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
西周金文“初吉”之研究 #
一、传统解说难于否定
西周行用朔望月历制，朔与望至关重要。朔称初吉、月吉，或称吉，又叫既死霸(取全是背光面之义，死霸指背光面)，或叫朔月。这种种名称，反映了周人对月相的重视以及朔日在历制中的特殊地位。
传统的解说，初吉即朔。
《诗·小明》“正月初吉”，毛传：初吉，朔日也。
《国语·周语》“自今至于初吉”，韦昭注初吉：二月朔日也。
《周礼》“月吉则属民而读邦法”，郑注月吉：每月朔日也。
《论语》“吉月必朝服而朝”，孔曰：吉月，月朔也。
《诗·十月之交》“朔月辛卯”，唐石经作“朔日辛卯”。
《礼记·祭义》：“朔月月半，君巡牲。”
《礼记·玉藻》“朔月大牢”，陈澔《礼记集说》：朔月，月朔也。
日本竹添光鸿《毛诗会笺》云：古人朔日称朔月。《仪礼》《礼记》皆有朔月之文。《尚书》或称元日、上日而不曰朔日。即望亦但曰月几望或既望而不曰望日，故知经文定当以朔月为是也。凡月朔皆称朔月。《论语》亦以月吉为吉月。古人多倒语，犹《书》之“月正元日”乃正月元日也。
《周礼》“正月之吉”，郑注：吉谓朔日。
《周礼》“及四时之孟月吉日”，郑注：四孟之月朔日。
郑玄作为两汉经学之集大成者，对朔为吉日的认识是十分明确的，或称月吉，或称吉日，或称吉，都肯定了朔为吉日这一点。
朔即月初一，故称初吉，亦属自然，这与望为吉日亦相对应。朔望月历制，朔为吉日，望亦为吉日。《易·归妹》“月几望，吉”可证。
毛传释初吉为朔日，韦昭注《国语》“初吉”为朔日，反映古人对“初吉”的正确认识。
尤其当注意的是，初吉为朔的解说，两千年来没有任何一位严肃的学者持有异议。
我们没有理由不尊重文献。应当说，传统对于初吉的解说是难于否定的，是不容否定的。
二、朔望月历制
西周是明白无误的朔望月历制，绝对不是什么“朏为月首”。
我们从载籍文字中可以找到若干证据：
《周礼·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郑注：中数曰岁，朔数曰年。中朔大小不齐，正之以闰若今时历日矣。定四时，以次序授民时之事。)颁告朔于邦国。(郑注：天子班朔于诸侯，诸侯藏之于祖庙。至朔，朝于庙，告而受行之。郑司农云，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诸侯。)”
这里的告朔之制，当然也包括西周一代。依郑玄说，岁指回归年长度(阳历)，年指十二个朔望月长度(阴历)，两者不一致，添加闰月来协调，这就是周代的阴阳合历体制。
西周一代，“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强调天象的观察与记录；“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周礼》)，侧重在历术的推求。
《礼记·玉藻》：“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闰月则阖门左扉，立于其中。”陈澔《集说》引“方氏曰：天子听朔于南门，示受之于天。诸侯听朔于太庙，示受之于祖。原其所自也”。
历术是皇权的象征，掌握在周天子手中，天子于南门从冯相氏得每年十二个月朔的安排，然后颁朔于诸侯，诸侯藏之祖庙。至朔，朝于庙(即“听朔于太庙”)，告而受行之。历术推求的依据是天象，所以“示受之于天”，“原其所自也”。
《逸周书·史记解》“朔望以闻”，是记周穆王时事。朔望月历制是明明白白的。
《礼记·祭义》“朔月月半，君巡牲”，这当然是说，初一与十五，人君巡视之。这难道不是朔望月的明证？
《吕氏春秋》保存了先秦的若干旧说，上至三皇五帝，史料价值不可忽视。《贵因》载：“夫审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时，因也。推历者视月行而知晦朔，因也。”
视月行，就是月相的观察。干什么？确定晦朔而已。很明白，观察月相就是为了确定一年十二个月朔的干支，以“颁告朔于邦国”。
《逸周书·宝典解》“维王三祀二月丙辰朔”，历日清清楚楚。过去说此篇是记武王的。事实上，历日唯合成王亲政三年，《宝典解》反映了西周初期朔望月历制。《逸周书》成书于西周以后，而这个历日当是前朝的实录，绝不是后人的伪造或推加。这是“朏为月首”说无法作出解释的。
《汉书·世经》云：“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师古注：《月采》，说月之光采，其书则亡。——这也许是记录月相的专著，可惜我们已不能见到了。刘歆是见过的，他持定点说当有充分依据。《月采》明确朏是初三。“朏为月首”是没有依据的。
大量出土的西周器物证实，西周历制是朔望月而不是“朏为月首”。
《作册令方彝》：隹八月辰在甲申……丁亥……；隹十月月吉癸未……甲申……乙酉……”“辰在××”是周人表达朔日的一种固定格式，出土器物已有二十余例，校比天象无一不是朔日。推比历朔知：八月甲申朔，初四丁亥；九月甲寅朔(或癸丑朔)；十月癸未朔，甲申初二，乙酉初三。“月吉癸未”即朔日癸未，与文献记载亦相吻合。《令方彝》的八月、十月，中间无闰月可插，一个月就只有一个朔日即一个月吉，这怎么能“说明西周时代每个月都可能有若干个吉日”呢？
西周金文记载初吉尤多，初吉即朔，也只能证明西周是朔望月制而不是“朏为月首”。
常识告诉我们，历术是关于年月日的协调。日因于太阳出没，白昼黑夜，是计时的基本单位；年以太阳的回归年长度为依据，表现为寒来暑往，草木荣枯，《尧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而月亮的隐现圆缺，只能靠肉眼观察。西周制历，尚未找到年月日的调配规律，只能随时观察随时置闰，一年十二个月朔的确定也靠“观月行”。这就是西周人频频记录月相的缘由。
日与年易于感知，观象授时的主要内容是观察月相，两望之间必朔，两朔之间必望，朔望月也是不难掌握的。何况司历专职，勤劬观察，不会将初一说成初二，更不会说成初三。肉眼观察的失朔限度也只在半日之内。
董作宾先生以为，知道日食就会知道朔，知道月食就会知道望。朔望月历制当追溯到殷商。
持“朏为月首”说者以为，“朔”字在西周后期才出现，猜想西周前期当是“朏为月首”。殊不知，殷商后期以来，朔望的概念十分明确，表达朔日的词语甚多，初吉为朔，既死霸为朔，月吉(吉月)为朔，“辰在××”为朔，并非一定要用“朔”字不可。
西周一代，未找到协调年月日的规律，月相的观察就显得特别重要，文献以及出土器物有关月相的记载也就特别的多。到了春秋中期以后，十九年七闰已很明确，连大月设置也逐渐有了规律，朔日的推演已不为难事。所以，鲁文公“四不视朔”，“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不仅证实西周以来的告朔礼制已经走向衰败没落，还反映出四分术的推演已为司历者大体掌握。历术已由观象授时上升到推步制历，已从室外观月步入室内推算。这样，月相的观察与记录自然就不那么重要了。这就是春秋以后，作为月相的“既死霸”“既生霸”“既望”在金文中基本消失的原因。
三、初吉即朔
西周金文大量使用“初吉”，凡可考知的，无一不是朔日。
有的器铭，年、月、月相、日干支俱全，校比天象，十分方便。利用张培瑜先生《中国先秦史历表》，便可一目了然。
例1，攸从鼎：隹卅又一年三月初吉壬辰。(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下简称《大系录》，118)
校比公元前848年厉王三十一年天象，丑正，三月壬辰朔。
例2，无其簋：隹十又三年正月初吉壬寅。(《大系录》107)
校比公元前829年共和十三年天象，丑正，正月壬寅朔。
例3，虢季子白盘：隹王十有二年，正月初吉丁亥。(《大系录》88)
校比公元前816年宣王十二年天象，子正，正月丁亥朔(定朔戊子03h49m，合朔在后半夜，失朔不到四小时)。
例4，叔尃父：隹王元年六月初吉丁亥。(《考古》65.9)
校比公元前770年平王元年天象，丑正六月丁亥朔(定朔戊子02h01m，失朔仅两小时)。
厉王以前的若干铜器，因王年尚无共识的结论，仅举几例说明。
例5，谏簋：隹五年三月初吉庚寅。(《大系录》101)
校比公元前889年夷王五年天象，丑正，三月庚寅朔。
例6，王臣簋：隹二年三月初吉庚寅。(《文物》80.5)
校比公元前915年懿王二年天象，丑正，三月庚寅朔。
例7，柞钟：隹王三年四月初吉甲寅。(《文物》61.7)
校比公元前914年懿王三年天象，丑正，四月甲寅朔。此器与王臣簋历日前后连贯，丝毫不乱，列为同一王世之器，更可证初吉即朔。
总之，初吉即朔，这是金文历日明确记载的，绝不是泛指某月中的任何一日。
四、关于静簋
刘雨先生在《再论金文“初吉”》(《中国文物报》，1997-04-20)中把静簋历日作为立论的主要依据，以此否定初吉为朔，这就有必要重点讨论了。
刘先生说：西周金文中……只有静簋记有两个“初吉”，而且相距不到三个月，没有历律和年代等未知因素干扰，是西周金文中最能说明“初吉”性质的珍贵资料。——这就是他为什么特别重视静簋的原因。
过去我将静簋视为厉王三十五年器，“六月初吉丁卯”合公元前844年天象，“八月初吉庚寅”合公元前843年天象，两个初吉间隔一年，与何幼琦先生的认识暗合。刘雨先生此文给我以启发，两初吉确实当为一年之内的两初吉，不必间隔一年。不过，两初吉的解说都当指朔日，而不是泛指某月中任何一日。
排比静簋历朔知：六月丁卯朔，七月当丙申朔(或丁酉朔)，八月丙寅朔。
这个“丙寅”，铸器者并不书为丙寅，而是书为吉日庚寅。这就是静簋“六月初吉丁卯……八月初吉庚寅”的由来。
我们在研究金文历日中发现，除了丁亥，古人亦视庚寅为吉日。一部《春秋》，经文记有八个庚寅日，几乎都系于公侯卒日，《左传》十一次记庚寅日，几乎都涉及戎事。大事择庚寅必视庚寅为吉利。至于西周铜器铭文，书庚寅者甚夥。查厉宣时代器铭，其书庚寅者多取其吉利，实非庚寅日而多为丙寅或其他寅日。
例1，盘：隹廿又八年五月既望庚寅。(《大系录》117)
此器为宣王二十八年器，校比公元前800年天象，冬至月朔甲寅，建寅，五月辛亥朔，既望十六丙寅。盘书为“既望庚寅”，取其吉利。
例2，克钟：隹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大系录》93)
例3，克：隹十又八年十又二月初吉庚寅。(《大系录》112)
克钟与克，作器者同为一人。克钟历日合宣王十六年(前812年)天象，九月庚寅朔。据历朔规律知，有十六年九月初吉庚寅，就不得有十八年十二月初吉庚寅，两器历日彼此不容。现已肯定克钟为宣王器，克历日又不合厉王，只能定为宣王器。
校比宣王十八年(前810年)天象，建子，十二月戊寅朔。克书戊寅朔为“初吉庚寅”，取庚寅吉利之义。似乎只有这唯一的解说，历日方可无碍。
金文“庚寅”往往并非实实在在的庚寅日，为取庚寅吉利之义，凡丙寅、戊寅皆可书为庚寅。这就是我们在研究铜器历日中所归纳出来的“庚寅为寅日例”。(见《铜器历日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
以此诠释静簋两个初吉历日，并无任何扞格难通之处。只能证明初吉即朔，初吉并不作其他任何解说。
五、关于师兑簋
刘雨先生说，静簋并非孤证。又举出师兑簋两器作为初吉非朔的佐证，以此否定传统说法。为了弄清事实真相，看来师兑簋两器也有讨论的必要。
师兑簋甲：隹元年五月初吉甲寅。(《大系录》146)
师兑簋乙：隹三年二月初吉丁亥。(《大系录》150)
按：排比历朔，元年五月甲寅朔，三年二月不得有丁亥朔，只有乙亥朔。从元年五月朔到三年二月朔，其间经21个月，12个大月，9个小月，计621日。干支周60日经十轮，余21日。甲寅去乙亥，在21日。可见任何元年五月甲寅朔到三年二月不可能有丁亥朔。甲寅去丁亥33日，显然不合。师兑簋两器，内容彼此衔接，不可能别作他解。三年二月初吉丁亥，实为二月初吉乙亥。是乙亥书为丁亥。书丁亥者，取其大吉大利之义。
六十个干支日，丁亥实为一个最大的吉日，故金文多用之。器铭“初吉丁亥”，若以丁亥朔释之，则往往不合。若以乙亥朔或其他亥日解说，则吻合不误。
《仪礼·少牢馈食礼》“来日丁亥”郑注：“丁未必亥也，直举一日以言之耳。《禘于太庙礼》曰‘日用丁亥’，不得丁亥，则己亥、辛亥亦用之。无则苟有亥焉可也。”郑玄对丁亥的解说再明白不过了，丁亥当以亥日为依托。
再举一例，伊簋：隹王廿又七年正月既望丁亥。(《大系录》116)
按：既望十六丁亥，必正月壬申朔。伊簋，郭氏《大系录》，吴其昌氏、容庚氏列为厉王器，董作宾氏列为夷王器，均与实际天象不合。校比宣王二十七年(公元前801年)天象，冬至月朔庚申，建子，正月庚申朔，有既望十六乙亥。器铭书为“既望丁亥”乃取丁亥吉祥之义。
除此之外，大簋、大鼎、师簋诸器都能说明问题。这就是我们在研究金文历日条例中所定下的“丁亥为亥日例”。(见《铜器历日研究》)
遍查西周铜器历日，唯丁亥为多，乙亥次之，庚寅又次之。细加考察，乙亥实为吉日丁亥与吉日庚寅之桥梁。至迟商代后期，便视丁亥为吉日。从月相角度说，朔为吉日，望亦为吉日，而真正的月满圆多在十六，故既望亦为吉日。故有初吉乙亥，亦有既望乙亥。有初吉乙亥，必有十六既望庚寅，是庚寅亦得为吉日。故有既望庚寅，又有初吉庚寅。金文中，凡丁亥、乙亥、庚寅，不可都视为实指。凡亥日，或书为丁亥，也可书为乙亥；凡寅日，可书为庚寅，皆取吉利之义。
总之，在涉及出土器物铭文历日的研究中，我始终觉得，要做到文献材料、器物铭文与实际天象(历朔干支)紧密联系起来，做到“三证合一”，才会有可信的结论。
六、铜器专家如是说
这里，我还要引用西北大学张懋镕先生的见解，以正视听。
他说：“初吉是否为月相语词，恐怕还得由西周金文自身来回答。”
他列举了鼎、免簋、免盘、簋、方尊等五器铭文之后说：“以上五器记载周王(王后)对臣属的赏赐或册命赏赐，有时间、有地点，其时日自然是具体的某一天。与其他器不同的是，初吉后未有干支日，显而易见，此初吉便是周王(王后)赏赐或册命赏赐的那一天。在免簋中，昧爽在初吉之后，系指初吉的清晨，所以这个初吉日一定是定点的，否则无从附着。昧爽又见于小盂鼎，与免簋相较，益可证明初吉是固定的一天。”
“不仅初吉是指具体的某一天，其他月相语词也具有这样的特性。”他列举了遹簋、公姞鬲、师趛、七年趞曹鼎之后接着说：“七年趞曹鼎与免簋相类，其‘旦’当指既生霸这一日的早晨。可见，当月相语词后面带有干支日时，干支日就是事情发生的这一天；如果月相语词后面不带干支日，事情就发生在初吉或既生霸、既望、既死霸这一天。”他接着说：
