“小人哉，樊须也”。学生如果不太上道，老师在背后照样要加以批评的，这话说给谁听？说给留下来的同学听。

当然，我们还是要问，难道别人不能选择做农夫吗？要回答这个质疑，首先要了解孔子的教育目的。他为什么说樊迟是“小人”？这里的“小人”与“君子”相对而言。君子有志向，要让人的生命全方位发展，但是有重点，就是德行的培养。小人就是指没有志向的人，他的身体长大了，心思却只想着吃饭、住房子这种低层次的物质需求。这种需求没有人可以忽略，它是必要的，但还不够，有吃有住之后还要做什么？这才重要。孔子教学生，希望他们立志，千万不要只做个一般的百姓，只顾到物质层面的需求，而忘记自己还有更大的潜能，可以在德行上、在其他方面发展。具体来说，在孔子心目中，受教育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拥有专业知识与能力以后可以做官，照顾百姓。做官就等于照顾百姓，有个学生没做好，孔子让大家“鸣鼓而攻之”。如果我们了解孔子的教育目的，就会理解他为什么会批评樊迟缺乏志向。

孔子后面又讲了三句话，在上位的人做到礼，底下的人就会尊敬；在上位的人讲求道义，底下的人就会服从；在上位的人讲求诚信，底下的人就实实在在。“莫敢不用情”的“情”字在古代往往作为“实、实在”的意思。这说明一方面上行下效，另一方面上下对应。老百姓统统做到了刚刚所说的三点──能够尊敬(认真负责)，也能够服从(行善避恶)，又能够实实在在做人处事，社会就上轨道，不会有问题了。所以既然学了那么久，为什么不把这三点做到？最后只为了个人的稻粱，实在不够开阔。

以今天来说，不管学理、工、农、医、法、商任何一科，自己站稳之后就要考虑到这个行业对社会有什么帮助，在社会上还能多做些怎样的公益事业。这是儒家的一种理想。如果只为个人，志向太小了。所以，有能力的人就要设法让能力配合自己的德行，而德行就是尽力照顾更多的人。这也是一种快乐。所以孔子最后说了一句话，能做到这三点，四方的百姓就会抱着孩子来共襄盛举了。四方代表东南西北，中原之国在中间，与四方的百姓又不认识，也不见得是同一种文化，但是他们照样会带着孩子来投奔。因为在这里有礼、有义，还有诚信。简单一句话，就是因为在上位者行善。所以儒家的性善论是说“人性向善”，因为四方的百姓也向善，他们看到你行善自然就来了，这不需要宣传、不需要口号，更不需要去鼓吹，关键是不要把人性看做本善的。“本善”这两个字不好解释，因为我们都知道，在社会上每天都发生许多不对的事情、邪恶的事情，如果说本善，就要解释一个人为什么会做坏事。人的特色是有理性可以学习、可以思考，有自由可以做判断、做选择，但是所做的事要自己负责任。这是一个人的实际情况。有自由代表可以行善也可以为恶，同时具备这两种可能，否则我们说人类有自由，但是只能够行善，那就不能称为自由了。因此要问，如果没有人管束监督，还能够为善吗？教育的关键即在此。儒家的思想就是让人真诚，为善的力量由内而发，做到之后才会快乐、快乐也由内而发，别人不能夺走。相反的，如果行善是因为别人在鼓掌、别人在观察，一旦别人不在乎，或者别人不在身边的时候，我们就不一定行善了。这是自古以来人性里最关键的问题。

西方也是一样，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有〈理想国〉一篇，讲一个牧羊人遇到大地震，地面裂开一条缝里面有一口棺材，他下去打开来一看，棺材中骷髅手上戴着一枚戒指，他把戒指拿来戴到自己手上，后来发现这枚戒指可以让人隐形，把戒面转过来对着自己就不会被人看见了。请问这个牧羊人还能够循规蹈矩、奉公守法吗？不能，他谋杀国王后自己篡位。如果让人们自由做选择，为什么还要行善避恶呢？儒家思想的重要性即在于此，只要真诚，就会发现力量由内而发，别人不管我们，我们还是要行善，而快乐也将由内而发。这一点西方学者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办法得出像孔子这样的论证。

所以，“樊迟事件”引发孔子的这段话，透露出孔子内心坚定的信念和对人性的肯定。这才是我们要学的重点。

【第192讲】 #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子路第十三》第五章。这一段的内容是：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孔子说：“熟读《诗经》三百篇，给他政治任务没法顺利办成，派他出使外国不能独当一面，这样念书再多又有什么用处呢？”

孔子认为读书还是要回归到实际的生活，否则就成了读死书，变成两脚书橱，书念得很多，一遇到现实的情况不能灵活应用，那是不够的。《诗经》有三百零五篇，简称三百篇，熟读了之后有什么效果呢？孔子对自己的儿子说，你读《诗经》了吗？他儿子说还没有仔细去念。他说你“不学《诗》无以言”，你不学《诗经》的话，说话就没有根据、没有凭借。人人都会说话？但是有些人说话很文雅，能够恰到好处，适当表达意思。有些人说话就直来直往，会发出声音、会表达意思而已，非常粗糙。所以受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设法理解《诗经》、《尚书》等古人留下的资料，而不要只靠自己的经验。一个人能接触多少事情呢？三百六十行一辈子顶多做个两三行，但是熟读《诗经》，各方面都知道一些，因为古代有采风之官，把各地的歌谣收在一起，由此可以知道每一个国家的风俗民情，其中也包括朝廷在各种正式祭典上所唱的诗。如此一来，这些生活经验都给我们提供了材料，学习之后马上可以应用于现实生活。如果只靠自己的体验，恐怕累积各种经验之后，年纪已经很大了，这一生不是变成实验与错误的牺牲品了吗？

所以孔子强调学习《诗经》等古代的材料，这是“温故”；但还要“温故而知新”，因为每一本书都是前人留下来的，是别人的经验写给我们看的，不是我们自己的经验，依样画葫芦，也没有用处。大家听久了之后，就好像小时候听童话故事，听完之后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只是觉得很有趣而已。读书人一定要把它转化为现实可能遇到的实际状况，研究如何应用、如何面对。孔子在〈阳货第十七〉里提出，学习《诗经》之后，除了可以兴、观、群、怨之外，还可以“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就近可以学会与父母相处，远的可以学会和国君相处。所以学会之后就要把学问用在生活上，从而减少错误，让自己的生活更有效率。

第二段，让你当外交官到国外去，能不能够独当一面呢？因为古时候的外交官是“受命不受辞”，国君给你命令，要你完成什么任务，这叫做“受命”；国君不会告诉你怎么说，这叫“不受辞”。如果国君连如何对答都要告诉你，那何必要你去当大使、给你这么高的待遇呢？“使于四方不能专对”，专对，就是自己可以想办法用我的学问、我的言辞完成国君交代的任务。为什么需要学习《诗经》呢？我们现在学成语也是一样的意思，很多话直接讲太直白了，说出来别人会觉得没有回旋的余地。两点之间最短的是直线吗？数学上也许是，人际关系上绝对不是。比如，你认识我、我认识你，但一直没有成为朋友。是认识好久以后发生了一件事，才知道患难中见真情。那为什么很早以前没成为朋友呢？所以在这个时候才发现，原来要把我们之间的距离变得最短，还需要绕上一大圈。《诗经》的效用之一，就是让我们的言语婉转得体，有如在外交场合起了润滑的作用。

本章的中心意思就是强调要学以致用。有些念书人学问很好，但是只关在象牙塔里面做专业的研究，当然他有他的贡献，这不能否认。但假设今天研究儒家，却和别人都不来往，那学习儒家有什么用呢？我们讲《论语》到现在，已经超过三分之二的篇幅了，哪一段不是实际生活中的事情？学生向老师请教怎么从政、什么是仁德，甚至该怎么样做农夫，都是具体生活中的问题。孔子的回答，也都就生活中的材料，举个例子或讲个故事。今天研究学问却往往变成写论文，写出来之后没几个人看得懂，越是没人懂的，越显得高明。西方也类似，西方最早一部完整的哲学书是《柏拉图对话录》，你说一句、我说一句，两个人讨论。《柏拉图对话录》里面现在留下来的有二十六篇，大半以上都没有结论。比如，我与你讨论一个问题，什么是勇敢、什么是美、什么是善，讨论半天没有结果，但重要的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过程。讨论过程中让我们发现自己的观念是狭隘的，只看一面，而别人和我们唱反调，有正、有反、才能合，才能往上提升。可见，西方像《柏拉图对话录》所谈的内容，也都是每天发生的事。但是后来做学问的哲学家写出来的书没几个人看得懂。为什么近代存在主义受到欢迎？因为存在主义特别就人的生活及生命的困境来加以思考，大家就觉得比较亲切。要不然往前钻研，理性主义、唯心论、现象学，一路到现在的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一说大家就头昏，请问那样的学问是学问吗？我觉得，学问一定要来自于生活，还要回归到生活。《论语》的这一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第193讲】 #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子路第十三》第六章，它的原文是：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孔子说：“政治领袖本身行为端正，就是不下命令，百姓也会走上正途；如果他自己行为不端正，即使下令要求，百姓也不会跟着做。”

