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立志于学 #

1.孔子之学 #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时为春秋时代末期，周室衰亡，礼乐崩坏，文化传统濒于断绝。孔子的祖先为宋国人（殷朝后代），后迁于鲁国定居。他生于鲁国鄹邑（今山东曲阜市附近的尼山），三岁时，父亲叔梁纥去世；他由母亲颜征在抚养长大，接受一般乡村孩子的教育，至十五岁告一段落，再自己立志学习，终于以博学知礼而闻名。

孔子十七岁时，母亲去世。二十岁时娶官氏（宋国人）为妻，翌年生子孔鲤。孔子做过的职业包括委吏（管理仓库）、乘田（管理牧场）与助丧（承办丧事）等。三十岁前后就有学生求教并追随他，形成一个独特的师生团体，以讲学修德与治国利民为其目标。孔子学不厌而教不倦，学问与见识渐成系统，四十岁已可“不惑”，五十岁达到“知天命”，明白自己的天赋使命乃承启文化道统。五十一岁至五十五岁，孔子在鲁国从政，先后当过中都宰（县长）、小司空（工程部门副长官）、司寇（司法部门长官）等职，位列大夫，政绩卓越。但由于与当权者政见不合，且不满鲁定公沉湎美色等，终于去职离乡，开始周游列国。这一去，便是十四年，遍历卫、曹、宋、郑、陈、蔡各国，推行教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甚至两度面临生命危险。六十八岁时，鲁国新的执政者正式召请他回国。七十岁，独子孔鲤去世。七十一岁，他最喜爱的弟子颜渊去世。七十二岁，忠心耿耿的学生子路去世。七十三岁，孔子辞世。

综观孔子这一生，其实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却以身教和言教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儒家学派，成为两千五百多年来最伟大的“至圣先师”。孔子的智慧是什么呢？首先即是“真诚”。人若真诚，将能体察内心有一股自我要求的力量，期待自己去行善。所谓“行善”，是指努力实现“人与人之间的适当关系”，亦即包含古代所说的五伦以及今日复杂多样的人际关系。由真诚引发的社会关怀，将会随着个人角色的变动而由近及远，其最高目标则是孔子亲口叙述的志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正好反映了人类生命的最高价值。只要肯定自己正在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自然可以心安理得。

其次，孔子重视知识和教育，给予理性思维极高的评价。他立志之后就非常好学，而且坚持了一辈子。他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有十家人的地方，必定有忠信如我的人，但却不像我这么好学。事实上，他凭什么断定呢？就是因为他无时无刻不在读书、学习。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一个人在世上生活，只要耳聪目明，能够开放心灵，那么整个宇宙、人类都可以当他的老师。到了最后，这样的人往往是最杰出的，因为他得到了众善之所长，就像所有的河流汇集到江海一样。这就是孔子立志向学的情形。

孔子的学问有三个特点：

一、学习传统。传统包括《诗》《书》《易》《礼》《乐》五经。诗代表文学，书代表历史，易指哲学，礼是社会规范，乐则是艺术修养。此外，还有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礼是礼仪，乐是音乐，射是射箭，御是驾车，而书、数则是书写、计算等技能。当时的人只要具备这六项技能，就可以在社会上立足了。孔子不仅学习传统的智慧结晶，也习得传统的技能，到他三十岁的时候，已经展现为一个人才的典范了。

二、学思并重。孔子知道光靠学习是不够的，还必须思考，否则一味接受外来的资料与信息，没有一个中心思想予以统合，难免导致混乱。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光学习而不思考，到最后毫无心得，白学了；反过来，如果只就自己的生活经验去思考而不念书学习，就会陷于迷惑。别的不讲，光是善恶报应，你就搞不清楚。

三、学行并重。孔子的学并非只是一种理论而已，同时也是一种道德实践。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也就是说，“好学”首先要降低物质享受的欲望，其次要在言行上磨炼自己，然后再虚心向良师请益，使自己走上正途。此外，孔子还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把该做的事认真做好，行有余力，再去努力学习书本上的知识。有一次鲁哀公问他，你这么多学生里面，谁最“好学”？孔子说只有一个学生颜渊好学，很可惜已经过世了。为什么只有颜渊好学？因为颜渊“不迁怒，不贰过”。这乃是道德实践的表现，也说明了好学和具体的行动有关。