金文月相词语之所以是定点的，原因在于：
1.凡带有月相语词的金文，不论其长短，都是记叙文。既为记叙文，不可缺少的就是时间要素，而月相语词正是表示时间的定位。时间必须是具体而不能含糊的。
2.上举免簋、簋、方尊、七年趞曹鼎属于册命赏赐金文。其内容是周王(王后)对器主职官的任命，任命仪式之隆重，程序之规范，是不言而喻的。册命赏赐关乎器主一生的命运及其家族的兴旺，所以令器主难以忘怀，常常镌之于铜器之上，以求天子保佑，子孙永宝。既然如此，发生这一重大事情的日子是不会被忘记的。上述四例中的初吉和既生霸，自然是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册命金文中恒见“初吉”，那是因为册命一般在月初进行。说初吉可以是月中的任何一天，不仅悖于情理，也有违于金文本身。
殷周金文发展的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先看晚殷金文：
1.宰椃角：庚申，王才(在)阑。王各(格)宰椃从。易(锡)贝五朋。用乍(作)父丁彝。才(在)六月，隹王廿祀翌又五。
2.小臣艅尊：丁巳，王省夔且。王易(锡)小臣艅夔贝。隹王来正(征)人方。隹王十祀又五，日。
3.鬲：戊辰，弜师易(锡)户贝。才(在)十月。隹王廿祀。
其特点是干支纪日在铭首，年、月在铭末。方法同于殷代甲骨文。显然，在器主眼中，最重要的是被赏赐的具体时日，纪日为主，年、月尚在其次，故常常省去年、月，只保留干支日。这一点在西周早期金文中表现得很充分：
1.利簋：武王征商，隹甲子朝。
2.大丰簋：乙亥，王又大丰，王凡三方。
3.新邑鼎：癸卯，王来奠新邑。
4.士卿尊：丁巳，王才新邑。
5.保卣：乙卯，王令保及殷东国五侯，兄六品。……才二月既望。
成王之后，铭文加长，但事情发生的具体日子是一定会写明的。偶有纪月不纪日者，是有其他原因的。需要说明的是，西周晚期册命金文在月相词语后系干支日，不系者似乎未有。或许是随着时代变迁，金文体例更为整饬的缘故吧。
我用治铜器的专家张懋镕先生这段文字作为关于金文“初吉”研究的结尾，恐怕是最为恰当不过的了。
再谈金文之“初吉” #
再谈金文之“初吉”
一年多来，我从“断代工程”简报上陆续获悉李学勤先生关于“初吉”以及月相名词的解说，如：“吉的意义是朔。月吉(或吉月)就是朔日，因而是定点的。《诗》毛传暗示初吉是定点的”(第41期)；“经李学勤先生指示，我们相信《武成》《世俘》诸篇与金文中月相术语有不同的定义，而《武成》《世俘》诸篇的月相采李先生的定点解读”(第44期)；“李学勤等从金文研究和文献学的角度都认为定点说难于成立”(第38期)；李先生在《“天大曀”与静方鼎》中说“月吉癸未初三日，初吉庚申初四日”(第62期)；“这样的吉日多数应发生在每月的月初，但也有一部分会发生在月中或月末。……李学勤、张长寿先生在总结发言中肯定了这一点”(第57期)；李学勤先生金文历谱方案：“初吉己卯，先实朔二日。初吉壬辰，初七日。初吉辛巳，初五日。初吉庚戌，先实朔二日。初吉丁亥，初三日。初吉戊申，初九日。初吉丁亥，先实朔一日。初吉庚寅，初一日。初吉庚寅(戌)，初四日”(第53期)；“在本次会议上，李学勤先生放弃了原来认为‘初吉’表朔日为月相的观点。李学勤先生认为，初吉：有初一(含先实朔一、二日者)、初四、初五、初七、初九、初十等日；既生霸：有初三、初五、初十、十四等日；既望：有十八、十九、二十等日；既死霸：有二十一、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等日”(第52期)。……这些不一的看法，给人总的感觉是：李先生在月相问题上摇摆不定，陷入一种“二元论”的尴尬境地——又定点又不定点，或者典籍《武成》《世俘》《诗毛传》定点而金文中不定点。因为李先生长期信奉“四分一月”说，要改从定点说就非常之难。最终他放弃了古文献的定点说，而以金文历日的主观解说为依据，走上了“两分”说(既生霸指上半月，既死霸指下半月。见简报第57期)，比“四分一月”说走得更远了。在这个基础上主持“夏商周断代工程”探求西周王年，其结论就可想而知了。
最近，从人大复印资料上读到李学勤先生《由蔡侯墓青铜器看“初吉”和“吉日”》一文，李先生认为，“初吉”不一定是朔日，但包括朔，必在一月之初(不定点的)；而“元日”“吉日”与“吉”均同义，即为朔日(定点的)。
两年前我写有《西周金文“初吉”之研究》一文，载《考古与文物》1999年3期，又收入个人专著《铜器历日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一书，认定“初吉”是指朔日，别无他解。现就李先生文章中涉及关于“初吉”的解说，再谈一下个人的看法。
一、关于蔡侯墓青铜器的历日 #
李先生文章是从1955年发掘的蔡侯墓入手，论述“初吉”和“吉日”的。
蔡侯编钟云：“惟正五月初吉孟庚，蔡侯□曰：余惟(虽)末少子，余非敢宁忘，有虔不易，(左)右楚王……建我邦国。”
李先生认为此器是蔡平侯作器，作于鲁昭公十三年，推出夏正五月戊戌朔，初庚即五月第一个庚日庚子，是初三。
如果视此器为蔡昭侯作器，结论就大不一样。昭侯乃悼侯之弟，自称“少子”；欲结楚欢，追怀楚平王“建我邦国”亦合情理。楚平王立蔡平侯，“平侯立而杀隐太子，故平侯卒而隐太子之子东国攻平侯子而代立，是为悼侯。悼侯三年卒，弟昭侯申立”。蔡国的动乱，发生在楚平王的眼皮下，昭侯立，不对楚王表忠心是不可能的。
此器作于昭侯二年(前517年)。“五月初吉孟庚”当指周正五月庚寅朔日。蔡乃姬姓国，用周正当属常理。初吉指朔当无疑义。
又，蔡侯申盘铭：“元年正月初吉辛亥，蔡侯申虔恭大命……肇天子，用诈(作)大孟姬……敬配吴王……”
这是指蔡与吴结婚姻之好。李先生说：“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元年’为吴王光(阖闾)的元年(前514年)，即蔡昭侯五年，鲁昭公二十八年。”于是便推算出，初吉辛亥是初八日。
这个“元年”如果不是指吴王光元年，说法又不大一样了。
蔡昭侯即位之初，为避免招祸，不得不结好楚平王。到楚昭王时代，蔡昭侯被“留之楚三年”，“归而之晋，请与晋伐楚。……楚怒，攻蔡，蔡昭侯使其子为质于吴，以共伐楚。冬，与吴王阖闾遂破楚入郢”。这一年，正是陈“怀公元年，吴破楚”。
昭侯怒楚，“请与晋伐楚”，招致“楚怒，攻蔡”，才与吴结盟，不仅“使其子为质于吴”，还于次年初嫁大孟姬与吴王，选定的日子就是“正月初吉辛亥”。
这与陈怀公又有什么瓜葛呢？这得从陈蔡的关系上看。陈为妫姓国，在蔡之北，相与为邻。《史记》载：“齐桓公伐蔡，蔡败。南侵楚，至召陵。还过陈，陈大夫辕涛涂恶其过陈，诈齐令出东道。”这是明白无误的唇齿相依的关系。又《史记》载“(蔡)哀侯娶陈”，“(陈)厉公取蔡女”。陈蔡彼此嫁娶，有婚姻关系。楚国灭蔡灭陈，又复蔡复陈，道出了陈蔡的休戚与共。又，公子光“败陈蔡之师”，暗示陈蔡有军事同盟关系。总之，陈蔡始终是坐在一条船上的。到楚昭王时代，楚攻蔡，蔡共吴伐楚，蔡昭侯自然要把新即位的陈怀公拉过来。蔡昭侯嫁大孟姬与吴王，当是通过陈怀公从中拉线。陈怀公在蔡与吴的合婚上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昭侯作器，一方面称颂吴王(肇天子)，一方面又用陈怀公元年记事，自有他的良苦用心，希望把陈国拉入同一阵容以对付楚国。
陈怀公元年即鲁定公五年，吴王光十年，蔡昭侯十四年。此时的蔡已与楚彻底决裂，完全倒向了吴国一边。是年周正元月辛亥朔，初吉仍指朔。足见陈蔡均用周正，而不是依附楚国用夏正。
为什么不必像李学勤先生理解为“吴王光元年”呢？吴王僚八年“吴使公子光伐楚。……因北伐，败陈蔡之师”，“九年(蔡昭侯元年)公子光伐楚”。昭侯初年绝不能与吴国友好。吴王光元年(前514年)，蔡昭侯五年，楚昭王二年，蔡与楚还维持着友好关系。到昭侯十年(公子光六年)，蔡侯还“朝楚昭王”，还“持美裘二，献其一于昭王，自衣其一”。结果得罪子常，招祸，“留之楚三年”。归蔡之后，昭侯并未亲近吴国，而是“之晋，请与晋伐楚”。可见，蔡昭侯十三年之前并未与吴王光结为婚姻，这个“元年”显然与吴王光无涉。
再看吴王光鉴、吴王光编钟，均有“吉日初庚”。诚如李先生言，“所叙乃吴王嫁女于蔡之事”，所指乃公元前505年，周正五月庚戌朔。“吉日初庚”是五月初一。
稍加理顺：公元前506年蔡昭侯十三年，楚怒，攻蔡，蔡昭侯使其子为质于吴，以共伐楚。冬，与吴王阖闾遂破楚入郢。
公元前505年，蔡昭侯十四年，吴王光十年，陈怀公元年“正月初吉辛亥”(朔日辛亥)，昭侯嫁长女给吴王光。五月吉日初庚(朔日庚戌)吴王嫁女于蔡。
这就是蔡侯墓青铜器涉及的几个历日，铭文所叙，与文献所记吻合。初吉为朔是定点的，并不指朔前或初三、初五或初十。
二、关于“准此逆推上去” #
李先生文章还引用张永山先生论文的话：“‘初吉’的含义自然是继承西周而来，准此逆推上去，当会对探讨西周月相的真实情况有所裨益。”
因为李先生认为，蔡侯墓铜器说明，“初吉”不一定是朔日，但必在一月之初，合于王国维先生之说或类似学说。引用张永山的文字，不过也是“准此逆推上去”，西周时代的“初吉”自然也合于王国维先生的“四分一月”说，最终还是回到了他信奉的“月相四分”说的原位。
这个“准此逆推上去”，貌似有理，实则是以今律古的不可取的手法。
西周的月相记载，限于观象授时，只能是定点的，失朔限也只在四分术的499分(一日940分)之内，不可能有什么游移。为了证明西周月相干支有两天、三天的活动，有人便引用东汉《说文》“承大月二日，小月三日”关于“朏”的解说，或初二，或初三，有两天的活动。又引用刘熙《释名》释“望”，“月大十六日，小十五日”。或十六，或十五，有两天的活动。殊不知，这是汉代使用四分术推步而导致历法后天的实录。西周人重视月相，肉眼观察，历不成“法”，不得后天。承大月承小月是汉代之说，“准此逆推上去”，以之律古，认为西周一代必得如此，则无根据。
以蔡侯墓铜器而言，时至春秋后期，“五行说”早已兴起，即使“初吉”可别作解说，也不可准此逆推上去。因为“五行说”是以纪日干支为基础，利用五行相生相克确定吉日与非吉日。准此，则一月内有多个吉日，终于形成了时至今日的流行观念，“初吉”的含义便只能是一月的第一个吉日了。
从蔡侯墓铜器历日考求，“初吉”仍确指朔日，说明还没有受到“五行说”的影响。尽管如此，还是不必“准此逆推上去”。宁可谨严，不可宽漫。
再谈吴虎鼎 #
朱凤翰先生主编的《西周诸王年代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列有长安县文管会所藏吴虎鼎，铭文历日是：“唯十有八年十有三月既生霸丙戌，王在周康宫宫。”我注意到李学勤先生在该书《序》中说：“吴虎鼎作于十八年闰月，而同时出现夷王、厉王名号，其系宣王标准器断无疑义。”
1998年12月我写有《吴虎鼎与厉王纪年》，此文收入我的《铜器历日研究》一书，只是未在刊物上公开发表过罢了。
最近读到《文津演讲录(二)》中李先生的文章，文中说道：“特别是新发现了一件没有异议的宣王时代的青铜器吴虎鼎，它是周宣王十八年的十三月(是个闰月)铸造的，这年推算正好是闰年。”(该书112页)
吴虎鼎记录的厉王十八年十三月天象，李先生视为宣王十八年十三月铸造的。李先生还说过：“铭中有夷王之庙，又有厉王之名，所以鼎作为宣王时全无疑义，因为幽王没有十八年，平王则已东迁了。”(《吴虎鼎考释》，载《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3期)进一步，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的主要依据之一——所谓“支点”，被大加利用，牵动就太大。正因为这样，我就不得不再加辨析，以正是非。
一、宣王十八年天象 #
月相定点，定于一日。既生霸为望为十五，既生霸丙戌则壬申朔。查看宣王十八年实际天象，加以比较，就可以明了。按旧有观点，宣王十八年是公元前810年；按新出土眉县四十二年、四十三年两器及其他宣王器考知，宣王元年乃公元前826年，十八年是公元前809年。公元前810年实际天象是：子月癸丑71(癸丑02h56m)、丑月壬午、寅月壬子、闰月辛巳……实际用历，建子，正月癸丑、二月壬午……十二月丁丑、十三月丁未(括号内是张培瑜先生《中国先秦史历表》所载定朔的时(h)与分(m)）。
公元前809年实际用历，子正月丙子915(丁丑05h27m)，二月丙午……十一月壬申、十二月辛丑764(壬寅02h12m)。
这哪里有“十八年十三月壬申朔”的影子？除非你将月相“既生霸”胡乱解释为十天半月，才有可能随心所欲地安插。这岂不是太随意了吗？
还有，公认的十八年克
是宣王器，历日是“隹十又八年十又二月初吉庚寅”。如果吴虎鼎真是宣王十八年器，这个“十三月既生霸丙戌”与“十二月初吉庚寅”又怎么能够联系起来呢？月相定点，“十二月庚寅朔”与“十三月壬申朔”风马牛不相及，怎么能够硬扯在一起呢？丙戌与庚寅相去仅四天，就算你把初吉、既生霸说成十天半月，两者还是风马牛不相及。这就否定了吴虎鼎历日与宣王十八年有关。
二、厉王十八年天象 #
我们再来看看厉王十八年天象，司马迁《史记》明示，厉王在位三十七年，除了以否定司马迁为荣的少数史学家外，自古以来并无异议。共和元年是公元前841年，前推37年，厉王元年在公元前878年，厉王十八年乃公元前861年。
公元前861年实际天象是：子月戊申756(己酉05h27m)、丑月戊寅315、寅月丁未814、卯月丁丑373……亥月癸酉605、(接公元前860年)子月癸卯161、丑月壬申660(癸酉04h 20m )、寅月壬寅219(壬寅17h 32m )……
厉王十八年(公元前861年)实际用历，建丑，正月戊寅、二月丁未、三月丁丑……十二月(子)癸卯、十三月(丑)壬申。——这个“十三月壬申朔”，就是吴虎鼎历日“十三月既生霸丙戌”之所在。
我们说，吴虎鼎历日合厉王十八年天象，与宣王十八年天象绝不吻合。
三、涉及的几个问题 #
一件铜器上的历日，它的具体年代只能有一个，唯一解。为什么说法如此不一致呢？
其一，对月相的不同理解，就是分歧之所在。