孔子谈论政治领袖的篇章很多了，比如：“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你当领袖的人自己行事作风正派，谁敢不正派呢？那为什么还要谈这一段呢？因为这段话的意思还是不太一样。

本章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本身行为端正，虽不下命令，百姓也会走上正途。我常说，《论语》里面凡是牵涉到仁，都反映出孔子的信念，因而特别重要。因为孔子有些话别人也会讲，比如“仁者爱人”，谁不讲“爱人”呢？释迦牟尼不讲吗？耶稣不讲吗？苏格拉底不讲吗？古今中外的圣贤讲爱人的多得是，从这个角度看，孔子讲爱人并不特别。重要的是他为什么要讲。上述其他圣哲讲爱人，是因为一个人爱别人时不会自私，不太会替自己考虑，慢慢会把自我的执着化解掉。化解我执，是目的；教人爱人，是方法。耶稣说你要爱神、也要爱人，如果不爱那看得见的弟兄，怎么能说你爱那看不见的神呢？所以你要爱护别人，因为别人也是神所造的。后来的墨家讲兼相爱，就是同时要爱护很多人，还要平等地去爱。意即“兼”不是只有同时，还包括平等，这与儒家的“爱有差等”并不同。事实上，有谁能做到平等地爱护别人？不可能。一定是先爱护自己的父母、子女、家人，行有余力再去爱护别人的父母、别人的孩子。所以儒家的思想是讲究差等、推己及人、循序渐进。墨家的思想太高了，他说每一个人不能只顾自己，要平等地爱每一个人。孟子便批评墨家这样的主张，是无父无君了。儒家教人爱人是因为人性向善，而善是我们和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只要真诚，力量就由内而发，由不得我们不去爱人。那么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我当领袖本身正派，不下命令百姓也跟着我走，也是因为人性向善。否则，凭什么说只要自己正派，不用下命令百姓也跟你走上正路。

第二句比较复杂，说“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在上位者本身行为不端正，即使下令要求，百姓也不会照着做。命令有两种：第一我自己不端正，却下命令要百姓端正。百姓就说，凭什么你不端正却要我们端正？因为古代社会是有阶级的，简单二分就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自己吃喝玩乐，叫老百姓规规矩矩地交税，那行不通。孔子的故事里面有一段强调“苛政勐于虎”，一群人住在树林里面，宁可冒着被老虎吃掉的风险，也不到镇上去住，就是因为苛政、税收太重，活不下去。自然界的灾害还可以防范，人祸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别人不给你活路，你怎么逃都没用。所以，你在上者其身不正，却命令老百姓走上正路，老百姓不甘心。第二，我自己不端正，命令老百姓与我一样不端正，老百姓也不接受。这里又回到人性向善了。

就是这么十几个字，也不知道是谁问的，也不知道为什么问，就把这句话留下来了。念《论语》最大的困难就在这里。这是因为《论语》的成书过程比较特别，它并不是一个人写的，而是在孔子过世以后，很多学生主动为他守丧期间，大家回忆老师以前说过的话并加以记载，有些没有交代背景，只有一句话传了下来。后世无法还原当时的景况，只能在解释上尽量讲得合理。对儒家来说，每个人自己心里知道在做好事还是坏事，做好事时可能没有特别的感觉，而做坏事时感觉便明显，总想看看有没有人注意。我在学校教书，遇到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学生考试作弊。学生不知道这是错的吗？当然知道，所以他遮遮掩掩，小心注意怕被发现。他如果认为作弊不是坏事，可以正大光明地作弊。那大家也许要问，为什么做坏事的时候感觉这么明显，而做好事的时候没有特别感觉呢？答案还是一样，人性向善，所以做好事觉得很自然，而不做好事，内心里面那个“向”就受到影响，被挡住了，觉得很不自然，有点惭愧。儒家很喜欢讲羞耻的耻，耻字的关键在于个人的行为与团体的要求有落差，所以才有羞耻心。一个人最怕没有羞耻心，没有羞耻心的话谁能教他呢？所以这虽然是很短的一段话，却反映出孔子对于人性的看法。

【第194讲】 #

本讲介绍的是《论语•子路第十三》第九章，这一章的原文是：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前往卫国，冉有为他驾车。孔子说：“这里人口众多呀。”冉有说：“人口众多之后，接着应该做什么？”孔子说：“使他们富裕。”冉有说：“如果已经富裕了，还应该做什么？”孔子说：“教育他们。”

冉有是孔子学生里面很特别的一位，列名在政事科，年纪轻轻，却排在第一，很有才华。孔子多次提到他多才多艺，做官不是问题。

本章是很有特色的一段话，提出对从事政治，或者对人类发展的一般看法。分三个阶段。第一，人口众多。古时候人口稀少，现在中国已经人很多了，所以这方面我们不用想太多，已经完成第一个目标了。第二是发财。这一句话就证明儒家没有反商情结，做生意开发我们的潜能，让经济水准提高，大家都有钱，这是好事。孔子绝不是只让卫国人去发财、只让中国人去发财，他是普遍的希望人类都能有基本的经济生活条件。这个世界上至今还有将近一半的人经常处在饥饿之中，说明孔子的第二步目标还没有实现。但我现在问了，一定要吃饱穿暖才能受教育吗？那很多人恐怕一辈子没有机会了。所以，人口多、赚了钱、然后受教育，这个顺序不是时间上的顺序。如果把它当做时间上的顺序就糟糕了。做任何事都要有目的才能被理解。比如，今天打开电视看到《论语三百讲》，你看下去了，请问你的目的何在？你漫无目的就这样看，说明你无事可做，反正看什么都一样。有很多电视台可以选择，你为什么选择这个节目？一定要有目的，比如希望借机了解《论语》在说什么、儒家有什么思想。有了目的，才能让人理解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同样，孔子说人口众多有什么目的？就是受教育。经济繁荣有什么目的？还是要受教育。这话与后来孟子的发挥可以配合，孟子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一群人吃饱了、穿暖了，每天生活很悠哉，但是没有受教育，那就接近于禽兽，因为他只能靠本能，靠他的冲动和欲望来主导一切。那将是一个可怕的社会。

还好这段话也没引起太大的误解，我们历来对于孩子的教育都很重视。但是做父母的请扪心自问，我们对孩子的教育是不是有时候太过于功利？孩子受教育，要考第一名，要进入好学校。但目的何在呢？不在于教育自己，而是希望在社会上取得优势，将来可以得到好的工作、挣很多钱。而儒家的教育思想是什么？以孟子来说，基本上是五伦之教，受教育之后就要记得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伦之教使得人类和动物完全不同。所以我们讲儒家的教育有人才、有人文、有人格，关键在于人格。人才，必须考虑生下来是什么样的材料，这一点我们无法掌控，祖先也要负一部分责任。人才方面各有所长，不能勉强。我生下来数学就不好，怎么能怪我呢？而且，也没有什么关系，我可以就自己的优势学习别的。人格方面却是无所逃避的，像庄子说的“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父母，谁能不爱父母呢？这是天性；每一个人都在社会上做事，谁能不遵守国家的法律和规定呢？

【第195讲】 #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子路第十三》第十五章，这一章的内容比较长。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定公是鲁定公，鲁国的国君。定公询问孔子：“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有这样的事吗？”孔子回答：“话不可以说得这样武断，以近似的程度看，有一句话是说：‘做君主很难，做臣属也不容易。’如果知道做君主很难，不是这样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盛吗？”定公又问：“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衰亡，有这样的事吗？”孔子说：“话不可以说得这样武断，以近似的程度看，有一句话是说：‘我做君主没有什么快乐，除了我的话没有人违背之外。’如果你说的是对的，没有人违背不是也很好吗？如果你说的是不对的，却没有人违背，不是近于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衰亡吗？”