孔子立志于学，不是为了独善其身，而是为了“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因此他在“学不厌”之后，还要“诲不倦”，由学而教，为人师表，开启了平民教育的先河。他有教无类，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这些人各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面有所成就，成为当时知识阶层的中坚力量，并且汇聚为儒家学派，影响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直至今日。

2.珍惜时间 #

走在人生路上，很多人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过去的一切想留也留不住，未来呢，又很难去把握。孔子有一次站在河边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消失的一切就像这样啊，白天黑夜都不停息。“逝者”指时光，也是时光中的事件，人的生命当然也在其中。人的生命是在时间里展开的，你只有把握住时间，才能让自己的人生不至于虚度。而人生不虚度又是为了什么呢？如果你把目标放在外在的事业成就上面，那也是一种选择；但在孔子看来，人把握时间的目的是要“造就自己”。

孔子在年轻的时候，对于时间就有特殊的体认。别人恭维他是“天纵之圣”，孔子说，不是这样的，一方面“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是靠着努力向古代的圣贤学习，逐渐温故知新、融会贯通，才取得眼前的成绩；另一方面是因为“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年轻时家里贫困，没什么社会地位，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学会一些琐碎的技艺。据孟子的记载，孔子曾替人看管仓库，把账目写得清清楚楚；后来被派去管理牧场，一年下来，牛羊健壮，繁殖很多，因此受到别人的信赖。

尽管做了这么多零碎、卑微的工作，但孔子从来没有忘记一件事：学习。他利用一切时间学习知识，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在他生活的时代，普通人家的子弟到十五岁就不能再念书了，大学是专门为贵族子弟开设的。孔子不仅自学了所有大学的内容，而且比一般贵族子弟还学得好，以至鲁国的贵族孟氏请孔子当家教，教他的孩子礼仪。到了“三十而立”之后，孔子仍不放弃自我成长的机会。他说：“吾不试，故艺。”我不曾为国家所用，所以学得一些技艺。学习技艺的目的是谋得一官半职，可以发挥所长，贡献社会人群；现在所谋未遂，只好继续培养各种专长，等待时机成熟。这种态度对我们现代人深具启发。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必须了解生命是有阶段的，你要先充实自己；如果没有机会，自己要先培养好条件，机会一出现，自然可以把握。孔子说，富与贵是每个人都要的。但问题是，你够这个条件吗？如果条件不够，时机不成熟，那你就要安分，把自己的事情先做好。怎么做呢？珍惜时间，修炼自己，“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孔子提到两种浪费时间的情况是“难矣哉”，很难走上人生的正路。第一种是：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论语·阳货》）

整天吃饱了饭，对什么事都不花心思，这样很难走上人生正途啊！不是有掷骰子下棋的游戏吗？去玩玩也比这样无聊要好些！

人最怕两个字：无聊。有一次一位母亲跟我聊天，谈起她怎么教育孩子。她对念小学五年级的孩子说，假设你是妈妈，会怎么教导像你这样的孩子？结果小孩说，你不让我无聊就好了。换句话说，从小到大，每个人都怕无聊。无聊之后怎么办呢？说不定就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孔子建议说，那你还不如去博弈吧。“博弈”两个字要特别小心，不要当成“赌博”。孔子劝我们赌博，那还得了？博弈是指游戏。人类为什么需要游戏？因为人活在世上，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大部分的成与败都定了，很少有人可以改变。这时候通过游戏制订一个规则，老板也好，员工也好，大家机会均等，按规矩来玩，每一个人都有获胜的机会，人生的压力也许就能在游戏中化解一点。所以孔子说，你无聊的时候就算去玩游戏，下棋也好，打篮球也好，打高尔夫球也好，不管玩什么，都比纯粹浪费时间要好。