自古以来，月相就是定点的，且定于一日。月相后紧接干支，月相所指之日就是那个干支日。春秋以前，历不成“法”，也就是说没有找到年、月、日的调配规律，大体上只能“一年三百又六旬又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年、月、日的调配只能靠“观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观象，包括星象、物象、气象，而月亮的盈亏又是至关重要的。月缺、月圆，有目共睹，可借以确定与矫正朔望与置闰。在历术未进入室内演算之前，室外观象就是最重要的调历手段，所以月相记录频频。这正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进入春秋后期，人们已掌握了年、月、日调配的规律，有了可供运算的四分历术，即取回归年长度36514日作为历术基础来推演历日，室外观象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月相的记录自然也就随之逐步消失。
铜器上以及文献上的月相保留了下来，后人就有一个正确理解的问题。
西周行用朔望月历制，朔与望至关重要。朔称初吉、月吉，或称吉，又叫既死霸，或叫朔月。传统的解说，初吉即朔。《诗·小明》毛传：初吉，朔日也。《国语·周语》韦注：初吉，二月朔日也。《周礼》郑注：月吉，每月朔日也。
最早对月相加以完整解说的是刘歆。《汉书·世经》中引用他的话：“(既)死霸，朔也；(既)生霸，望也。”他对古文《武成》历日还有若干解说，归纳起来：
初一：初吉、朔、既死霸
初二：旁死霸
初三：朏、哉生霸
十五：既生霸
十六：既望、旁生霸
十七：既旁生霸
刘歆的理解是对的，月相定点，定于一日。月相不定点，记录月相何用？古文《武成》在月相干支后，又紧记“越×日”“翌日”，月相不定点，就不可能有什么“越×日”“翌日”的记录。《世经》引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足见刘歆以前的古人，对月相也是作定点解说。望为十五，《释名·释天》“日在东，月在西，遥相望也”。《书·召诰》传：“周公摄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故记之。”既望指十六，自古及今无异辞。初吉、月吉、朏、望、既望自古以来是定点的，焉有其他月相为不定点乎？明确月相是定点的，即所有月相都是定点的。不可能说，文献上的月相是定点的，而铜器上的月相是不定点的。所以，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古已有之的月相定点说。用定点说解释铜器历日，虽然要求严密，难度很大，也正好体现它的科学性、唯一性。
只是到了近代，王国维先生用四分术周历推算铜器历日，发现自算的天象与历日总有两天、三天的误差，才“悟”出“月相四分”。事实上，静安先生的运算所得并非实际天象，因为四分术“三百年辄差一日”，不计算年差分(3.06分)就得不出实际天象。“月相四分”实不足取。当然，更不可能有什么“月相二分”。按“二分说”，上半月既生霸，下半月既死霸，那真是宽漫无边，解释铜器历日大可以随心所欲了。谁人相信？
其二，对铭文的理解明显不同。
李先生反复强调，吴虎鼎“同时出现夷王、厉王名号”，所以“系宣王标准器断无疑义”。
查吴虎鼎铭：“王在周康宫宫，导入右吴虎，王命膳夫丰生、司空雍毅，(申)敕(厉)王命。”
关于“康宫宫”，按唐兰先生解说，通夷，宫指夷王之庙。重要的是王命“(申)敕(厉)王命”这一句。后面有“(申)敕(厉)王命”，前一个“王”就一定是指周宣王吗？我们以为，不是。这明明是追记，是叙史。铭文中的“王”，都是确指厉王，即“厉王在夷王庙，右者导引吴虎入内，厉王命膳夫丰生、司空雍毅，重申他厉王的指令”。前两处用“王”，是因后面“厉王”而省，而与宣王无关。正因为这样，这个历日就与它下面的记事(厉王时事)结合，根本不涉及宣王。
其三，铜器历日不等于铸器时日。
吴虎鼎历日是叙史，与周宣王无关，更不会是“周宣王十八年十三月铸造的”。这是考古学界常犯的错误，把铜器历日统统视为铸器时日。
如果排除时王生称说，吴虎鼎作于厉王以后，或共和，或宣王，都不会错。作器者的本义是在显示他(或其先人)曾经在厉王身边的崇高地位，于是追记厉王十八年十三月的往事。类似这种叙史，这种追记，铜器中甚多，如元年曶鼎、十五年趞曹鼎、子犯和钟……这些铜器历日怎么能看成是铸器时日呢！
簋及穆王年代 #
国家博物馆新藏无盖簋簋，王年、月、月相、日干支四要素俱全，是考察西周年代又一个重要材料。《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3期发表了王冠英、李学勤先生的文章 [1] ，编辑部“希望能听到更多学者的意见”，进行深入研究。读了王、李二位文字，本人想就此谈谈我的看法，仅供参考。
簋铭文重要的有两点：其一，关于“”这个人；其二，簋历日及有关时王的年代。
这个人，在二十四年九月既望(十六)庚寅日，周“王呼作册尹册申命曰：更乃祖服，作家嗣(司)马”。他是承继祖父的官职，祖父叫“幽伯”。这个“册申命”，即重申册命，商周时期应是常见。《帝王世纪》载：“文王即位四十二[年]，岁在鹑火，文王更为受命之元年，始称王矣。”文王死后，武王承继，还得商王重申册命。《逸周书·丰保》就记载姬发正式受命为西伯侯，“诸侯咸格来庆”，那是文王死后第四年的事了。《史记·周本纪》载，武王克商后“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而使其子代就封于鲁。……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伯禽在周公摄政七年期间是代父治鲁，到成王亲政，《汉书》载：“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鲁之岁也。”师古注：“俾，使也，封之始为诸侯。”这是成王对伯禽重申册命，尽管“伯禽即位”好几年了。“册申命”，在世袭的体制下，并不是自然的交接班，还得天子君王的册封认可，就含有正式任命之义。
的祖父不过是“家司马”，管理王室事务的某个方面。在二十四年接手之后，受到周王的赏识，几年后得到提升，做了地位很高的引人朝见周王的“司马井伯”。铜器铭文涉及“司马井伯”的，已有十多件，据此系联，可以归并这些铜器为相近的王世，至少不会相距太远。
关于簋的具体年代，由于年、月、月相、日干支四样俱全，就便于我们考察。因为历日的制定得依据天象，历日自然也是反映天象的。我们可用实际天象勘比历日，得出确切的年月日。当然，这种考校得有个原则，不能凭个人的想当然。比如，月相是定点的，就不能说一个月相管三天两天，七天八天，甚至十天半个月。朏为初三，望为十五，既望为十六，古今一贯，定点的，其他月相怎么就不定点了呢？文献记载：“越若来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越，铜器用粤，或用雩，都是相距义。“既死魄”不定点，解释为十天半月，何有过五日的甲子？用一“越”字，就肯定了月相定点。
实际天象是可以推算复原的，用四分术加年差分推算，得平朔平气(合朔、交气取平均值)。 [2] 用现代科技手段，可得出准确的实际天象，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有载，可直接利用，免去繁复的运算。
古文《武成》《逸周书·世俘》记载了克商时日的月朔干支及月相，稍加归纳，得知：正月辛卯朔，二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 [3]
以此勘合实际天象，公元前1044年、前1075年、前1106年具备“正月辛卯朔，二月庚申朔……”。历朔干支周期是三十一年，克商年代必在这三者之中。依据文献记载(纸上材料)、考求铜器铭文(地下材料)、验证实际天象(天上材料)，做到“三证合一”，武王克商只能是公元前1106年。 [4] 依据《史记·鲁世家》及《汉书·律历志》记载，西周总年数是：
武王2年+周公摄政7年+伯禽46年+考公4年+炀公60年+幽公14年+魏(微)公50年+厉公37年+献公32年+真公30年+武公9年+懿公9年+伯御11年+孝公25年=336年。
从平王东迁公元前770年，前推336年，克商当是公元前1106年。
《晋书》载，“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有人说“受命”指“文王受命”，实乃指武王克商。武王2年+周公摄政7年+成王30年+康王26年+昭王35年=100年，正百年之数。《小盂鼎》铭文旧释“廿又五祀”，当是“卅又五祀”，乃昭王时器。昭王在位三十五年，享年七十岁以上，才可能有一个五十岁的儿子穆王。昭王在位十九年说违背起码的生理常识。
又，《史记·秦本纪》张守节《正义》云：“年表穆王元年去楚文王元年三百一十八年。”楚文王元年即周庄王八年，合公元前689年。318+689=1007，不算外，穆王元年当是公元前1006年，至克商之年公元前1106年正百年之数。
穆王在位五十五年，《竹书纪年》《史记·周本纪》均有明确记载。穆王在位的具体年代就明白了，公元前1006年—公元前952年，共王元年当为公元前951年。
在这样的背景下考求簋及其有关铜器的具体年代才有可能，而簋及有关铜器的历日干支反过来又能验证西周王年的正确与否。其中的关键环节是校比实际天象，铜器历日与实际天象完全吻合，才能坐实铜器的具体年代。
簋历日：唯廿又四年九月既望庚寅。
这个二十四年的王，指穆王的话，核对穆王二十四年实际天象，看它是否吻合就行了。穆王元年乃公元前1006年，二十四年即公元前983年。
查公元前983年实际天象：子月丁卯139分(丁卯08h 51m )，丑月丙寅……未月癸巳812分(癸巳12h 00m )，申月癸亥371分(壬戌20h 19m )…… [5]
是年建子，正月丁卯朔……九月癸亥朔。癸亥初一，既望十六戊寅。簋书戊寅为庚寅，取庚寅吉利之义。金文历日，书丁亥最多，其次庚寅，校比天象，细加考查，并非都是实实在在的丁亥日、庚寅日。凡亥日可书为丁亥，凡寅日可书为庚寅。丁亥得以亥日为依托，庚寅得以寅日为依托，并非宽泛无边。这就是铜器历日研究归纳出来的“变例”：丁亥为亥日例，庚寅为寅日例。 [6]
盘：隹廿又八年五月既望庚寅。
查宣王二十八年公元前800年天象：建寅，五月辛亥朔，既望十六丙寅。盘书丙寅为庚寅，如此而已。
克钟：隹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
克：隹十又八年十又二月初吉庚寅。
作器者为一人，当是同一王世。据历朔规律知，有十六年初吉庚寅，不得有十八年十二月初吉庚寅，历日不容。查宣王十八年公元前810年天象：是年建子，十二月戊寅朔。是作器者书戊寅为庚寅。克钟合宣王十六年公元前812年天象：建亥，九月辛卯54分(06h 24m )，余分小，实际用历书为庚寅朔。克历日作变例处理，两相吻合。否则，永无解说。
簋涉及走簋，走簋铭文中有“司马井伯”，这个“井伯”并不是，而是的文祖“幽伯”。十二年走簋在簋前，不在簋之后。这是从历日中考知的。
走簋：隹王十又二年三月既望庚寅……司马井伯[入]右走。
查穆王十二年公元前995年天象：建丑，三月乙亥641分(13″23)。乙亥朔，既望十六庚寅。这是实实在在的庚寅日。走簋历日确认这个司马井伯不是，当是的祖父；走簋历日确认穆王十二年天象与之吻合。(见《西周王年论稿》，270页)
穆王二十七年公元前980年天象：建丑，六月丙子朔。这就与“师奎父鼎”历日吻合。
师奎父鼎：隹六月既生霸庚寅……司马上井伯右师奎父。既生霸为望为十五，丙子朔初一，有十五庚寅。
这个司马井伯当然是了。至此，穆王二十七年，做家司马的已是地位很高的司马井伯了。
师簋、豆闭簋也载有司马井伯。
师簋：隹二月初吉戊寅……司马井伯右师……
豆闭簋：隹二月既生霸，辰在戊寅……井伯入右豆闭。
这是穆王五十三年的事。查穆王五十三年公元前954年天象：建丑，二月戊寅朔。既生霸十五壬辰。初一戊寅，司马井伯[入]右师；十五壬辰，司马井伯[]入右豆闭。
穆王时代，朔望月历制已经相当成熟了，朔日望日都视为吉日。这里提供两个证据：其一，《逸周书·史记》载：“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主之，朔望以闻。”这是穆王要左史辑录可鉴戒的史事，每月朔日望日讲给自己听。其二，《穆天子传》记录穆王十三年至十四年的西征史事，月日干支与公元前994年、前993年实际天象完全吻合，《传》除记录日干支外，援例记录季夏丁卯、孟秋丁酉、孟秋癸巳、[仲]秋癸亥、孟冬壬戌，即每月的朔日干支。
铜器记录大事，日干支基本上都在朔望(含既望)，这与朔望月历制视朔望为吉日有关。穆王“朔望以闻”，朔日(初吉戊寅)接见师，十五(既生霸)接见豆闭，既望册申命，都体现了这一文化礼制现象。月相是定点的，记录大事的铜器上的月相更不会有什么游移，也必须是定点的。
司马井伯，从穆王后期直到共王时代，一直位高权重。师虎簋、趞曹鼎、永盂等都反映了共王一代司马井伯的活动。
穆王在位五十五年，共王元年即公元前951年。
师虎簋：隹元年六月既望甲戌……井伯入右师虎。(《大系录》58)
既望十六甲戌，必己未朔。查共王元年公元前951年天象：子月辛酉245分(辛酉08h 41m )。上年当闰未闰，建亥，二月辛酉，三月庚寅，四月庚申，五月己丑，六月己未，七月戊子。
这个六月己未朔，就是师虎簋历日之所在。郭沫若定师虎簋为共王元年器，正合。
趞曹鼎：隹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大系录》39)
这里说说“永盂”。
《文物》1972年第1期载，永盂：隹十又二年初吉丁卯。
历日有误。历日缺月。铭文有井伯，有师奎父，可放在共王世考校。查共王十年公元前942年实际天象：子月己亥146分(07h 42m )，丑月戊辰，寅月戊戌，卯月丁卯。建寅，二月朔(初吉)丁卯。这就是永盂历日之所在。当是：[共]王十年二月初吉丁卯。
这让我们明白了两点：1.铜器历日也可能出现误记，当然并非一件永盂；2.可以借助实际天象恢复历日的本来面目，纠正误记的历日。
以上文字，利用实际天象考察铜器历日，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月相是定点的，簋乃记周穆王二十四年事，穆王元年在公元前1006年，穆王在位五十五年，共王元年即公元前951年。
伯吕父的王年 #
