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问第十四

【第205讲】 #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一章。

我们常常提到，要把《论语》的二十篇都记熟的话，大家最好一次记五篇，记的时候顺便把篇序念出来，比如〈学而第一〉、〈为政第二〉、〈八佾第三〉、〈里仁第四〉、〈公冶长第五〉，这个比较好记。接着〈雍也第六〉、〈述而第七〉、〈泰伯第八〉、〈子罕第九〉、〈乡党第十〉，再来是〈先进第十一〉、〈颜渊第十二〉、〈子路第十三〉、〈宪问第十四〉、〈卫灵公第十五〉，最后还有〈季氏第十六〉、〈阳货第十七〉、〈微子第十八〉、〈子张第十九〉，最后〈尧曰第二十〉。你把它分开四组就比较容易记了。

在这里谈到〈宪问第十四〉，“宪问”是两个字，本来应该分开的，“宪”是孔子的学生原宪，又名原思；他请教问题叫做“宪问”。原文是这样的：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

原宪请教什么是耻辱，孔子说：“国家上轨道才可以做官领俸禄；国家不上轨道而做官领俸禄，就是耻辱。”原宪又问：“好胜、自夸、怨恨、贪婪这四种毛病都能免除，可以算是行仁吗？”孔子说：“可以算是困难的事，至于是否行仁，我还不能确定。”

先看这段话的最后一句。孔子为什么不能确定是否行仁？因为行仁一定不能离开个人，对张三来说这样做算是行仁，对李四来说同样的做法未必就是行仁，应该就当时的处境做一种灵活的思考，明智的判断，才能确定，这是孔子的意思。孔子并不是浇他冷水，他讲了四点，好胜、自夸、怨恨、贪婪这四点以自我为中心的缺点都不做，还是不能谓之行仁，只能说这是困难的事。

首先谈谈原宪。这个学生很特别，他曾经做过孔子的家臣──管家。孔子当司寇是大夫，可以有大夫之家，就请了管家和各级官员，让原宪担任他的家臣，给他的薪水是小米九百石。原宪说我不能接受。孔子说你最好接受，这是你该得的，你可以把多余的分给家乡的穷人。在庄子笔下特别称赞孔子的三位学生，一位是颜渊，大家都推崇；一位是曾参，大家也很熟悉了；第三位便是原宪。庄子为什么称赞他们呢？因为这三个人都很穷，与庄子处境很接近。庄子称赞原宪时，有一段话非常生动，他说：子贡很有钱，坐在马车里，拉车的是一匹又高又大的肥马，他穿着天青色的衣服、白色的衬里，去找老同学原宪。因为原宪住的地方非常偏僻、非常狭窄──“居陋巷”，马车进不去，子贡只好下了马车走进去。他对原宪说，老同学你怎么这样落魄呢？原宪说，我这不叫落魄，一个念书人有志向不能实现才是落魄。他倒反过来批判子贡。子贡很惭愧，进退不得。原宪接着说，有学问是用来炫耀的吗？你学了老师这么多理想，有没有实现呢？这就是原宪的表现。本章原宪请教什么是耻辱。我们常常提到儒家的思想有一个特色，要把个人的作为用社会的标准去衡量，所以原宪很想知道人活在世界上如何可以了解或者避开所谓的耻辱。孔子的回答其实很简单，一个人在国家上轨道时，可以做官领俸禄，如果国家不上轨道，却做官领俸禄就是可耻。在别的地方孔子也提到，在国家上轨道时如果贫贱那是可耻的。因为国家上轨道代表政治清明、人才辈出，如果这个时候没能出来做官，又过着很穷困的生活，代表此人并非人才，所以应该觉得自己可耻，好好修练吧；反之，在国家不上轨道时又富又贵也可耻，此人一定是同流合污，完全没有原则。

所以一个人应该有钱还是应该贫困，要看时代、看环境而定。

原宪大概就是因为这句话，后来看到孔子也辞职周游列国去了，便不愿意再做官，此后便过着非常穷困的生活。天下那么乱，连老师都待不下去，学生更该好好修养自己。接着他再问，如果有四种缺点我都避开的话，老师认为这是行仁吗？“仁”这个字在《论语》里面统计超过一百次，大概有一百零七次。像樊迟三次问仁，三次得到的答案都不同。同学们大概都知道了，所以每一个人在课余就常常想，那对我来说，什么叫做行仁呢？原宪并没有直接问老师什么叫做行仁，而是主动提出他的心得，说我避开四种毛病：第一，好胜。第二，自夸。其实好胜和自夸两者十分接近，我胜过别人才能自夸，二者联在一起代表自我膨胀。我不要这样做，我要避开这两个毛病。第三，怨恨。第四，贪婪。怨恨和贪婪也可以放在一起，我贪婪，不能够得到满足，我就怨恨。因为贪婪表示我有很多欲望，看到别人有什么我也想要什么。我的愿望没有实现，就总觉得别人对不起我，好像我专门犯小人，没有贵人相助。这四点都是缺乏修养的表现，对自我完全放纵，因而本能、冲动、欲望都表现出来。所以原宪的这种理解基本上是不错的，就是尽量约束自己、收敛自己，在自己身上下功夫。但是我们知道，他的说法是“克、伐、怨、欲，不行焉”，这四点我都免除；而孔子教学生有一个原则，分两面：第一方面，要设法避免所有的不好的行为；第二方面，要正面积极地去做好的行为。所以当一个学生说，老师，我要免除四种缺点，这样做可以算是行仁吗？孔子一定会说：这个固然是困难的事，你要说这是行仁，我不知道。因为他并没有说要积极地去做哪些该做的事。人的正确行为本来就包含两方面：第一，不要做不该做的事；第二，去做该做的事。第一种属于有所不为，偏向狷者；第二种属于勇敢去做该做的事，偏向狂者。这是孔子的思维模式。所以一个学生如果说我不要做这、不要做那，孔子认为这样还不太够，应该积极地去想要怎么样做得更好，这才是正面积极的。

【第206讲】 #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四章，原文是：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孔子说：“有德行的人一定能说出有价值的话，说出有价值的话的人却不一定有德行。行仁的人一定有勇气，勇敢的人却不一定能行仁。”

这段话分两方面来看，值得我们思考。首先，有德和有言是两个情况。有德的“德”在古代的用法与获得的“得”可以相通。孔子提到德会强调“据于德”，紧紧把握住德，因为那是自己修养的心得，很可能会失去的。德需要不断累积，不断修练，有了好的成果还要继续下去。一个人修练有了德代表有了心得，对于做好人、做好事有了理解，这时说出来的话就是实践的心得，所以“有德者必有言”，因为诚于中、形于外。但是反过来，“有言者不必有德”。这个“不必”不是“不需要”，而是“不一定”的意思。说话说得很好听的人，他不一定有相应的德行。难道一个人很有德行就一定能说出很好的话吗？其实，他不见得是口若悬河，讲的不见得是长篇大论，但是他说出来的话一定很中肯。比如孔门德行科的闵子骞，当鲁国想扩建一个叫长府的仓库时，闵子骞说：“仍旧贯，如之何？”意思是照过去的规模就好了，何必把它扩建呢？因为扩建一个仓库就要收容更多的财物、更多的武器，对鲁国来说不见得是好事。所以孔子就给他一句评语，说这个人平常不说话，一说话就中肯，击中要害。这就是“有德者必有言”，因为他知道一个国家重要的不是武器、不是粮食，而是在上位者有德行，所以劝在上位者不要老想着扩建仓库，要想着自己的德行够不够。这就是“有德者必有言”的一个例证。

至于“有言者不必有德”，因为口耳之间不过四寸，可以道听涂说。听者觉得讲得真有道理，其实说者是只是转述别人说的话而已。自己并没有实践、也没有真的心得。所以孔子对于道听涂说很反感，他说：“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路上听到什么就去说，这种人对道德是完全没有兴趣的。因为他缺乏修练、缺乏自己的心得。所以讲到德与言，不是口才的问题，而是实践的心得的问题。当听到一个人说话说得很好，不要以言举人，也不要以人废言。因为坏人的话不见得都不可信，有时候坏人可以说出很好的话，因为有的坏人也念书，也会说出正确的话。比如在《孟子》里，引用过阳虎的话──“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我们今天还在用。阳虎就是阳货，他在鲁国是一个有名的有权力的人，是季氏家的总管，做过很多坏事。他说，如果拼命想发财，就不会做好事，称为“为富不仁”；同样，努力做好事，不会发财，称为“为仁不富”。我们今天希望大家先发财再做好事。

第二段谈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一个人行仁就应做到“当仁不让于师”，碰到该做的事对老师也不要客气。再加上见义勇为，遇到该做的事就要勇敢去做。为什么“仁者必有勇”呢？老子曾说他有三种法宝，第一是慈、慈爱；第二是俭、节俭；第三是不敢为天下先，要让、要在后面，不要抢先。这出于《老子》第六十七章。老子接着说，“慈故能勇”，一个人真正有慈爱之心的话，才能够勇敢，俗语说“女子虽弱、为母则强”。母亲表现的勇敢经常会让人吓一跳，父亲都比不上。因为母爱是天生的，一旦表现勇敢时，是可以舍命相救的，这就是“慈故能勇”。与“仁者必有勇”一样的意思。一个人有爱心、有仁德之心，遇到该做的事便比谁都勇敢，绝对不落于人后。这是儒家的思想，和道家在这一方面正好一致。真的有爱心的人，怎么可能没有行为表现呢？

反过来说，“勇者不必有仁”。一个人非常勇敢，不一定有慈爱之心。《世说新语》里记载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冲入敌阵，所向无敌。他的叔叔被围困了，他就一个人杀进去把他救出来，有点像金庸小说里面的萧峰，千军万马之中他一个人把统帅抓出来。后来别人就把他的像当做门神一样，专门用来挡煞。这个人确实勇敢，他有仁吗？不见得。仁者的勇敢不以杀人或者伤害别人为目的，最后还是要实现“爱人”的理想。

所以，有德者必有言，我如果要劝别人行善，一定要自己行善之后有了心得再劝，这样才有效果。我们在学校里面教书，对学生说要好好孝顺，自己却没做到，说出来的话就理不直、气不壮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仁者必有勇。做任何事都要问动机是什么，如果只是为了表现勇敢，好勇斗狠也是一种勇，那不好。真正的勇敢是遇到该做的事就不落人后。

【第207讲】 #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六章，原文是：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孔子说：“君子而做不到择善固执的例子，是有的；但是从来没有小人会择善固执的。”

这段话为什么值得思考呢？因为照字面的意思来看，孔子提出，从来没有小人会行仁。这让我们很奇怪，难道一个人没有志向，不能偶尔也做好事吗？这里我们把“仁”字理解为“择善固执”。因为择善固执是需要一辈子做验证的。既然小人代表没有志向的人，他凭什么要择善固执坚持一辈子，甚至必要的时候可以牺牲生命呢？

君子偶尔会做不到择善固执，这种例子是有的。

让我们回顾孔子所说“仁”的意思。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整个孔子思想的核心就是一个“仁”字。怎么去理解这个“仁”呢？要分三个层次。第一，人之性。我生下来就有这样的本性，我把它理解为人性向善。孟子后来说得很多，我如果行善就心安、心忍；不行善，就心不安、心不忍。这说明人性是向善的。孟子说得非常清楚。他甚至说“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我的心喜欢理、义(理代表合理性、义代表正当性)，就好像我的口喜欢各种美味的料理一样。生命的存在难免牺牲消耗另外一些生命。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不必多去深究，孔子也曾打猎，他不射那些在巢中休息的鸟，要射就射在天空飞的鸟，一方面练习箭术，另外一方面也是一种休闲活动；他钓鱼的时候只用一根鱼钩，他不用一根粗绳子绑很多钓钩，一次钓十几条鱼。孟子所说的“我的心喜欢理义，就好像我的口喜欢料理一样”，代表我的心不等于理义，我的口不等于料理，但我的口喜欢料理这是天性，我的心喜欢理义这也是天性。这就是人性向善。最主要的是真诚，这种本性才会自然流露。孔子说过很多话，都是强调要真诚。比如他说，巧言令色，很少有真诚的；《诗经》三百零五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一切都出于真诚的情感。这就是我学习儒家的心得所在，不强调人性向善的“向”，那力量就显不出来。仁的第二层是人之道，就是一个人一生要往哪里走，也就是要如何择善固执的问题。人的一生都在择善固执，而最后的目的是第三个层次，人之成。人的完成是止于至善。那是一个完美的境界。在这里我们要了解，择善固执是需要智慧的。要学习何谓善，并且配合内心真诚的力量去做选择，根据情境和对象来决定该怎么做。孟子特别强调，“固执”绝不是顽固，儒家最讨厌不能变通的人。孔子说自己是“无可无不可”，我没有必要非这样，也没有必要非那样。所以，“固执”是坚持原则，但是要配合实际的状况加以变通。

孔子说：一个君子做不到择善固执的例子是有的。做君子的人努力择善固执，但偶尔还是会犯错，犯错之后再改。孔子也承认自己经常会有小的过失。他说，让我多活几年，到了五十岁的时候专心研究《易经》，以后就不会有大的过失了。这说明他学《易经》可以避开大的过失，但是偶尔有小的过失还是难免的。在《论语》里面他的小过失也让别人发现了，他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我孔丘很幸运，只要有过失别人就会发现。后来他的学生子贡说：我们老师犯过失就像日蚀月蚀一般，当他有过失时，大家都看到；一旦改过以后，别人还是一样仰望他。说明君子努力在择善固执，偶尔也会做不到。从来就没有小人会择善固执的，则说明小人偶尔会择善，他没受过好的教育，也没什么志向，但偶尔还是会做好事，只是从来不会择善加上固执。至于说择善固执到牺牲生命，那更是不可能。因为为了择善、为了仁义而牺牲生命，称为“杀身成仁”，就成为很完美的君子了。孔子说要杀身成仁，孟子说要舍生取义，表面上牺牲了生命，其实是完成了的生命，不但没有损失，反而成就了这一生的目的。人生自古谁无死？能够在活着的时候选择正确目标完成生命的要求，这是死得其所，重于泰山。

这一段讲到君子小人，是不易理解的。许多人碰到这一段就跳过去。我们要强调的是：就算我们有志向想要做个君子，固执还是很难的。很多时候人会松懈，所以孔子教育学生要做到“无倦”，不要倦怠。设法把每一天当做新的一天，把每一次做事都当做第一次做，就比较不会倦怠。我自己教书三十几年了，还是认真讲课，因为我常常当自己是第一次上课。我讲《论语》讲过多少遍了，每一次都把它当做我这一生第一次讲。这样我才能够让自己不要倦怠。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每一次都不同。能有这样的理解，生命的力量才能够日新又新，源源不绝。

【第208讲】 #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七章，原文是：

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孔子说：“爱护一个人，能不让他劳苦吗？真诚对待他，能不给他规劝吗？”

这两句话最适合用来教育孩子。很多父母照顾孩子无微不至，要求孩子把书念好就好了，别的事都不要管。这句话害了多少孩子，让孩子变得比较自私自利，遇到任何为大家服务的事都不做。所以很多学生上了大学连扫把都没拿过。请问他将来如何去组织自己的家庭呢？怎么和别人合作呢？太难了。在很多大学里都加了一门劳动服务课，让学生在学校对于他本系的系馆，或者学校某些公共活动的地方，去作清洁服务，也算学分的，但不打真正的分数，由老师来督促。这是好事。但是我看到很多学生拿拖把像拿毛笔一样，乱挥的，因为在家里没拖过地，还要老师示范。对小孩过度保护绝对不是好事。