第二种浪费时间的情况是：

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论语·卫灵公》）

一群人整天在一起相处，说的是无关道义的话，又喜欢卖弄小聪明，实在很难走上人生正途。

我有一个朋友在中学教书，一天中午休息时间，他坐在校园的一棵大树下面。树的另一边有三四个同学，不知道那一边有老师在听，他们就聊天。我朋友说，他听学生聊天聊了半个小时，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他们讲的话没有一句是有意义的。我听了跟他说，学生上课已经很辛苦了，你叫他们下课聊天还要讲有意义的话，不是太严苛了吗？而且到底有没有意义，也不能以老师的标准来判断。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提醒自己，讲话最好言之有物，你说什么事情，表达什么思想或情感，说出来要很具体、明确；不要整天言不及义，扯一些八卦新闻，或者卖弄自己的小聪明，这样是很难走上人生正路的。

孔子非常了解时间在生命发展上所具有的意义，人都有一种潜能，只要活着就可能登上更高的境界。所以，走上人生正路的第一步，就是要懂得珍惜时间。一个人如果在年轻的时候，懂得把握时间，很可能有不凡的未来。孔子说“后生可畏”，年轻人值得敬重，因为你不知道他们将来的表现怎么样。我们有时候看年轻人好像一代不如一代，又不用功又不长进，但是先不要这么快下结论，年轻人是说觉悟就觉悟，说奋斗就奋斗，经常因为听到一句话或看到一句话，就突然想通了，所以“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不过，孔子在这句话后面加了一句，“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一个人如果到了四五十岁还没什么好名声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好值得尊重了。为什么？因为名声是慢慢培养起来的，等到四五十岁的时候，人生已经过去了一大半，这时候还没有培养起好名声，就说明他不用心，没有在成长的过程中努力奋斗，这是很可惜的。

3.用心专注 #

懂得了珍惜时间，就要好好利用时间进行学习。学习的秘诀是什么？用心专注。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论语·泰伯》）

孔子说：“学习时要像赶不上什么一样，赶上了还担心会失去啊。”

在孔子看来，学习好像赶火车一样，很怕赶不上，赶上了还怕会失去。火车赶上之后，就不用担心了，自然可以抵达目的地。但学习不同，学习最怕考试的时候忘记，念了半天，睡一觉起来要考试了，忘了，怎么办？再念。很多知识熟能生巧，多念几遍慢慢熟悉了，然后加以实践，久而久之就变成你的一种能力。我们常常讲，知识与能力两者要配合起来，能“知”也能“行”，才是真正的学习心得。

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子夏，说了一句很好的话。他说什么叫好学，“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每天学习一点新东西，每个月再复习自己学过的，希望所学的没有忘记，这就是好学了。孔子的另一位学生子贡，特别聪明，口才好，喜欢评论比较，说谁比谁杰出，谁哪一方面更好。孔子劝他：“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子贡，你已经很杰出了吗？要是我，是没有空闲的。换句话说，你没有时间去管别人的闲事，要管是管不完的，每天多少八卦新闻，多少莫名其妙的事情，你如果去关心这些事情，还剩下多少时间专心读书呢？就像现在很多人喜欢看电视、上网，每天去追逐很多新的讯息，说不定过几天又会发现这些信息是错的、假的，既然如此当初又何必花那么多时间去关心呢？所以孔子说，你去管别人的闲事，去比较谁好谁坏，去追逐新的信息，还不如安静下来，修养自己，把所有时间用来专心学习。

据我所知，不管哪个国家，所有伟大的人物在年轻时没有不喜欢专心学习的。也许后来有了成就，事情多了，心思不再能专注在学习上，但在他年轻的时候，要胜过同时代的人，要找到自己生命的方向，就一定要去用功读书。譬如拿破仑，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抓到任何书都好像海绵吸水一样，拼命念。因为他出身背景不好，没有什么学习机会，所以抓到书就念，而且学了之后还能够消化吸收，成为自己的心得，所以后来才能建立很大的功业。再譬如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虽然只活了三十几岁，但在小时候有幸遇到一位好老师：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大哲学家，他到马其顿宫廷去教十三岁的王子，这个王子后来成为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大帝之所以会在那么早的时代就能有一种全球化的观念，要把他的功业推广到世界各洲，就跟他从小跟着伟大的老师专心学习有关。知识开阔了他的心胸，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的眼界超出了同时代的人。可惜他后来走偏了，只知道用武力去征伐其他国家。所以，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不要管别人的闲事，养成专心学习的习惯非常重要。因为年轻人心思比较单纯，记忆力又好，这时候不学习就可惜了。而年轻时候学习，等于积累了资源，为将来的工作生活打下了基础，一旦有机会学以致用，就会爆发出潜力，使人刮目相看。