“断代工程简报”151期，发有李学勤先生关于“伯吕父”的文章。该器铭文的王年、月序、月相、干支四样俱全，考证其具体年代是可能的。就此谈谈我的看法。
铭文所载历日是：惟王元年六月既眚(生)霸庚戌，伯吕又(父)作旅。
这个历日明白无误是作器时日，从器型学断其大体年代是可行的。陈佩芬先生认为“此的形制、纹饰均属西周晚期”，李先生以为“应排在西周中期后段”。
以历日勘比天象，西周晚期周王的元年无一可合。“排在西周中期后段”则是唯一的首选。
月相定点，定于一日。既生霸为望为十五，十五庚戌，月朔为丙申。连读是：[]王元年六月丙申朔，十五既生霸庚戌，伯吕父作旅。
历日四要素俱全的铜器已有数十件，用历日系联，每一件铜器都不会是孤立的，都可以在具体的年代中找到它的准确位置。这就是历日勘比天象的妙处。董作宾先生就此将铜器列入各个王世，排出共王铜器组、夷王铜器组、厉王铜器组……得出的结论似更可信。
共和元年为公元前841年，这是没有疑义的。厉王在位三十七年，司马迁有记载，不必推翻。厉王元年为公元前878年。
有两件铜器的历日与公元前878年的天象吻合。
师簋：隹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大系录》98)
师兑簋甲：隹元年五月初吉甲寅。(《大系录》146)
公元前878年实际天象：丑正月丁亥19h56m★；二月丙辰，三月丙戌，四月乙卯，闰月乙酉，五月甲寅18h36m★，六月甲申……(★为符合天象的铜器历日)
前推，当是夷王。夷王世的铜器有：
卫盉：隹三年三月既生(死)霸壬寅。(《文物》1976年第5期)
兮甲盘：唯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大系录》134)
谏簋：隹五年三月初吉庚寅。(《大系录》101)
大师虘簋：正月既望甲申……隹十又二年。(《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
从夷王末年向前考察实际天象，公元前882年丑正月庚辰02h07m，二月己酉，三月己卯……正月庚辰分数小，司历定己卯★。这就是大师虘簋历日之所在。正月既望十六甲申，则月朔己卯。
定公元前882年为夷王十二年的话，公元前889年为夷王五年。公元前889年天象：丑正月辛卯，二月庚申，三月庚寅03h08m★，四月己未……三月庚寅就是兮甲盘、谏簋历日之所在。兮甲盘用“既死霸”，谏簋用“初吉”，并无二致。
前推，公元前891年当为夷王三年。公元前891年天象：上年当闰未闰，子正变亥正，正月癸卯，二月壬申，三月壬寅04h30m★。这就是卫盉历日之所在。卫盉的“既生霸”应是“既死霸”，忌“死”用“生”而已，不为误。这就是“铜器历日研究”中的“既生霸为既死霸例”(详见《铜器历日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
用铜器历日勘合天象，夷王元年为公元前893年(鲁厉公卅一年)，在位十五年。
往前，进入另一王世。史书记为孝王，后人多从。用铜器历日考校，当是懿王。用历日系联，这一王世的铜器有：
元年曶鼎、二年王臣簋、三年柞钟、九年卫鼎、十五年大鼎、二十年休盘、二十二年庚赢鼎。
庚赢鼎、休盘靠近夷王，不妨以两器为例讨论之。
庚赢鼎：隹廿又二年四月既望己酉。(《大系录》22)
休盘：隹廿年正月既望甲戌(壬戌)。(《大系录》143)
既望己酉，则四月甲午朔；甲与壬形近，既望甲戌则己未朔；既望壬戌则丁未朔。
公元前897年天象：丑正月丁未651分★(戊申00h11m)，二月丁丑……
公元前895年天象：丑正月乙丑，二月乙未，三月乙丑，四月甲午21h09m★。
其他多件懿王铜器均可如法一一勘合。得知，公元前895年乃懿王廿二年，夷王元年是公元前893年，懿王在位当是二十三年。
前推，公元前899年有“天再旦于郑”的天象，不可易。公元前899年合懿王十八年。古多合文，“十八”应是合文，误释为“元”，便出现“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的文字。我们确定夷王之前是懿王，当然与“天再旦于郑”的日食天象有关。“共懿孝夷”的王序，虽有新出“”(李学勤先生释为“佐”)器佐证，那实在是“五世共庙制”造成的误会，当专文解说。实际的王序是：共、孝、懿、夷。那是铜器历日明确告诉了我们的。
经过历日与天象勘合，十五年大鼎历日合公元前９０２年天象，九年卫鼎合公元前９０８年天象，三年柞钟合公元前９１４年天象，二年王臣簋合公元前９１５年天象，元年曶鼎合公元前９１６年天象。
公元前９１６年实际用历：丑正月戊辰，二月丁酉，三月丁卯，四月丁酉★，五月丙寅，六月丙申★……(见《西周王年论稿》１４７～１４８页)这里的“四月丁酉”就是曶鼎的“四月辰在丁酉”。这里的“六月丙申(朔)”就是伯吕父的“惟王元年六月既生霸庚戌(丙申朔)”。
不难看出，伯吕父的历日吻合公元前９１６年实际天象，这个元年的王是懿王。
结论是明确的：伯吕父乃周懿王元年器，与曶鼎同王同年，其绝对年代是公元前９１６年。
关于成钟 #
《上海博物馆集刊》第8期刊发《新获两周青铜器》一文，内有“成钟”一件，钲部与鼓部有文：“隹(唯)十又六年九月丁亥，王在周康徲宫，王寴易成此钟，成其子子孙孙永宝用享。”陈佩芬先生说：“从成钟形式和纹饰判断，这是属于西周中晚期的器。自西周穆王到宣王，王世有十六年以上的仅有孝王和厉王，据《西周青铜器铭文年历表》所载，西周孝王十六年为公元前909年，九月甲申朔，四日得丁亥。西周厉王十六年为公元前863年，九月丙戌朔，次日得丁亥，此两王世均可相合。铭文中虽无月相记载，但都与‘初吉’相合。”
我们也注意到李学勤先生的文字：“成钟的时代，就铭文内容而言，其实是蛮清楚的。铭中有周康宫夷宫，年数又是十六年，这当不外于厉王、宣王二世。查宣王十六年，为公元前812年，该年历谱已排有克鎛、克钟，云‘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据《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庚寅是该月朔日。成钟与之月分相同，而日为丁亥，丁亥在庚寅前三天，无法相容。再查历谱厉王十六年，是公元前862年，其年九月庚辰朔，丁亥为初八日。这证明，把成钟排在厉王十六年，就历谱来说，刚好是调协的，由此足以加强我们对历谱的信心。”
综合两位先生的见解，铭文历日应当这样理解：厉王十六年九月初吉丁亥。
这里有两个重要的问题：厉王十六年是公元前863年，还是公元前862年？初吉是指朔日(定点的)，还是指初二、初四或初八(不定点的，包括初一到初八甚至朔前一二日)？
公元前862年天象：九月庚辰朔。如果初吉定点，指朔日，公元前862年就不可能是厉王十六年，“断代工程”关于西周年代的结论则将从根本上动摇，什么“金文历谱”就成了想当然的摆设。只有将“初吉”理解为上旬中的任何一天，公元前862年才能容纳成钟的历日。与此相应，成钟历日可以适合若干年份的九月上旬的丁亥。如公元前863年、公元前909年等等。排定成钟历日就有很大的随意性，大体上可以随心所欲。
再看克钟历日：“惟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校比宣王十六年公元前812年天象：“九月庚寅朔”，正好吻合。这里，初吉即朔，没有摆动的余地。正因为月相定点不容许有什么摆动，没有随意性，一般人就感到很难，不得不知难而退，避难就易，误信“月相四分”，甚至发明了“月相二分”(一个月相可合上半月或下半月任何一天)。定点的确很难，但体现了它的严密，不容你主观武断，避免了信口雌黄。克钟历日，初吉定点，只能勘合前公元812年天象，坐实在宣王十六年，摆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合适，这就叫“对号入座”。
让我们来分析成钟的历日：十六年九月(初吉)丁亥。用司马迁“厉王在位三十七年”说，厉王十六年为公元前863年。查对公元前863年实际天象：冬至月(子月)朔庚寅、丑月庚申00h18m、寅月己丑、卯月戊午20h16m、辰月戊子、巳月丁巳19h56m、午月丁亥、未月丁巳01h20m、申月丙戌17h19m、酉月丙辰、戌月丙戌01h22m、亥月乙卯。(见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55页)
对照四分术殷历，公元前863年天象：子月庚寅、丑月庚申66、寅月己丑、卯月己未124、辰月戊子、巳月戊午182、午月丁亥、未月丁巳240、申月丙戌739、酉月丙辰、戌月乙酉797、亥月乙卯。(见张闻玉《西周王年论稿》，303页)
《历表》用定朔，四分术用平朔，余分略有不同。一般人看来，有卯月、巳月、戌月三个月的干支不合，好像彼此相差一天。因为一个朔望月是29.53日，干支纪日以整数，余数0.53不能用干支表示，而合朔的时刻不可能都在半夜0点，或早或晚，余分就有大有小。表面上干支不合，而余分相差都在0.53日之内。这是定朔与平朔精确程度不同造成的正常差异。余分只要在0.53日(约13小时，四分术499分)之内，都应视为吻合。
西周观象授时，历不成法，朔闰都由专职的司历通过观测确定。以上为例，卯月余分大，戊午20h16m(合朔在晚上20点16分)，司历可定为己未。从四分术角度看，己未124，余分小(合朔在凌晨3点多)，司历可定为戊午。申月丙戌(定朔与四分术干支同)，余分大，司历不用丙戌而定为“丁亥”。司历一旦确定，颁行天下，这就是“实际用历”。
可以看出，《历表》用定朔，有连小月(庚申、己丑、戊午)，两个连大月(丁巳、丁亥、丁巳；丙戌、丙辰、丙戌)。四分术殷历无连小月，只有连大月，公元前864年最后三个月连大，公元前863年一大一小相间。
可以推知，公元前863年的实际用历当是：正月(子月)庚寅、二月庚申、三月己丑、四月己未、五月戊子、六月戊午、七月丁亥、八月丁巳、九月丁亥、十月丙辰、十一月丙戌、十二月乙卯。——大体上一大一小相间，取七月、八月连大。
公元前863年实际用历：九月丁亥朔。这就是成钟“唯十又六年九月丁亥”所记载的历日。成钟的“十六年”，公元前863年，即厉王十六年。
大量的铜器历日与实际天象勘合，结论都是一个：厉王在位三十七年，厉王元年即公元前878年。根本不存在什么“共和当年改元”的神话(另文述及)。
李先生的“金文历谱”，也即是“断代工程”的“金文历谱”的根本失误在哪里？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
李先生以铜器器型学为基准，确定器物的王世，再用铭文历日去较比实际天象，历日的月相用宽漫无边的“四分说”甚至“二分说”进行解说，最后排出一个“金文历谱”。
粗看起来，这样的研究程序也似乎无可挑剔，细细一琢磨，其中的问题就不少。比如，器型涉及制作工艺，可以反映制作的时代，铭文历日是不是就是制作时日？一般青铜器专家总是将铭文历日视为制作时日，器型就成了断代的基本依据。事实上，铭文可以叙史。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其子孙为其祖若父作祭器”，追记先祖功德正是叙史，与史事有关的历日就与器物的制作无关，这几乎是简单的常识。从器型学的角度看，当是西周晚期器物，而铭文记录西周中期甚至前期的史事，也属正常。
其二，自古以来，月相是定点的且定于一日。月相紧连干支，就是记录那个干支日的月相。古人观察月相做什么？“观象授时”，确定每年的朔闰。这其中，月朔干支尤其重要。月亮的圆缺是确定朔干支的依据，或者说唯一的依据。月相不定点，记录月相何用？初吉为朔，望为十五，既望为十六，朏为初三，是定点的；焉有其他月相为不定点乎？如果一个月相可以上下游移十天半月，紧连的干支怎能纪日？
其三，排定历谱只能以实际天象为依据，金文历日必须对号入座，舍此别无他法。把铜器器型进行分类，那是古董鉴赏家的方法，不可能在此基础上产生什么“金文历谱”。
不难明白，由于先排定了器型，器物上的历日便不可能与实际天象吻合，再错下去，就只有对月相进行随心所欲的解说，以求与天象相合。
比照成钟的历日，不是很能说明这些问题么？
关于士山盘 #
摘要士山盘铭文历日当是“唯王十又六年九月既生霸丙申”，不是“甲申”。将西周中期诸多铜器历日系联，可归类为同一王世的四组铜器。士山盘历日与共王诸器历日不合，也与元年逆钟、四年散伯车父鼎、六年师伯硕父鼎、八年师才鼎、十二年大鼎等同一王世诸器历日不合，唯合元年曶鼎、二年王臣簋、三年柞钟、九年卫鼎、十五年大鼎等同一王世诸器。懿王元年乃公元前916年。懿王十八年公元前899年四月丁亥朔日食，“天再旦于郑”。“十八”乃合文，后人误释为“元”，便有“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的记载。士山盘历日与公元前901年天象吻合，此乃懿王十六年。
关键词士山盘丙申既生霸为既死霸例
从“断代工程”简报上先后读到有关新出现的成钟、士山盘两件器铭历日的文字，李学勤先生以此来“检验《报告》简本中的西周金文历谱”，认为“两器都可以和‘工程’所排历谱调谐，由此可以加强对历谱的信心”。另一位专家陈久金先生同意朱凤瀚《士山盘铭初释》所论，认为“士山盘的历日也合于‘工程’对金文纪时词语‘既生霸’的界说”。
朱凤瀚先生的文章发于《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1期，还附有相片及拓本，拓本较摄影更为清晰。细审拓本，铭文历日当是“隹王十又六年九月既生霸丙申”，朱先生释为“甲申”。“丙”字在“霸”字右边的“月”下，比较清楚。如果从历日角度研究，这一字之差，牵动就大了，也就无从谈及对“金文历谱”的肯定。
就成钟历日“隹十又六年九月丁亥”而言，依自古以来的月相定点说来验证历日天象，符合厉王十六年九月丁亥朔。厉王十六年当是公元前863年，而不是“金文历谱”所排定的公元前862年。本人另有专文《关于成钟》，已做了详细讨论。
现在来讨论一下“士山盘”历日，结论恐怕就与“断代工程”专家们的看法不同。相反，两件器物的历日，足以否定“工程”的“金文历谱”。
正确识读士山盘历日至关重要：隹王十又六年九月既生霸丙申。
朱凤瀚先生断为西周中期器，列入共王十六年。我只想说，历日合懿王十六年公元前901年天象。
我可以列出十个、二十个、三十个以上的“支点”来支持西周总年数是336年的结论。可参考《西周王年足徵》 [7] ，“足徵”，不过就是“证据充足”之义。