西方一位大哲学家柏拉图，一生没有结婚，但是他说过一句话，说要伤害一个孩子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他从小心想事成。这的确值得思考。孩子从小要什么给什么，这小孩就完了，就变成废人了。所以做父母的对于小孩怎么教育呢？“爱之，能勿劳乎”，让他做一点事。小时候父母叫我们分担家务，帮父母扫地、洗碗、倒垃圾等。有些父母会要孩子好好写功课，不要管家务事。请问这种话要说到他几岁呢？孩子一路长大都没有做过家务事，这是让人担心的。柏拉图不愧是一位哲学家，他自己没有子女，虽然没有亲身的经验，还是可以看得出一个孩子难免有生物的特质──好逸恶劳。让他劳苦活动，他更懂得珍惜环境。比如定期让孩子在家里扫扫地，他就会保持干净。

我有一个朋友，家里有一个宝贝儿子，他请了一个菲佣来照顾孩子。家住三楼，早上起床之后，小孩下楼都要佣人背，背到上初中了还要背。我心里想，这样能背到几岁呢？孩子最终还是要自己走路。自幼好逸恶劳将来怎么独立呢？其实一个人最可贵的是能够替别人着想，知道自己所得来的一切都要感恩。没有感恩的心，一辈子和别人相处都会有困难。因为他得到了不知道感恩，稍微失去、需要牺牲奉献一些，就会抱怨不已。所以爱护小孩就要让他练习劳动，有时候可以稍微谈谈条件。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的，父母都谈条件的，那时候家里很穷，我们好好帮忙家务，下个月父亲发工资时会给五毛钱。我们小时候总把五毛钱存起来，非常珍惜，知道这个钱是努力挣来的，不能乱花。自己努力劳动之后，就会特别珍惜环境，保持干净整洁，因为知道弄脏了自己要负责。这样多好，否则随便浪费资源、糟蹋环境总有人收十善后，这样的孩子永远无法独立。

第二句话，“忠焉，能勿诲乎”，这个忠当然不是指忠于长官或忠于国家，而要理解为“真诚”。别人若真诚对你，能够不给你规劝吗？有人劝告是幸福的事情。一个成人有错误、有缺点，别人看在眼里多半会选择沉默以对，那么大年纪，能改早就改了，如今大概已改不了，何必苦劝又惹你嫌呢？我有时会想如果父母还在世的话多好，印象比较深的是自己都已经四、五十岁了，母亲那时候还在，有时候看到我会说，你衣服穿得够不够，会不会着凉，要不要帮你打一件毛衣。我母亲卧病在床三十年，半身不遂，我心里想您老人家照顾好自己就好了，不要担心我，我到处跑来跑去健康得很。有父母亲这样关怀，是多么幸福的事啊。父母亲规劝是为我们好，老师规劝也是为我们好，否则他们为什么要说呢？可以不说的，尤其是学生到了大学以上的阶段。很多学生因为从小生活在太平盛世，不知道什么是战乱、什么是贫穷，以为一切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其实谁能保证一生都那么顺利呢？也许外面还是太平，但个人的遭遇就很难说了，往往是前半生越顺利后半生受的苦越大。美国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家里有钱的孩子，到了中年之后，特别容易觉得人生乏味。一个人工作了好几个月，才挣钱买到一双鞋子，一定会很珍惜；如果是父母买的，过生日一口气买了三双鞋子，孩子会珍惜吗？反正穿坏了又来三双新的。父母还在时可以照顾孩子，将来总有一天孩子要独立的，怎么办呢？

从这些话可以看得出来，孔子很了解人性。要一个年轻人成长就要给他训练，甚至是磨练。军中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香港人拍很多电视剧，其中有一句话说的真有道理，“慈母多败儿”，一个慈爱的母亲经常会教出败家子。这时候我们要提醒了，慈爱的母亲很好，但是要有智慧。该批评管教就批评管教，否则孩子成长到生命的一个阶段，来不及了。就好像一棵树，小时候没有帮它剪枝叶，它不能长得挺直，长成了以后再去砍斲，那就伤筋动骨了。

孟子强调要易子而教，孔子是就普遍的意义来说，对待年轻人，不管是自己的孩子还是别人的孩子，要爱护他就要让他劳动、让他辛苦，让他以自己的力量去得到他所要的东西，不要完全靠别人给予。对他真诚就要劝导他，而不是一味的宽容或替他找借口。

目前我们所读的，在《论语》里面是属于后半部分，越到后来很多话越有分量。尤其是将来会看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益者三乐、损者三乐；君子有三畏、君子有三戒等。所以读《论语》不能永远只看前面几篇，要有恒地继续读下去，对于所有的话都要认真思考。

【第209讲】 #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十二章。原文是这样的：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子路请教怎样才是理想的人。孔子说：“明智像臧武仲，淡泊无欲像公绰，勇敢像卞庄子，多才多艺像冉求，再用礼乐来加以文饰，也可以算是理想的人了。”稍后又说：“现在所谓理想的人何必一定要这样呢？看到利益就想该不该得，遇到危险愿意牺牲生命，长期处于穷困也不忘记平生期许自己的话，也可以算是理想的人了。”

本章提到“成人”，在《论语》里是第一次出现。成，代表完成，是理想的人。因为子路的个性比较直爽，他有很多优点，相对的也有一些缺点，所以他很想知道一个理想的人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孔子的回答内容非常丰富，他举的人物都是当时大家认识的。鲁国的很多名人各有专长，但是孔子把四种人合在一起说，再加上礼乐，那是难上加难了。他谈到五点内容。

第一，要明智。像臧武仲。臧武仲是当时鲁国的大夫，以明智出名。

第二，要淡泊无欲。像公绰，没有欲望和私心。

第三是勇敢，像卞庄子。

第四是多才多艺，像孔子的学生冉求。可见冉求这个学生多才多艺是鲁国人都知道的。

孔子举出当时有名的四个人，各有一项特色，我们分析的时候可以把前面三个作为一组。三者类似于现代心理学所说，一个人的生命在心智方面的发展有三方面：知、情、意。在知方面要求要明智，就好像我们说一个人了解人情世故，每一次选择判断都非常正确；第二是不欲，要做到不欲是不容易的，孔子说过“无欲则刚”，代表一个人在情感上没有牵累；第三是勇敢，勇敢代表在意志上能够坚决，比如见义勇为，这需要靠意志来作用。所以我们把西方的心理学或西方有关的学问拿来对照时，就会发现，孔子思考时很自然就把一个人各方面的条件都照顾到了，明智、无欲、勇敢，再接着是才艺，多才多艺方能有路可走，做官做事都没问题。这四个条件都具备之后，还要“文之以礼乐”。我们一再提到“文”这个字，“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用礼乐来文饰一个人，代表一个人受过教育，说话做事合乎规矩，自己的生活也有音乐来调节。孔子说这样可以算是理想的人了。我们一听就知道想达到这些标准非常困难，通常一个人能够有前面四种特色之一就可称为人才了，四者具备真是太难了。这说明人生的修养永无止境。

儒家观察人，是看潜能是否发展，如能加以发展，一辈子便不会停歇。孔子自述五十、六十、七十，每一个年龄阶段都有不同的境界。我们相信，假设孔子活到八十、九十，他肯定还有更高的境界。一般人只把某一方面的才干或专长发挥出来，他需要修练的是其他方面，尤其最后还要文之以礼乐，那更是不易做到。

孔子讲完之后，隔了一会儿又说，现在所谓的理想的人何必一定要这样呢？他接着讲了三点现在所谓的理想的人：第一，见到利益就要想该不该得。在《论语》里面经常出现利与义的问题，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儒家都排斥利益，谁不要利益呢？但是要问该不该得，这就是衡量的标准。我们有时候说，一个人做同一件事，比如我在学校上课得到这样的待遇，我在外面上课待遇不同，这就是合约的问题，不能说，以前这样的待遇满足了，现在怎么不满足呢？这个社会还有供需的问题，大家要协调，很多时候不要和别人比，“人比人气死人”。我记得在念中学时有位同学，三年都不敢和我讲话，因为我考试都考第一，他排在后面。中学毕业之后念大学，隔了二十年大家开同学会，他开着一辆賓士轿车来，我是坐计程车的，散会之后他便载我回家。他那时候的表情充满了自信。说实在，我也替他高兴，何必一定非念书不可呢！我就是书念得太好只能教书了，这条路很辛苦的，要念很多书，一直念，念不完的。那个同学呢，他中学时代不喜欢念书，但是他发展别的才干，毕业之后去做生意做得很好。这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可以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本事。但是如果他以为他今天有了钱，开一辆好的轿车，就觉得好像高人一等，可以向我炫耀的话，那他又错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价值不能以金钱来衡量。所以不要以为只有钱是最重要的，我们也不要抱持“万般皆下品，只有读书高”，这种老观念，过去的读书人出路的确比较有保障，但现在呢？满街都是大学生了。我们知道有些人获得诺贝尔奖，那可是了不起的。诺贝尔奖得主还是要教书，还是要做研究。许多诺贝尔奖得主到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去应聘，这个大学给的特殊待遇，就是有个专用停车位，其他没有任何优待。这个第一流大学校园停车困难，通常要一大早去才有地方停，一开走再回头就找不到停车格。学校给诺贝尔奖得主的优待，就是画一个停车位，写上名字给予专用，所以很多人去这个学校，一方面是因为学校很好，另一方面觉得自己受到尊重。其实各行各业都有人才，不要钻牛角尖。

孔子后面说的话，“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这是两方面，利代表好处，危代表坏处。遇好处就要想该不该得，遇到坏处就要想是不是该拼命，不能一看坏处就逃。“久要”的“要”代表约，就是非常穷困。这一生都要讲一些理想，但是经过长期穷困之后，还能坚持吗？这三点做到，孔子说，也可以算是现在所谓的“成人”，也就是理想的人了。

【第210讲】 #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十三章。这一章的内容是：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孔子向公明贾问到公叔文子这个人，他说：“公叔先生平常不说话，不笑，也不拿取财物，这是真的吗？”公明贾回答说：“这是传话的人说得夸张了。公叔先生在适当的时候才说话，别人不讨厌他说话；真正高兴了才笑，别人不讨厌他笑；应该拿取的财物他才拿取，别人不讨厌他拿取。”孔子听了之后就说：“你说得好，但是真有你说的那么好吗？”

这段话很有趣。孔子到了卫国，要与卫国很多大夫接触，这时就会听到一些传言，说公叔文子这个人修养非常高，不轻易说话，不苟言笑，同时更难得的是，他也不贪财。孔子就请教公明贾说：公叔先生真是这样子吗？公明贾就说：传话的人说得太夸张了，但他后面的解释更夸张，简直把公叔文子捧上天了。他说，公叔先生在适当的时候才说话，所以别人不讨厌他说话。

注意“时”这个字，它经常出现，都指适当的时候。比如“学而时习之”的“时”，千万不要理解为“时常”，它也是指“适当的时候”。一个人在该说话时说话，别人便不会感到讨厌。有些人说话很麻烦，不该他说他也说，该他说他却不说了，同时他说话不看别人的脸色。孔子批评过这样的人。适时发言很重要，我教书久了之后对学生已经有相当的理解，因此很少规劝学生。都已经上了大学，劝告他会有用吗？真的不知道。他如果愿意听老师的话，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哪一个老师没教他孝顺，哪一个老师没教他行善避恶？所以要知道，说话有适当的时机，对孩子越早教越好，那个时机一错过，将来你要花加倍的力气才能再让他走上正路。

第二点，他真正高兴了才笑，别人不讨厌他笑。注意，这里都会强调别人不讨厌。比如你看到一个人笑不觉得讨厌，代表他时机适当。那我们就要问了，难道有人在笑的时候，其他人会讨厌吗？当然会的，一个人中了奖大笑特笑，别人看了就生气，他那么得意，他中奖我没中奖，自己太委屈了。所以不要随便笑，得意时就要想到有人失意，否则，刺激了失意的人，恐怕令他更难过了。我们不要因为某些外在的因素而感到得意，要内心真正快乐了才笑，这种快乐是自然的表现，别人看到我们的快乐，也感受到这个气氛，顺着这个脉络渐渐被感染，然后我们笑的时候别人也会乐意接受。

第三点，义然后取，更难了。我们谈过见利要思义，义，就是该与不该。了解这个字，可说是了解儒家的关键之一。孟子讲仁义礼智，第二个就是义；孔子也经常谈到义，所以大家要知道何谓义？义者，宜也，适宜。但是昨天适宜的今天不见得适宜，张三这么做适宜，李四这么做却不见得适宜，所谓适宜有时并不好判断，义从“宜”到“适当性”，从“适当性”到“正当性”，想到义就要想到正当，而正当经常要配合社会规范。比如说我现在开车，绿灯亮了我开，这是义，红灯亮了我还开，就是不义。如此一来，正当与否，也要配合外在的条件以及当时的社会规范。

孟子说过“义是人要走的路，礼是人要走的门”。要出去一定要经过门，就是礼，要有规范；走出去后该选哪条路走呢？这是义，需要与选择配合。孟子经常提到，仁是从内而发的，义也是由内而发，但还要配合外在的判断。当时和他辩论的人认为，仁是由内而发，义是由外而来。孟子却认为虽然义要配合外在的情况判断，但不能忽略，它还是要由内而发，也就是要有真诚的情感，见到老师应该鞠躬，我鞠躬，但没有真诚的情感，那不叫做正当。正因为义也是由内而发，所以该得的才去得，别人不会讨厌你得那么多。

这三点是公明贾进一步解释这位公叔大夫的特色。孔子听了之后当然很感动，他也知道很不容易做到这三点。所以他说，你说得好，但接着又说，真有像你说的那么好吗？很多时候传言会有一些失真，因为那个人恐怕人缘不错，大家都希望说他好话，尤其像我们当学生的，有时候有人问起我的老师，我一定都说老师的好话，否则，我为什么要追随这位老师呢？我若是说我老师不好，我不是更差了吗？有各种关系可能导致传言失真，比如公明贾有可能是公叔文子提拔的。

所以我们听了别人的评论后，还要亲自观察，看看实际的作为。只听别人讲，未必可靠。比如我们有时候对自己的家乡，离开一段时间后，所回忆的都是经过过滤的、美好的。有些话听来很有趣。一位英国作家说，如果一个英国人不曾离开过英国，他就不认识真正的英国，离开英国之后与别国对照比较，才知道自己国家的特色何在。另一位荷兰人说，我回到荷兰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荷兰，因为现实的荷兰没有想像中的那么好。我们说“少小离家老大回”，回去了，就发现与小时候不太一样了。我们对自己的家乡都有一个憧憬，真正的故乡在自己心中，永远不会褪色。人与人相处也是一样。

【第211讲】 #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十六章。这一章很有趣，我们看看原文。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路说：“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为此而自杀，管仲却仍然活着。”接着又说：“这样不能算是合乎行仁的要求了吧？”孔子说：“齐桓公多次主持诸侯会盟，使天下没有战争，都是管仲努力促成的。这就是他的行仁表现，这就是他的行仁表现！”

整部《论语》中只有六个人被孔子称赞说合乎行仁。管仲之外的五个人下场都很凄惨、很辛苦，比如将来会看到〈微子篇〉第十八：“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说，商朝末年有三位仁者，微子是商纣的哥哥，他离开了朝廷，因为商纣横行霸道；箕子是商纣的叔叔，只好假装发疯，才保全性命，后来被关了起来；比干也是商纣的叔叔，被剖心而死。孔子说，这是商朝末年三位仁者。另外两位时代也差不多，就是伯夷、叔齐，他们劝周武王不要革命，武王革命成功之后他们就不再吃周朝的食物，活活饿死。《论语》里面五个人行仁，我们看了都觉得害怕，行仁难道真要那么惨吗？幸好还有第六位，就是管仲。

