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延续上一章（存在主义）的讨论，进一步选择一个特定的题材深入分析。关于这个主题，要介绍两位哲学家：萨特和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两人都生长于法语系国家。
萨 特 #
萨特在当代的思想家中，以无神论作为号召。他反对宗教、反对信仰，公开宣称上帝已经死亡[1]。上一章我们谈过，尼采提出“上帝死了”的观点，而萨特则要将他所造成的后果深入解说。
萨特治学的目标，是要克服自笛卡儿以来的二元论思潮，还要避免走入唯心论的窄路。他采取现象学的方法，试图深入分析“意识”，由此揭示“存在”的真相。
他认为，一切现存与既成的事物，都是“在己”（ensoi;being in itself），意思是“就是在那里”，既偶存又无目的可言。这些东西若想获得“意义”，则须依赖“意识”。譬如，我认为历史上某一段时期是黄金时代，那么它就是如此；如果我改变想法，情况也将随之不同。换言之，如果没有我们这些现在活着的人，在意识中肯定宇宙万物及历史事件的价值，那么试问这一切东西又与化石有何差异？
那么，意识是什么呢？意识就是“为己”（poursoi;being for itself），随时赋予一切事物以意义，但可随时改变之。意识因而是自由的。萨特说：“人被判决为自由的。”自由带来责任，也因而产生焦虑，因为生命是意识的不断活动，永远定不下来。萨特的悲观倾向，由此可知一二。至于他反对宗教，则是因为“神”应该是“在己”加上“为己”，而这种合一关系是矛盾的，因此神不可能存在。
由萨特具体的生活经验，可以看出他排斥宗教信仰的缘故。萨特父系家族的体型比较矮小，母系家族的体型则比较高大，因为父亲早逝，萨特从小就随着母亲生活在高大的女人之间。这些女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每逢星期天都要上教堂望弥撒。小萨特常常跟着去望弥撒，觉得这些人在教堂里面跟在教堂外面的表现完全不同。当他们在教堂里面祈祷的时候，同所有人都好像兄弟姐妹一样，非常亲切和善，离开教堂之后却又像平凡人一般，在背后批评别人，讲坏话，传谣言。
萨特从小就看到人类伪善的一面，因此对于宗教非常反感，认为宗教只不过提供了许多人伪装的借口。譬如，一个人如果有宗教信仰，当他犯错时，只要很虔诚地到教会去忏悔，就可以洗清所有的罪恶，罪恶洗清后，不再感受到任何压力，然后就可能不自觉地回到旧的生活路线上，继续做一些不好的事，如此不断循环；相反，一个人如果没有宗教信仰，没有忏悔的机会，错误就会压迫自己的良知。如此一来，这些人反而能够从错误中得到教训，而让自己在思想、行为上都更为谨慎。由此可知，虽然宗教对人类而言非常重要，最后却往往容易被误用。
存在先于本质 #
萨特生长于法国巴黎地区，处于法国文化的核心位置，而萨特的文化素养也相当高。在萨特的各种观点中，首先要介绍的是“存在先于本质”。
存在是“选择成为自己的可能性”，亦即在运作“存在”这个动作时，我们尚未成为“自己”。我们必须先选择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最后才会变成这样的人。举例来说，若一个人想要成为医生，那么他在考大学的时候就要选择医学系，接下来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最后才会成为医生。医生就像是这个人的本质，而这个本质是由他过去的选择所造成的结果。
所谓“存在先于本质”就是说，一个人先有选择自己的可能性，最后才使自己得到所选择的内容。每个人都是在生命过程中不断抉择，选择之后才会得到结果。由此可知，一个人的本质是在选择之后所得到的结果，如果没有先作选择，永远不会有后来的那个结果。换言之，人不是“已做成”之物，而是不断在“造就”自己。
当然，许多人找到固定的生活模式，就此安顿下来，这在萨特看来，表示他们接受了“坏的信念”，放弃了作为一个“人”的天职。
“存在先于本质”表达了人类独具的特色，由于描述相当生动，所以一般人提到存在主义时都会想到这句话。这句话凸显出个人抉择的重要性，一个人如果从来不作抉择，就根本没有本质可言，因为他所有的一切都是由别人安排的，他只是一味地接受。一旦接受成了习惯，本质就只是虚浮的，因为这等于这个人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也就是从来不曾认真地考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意识的空无化作用 #
“存在先于本质”的观点非常生动地表现出人的自由，以及自我塑造、自我实现的特色。这种说法固然有它的优点，但也无可避免地造成了意识的空无化。