《孟子》里有一个故事，说有两个智商差不多的人，同时拜在围棋国手弈秋的门下学习，结果学习成绩大不相同。原因何在？因为第一位同学专心致志，认真听讲；第二位同学胡思乱想，以为会有天鹅飞来，准备要拿弓箭射它，最后当然学习效果不同。《庄子》里也讲了一个故事，说孔子看到一位老人家粘蝉，技术出神入化，像在地上捡树叶一样，很快把一麻袋装满了。孔子请教他，老人家你怎么有这样的本事？老人讲得很简单：我用心专注，天地那么大，都不能拿来跟我交换蝉的翅膀。为什么？因为各种诱惑我通通不看，只看蝉的翅膀。换句话说，你做什么就要像什么，今天做这件事就把它做好，现在念这本书就不要去想别的书。如果学开车，心中想到游泳；学游泳，又想到打字；学打字，又念念不忘下棋，那么到头来注定什么都学不成。我记得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上数学课看英文，上英文课看数学，为什么？因为下节课要考那一科。结果该上的课没上好，拼命准备下次要考的试，到最后每一科上课都不专心，只是应付考试而已。所以，不管你是正在学习还是做一件事情，不妨问问自己，我能用心专注吗？能像孔子那样，把学习当成赶火车吗？能够赶上了，还害怕失去吗？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什么都可能学会。

4.把握时机 #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两千多年来，中国所有的读书人从小就对这句话朗朗上口。这话什么意思呢？我跟学生说：“请你们用白话翻译一遍。”学生一听，没反应了。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问题，恐怕有诈。经我再三鼓励，有个学生站起来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学了以后时常去复习，不也觉得高兴吗？”他讲完以后，我说：“反对的请举手。”没人举手。我说：“那好，再问第二个问题。从小学念到大学，哪一个人是学了以后时常复习而高兴的，请举手。”没人举手。怎么回事？是孔子讲得不对，还是我们没念懂？我想是我们念错了。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

孔子说：“学了做人处世的道理，并在适当的时候印证练习，不也觉得高兴吗？”

这里的“时”不是“时常”的意思，是“适当的时候”。譬如你孝顺父母，要父母在场，才能够孝顺；你学习游泳，要在游泳池里或者江河湖水里，才能够练习。一个人无论是学习任何东西，还是做人做事，都要在适当的时候对自己的所学加以印证练习，这样就会感觉到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你通过实践，有了体会，有了心得，觉得以前不懂的现在懂了，以前不会的现在会了，觉得自己的生命成长了，当然高兴。其实，不光学习是这样，治理国家也一样。孔子说管理一个国家要“使民以时”，选择适当的时候征用老百姓服劳役。古代是农业社会，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让老百姓在春天筑长城、修水坝，那农田怎么办？到了秋天，没有收成，明年怎么办？所以孔子说，让老百姓去服劳役，也要找适当的时机，不要违背农业社会的基本原则。

孔子教导学生，能够做到随时点拨，因材施教。有一次他带着弟子经过一座山上的桥梁，看到几只山鸡“色斯举矣，翔而后集”（《论语·乡党》），人的脸色稍有变化，山鸡就飞起来了，在天空盘旋一阵之后，再聚到一起。为什么人的脸色一变，山鸡就飞走了呢？在旅游景点或广场之类的地方喂过鸽子的朋友大概有类似体会。这些观赏鸽有时候赶都赶不走，在你身边跳来跳去，希望你给它一点食物吃，但是如果你起了念头，心想我抓一只来吃烤鸽，它立刻就飞走了。为什么？因为鸽子会看人的脸色。人一有意念，就有一种力量表现出来。譬如我们看武侠小说，常常看到一个人还没出现，杀气就来了，因为这个人动了杀人的念头。念头也是一种力量，亦即所谓的“念力”，动物很敏感，看到人的脸色一变，知道这个人恐怕要对自己不利了，立刻飞走。飞走之后，看看没事，再飞回来。孔子看到这种情况，称赞这些会看脸色的母山鸡，“山梁雌雉，时哉时哉”，说它们懂得时宜，该飞就飞，该停就停，能够判断时机。子路听见老师称赞山鸡后，就向这些山鸡拱拱手。结果他一拱手，山鸡又飞走了。