管仲是一个具争议性的人物，齐国到了齐僖公时代，他有好几个儿子，接他位置的是齐襄公。襄公无道，胡作非为，被一个名叫无知的人杀了，国人又把无知杀了，齐国大乱。这时候两个公子逃到国外，一个是公子小白，另一个是公子纠。大家都知道，这两个公子将来一定有一个回来当国君，而另外一个恐怕下场就很惨了，因为一国不能有两个国君，尤其在竞争这个位置的时候，手段恐怕都是非常残酷的。所以国内有识之士纷纷表态选择投靠的对象，以确保自己的将来。管仲和鲍叔牙是好朋友，管仲当时就有投资观念，知道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他对鲍叔牙说，我们两个人要分两边跟从，一定有一边赢、一边输，记得到时候赢的一定要救输的。管仲跟着公子纠；鲍叔牙人比较老实，煳里煳涂跟了公子小白，结果跟对了。公子小白就是后来的齐桓公。后来这两边还打过仗，管仲曾经一箭射中公子小白的带钩。带钩就像男生皮带上的铜环，故宫博物院里面还可以看到。一箭射中带钩，如果再往上几寸，或往下几寸，就没有齐桓公了。所以公子小白痛恨管仲，发誓将来一定要对这个差点射死自己的人报仇。后来公子小白回到齐国，成为齐桓公，准备要任用鲍叔牙为相。鲍叔牙说，请问你只想当齐国的国君还是想当天下的霸主？齐桓公说，当然想当天下霸主了。鲍叔牙说，那只有一个人可以帮你，就是管仲。齐桓公说，管仲是我的仇人，怎么可以让他为相呢？鲍叔牙说，你大人要有大量，他是齐国的人才啊。这时候管仲和公子纠、召忽这些人都在鲁国。因为鲁国国势一向比齐国要弱，齐桓公上来之后鲁国当然怕得罪他了，就把公子纠、管仲这一批人全部关起来，听候发落。齐桓公说，我那个兄弟你们看着办，鲁国就杀了公子纠。齐桓公想当霸主，也想用管仲，但他不放心，对鲍叔牙说，你知不知道管仲以前做官的时候贪污？鲍叔牙说，他家里有老母亲，所以只好贪污了。齐桓公又说，你知道管仲以前打仗的时候临阵脱逃，打了一半往回跑吗？鲍叔牙说，他家里有老母亲，所以只好保全性命。他拼命帮管仲讲话。齐桓公很了不起，决定重用管仲，但是不能明讲要用管仲为相，因为鲁国人一旦知道真相，一定会担心管仲将来报复。齐桓公很聪明，就说，管仲是我的仇人，我要亲手杀他。鲁国一听，很合理，齐桓公被射中带钩这件事大家都知道，就把管仲捆绑起来，送回齐国。管仲一进齐国边境，桓公立刻拜他为相，称为仲父。仲父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他叫管仲，底下加一个父，代表父执辈；第二，仲父代表叔父，这么称呼就表示以后都听管仲的话。后来齐桓公果然称霸。这是管仲的背景。

很多人，尤其像子路这么讲义气的人，就认为管仲太差劲了，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是和管仲一起服侍公子纠的，召忽自杀了，管仲却没有死，这种人不能算行仁吧。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因为齐国国力强大，其他各国都愿意听他的话，所以他九次组织开大会，让各国的诸侯都来会商，大家不要打仗。其实不只有九次，总共有十一次。“不以兵车”这几个字最为关键，不用军队、不用武力，而可以达到目的，这都是管仲努力的结果。换句话说，齐桓公能够称霸天下，是靠管仲用外交手段避免战争，透过协约的方式来维持安定。所以孔子说，这就是管仲的行仁表现。管仲是齐国宰相，本来只负责照顾齐国百姓，现在透过外交手段避免战争，照顾了天下百姓，所以管仲的功劳难以想像。这就是孔子的观点。如果不从这个角度看，还记得吗？孔子前面还批评过管仲这个人气量太小，又不知节俭，同时又不懂得礼仪，说明管仲的私德、个人的操守实在是不太合格。齐桓公有三处公馆，他也要弄三个公馆，然后里面的工作人员又不兼差，换句话说，三套人马服务我一个人。他每一次回一个公馆，另外两个公馆的人员就自动休假，多么奢侈浪费。可见管仲的问题很多，但是孔子肯定他。看一个人要看大节，不能老盯着小地方，否则就没法做大事了。所以当子路觉得不能接受管仲这样的做法，认为他不仁时，孔子却替管仲辩护。管仲已经死了上百年，孔子也不是齐国人，为什么要替管仲辩护呢？孔子有他整套的人性论，如果发生战争的话，死伤的大都是年轻人，管仲让战争没有发生，这个功劳是孔子知道的。孔子也是一个历史学家，他不求全责备，对一个人的判断是着眼于我们所说的“善”，才可看得比较清楚。

【第212讲】 #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十七章。这一章与上一章主题相同，原文是：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子贡说：“管仲不算行仁的人吧？桓公杀了公子纠，他不但没有以身殉难，还去辅佐桓公。”孔子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一举而使天下得到匡正，百姓到今天还在承受他的恩惠。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可能已经沦为夷狄，披头散发，穿着左边开口的衣襟。他难道应该像坚守小信的平凡人一样，在山沟中自杀，死了还没有人知道吗！”

这是孔子又一次为管仲辩护，而这一次提问的人是子贡。子贡的学问、口才当然在子路之上。子路只说管仲有问题，召忽跟着公子纠，公子纠死了，召忽自杀，管仲没死；子贡加了一句，管仲还去给桓公当宰相，帮对手的忙，这样不能算是行仁吧？管仲自己怎么想的呢？在《管子．大匡篇》里说：如果要我管仲死，必须在“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的情况下。今天国家社稷并没有破，祖先的宗庙并没有灭，祭祀也还在继续，我是齐国的大臣，凭什么因为我跟错了领袖，失败了我就得跟着牺牲？我是齐国人，要为齐国所用啊！管仲的意思是如果国家灭亡我绝不苟且偷生，但是国家现在还在，新的国君上来，我们再好好替他服务吧，为的是造福百姓啊。

子贡提出问题后，孔子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一匡天下”，即一举而使天下得到匡正。“民到于今受其赐”，这个“民”没有特意说是齐国人，而是指天下的百姓，他们到现在还受着齐桓公、管仲的恩惠。因为没打仗，避开了很多战争。他说，“微管仲”，微就是没有，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就要“被发左衽”了。被发左衽，是用来描写当时夷狄的情况。中原各国男子到了二十岁加冠，头发就束起来，看起来很规矩；夷狄则披散头发，因为他们大部分是游牧民族，骑马打仗，要他们把衣冠都弄整齐，不太方便。中原人士的衣服是右边开口，而少数民族的衣服则是左边开口，其实这只不过是当时穿服装的习惯，左右开口没有太大关系，也不必做优劣比较。因为中原各国互相征战，到最后自己把自己的力量打散了，外边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原各国以前都肯定自己文化的优越性，就把东南西北称做夷、蛮、戎、狄)，他们打过来我们挡不住，一直到秦朝、汉朝，匈奴还是很厉害。匈奴以前就是北狄。后来还有西戎，也不断造成各种边境问题。外面这几个部落会打仗，所以中原各国不团结，这个文化有什么用呢？孔子说，如果没有管仲，恐怕我们这些百姓经过这一两百年下来，早就被异族统治了。

孔子说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我们不能因此就说管仲没有用，历史上就需要像管仲这样的人。我们学儒家应该记得，要从大局来判断一个人。为什么我常常提到孔子、孟子了不起呢？因为他们判断人的时候，就从大局着想。我曾经提过像颜渊这样的人在《论语》里常常出现，是孔子最好的学生，德行第一，好学唯一。但是颜渊成就了什么？活到四十岁就不幸短命死了。孟子怎么还他公道呢？孟子说，禹和稷和颜回，如果交换处境，他们的表现是相同的。禹是治理洪水的，稷是周朝的祖先后稷，是教老百姓种田的。这两个人都是古时候了不起的人物。但孟子把颜回和禹稷并列，各位想想看，颜回地下有知，也许会痛哭流涕，感念孟子是真正的知音。

如果我们没有把握生命来成就自己，前半生为什么要念书，为什么要修养？念书也好，修养也好，假如来不及服务社会就结束生命，那不是浪费了吗？事实上，人格的价值不在于成就了什么，而在于如何度过这一生。这也是为什么孔子会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人生最重要的是转到正确的方向，至于能做几件好事，就要看机缘；能成就什么伟业，也要看机会。很多人没有机会，生不逢时，但他照样能够像孔子说的，理解了道，那么任何时候牺牲都无所谓。我的心思念兹在兹，所想的都是人生的正道，整个人的价值可以完全呈现。人的生命有属于生物的一面，称为生物性，需要吃、需要喝；但是也有属于人的特别的部分，所谓五行之秀、天地之灵，我们称作人的神性的部分。西方更直接说人有兽性，也有神性。尼采说，人是悬在空中的绳索，一边是生物，一边是超人，要走过去就代表要超越自己，要克服、摆脱各种低层次的欲望，如生物性的欲望、现实的各种利益，超越它们之后生命就往上提升，这样才能够完成一个人生命的意义。否则，请问人为什么活着？如果人活着只为了吃饱喝足、传宗接代、继续教育孩子，这样的活着可以肯定生命的特殊价值吗？所以，活着一定要能够觉悟到，自己的生命自己负责。

我们看到孔子再次替管仲强烈辩护，认为他能够通过外交手段避免战争，这样就造福全体中国人了。要管仲像一般老百姓，坚持小的信用，然后在山沟里自杀，死了别人还不知道他是谁？还是希望管仲活着，替齐桓公做事，让天下安定？所以谈儒家时，要记得不是泛道德主义，儒家的道德从来不能离开事功，一个人对社会没有任何服务与贡献，凭什么说自己是一个道德圆满的人？善是不能离开自己与别人之间互动的关系的。从这两章对于管仲的辩护，我们再次看到孔子基本的价值观，以及他对人性的理解。

【第213讲】 #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二十一章。原文是：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陈成子杀了齐简公。孔子斋戒沐浴之后，上朝向鲁哀公报告：“陈成杀了他的君主，请您出兵讨伐。”哀公说：“你去向三卿报告吧。”孔子退了下来说：“因为我曾担任大夫，不敢不来报告呀。君主却对我说，去向三卿报告吧。”孔子去向三卿报告，但是他的建议没有得到采纳，孔子说：“因为我曾担任大夫，不敢不来报告呀”。

这一章的背景相当复杂。首先，陈成子就是陈恒，也称为田恒(古代陈与田是同一个姓)，他杀了齐简公。记得前面谈过齐国与鲁国建国之初的情形，当初周朝封建时，鲁国由周公的后代管辖，齐国为姜太公的后代。周公与姜太公是国家大老，两个人聊天谈到治理国家，周公说，“尊尊亲亲”，尊敬值得尊敬的人，亲近有亲戚关系的人。姜太公说，鲁国从此弱矣。“尊尊亲亲”所用的亲戚朋友不见得是人才，所以鲁国只能维持衰弱的局面。周公反问姜太公，姜太公说，“举贤而上功”──把优秀人才推出来，谁有功劳就用谁。周公便说，齐国后世必有劫杀之君。现在陈成子弑齐君，就是现实的证据。鲁国的确比较弱，但毕竟比较忠厚，不会出现弑君的事，当然其中也发生过三家大夫把国君赶走的事，但还不至于真的下杀手。但齐国不同，陈氏在齐国是大族，势力一向很大，出了很多大将军。他们善于收买人心，在饥荒出现时，百姓向他们借米，他们借米给百姓用的斗特别大，比公家的斗大一倍；百姓还米的时候，用公家的斗。结果百姓等于是赚了一倍。大家都赞美陈氏，所以他起来造反杀了国君，百姓也没有什么意见，因为当时的国君非常昏庸。

孔子那时候已经七十一岁，在鲁国当国家顾问。他知道这件事之后，便斋戒沐浴，穿上整齐的服装上朝，向鲁哀公报告说，陈成杀他的国君，请您出兵讨伐。为什么呢？因为从管仲开始，各国有协约，任何一国有人弑君，其他各国就要组联军来主持正义。到了春秋末期，大家自顾不暇，谁还理会这个约定呢？鲁哀公自己也没有那么大的兵力，他在鲁国只有四分之一的力量，所以他对孔子说，去向三位正卿报告吧。三位正卿就是孟氏、叔氏、季氏。孔子觉得委屈，他说我曾经当过大夫，有责任奉劝国君按照共同约定的国际公约做事，因此向国君报告说，您可以出兵讨伐，并且号召其他各国组成联军，对付那个弑君的坏人。鲁哀公没有这个实力，只好让孔子去向三卿报告。孔子向三卿报告。这三卿觉得莫名其妙，我们鲁国的内政都管不完，你怎么还叫我们去管齐国的内乱。三卿就说，不行，我们不出兵。因为军权在他们手上，孔子没有办法，只好感叹说，因为我曾经当过大夫，不敢不来报告。明知道一件事情是错的，也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去改变，那还要不要说呢？有人描述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这就是一个证据。难道他不知道鲁君和三位大夫不会出兵讨伐陈氏吗？他当然知道。但是若不报告，会觉得自己有亏职守，报告了没有结果，那是另一回事，总之他要尽自己的责任。

从这件事可以看到，读书人应该有他的风骨，有他的责任，这是很好的传统。但是从汉代以后，真正的读书人已经不多了，往往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就和权力妥协，所以到后来，在专制统治之下的读书人便很委屈。到了明朝末期，读书人上朝，如果和皇上意见不同，触怒了皇上，严重的就要廷杖。廷杖就是当廷拖出去打屁股。当时很多人都知道朝廷昏庸，一个有学问、有品德、有声望的大臣被打了之后，回到家乡反而受到欢迎。大家都说，他被打了，说明他是忠臣。有个大臣被打得太严重了，被人抬回家后，就把打烂的肉弄成腊肉，挂起来，好像准备当做传家之宝。被打得越凶，代表越是忠臣，社会风气如此，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呢？在孔子的时代大概不至于如此，但是真的去表达与统治者不同的意见，他不见得会放过你。孔子因为七十一岁了，是国之大老，鲁哀公这位比较年轻的国君，对他还是很敬重的。鲁国的三家大夫，也知道孔子是个人才。但他们同样知道，照孔子的办法推行仁政，首先就要约束自己，要过俭朴的生活，那我何必当国君？何必当领导者呢？所以中国的传统有一个很大的遗憾，自古以来的圣君，如尧舜禹汤等，都非常刻苦，后代君王则一心想要享受。如果明知要生活刻苦，想必很多人会拒绝当国君。这说明很多人虽然身居重要地位，像负责国政的鲁君，其实是极端没有志气的。一个人地位高常是因为运气好，能当鲁君不是因为伟大，而是因为正好生在帝王之家。我们不要太重视血统，又不是要赛马，何必讲血统呢？孔子有谈什么血统吗？孟子有谈什么血统吗？人要靠自己，这才是儒家思想的真谛。

【第214讲】 #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二十三章以及第二十四章，这两章比较短，可以合在一起讨论。