朱先生文章引用了“宰兽簋”历日“六年二月初吉甲戌”(见《文物》1998年第8期)。与天象框合，符合公元前1036年昭王六年天象，建丑，正月甲辰，二月甲戌。初吉指朔日。紧接着有“齐生鲁方彝盖”历日，“八年十二月初吉丁亥”，这与昭王八年公元前1034年天象相吻合：建丑，正月壬戌，二月壬辰……十一月戊午，十二月丁亥。两器历日，前后连贯，依董作宾先生的研究可归入“昭王铜器组”。
往下，昭王十八年公元前1024年天象，建寅，正月甲午……四月壬戌……八月庚申。这便是“静方鼎”历日：八月初吉庚申，[]月既望丁丑。月相定点，既望十六丁丑，则壬戌朔。四月壬戌朔，正合。“月既望”，非当月既望，而是追记前事，实乃“四月既望丁丑”，与曶鼎铭文追记前事同例。
接着，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这是公元前1023年午月丙戌的日食天象。查《日月食典》，查张培瑜《历表》(即《中国先秦史历表》，下同)，都可以证实公元前1023年六月丙戌日确有日食，这几乎是公元前1023年为昭王十九年的铁证。
小盂鼎有“廿又五祀”说，又确实存在“卅又五祀”的版本。校比天象，小盂鼎历日“八月既望辰在甲申”合昭王三十五年公元前1007年天象，建子，七月甲寅，八月甲申。“辰在甲申”即甲申朔。
穆王元年为公元前1006年，在位五十五年。共王元年乃公元前951年。
师虎簋历日：隹元年六月既望甲戌。(《大系录》58)最早，王国维氏断为宣王元年器，后来郭沫若氏断为共王元年器。六月既望十六甲戌，则六月己未朔。王氏云：“宣王元年六月丁巳朔，十八日得甲戌。是十八日可谓之既望也。”王氏用四分术推算，不知道四分术先天的误差，也读不到张培瑜的《历表》，所以便有“四分月相”的错误结论。
如果我们自己用四分术加年差分推算，或者直接查对张培瑜氏《历表》，公元前951年(共王元年)与公元前827年(宣王元年)，都有六月己未朔。虽然可以肯定月相定点，既望是十六，不可能是十八，而一器合宣王又合共王，该如何解释？
有历术常识的人都会知道，日干支60日一轮回，月朔干支31年一轮回。公元前951年与公元前827年，正是月朔干支的四个轮回，所以都有六月己未朔。
应该说，郭沫若氏看到的器物更多，断代更为合理。近年发现虎簋盖，可以与师虎簋联系，师虎簋列为共王元年器，也就顺理成章。
趞曹鼎：隹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月相定点，既生霸十五壬午，则五月戊辰朔。大家相信，这是共王标准器。
查对共王十五年公元前937年天象：建子，正月己巳朔……四月戊戌朔，五月戊辰朔。完全吻合。
西周中期器物甚多，最值得注意的是几个元年器。明确这些元年器的准确年代，以此为基准，用历日系联其他器物就有可能归类为同一王世的一组铜器，这正是董作宾先生的研究方法。用历日系联，就得对历术有通透的了解，最好是自己能推演实际天象，方可做到心明眼亮，是非分明，从而避免人云亦云。
涉及西周中期铜器，盛冬铃先生有一篇很好的文章，发在《文史》十七辑。笔者当年从中受到许多启发，才有了尔后对铜器历日的深入研究。盛先生还来不及从历术的角度进行探讨，就过早地走了，实在是铜器考古学界的悲哀。当今，能达到盛冬铃先生研究水平的人似乎太少，而想当然的主观臆度者比比皆是，皮相之见又自视甚高者亦大有人在。
先说元年器逆钟，历日“隹王元年三月既生霸庚申”。(《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
今按，既生霸十五庚申，则丙午朔。共王以后，公元前928年天象：建子，正月丁未，二月丁丑，三月丙午(定朔丁未01h50m，余分小，司历定为丙午)。
这个元年的王，只能是懿王或孝王，共王在位23年得以明确。
与逆钟历日系联的器物有“散伯车父鼎”，历日“隹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合公元前925年天象：建子，八月丁亥朔。
还有“师伯硕父鼎”，历日是“隹六年八月初吉乙巳”。合公元前923年天象：建子，八月乙巳朔。
还有“师才鼎”，历日是“隹王八祀正月，辰在丁卯”。辰在丁卯即丁卯朔。合公元前921年天象：上年当闰不闰，故建亥，正月丁卯朔。
还有“大簋”，历日是“隹十又二年二月既生霸丁亥”。既生霸十五丁亥，则癸酉朔。合公元前917年天象，建子，二月癸酉朔。
这样，从元年逆钟，到四年散伯车父鼎，到六年师伯硕父鼎，到八年师才鼎，到十二年大簋，铜器历日与实际天象完全吻合。以上都是同一王世器。这个元年为公元前928年的王应该是孝王，在共王之后，兄终弟及。共王之后，不是司马迁所记的懿王，懿王应在孝王之后。说见《共孝懿夷王序王年考》 [8] 。
再看一件元年器曶鼎。
曶鼎历日：“唯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惟王四月既生霸，辰在丁酉”。
王国维氏以为，四月在六月前，为同一年间事。可从。铭文分三段。此乃立足六月(首段)，又追记四月(次段)，更追记往“昔”(三段)。
“辰在丁酉”即丁酉朔，既生霸十五干支辛亥不言自明。当年朔闰是：四月丁酉，五月丙寅，六月丙申。
丙申朔，既望十六即辛亥。古人记亥日，以乙亥为吉，丁亥为大吉。这两段历日都是辛亥。次段四月不言辛亥，而以月相“既生霸”称之，补充朔日“辰在丁酉”。前段还是避开辛亥，以吉日“乙亥”代之。
校比公元前916年天象，可考知实际用历是建丑，四月丁酉朔，六月丙申朔。
详见《曶鼎王年考》。 [9]
接续下去，王臣簋历日“隹二年三月初吉庚寅”，合公元前915年天象。
接续下去，柞钟历日“隹王三年四月初吉甲寅”，合公元前914年天象。
接续下去，卫鼎历日“隹九年正月既死霸庚辰”，合公元前908年天象。
接续下去，大鼎历日“隹十又五年三月既(死)霸丁亥(乙亥)”，合公元前902年天象。
公元前899年，懿王十八年的四月丁亥朔日(建丑)，天亮后发生了一次最大食分为0.97的日全食，天黑下来，到5.30分，天又亮了。当是“懿王十八年天再旦于郑”。以讹传讹，文献记载为：“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古人竖写，“十八”误合为“元”。“合二字为一字之误”，古已有之。最明显的是：“左师触龙言”成了“左师触詟”，迷误了两千余年。前几年出土了地下简文，才算明白了：只有触龙，并无触詟。或者说，“十八”本来就是合文，正如甲文“義京”“雍己”“祖乙”是合文一样，后人将“十八”释读成了“元”。
以上器物，当归属懿王铜器组，这是借助器物自身的历日系联出来的，没有任何人为的强合或臆度。这是天象，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公元前916年是懿王元年，懿王十六年当是公元前901年，是年天象：建丑，正月庚子，二月庚午，三月己亥，五月戊戌，六月戊辰，七月丁酉，八月丁卯，九月丙申，十月丙寅……这里的“九月丙申朔”，就是士山盘历日所反映的天象。
“士山盘”历日是“既生霸”，月相定点，既死霸为朔为初一，既生霸当是十五。又岂能吻合？
古今华夏人的文化心态是相通的：图吉利，避邪恶。“死”，不吉利。所以有人就忌讳，自然也有人不忌讳。不忌讳的，直言之，直书之。忌讳的，可以少一“死”字，有意不言不书；也可以改“死”为“生”，图个吉利。
有意避“死”字不书的，如大鼎，历日“隹十又五年三月既霸丁亥”。我们早先总以为，“既霸”不词，是掉了字，是“历日自误”。经历术考证，乃“既死霸”，当补一“死”字。如果从避讳角度看，乃有意为之，不是误不误的问题。
改“死”为“生”的忌讳，就是“既生霸为既死霸例”。虽书为“既生霸”，实即“既死霸”(朔日)，以望日十五求之，无一处天象符合；以朔日求之，则吻合不误。铜器历日已有数例，我们归纳为“既生霸为既死霸”这一特殊条例，借以解说特殊铜器历日。 [10] 公元前901年懿王十六年，九月丙申朔，这就是士山盘历日“隹王十又六年九月既生(死)霸丙申”的具体天象位置所在。
结论很清楚：月相定点，定于一日；没有两天、三天的活动，更不得有七天、八天的活动；什么“上半月既生霸、下半月既死霸”更是想当然的梦呓。王国维氏用四分术求天象，没有考虑年差分(就是365.25日与真值365.2422日的误差)，便“悟”出“四分月相”，已经与实际天象不合。在“四分”的基础上，“二分月相”走得更远，谁人相信？以此排定“金文历谱”，以此考求西周年代，其结论的错误也就不言而喻了。
穆天子西征年月日考证——周穆王西游三千年祭 #
公元2007年是周穆王西游三千年的重要纪年，千载难逢。我们应当记得它，应当纪念它。
周穆王西征，有《穆天子传》为证。事涉“三千年”，当然得从西周的年代说起。
司马迁《史记》的明确纪年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那之前的年代，都是后人推算的。其中，武王克商的确切年代最为关键。克商年代，至今已有三四十家不同说法。影响大的有两家。旧说，即刘歆之说，克商在公元前1122年，有两千年了，史学界大体依从。新说，当是国家斥巨资集多方面力量，称之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得出的结论，克商在公元前1046年。差异如此之大，靠得住吗？
姑且不说新说、旧说的是非，看一看克商年代的文献依据就能让我们头脑清醒。
反映克商月朔日干支的文字，一是古文《武成》，一是《逸周书·世俘》。
《新唐书·历志》称“班(固)氏不知历”，他的《汉书·律历志》多采用刘歆的文字，刘歆在《世经》中引了《周书·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
又引《武成》曰：“粤若来三[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
又引《武成》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庙。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
这就是今天我们能见到的古文《武成》。虽也有人提出过异议，史学界还是认同它的真实性。刘歆在引用后还写有他对原文的解说。如：“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阵。甲子昧爽而合矣。”又说：“明日闰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既]死霸。……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这就是刘歆对克商月朔干支的理解。
稍加排列，是年前几月朔日干支便清清楚楚：一月辛卯朔，二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
再看《逸周书·世俘》：
维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国。
维一月丙午旁生魄，若翼日丁未，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纣。
越若来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纣，执矢恶臣百人。
《武成》说，一月初二(旁死霸)壬辰，初三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逸周书》说，一月十六(旁生魄)丙午，第二天丁未，“王乃步自于周”。《武成》立足于朔，《世俘》立足于望，日序一致，两者并不矛盾。当是初三癸巳起兵，中间有停留，十七丁未又出发。二月既死魄(庚申朔)，第五天“甲子朝至接于商”。《世俘》与《武成》吻合。
月相的含义也清楚明白：既死魄(霸)为朔为初一，旁死魄(霸)取傍近既死魄之义为初二；既生魄与既死魄相对为望为十五，旁生魄(霸)取傍近既生魄之义为望为十六，既旁生魄(霸)指旁生魄后一日为十七。月相是定点的，定于一日。一个月相不会管两天三天，也不会管七天八天，更不会相当于半个月。这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武成》与《世俘》明白告诉我们的。有的人就是视而不见！
克商之年前几月的朔干支当是：一月辛卯朔，二月庚申朔，×月庚寅朔，×月己未朔，四月己丑朔。二月至四月间必有一闰，刘歆据四分术朔闰定二月闰，可从。闰二月庚寅朔，三月己未朔。
以此勘比实际天象，公元前1122年、前1046年皆不符合。历日干支与公元前1044年、前1075年、前1106年天象可合。因为历朔干支周期是三十一年，克商年代必在这三者之中。依据文献记载，考求出土铜器铭文，武王克商只能是公元前1106年。
1976年于临潼出土利簋，铭文：“王武征商，唯甲子朝。”确证了克商的时日干支。
西周的总年数，可参照《史记·鲁世家》。因为《鲁世家》记载鲁公在位年数大体完整。《史记·鲁世家》记：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祚，代成王摄行政当国。……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并兴反。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慈……遂平徐戎，定鲁。鲁公伯禽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为炀公……六年卒，子幽公宰立。幽公十四年，幽公弟照杀幽公而自立是为魏公。魏公五十年卒，子厉公擢立。厉公三十七年卒，鲁人立其弟具，是为献公。献公三十二年卒，子真公濞立。真公十四年，周厉王无道，出奔彘，共和行政。二十九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真公卒，弟敖立，是为武公。武公九年春，武公与长子括、少子戏西朝周宣王。宣王爱戏……卒立戏为太子。夏，武公归而卒，戏立，是为懿公。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与鲁人攻弑懿公，而立伯御为君。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鲁，杀其君伯御……乃立称(鲁懿公弟)于夷宫，是为孝公……孝公二十五年，诸侯畔周，犬戎杀幽王。