从这段故事可以看出，孔子随时随地观察自然界的现象，加工之后作为教材来教导学生。这个故事提醒我们，人也应该依时机而行动，懂得判断“时”的重要性。孟子就曾推举孔子为“圣之时者”，能够随着时机改变而调整观念与行为，当进则进，该退则退，做任何事都能够恰如其分，这非有高度的智慧和修养不可。我们学习儒家，也要注意时机的重要性，随时随地去寻找启发自己的机会。因为老师不见得常常在你身边，你自己要培养出比较敏感的心灵，看问题看事物，要想想自己能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启发，学到什么样的教训。只要有任何一点可以让你学习的，就要珍惜它，然后在生活里加以实践印证。人生其实没有秘诀，就看你如何把握时机，“学而时习之”，用心专注，不断提高能力，让自己不断成长。这样的人生，肯定愈来愈丰富。

5.不厌不倦 #

“学不厌，教不倦”这句话我们从小都知道。我自己在大学教书快三十年，很惭愧我是学就厌，教就倦。为什么？因为书是看不完的，念到最后发现能够既有心得又有创见真是太难了。学习要有真正的心得，必须配合实践；没有实践，只是书呆子而已。至于“教就倦”，是因为老师在学校教书，“学生是过客，老师是归人”，学生来来去去，老师每年面对不同的学生，教同样的教材，真的需要很大的耐心。但孔子不一样，他能够学不厌、教不倦，所以令人佩服。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

孔子说：“默默存思所见所闻，认真学习而不厌烦，教导别人而不倦怠，这些事情我做到了多少？”

孔子的特色是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就默默地把它记下来，学习而不厌烦，教人而不倦怠。接着他说：“何有于我哉？”这句话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有点夸张，解释为这些事太容易了，“对我有何困难”，但这不太像孔子说话的口气，孔子是很谦虚的人，不会这么骄傲；第二种解释是“何者能有于我”，好像这些事情我都没有做到，这又太谦虚了，也不符合孔子的风格。孔子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很真诚，对于自己知道或做到的事，不会故意谦虚。我的理解是，“何有于我哉”，这些事我做到了多少？在此，“多少”是侧重“程度”而言，表示已经做得不错了，但还要提醒自己继续努力，求其更为完美。人生要常常记得“不错但是不够”这句话，这也是我的座右铭之一。譬如念书念得不错但还不够，代表你可以念得更好；做事做得不错但还不够，代表你可以做得更好。只要想到还不够，人就有了奋发向上的动力。

《论语》另一个地方也提到“诲人不倦”。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论语·述而》）

孔子说：“像圣与仁的境界，我怎么敢当？如果说是以此为目标，努力实践而不厌烦，教导别人而不厌倦，那么或许我还可以做到。”

孔子说这话说明有人称赞他。因为他在鲁国教的很多学生，后来都有杰出的表现，有人就说，孔老先生您应该也算是圣人和仁者了吧。孔子听到之后，说“则吾岂敢”，不敢当。这倒不是客套话，孔子既不会骄傲自大，也不至故意谦虚。他说，有十家人住的地方，一定有人跟我一样忠信，但是比不上我这么好学。可见，他对自己比别人好学这一点是很自信的。但是圣人和仁者这两种境界太高了，他说我不敢当，我能做的只是把圣与仁作为目标，不断地实践而不厌烦，不断地教导学生而不倦怠罢了。“学而不厌”“为之不厌”，知行配合，学习和实践都不厌烦；光学习不厌烦，只是书念得好，配合实践而不厌烦，那就不简单了。这就是“不错但是不够”，好了还要更好，永远向上去奋斗。