第二十三章说：

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孔子说：“君子不断上进，实践道义；小人放纵欲望，追求利益。”

这段话不好解释，因为上达、下达是两个方向，上达是往哪里？如果是指做官往上升，那下达呢？哪里有人是越来越往下走的？所以它不是指官位，也不是指其他方面，而是指君子的心思往上提升，小人则往下计较。还是道义与利益之分，君子所明白的是义，小人所明白的是利，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我们就要了解，人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

我在一个朋友家里看到一副对联，上联写“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学习与逆水行舟相同，为什么说不进则退呢？一方面别人还在进步，我们不进步相对的就是在退步了。就好像我们坐在火车上，火车明明停着，怎么像在动呢？因为旁边的火车往前开了，我们就觉得自己坐的火车好像是在向后退了。其次，如果没有进步，前面所学的也不见得能够应用，恐怕学到一个阶段就跟不上了。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比喻。下联写“心如脱缰野马易放难收”。我们的心像脱缰野马一样很容易放的，但是不容易收回来。一般学生最喜欢放暑假、放寒假，而老师呢？最担心放暑假、放寒假。学生放假回来之后，如脱缰野马一样，以前学的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所以很多学校一开学先收心，严格做几个测验，让学生警惕起来。有一次有位读者登报投诉，说儿子上了大学，才念了三个月，放寒假回家，每天不到中午十二点绝不起床。儿子对她说，大学生都是这样子。这当然是唬弄母亲的话。中学的时代准备考试很紧张，每天鸡还没叫就起来了，努力念书，看起来真是有为的青年。父母看到小孩这么用功，也真是开心。但这种情况不会维持太久，一旦上了大学之后便松懈了。我们的教育经常是小时候上紧发条，不能输在起跑点上，然后呢，发条慢慢松了，上了大学之后便跟不上了。因为缺乏激发奋斗的意志。人的生命与能力是有限的，除非有特别强的动机，否则太早全力去拼，往后便无以为继。所以我比较赞成循序渐进，越来越高。比如一个学生想念硕士班，我就看他四年的成绩，如果第一年八十，第二年八十五，接着第三年九十，第四年九十五，代表这个学生一路往上走，那非收不可；另一个学生第一年九十五，第二年九十，第三年再往下走……他们两个最后的平均分数是一样的，我当然选第一个学生。

人生就是一个抉择的过程，端看自己想要什么。“君子上达”，他的目标是上。孔子说过自己“下学而上达”。下学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功夫要做得扎实，学习的时候不能离开生活经验；讲上达，比较偏重志向，就是学习的东西都非常实在，把基础打好，而理解的程度越来越高，往上提升。也有人说，孔子“四十而不惑”就是下学，了解人生各种事情和道理；“五十而知天命”，天命是从天而来的一种命令，知天命当然是上达了。我四十岁的时候了解人间所有的事情，比如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假设一个人得到别人肯定，他一定以前做过好事，他如果被人家批评，一定是以前有亏欠的地方，这其实并不复杂。如果有人问我，他为什么人缘不好？我会告诉他：先检讨自己的个性有什么问题，而不要先问为什么别人对你不好。有人问我到了四十几岁的时候有没有迷惑，其实我当老师很久了，人生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迷惑，自己学哲学，你要从哪一派来看都可以讲个道理出来，连生死都可以大概知道。教书的时候经常会有学生提问题，我非常欢迎。这等于是测试一下，看我是否真的不惑。但是我们回答问题有很多技巧，通常能够回答问题的就是提出问题的人。孔子教学生也一样，他说有一个乡下人很诚恳地问我问题，我“叩其两端而竭焉”，我告诉他如果这样做有什么结果，那样做有什么结果，两端我都帮他推敲完毕，他就知道答案在哪里了。这是四十而不惑。那“五十而知天命”呢？请问，我一生这么努力是为了什么？有谁能给我一个答案？努力的人不见得一定出头，尤其是不见得一定会有社会成就，颜渊就是个例子。那么请问，我为什么还要努力呢？这就是上达，越往上去问，最后就问到天了。屈原那么委屈，他就问天，写了〈天问〉。人类有很多问题不能解决，就要问到最后、最终极，上天给我这样的一生，这个命运是我该得的吗？为什么我的遭遇就这么不幸呢？如果我还有理想，要向谁交代呢？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代表他向天交代。他后来的“六十而顺”，就是顺天命的时候，曾经有两次碰到危险，他都把天抬出来，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换句话说，天如果给我这样的使命，你们不能对我怎么样。这种话说出来其实没有什么用的，别人要杀还是照杀。但说明别人怎么做是别人的事，我自己还是要尽力而为。颜渊如果早一点去算命，知道自己只能活四十岁，还会这么认真修德、好学吗？答案是：照样会的。活多少年不是我的问题，我就是要过我该过的生活，就算知道明天生命要结束，还是要把今天的事情做好。这是儒家的立场。

所以，“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可以理解为，君子一定要追求生命的最后依据，小人就一直往下堕落了。

再看第二十四章。原文是：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孔子说：“古代的学者认真修养自己，现代的学者一心想要炫耀。”

孔子说的今，是指他那个时代，他没有想到我们今天的情况更严重了。孔子把自己所处的时代当做现代，商朝是古代、周初是古代，孔子认为在商朝、在周初的学者，学习是为了修养自己。而孔子的时代很多人念书是为了出来炫耀，今天更是每下愈况，更严重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问：应该怎么办？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出来介绍这些思想，有社会需求吗？不管怎样，首先要提醒自己，要努力做到。比如我介绍《论语》，我如果自己不相信这些，不去实践这些，为什么要讲呢？我绝不敢说自己做到了，但至少有个努力方向，这样我才敢开口。换句话说，我做学问是为自己也是为别人，如果光为自己的话，那心里会想，何必浪费时间，浪费力气去教别人呢，自己受用就好了。但儒家的思想不容许你只自己受用，因为它所说的善是就我与别人之间的关系而言。

【第215讲】 #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二十五章。原文是这样的：

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蘧伯玉派人向孔子问候。孔子请他坐下谈话，并问他说：“蘧先生近来做些什么？”他回答说：“蘧先生想要减少过错，却还没有办法做到。”这位使者离开后，孔子说：“好一位使者，好一位使者。”

蘧伯玉是孔子的老朋友，孔子后来到卫国就住在他家里。古时候判断一个大夫好不好，就要看什么人来到这个国家住他家里，如果此人是好的学者，代表他这个人有好的朋友；同时也要看他到别国之后住在谁的家里。蘧伯玉是卫国一位很好的大夫。孔子曾经说他，国家上轨道就出来做官，国家不上轨道就卷而怀之。这说明他懂得应变。可见蘧伯玉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才。这次因为有事便派人到鲁国去请见孔子，就记下了这段对话。

孔子请这位使者坐下来谈话，当然要谈蘧先生最近过得怎么样。“使者对曰”，这说明使者一定还年轻，地位比较低，才用“对曰”，这是古时候的规矩。这个人就向孔子报告，说蘧先生想要减少自己的过错，却还没有办法做到。一般人都会想，这算什么使者，哪里有使者这样报告的呢？一般人多半会谈具体状况，最近是不是又升官了，身体如何等。而蘧伯玉派来的人居然这样回答──这肯定是蘧伯玉的意思，使者不可能自作主张──他说我们蘧老先生毛病很多，他想要减少却还没成功。说明蘧伯玉真的是这样做，而让他的使者去向孔子报告。这说明，人实在是不可能没有过错，因为过错来自于性格类别，像孔子说的，每一个人的过失“各于其党”，党就是性格类别。什么性格的人就犯什么过失，你这一生只能努力慢慢减少。蘧伯玉就是这样的人。

《庄子》也曾多次提到蘧伯玉，他说，蘧伯玉年纪到了五十而五十化，到了六十而六十化。庄子喜欢用“化”这个字，意思是说蘧伯玉到几岁就变化到几岁的样子。庄子的理解很正确，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一个人不断改善过失的话，他就不断变化。我们也提过《易经．革卦》中“大人虎变”、“君子豹变”、“小人革面”的话，小人只是革面，心没有改，所以叫小人。像蘧伯玉这样的人是很有代表性的，孔子就直接说他是一个君子，“君子哉蘧伯玉”。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个人说，三年不见了，近况如何？他回答，老样子。有些人说，我数十年如一日。事实上，变化是正常的，我们讲《易经》的“易”就是变化，宇宙里面哪里有不变的东西呢？但是不能只有身体的变化，又变老了、又变胖了，这些变化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变化是有没有改善过失。

我以前有个同事很有意思，他当教授每周上课大约八小时，两天就把课上完了，另外五天都放假，所以教授如果不用功的话，可能变成很无聊。而他当教授，在家里面念书，电话响了他不接，他太太说，我正在厨房忙，怎么电话响了你不接呢？他说，你不知道我在上班吗？他把每天八小时念书当做他的上班。我与那位教授虽然不熟，听了这话也蛮感动的，他把念书当做上班一样，每天八小时去念，太难了。我当研究生念博士的时候，每天念书十二小时，只有多没有少，但是当老师以后，每天要念书四小时都不容易呀，都要抓时间。我开始教书的时候，立志当老师要比学生更用功，这很难做到，学生每天念书十几个小时，我怎么比他们更用功呢？但至少可以拿这个作为目标，提醒自己每天要念书。当然，念多少书、做多少学问，那是专业的问题，一般人不见得做学问，但是修养自己改善过错却是普遍的要求，不能说我上班好累，凭什么叫我改善过错？我们有些同事上班二三十年，毛病一样没改，变成他的风格了，大家都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大叫一声，什么时候会生气，说话说到一个程度，大家都知道不能再讲了，再讲要吵架了。年轻的时候脾气不好，我们都知道需要修养，怎么过了二三十年都快退休了还是完全一样？这样的人只能说很可惜，生命里浪费了很多重要的部分。所以，人可以从事不同的行业，但是对于自我修养没有逃避的借口。这是普遍的要求，也是儒家的理想。只有不断修养自己，才会感觉到生命是一种力量，叫做“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解释《易经》的《易传》讲到〈乾卦〉这句话的时候说，你看到天体，太阳、月亮、星星，刚健不已，不断运行，我们该如何效法呢？自强不息。有人说，我每天慢跑，多么有恒，这叫“自强不息”。也有人说，我每天读书，很有恒心，这是“自强不息”。《易经》所说的自强不息并不是指这些，所指的是“日进于德”，每天修养德行，因为只有这方面是可以做一辈子的。如果自强不息是指每天慢跑，能跑到八十岁吗？如果是指每天念书，等老花眼加青光眼时，眼睛都看不到了，还念什么书？但是修养德行是一辈子的事，只要活着就要继续做。儒家思想就是把握了这个重点。

从这段资料可以看到，孔子和他的老朋友蘧伯玉，他们之间的来往真是标准的君子之交淡若水，大家交往的时候都是问：最近改善了没有，过失少了没有？有这样的朋友就像有了一面镜子，促使我们一直改善自己，不能落后，落后了之后将来就没有话题可谈了。

【第216讲】 #

《论语•宪问第十四》第二十六章、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六章原文是：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孔子说：“不是担任某一职位，就不去设想那一职位的业务。”曾子说：“君子的思虑以他自己的职位为范围。”

从不同的位置看一件事情，得到的结果是不同的。今天很多人说，有些人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他原来在比较低的位置，总认为高层没做好，等他自己到高的位置之后才发现，他原来想的太天真了，他也没办法做好。别人就说，你以前不是老批评别人没做好吗？怎么今天你自己做了还是一样？事实上，到了不同的位置，所见的材料也不同。比如我们今天书生论政，说国家应该如何如何，哪一天到那个位置的时候才发现千头万绪，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想的那么容易。当初只看到某一方面可以改变，没想到这一方面改变，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没有全盘掌握真的不知道事情之复杂。像这样的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国家越大，情况越是如此。所以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去做你该做的事，你不在那个位置上，多说无益。

后来孟子说，天下有道，老百姓不会随便议论。而在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中期，到处都有议论，各种说法都出来了，认为国家应该如何如何，让人无所适从。比如有一个国家叫滕国，国君滕文公也是孟子的朋友，在《孟子》里面就有〈滕文公篇〉。滕文公是一个很好心的人，听了孟子的话想行仁政。结果一个农家的代表人物许行，带着一批弟子几十个人到了滕国，说：听说你滕国要行仁政，我特地带我的弟子们来这边支持你。滕文公就给他划了块地，让他们自己盖房子，自己过日子。后来有一个儒者，看到这些农家大家一起耕田，一起吃饭，尽量过简单的生活，做得不错，就改投到农家的门下。孟子对他有意见，他们就开始辩论。这个人就说了，滕文公虽然不错，但是他还是有仓库，说明他收老百姓的税收，收了之后囤积资源，他自己可以享受。

因为农家主张农业为主，每一个人都要耕田才能生活，老百姓每天耕田，而国君没有耕田，却有仓库、有各种资源、粮食，那不是剥削吗？孟子觉得他这种想法太天真了，问道，许行他烧饭用的锅自己做的吗？不是吧。学生说，他忙着种田，没时间造锅子啊。那别人花时间造锅子不能种田就错了吗？如果只有种田是对的，那你种田之外生活所需，都需要各行各业的帮忙，但是各行各业并没有种田啊。所以农家很狭隘，把焦点放在最重要的民生上面，认为你要种田才有饭吃。如果大家都这样做的话，社会就不可能发展，只有各人做各人的行业，产品互相交换之后，才能够分工越来越精细越来越进步。农家连这个道理都没弄清楚，所以根本不是孟子的对手。今天让你换到上面位置去，假设能当国君，请问，你还是每天耕田吗？那如何去处理国家大事呢？万一旱灾怎么办？为了预防，你就要先盖水库；万一水灾怎么办？你要疏导。这怎么可能是一个农夫能做到的事呢？要盖水库，很多农夫就不当农夫，当工人去了，最后不能说这些工人没有种田不能吃饭。人家会反问，种田没水，怎么收成呢？所以，为什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实在是因为不同位置看到的资料、所看的范围不同了。孔子的话没有错。

曾子也讲了一句，意思是君子的考虑不超出他的职权范围。为什么我们特别讲这一章？因为曾子这段话和《易经》里面艮卦的〈象传〉所说的几乎一样。什么是艮卦？艮是两座山，遇到山就要停止，所以你该停止就停止，思考事情的时候不要超出自己的范围，别人自然有别人该想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喜欢替别人出主意，所以孟子说过一句话，叫做“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人们的毛病就是喜欢当别人的老师。假设今天有个邻居说我们家屋顶破了，怎么办呢？那保证四面八方的人都来建议，说要这样做、这样改、这样修，找哪一家、找谁，结果好像是大家都懂，就是那个家里有问题的人不懂。事实上，等你自己出了问题的时候，你反而六神无主，又需要别人给你建议。其实我们一直强调，自己的问题只有自己才能解决，即使拜在孔子门下，但不能够自我修养、自我反省，孔子也无能为力。

我们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讲“君子思不出其位”，大家至少对自己的事可以负责。不要怕限制，没有限制就不会集中力量针对目标去努力，没有限制就显不出价值。假设攻读博士没有限制，任何人都可以念，那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正因为现实中只有少数人有机会，才说明他适合读书，适合继续深造。同样的，成年之后想要学钢琴，随便弹几个音自我娱乐也是可以的，但想要弹到像郎朗一样，那怎么可能？他三岁就开始弹了，所以每一个人都要知道自己的分寸，在能力范围之内做好自己的事。