孔子做官的时间大约是在鲁定公九年，也就是说鲁定公已经负责国政九年了，孔子当时五十一岁。定公征询孔子的意见，大概是在这个阶段。当国君的人都希望把国家治好，最好一句话就够了，你给我一句口号，我到处去宣传，给我一句标语，我到处去贴，如果看到这个标语的人统统变成好人，那不是很容易就把国家治好了吗？所以鲁定公就问了“一言可以兴邦”那样的话。说实在的，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社会这么复杂，希望用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盛，这个想法也太天真了一点。

孔子对国君都是很礼貌的，因为孔子有三种敬畏的对象，其中之一就是敬畏大人，大人即政治领袖。为什么敬畏大人？因为孔子认为，大人身系国家之安危，尊重他，就可以使他尊重自己。孔子很了解人性，知道对政治领袖越尊重，他也会就越尊重自己。相反的，不尊重他，天天骂他，骂到最后他也没有尊严了，反正做得好也挨骂，做得不好也挨骂。那为什么要好好做呢？所以孔子基本上很尊重政治领袖，就是寄望他们知道自己的责任重大。一个农夫不好好种田，顶多收成少一点、交税少一点，一个国君不好好修养自己，国家就乱了。

孔子如何回答鲁定公的提问呢？他说，这样吧，我给你讲一句近似的话，做国君很难、做大臣也不容易，你如果知道做国君很难就够了。言外之意就是，只要你战战兢兢，不要松懈，这样就可以使国家兴盛了。人最怕在奋斗的过程中很努力，一旦大权在握就松懈了。西方有一句话说，你可以用剑做任何事，但是你不能坐在剑上面。古代打天下当然是用刀剑，拥有天下之后还能用刀剑吗？不行，刀剑放在一边，这时候就需要重新学习另外一套，就要讲文化、讲教育。所以，做国君很难，没有可以松懈的时候。孔子说，你了解这句话就够了，就可以让国家兴盛。

定公又问了，有没有一句话会让国家衰亡呢？他的头脑真简单。孔子的回答也是一样，说话不要这么武断，一定要说的话，用近似的一句话，就是我当国君没什么乐趣，除非你们都听我的话，不要违背我的意思。我说什么你们都统统照着做，比如我说要盖一个阿房宫你们就盖，不准抗议。这样一来国家就有麻烦了，所以孔子说，如果你说的话是对的，别人照着做很好；如果你说的话是错的，别人也跟着做，那国家不是就衰亡了吗？

孟子后来发挥这个思想，他说“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意思是国君做坏事我帮他多做一点，他洗钱我帮他搬钱，这个时候大臣的罪过还比较小。因为国君与大臣都知道这是坏事，所以偷偷摸摸做。但是，第二种，“逢君之恶”，国君做坏事我帮他找理由，说：你做的不是坏事、你做得真好，你是该洗钱，应该多洗一点。这就是迎合国君，并把他的罪过合理化，让国君以为自己做的不是坏事，可以做得理直气壮，那就更可恶了。所以，孟子说这样的人罪过更大。我们才在前面提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假如只能是一言堂，大臣不管是非一律逢迎国君，国家怎么能维持好呢？所以，孔子对鲁定公说，这句话就可以让国家衰亡。

鲁国当时的政局确实不太理想。鲁定公是国君，国家分为四部分，国君只占四分之一，另外还有孟氏、叔氏、季氏三家大夫，季氏势力最大。执政者当时是季桓子，后来是他的儿子季康子。孔子离开鲁国就在鲁定公的时候，因为鲁定公接受了齐国送来的美女，每天耽于享乐不再上朝，对孔子也开始疏远。鲁定公和季桓子都不上朝了，孔子这个代理宰相也无可发挥，而且在下一次祭祀后分配祭肉给大夫时，没有分给孔子，孔子就以此为借口辞职了。我们曾经说过，他离开鲁国与离开齐国时的态度完全不同。孔子有二大特质特别值得后代学习，一方面是非常真诚，另一方面是能够正确判断。遇到鲁定公这样的国君、遇到季桓子这样的正卿，即使居宰相的位置一样无能为力，留下来，大家只能慢慢耗时间，尸位素餐，孔子是不会这样做的。孔子此后周游列国，他的生命精神在五十五岁以后全盘展现出来，若没有经过这番检验，怎么知道孔子是真金还是假金呢？

【第196讲】 #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子路第十三》第十六章以及第十七章。

第十六章的原文：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叶公请教政治的做法。孔子说：“使境内的人高兴，使境外的人来归。”

我们提过“叶”这个字，在古代念成shè(ㄕㄜˋ)，今天念yè(ㄧㄝˋ)。叶公是一位楚国大夫。楚国大夫为什么称“公”呢？因为楚国的国君认为自己和周朝天子是平等的，也称楚王。称王和称公是不同的。现在习惯称王公贵族，在当时，称王的只能是周天子，各国国君只能称公，比如齐景公、鲁定公，都是称公。楚国国君既然自称楚王，他底下的官员就抬高一级，所以叶公一个大夫也称公。

楚国强大之后，内部开始纷乱了，因为各方的势力互相排挤和冲击。所以叶公请教政治的时候，孔子也是因材施教，说要近悦远来。现在一般常看到这四个字的是在餐馆，经常挂个牌子写“近悦远来”，这出于《论语》。当然这样做也没有人反对，至少儒家的思想是传下来了。在古代，人民的迁徙是比较自由的，不大受约束。所以，后来到孟子的时代就有一段很有趣的事，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就抱怨了，河内发生饥荒，我就把河东的粮食运到河内，又把河内的一部分百姓迁到河东，让大家都可以活命；河东发生饥荒，我用一样的方式来做。考察各国的政治没有像寡人这么用心的，但是邻国的百姓没有减少，寡人的百姓没有增加，这是为什么？这段对话说明到孟子的战国时代中期，情况也是类似，一个国家政治上轨道，老百姓过着幸福安定的生活，外面的人就会移民进来了。如果这个国家有问题的话，老百姓就移走了。耕田需要人、打仗需要人，有人国家才会强大。孔子这里说的“近者、远者”，我们翻译成境内之人和境外之人。国境之内的人已经是楚国人了，希望你们开心；国境之外的人，希望能吸引到楚国来。以今天来说，你是本国人，就要让你过得开心，以做本国人为荣，不要再移民了。这当然是我们普遍的愿望，如果很多高端人才都移民走了，那国家将如何呢？世界上很多国家特别欢迎高端人才，有钱、有本事的，它就欢迎。它能吸收人才，竞争力就强了，而我们这些发展中的国家，人才就被吸走了。那么人才什么时候能回流呢？就要看政策是不是做得更好。所以孔子说的这段话今天还是有用的。

接着第十七章也和政治有关，原文是：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子夏担任莒父的县长，请教政治的做法。孔子说：“不要想要很快收效，也不要只看小的利益。想要很快收效反而达不到目的，只看小的利益反而办不成大事。”

子夏是孔子的高材生，他担任莒父的县长，已经是大夫了。鲁国大的家族，每个都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县，可以封很多人当县长。子夏比孔子小四十四岁，他当县长的时候孔子年纪已经很大了。他请教老师应该怎么样把政治做好，老师给他的答案是不要想要很快产生效果，欲速则不达。我们现在还在使用这句成语，但同时又办了很多速成的补习班，说是可以让人立刻把英文提高到什么样的程度。到最后呢？考完试之后恐怕都忘光了，因为没有基础。许多事情都是有顺序的，必须照顺序来。我们有这种经验，有时候为了赶路去一个地方，别人说有一条小路比较快，结果走着走着迷路了。你走大路的话虽然塞车，最后还是到了。我们都知道龟兔赛跑，乌龟怎么跑得过兔子呢？不要说谁输谁赢，光是龟兔放在一起赛跑，已经让人震撼了。兔子觉得太容易，反而疏忽了。乌龟的特点就是慢慢爬、不要停。西方有个类似的笑话，说阿奇里斯让乌龟先走一步，就永远追不上乌龟。阿奇里斯在希腊时代是神话里面的重要人物，外号叫飞毛腿，为什么跑不过乌龟呢？因为阿奇里斯让乌龟先走了一步，而这一步是由很多点构成的。多少点呢？无限的。因为点不占空间，所以这个空间里面的点就是无限的。当阿奇里斯的前腿接近乌龟后腿的时候，乌龟又前进了一点点，那一点也是无限的。你怎么可能在有限的时间通过无限的点呢？这变成一个诡辩了。在希腊时代有很多类似的诡辩，比如说，一粒沙掉到地上有没有声音？一粒沙这么细，用放大镜才看得到，怎么会有声音？但如果没有声音的话，为什么一堆沙掉到地上有声音呢？如果一堆沙掉到地上有声音，那么一粒沙掉到地上也有声音，只不过你没听到。这些都属于诡辩。在这里，欲速则不达是说，如果贪快的话，就反而达不到设定的目标，任何事情都有它的规矩和规律。