萨特把上帝搁置一边，认为上帝死了，这等于是要让人类自己变成上帝，变成绝对的主宰，拥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限制。然而，人的意识基本上有一个特色，亦即：意识的目的是要达到意识的内容。例如，我现在意识某样东西，那么这样东西必须真的存在，才能够使我的意识落实。但是由于意识本身有选择性，它会选择要意识什么样的内容，因此经常会对已经现存的一切产生一种否定性，这就是意识的空无化作用。
萨特曾经举过一个例子，说明意识的空无化作用：假设有一天我到咖啡店找彼得，因为我要找彼得，所以我的意识中对彼得有一个清楚的形象。我用这个形象一一去对照咖啡店中的客人，只要这个人不是彼得，就会被我化为虚无。换句话说，因为我心中有“找彼得”这个意识作用，所以所有的“非彼得”都会被我化为虚无。这是意识的第一度空无化作用。如果找到最后发现彼得不在这里，那么就产生了意识的第二度空无化作用，这时连我脑海中原本对于彼得的形象也不见了。
这种描写方式相当生动，在日常生活中也常会发生这种情形，譬如，当我心中想着要找某人的时候，就算眼前有许多人，我也会对他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是因为我的意识太过于专注，以至于根本看不到这个人之外的其他人。换句话说，当我集中注意在某件事情时，就会忘记其他事情，就如同其他事情不存在一般。这就是意识的空无化作用。
第一度的空无化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没有第一度的空无作用，我就无法找到想找的那个人。但是当我想找的人不在这里时，就造成了第二度的空无，这时候会产生一种落寞的感觉，因为所有的一切都落空了。萨特举的例子把意识的空无化作用夸张描写，表达出人在做任何事情，尤其在设定目标加以界定时，所产生的一种微妙的感受。
存在主义擅长把一般人平常心中非常微妙细致的变化，包括怀疑、失望、难过、落寞、兴奋、期待这些感受，加以夸张、放大式地描写，当人们看到这样的描述时会觉得颇有趣味。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受到了现象学的启发。现象学是用自由想象法来描写事物，希望通过描写的方式使一样东西的真相呈现出来。更明白地说，现象学会采取不同的角度进行描写，用各种方法使得一样东西的表面现象，通过这种多方面的描述而慢慢消解。描述到最后我们会发现有些部分是一定存在的，而这些部分就是此物的本质。存在主义者经常使用现象学的方法。
萨特消极的人生观 #
由于萨特认为意识有空无化的作用，因此他的人生观难免倾向于消极。因为人有意识，一个人活在天地之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上不在天，下不在田”，空无化的结果，总觉得只有自己一个人孤单单的。无论一个人过去的生活多么丰富，对未来有什么憧憬、理想，所能掌握的就只有当下这一刹那。
萨特对于意识的特色了解得相当透彻，他曾提到，意识的空无化作用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相互的压力与伤害。试问，人最害怕的是什么？是被别人当成一“物”来注视，因为这种物化是别人以他的意识作用否定了我的主体性。举例而言：假设有一天中午我买了一个快餐，并且找了一间空教室坐下来吃。一个人这样吃饭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并且让人觉得有一种安全感。但是当我吃完快餐后，突然发现有一个人站在门口注视我，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站在那里，也不知道自己被注视了多久。这时候心中会产生一种愤怒的感觉，因为我会觉得他把我当做一个物（a thing）而不是一个人（a person）。人有主体性，不能被当做客体（物），因此当我发现自己被别人当做物来观赏时，会觉得愤怒。这时候我会采取一种报复行动，也就是反注视、看回去。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在新闻中看到，有些年轻人在街上走路，互相瞪一眼就会觉得很生气，接着拿刀互砍，好像彼此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为什么看一眼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让原本没有恩怨的人拿刀互砍？这就说明了，萨特所说的那种意识的否定性作用是非常可怕的，尤其当一个人缺乏对自我的了解、对人性的认识时，确实就只能在当下那一刹那谋求“我的注视比你凶悍、比你更为有力”这种方式，来压制别人。