接下来是第二十七章，它的原文很短：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孔子说：“君子认为自己如果说得多而做得少，是一件可耻的事。”

我们经常引用有关“耻”的论述，是因为它可以代表儒家思想的特色。我们现在有机会碰到有西方文化背景的人，和他谈到文化差异，就会提到西方人有罪恶感，中国人有羞耻感，这是很简单的差别。我说的话超过我的行为，就是我有很多事还没做到就拼命说，这是可耻的。我年轻的时候也有这个毛病，很喜欢讲我要如何如何，结果常做不到。应该要把理想放在心中，尽量谨慎，说话说得少，做事做得多，先做再说；如果先说再做，就不能打折扣，也没有退路了。

这两段合起来的话，就可以看到，一个人真是要先了解自己，知道自己的处境与责任何在，然后认真地过实际的生活，不要好高骛远。

【第217讲】 #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二十八章。这一章的内容我们应该很熟悉了。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孔子说：“君子所向往的三种境界我还没有办法达到。行仁的人不忧虑，明智的人不迷惑，勇敢的人不惧怕。”子贡说：“这是老师对自己的描述呀。”

本章特别提到的是君子。前面已有许多篇章讲到有关君子的内容，这一次又把君子与这三个特征联系起来。这三个特征在《中庸》里面称做“三达德”。《中庸》提出“五达道”与“三达德”，五达道就是让一个人可以走得通的五条光明大道，指父子、夫妇、君臣、朋友、兄弟这五伦；三达德，是智、仁、勇，君子所表现的风格或境界的三方面。德代表方法，也代表我们修练的心得。顺序和本章原文不同，原文是仁者、智者、勇者。

谈到生命的修练，人有身、心、灵(也称作精神)三个层次，身是身体，它是必要的，每天要吃饱喝足，好好运动，好好休息；关键在于心，我的心思、我的念头、我的理智都属于心，它的表现是三方面，知、情、意。所以孔子讲“君子道者三”，所扣紧的也是可以通过何种方式来修练，目的是要从身体、心智到精神的层面，以达到完美的境界。所以人要把修练的重心放在心智上。早上起床，开始一天的生活，只要可以看，可以听，可以学习，可以思考，我就是个正常人。这个时候要修练什么呢？第一是知，是要达到智者，能够不惑。就心理学角度来看，知分三个层次：第一个是信息，第二个是知识，第三个是智慧。打开报纸一看都是信息，讲的内容也不见得都可靠，尤其上网一看很多谣言，这时就要有专业的知识，把很多混乱的信息构成一个系统。知识的特色在于有系统地了解某一方面的东西，但是它是有分工的，学农的不见得懂工，学工的不见得懂文，学法律的不见得懂医，它是分别的，各有各的知识，合不起来。但是我们非要加以整合不可，因为我们是一个完整的人。这就牵涉到智慧，从信息到知识到智慧，就要提炼一些东西出来。杨振宁先生是有名的物理学家，三十五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在《自传》说自己从三十岁以后做人处事全靠《孟子》。他的专业是物理学，但不能靠物理学做人处世，《孟子》里面讲的是人生的智慧，要靠孟子这种儒家的哲学做人处世。在求知时如何能称为“智者不惑”呢？一个人学物理学恐怕对于文学很迷惑，学文学恐怕对于医学很迷惑，人都有不同的专长也相对的有很多迷惑，而学习儒家的思想重点不在于信息，不在于孔子说过哪些话，它是千锤百炼，已经不再是知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具体生活的某一方面的技能、专业的技术，它给予我们的是智慧。各行各业的专家，各行各业的学者，拥有各种不同的知识，都可以学习儒家，因为它会转化为智慧。智者不惑，代表遇到生活上的各种挑战都不会困惑，因为懂得儒家的思想，知道该如何抉择。

第二、仁者不忧。这里要讲到情绪、情感、情操三个词。人人都有情绪和情感，一时之间被引发的称为情绪，情绪很容易冲动，情感比较稳定。比如我们对父母的情感，那不是情绪；我们说同窗之谊，同乡之谊，也属于情感。再有就是情操，即我这一生的操守，什么是我的风格。仁者不忧，便是指情操。提到仁者，我们会想到孔子说过的“仁者爱人”，但是不要忘记孔子说过的另一句话，“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他所爱的是好人，他也能厌恶坏人。若只说仁者爱人，那如何对待坏人？难道仁者也去爱吗？那就变成道家的老子了，不分好坏都去爱。那是不同的学说，老子的主张，儒家并不赞同。

第三个讲到勇者，这与意志有关。我们平常比较少谈意志，仔细阅读《论语》就会发现，有些人意志坚定──“三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意志多坚定！一旦打定主意，打死不退，天下人都拿他没有办法。孔子的意思是：即使一个普通老百姓，也没有人可以把他的志向夺走。决心要达到他至死不悔的决定，得有坚强的意志。所以意志和勇敢有关，因为坚持的时候会有各种阻碍，各种反对的力量，这时就需要勇敢。

所以儒家讲智、仁、勇三达德，若用今天最新的心理学理论去相互对照，发现也可以丝丝入扣，一一对应。所以为什么儒家的思想那么重要，因为学会了之后(不是学会一两句话，而是学会整个的观念)，让我们除了有身体之外，心智的运作(每天都要想一些事)，情感的互动(每天都要和别人互动)，面对每天都要做的一些选择，可以确知方向何在。

【第218讲】 #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二十九章。这一章的内容是：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子贡评论别人的优劣。孔子说：“赐已经很杰出了吗？要是我就没有这么空闲。”

这段话的背景很清楚，子贡口才太好了，很聪明。聪明人会觉得最难忍受的就是愚笨，因为他自己很聪明，无法体会别人的痛苦。我这样讲是因为我自己以前数学不好，请教老师时，老师再三讲解我也想不通。数学好的同学就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笨呢？其实数学这种学问，基础很重要，因为它是有延续性的，基础没有打好，后面根本就掌握不了。像子贡这样的学生，一定常常认为别人提的很多问题都已经被他掌握。方人的“方”，就是比较。子贡喜欢评论别人，甚至连孔子也被子贡批评过，他说我们老师也没什么了不起，只是博学多闻，记忆力不错。孔子知道后便表示自己的学问可不是零零碎碎的，而是“一以贯之”的。子贡这位学生喜欢评论别人，被孔子知道了。孔子也没办法去禁止他，只是提醒说，子贡你已经很杰出了吗？要是我就没有那么空闲。批评别人需要时间，总是在研究别人的缺点，再就是听别人讲谁的闲话，太空闲了吧？再怎么无聊也不需要做这种事。像孔子这样的人，每天学习不厌倦，书是念不完的；他还要教书，加上他中间还做过官，年轻的时候做过基层的工作，所以他是没有时间老和别人比较的。子贡这个学生有时间去观察别人、评论别人，等于是犯了年轻人常有的毛病，因为年轻人往往很有理想，眼高于顶，总觉得这些在上位的人好像都不够完美，各方面都有限制。但别忘了每个人都曾年轻过，我们将来年长后就一定比他们好吗？不一定。所以年轻人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有理想固然很好，但是理想主义旁边常常住着虚无主义。这是两个极端。有些有理想的人，经过一再的挫折打击，就突然觉得人生根本毫无意义，活着没什么意思，再努力也一样不会有结果的，这就是虚无主义。虚无主义者觉得做好、做坏都无所谓，反正最后会结束。这种语调非常消极，而这样的人往往是以前最积极的热血青年。

我们今天谈到年轻人，像子贡，批评别人当然代表他有很高的标准，但自己做得到吗？儒家的希望是要求自己尽量严格，标准可以高一点，要求别人尽量宽松，因为别人有别人的苦衷。我有时候看到学生作弊，常常想，他是不是有他的苦衷呢？可是作弊实在是一件不能原谅的事。有些人觉得我大概很会教孩子吧？其实我只教一件事，从她小学第一天入学的时候，就对她说念书考试绝对不要作弊。小孩子很聪明，她才七岁不到，就问我：那考不好，你会不会骂我呢？那么小的孩子都知道作弊可以考得好一点，说明这是普遍的观念，我真是很难过。我说我绝不骂你。我和女儿的约法只有一章，不要作弊。我教书教了几十年，知道作弊对年轻人伤害最大。一个人作弊之后，会觉得自己做了一件不合乎标准的事，怕别人发现，拿到分数之后也觉得惭愧，这不是我该得的分数。这样的人还算好的，至少知道惭愧，作弊成了习惯之后就没感觉了，认为每个人都一样。那就糟糕了，将来进入社会之后一有机会不就贪赃枉法吗？所以我们要了解，一开头就不能放松。

所以，对自我的要求、自我的检讨，是我们一定要掌握的。我们对自己的了解有多少呢？西方当代心理学家帮助别人时，一定问一个问题：你心理上有困难，你觉得不快乐，请问你了解自己吗？你了解自己什么情况会快乐，什么情况会烦恼，你知道自己这一生要追求什么吗？如果你这些都不知道，却说有烦恼，那实在没有必要。就好像慧可禅师去拜见达摩祖师，一开口就说：求大师为我安心。大师真是了不起，马上说：把心拿来，我替你安。慧可说：我找不到我的心。大师说：我已经替你安完心了。什么意思？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常觉得很烦，谁在烦？我在烦。连我都没有了，那谁在烦呢？就没有烦了。这是佛教的教义，从根本上把这个“我”字去掉，我本身并不存在，它是各种条件合成的、因缘合成的，把它抓太紧便称为执着，那样不是自寻烦恼吗？把我当做很多人之一，我这样做，我有这种愿望，别人也会有，我做这件事，别人做那件事，各自取其所好，为什么我要比别人突出呢？所以先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路，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孔子说，我就没有这么空闲了。因为我要忙于自我了解，同时自我反省、自我改善。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子贡仍是很好的学生，后来老师要他与颜渊比较，他说我差太远了，颜渊闻一知十，我只闻一知二。孔子过世以后，能让孔子的名声传遍各国，主要是子贡的功劳。因为子贡后来在鲁国做了大官，贡献很大，而他的口才又特别好，学问也不错，他和各国人物来往时，毫无保留地推崇老师，所以孔子的名声能够四处传播，子贡功不可没。他在年轻时尽管有各种毛病，但经过老师的指点后能够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改善。等老师走了之后，他更发现自己的老师确实伟大。现在孔子坟前有一间小屋子，前面石碑上面刻着“子贡庐墓处”，子贡在这儿为老师守墓。别的同学守三年，子贡守了两个三年。我们将来看到关于三年之丧时，再解释大概的情况。

【第219讲】 #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三十一章。这一章的原文是：

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

孔子说：“不先怀疑别人将会欺骗，也不猜测别人将会失信，但是又能及早发觉这些状况，这样的人真是杰出呀！”

《论语》念了好多遍之后，我才发现这段话的重要性，把这段话学会了，一辈子都不会上当。“逆”是预先，“诈”就是诈欺，不预先去怀疑别人将会欺骗我，比如一个朋友向我借钱，朋友有通财之义，我正好手头比较宽松，就借吧，我不会先怀疑他会欺骗；也不猜测别人将会失信。又能及早发觉这些状况，这点最难。一般而言都是事后发觉，已经发生了，损失惨重，所以我现在多半不愿意和朋友有任何金钱上的来往。对我来说，这些也是学习了解人生，我知道别人可能有困难，也许有不得已的苦衷，谁愿意被人家一天到晚指责骗钱呢？当然也有些人毫不在乎，让我们来探讨骗子的心态，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打诈骗电话呢？因为骗子有个逻辑，他们心里想，如果你终究会被骗，与其被别人骗不如被我骗，所以诈骗电话就出现了。但是我们怎么可能这样猜想一个朋友呢？既然称为朋友就一定有些交情。孔子为什么讲这段话？他一定也有过一些经验，比如车子借给别人，别人开到别国去不还了；或者别人希望什么事情要同他合作，到最后失信，他也无从追究。想必孔子累积很多负面的经验，然后才说“能及早发觉”太难了，这样的人太杰出了。说明一般人都和我一样，无法及早发觉。古代社会与今天的社会其实很多地方类似，我自己有过多次的受骗经验之后，对这段话就感觉特别亲切。

“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我们常常讲先知先觉，谁能做到呢？我认为自己学习儒家在许多方面算是很早知道的了，绝不是因为有国学热才开始念《论语》的，我在十年以前就把《论语》解读全部写成了，也一直在教这门课。我先知先觉的不是国学热，而是对儒家的爱好。一个人把《论语》仔细念一遍，再想想看，这是谁讲的话，他为什么这样讲，讲得对不对。不要有什么偏见，不要说自己喜不喜欢孔子，当然也不要理解错误，就自然会有许多心得。很多年轻人不喜欢孔子，是因为《论语》第一句话就让他们伤心了。学生对我说：老师，孔子太不了解我们学生了，他居然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他把这句话理解为，孔子说：学了之后时常复习不也高兴吗？而实际上我们学了以后要时常复习与考试，苦不堪言，所以孔子太不了解我们了。我年轻的时候也一样，我说《论语》改一个字，我们就喜欢孔子了。假设今天翻开一本《论语》，上面写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苦乎”，同学们就会觉得，这个孔子很了解我！但是孔子说的学而时习之的时，不是“时常”的意思，现在许多翻译本还是把“时习之”讲成“时常去复习”，其实孔子说的时，是指“适当的时候”，这个字一定要掌握住，否则太冤枉孔子了。儒家讲“时”非常用心，比如《易经》里面有《易传》，《易传》特别强调两个字，一个是时，一个是位。《易经》的时就是时机。易是变化，变化的时候要看时机。六十四卦里面有十二个卦特别强调时机，这是很高的比例，别的概念很少重复那么多次。什么是位呢？就是位置。在不同位置，就要知道它的吉凶不同，同样一个卦里面有好有坏，就好像我们同在一个单位工作也有好有坏，关键要看位置在哪里。有的是位置在高的地方好，但太高的话也不好，高处不胜寒，像乾卦上九“亢龙有悔”，龙飞得太高，已经有所懊恼。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要做到像孔子说的真是不容易，要累积很多生活经验，多去了解人生的失意状况。我现在和朋友来往的心态是别人一有困难，大的忙我帮不起，小的忙还可以，帮的时候不去想他要不要还的问题，他有困难，我就算是急难救助中心，帮了就算了。我这几年学儒家也学道家，在实践的过程里面有很多心得，其中之一是不管做了多少事，不管做得好不好，转头就忘。比如我今天上课上得很开心，转头就忘了，上过课吗？忘记了。人要活在当下。等一下休息的时候，我只是想，可以好好轻松一下了。上课的时候我就不想别的事，如果我现在想什么时候可以让我休息吃饭，马上就分心了，就没办法专心讲课了。要练习转头就忘，忘记过去的事，高兴的与不愉快的都忘记。有的朋友看到我就跑，因为还没还债。但是我看到他很高兴，因为我忘记这件事情了。但他心里记得，说明他也知道自己不对。那他为什么还这样呢？他恐怕有困难。我常常想，我们活在世界上还能够帮别人忙，还能偶尔受骗，也是很幸运的，至少比骗人的人要幸运多了。