司马迁所记西周一代鲁公年次，大体是清楚的。异议最多只有两处：伯禽年数，炀公年数。伯禽卒于康王十六年，这是明确的。周公摄政，七年而返政成王，“后三十年四月……乙丑，成王崩”。伯禽代父治鲁是在周公摄政之初，而不是成王亲政之后。伯禽治鲁后，有管、蔡等反，淮夷徐戎亦反。接着有周公东征，伯禽亦率师伐徐戎，定鲁。《鲁世家》载，伯禽代父治鲁之后“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引起周公有“何迟”“何疾”之叹。很清楚，周公与太公受封是在武王克殷之后，伯禽“之鲁”当在周公摄政之初，是代父治鲁。成王亲政元年，“此命伯禽俾侯于鲁之岁也”(《汉书·律历志》)，成王正式封伯禽为鲁侯。到康王十六年，伯禽卒。这样，代父治鲁七年，作为鲁侯治鲁四十六年，总计五十三年。这与《史记集解》“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的记载也是吻合的。
鲁炀公年数，《鲁世家》记“六年”，《汉书·世经》作“《世家》：炀公即位六十年”，汲古阁本《汉书》作“炀公即位十六年”。《世经》同时又记“炀公二十四年正月丙申朔旦冬至”为蔀首之年，至“微(魏)公二十六年正月乙亥朔旦冬至”复为蔀首之年。这就否定了六年说、十六年说。这一蔀七十六年中间，还有幽公十四年，炀公在位必六十年无疑。
这样，武王2年+周公摄政7年+伯禽46年+考公4年+炀公60年+幽公14年+魏公50年+厉公37年+献公32年+真公30年+武公9年+懿公9年+伯御11年+孝公25年=336年。这是明白无误的《鲁世家》文字，是考证西周一代王年的依据。西周总年数336年，武王克商当在公元前1106年。实际天象，出土铭文，文献记载，都证实了这一结论。
《史记·封禅书》：“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周公摄政七年，返政成王，《汉书·律历志》载：“后三十年四月……乙丑，成王崩。”《竹书纪年》载，康王在位二十六年。昭王在位年数众说纷纭，而小盂鼎铭文旧释“廿又五祀”，当是“卅又五祀”，乃昭王时器，可证昭王在位三十五年。
武2+摄政7+成30+康26+昭35=100年，正百年之数，这就证实《晋书》所载“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是靠得住的。前人说“受命”指的是“文王受命”，实则指武王克商。又，昭王在位之年，其说甚多，十九年说影响尤大。《史记》载，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这就否定了昭王在位十九年说、二十四年说(新城新藏)。在位三十五年，昭王年岁当在七十以上，才可能有一个五十岁的儿子穆王。这是简单的生理常识啊！
又，《史记·秦本纪》张守节《正义》云：“年表穆王元年去楚文王元年三百一十八年。”楚文王元年即周庄王八年，合公元前689年。318+689=1007，不算外，穆王元年当是公元前1006年，上距克商的公元前1106年正是“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
文献记载的穆王高寿长命，都是于史有据的。《史记·周本纪》载：“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翳扈立。”《竹书纪年》记穆王“五十五年，王陟于祗宫”。《太平御览》引《帝王世纪》：“五十五年，王年百岁，崩于祗宫。”《尚书·吕刑》载：“唯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诘四方。”这里的“百岁”“百年”，当然指的是整数，《帝王世纪》的作者不会不读《史记》。穆王活到一百零五岁，古人不疑，今人反认为不可能，于是穆王在位就有了45年(马承源)、41年(董作宾、刘起益)、37年(丁山、刘雨)、27年(周法高)，甚至20年(陈梦家)、14年(何幼琦)种种说法。如此不顾文献，实在令人惊讶。我们说，离开了文献记载，还有什么历史可言啊！百年来，东西方文化交流，西方人怎么“大胆假设”，还可理解，号称史学家的中国人抛弃文献信口雌黄，就不好理解了。
穆王元年乃公元前1006年，这是不容置疑的。
弄明白穆王在位的具体年代，公元前1006年—前952年，计55年，再考求穆天子西游的年月日才有可能。
中华民族最重视史事的记录，汉字的史、事本来就是一个字，帝王身边有史官记言记事，古代史料记载的丰富是不言而喻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既是悠长的，更是延绵不断的，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春秋》仅是鲁国的大事记国史，只不过经孔子整理而得以保存下来。其实，各诸侯国都是有国史的，从《竹书纪年》看，周王朝的大事记更不当缺。《逸周书·史记》载，周穆王要左史“取遂事之要戒”，朔日、望日讲给他听。也就是录取史料中的重要的可鉴戒的事，供他参考借鉴。足见周穆王时是有史事记录的，左史才可能给他辑录。可惜，国史仅传下来一部《春秋》，更早的只有一些零散的文字。
史载，西晋初年汲郡人不准盗取战国古墓，有大量竹简古书，经当时学者荀勖等人整理，一批古籍得以保留下来，其中就有史事记录两种，这就是《竹书纪年》与《穆天子传》。
《穆天子传》记录周穆王西行的史事，历时两年，远行到今之中亚，文字中干支历日明明白白，地名记载清清楚楚，即便是经过春秋、战国间人整理，作为穆王的史事，还是可信的，不当有什么疑义，更不必看作什么传奇小说，当作古人的故事编写。
据《艺文类聚》载，“穆王十三年，西征，至于青鸟之所憩”，这当是穆王的初次西行。《穆天子传》卷四载，“比及三年，将复而野”，还要再去。因为传文残缺，无明确年月，只有日干支记录。我们仅能据干支将行程一一复原，再现三千年前穆王西行的史事。
穆王十三年即公元前994年，我们将前后年次的月朔干支一一列出，穆王的西行也就大体明白了。
注：84，指四分数小余。07h19m，指合朔07时19分，见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
郭沫若氏《大系录》61载走簋“隹王十又二年三月既望庚寅”。既望十六庚寅，必乙亥朔。这正合穆王十二年天象：卯月乙亥朔。见上★处。是年建丑，当闰未置闰，转入下年建子。
郭沫若《大系录》80载，望簋“唯王十又三年六月初吉戊戌”。六月戊戌朔，正合穆王十三年天象：巳月戊戌朔。见上★处。本年不当闰而闰，转入下年建丑。
以上所列子、丑、寅、卯……是实际天象，是用四分术推算出来的。在不能推步制历的春秋后期以前，是观察星象制历，即观象授时。在没有找到朔闰规律之前，只能随时观察，随时置闰。这样，实际用历与实际天象就不可能完全吻合，允许有一定的误差。月球周期29.53日，有个0.53，半日还稍多。而干支纪日是整数，不可能记“半”，这个0.53必然地前后游移，甲子记为乙丑，乙丑记为甲子，都算正常。还有个置闰问题，按推步制历当闰，而实际用历却未闰，不当闰却又置闰了，建正就有个游移，或建丑或建子，并不固定。懂得以上两点，实际用历与实际天象的勘合与校比，才有可能。
下面，我们将《穆天子传》有关文字录入，穆王西游的整个行程也就昭白于天下。
卷一，开篇“饮天子蠲山之上”，说明书已残缺，当有穆天子从宗周洛邑出发过黄河至蠲山的记录。书的首页，按后面的惯例应当是“仲春庚子”“季春庚午”之类的纪时文字。第一个纪日干支是“戊寅”，是在朔日庚午之后，说明穆天子在季春三月初出发，几天后到了黄河之北山西东部的蠲山。从上面公元前994年(穆王十三年)实际天象推知，三月朔庚午(小余46分)，分数小，也可以是“三月己巳朔”，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就定“己巳朔”，戊寅初十。顾实在二月后置闰，戊寅就成了“闰二月初十”。本不为错，考虑到接续“望簋”历日，闰二月就不恰当了。
定三月庚午朔(05h49m)。初九戊寅，天子北征，乃绝漳水。十一庚辰，至于□。十四癸未，雨雪，天子猎于邢山之西阿。十六日乙酉，天子北升于□，天子北征于犬戎。二十一日庚寅，北风雨雪，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属休。二十五日甲午，天子西征，乃绝隃之关隥(今雁门山)。
四月己亥朔(13h43m)。初一己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初三辛丑，天子西征，至于人。初五癸卯〔酉〕(此月无癸酉)，天子舍于漆泽，乃西钓于河。初六甲辰，天子猎于渗泽。初八丙午，天子饮于河水之阿。初十戊申〔寅〕(此月无戊寅)，天子西征，骛行，至于阳纡之山。十五癸丑，天子大朝于燕然之山，河水之阿。二十日戊午，天子命吉日戊午，天子大服，天子授河宗璧。二十一己未，天子大朝于黄之山。二十七乙丑，天子西济于河。二十八丙寅，天子属官效器。
五月己巳朔。《传》无载。
六月戊戌朔(05h34m)。望簋：唯王十又三年六月初吉戊戌。铭文与天象吻合。
卷二，丁巳……知此前有若干脱漏。丁谦云：距前五十一日。盖自河宗至昆仑、赤水须经西夏、珠余、河首、襄山诸地。五十一日行四千里恰合。
戊戌朔，二十日丁巳，天子西南升□之所主居。二十一戊午，寿□之人居虑。二十四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二十六癸亥，天子具蠲齐牲全，以禋□昆仑之丘。二十七甲子，天子北征，舍于珠泽。
《传》载“季夏丁卯”，即六月丁卯朔。说明实际用历，前六月戊戌朔，月小，二十九日。而实际天象，午月戊辰朔162分(丁卯15h10m)，实际用历午月(后六月)丁卯朔，不用四分术戊辰162分，更近准确。
闰六月丁卯朔，季夏(初一)丁卯，天子北升于舂山之上以望四野。初六壬申，天子西征。初八甲戌，至于赤乌之人其献酒千斛于天子。十三日己卯，天子北征，赵行□舍。十四日庚辰，济于洋水。十五日辛巳，入于曹奴之人戏觞天子于洋水之上。顾实云：“曹奴当即疏勒。”十六壬午，天子北征，东还。十八日甲申，至于黑水。降雨七日。二十五辛卯，天子北征，东还，乃循黑水。二十七癸巳，至于群玉之山。
闰六月，月大，三十日。故《传》载“孟秋丁酉”，进入七月。
七月丁酉朔(02h47m)，四分术丁酉朔661分。孟秋初一丁酉，天子北征。初二戊戌，天子西征。初五辛丑，至于剞闾氏。初六壬寅，天子祭于铁山。已祭而行，乃遂西征。初十丙午，至于韩氏。十一日丁未，天子大朝于平衍之中。十三日己酉，天子大飨正工、诸侯、王吏、七萃之士于平衍之中。十四日庚戌，天子西征，至于玄池。天子三日休于玄池之上。十七日癸丑，天子乃遂西征。二十日丙辰，至于苦山。二十一日丁巳，天子西征。二十三日己未，宿于黄鼠之山西(阿)。二十七癸亥，至于西王母之邦。
卷三，吉日甲子二十八日，天子宾于西王母。二十九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
八月丙寅朔(16h58m)，四分术丁卯朔220分。《传》无载。
九月丙申朔(09h51m)，四分术丙申朔719分。
实际用历九月丙申朔。初一丙申。十二丁未，天子饮于温山。十四日己酉，天子饮于溽水之上。六师之人毕聚于旷原。天子三月舍于旷原。六师之人翔畋于旷原。六师之人大畋九日。
十月丙寅朔(04h42m)，四分术丙寅朔278分。
十一月乙未(23h58m)，四分术乙未朔777分。
十二月乙丑朔(17h48m)，四分术乙丑朔333分。
公元前993年，穆王十四年，上年置闰，闰六月，转入今年建丑，正月乙未朔(08h54m)，四分术甲午832分。甲午分数大，与乙未相差无几。实际用历取甲午，或取乙未，均可。
正月(丑)甲午朔(乙未08h54m)。《传》无记。
二月(寅)甲子朔391分(甲子20h57m)。《传》无记。
三月癸巳890分(甲午06h28m)。顾实取甲午朔，己亥初六。癸巳朔，初七己亥，天子东归。初八庚子，至于□之山而休，以待六师之人。
四月癸亥朔449分(12h25m)。顾实取四月甲子朔，初一甲子，十七庚辰，天子东征。二十日癸未，至于戊□之山。二十二乙酉，天子南征，东还。二十六己丑，至于献水，乃遂东征。
五月癸巳朔8分(壬辰21h37m)。癸巳分数小，壬辰分数大，朔日近之。因为后有“孟秋癸巳”“(仲)秋癸亥”的文字，顾实取五月甲午朔，虽朔差一日，视为实际用历，可从。这样，从二月甲子朔算起，出现四个连大月，似乎不好理解。考虑到历术的粗略，又是远在千里万里之外的记录，朔差一日，也是情有可原的，未便苛求。否则，后面的“孟秋癸巳”就不好解释了。实际天象不会错，是实际用历出了偏差，将一个小月误记为大月，如此而已。
五月甲午朔，初六己亥，至于瓜之山。初八辛丑，天子渴于沙衍，求饮未至，七萃之士高奔戎刺其左骖之颈，取其青血以饮天子。十一日甲辰，至于积山之边。十二日乙巳，诸飦献酒于天子。
六月壬戌朔507分(04h49m)。实际用历，顾实定癸亥朔，朔差一日。
卷四，初一癸亥，十八庚辰，至于滔水。十九辛巳，天子东征。二十一日癸未，至于苏谷。二十四丙戌，至于长。二十五丁亥，天子升于长，乃遂东征。二十八庚寅，至于重邕氏黑水之阿。
七月辛卯朔(12h54m)，四分术壬辰66分。实际用历，顾实据《传》记“孟秋癸巳”“五日丁酉”定癸巳朔，朔差一日。
七月初一癸巳，孟秋癸巳，命重邕氏供食于天子之属。“五日丁酉”即初五丁酉，天子升于采石之山，于是取采石焉。天子一月休。
八月庚申朔(22h56m)，四分术辛酉565分。实际用历，顾实据《传》“(仲)秋癸亥”定八月癸亥朔。援例，“季夏丁卯”“孟秋丁酉”“孟秋癸巳”“(仲)秋癸亥”，皆指朔日。四分术，七月壬辰66分，月大，八月壬戌朔。壬戌之去癸亥，还是朔差一日，这是记事者延续前面的失误而不知而不改。这个“失误”仅是今人的认识，反映了当时人的历术水平而已。干支纪日并不紊乱，大原则没有出错，只是在处理月大月小上没有找到规律。到春秋时代，大月小月的周期才得以逐步掌握，从《春秋左氏传》的历日中可以考知。
(仲)秋癸亥，八月癸亥朔。初一癸亥，天子觞重邕之人