古代仆人和主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仆人不能直视主人的眼睛，必须低头承受主人的命令。如果仆人两眼直视主人，可能会被认为想造反。长辈和晚辈之间亦同。由此可知，眼神可以用来表达一个人意识的肯定或否定。
萨特的人生观是倾向悲观的。如果一个人主张无神论，认为人死了之后什么都没有，既没有上帝也没有灵魂的存在，那么他的人生是很难乐观积极的，因为“活在这个世界上要乐观奋斗”和“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这两句话是矛盾的。奋斗需要付出代价，如果我们每天努力工作，到最后发现人生一片虚无，那么奋斗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有一次到台湾交通大学演讲，回程时他们安排一辆计程车送我回台北。这位计程车司机是交大的研究生，以开计程车为副业。我们一路从新竹聊回台北，他特地谈到了他姐姐的事情。他姐姐从小成绩非常好，一直到初中毕业都是全班前几名。后来她接触了老庄思想，发现人活在世界上无论怎么奋斗，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因此决定不考高中了。老师、父母知道之后非常担心，联合起来开导她。她说：“那么你们告诉我，人生有什么意义。如果能够说服我，我就按照你们的想法去考试。”于是他们开始讨论，最后的结论是：无论考不考高中，人最后都会死。老师和父母没有办法说服她，因此她真的没有去考高中。一直到现在三十多岁了，还是到处打零工，过着很简单的生活。
这个同学的姐姐想得很单纯，认为人生最后都是死亡，但是却没有想到，从出生到死亡这段路程是漫长的，要怎么走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我们不否认有些人能够走上与一般人不同的路，但是这些人必须能够忍受，甚至是享受孤独，并且也要清楚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作为一个人，最重要的不是有什么成就，而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有些人表面上有很好的成就，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相反，有些人可能找不到工作、到处碰壁，在别人看起来是一个失败者，但是内心却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这也就是说，人生的道路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走法，重要的是，我们要通过人类特点的表现（如理性），让自己有精确思考的能力，能够在许多复杂的、变化的经验现象中，掌握到基本的原则，然后在作抉择时，真正把握到“存在先于本质”的道理。
加 缪 #
加缪生于法属北非阿尔及利亚，家里很穷，父亲在他一岁的时候就过世了，母亲则是文盲，他求学时是靠着奖学金一路念过来的。加缪的第一部作品《局外人》在1942年出版，当时他才二十八岁。《局外人》出版之后，萨特率先撰写书评推荐，肯定那是一本描述荒谬思想的经典之作。这是一件难得的文坛美谈，因为萨特比加缪大八岁，又是巴黎文化圈的高级知识分子，文坛地位比加缪高出许多。但他却能以宽宏的度量与眼光，推荐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所写的作品。加缪后来的表现也非常杰出，他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才四十四岁，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贝尔奖得主。
与萨特之交往 #
在这里要介绍一段萨特和加缪交往的轶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军占领了整个法国。当时的法国知识分子为了抗暴，办了一份地下报纸，以激励民心士气。这份报纸的名称叫做《战斗报》，加缪是主编，萨特也和他们有相同的立场。这些人被称做地下抗德分子，经常聚在咖啡馆聊天。