再看第二句话，见小利则大事不成。现在国家建设，有的地方开高速公路，开始便决定开四线道，这时很多人便嘲笑，认为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流量，何必浪费钱开四线车道，等到经济繁荣之后才发现，四车道不够用，说明开始建设的人很有远见，是办大事的人。如果开始按照反对的人的意见，不要四车道，一车道就够了，那每隔几年就要拓宽一次，问题可大了。这叫做见小利。

在政治上也一样。但问题是，通常在政治上大家都喜欢急功近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桥，旁边立一个简单的碑，说明是谁当县长建的。说实在的，不太会有人注意谁造的桥，有桥过就好了，我们今天所享有的一切不都是祖先所留下来的好东西吗？一定要刻石为念，让大家知道这是我造的桥，到最后，大家就要问这个人是哪一个朝代的县官呢？搞不清楚。你不需要看这种小利，计利当计天下利。所以孔子劝他的学生，虽然是一个县长，但是要考虑长远。比如，县的建设不要只考虑三、五年，要考虑三、五十年，让后人都可以受益。我去欧洲看到一座教堂，旁边注明，这个教堂从开始建造到建造完成历时三百年。开始出钱建造的那一批人根本来不及见到教堂完成，看到教堂完成的是三百年后他们的子孙，一棒接一棒把教堂盖起来。那座教堂看起来真是宏伟！如果抱着成功必须在我的想法，这座教堂就不可能成为重要的名胜了。

【第197讲】 #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子路第十三》的第十八章，原文是：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叶公告诉孔子：“我们乡里有个正直的人名叫躬，他父亲偷了羊，他亲自去检举。”孔子说：“我们乡里正直的人做法不同：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这里面自然就有正直了。”

这段话千古以来引发了许多争议。儒家被人批评为：只重人情而忽视法律，不能现代化，都与这句话有关。甚至还有人说，爸爸贪污拿了钱，子女替他否认，这是受孔子的影响。说实在真是冤枉，美国有很多黑道中人，骗了很多钱，其子女也照样隐瞒，请问他们学过《论语》吗？孔子说，爸爸要替儿子隐瞒，儿子要替爸爸隐瞒，因为这是一种人性自然的表现，家丑不可外扬。叶公说我们楚国有一个人非常正直，他的名字叫躬，所以他直接说“直躬”两个字──古时候有个习惯，你名叫躬，又很正直，就把“直”加在你名字前面，变成“直躬”了。就好像有一个强盗，据庄子说，是柳下惠的弟弟，叫做跖，因为他是强盗，最后人称“盗跖”。等于是把的特色加在名字上。这位直躬，他爸爸偷了羊他亲自去检举，楚国人都说他多么正直啊！孔子如果是一个老好人，他同样可以说那不错、我没有意见。而孔子这时候偏偏要讲上述那样一段很难理解的话，我们就要问了，孔子为什么强调隐瞒里面反而有正直呢？直，在《论语》里面出现过很多次，代表“真诚而正直”。不要只把它理解为正直，因为天下哪一个人不认为自己正直？你到监狱找一些犯人问，他们也会觉得自己很正直。所以正直牵涉到判断，标准由谁来定？我们比较强调真诚，认为这个“直”字，代表真诚而正直。请问，你如果真诚地看待自己，父亲偷羊你愿意他被发现吗？当然不愿意；儿子偷羊做父亲的喜欢他被发现吗？当然不喜欢。这是很真诚的反应。所以，儒家不是为了人情而忽视法律，而是注意到人情自然的表现，不要扭曲它。假如现在我父亲偷羊我去检举，别人说这个人真了不起，为了公理、为了正义而检举父亲。但我一定会觉得，父亲偷羊这件事情，被别人查到我就认了，要我去检举，以后我吃得下饭吗？怎么做人呢？父亲永远不会原谅我的。所以如果父亲偷羊子女去检举的话，违反人性正常的愿望，这是儒家反对的。儒家很重视真诚，这也是一个例子。

孔子说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这其中“有直”，并不代表这就是直，而是指里面有真诚的情感。中国历代法律也强调，在三等亲之内，作证不见得被采信，因为可能会有人情上的考虑。这就是儒家的思想。所以我们千万不以为儒家反对法治。孔子自己当司寇(就是司法官，负责治安)的时候，公正严明地照法律来做，把鲁国治理得很好。此外，这里没有谈到是非曲直的问题，我父亲去偷别人的羊，也许别人欠他钱不还呢？我父亲除了偷羊没有别的办法，偷一只算一只，抵一点账吧。这背后的原因很复杂，没有人知道。所以他只问如果父亲偷羊儿子要不要检举，儒家是希望儿子隐瞒的，别人检举是别人的事，做儿子的没有资格、没有权利这么做。同样，比如我发现我儿子考试作弊，便到学校检举，向校长报告，大家都会觉得这个爸爸很奇怪吧。

孟子后来在这点上有一个精彩的引申。孟子有一个学生故意问，如果舜的爸爸杀人，舜该怎么办？我们知道，舜是天子，他爸爸瞽叟(翻译成白话文就是瞎眼的老头)实在是不明事理，曾经帮助舜的弟弟谋杀舜。所以学生就问了这个问题。孟子说，让皋陶去抓，因为皋陶是司法官，他于法有据，本来就应该抓杀人犯。学生再问，舜真的会这样做吗？孟子回答说，舜会把天子的位置辞掉，背着爸爸顺着海边逃跑，找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住下来，和父亲一起过着平常的生活，快乐得忘记了天下。舜不可能又当天子又保护爸爸，当天子就应该执行法律，但是如果不当天子，就是一个单纯的儿子，那就带着爸爸一起逃吧，司法官追到了就给爸爸送牢饭，追不到，就和爸爸在天涯海角过着自然的、充满亲情的生活。

这是儒家的思想。秦始皇靠法家得到天下，法家到最后就是四个字：刻薄寡恩。秦统治天下到秦二世就结束了，十几年而已。李斯是秦始皇的宰相，死前对儿子说，我想再和你一起出东门，牵个大黄犬去打猎，但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他作法自毙。法律那么严苛，杀了许多人、关了许多人，自己碰到的时候就活不下去了。真正的法律是帮助人的，不是残害人的。所以，儒家对于法律的态度很简单，法律是为人而设的，法理不外乎人情。父子亲情是不能够替代的，父母子女这一伦在儒家里面被认为是不可逆的。什么是不可逆？你是我的朋友，你对我不仁休怪我对你不义，道不同不相为谋，夫妻之间也可能分开，但是父母子女这一伦不同，人无法改变这层关系，这是合乎人的天伦。

【第198讲】 #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子路第十三》第十九章，这一章的内容是这样的：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樊迟请教如何行仁，孔子说：“平时态度庄重，工作认真负责，与人交往真诚，即使到了偏远的落后地区，也不能没有这几种德行。”

这是樊迟第三次请教什么是仁了，《论语》里面只有他三次请教什么是仁。我经常把“仁”翻译成“行仁”，说明仁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作，你怎么去走上正路。樊迟三次请教一定是在不同的时间，甚至不同的年龄，所以孔子的回答根据他当时的情况各有不同。在这里所说的是平时、工作时、与别人交往时该如何行仁。