鸳。初三乙丑，天子东征， 鸳送天子至于长沙之山。初四丙寅，天子东征，南还。初七己巳，至于文山。天子三日游于文山。初十壬申(误记“壬寅”，本月无壬寅)，天子饮于文山之下。十一癸酉，天子命驾八骏之乘。十二甲戌，巨蒐之人
奴觞天子于焚留之山。十三日乙亥，天子南征阳纡之东尾。十九日辛巳，至于□
河之水北阿。
九月庚寅朔(11h58m)，四分术辛卯124分，两者误差在半日，算是吻合。实际用历，承上月癸亥朔，本月壬辰朔，与辛卯朔差一日。
九月壬辰朔，二十二癸丑，天子东征，栢夭送天子至于
人。天子五日休于澡泽之上。二十七戊午，天子东征。
十月庚申(04h22m)，四分术庚申623分。实际用历，承上月壬辰朔，本月壬戌朔。
“孟冬壬戌”即十月壬戌朔，与上诸例吻合。十月初一壬戌，至于雷首。犬戎胡觞天子于雷首之阿。初二癸亥，天子南征。初五丙寅，天子至于钘山之队(隧)。十二癸酉，天子命驾八骏之乘，赤骥之驷，造父为御。南征翔行，迳绝翟道，升于太行，南济于河，驰驱千里，遂入于宗周。十九庚辰天子大朝于宗周之庙。吉日甲申二十三，天子祭于宗周之庙。二十四乙酉，天子□六师之人于洛水之上。二十六丁亥，天子北济于河。
十一月己丑(23h22m)，四分术庚寅182分，己丑合朔在夜半23h22m，与庚寅吻合。实际用历，承上月壬戌朔，定本月壬辰朔。朔差一日。
十一月壬辰朔，记“仲冬壬辰”，至累山之上。初六吉日丁酉，天子入于南郑。西征结束。
以上，我们将《穆天子传》主体文字录入纪时系统，可以弄明白很多问题：
《穆天子传》是一部珍贵的史料记录，记录了周穆王西征的整个行程，季节时日记载得清清楚楚，历日干支前后连贯，一丝不乱，这就体现了它的真实性与可靠性。说明周穆王时代是有“史记”的，整个西周一代也是有“史记”的，没有这个“源”，就没有《春秋》这个“流”。
《穆天子传》记录了周穆王十三年、十四年西行的主要活动，反映了三千年前中原与西域与中亚的沟通，各民族的交流往来可追溯到三千年前，穆王西征有开拓性的意义。
周穆王十三年合公元前994年，十四年合公元前993年，实际天象与《穆天子传》所记历日干支完全吻合，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历日干支的记录反映了中华民族三千年前的历术水平。借助干支历日的记录，三千年后的今天，我们能够将它们一一复原，本身就说明华夏民族早期的历术水平是高超的，大体准确的，不用说在当时也是首屈一指的。
干支历日的勘合校比，证实周穆王元年当在公元前1006年，它对于整个西周一代王年的探讨有重要意义。旧说克商在公元前1122年，新说克商在公元前1046年，都会从根本上动摇。
从观象授时到四分历法——张汝舟与古代天文历法学说 #
张汝舟先生
【表一】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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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表四】
【求索】
顾炎武《日知录》有言：“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
在中国古诗文中提及天文星象的比比皆是，如“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诗经·豳风·七月》)；“牵牛西北回，织女东南顾”(晋陆机《拟迢迢牵牛星》)；“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唐杜甫《赠卫八处士》)；等等。可见，在古代，“观星象”是件寻常事，绝非难事。
但到了近现代，天文却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学问。所以顾炎武慨叹：“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
20世纪60年代，张汝舟先生凭借其扎实的古汉语功底、精密的考据学研究方法和现代天文历算知识，完整地释读了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发展主线。从夏商周三代“观象授时”到战国秦汉之际历法的产生与使用过程，他拨开重重迷雾，厘清了天文学史中的诸多疑难问题，使得这一传统绝学恢复其“大道至简”的本质，成为简明、实用的学问。
考据成果
《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国语》《左传》《吕氏春秋》《礼记》《尔雅》《淮南子》等古籍中有大量详略不同的星宿记载和天象描述。《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更是古天文学的专门之作。
夏、商、周三代观象授时的“真相”，经历春秋战国的社会动荡，到汉代已经说不清楚了。历法产生后，不必再详细记录月相，以致古代月相名称“生霸”“死霸”的确切含义竟也失传。自汉代至今，众多学者研究天文历法，著作浩如烟海。研究者受限于时代或者本人天文历算水平，有些谬误甚深，把可靠的古代天文历法宝贵资料弄得迷雾重重。张汝舟先生对此一一加以梳理。
1.厘清“岁星纪年”迷雾。“岁星纪年”在春秋时期一度行用于世，少数姬姓国及几个星象家都用过。岁星，即木星，运行周期为11.86年，接近12年。“观象”发现岁星每年在星空中走过一辰30°，将周天分为十二辰，岁星每年居一辰，这就是岁星纪年的天象依据。可是，岁星运行周期不是12年整，每过八十余年就发生超辰现象。这是客观规律，无法更改。鲁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45年)，出现了“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岁星纪年”因此破产，仅行用百余年。而古星历家用以描述岁星运行的十二次(十二宫)名称(星纪、玄枵、娵訾……)却流传下来。而后，星历家又假想一个理想天体“太岁”，与岁星运行方向相反，产生“太岁纪年法”。但终因缺乏实观天象的支撑，也仅昙花一现。另取别名“摄提格”“单阏”“执徐”“大荒落”……作为太岁纪年的名称，代替十二地支。阅读古籍时，将这些“特殊名称”理解为干支的别名即可(见春秋战国时期所用干支纪年别名与干支对应关系表)。
2.纠正“四象”贻害。张汝舟先生绘制的星历表是依据宋人黄裳《星图》所绘二十八宿次序画的。传统星历表迷信《史记·天官书》的“四象”说，二十八宿分为东方苍龙、北方玄武、西方白虎、南方朱雀。由于四灵要配四象，于是宿位排列颠倒了，后人误排二十八宿、十二宫方向，贻误不浅。(见【表一】)
张氏星历表(见【表二】)纠正了二十八宿排列次序；删除外圈十二地支；增加“岁差”方向；增加二十八宿上方括号内数字，这是唐宋历家所测，与春秋时期数据差异不大。用此表释读古籍中的天象清晰明了。
3.否定“三正论”。观象授时时期，古人规定冬至北斗柄起于子月，终于亥月，这是实际天象，不可更改。每年以何月为正月，则会导致月份与季节之间调配不同，这就是“建正”(用历)问题。春秋时期人们迷信帝王嬗代之应，“三正论”大兴，他们认为夏商周三代使用了不同的历法，“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即夏以寅月为正月，殷以丑月为正月，周以子月为正月。“改正朔”，以示“受命于天”。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十月为岁首，也源于此。(见【表三】)
实际上，四分历产生之前，还只是观象授时，根本不存在夏商周三代不同正朔的历法。所谓周历、殷历、夏历不过是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所用的子正、丑正、寅正的代称罢了。春秋时代诸侯各国用历不同是事实，实则建正不一。大量铜器历日证明，西周用历建丑为主，失闰才建子建寅。春秋经传历日证明，前期建丑为主，后期建子为主。
排除“三正论”的干扰，中流伏内的含义才得以显现。依据《夏小正》“八月辰(房宿)伏”“九月内(入或纳)火”“正月初昏参中”“三月参则伏”等连续的星象记载，确定中、流、伏、内是二十八宿每月西移一宫(30°)的定量表述。张汝舟在《〈(夏)小正〉校释》里详加阐释。《诗经·七月》中“七月流火”是实际天象，是七月心宿(大火)在偏西30°的位置，则六月大火正中，这是殷历建丑的标志。毛亨注“七月流火”(“火，大火也；流，下也”)已经不能精确释读天象了。后世多依毛氏阐述，远离了天文的“真相”。(见【表四】)
4.否定《三统历》。汉代刘歆编制的“三统历”详载于班固《汉书·律历志》，《三统历》被推为我国三大名历(汉《三统历》、唐《大衍历》、元《授时历》)之首，实则徒有虚名。“三统历”本质即为四分历，是《殷历》“甲寅元”的变种，且从未真正行用过。刘歆用“三统历”推算西周纪元元年，但受时代限制，他不明四分术本身的误差，也不知道“岁差”的存在。所以他推算西周历日总有三天、四天的误差。王国维先生即是据《三统历》推算结果悟出“月相四分说”，上了刘歆的当。
“四象”“三正论”“三统历”“岁星纪年”，张汝舟称之为“四害”。去除“四害”，方能建立正确的星历观。
四分历法
语言学家、楚辞学家汤炳正先生曾言：“两千年以来，汝舟先生是第一位真正搞清楚《史记·历书·历术甲子篇》与《汉书·律历志·次度》的学者。”《历术甲子篇》《次度》是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两大宝书，尘封两千余年，无人能识。张汝舟先生考据出司马迁所记《历术甲子篇》正是我国第一部历法——四分历；《次度》所记载的实际天象，正是四分历实施之时，在战国初年公元前427年(甲寅年)。依此两部宝书，张汝舟先生还原了我国从战国初到三国蜀汉亡行用了700年的四分历。
四分历是以365又1/4日为回归年长度，29又499/940日为朔策(平均一月长度)，十九年闰七为置闰方法的最简明历法。张汝舟先生熟知现代天文历法体系，明了四分历的误差，发明出3.06年差分的算法，以公元前427年为原点，前加后减，修正四分历的误差。这一算法的发明，使古老的四分历焕发青春。简明的四分历法成为可以独立运用的历法体系，上推几千载，下算数千年。其推算结果，既与现代天文学推测的实际天象相吻合(只有平朔、定朔的误差而已)，又与古籍、出土文物中的历点相吻合，客观上验证了张汝舟先生所建立的天文历法体系的正确性。张汝舟先生不仅还原了四分历的使用历史，同时构建了一套完整自洽并可以独立运用的古代天文历法体系。
张汝舟先生精研古代天文历法，首先应用于西周年代学研究。1964年发表《西周考年》，得出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106年，西周总年数336年的确凿结论。
《史记》年表起于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共和元年至今近三千年纪年，历历分明。共和之前西周各王年，向无定说。最重要的时间点即是“武王克商”之年。李学勤先生说：“武王克商之年的重要，首先在于这是商周两个朝代的分界点，因此是年代学研究上不可回避的。这一分界点的推定，对其后的西周来说，影响到王年数的估算；对其前的夏商而言，又是其积年的起点。”
《西周考年》中利用古籍、出土器物的41个宝贵历点(有王年、月份、纪日干支及月相的四要素信息)，以天上材料(实际天象)、地下材料(出土文献)与纸上材料(典籍记载)“三证合一”的系统方法论，确证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106年。张汝舟先生总结他的方法为一套技术——四分历推步，四个论点——否定“三统历”、否定“三正论”、否定“月相四分说”、确定“失闰限”与“失朔限”。
“月相四分说”与“月相定点说”是目前史学界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月相四分说”是王国维先生在“三统历”基础上悟出的，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进一步演化为“月相二分说”。而张汝舟先生坚持的“月相定点说”是四分历推步的必然结果，有古籍、青铜器中历点一一印证。月相定点与否的争执，本质是对古代四分历法是否有足够清晰认识的问题。
清儒有言：“不通声韵训诂，不懂天文历法，不能读古书。”诚非虚言。考据古天文历法是一项庞大繁难的系统工程。古天文历法源远流长，张汝舟先生的学术博大精深，本文所述仅是“冰山一角”。我们在从汝舟师学习的过程中有这样的体会：一是要树立正确的星历观点，才不至为千百年来的惑乱所迷；二是要进行认真的推算，达到熟练程度，才能更好地掌握他的整个体系。张汝舟先生古天文历法体系是简明、实用的，用于考证古籍中的疑年问题游刃有余，用于先秦史年代学的研究屡建奇功。
应用举例
例1.《尚书·尧典》四仲中星及“岁差”
《尧典》所记“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中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是观象授时的最早星象记录，当时仅凭目力观测，未必十分准确。《尧典》作于西周时代应该无疑。运用张氏星历表计算，南方星宿至东方心宿(大火)的距离为星7/2+张18+翼18+轸17+角12+亢9+氐15+房5+心宿5/2=100度(首尾两星宿用度数1/2，其他星宿顺序相加)，心宿至北方虚宿82.75度，虚宿至西方昴宿94.5度，昴宿至星宿88度，四个数相加正合周天365.25度(中国古代一周天为365.25度，等于现代天文学的360°，古代一度略小于1°)。四个星宿大致四分周天，均在90度上下，正对应四个季节时间中点。若昏时观天象，春分时，星宿在南中天。夏至时是大火正中，秋分时是虚宿，冬至时为昴宿。
东晋成帝时代，虞喜根据《尧典》“日短星昴”的记载，对照当时冬至点日昏中星在壁宿的天象，确认每年冬至日太阳并没有回到星空中原来恒星的位置，而是差了一点儿，这被称为岁差。
张汝舟先生利用“岁差”，分析古籍中“冬至点”的位置变化，最终得出《次度》所记“星纪：初，斗十二度，大雪；中，牵牛初，冬至；终于婺女七度”是战国初期四分历初创时的实际天象。