有一天萨特和加缪在咖啡馆聊天，聊到了人的自由的问题。萨特主张因为上帝不存在，所以人有绝对自由，可以为所欲为；加缪则认为不管上帝是否存在，人都无法有绝对自由。这两个命题是完全相反的，因此萨特和加缪开始辩论，由于两人各执一词，谁都无法说服谁。最后加缪想到了一招，他说：“既然你说人有绝对自由，那么请问你能不能把我交给德军，检举我是地下抗德分子呢？”萨特想了半天，最后说：“不行！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向德军检举你！”由此可知，这场辩论最后是加缪赢了。
人没有绝对的自由，就算我们可以为所欲为，最终却不能违背道义，因为违背道义的自由称不上自由，而是一种疯狂的行为！
思想关键：“荒谬” #
加缪的思想关键是“荒谬”一词，《局外人》被描述为“荒谬”的经典之作，但是，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更深入剖析了“荒谬”的概念，并且公开指出：“我是在寻求一种方法而非一种学说，我是在从事方法的怀疑，试图造成……白板的心态，作为建构某物之基础。”[2]
荒谬就是不合理，亦即不能用理性去解说的事件。人生许多事情都是不合理的，譬如我们以为大自然很美，事实上大自然根本就是非人性的，无所谓美丑。平常风和日丽的时候，会觉得大自然同自己的心灵好像有一种默契，然而一旦地动山摇，这些原本很美的自然界却忽然之间变得不可理喻，这就是一种荒谬。这个世界被装上一层像人的面貌，但事实上这只是我们的一相情愿而已，大自然基本上是非人化的，它按照自己的规律来运作。
荒谬的形态 #
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特别探讨的正是人的理性“要求理解世界”，而世界或大自然却“无法回应”此一要求的这一点。
（一）荒谬是一种遭遇
加缪认为，荒谬是一种“遭遇”（confrontation），来自理性与世界的对峙。世界本身依其规律运作，虽谈不上是“非理性”，但是人总是要求理解，想知道这样的世界“有何意义”。其次，荒谬是一种“关系”，当人面对世界时，觉得自己与世界是既相连又相异。人是生物之一，无法离开世界而生存，但是人处于世界中，又自觉是个陌生者。加缪说：“世界不荒谬，人生也不荒谬，人活在世界上才荒谬。”然后，荒谬具有“三合一”的性质，亦即：理性与世界分开而言，各自并不荒谬，但是两者相会立即出现荒谬，亦即“一加一等于三”。于是，人生的荒谬成为不可避免。
（二）人我之间的误会
譬如，我常以为别人了解我，而事实上别人所了解的只是他所了解的我，而不是真正的我。换言之，人与人之间无法完全了解，我们了解的都只是被我们了解的部分，而我们所了解的和对象本身一定有些落差，这就是我们和别人之间所产生的一种误会。
人与动物之间也是一样，譬如我养了一只狗，我自以为能够了解它的想法。事实上我根本不可能了解狗的想法，我所了解的狗只是被我所了解的狗，而不是这只狗的本身。
（三）我与自己之间的隔阂
要了解自己也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希腊德尔斐神殿上第一句话就刻着“认识你自己”。
这些都说明了，加缪的想法的确有他的道理，人活在世界上，到最后会发现自己四处碰壁，完全孤单。这时候就会知道，所有的一切本来就是荒谬的，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个样子，所以要重新调整自己的想法。
以荒谬为出发点 #
如果荒谬是思考的结果，等于是以荒谬作为目的，变成荒谬主义；然而加缪并非如此，他是以荒谬作为方法。二者的差别很大。以荒谬作为方法是指：即使我们知道真实的情况是荒谬的，但仍接受这种情况，并且以它作为出发点，把我们原先建立的一切虚幻知识与价值观全部打破，再重新开始建立人生观。
加缪要重新建立的有三点：反抗、自由、热情。以下分别加以介绍：
（一）我的反抗
如果人生是荒谬的，那么，人可以或应该“自杀”吗？加缪明确表示反对的立场，他甚至连“思想上的自杀”，亦即轻易信仰某种宗教，或接受某种哲学，都无法苟同。
他认为，当我们说：“这是荒谬的。”正代表了我们知道什么是不荒谬，因为若不知道什么是不荒谬，根本无法判断什么是荒谬。这就是以一种否定的方式来表达肯定。在荒谬中可以看到人们所坚持的原则以及理想，这就是由荒谬所引申出来的反抗。换句话说，因为在荒谬中看到了自己的不满，也就引导出了我们所真正欣赏的是何种情况。
加缪认为“我反抗，所以我们存在”。所谓的“我”是指个人，而“我们”则是指群体。这句话说明了，我反抗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人性共同的尊严。换句话说，我今天如果起来抗议这个社会不公平，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许多被社会的不公平所压迫的弱势团体。这是加缪由荒谬引申出的第一个积极的成果。