我们要了解儒家思想，除了讲人性向善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何谓善，否则只讲人性向善或者本善，并不具实质意义。一般人讲善通常都会考虑两个重点：第一，善是不是动机；第二，善是不是行为的效果。有些人认为一个人动机好，他就善了，果真如此吗？假如一个年轻人在路上看到一个老太太，她太靠近车道了，后面有大卡车开过来，他觉得老太太很危险，他要救人，想把她拉过来，结果他这个时候摔了一跤，反而把她推过去了，被车撞到了。这个人绝对是善意的，但结果是害了人，请问他的行为是善的吗？动机善，还要手段正当，结果要好。另外一种说法认为善在于效果，比如我今天上班在路上，快迟到了，拼命地赶路，结果旁边发生车祸，我要不要救人？如果这个时候救人肯定至少会迟到半小时。到了公司不知道如何向上司报告，上司不见得相信我，于是我心想，算了，不要多管闲事。正在这时候来了一辆电视转播车，我心想，想上电视就是此时，立刻救人。新闻片中午发佈：某某人在某某公司上班，他勇于救人。公司不但不说我迟到，还计功两次放假三天。那请问这个人是行善吗？他的动机非常复杂，但是他真的是救了人。请问什么是善？在于动机，还是在于行为结果？这些各有它的问题。

儒家所谓的善该如何理解呢？儒家很喜欢讲四种善，在《孟子》里面就多次提到“孝悌忠信”这四个字，分析之后就会发现，孟子所谓善的行为，每一样都是指自己与一个特定的人之间的适当关系：孝是我与父母之间，悌是我与兄弟姐妹之间，忠是我与长官之间，信是我与朋友之间。没有例外。所以儒家所谓的善，一定是本身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怎样才算适当的关系？如何判断？这一点最难。张三对他父母亲的作为可称为孝顺，我依样画葫芦学张三的行为，却不见得是孝顺。我父母抱怨我不孝顺，我说人家张三这样做父母说他孝顺，为什么我这样做反而是不孝顺呢？父母就会说，你又不是张三的父母生的，你是我生的，要照我的办法来做。所以天下人都说我孝顺不算，我的父母说我孝顺才算。相反的，天下人都说我不孝顺无所谓，我的父母说我孝顺就行了。这是儒家的思想。提起孝顺，我常常会谈到自己的经验，中年之后，我常陪父母亲打麻将，因为母亲半身不遂，这是我的孝顺方法。我的学生听到之后回家也想陪父母打麻将，父母不愿意，还责怪他！我对学生说，不能学我，你们要孝顺就陪父母爬山，让父母更健康。如果我母亲可以爬山，我的孝顺就是陪她爬山，但是很不幸，我母亲不能行走，所以我只能陪她打麻将。

儒家思想不是教我们学表面，而是要有真诚的心，同时要注意到与我们相关的人对我们有什么要求，这个时候再尽量来做，做的时候不要违背社会规范，那就是我们做到的孝，或者悌，或者忠，或者信。

所以樊迟请教如何行仁，孔子说，平常要态度庄重。这是自我要求，儒家一定会把“恭”字作为自我要求。孔子曾经提过子产，他说子产有四方面做到了君子的要求：第一，“其行己也恭”。恭代表严肃、代表庄重；接着，做事的时候敬，也就是认真负责；第三，与别人相处来往要忠。忠代表真诚。儒家没有关起门的圣人，想学儒家做君子，一定要打开门和别人来往，因为善在于我和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因此，孔子的志向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是孔子和老者、朋友、少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来，以孔子的能力和才华，要归隐田园过自在的隐居生活，实在太容易了。他在鲁国当过大夫，靠退休金过日子也很容易，何必这么辛苦周游列国呢？因为善是己身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而别人是谁？自己之外的所有人都是别人。只要有能力，希望天下人都因为我们的努力而过得更快乐。这样的说法，不是希望每个人都忽然之间想做伟大的事情，而是希望通过儒家的教育使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念头，都从自己开始和身边相关的人创建适当的关系，这个世界就会慢慢走向更理想的境界。相反的，没有这种观念，有些人说自己一家人处得好就是好，有些人说我只管本国人，外国人不要管。孔子心中没有这种区分。我们以前讲过，孔子家里的马厩失火了，他下朝回家听说之后只问了一句话：有人受伤吗？这个“人”可能是马车夫、工人、佣人，都是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的、人权没有保障的，但对孔子来说，他们都比昂贵的马更为贵重。这说明孔子具有真正的人道精神。所以学儒家的时候，这点一定要掌握。

末句“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即使到了偏远的落后地区，也不能没有这几种德行。为什么到了夷狄之地也不能没有这几种德行呢？因为蛮夷之地的老百姓虽然没有受过太多教育，也不太开化，但是人性是一样的，照样是向善的。掌握这个观念之后，《论语》中很多话语一看就明白了。

【第199讲】 #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子路第十三》第二十章，这一章的原文是：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子贡请教：“要具备怎样的条件才可以称为士(古代的读书人称为士)？”孔子说：“本身操守廉洁而知耻，出使外国不负君主所托，就可以称为士了。”子贡说：“想请教次一等的表现。”孔子说：“宗族的人称赞他孝顺父母，乡里的人称赞他尊敬长辈。”子贡说：“想请教再次一等的表现。”孔子说：“说话一定要守信，行动一定要有结果，这种一板一眼的小人物，也可以算次一等的士了。”子贡再问：“当前的政治人物怎么样？”孔子说：“这些人的器识像是厨房里的小用具，算得了什么？”

这话听起来真是痛快。读书人和一般人有何不同？在于读了古代的经典之后，知道一个国家、社会应该怎么样发展，一个人应该怎么样掌握人生的光明坦途。所以，子贡就问，怎么样才可以算是读书人。孔子的回答分为三个等级。

最好的是本身操守廉洁而知耻。儒家的羞耻心是指个人的行为达不到某一个共同的标准，自觉惭愧，这就是知耻。西方讲到人时，经常提到罪恶感，因为他们有宗教信仰的背景，人面对上帝，上帝代表完美，而人永远都不完美，所以人有罪恶感。中国人没有罪恶感，但是有羞耻心，他把社会上高的标准与自己的作为一比较，发现差太远了，不好意思。所以作为读书人，要知耻。一旦做官了、出使外国，要能够执行君主的命令，让他不要失望。能够有内在的修为，又有外在的成就，这是读书人的最高表现。

子贡就问第二等的人怎么样？孔子说，在宗族里别人说你孝顺，在乡党里别人说你尊敬长辈。孝与悌的范围很窄，因为孝只能对于我们的父母亲，或者宗族里面的长辈；悌就是对一般的长辈。敬老尊贤，说明这个人的表现中规中矩。这是第二等，这等人没有机会替国家做大事。

子贡又问第三等。孔子好像有点勉强，他说的第三等我们会觉得不大容易理解，是“言必信，行必果”。这六个字本来很好，说话一定要守信、做事一定要有结果，这有什么问题呢？孔子也说过“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人说话没有信用的话，我不知道他怎么样行得通啊。好像牛车与马车，轭与车体本身连接的环节不见了，牛和马怎么拉车呢？无路可走。但是，孔子在这里居然说，说话一定守信、做事一定有结果的人是“硁硁然小人哉”。小人，代表一板一眼只注意到细节，没有恢弘的器识的人。孟子也说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这是大人。为什么说话不必守信呢？因为与别人约好做事，等你实践的时候一定是隔了一段时间。比如，我去年答应你做一件事，现在答应的时间到了，我要不要守信呢？那就要看从去年答应到现在，这之间有没有发生重大事件。我最常举的例子就是，我买一把猎枪，你和我约好下个月借去打猎，好朋友没问题，先答应你，下个月枪借给你。就在这一个月之内，你出现了问题，患了忧郁症，有自杀的倾向，请问下个月候我还要借你枪吗？如果像孔子说的那种“言必信”的人，我就把枪借给你，你有没有自杀是你的事情，不要怪我，反正我守信了。在这种状况下，若一定要守信，就犯了儒家所说的“小人”的毛病。所以，守信用也要有宏观的眼光，要随时观察，否则儒家岂不是变成不知变通了吗？“行必果”，做事一定要有结果。这听起来应该是对的。假设我帮你盖一栋房子，盖了一半才发现你是用来藏毒品的，那我还要不要帮你盖呢？我盖了一半不盖了，因为我发现了事情的真相。这是儒家的思想。与别人来往要有原则，在正常情况下绝对守信、绝对做事有结果，但要随时保持灵活的判断，有变化就要调整。西方也有类似的讨论。比如两个人坐船，船沉了，他们逃到荒岛上。一个人临终时对另一人讲了个秘密，说在哪里藏有宝藏，请你回去之后告诉我儿子。另一个人真的得救了，回去了。请问他要不要把这件事对那人的儿子说呢？他去打听了一下，发现这个人的儿子正在做黑道生意。这个时候他还要遵守诺言吗？若是我，会像孔子说的一样，做事不一定要有结果，说话不一定要守信。我把宝藏捐给慈善机构，做公益事业。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哪一个人的钱不是从社会赚来的？