张氏星历表(见【表二】)可以直观解读古籍中的天文天象。
例2.屈原的出生年月问题
这是文史界的热门话题。近人多信“岁星纪年”，用所谓“太岁超辰”来推证，生出多种多样的结论，但却无法令人信服。
《离骚》开篇“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就告诉了我们屈原生于寅年寅月寅日。考虑屈原政治活动的时代背景，其出生年只能在两个寅年，一是公元前355年丙寅(游兆摄提格)，一是公元前343年戊寅(徒维摄提格)。我们用四分历推步法来检验(推算过程略)。公元前355年丙寅年寅月没有庚寅日，应该舍弃。公元前343年(楚宣王二十七年)，戊寅年正月(寅月)二十一日(庚寅)，正是屈原的出生日。这也是清人邹汉勋、陈瑒，近人刘师培的结论，张汝舟《再谈屈原的生卒》又加以申说、推算。
学术发展
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张汝舟《西周考年》中只用到41个历点。20世纪80年代后，陆续出土上千件西周青铜器，其中四要素俱全者已接近百件。我们积累了文献中16个历点，青铜器82个历点，继续张汝舟先生的学术方向，更进一步确证武王克商之年在公元前1106年，得出西周中期准确的王序王年，排出可靠的《西周历谱》，这些成果见于《西周王年论稿》(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汇总于《西周纪年研究》(贵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
我们以张汝舟先生古代天文历法体系为基础理论，以“三重证据法”为系统方法论，坚持“月相定点”说。针对日益增多的出土铜器铭文，发展出铜器历日研究的正例变例研究方法、铜器王世系联法等理论。我们有《铜器历日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一书为证。
我们坚信西周历谱的可靠，是因为每一个历点均与实际天象相合，非人力所能妄为。我们坚守乾嘉学派的学风，“例不十，法不立”，反对孤证。对每一件铜器、每一个古籍文字均详加考据。饶尚宽教授2001年排出《西周历谱》后，又有畯簋、天亡簋等多件新增青铜器的重新释读，均能够一一放入排定的框架，绝无障碍。我们自信地说，今后再有新的历日出现，也必然出不了这个框架。
“六经皆史，三代乃根”，这几乎是历代文化人的共识。中华文明五千年，她的根在夏商周“三代”。弄明白三代的历史，是中国史学家的职责。201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夏商周三代纪年》一书。西周年代采用张汝舟先生可靠的336年说，商朝纪年采用628年说，夏朝纪年采用471年说，都做到于史有据。李学勤先生为此书题词：“观天象而推历数，遵古法以建新说。”以此表示肯定。
随着学术的蓬勃发展，张汝舟先生的弟子、再传弟子不断有著作问世，丰富了其古天文学说。贵州社科院蒋南华教授出版了《中华传统天文历术》(海南出版社，1996年)、《中华古历与推算举要》(与黎斌合著，上海大学出版社，2016年)；新疆师大饶尚宽教授出版有《古历论稿》(新疆科技出版社，1994年)、《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商务印书馆，2006年)、《西周历谱》(收入《西周纪年研究》，贵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后学桂珍明参与编著《夏商周三代纪年》《夏商周三代事略》；后学马明芳女士参与整理古天文学著作，写有普及本《走进天文历法》，并到各地书院面授这一学术。种种说明，古天文“绝学”后继有人，溢彩流光。
古代天文历法，是“人类第一学，文明第一法”。张汝舟先生古代天文历法体系提供了一套可靠的研究古籍天象的系统理论，必将在未来的应用中发扬光大。
学人小传
张汝舟(1899—1982)名渡，自号二毋居士，安徽全椒县章辉乡南张村人。少时家贫而颖异好学，赖宗族资助读书。1919年毕业于全椒县立中学校，无力升学，被荐至江浦县三虞村任塾师八年。1926年考入中央大学国文系，受业于王冬饮、黄季刚、吴霜崖等著名学者门下，学业日进。毕业后，任教于合肥国立六中、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等校。1945年任贵州大学教授。1978年应聘到滁州师专任顾问教授。1982年病逝于滁州师专。曾担任中国训诂学研究会顾问、中国佛教协会理事、《汉语大词典》安徽编纂处复审顾问、安徽省政协委员等社会职务。
张汝舟从教工作、学术研究相得益彰，一生笔耕不辍，完成书稿近300万字。他学问广博，著述涉及经学、史学、文学、哲学、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考据学、佛学等各个领域，均有独到见解。他对声韵、训诂、考据学的研究，发扬了章(太炎)、黄(侃)学派声韵训诂学的成果，坚持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凡所称引，必言而有据；他对汉语语法的研究，坚持用中国的语言体系来研究古汉语语法，简明、实用。他在古诗古文方面的著述涉及面甚广，足以展现一代学人的全面风采。他对古代天文历法的研究，于繁芜中见精要，于纷乱中显明晰，完整诠释了古代观象授时及四分历法产生的全过程，独树一帜，自成一家。他为人平易纯朴、恭谨谦逊，遇到不平之事却敢于仗义执言。对青年后学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深受朋辈及后学的尊崇和爱戴。
张闻玉，1941年生，四川省巴中人，现任贵州大学先秦史研究中心主任，曾在安徽滁州张汝舟先生门下问学，又从金景芳先生学《易》，在高校主讲古代汉语、古代历术、传统小学、三代纪年等课程，从事先秦史学术研究，强调传世文献、出土器物、历日天象“三证合一”；马明芳，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师从张闻玉先生。
本文作者：张闻玉 马明芳(执笔)
原文刊载于《光明日报》( 2017年06月12日 16版)
附表一观象授时要籍对照表 #
附表二殷历朔闰中气表 #
附表三术语表 #
蔀：4章，76年，940月，27759日。(章：19年，235月。)
定气：以太阳在黄道上位置来划分节气，两节气之间的时间长度就会不同。定气反映真实天象。
平气：两冬至之间的时日二十四等分之，所得为二十四节气之平气。每气为15732日。
中气：从冬至开始的二十四节气中逢单数的节气。依照《汉书·次度》记载，这十二节气正处于相应宫次的中点，故称中气。
气余：中气之余分。干支只能记整数，涉及小数得化为余分。
定朔：朔为初一。合朔时刻不取平均值而采用实际天象的合朔时刻。
经朔：以四分术推算的平朔。
平朔：两朔日之间的时日，以平均值29499940日计，为平朔。
朔策：一个朔望月长度，29.5306日。四分历朔策为29499940日。
年差分：四分历基本数据是一年36514日，与真值365.2422有误差，每年之差3.06分(一日940分计)即年差分。
岁实：根据相邻两次冬至时刻而定出的年，即回归年长度，36514日。
岁差密律：冬至点每年在黄道上西移50.2秒，71年8个月岁差一度。
算外：自古计数得计入起点日，与算法相差为1，运算计数得加这个“1”，叫算外。
昏旦中星：观星象可在晨昏两时，观测者头上的星就是中星。我们处北半球，中星总是在偏南的上方。
去极度：所测天体距北极的角距离。
入宿度：以二十八宿中某宿的距星为标准，所测天体与这个距星之间的赤经差。
推步：指室内推算，对日月运行时间进行计算，使回归年与朔望月长度配合得大体一致。
积年：历术的年月日是有周期的，干支纪年纪日也是周而复始。古人将这个周期无限加大，干支年累积若干倍，甚至上溯到二百七十万年前，目的是追求一个理想的历元。这就是积年、积年术。神秘的数字，并无实际意义。
二次差：即二次差内插公式。指计算函数的近似值的方法。在已知若干函数值的情况下，构造一简单函数，来代替所计算的函数，达到化难为易的目的。三次差内插法的计算较二次差更为准确。主要征引书目 [TP版(-+29mm,0)%]
主要征引书目 #
一、张汝舟：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
二、饶尚宽：上古天文学讲义(打印本，新疆师大)
三、中国天文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
四、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五、郑文光：中国天文学源流.科学出版社，1979
六、历代天文律历等志汇编.中华书局，1975
七、南京大学编印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录.1984
八、冯秀藻、欧阳海：廿四节气.农业出版社，1982
九、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
十、张钰哲主编：天问.江苏科技出版社，1984
十一、淮南子.诸子集成初编
十二、礼记.十三经注疏本
十三、春秋经传集释.四部丛刊初编
后记 #
汤炳正先生爱孙序波同志为其祖父整理出版了《楚辞讲座》，2006年9月出版后，序波很快于11月寄来一本，要我写点介绍文字。因为新中国成立前汤先生曾在贵州大学任教过，与先师张汝舟先生过从甚密，我也受惠于汤先生，多有交往。我毫无推辞地写了《从〈楚辞讲座〉出版想到的》在《贵州日报》上发表。就中，我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有极好的印象，感到他们的远见卓识，在商潮涌涌的今天，还踏踏实实地在弘扬传统文化，向炎黄子孙推出一本又一本的学术精品，使文化学术界弥漫出一股久违的清新空气。我的文章第一句话就是：“一流的大学出版社未必办在一流的大学，这是指广西师大出版社。”那的确是我真切的感受。其后，序波从短信上告诉我，他已推荐我的《古代天文历法说解》给师大出版社。我知道出版学术著作的艰难，商业运作不赚钱就得赔本，谁个会干？也就并不在意。有老母在堂，春节期间我一直在四川老家省亲，其间序波短信说“出版社同意审稿”，要我马上寄出稿件。3月中旬回到学校后，耽误几天才将稿子邮寄。5月初，编辑王强先生寄来了“出版合同”。审稿的及时、出版的决断，都在我的意料之外。我只得请贵州大学已毕业的古代文学硕士现任教于贵州广播电视大学的邹尤小朋友帮助，完成该书的电子文本。他熬了几个通宵扫描传输，在月内就一一处理完毕。
古代天文历法，号称“绝学”，海外华人美曰“国宝”。我受教于张汝舟先生，二十多年来，能与交流者寥寥，深感知音难得。反而是老一辈学者如东北师大的陈连庆老先生的苦苦追求，令我感动。周原岐山的庞怀靖老先生，八十几岁高龄，还孜孜不倦地学习、掌握历术的推演，直到弄明白了月相定点，毅然抛弃信奉了几十年的“月相四分”，另做铜器考释文章。庞老先生真正做到了“朝闻道，夕死可矣”。
古代天文历法，自然是科学的。科学，就无神秘可言，它必须是简明而实用的。要掌握它，也就不难。就其内容，如《尧典》说，两个字：历、象。司马迁《史记》理解为“数、法”。一个是天象，天之道，自然之道，有“法”可依之道；一个是历术，推算之术，以“数”进行推演。日月在天，具备基本的天文知识，古书中的文字就容易把握。涉及历术，就得学会推算，用四分法推算实际天象。推演历日是最重要的步骤，不下这个功夫，历法就无从谈起。我在书后附有几篇文章，算是历术的具体运用，给青年学人一个示范。掌握了历术的推演，在历史年代的研究中，在铜器年代的考释中，你都会感到游刃有余。张汝舟先生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之外，加一个“天象依据”，做到“三证合一”，结论自然可靠。只有可靠的结论，才能经受时代的验证，对得起子孙后代，三百年也不会过时。“三证合一”，古代天文历法在文史研究中的地位，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了。你要学会了推算，考释几个历日，你自会感受这门学问的妙不可言，奇妙无穷。她不愧是华夏民族的瑰宝！
2007年5月30日贵阳花溪寓所
[1] 李学勤：《论簋的年代》，《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3期；王冠英：《簋考释》，《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3期。
[2] 见张闻玉《西周王年论稿》，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其中载《西周朔闰表》，是用四分术推算出来的实际天象。另见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齐鲁书社，1987年。
[3] 见《西周王年论稿》，第86页。
[4] 张闻玉：《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106年》，见《西周王年论稿》。
[5] 08h51m，指合朔的时(h)与分(m)，准确的实际天象，引自《中国先秦史历表》。
[6] 张闻玉：《铜器历日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41页。
[7] 见《西周诸王年代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67～379页。
[8] 载《人文杂志》，1989年第5期；又见《西周王年论稿》，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
[9] 载台湾《大陆杂志》，1992年第2期第85卷；又见《西周王年论稿》。
[10] 见《铜器历日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