加缪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参加巴黎的地下抗德运动，这正是以反抗来肯定人权与人性尊严的具体作为。他在1951年出版《反抗者》一书，书中强调：“一旦承认了绝对否定之不可能，因为只要生存就是承认此点，那么第一个不容否定的东西，就是他人的生命。”不仅如此，“在荒谬经验中，痛苦是个体性的，一有反抗活动，人意识到痛苦是集体性的，是大家的共同遭遇”。
（二）我的自由
如果一切都是荒谬，代表个人有真正的自由，因为自由就是取消所有先决条件，不给予任何暗示。加缪这种对自由的看法其实已经带有后现代的色彩：因为荒谬使得所有过去社会上的价值全部取消，一切从零开始，而“从零开始”就是后现代社会第一个特征。举例来说，许多父母告诉小孩要用功念书，但如果以从零开始的观点来看，首先必须探讨为什么要用功念书？为什么不能不用功？这就是后现代社会的特征。如果我们只是强迫别人接受一些既定的价值，就变成是一种威权、压迫，这是后现代社会所反对的。
加缪所讲的荒谬就具有这样的作用。荒谬使得一切先决条件被取消了，不去预设任何既存的价值。如此一来，等于是给了我们完全的自由，亦即“我的自由”出现了。当我得到完全的自由之后，就能够重新创造，因为创造要靠自由。
自由不能有任何预设条件，否则就是假的自由。一个人如果因为荒谬而发现自己无所拘束，不受任何制约，那么他在创作时就可以充分表达创意，没有任何预设的条件约束他，这就是因自由所引发出来的创作。创作基本上是让我们所有的想象力与理解力，通过某种具体的形式展现出来，而只有在荒谬的情况下，人的创作才是生命力的绝对表现。
（三）我的热情
如果人生是荒谬的，那么量就可以取代质。所谓的“量”是指：发挥自己的生命力，用很多的次数来取代一次性。
如果人生真的有一个关键时刻，而我必须在这一次决定自己是生是死，那么我就要问：“这一次是谁提供的？”换言之，“这一次”是要有根据的，能够让人知道：如果决定生，就是真正的生；如果决定死，就是真正的放弃。但是，加缪认为在荒谬的情况下，“这一次”是不能成立的。换句话说，根本没有“这一次”的问题，只有“许多次”。
许多次是指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荒谬会让人注意到自己每一个感觉的细枝末节，任何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无论再怎么细微，他都会认为那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惟一，因此很重要，不会因为它很细微就忽略它。一个人越是能够注意到生命的每一个细节，就能够活得越充实。
一般人则不是如此。通常我们只注意到别人也共同注意到的事情，而忽略了只有个人才能注意到的细枝末节。如此一来，生命变成是向外投射或外在化了，因此，我们与他人虽有一些共同的关怀，却忽略了自己生命中最特别的部分。
加缪的荒谬推展到最后出现了“我的热情”。热情代表因为次数的累积，而使生命产生一种无穷的量，而最后的目的则是要追求幸福。
加缪曾经说：“在发现人生是荒谬的之后，我只有一种冲动，就是想写一本幸福手册。”因为人生是荒谬的，所以要幸福只能靠自己，让自己尽量在量上增加对生命的品味能力以及对生命的把握。
在这里要留意一点：在说到“用量取代质”的时候，与道德是无关的，它强调的是人要活得非常踏实。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归结出一段话：“仅存的是命运，其惟一的结果是命定的。在那死亡独有的命定性之外，一切（欢乐或幸福）都是自由。世界仍然存在，人是惟一的主人。过去，局限他的是彼世的幻象。如今，他的思想的结局，不再是自我弃绝，反而重生绽放于意象之中。其实，他悠游于神话中，但神话的含义只是人类的苦难，两者都是无穷无尽的。既娱人又感人的并非神性的寓言，而是地上的面貌、姿态与戏剧，在其中，总结出一种艰难的智慧与短暂的热情。”
这是加缪为现代人的处境所作的诊断，其中最后一句，“艰难的智慧与短暂的热情”一语，也不幸预示了他个人四十七年短暂人生的结束。他于1960年1月4日车祸身亡。
加缪作品简介 #
（一）《局外人》（L’Etranger）
这本书开头的第一句话是：“妈妈今天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确定。”此书的主角莫梭把母亲送到养老院，而养老院寄给他的死亡通知只写了“令堂病逝，请来料理后事”，没有写是哪一天死的，因此他无法确定母亲是哪一天过世。
这句话很有震撼力，因为母亲是我们生命的来源，生命的来源死了，代表自己也会死。莫梭无法确定他母亲是哪一天死的，这代表了他对自己的生命也是不确定的。这种情况令人难以忍受，因此莫梭的心里开始有点怪怪的。但是他必须上班，周末才有空去看妈妈，所以那几天只能照常过日子，好像到了有点麻木的程度。他这种行为，也就构成了日后的罪状之一。