这就是儒家思想，非常灵活，今天西方最好的伦理学、最适合我们用的，也不过如此。所以我们学了儒家之后就知道，绝对不能胶柱鼓瑟。孟子常常说，一个人不知道变通，再多的书都算是白读了。

“言必信，行必果”，居然被孔子说成是硁硁然小人。子贡进一步问，现在鲁国这些当政的人怎么样？这个问题实在是多余的，孔子的语气有点像抱怨，说这些人是厨房里小小的碗盘、餐具，有什么好谈的！孔子是很有自信的人，才会用这样一句话概括。但也不能怪他，鲁国的政局确实很少有上轨道的时候。

我们由此知道，孔子对读书人的期许是多么高，我们也可以从中判断自己到哪个层次了，下一步应该怎么样再往上走。

【第200讲】 #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子路第十三》第二十一章，原文是：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孔子说：“找不到行为适中的人来交往，就一定要找到志向高远或洁身自好的人。志向高远的人奋发上进，洁身自好的人有所不为。”

本章提到交朋友的问题。交朋友可以考虑三种人，最好的当然是中行，中行的人当狂则狂，当狷则狷。这八个字不容易做到。狂者进取，就是奋发上进。这种人有谁呢？《孟子》里面特别提到曾参的父亲曾皙，也就是曾点。曾点在《论语》里面只出现了一次，但那一次就石破天惊，让孔子公开说，我欣赏曾点的志向。曾点的志向与别的同学要当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官不同，是一种生活态度，配合天时地利人和，随遇而安，让自己自得其乐，那才是活在世界上的正确态度，使一个人拥有完整的生命。佛教说“人身难得”，人有这个身体是很难得的。那当然要过得快乐，而这个快乐一定要配合修行，因为只有修德行善才是真正的快乐来源。别的同学都是能做大事、能做大官的人，像子路、冉有、公西华，都在《论语》里出现过很多次，但是曾点出现一次就够了。孟子说，曾点是狂者。他有什么特色呢？他一开口就提古代人如何，尧舜如何，看不起同代的人。孟子说他“言不顾行，行不顾言”。说话无法照顾到他的行为，也就是说，他说的话自己无法做到；行为照顾不到他说的话，说明他做的事情与言论不能配合。别人看到他就觉得这个人是一个狂者，眼高于顶，只看古人不看同代人。但是也不能说狂者不对，人本来就应该取法乎上，只不过他脚踏实地的功夫不见得够。曾点的作为，也反映出性格上的缺点。比如曾参经常挨打。曾点打他，恐怕是恨铁不成钢，但他打得也太凶了一点。有些传闻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说曾参有一次在田里除草，瓜还没熟，他不小心把瓜藤弄断了，就被爸爸打得晕过去，好久才醒过来。看到这段话会觉得太可怕了，家庭暴力。但是曾参还是很孝顺，《孟子》里面讲孝顺的时候，经常引用的人是舜，另一个就是曾参。曾参如何孝顺曾点呢？每一顿饭都有酒有肉，让老人家吃得很开心。老人家眼睛快瞎了，看不清楚，吃完之后就问还有剩的吗？曾参说，有，剩下很多。然后请示父亲剩下的酒菜要送给谁。这是曾参的孝顺，让爸爸虽然年纪大了、眼睛瞎了、身体不行了，还可以行善。所以孟子就说，曾参除了养其体，奉养父亲的身体之外，还能养其志，奉养父亲的心意。这是重点。什么叫父亲的心意呢？还是我讲的人性向善。父亲虽然年纪大了，不中用了，但还是希望行善，所以儿子就准备很多酒菜，按照父亲说的把剩下的送给邻居的穷人，让爸爸很快乐，满足他的心愿，孟子说这就是“养志”。如果真的想要明白儒家的话，不能忽略《孟子》。《孟子》把孔子的思想做了全盘的发挥。《孟子》里面说到曾参真是孝顺，但是曾参的儿子就没有这么孝顺了。曾参年纪老了，儿子曾元奉养他的时候也是每一顿饭都有酒有肉，但是父亲问有没有剩下的，他回答说没有了，准备把剩下的热了，下一顿再给父亲吃。孟子说这样不够好。为什么？因为无法让父亲的心意得到实现。这是儒家讲的孝顺，除了奉养父母的身体之外，还要让父母有机会行善，用父母的名义行善，这样父母才有真正的快乐；否则父母只是被奉养着，活到很老，这算什么呢？养老院也做得到啊。所以我们学儒家，这些地方才是关键。

我们交朋友也好，办教育也好，该怎么做呢？我认为，一定要从第三步做起，就是“狷者有所不为”。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受教育的意义就是能够知道某些事不是不能做，不是不想做，不是不敢做，而是不屑于做。有一个指标，人受教育越多越不屑于做某些事。因为那些作为没有格调。要我走后门、让我贪污、叫我去拉关系，我不屑于做。这叫做狷者有所不为。孟子说得很清楚，有所不为者才能有所为。人生就是一个选择的过程，没有选择，任何事都做，那就如同到处买彩票指望中奖一样。人生哪有靠运气的？然后，再找狂者。志向越高越好，但是要脚踏实地朝志向前进，不能只是说大话。如果不能把握当下，哪里有将来呢？现在也是过去的将来啊。这就是儒家的思想。

最好的是中行者。中行者去哪里找呢？太难了。但是我们可以有另外一种理解。“中行”两字和“中庸”类似。中庸就是用中，“中”代表内心的真诚的力量，向善；“用”就是选择，选择如何把向善的力量表现出来，也就是《中庸》第二十章所说的，“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让自己真诚就是人类的正路。换句话说，人活在世界上，没有老师，或者没有其他方面的规范，问题并不大，只要能真诚，以平常心做事，所做的事依然能中规中矩。让自己真诚是人类唯一的正路，因为宇宙万物里面只有人类可能不真诚，可能计较各种利害关系。《中庸》还说：“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所以人生的正路就是四个字：择善固执。如果人生的正路是择善固执，人性当然是向善。所以人生就须择善来实践，最后要止于至善。如果人性本善，那何必再择善呢？

这就是《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我们讲中行的时候，顺便把中庸之道做一个发挥，其中关于交朋友、受教育的论述，都值得我们参考。

【第201讲】 #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子路第十三》第二十三章以及第二十六章。为什么隔了这么远要合在一起谈呢？我们看了原文就会知道。第二十三章的原文是：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第二十六章原文是：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先说第一段。孔子说：“君子协调差异而不强求一致；小人强求一致而不协调差异。”“和”字并非不分是非对错，那是乡愿的作为，孔子一向对乡愿毫无兴趣，甚至是加以批判的，乡愿就是好好先生。比如，有两个人吵架，他说你们别吵，你没错、他也没错，就是我错了。这样一来就不分是非善恶了，等于是和稀泥。儒家很讨厌这样的人，因为他没有是非观念，最主要的是，他完全不真诚。孔子说，经过门前不进来和我讨论，我唯一不觉得遗憾的就是乡愿。所以，儒家讲和谐不会是只为了息事宁人，追求表面的和谐而忘记是非善恶的道义。我们这里讲“君子和而不同”的“和”，最好理解为演奏音乐时各种乐器虽然声音不同，但是配合起来很和谐。孔子对音乐颇有造诣，现在很多大指挥家，指挥几十种乐器，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他们的耳朵很灵敏，有一个音高了一点、低了一点，他都不放过。我们听的时候觉得有什么好计较的呢？但是他们不行，非分辨清楚不可。各种声音各有各的特色，合起来是一个整体，追求整体的和谐。这就是“和”。君子和而不同。“同”，就是只能用我一个人的说法，大家都要认同我。这不是君子所追求的。因为人本来就是各有差异，求同存异，各自保持差异，追求大家相同的部分，就可以沟通了。