我这样讲是有哲学根据的，根据谁呢？希腊时代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说过一句话，假设你可以做一个加害者，也可以做一个受害者，你选哪一个？苏格拉底选择第二种，要做受害者。因为加害别人叫做行恶、做坏事，受害者一定是被恶行所伤害，我宁可做个受害者，不要做个加害者，比如下雨天我到餐厅吃饭，雨很大，我把伞放在门口，出来一看伞不见了，那怎么办呢？我拿别人的伞吗？我心里想，我拿别人的伞，别人问的话，我就把自己当做是拿我伞的人，A等于B，B等于C，过去了。可以这样做吗？如果我的伞被人拿走，我也拿其他人的伞，那我与拿我伞的人有什么差别？所以，我就想，算了，再买一把吧，我就不用为这些事情烦恼了。君子要不惑、不忧、不惧，至少不忧与这点有关，多了解自己便没有什么可忧愁的。

【第220讲】 #

《论语•宪问第十四》第三十二章。这一章的内容是：

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

微生亩对孔子说：“你这样子修饰威仪是为了什么？该不是为了讨好别人吧？”孔子说：“我不敢想要讨好别人，只是厌恶固陋而已。”

我们平常讲的“栖栖遑遑”与这里的用法不完全一样。孔子周游列国到处奔走，这一国跑完跑下一国，席不暇暖，很辛苦的，叫做“栖栖遑遑”。很多人说，“栖栖”在这里为什么不翻译成“到处奔走”，却把它翻译为“修饰威仪”呢？因为栖栖本来就不只一种解释，这就要看上下文了。微生亩这个人一定是孔子的同辈，才会直接叫他丘，如果不是认识的老朋友怎么会直接叫名字呢？都要称夫子或子。微生亩直接说，你这样子修饰威仪是为了什么？该不会是为了讨好别人吧。佞，本来是指很会说话，讨好别人。我们现在请问，到处奔走与讨好别人有什么关系？不太容易说得通。但是修饰威仪和讨好别人就比较有关系了。孔子周游列国，有好几辆马车，孔子在中间，学生前前后后都有，浩浩荡荡。孟子提到，孔子在周游列国的时候出疆必载质，也就是离开一个国家的边界一定带着一只雉。雉就是野鸡，古代可以作为见面礼，孔子准备去见另外一个国家的国君。这是修饰威仪还是栖栖遑遑？栖栖遑遑就像逃难一样，哪里有心思去找见面礼呢？而且微生亩说，你这样子栖栖该不是为了讨好别人吧？那么，栖栖与讨好别人一定要连得上，否则的话，你说栖栖是到处奔走讨好别人，这不太能说得通。孔子说我不敢想要讨好别人，只是厌恶固陋而已。说明修饰威仪就不会固陋。奢则不逊，俭则固，固陋代表节俭才会固陋。孔子说，我讨厌固陋而完全不讲礼仪的人。我们是念书人，周游列国的时候希望有机会做官，当然要有一个读书人的身份，表现一定的规格，所以我修饰威仪去见任何一国的国君，人家也会比较重视，认为这个人不是来讨饭吃的，他有他的本事，也有他的主张。所以把栖栖翻译成修饰威仪，这样才能符合别人的质疑。儒家讲究文质彬彬，不能只有质没有文，这样理解的话就比较清楚了。

我们这样讲到底有什么用意呢？一方面想了解孔子，因为在《论语》里面像这样的话很少出现，双方意见不同，有些争执。微生亩是谁？在《论语》里面姓微生的有两个人，这里出现的是微生亩，以前出现过一个叫微生高的，他们也许是同一个人，但我们没有把握，还是看做两个人吧。还记得微生高吗？孔子说，谁说这个人很直爽呢？有人向他借醋，他跟邻居借来再给人家。说明微生高有一个很直爽的名声，孔子不以为然。别人跟他借醋，他家里没有就说没有，这叫做直爽，想借的人可以去向别人借，去感谢别人；他叫人家等一下，再向邻居借醋，让人家感谢他，这是慷他人之慨，为什么贪图别人的感谢呢？所以孔子公开说微生高不能算是直爽。当然就拿借醋这件小事情去发挥，有点小题大作了。微生亩恐怕是微生高的堂兄弟或是亲兄弟，他可能知道老哥(或老弟)被孔子说成是没有那么直爽，结果看到孔子和他的学生们周游列国，穿得很整齐，马车装备都不错，就批评他了，你这是不是想要讨好别人啊？他也知道孔子很讨厌佞，佞就是口才善巧。像孔子的学生仲弓，别人说仲弓这个学生能够行仁但是口才不好，孔子说什么？他能不能行仁我不知道，但是和别人相处何必需要口才善巧？口才越好的人越容易得罪别人。这一段是有这样的背景，我们把它连在一起。

谈到周游列国，孟子后来场面更大。因为孟子那个时代，各国诸侯在争霸的时候，要主动表示请天下有本事的读书人来，叫做卑礼厚币。卑礼就是说我国君谦卑，用非常礼貌的态度对待你；厚币就是用很厚的奖赏，别人给你多少我加倍，待遇很高，以这种方式吸引人才。所以孟子周游列国时，后面跟着几十辆车，从者数百人，有人甚至质疑他“传食于诸侯”。什么是传食呢？这家吃完吃那家，那家吃完吃下一家。这样不是太过分了吗？相比起来，孔子周游列国有些狼狈，将来看到〈微子篇〉第十八你会发现，老师和学生走散，子路饿得没饭吃，别人请他吃顿饭，感激得很。孔子和孟子，他们的目标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要求，作为儒家基本的规格还是要的，礼仪教化还是要的，这不能少，也不能打折扣，各种设备、装备不能没有，否则便缺乏威仪，没有威仪却希望别人重用我，那不容易做到。微生亩把这种修饰威仪当做讨好别人，其实孔子是讨厌固陋。还记得以前说过“学则不固”吗？多方学习就不会流于固陋，见多识广，对许多事情就看得开，见解通达。学习儒家思想，是希望我们通过学习能够明白很多道理，任何事情都不用大惊小怪，都有个道理可以说。

【第221讲】 #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三十四章。原文是：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有人说：“以恩惠来回应怨恨，这样如何？”孔子说：“那么要以什么来回应恩惠呢？应该以正直来回应怨恨，以恩惠来回应恩惠。”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儒家与道家的不同。

或，就是有人，他一定是听到有些隐居的属于道家学派的人强调以德报怨，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以德报怨出现在《老子》第六十三章，叫做“大小多少，报怨以德”。老子说人间很多事情，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多、有的少，你何必计较呢？别人对你不好，让你感觉到怨恨，你要用德来回应他。因为以德报怨，别人的怨才会完全化解，老子也说过，“和大怨必有余怨”，大的怨恨化解之后会有剩下的怨恨。比如我与你有长期的仇恨，和解之后余怒未消。我只有对你加倍的好，让你觉得，既然这样就算了吧，已经矫枉过正了，就一笔勾销吧。但是，一个人若对不起我，我还是原谅他，甚至反而对他更好，就有可能变成姑息养奸，使他变得更坏了。这个时候儒家就提出他的原则，孔子不认为以德报怨是好的，他说，你以德报怨的话，何以报德呢？我以前就遇到过一位老师，我们对他非常好，他对我们也很好，但是另外有几个学生经常对他很没礼貌，在背后也批评他，他也知道，他对这些学生就是以德报怨，也像对我们这些好学生一样的好。我们几个学生就不太高兴了，我们对老师那么好，老师对我们很好，他们几个对老师这么坏，老师对他们也很好，那我们为什么要对老师好呢？因为对一个人好是要努力的。我费心费力费金钱照顾你，另外一个人呢，到处去说你的不是，你对他像对我一样的好，那请问我为什么要做好人，继续做好事呢？请你给我一个理由。如果问孔子，孔子会说这个老师做的也不对。应该以直报怨。直代表真诚而正直。你骗我钱，该诉诸法律就诉诸法律，或者我要让你知道你错了，你要正式说明你怎么还，并且道歉。这是以直报怨。若以德报怨，别人骗你钱你还安慰他鼓励他。

我真的做过这种事。朋友向我借钱，到最后他承认是骗的，好了，经过调解(尽量不要上法院)，我就对他说，你有钱再还，不要着急。调解人都很感动，说我们专门替别人调解有关借钱纠纷的，第一次看到这么有礼貌的，果然是一个教授。但是我苦不堪言，心里想我已经没有了里子，不能再没有面子。你让我一个教书的人同别人大吵大闹，摔桌子、摔椅子说拿钱来，这个做不出来啊。别人不能以为我是以德报怨，我希望以直抱怨。然后，要以德报德。谁对我好，我对他好，天经地义，这个社会才能够走上正路。

我们要问，为什么老子要讲以德报怨呢？因为老子是道家，我们如果想懂道家就要大概知道一下，它和儒家有什么不同。道家的道代表整体，眼光比儒家看得更宽，它看的不是只有人的世界。比如我们人类，像孔子是人文主义，家里马厩失火烧了，一个工人、一个佣人被火烧伤，孔子都不能接受，他不在乎有没有马被烧死，这说明人比较重要，人与人是平等的；但是动物呢？像马、就算是熊猫好了，再怎么贵重也不能和人相提并论。这是儒家。道家说，你为什么一定要把人看得这么重要呢？人也是万物之一，你应该开阔你的心胸眼光，把万物当做人一样来加以欣赏、加以珍惜。这是道家。所以道家很强调万物都从道而来，最后又回归于道。道代表整体，讲整体的话就不要在乎恩恩怨怨。法国有一句谚语说，了解一切就会宽容一切。请问，一个人为什么对你不好？他有他的遭遇，他从小是个孤儿被人家欺负，有多不幸你知道吗？他不认为对别人好会有用，他不对别人凶别人便对他凶。他有这样的背景，你了解之后，就不忍心责怪他了。谁喜欢被别人责怪呢？但是也不能因为这样就认为杀人放火的都有理由了，造反有理。美国的律师喜欢替犯人辩护，说做坏事实在不能怪他，是这个社会太坏了，害他从小无家可归，然后在黑社会里面混，他不杀人，别人就杀他，所以他今天杀人不能怪他。难道和他一样背景的人都是杀人犯吗？太离谱了吧。有部印度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两兄弟都是穷困得不得了，哥哥误入歧途了，弟弟却努力上进。兄弟俩的背景很接近，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关键还在于自己。

道家强调整体，从整体来看的话，德与怨是相对的，别人如果对我不好，我对他还是很好，因为我知道他有他的苦衷，他有他的理由。在整个道里面，其实我也没什么损失，因为我所得到的一切也是从外面赚来的。比如一个人向我借钱不还，而我的钱也是赚来的，来来去去，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八个字一讲就不用计较了。在整体里面你计较什么呢？

我们学儒家经常会设身处地，就是换位思考。我常常想，如果我是他，我恐怕做得比他还差；如果他是我，他肯定做得比我还好。我们没有向别人借钱是因为我们比较幸运，当然也有自己的努力；但是别人不见得不努力，只是他没有好的条件，或者没有碰到好的机缘，所以就一筹莫展。如果我是他说不定情况更糟呢。从道家的角度来看，明明是别人对不起我，但我得到的一切也是我生下来之后才慢慢得到的，那我何必认为这些非属于我不可呢？自己用不完让别人用，这也没什么不对呀！这样一想就不同了。我们要记得，儒家是人文主义，如果不坚持正义，不坚持真诚，人的社会就会混乱；最终有些人做了坏事没有受到任何教训，他不知改善，这是对他生命的浪费。儒家在这一点上是不能够接受的，任何一个人做坏事，我以直报怨是希望他觉悟，希望他可以走上正路。

老子与孔子说法不同，并无孰是孰非，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思想系统，主张自然相同。

【第222讲】 #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三十五章。这一章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它的原文是：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说：“没有人了解我啊！”子贡说：“为什么没有人了解老师呢？”孔子说：“不怨恨天、不责备人，广泛学习世间的知识，进而领悟深奥的道理，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吧！”

孔子有三千弟子，精通六艺者七十二人，这么多的学生居然让孔子感叹没有人了解他。我们要问，是孔子的思想太复杂深奥，还是同学们太不用功呢？孔子的教材是以《诗》、《书》、《礼》、《乐》、《易》为主。同学们学会之后可以设法去做官。但孔子不止是一个教书匠，他和一般大学(古时候也有大学，贵族子弟去念的)的老师是完全不同的，他是一位哲学家。作为哲学家，以西方标准来说，有三个特色：

第一，有自己一套新的概念，可以用来面对、解释所发现的真实的世界。因为一般的概念别人在用，用久了之后失去解释力了。我们平常讲话都已经是随俗从众了，说出来的话和实际的现实情况对照起来有差距了。所以哲学家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概念。而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而学生没有人知道何谓仁。孔子如果不讲“仁”字，他的学说有什么重点呢？

第二个特色是设定判准的标准。有些人是小人，有些人是君子，这标准是孔子定的。他定的时候参考的因素是立不立志，志向对不对，有没有一直往上提升。

第三个特色是建构系统。只要是哲学家一定有完整的系统。孔子曾经说过“吾道一以贯之”，这是最好的证据，说明他有一个中心思想连贯起来成为系统。不同于一般的学者，这个念一点、那个念一点，不然就是成为某一学科的专家，全世界懂他的学问的人屈指可数。

孔子这样一位大哲学家，他了解的是人类生命的特色，只要是人，依照孔子的指导去做就没错。但他教书的时候不能谈这些，只能谈学生所需要的具体的知识与能力，让他们有机会去做官。加上学生里面只有颜渊既好学又有德行，他有可能了解孔子，但是比孔子还早过世。所以孔子说“莫我知也夫”，这几个字真是很深的感伤。我年轻的时候读到这里没有特别感觉，觉得不过又是一章。我们记得的是“下学而上达”，或者是“不怨天不尤人”。有时候我们开玩笑说，他才说完“不怨天不尤人”，后面又说只有天了解我吧，这不是在抱怨吗？后来年纪大了才知道，“莫我知也夫”真是让人伤感，有时候几乎都要替孔子掉泪了。还好，一百多年之后孟子了解他。

当时子贡在他身边，子贡是够聪明的，就问，为什么没有人了解老师？孔子说，我不去怨恨天也不去责怪人。奇怪，这和是否了解你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啊。孔子并没有说别人不了解我，因为我有什么样的思想，他只说没有人了解我，但是我不怨恨天，也不责怪人。“下学而上达”──我先了解人间所有的事情，然后往上到深刻的程度。人的生命其实很简单，和万物有什么差别呢？有出生就有结束，顶多活个一百多岁，然后这一生过去了，留下子孙面对同样的问题。自古以来哪一个人不是如此？多少人是煳里煳涂过一生，很多人碰到战乱，莫名其妙就过世了。请问怎么样让这一生有意义呢？

孔子对这样的问题有他全盘的理解。他最后说了一句，知道我的只有天吧，说明他和天之间有一种相互的沟通。我们可以对照孔子说的“五十而知天命”。他了解天命，这个天命不只是孔子个人的天命。天为什么要让人类出现呢？如果没有人类，宇宙也有它生态的平衡，没有什么问题的，恐龙该出来还是出来了，别的动物该起来就起来了。没有什么善恶是非的问题，纯粹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则。人类出来之后问题就大了，就有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孔子有他一套完整的思想，但当时的人不了解。一般人只注意到眼前的生活，或者近期的目标。那样所取的典范就是两个字：富贵。我这一生只要得到富或贵，谁不说我成功？相反的，如果我落到贫贱的地步，谁又看得起我？如此，人的价值就变成在外不在内，因为得到富贵与陷入贫贱，有时候不是看有没有努力，也不是看有没有德行。像颜渊，这么有德行，这么努力，还是处在贫贱的位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孔子说，了解我的只有天吧。他还是很有信心，相信天了解他，他这样做不是白费力气。