在这几天中他去拜访朋友，这个朋友跟一个阿拉伯人有仇怨，所以约好了要决斗。莫梭跟着去助阵，不知怎么回事，朋友把枪交到他的手上，随后阿拉伯人突然跳出来，阳光照在阿拉伯人手上拿的匕首，反射进莫梭的眼睛。莫梭觉得很刺眼，就开枪了。开枪的时候他心里想着，开一枪与开很多枪没什么差别，因此连开了五枪。
如果你对一个陌生人开了一枪，一般人可能还会谅解，认为这是自卫的行为，但是连开五枪，则是很明显的意图置人于死。对莫梭本人而言，则觉得有点茫然，因为他认为每个人最终都会死，就算他现在没有开枪，这个阿拉伯人以后还是会死。
这件事最后演变成谋杀案，莫梭被关在监狱里面。这期间，牧师按照规定去探望他，希望他能够在死前悔改，这样才能在死后得救。但是莫梭很难接受这种说法，他不相信自己会因为信神而在死后得救。
整部小说中的气氛非常低调，阅读的时候，会觉得内心有一股冲动，却又伸展不开。情节从头到尾充满了荒谬和反荒谬的冲突，连主角到最后要死的时候都只有一个荒谬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被处死时能有很多人在四周呐喊。从母亲的死亡一直到自己的死亡，就是这篇小说的主题。
（二）《西西弗的神话》（Le Mythe de Sisyphe）
这本书是一篇哲学的散文，第一句话是“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自杀”。这些话并不是随便说说的。加缪虽然是一个文学家，但本身是哲学系毕业的，因此哲学素养相当不错，才会提出这个问题。
哲学问题是要思考宇宙与人生的真相，追求人生的根本智慧。我们如果不想通人要不要活着，那就没有活着的理由。既然没有活着的理由，那么为什么不自杀呢？换句话说，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想清楚，那么活在世界上只是过一天算一天。用这种态度面对生命是不认真的，因此加缪通过西西弗的故事让我们了解，人要以认真的态度面对生命。
西西弗的故事和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3]可以互相呼应。普罗米修斯因为偷火而被天神宙斯惩罚，西西弗则是因为泄露了天神的秘密来帮助河神，而被宙斯惩罚。当时人类因为找不到水源而受苦，于是西西弗帮助河神，让河神告诉人类水源所在。西西弗使人类得以存活下去，自己却必须接受天神宙斯的惩罚。宙斯罚西西弗推石头上山，但是石头只要被推到山顶，又会再滚落下来，如此日复一日，永无结束之期。
加缪写这本书的时候不到三十岁，但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寓言，却让现代人产生深刻的感慨。我有一次到邮局，听到邮局小姐在讨论为什么放完假后上班的第一天总是觉得特别累，我心里想：“这是因为石头又重新回到了山脚啊！”每星期一，石头都会在山脚下等着我们，而我们就要从星期一开始推，推到星期五，石头终于到了山顶。到达山顶之后，我们可以稍微喘一口气，慢慢走下山，但是回到山脚又要重新推石头。人生就是像这样永无止境的惩罚。
西西弗的象征对现代人而言，是相当生动的描述，因为工作就是一种劳苦、一种惩罚，必须尽心竭力、按时上班、制造业绩、争取成就，这种压力是很大的。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不要工作，不过，生命本身的要求应该是全面的。人类在本质上有全方位的发展需求，但是工作会把人分化，因为我们只被允许去发展某一方面，成为专家后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等到我们无法再被社会所用时就必须退休，然后人生变得毫无目标。所以很多人退休之后衰老得很快，好像整个生命的斗志完全瓦解一样。
当加缪在重述西西弗的故事时，结论已经由悲观透显出希望了。他说：“我让西西弗留在山脚！人总会一再发现他的重负。但是西西弗教导我们更高的忠实：否定诸神，举起巨石。他也断定‘一切都很好’。对他而言，没有主宰的宇宙既不贫瘠也不徒劳。石头的每一粒原子，夜色弥漫的山丘的每一片矿岩，本身就形成一个世界。向山顶奋斗的本身，已足以使人心充实。我们应该想象西西弗是快乐的。”
由此可知，存在主义者用这种小说、寓言的方式，能够让人充分了解现代社会的特色，并且有所警醒。
（三）《误会》（Le Malentendu）
这是一篇很短的戏剧，从头到尾只有五个人出现，但是加缪花了很大的心思，希望能够把希腊悲剧重新呈现出来。希腊悲剧是很难重新呈现的，因为其背后是命运的操纵，不像近代悲剧是因为人的理性自作聪明，以致走入虚无主义的困境。加缪当然也了解这一点，因此设法写入命运，至于是否成功，连他自己都无法论断。