其实，求同存异在每一个大大小小的社会群体里都存在。要求完全一致，就像中学生穿制服，看似很整齐，但是学生心里想什么呢？所以不要只求外在的一致。日本有一所私立学校，教孩子绑鞋带，连鞋上有几个孔，哪一边先穿过去都要规定，严格得不得了。但是这样的孩子一旦从学校毕业之后，像脱缰野马，有时更不好管了。因为只是外在的压力使他进入一致的情况，他没有内在的要求，也不懂得与别人协调差异。所以，谈到人与人相处，大家和而不同，就暗示大家都是君子，但事实上不容易做到。和而不同的原则，就是要尊重他人、善待他人。儒家常常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能尊重他人就能对彼此的差异客观地理解，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因为没有从对方的立场来看问题。换位思考，将心比心，自然能多一些谅解。比如我上课教书，就要自问如果我是学生，这样上课的方式我能接受吗？如果我自己都听得快睡着了，又怎么能怪学生打瞌睡呢？

这种换位思考，使人相处起来相对比较容易。尽量替别人着想，如果别人反对我，我就从他的角度、从他的立场反思他为什么反对我。这样就很容易协调差异了。

另外一段说到，“君子舒泰而不骄傲，小人骄傲而不舒泰。”人为什么骄傲？自我中心、自我意识太强就会骄傲。孔子曾经说过，骄傲非常不好，即使有周公这样的才华，如果既骄傲又吝啬，也不值得一看了。与别人对立，和别人比较，才会骄傲；如果不和别人相比，认为每人各有特色，那就很舒坦了。

有一次我去演讲，讲完之后一位听众在门口等我。他说，傅教授，三年以前听你讲过这个题目，今天再来听，发现你有很多话以前都讲过了。我说，很抱歉，我这次准备得不够好。这时候，旁边一个人替我辩护。他说，有一个人对胡适之先生说，十七年前听你讲这个题目，隔了十七年，怎么内容完全一样？胡先生说，我讲的是历史，当然完全一样了。这是很妙的回答。我们哲学没有这么容易，我不能说我讲的哲学都一样，哲学就是不同，否则如何配合时代的变化呢？所以，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告诫自己不要有太强的自我意识，偶尔看别人得意的时候也不要去减他的威风，泄他的底。孔子最讨厌讲别人缺点的人，看到别人得意，就到处说他以前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成长的过程，重要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达到何种程度。

君子的一大特色就是无私，无私这两个字不容易做到。像颜渊的志向是“无伐善，无施劳”，不夸耀自己的优点，不把劳苦的事推给别人。他做到了无私。能够没有私心，和别人来往时可以轻松自在，不会骄傲。小人就是私心太重，什么都要和别人比，最后可能众叛亲离，没有朋友了。

这两段话谈到君子和小人的对照，对每一个人都是很好的参考。

【第202讲】 #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子路第十三》第二十四章，原文是：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子贡请教说：“全乡的人都喜欢他，这样的人怎么样？”孔子说：“并不可取。”子贡再问：“全乡的人都讨厌他，这样的人怎么样？”孔子说：“也不可取。比较可取的是，全乡的好人都喜欢他，坏人都讨厌他。”

这段话很有趣，因为古代农业社会安土重迁，全乡的人世代都居住在这里，一个人从小到大，做好做坏大家都知道，所以一个乡村里面哪些人是好人、哪些人是坏人，大概都有一个共识。那么，全乡人都喜欢的人为什么得不到孔子的肯定呢？因为一个人要做到让全乡都喜欢，代表他很可能是乡愿，对每一个人都很客气，长袖善舞。当然，我们也不一定反对这种人，但是能被全乡里所有的好人与坏人喜欢，这种人显然是黑白两道全讨好，这就未免是非不分了。子贡可能有点赌气了，一听老师说不可取。他就倒过来说，全乡人都讨厌他，这样好不好呢？一般人不会这样问的。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孔子的学生和我们一样，有很多缺点，有时候说话也会赌气。孔子说，这也不可取。那怎么才算好呢？全乡的好人都喜欢他，坏人都讨厌他。这话的前提是，好人坏人是大家的共识，所以被所有的好人喜欢，被所有的坏人讨厌，代表这个人不错，有原则，不做乡愿。但这话不能倒过来说，既然坏人喜欢我、好人讨厌我，我也算是一半好人，那是讲不通的。

这段话反映了古代生活的情况，今天很难这样说了。今天社会流动性极大，邻居知道谁好谁坏呢？很难区分。

交朋友的问题在西方作过不少研究。几个人做朋友，代表彼此有共识、有向心力。但是不要忘记，只要我们一小群人成为朋友，对于同一个团体里的其他人就是一个威胁。因为别人看到我们几个来往密切，会觉得被排斥、被孤立了。到后来同学们各自成立朋友圈圈，一个班就分成好几个区块了。当然，这也不见得完全不好，因为本来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人喜欢这些，有人喜欢那些。学校里面有很多社团，社团不问背景不限科系，只要休闲的时候参加活动，大家兴趣一致就好了。但是任何一个团体都要自觉，对于团体以外的人，会形成一个压力。有些人很能合群，可以在好几个团体都有朋友；有些人则比较不合群。我从小是属于比较不合群的，什么缘故呢？因为我小时候口吃。现在别人都说听不出来，那是因为我经过了长期的训练。说话重要的不是说得流利不流利，而是有没有内容。口才非常好，讲得却没有内容，那也无趣。如果口才很好，专门搞诡辩，也不行。在古代的名家学派，代表人物如惠施、公孙龙等人都善于诡辩。大家听了之后会觉得他们口才好，实在是天才。惠施曾说鸡蛋里面有毛，如果蛋里面没有毛的话，为什么孵出来的小鸡有毛呢？这就是诡辩。他还说，乌龟比蛇还长。乌龟怎么和蛇比呢？他说把龟壳拿掉，说不定乌龟真的比蛇长。他说，白狗是黑的。别人问，白狗怎么是黑的，你用词有问题吧？他说，白狗的眼珠是黑的。这种辩论他一讲就是几十个。可是，这种人再聪明有什么用呢？口才再好又算什么呢？

所以，当我们有一群朋友时，一定要记得朋友圈子之外的人的感受，否则这一群人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兴趣嗜好，圈外的人就有压力，到最后互相排斥。

交朋友最好不要有偏执，像同学、同乡、同道，或者是同样信仰，最好能够以道义作为交朋友的原则。不论中国人、外国人，有朋自远方来，四海之内皆兄弟，只要有道义，交朋友不是问题。但是，有些人专门讲交情，讲交情范围就很窄，到最后就正好是孔子说的，只有行仁者能真的喜欢好人和讨厌坏人。一般人都是喜欢朋友、讨厌敌人。敌人再怎么好我都讨厌，因为他是我的对手；朋友再怎么坏我都喜欢，因为他是我的朋友。这样一种风气是很普遍的。我们在学术界经常会互相评审，比如，有人想投稿登在一本杂志上，叫我评审。我先看是不是朋友，假如平常和我关系很友善，见面大家很谈得来，便立刻让他通过；另外一个人平常对我不理不睬，写得好不好不管，先除掉再说。我经常参加学术会议，开会的时候也看得出来，有些人是朋友，一个人一讲完话别人立刻呼应，赞美不迭；另外一个人讲完话，别人就起来反对。所以开学术会议有时候很无聊。我这样讲，对学术界没有什么不敬的意思，因为我自己也在学术界。我只是觉得，尤其在学术界，要避免党同伐异，虽然它是人性的弱点。

孔子教训子贡的话，具有普遍的意义。我们不要想让所有人都喜欢，当然更不要让所有人都讨厌。要做到被好人喜欢，被坏人讨厌。有些人很夸张，他倒过来说，喜欢我的都是好人，讨厌我的都是坏人。这样就没办法和他谈了。

【第203讲】 #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子路第十三》第二十五章，原文是这样的：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其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之；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孔子说：“君子容易服侍而很难讨好，不依正当途径去讨好，他不会高兴，但是等到用人的时候，他会按照才干去任命。小人很难服侍而容易讨好，不依正当途径去讨好，他也会高兴，但是等到用人时，他会全面要求、百般挑剔。”