孔子提出对人的一种新的理解，即人的价值在内不在外。外面是看我的天时地利人和，时也、运也、命也；但是内在的价值，古今中外是普遍的、公平的，就看自己能不能振作起来。人格的平等不是在外的，在外从来没有平等过。一样身高吗？一样聪明吗？不可能的。人类都自由吗？西方学者卢梭说：人类生而自由，但到处都是枷锁。这些枷锁很多是外面别人所加的，这个社会从古到今什么时候让一个人完全自由呢？若让人完全自由，做任何事便会只为了自己的利益，这种自由只会给别人带来伤害。等我们年纪大了、衰老了，别人同样伤害我们。所以孔子的理想为什么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老者、少者都是弱势群体，一个社会有没有文明，就看这些弱势团体能否受到照顾。谁不曾经过幼年时代、谁将来不会变老呢？所以孔子的志向一看就知道很不平凡，他这样一种思想是人类历史上很少见的。古今中外，要找出这样的思想，屈指可数。越是往古代上溯，阶级、地位的区分越明显，甚至是个奴隶社会，大多数人都是奴隶，中国如此，西方也一样。后来慢慢到了封建社会，贵族出现，一般老百姓还是被统治。请问谁能给人类一个共同的目标，不要计较富贵或贫贱，而纯粹从人格的角度上肯定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责任让自己走向完美，从向善到择善到止于至善，孔子有这样的学说和理想，却没有人了解他。这是他的损失吗？是没有理解他的人，当时的人的损失。后代如果还是不理解孔子，则是后代的损失。所以我们对于这段话要特别用心思考，知道孔子有他的委屈。而我们今天要让他的委屈逐渐化解掉，从自己开始，让孔子的理想可以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得到实现的机会。

【第223讲】 #

《论语•宪问第十四》第三十六章，这一章的内容是：

公伯寮诉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公伯寮在季孙面前诽谤子路。子服景伯告诉孔子这件事，说：“季卿的想法已经被公伯寮所迷惑了，不过现在我还有能力对付他，让他的尸首在街头示众。”孔子说：“政治理想果真实现的话，那是命运在决定；政治理想最终幻灭的话，那也是命运在决定。公伯寮怎么能左右命运呢？”

这段话的背景应该是子路在季氏家族开始要受到重用，这时有人进谗言，说子路的坏话。鲁国有三家，孟氏、叔氏、季氏，代代相传，这些家族的子孙，又称为孟孙、叔孙、季孙。子服景伯因为听到有人对子路有意见，便好意向孔子报告，说季氏已经被迷惑了，我现在还有一点兵力，可以把进谗言的公伯寮杀了。肆诸市朝，就是把他的尸首放在街上让别人看到。如果孔子同意把他杀了，这样子路就有机会继续做官，那必然酿成党派之争，此非孔子的作为。孔子当然反对随便杀人，所以提出“命”的观念。孔子希望学生可以把他的想法用在实际的政治上，造福百姓。他说政治理想如果能实现，那是命在决定的。命，代表大势所趋。古代人相信一切都来自于天，《诗经》中有“天生烝民”，烝民就是众多百姓，都来自于天。还有“天作高山”，我们所见自然界最宏伟的高山也是天创造的。人类和大自然都来自于天，人类存在自然界中，有人拥有富贵，有人陷入贫贱，一切都要归之于天，用一个具体的名称，就是命。所以天与命在根源上都是以天为主，命代表遭遇。比如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命运，命运是指每个人不同的遭遇。为什么遇到这件事，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碰上，这就是命，换言之，不能理解而发生的事，就是命。《孟子》里有一句话可以作为参考：“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怎么做成的居然做成了，那是天；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怎么发生的居然发生了，那就称为命。所以命是结果，就遭遇而言的；天，是就事情的运作过程来说的。讲天，是将所有的一切都归之于天；讲命，是特殊的事件、某一个人的遭遇便称为命。

本章孔子说政治理想要实现，鲁国要上轨道，那是命；鲁国不上轨道，那也是命。公伯寮算什么？怎么可能因为他一个人就左右整个命运呢？意思如果季孙氏聪明，能够看清谁是人才，公伯寮怎么讲季孙都不会受影响；相反的，如果季孙本身没有什么见解，也不能分辨好人坏人，就算公伯寮不来这边进谗言，还有很多公伯寮第二、公伯寮第三，想进谗言的人多的是。意即季孙当政，他本身如果明智，谁来说话都不受干扰，鲁国自然就上轨道了。如果他很容易轻信别人的谗言，即使把这个进谗言的人杀了，一样会有别人讲谗言。所以孔子把这一切归之于命，代表大势所趋，不是一、二个人所能决定的，形势比人强。对于像这样的情况，儒家就把它理解为“命”。

我们谈到命时，可以把它当做各种条件的总和。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天、地、人这些不是条件吗？像孔子这样的人才，从任何方面观察都可以发现，他学问这么好、德行这么高，有为有守、能进能退，对任何事情的判断都那么准确，该做就做，有人用他就出来发挥抱负，没人用他就隐藏起来，所谓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真是大臣风范，在不同的时代肯定会有特别的作为。但是孔子也只好说这是命。但是没关系，就因为这样的限制，使孔子的生命有如河水冲刷下来，遇到大的岩石挡道，激起的浪花更加精彩，让我们从浪花里面看到河流是多么强劲。

简单说来，“命”至少有两种：第一是无可奈何的遭遇；第二是使命。外在的遭遇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这是什么时代，这是什么社会，谁来当政，谁有什么问题，不是由我们决定的，称为命运，无可奈何；但是我们可以有自己的使命。孔子自述“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就包括两个意思：第一个是命运，这一切不是我要它发生的；第二个是使命，我知道自己要往哪里走。命运是盲目的、无奈的、黑暗的，使命是自己选择的、主动的、光明的。我为了我的使命而牺牲，是杀身成仁、死得其所。比如颜渊，孔子说他“不幸短命死矣”，短命就是不幸了，谁能保证一定活得很久呢？这是命运。但是颜渊虽然年寿有限，只有短短的四十年，但焕发出多少光彩？他并没有绚丽的社会成就，但只要提到儒家，谁能不学习颜渊呢？像他这么贫贱卑微、这么穷困，却依然快乐。有多少人富贵而不能快乐呢？如果让颜渊身处富贵，他会不会反而不快乐了？无庸置疑，他即使富贵也一样快乐，因为可以照顾更多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是儒家的思想。

所以，有理想就好好做，能不能做成不要太执着。很多事情还是要各种条件的配合，不要以成败论英雄，因为成败从来就不是英雄主要的考虑。

【第224讲】 #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三十八章，它的原文是：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子路在石门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早入城，守门者问：“从哪里来的？”子路说：“从孔家来的。”守门者说：“就是那位知道行不通还一定要去做的人吗？”

这段话真有意思。它的背景其实很简单，就是子路回来太晚了。古时候的城门有宵禁，晚上十一点之后城门关了，不让人通行。因为子夜时分，不关门便有引来盗贼的危险。所以十一点门一关，子路就只好在门外过夜了。第二天一大早，城门刚开他就进城，别人当然要问了：你从哪里来的，进城要去哪里？子路回答是从孔家来的。这个时候孔子在鲁国应该是当司寇，是大夫之家，大夫相当于是部长级别，古代一个国家部长级的官员并不多，一说从孔家来，守门的人就知道了。

古代守海关的、守关卡的人，确实比较见多识广，如果没有这些守关的人，谁留下老子的《道德经》呢？当然这是一个传说。老子在周朝负责管理国家档案，当图书馆馆长，后来退休了，看透了许多事情，就骑青牛出函谷关。守关的人拦住他说，知道你是有学问的人，把你的智慧留下来吧。所以老子就写下《老子》五千言。当然，这做为趣谈是可以的，《老子》这本书怎么可能几天写下来？它应该是一群人长期共同生活的智慧结晶。但是不论如何，这个故事说明道家也不是不谈学问。一般人以为道家真是太好了，儒家老是教我们念书，道家说最好不要念书，求道就好了。错了，老子是管图书馆的，该看的书都看过了。庄子呢？在司马迁笔下，说他是没有书不念的，叫做“其学无所不窥”。这是道家，要了解了之后才能超越。还没有念完书，便谈超越，要超越什么呢？

我们看到这些守关的人是不简单的，此人对孔子的这句评论，千古以来只要说“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便是指孔子。孔子到底是什么样的表现，他自己的学生也说不清楚。还记得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吗？子路不回答，他怕讲错了不好意思。所以孔子就教他你以后要这样说、那样说。现在，一个守门的人，阅人多矣，旁观者清，他对孔子的理解是：知其不可，明明知道行不通；而为之，还是要去做。究竟动力从何而来？为什么有这么强的动机呢？一般人知道行不通就不做了，或者等待别的机会，或者半途而废。孔子不同，虽行不通仍照样做。旁人都觉得奇怪，分明行不通，天下人都知道，他为什么还执意去做呢？因为孔子的动力在内不在外。人性向善，这个向善是我真诚带来的力量，不是他人给我的力量。力量来自他人，就如同气球，不给它力量，不久便消气了；自己有力量，则好比发电机，力量是内在的，本身可以发电。如果不是由内而发，而是别人鼓励、给掌声才努力奋斗，当外来的力量消失了，就如同泄了气的皮球，为什么还要奋斗呢？

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理由在一套完整的人性论，不是要不要选择，而是身为一个人，就没有第二个选择，只有一路往前走，坚持始终行善了。与他形成有趣对照的是后世的庄子。庄子的年代和孟子一样，是战国时代中期，属于梁惠王的时代。庄子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意思是知道事情无可奈何，我就安心接受它，当做自己的命运。道家不主张在行不通时继续努力，他们会绕个弯等待时机成熟了再做，事半功倍。所以道家的关键在于智慧，要判断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是时机成熟。儒家是有智慧的，智者不惑。但是一个仁者，内心的力量身不由己，非要往前走不可，虽然知道行不通，但是没办法停止。最后能不能做成是另一回事，往前走的奋斗精神就足以感染天下人，让天下人都知道做人没有别的选择。后来孟子就发挥得很好，他说，孔子说过“道二，仁与不仁而已”。人生的路只有两条：一条是行仁，一条是不行仁。该选哪一条？当然是选择第一条了。

我们谈人性向善时，肯定人生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善。不能避开人群，必须身不由己地，由内而发地，真诚地与所接触的每一个人都创建适当的关系，这是唯一的选择。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生在这个时代，遇到这些人成为我的同学、同事，真倒楣。如果能换另一个环境，和更好的人做同学、做同事，说不定自己就表现更好了。不要抱怨，就因为有这些你以为不好的同学同事，正好对你加以磨练。要感谢他们给你修养的机会。想想看，如果身边都是好人，需要修养什么呢？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家世、环境、背景不理想，反而是一个磨练的机会，让我们精益求精，把最好的一面，人性的精彩一面不断地表现出来。

【第225讲】 #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三十九章，这一章的原文是：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

孔子留居卫国时，某一天正在击磬。有一个挑着草筐的人从门前经过，说：“磬声里面含有深意啊！”停了一下又说：“声音硁硁的，太执着了吧？没有人了解自己就放弃算了。‘水深的话穿着衣裳走过去，水浅的话撩起衣裳走过去。’”孔子说：“有这种坚决弃世之心，就没有什么困难了。”

这段话再次说明孔子认为没有人了解他。如果只有以前讲过的“子曰：莫我知也夫”，你恐怕会认为《论语》材料这么多，只有一次，大概是偶尔感叹一下吧。现在证据确凿了。这一次孔子在卫国击磬。我们在博物馆看到过，磬是石头做的乐器，排成一排。怎么击磬我们也不太清楚。孔子的音乐技术非常高超，他可以透过击磬表达自己心中深刻的情感。他在卫国的时候，很可能是住在蘧伯玉家中，他在屋内击磬，有一个人挑着竹筐经过他门前。这个人叫做荷蒉者。古代很多人不印名片的，你问他什么名字，他不理你，那你怎么办呢？就把他形容一下。比如你一说荷蒉者，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就是挑着竹筐的人，这变成他的名字了。其他还有人叫接舆，就是靠着你的马车的人。这个人曾经说过孔子，“凤兮凤兮，何德之衰”，是楚国的一个狂者。

这个挑竹筐的人显然是个高人，整部《论语》里，孔子在演奏音乐时，只有这么一位知音。而这个知音与他是不同门派的，但是聪明之至。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不同门派的人成为知音很累，金庸小说里面写道，两个人一正一邪，成为知音之后演奏“笑傲江湖曲”，旁边的人看着都觉得不忍心，因为在江湖上两个人是势不两立的。这个荷蒉者说，“有心哉击磬乎”，击磬的这个人内心里面有很丰富的感情啊，有心意要表达。他就继续听。听了之后就说，声音太执着了。“铿铿”这两个字孔子用过，“铿铿然小人哉”，现在别人居然用这个来讲孔子。说你这个声音太执着了。然后他听出孔子在感叹没有人了解他，所以这个人就说了：没有人了解你就算了，放弃吧。他真是个知音者啊！

我们也替孔子高兴，总算有一个人是知音了，但是这个人对孔子的做法不以为然。劝他不要知其不可还要去做，放弃算了。他引用《诗经》的话“深则厉，浅则揭”，水深的话穿着衣服过去。因为把衣服脱下来举在头上，恐怕连头都淹没了，衣服还是湿掉了。既然知道衣服非湿不可，那何必还要担心衣服会不会湿呢？就穿着衣服过河去吧。浅则揭，揭这个字古音念“弃”，水浅的话就把衣服撩起来走过去。不要在岸边犹豫不决，看看水的深浅，赶快决定吧。可见听的人都替孔子着急，磬声中传达了很多意思，你究竟想做什么？他像是在质问孔子。古时候房子没有很好的隔音设备，外面人大声讲话，常常是有意让屋内人听到。孔子在房间里听到他的话，就回应他：“果哉，末之难矣。”像你这么坚决地要离开这个世界，那还有什么困难呢？《论语》提到好几次有些人脱离尘俗世界，我们没有谈这些篇章，因为一般来说，我们怎么可能脱离这个社会呢？要下定决心不再去关怀同情老百姓受苦受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道家与儒家有何不同呢？从整体上看，道家知道天下一定有人受苦受难，你能救几个人？一个人能改变潮流、改变趋势吗？太难了，怎么做都不会有效果的。所以道家就是靠智慧，知道趋势何在，他不愿意费太多力气，或者不愿意白费力气；儒家则不考虑自己费多少力气，也不在乎能不能达成结果，而是问自己该做的事是否做到。道家并没有非做不可的事，因为都在整体里面，我今天失败下次成功，今天成功下次失败，所以不管成功失败，都不要得意、也不要难过。这是道家。儒家不同，成功便与别人分享，失败则设法再改善。不断修练自己、不断努力奋斗。目的是为了把儒家的善的概念，即我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做到最好。道家不谈善，道家知道善永远谈不清楚。标准何在？是谁定的？把这一代人救好了，下一代人怎么办？那为什么不让每一个人自己觉悟？所以不同的学派就有不同的思想。

我们对先秦这两派特别重视，因为他们都有完整的系统。其他先秦各家学说问题很多，漏洞很明显，除非做专业研究，否则花时间去研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没有必要。对一般人来说，要以儒家为主，年轻的时候学会儒家，中年之后再学道家。这两派掌握住之后，年纪更大一点学《易经》。这样就够用了。