这出悲剧的内容如下：一个妈妈带着兄妹二人在欧洲山区开了一家小旅馆，生意很差，几乎没什么客人上门。儿子到了十五六岁时，觉得待在家中没有前途，想到外面闯一番事业。他打定主意后就离家出走，把妈妈和妹妹留在家中继续经营旅馆的生意。他奋斗了几年，赚了不少钱，并且结了婚，照理说日子应该过得愉快，但是他却常觉得不快乐。太太问他原因，他回答：“幸福不是一切，人还有责任。我的家人在山中受苦，我希望他们也能够享福。”最后他决定与太太一起回去探望妈妈和妹妹。
回家的路上，他忽然想到《圣经》中有关浪子回头的故事[4]，心里想：“我比浪子好多了，浪子是挥霍家产，我可是赚钱回来给妈妈！那么我应该会受到更好的待遇才对。”
他一有了这种想法，就开始期待妈妈会在门口等他，甚至因为担心妈妈认不出他，而叫太太先去住另一家旅馆，好让他独自回家。果然，妈妈年纪大了，看不清楚客人，没有认出他。儿子由于是回到自己的家，因此对妈妈讲话非常亲切，但是妈妈不知道这是自己的儿子，所以回话非常冷淡，妹妹对他更是如此。
事实上，妹妹长大后也一直希望到外面的世界去见识，但是家里太穷而无法这么做。最后她想到一个办法，决定谋杀单身有钱的客人，抢夺他们的钱财。妈妈看到女儿这么坚持，只好帮着女儿一起谋杀那些单身旅客。因此当妹妹看到哥哥时问：“听说外面的世界很美丽，是吗？”哥哥当然很乐意为她描述外面的世界，但是他描写得越生动，越注定了自己非死不可的命运。
哥哥看到妈妈和妹妹都记不起自己，妹妹还用愤恨的眼神看着自己，觉得很失望，喝了妹妹倒的茶后就上床睡觉。由于妹妹在茶中放了迷药，哥哥喝了不久立刻睡着了。半夜时母女两人把他抬到水坝丢下去，过程中他的身份证不小心掉在地上，被旅馆的老仆人捡到，第二天早晨交给妈妈。妈妈傻住了，她没想到自己杀的人竟然是儿子，于是决定上吊自杀。女儿一直阻止，但是妈妈认为自己连儿子都认不出来，已经没有资格做一个妈妈了。女儿很着急地说：“可是你还有一个女儿啊！”妈妈却回答：“妈妈对儿子的爱与对女儿的爱是不同的。”然后上吊自杀了。
女儿听到妈妈的话很生气，正在气头上时，她未曾谋面的嫂子跑来找哥哥。当她看到妹妹后知道这是自己的小姑，因此很亲切地同她说话，但是妹妹并不知道这个女人是嫂嫂，所以反应依然很冷淡。妹妹把所有经过说完后就自杀了，旅馆里只剩下一个寡妇呼天抢地。最后老仆人出来问：“怎么这么吵？”这个寡妇对老仆人说：“救救我吧！请你帮助我吧！”老仆人则说：“不！”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加缪自己后来说明，老仆人的角色就好像命运一样，命运在旁边观看着这一切，你希望它能够帮助你，但是答案是“不”，因为痛苦是孤立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任何人。这就是因为误会所造成的悲剧。
读了加缪的作品，会发现他对人间的观察的确是颇有特色。他的作品能够得到诺贝尔奖，显然是经过了一段洗练的过程，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没有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加缪的作品也不过是在荒谬和反荒谬的过程中挣扎而已。人有时候因为太年轻，即使真诚的反省，所看到的依然有限。但是一旦经过了某种考验与挣扎，自然有所成长，这时候的见解就会完全不同了。
（四）《瘟疫》（La Peste）
加缪得到诺贝尔奖的代表作品是这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47年所出版的《瘟疫》。这本小说比较正面，内容相当简单，描写一座城市发生瘟疫的经过。这座城叫做奥兰城，因为发生瘟疫而被迫与外界隔绝。瘟疫中许多人生病、死亡，这时候出现了两个人：一位是神父，代表宗教家；一位是医生，代表科学家。医生负责治疗病人的身体，神父则负责安慰病人的心灵。
请看加缪如何描述二人的关系：
“不管你愿不愿意，我们总是盟友，一起承受它们（死亡与疾病），与之作战。”李尔医生仍然握着潘内鲁神父的手，“所以你看吧，”说话时他避免不去接触这位教士的眼光，“就连上帝本身，如今也不能把我们分开了。”
瘟疫过后，李尔医生思索了许多曾经发生的事，归结出至理名言：“一个没有爱的世界，就是一个死了的世界。”加缪用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架构，凸显人在世界上的处境。事实上，这个世界本身犹如一座瘟疫之城，人类好像是命运共同体，彼此之间的斗争是不必要的。不管任何行业、任何专长的人，都应该携手合作，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然而，人往往要等到严重的灾难出现时，才能够体会这种道理，譬如在2003年4月发生SARS（非典）疫情的那段时间，大家就能把别的问题放在一边，全力防疫救灾。事实上，在平常的日子里，我们也应该尽力为别人做一些事。