这篇所谓的君子、小人，都是大官，要不然凭什么用人、凭什么要挑剔呢？可见，做官的也有所谓的君子小人之分。

为什么君子容易服侍很难讨好？因为他不太计较细节，性格和善大方，虽然官位高，但是很容易服侍。容易服侍代表容易相处。但是你要刻意讨好他的话，他会觉得，奇怪了，这是我个人嗜好，你怎么那么清楚呢？反而会觉得你这个人有点问题了。但是，他用人的时候会因材而使用。我们学习许多知识慢慢成长，有专业，称为“器”，就是我的专长。但是不要以为我有专长就够了，还需要普遍发展人格方面的修养。所以，孔子在前面就提过“君子不器”，不要以作为一种器具为满足。但是君子用人的时候要按照人的器具方面的才干去使用。所谓的知人善任，不要求全责备。所以人有两种，君子让你做事时，会根据你的才干让你做适当的事；小人让你做事的时候求全责备，有一点点事情没有做好就非常挑剔。但是小人又很容易讨好，他喜欢酒送他名酒，喜欢香烟送他名烟，他就很高兴；但很难服侍，今天要这个、明天要那个，永远不会满足。因为小人是以自我为中心，他用人的时候就要求不能犯任何错误。

我们比较喜欢接触的当然是君子。我举个小例子：我以前有一个老师，他就是像君子一样。他是一个学者，对于世间发生的事都不太在意，你接他的时候说我没有车，我们今天坐计程车吧。他说可以，有车坐就好，能到目的地就没问题。他不太在意，很容易相处。但是你要刻意讨好他也不容易。有时候我们一起吃饭，有人讲笑话。这个老师是留学欧洲的，个性非常古板，有点像德国人那种作风。讲笑话可以，他不觉得好笑就绝不会笑，绝不会应付一下。我们听别人讲笑话，看到大家笑了，我们也笑一下，使气氛好一点。但是，到晚上，讲笑话的人就麻烦了。有时候晚上十二点，讲笑话的人会接到老师的电话，他说，我到现在才想起来你吃晚饭的时候讲的笑话为什么好笑，然后在电话里面笑三分钟给人听。他反应是比较慢的，因为他遇事常大而化之。我们都喜欢这样的老师，他很内向，很木讷，口才不太好，但是很实在。他让你做一件事情，你做得不太好，他也觉得可以谅解，他不会求全责备，很少责怪别人。这样的老师修养很高。另外一个老师就不同了。当然，对于老师我们应该隐恶扬善，但现在只是拿来做比喻说明，如有巧合，纯属误会。他很容易讨好。他的喜好一看便知，但是不容易长期相处，他有一个毛病，大概小时候家里比较穷困，所以他喜欢把快乐创建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比如，吃饭的时候我穿一套西装，他看了就问我，西装多少钱买的，我说台币一万块。他一听，就说你上当了。我问，为什么上当了。他说这个最多值五千。我当然很懊恼。他也穿一套新西装，我就问他这套西装多少钱买的，他说台币两百。换句话说，他要让你发现你所买的东西都上当了。当你懊恼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很聪明。这个老师还像小孩子一样，斗点心眼，实在是没有必要。所以，后来我们吃饭的时候都先问哪一位老师来？前面那个老师来大家都来吃饭，因为聊天讲笑话他不笑也无所谓，反正也知道他的习惯，晚上准备接电话就是了。第二个老师如果来吃饭的话，我一定说正好有事，宁可一个人在家里吃方便面，也不愿意吃饭的时候听到领带又买错了、鞋子又穿错了这类话。

人的个性真的差别很大。有些人善于自我要求，不太去要求别人。这种人比较好相处。像我自己当然希望做个比较好相处的人，和朋友们聚会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的习惯，说和傅某人一起吃饭，你问他要点什么菜，他一定说随便，非要他讲的时候，只要有个什么炒蛋就好了，蕃茄炒蛋也可以，虾仁炒蛋也不错。因为我牙齿不好，你叫的食物太好、太硬我咬不动，太辣、太咸我也不吃，我自己对食物有很多挑剔，所以就叫一个最简单的。你们有这个本事、有这个条件你们吃，无所谓。人活在世界上不能样样都计较，我可以不计较很多事情，但我认为重要的事情，就非常计较。

我计较的就是《三字经》第一句话写错了。“人之初，性本善”是有问题的，那是宋朝学者朱熹注解《论语》、《孟子》的时候的重要心得。请问，人性本善是孔子、孟子的想法吗？不是，我们都念过了，“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孔子说，善人我没有机会见到，能见到有恒的人就够了。白纸黑字。有恒于什么？有恒于行善，人活在世界上要有恒心努力行善。我们一再强调善人与仁者的差别：第一，善人只知道行善，而不知道为什么要行善，他行善的动力由外而来，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而仁者由内而发，自己要求自己行善。第二，善人绝对不会为善而牺牲生命，而仁者可以杀身成仁。行善的关键就在于对儒家的思想能不能一以贯之，掌握人性的根本道理。

【第204讲】 #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子路第十三》第二十七章，这一章很短：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孔子说：“刚强、果决、朴实、口拙，这样就接近人生正途了。”

这句话常常被引用，很多人把重点放在木、讷上，因为刚、毅两字比较抽象。什么是“刚强”呢？孔子曾经说过，“吾未见刚者”，我没有见过真正刚强的人。旁边就有人说了，申枨。孔子说，申枨有欲望，怎么能算是刚强呢？从这句话我们引申出来一句成语，叫做“无欲则刚”。有所求就必有所待，别人就可以按照我的欲望来左右我、操纵我──满足我的欲望我就高兴，否则我就难过。刚强代表我有一个目标、我有一个原则，不受任何影响。真正的刚强是不容易做到的。“独立而不惧”，在《易经》里面也特别提到这样的人，“遁世而不闷”，逃避世间隐居起来没有任何烦恼，没有人欣赏我也不担心。这是真正的刚强。“毅”代表果决，就像子路一样。曾参也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弘就是气度恢弘；毅就是果决，有坚定的决心。孔子说，刚毅木讷四个字所代表的四种表现或德行，近仁。为什么讲接近？接近就不是完全等于。我们一再强调，孔子很喜欢讲仁与道对照。他的立志有三个对象：立志于学、立志于仁、立志于道。道和仁一起出现的例子，最有名的就是今天孔子研究院在山东曲阜所立的四个大牌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简单来说，道是人类共同的正路，仁是我个人的正路。所以，仁与道可以重叠，对我个人来说，我的仁就是我的道，可以“杀身成仁”，也可以“朝闻道，夕死可矣”。所以孔子会说，仁离我很远吗？“我欲仁，斯仁至矣。”这样一分辨，就比较清楚了，孔子说刚毅木讷接近仁，就是这四者接近每一个人的正路。

刚、毅已经大致解释过了，木、讷两个字就比较容易了。木，就是朴实、很实在，像一棵原木一样。道家的老子很喜欢用“朴”来形容道，形容万物本身的状态、本然如此的状态。为什么朴可贵？因为朴还没有雕琢，一块木头砍下来，可以做桌子、椅子，可以做门窗，也可以做供桌上用来盛祭品的漂亮容器。一旦雕琢，它就失去可能性了。道家讲的朴就是原木。孔子这里讲木，就是说这个人很老实，保持着原初朴实的模样。这样就接近行仁了，因为比较容易以真诚选择自己的路。

至于“讷”，就是说话吞吞吐吐，好像不会说话一样。我们叫做口才笨拙。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司马牛，曾经请教老师什么是仁。老师说什么？“仁者，其言也讱”，行仁的人说话吞吞吐吐。这一方面说明，人在社会上发展就要学会怎么样说话才恰到好处；另外一方面，说话宁可慢一点。孔子一再强调“敏于事而慎于言”，做事要勤快，说话要谨慎，因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刚毅木讷就接近人生的正路，这对于每一个人都有效。因为刚与毅是人应该修养的两种特质，木与讷是人保持真诚的本性。配合起来要找到人生的正路就相对比较容易了。很多人说，今天这个时代是自我推销的时代，一个人刚毅木讷，从学校毕业之后怎么找到工作呢？去公司和负责人面谈，坐在那里绝不多说一句话，老板问你有什么才华，你说没有什么才华，把自己讲得很平凡、很平实，甚至有一点无用。别人会觉得你何必来应征呢？这样的话，就业都有困难了。那该如何是好？〈学而第一〉的第三章“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谈到“鲜矣仁”，本章谈“近仁”，大家可以对照来看。孔子说，一个人说话美妙动听，表情讨好热络，很少有真诚的。这里又说，刚毅木讷就接近仁了。既然巧言令色很少有真诚的，我们就要在此处下功夫。我巧言令色，但是特别真诚，这样就好了。我希望能够让别人了解我的特质，我讲得美妙动听，但都是有根据的、实实在在的材料。让对方了解我的才华，自然就有机会被选用。

我们一再强调，要对《论语》活学活用，绝不要陷入照搬照抄、不知变通的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