所以我们要发扬传统文化，儒家是最根本的学说，绝不能绕过它，一旦忽略它便找不到生命正确的理解和方向。

本章要配合前面孔子说的“没有人了解我”。现在有一个人了解孔子，但是他所了解的就是孔子在感叹没有人了解他。而这个人偏偏不是孔子的学生，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孔子想与他沟通也没有用。于是孔子很感慨，他说我与你不同路，像你有这么坚决的弃世之心，准备脱离这个世间的各种烦恼，那就很容易了；我难道不知道？但是作为儒家就是放不下。我曾经和一位佛学大师讨论过佛教与儒家的差别。他告诉我佛教是六个字：“看得透、放得下”。我说儒家和你有一个字不同：“看得透、放不下”。佛教看得透，儒家看不透吗？一样看得透，但是儒家放不下。因为我的心不安，天下有一个人没有安顿，我的心就不安、就不忍。

佛教有另外的境界，我们这里不宜做比较。我们只是说不要以为儒家只是一个入世的学说，只教做人处世的道理而已，那样的认知是把儒家看得太简单了。

【第226讲】 #

《论语•宪问第十四》，第四十二章。这一章的内容是：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子路请教怎样才是君子。孔子说：“修养自己以至能认真谨慎地面对一切。”子路再问：“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以至能安顿四周的人。”子路又问：“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以至能安顿所有的百姓。修养自己以至能安顿所有的百姓，尧舜也会觉得这是很难做到的事啊。”

这段话最后提到连尧舜都很难做到。“尧舜其犹病诸”这个词曾经出现过，在〈雍也第六〉，当时是对子贡说的。子贡问，如果能够广泛地对百姓施恩，又能够真正地帮助大多数人，这样算是行仁吗？孔子说，这不只是行仁了，已经到达圣了，连尧舜都觉得很难做到。尧舜是天子，要照顾天下人，所以正好是博施济众，但是能照顾多少人？像尧舜联合起来统治天下五、六十年，社会上依然有很多坏人。这一代的人你照顾好了，下一代呢？所以尧舜都很难做到。这里再度出现连尧舜都觉得很难做到的话，是什么事呢？“修己以安百姓”。我们今天讲百姓是指一般老百姓，古时候真的是一百种姓氏，代表各个部落、各个家族。

子路这个学生的学习态度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他首先问老师怎么样算是一个君子──孔子说过很多君子的好话，子路就问怎么样才算是君子呢？孔子说“修己以敬”，不管怎么样，一定要从修养自己开始。“敬”这个字，就是认真负责地面对所有的一切。所以一个人修养自己到最后有一种严肃的态度，对任何事情都认真去做，绝不要视之为小事。我们做事的时候会分辨重要与否，但是任何事只要是我做的，别人以为再小的事我都以为是重要的，因为花的是我的时间，我的时间就是我的生命。我就是花一小时做这件事，我也要把它看作是大事，因为我这一生活到现在，这一小时除了这个事之外别的事我不能做。所以每一件事都与我的生命结合在一起，没有什么事是小事。当然这样听起来太严肃了，我们换一个方式来说。我们去看医生时，医生可能会认为我们得的是小毛病，也许真的是小毛病，相对于大毛病来说，这病才刚开始，很容易治疗。

这是医生的判断，它有程度的区分，有小病大病之分。但是如果我们去找一个宗教家，对他说我们现在的困难，对他来说就是大事，因为他要拯救我们的灵魂。他不能说我们的问题是小事，他对于别人的苦恼、别人的痛苦一定要认真对待，不能够忽略任何细节，那是和灵魂有关的，除非他是假的宗教家。儒家也同样具备类似的态度。只要是我在做的事就没有小事。因为我这一生，今天此时此刻做这件事就不能做别的事，所以对我来说这事就和我的生命联系在一起了。这样有时候会有一种压力，所以人需要休闲、需要调节，需要搭配起来，不能老是处于这么紧张的状态。比如我现在去慢跑，你说慢跑是大事，那也太严肃了一点。儒家讲到的大事一定是和别人互动，如果是自己的食衣住行，那真是不用在意。孔子不是说过吗？“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所以对我来说什么是小事呢？和自己有关的反而变成小事了。吃什么、穿什么不要在意；但是一旦答应别人的事情，只要是正当的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是大事。

儒家分辨这些事情的时候，第一步，我修养自己以至于敬，我们翻译成认真谨慎地面对一切，不能够松懈。很多事情就是一点点疏忽了、大意了，后果便不堪设想。多少事情都是由于不够认真造成的。西方有一个很简单的趣味故事，说将军骑着马准备带兵作战保卫国家，但是铁匠替他的马钉铁蹄的时候，一根钉子钉歪了，结果将军带着军队上战场，因为那个马蹄没有钉好，马摔了一跤，将军死了，军队打败了、国家灭亡了。请问这个国家为什么灭亡？就是因为那个铁匠没有尽责任。有本书叫做《细节决定成败》，只看到书名，也觉得有它的道理，因为这种故事是很多的。比如写小说，往往是一个灵感促成的，这个灵感什么时候出现呢？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卡缪就说，很多灵感是在经过饭店的旋转门时出现的。他是诺贝尔奖得主，他讲这个当然也有道理，很多细微末节一般人不在意，但是作为作家就会很注意。一个人要有敬的态度，认真谨慎面对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事，不能有任何松懈。这是成为君子的第一步。所以儒家到后来，特别强调“慎独”两个字，独处的时候要特别谨慎。因为我与别人来往时别人都看着我，我当然很谨慎，每一个表情都要注意，希望给别人好的印象；但是我一个人在房间独处时，谁管我啊？以前也没有监控设备或针孔摄影，安全得很。所以这时候就是一个检验的机会。当然曾参在《大学》里面说得很好，“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代表我一个人在房间里的时候，也好像旁边有五个人，十个眼睛看着我，十只手指着我，当然也要很谨慎。德行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一个人独处时，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如此与别人相处时，自然表现良好，不用伪装。

从修己以敬到修己以安人，到修己以安百姓。说明善就是我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我修养自己最后能够安顿天下的百姓，这一点连尧舜都不见得做得到。“止于至善”就是这个情况，这个要求是永无止境的。如果了解儒家对善的界定，也知道人性向善，所有这些言论自然就形成了。由此可以明白孔子何以要求一个人修养自己，到最后能照顾好天下百姓。

【第227讲】 #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四十三章，它的原文是：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

原壤伸开两腿坐在地上，等候孔子来。孔子来了之后对他说：“你年少时不谦逊也不友爱，长大了没有什么值得传述的贡献，现在这么老了还不死，真是伤害了做人的道理。”说完，用拐杖敲他的小腿。

原壤是孔子的老朋友。历史上没有完整的资料，有些人说他很像庄子笔下的那些道家人士。据说他母亲过世时他不哭，孔子去他家里吊丧，他是坐没有坐相，站没有站相，所以孔子很不能接受，又因为是老邻居、老朋友，一起长大的，所以孔子就不客气了。古代人坐有坐相，大部分是盘腿而坐，要不然就是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有客人来的时候上身就立起来，叫做正襟危坐。原壤坐在地上，双腿张开，实在是没有坐的样子。事实上他在自己家里，可以很自由，但孔子毕竟是客人，客人来了主人就要有基本的礼貌，结果他就这样坐着等孔子来。孔子对他也很直接，分三段批评他：你年轻的时候不谦虚也不友爱，长大的过程里面没有任何好事值得别人称赞，如今活到这么老还不死，这不是伤害做人的道理吗？贼，在这里不是说小偷，意思是伤害、贼害。

一般人都以为一个人活得很老，是有善报。可以参考《尚书•洪范篇》，有五福之说，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排第一的是什么？寿、长寿；第二是富、有钱；第三是康宁，平安；第四个呢？攸好德，代表所爱好的是德行；第五个考终命，可以活得很老安享天年。所以第一个寿，最后一个考终命，都是指年岁很高，称为高寿。一个人能活得很老，更应该做为示范，让年轻人看到能活到这么老，是因为做了很多好事，年轻人便会期勉自己这一生也要多做好事，将来可以活得久一点。这才是老人家对年轻人最好的启发。可是，原壤从小没做好事，却活到很老，年轻人看了可能会认为反正他这么混也活到这么老，为什么我不能跟他学呢？这不是教坏了年轻人吗？古人对于长寿有报应的观念，寿排第一，其实是比较古老的思想。经过儒家之后，德行排第一。真正的福报是一个人懂得修德行善，让他的人性顺利发展。我们常说福与德一致，是说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德行就有什么样的福报，这称做“圆善”，圆满的善。

哪一个人不希望这样呢？好人有好报，天下人就更愿意做好人。做好人若是为了好报，似乎动机不太单纯，先不论动机如何，就看他行善与否。我有时候觉得行善得到好报不见得是过于功利的想法。英国人讲道德很喜欢就功利面来看，道德对人有益，大家才愿意行善。英国哲学家休谟有句话说得很好，他说：一个人行善时，不是为了别人的称赞，但是行善之后有人称赞他，他是不会反对的。所以要注意到因果关系。我今天很孝顺，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称赞才孝顺的，但是我孝顺之后有人称赞我，何乐而不为呢？代表行善被别人肯定了，别人看到之后觉得很好，行善会被人家肯定，也愿意行善，那这个社会不是更好吗？这是英国哲学家的观点。德国哲学家康德有不同的看法。康德谈行善，是我该做我就做，不要管什么效果，别人知不知道是别人的事。这很高尚，但是不太符合人情世故。一般人是能够行善，也希望别人知道。这有什么不对呢？有一个正面引导风气的作用。康德说如果人们行善的时候觉得快乐，那将来可能为了快乐而行善，而不再为了行善而行善。这也有道理，现在是该行善便行善，绝不考虑快乐与否。一旦考虑快乐，将来可能为了快乐而行善，就不是单纯的行善了。那请问如果哪天行善很累，还要不要行善呢？差别就在这里。康德的做法，和儒家很接近，该行善便行善，别人知道与否，称赞与否，根本不考虑，因为一考虑这些，将来就可能为了得到别人称赞去行善，没有人称赞就不行善，动机复杂化了。我们不在这里评论西方哲学家的优劣，只是把他们的见解拿来参考。

孔子感叹老朋友没有改变的希望，所以用拐杖敲他的小腿。但是这老朋友一点都不在乎。孔子批评原壤是有他的思考脉络，老而不死，伤害了做人的典型，对年轻人是一个负面的教材。有些人就把“老而不死是为贼”简化为“老贼”，这一点我不能接受。因为说到老贼，我们在学校教书三十几年，在年轻的学生与同事眼中，我们都是老贼级的。那可以吗？不能乱用这种成语。老贼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年纪大只是其中之一。还有前面两个呢，“幼而不孙弟”，我小时候还是很谦虚、很友爱的，你就不能说我是老贼。“长而无述焉”，成长的过程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别人称赞。我们总还是有一点作为，出了不少书。所以不能因为我很老，占着位置就说我是老贼，很不恰当，批评别人的时候一定要先自我反省。

我们都希望好人长寿，但这个世界上偏偏好人不见得长寿。我们看了特别痛心。那么好的一个人，到中年就结束了；相反的，有些人言行比他差太远了，还多活了几十年。就像司马迁写〈伯夷列传〉的时候，就感叹天道无情。哪里有天道呢？像伯夷这么好的人遭遇这么惨，而像原壤这样的人居然可以活那么老。所以孔子遇到这种情况时，也无可奈何，只能说这句话来留点材料让我们警惕一下。

【第228讲】 #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最后一章，也就是第四十四章，它的原文是：

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阙党的一个少年来传达信息。有人谈到他，就问：“他是肯求上进的人吗？”孔子说：“我看他坐在大人的位置上，又见他与长辈并肩而行。这不是一个想求上进的人，而是一个想走捷径的人。”

这段话的意思相当清楚。童子在古代是指十五岁以下的人，他们有时候会负责传达信息。有人谈到这个年轻人，就问说：他是一个肯求上进的人吗？这其实是生活中常常发生的事，只是就身边琐碎的事情来问一下，想了解孔子如何观察一个年轻人。因为孔子对于年轻人很尊重，他说年轻人是值得我们敬畏的，你怎么知道他们的表现不会比我们更好呢？有这样的想法，国家社会才会进步。今天老一辈的大师凋零，很多人便担心起这个社会的将来，大家都忘了几十年前这些大师也是学生。著名的学者梁漱溟先生，他当然是一位大师。有一位美国学者写博士论文时就写到梁先生，他的书名是《中国最后一位儒者》。当时我们看到书名，就觉得过于夸张，中国哪一个时代没有儒者？儒家的传统只要不断绝，各代都会有学者出现。梁先生也不会认为自己是后一位儒者。读过《论语》就知道“后生可畏”四个字，我们今天也一样，别看年轻人年纪轻，谁知道他们将来发展如何？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新人换旧人。

对年轻人要全面肯定吗？也不一定。有些年轻人基础不够扎实，稍微站稳了就觉得自己有机会了，现在和一些前辈在一起，就想要赶快与这些人并驾齐驱。其实年轻人只有一个责任，就是“下功夫”，不要着急，只怕学问不够，不要怕没有机会出人头地。所以对这位传达消息的年轻人，孔子观察入微，他坐在大人的位置上，大人有大人的座位，年轻人就不应该坐在正式的位置上，应该找别的旁边的凳子，因为还没有和大人平起平坐的资格。历史上也有些聪明的孩子。魏晋时代的《世说新语》记载：有一个小孩子很聪明，口才也很好。当时读书人喜欢清谈，专门谈《老子》、《庄子》、《易经》三玄，根本是漫无边际。这个小孩子表现很杰出，能和大人一起谈论。结束后大家就称赞他像颜渊。这个小孩子不到十岁，他怎么回答？他说：在座没有孔子，怎么知道我是颜渊？这样回答，大人都下不了台，都觉得这个年轻人实在太厉害了。

聪明早发不见得是好事，往往就不愿意下工夫了。另外一家人有两个儿子，一个七岁一个九岁。家里面有几个客人在清谈，都是大人、都有学问，谈了一个晚上。走了之后这两兄弟就跑出来，把当天晚上大人所谈的你一句、我一句全部背一遍。他爸爸说，没想到我们家道中落，现在又有希望了。有什么希望？你越聪明，长大之后越危险。因为魏晋时代是一个乱世，“名士少有全者”，有名的念书人很少能保全性命。这是魏晋时代的故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小朋友非常乖巧，又背《三字经》，又背《弟子规》，然后连〈长恨歌〉都会背了。这个时候大人应该要让孩子缓一缓，不要急，一步一步慢慢来。人生还是要按部就班。所以当孔子看到这个年轻人坐在大人的位置上，好像是他该坐的。又看到他与先生并行，也就是和长辈并肩而行。这些日常的规矩，都没能谨守本分。这种规矩看似外在的规范，但是更重要的是内心的态度。我自己教学生的时候，看到有的年轻学生拿到博士学位开始教书了，就以为天下都是他的了，根本不把老师放在眼里。这样的学生能走得很远吗？直到现在我遇到以前教我的老师，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大学老师，一定是恭恭敬敬，虽然我知道就专门学问来说，我已经教哲学那么多年了，一个中学老师教我《论语》，有好几个地方都讲得不太正确，我现在都可以加以修正，但是只要见到这个老师照样毕恭毕敬。人怎么能说将来有了成就，就觉得老师已经比不上自己了呢？老师在我们小时候给我们好的教育，这要终身感激。没有这些老师教导，我们会有今天的发展吗？

这个童子一定是有相当特殊的能力，比如天资聪颖、口才不错，但是孔子发现两个问题，知道他是想要速成。今天有很多速成补习班，这个词用得不是很好，速成就是没有基础，欲速则不达，将来能有什么成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