加缪的小说能够引发人类心中正面的情怀，因为我们要面对的是命运这个共同的敌人，因此不需要等到灾难真正发生，我们平常看到任何人都会自然而然觉得彼此之间有一种亲切的关系，产生一种自发性的关怀。
20世纪50年代，加缪又出版了几篇作品，这时他已经跟萨特绝交了。这是因为萨特的无神论思想走到最后，和加缪的思想开始有了相当大的歧异。
结论：清楚自己的抉择 #
在这一章中，援引了加缪的作品来说明“荒谬之超越”，是以荒谬为方法重新思考及理解人生的意义。所要强调的是：活在世界上，是一个重大的挑战，而我们不能预设任何条件（如：我要依靠神明、依靠社会、依靠群体等），因为存在先于本质，人必须自己作抉择。
抉择之前必须想清楚，而一旦决定了就要勇往直前。在实践目标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各种压力及挑战，当我们进入到临界点的时候，必须设法平静下来，进行自我调节。如果一个人的目标非常明确，他自然就会调整自己的实力，在特定的时间内做出一些安排，这就是所谓人生的规划。一个人如果没有完整的人生规划，很可能一开始非常努力，而在不久之后就感到耗尽心力，无以为继。
存在主义所强调的，就是要求我们直接面对及承担人生中的各种狂风暴雨。它让我们知道，每个人都可以成就自己与生俱有的愿望：成为一个真实的人！
[1] 萨特于196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认为自己是存在主义者，不必接受这种世俗价值的判断，拒绝领奖。他在一大群记者围住他时，公开宣称：“各位，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那就是：上帝已经死了。”这早已是旧闻，但是他的诠释却是新的。
[2] 所谓“方法的怀疑”，是借用笛卡儿“以怀疑为方法”而非“以怀疑为目的”，所以加缪不认为自己的哲学是所谓的“荒谬哲学”。他是想借由理解荒谬，而建立合宜的新人生观。至于“白板”（tabularasa），则是借用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的术语，亦即人的心灵原来是空无一物的，经由印象才获得观念。加缪以荒谬为方法，是为了扫除心灵既有的成见与主观的愿望，以重新思索人的存在问题。
[3] 请参考第四章《神话与悲剧》中神话的部分。
[4] “浪子回头”是耶稣说的一个故事：有一个有钱人，他有两个儿子，哥哥很孝顺、很听话，弟弟则交了一些坏朋友，整天游手好闲。弟弟到了二十岁可以分家产时，告诉爸爸：“爸爸，我已经长大了，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产分给我，我要和朋友到外面闯一番事业。”爸爸虽然知道小儿子到外面会胡乱花钱，但是不忍心让他难过，于是真的变卖一半的家产给他。小儿子拿到这笔钱后和朋友在外面花天酒地，不到半年就全部花光了。当时正好碰到荒年，找不到工作，最后只好在当地替人家放猪。他饿到连猪吃的豆荚都想吃，主人却不让他吃。他于是想：“爸爸在家中有几百个工人，哪一个不是丰衣足食呢？我今天到这边替人家放猪，却连猪吃的豆荚都没得吃。我要回家向爸爸忏悔，请他把我当成工人一般对待。”他打定主意之后就拿了一根木头作为拐杖，一身破衣服，朝回家的路上走。快到村庄前时，他大老远就看到爸爸站在路口。原来爸爸自从他走了之后，一有空就站在村前等他回来。这个儿子于是跑过去对爸爸说：“我做错了，我不配做你的儿子，请你原谅我吧！”爸爸二话不说，立刻把手上的戒指拿下来套在儿子手上，把身上的袍子脱下来披在儿子身上，并且吩咐管家杀一头最肥的牛来庆祝。哥哥原本在田里面监工，回到家听到丝竹之声，心里想：“自从弟弟走了之后，家里没有任何欢笑，怎么今天忽然有人奏乐呢？”于是问仆人怎么一回事，仆人向他报告事情的经过。哥哥听了很生气，不愿意进到屋里。爸爸知道之后出来问他：“你怎么不进来同乐呢？”哥哥说：“我一辈子听你的话，没有违背过你的意思，你从来不曾为我杀一头羊。弟弟把家产全部花光了，现在一无所有的回到这里，你居然为他杀一头牛来庆祝！”爸爸回答说：“你一直跟我在一起，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但是你弟弟则不一样，他是死而复生，失而复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