但“诲人不倦”只是老师的工作吗？不是的，至少有三种情况与此有关。第一种是老师教学生，第二种是父母教子女，第三种是长官或老板教导下属或同人。你自己有很多经验和智慧，可是教导别人的时候会不会不耐烦呢？会的话，就要记得孟子那句话“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人们的毛病就是喜欢充当别人的老师，喜欢教导别人这样做那样做，但你自己做到了没有呢？不一定。孟子做了一个比喻，说一个人最大的毛病是自己的田不耕，去耕别人的田，耕到最后有收成的是别人，自己的田反而荒芜了，这太可惜了。所以，你如果要教导别人，自己先要修养好。这是儒家的思想。怎么修养呢？孔子提醒我们四个字：不厌不倦。

学习的内容其实非常多，可以学习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知识，向不同的人请教，这一下学习就变得多元化、多样化了，让人感到很丰富、很有趣，不会感到厌倦；另一方面，在实践的时候，一次没做好，就再做一次，别人一次做完，我做一百次，别人十次做完，我做一千次，最后自然而然就做成了。至于教导别人，要记得孟子的话，“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教别人做的事自己首先要做到，自己没做到，至少要跟别人说清楚，我们一起来努力，所谓“闻道有先后”，当老师的不见得比学生做得好，但是大家彼此鼓励，共同上进，就能一起向着目标奋斗。

6.老师帮不上忙 #

孔子虽然“诲人不倦”“有教无类”，但也有教不来的学生。西方学者说有三种职业特别需要合作。第一种是农夫，农夫再怎么辛勤耕耘，如果老天不配合不帮忙，也不会有好收成；第二种是医生，哪怕你是华佗再世，你开出的药方病人不肯按时吃药，不肯照吩咐去做，一样治不好病；第三种职业就是老师了，一个老师教一班学生，教出来的效果个个不同，有的学生终身受用，有的学生过耳即忘。为什么？学生的资质不同。孔子认为，有两种学生是不必教也教不来的。第一种是不愿意反省自己、认识自己的人。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论语·卫灵公》）

孔子说：“不说‘怎么办，怎么办’来提醒自己的人，我对他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换句话说，如果你想从老师那里学到一点东西，你先要经常问自己“该怎么办”。因为能够回答问题的人，往往是提问者本身。我教书教很久了，有时候学生提问，我回答完了，学生说，这不是我的意思啊。可他的问题明明就是这样嘛。由此可知，回答问题的人有时并不能切中提问者真正关心的层面。况且就算老师再好，也不可能天天在你身边，你提问题是在教室里，你碰到问题是在实际生活中，如果自己不能去反省思考，找到答案，老师也帮不上忙。所以，每一个人最好的老师是他自己。你要做自己的老师，同时也要做自己的学生，从过去的经验中去了解自己的个性，反思自己的特质。古希腊时代的德尔菲神殿上刻着一句话：“认识你自己。”这是探讨人生奥秘的箴言。直到现在还有许多心理学家喜欢跟人讲这句话。你要先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思考这一生自己到底要追求什么。人生不能什么都要，你选择了这个目标，可能就要舍弃其他欲望。一个人只有先问过自己“该怎么办”之后，别人才有办法给你提供建议。所谓“自助者天助”，就是这个意思。

还有一种学生孔子是教不了的，就是乡愿。

孔子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乎！乡原，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

孔子说：“走过我的门口而不进我的屋子，我不感到遗憾的，大概只有乡愿吧！乡愿是伤害道德的人。”

乡愿为什么是伤害道德的人呢？因为他就是一般所谓的好好先生，貌似忠厚而其实没有原则（或许这就是他的原则）。他们谁都不得罪，表面媚俗而心中毫无理想。譬如他看到有人吵架，就说你们不要吵了，你们两个都对。这种息事宁人、做和事佬的态度将导致是非善恶不分，只想着大家凑合着继续过日子算了。这种人一多，社会还有正义吗？讲得更明白一点，乡愿是不真诚的人，而儒家最强调真诚，强调自我反省，随时注意自己跟别人之间的关系是否适当。所以孔子虽然有教无类，但有一种学生不教，就是乡愿，因为他不真诚。

事实上，乡愿自己也绝对不会向孔子请教，因为他认为自己早就认清了是非善恶的标准，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对什么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聪明才智都用在察言观色、送往迎来上面，不但不会得罪人，反而人人都满意他，好人如此，坏人亦然。像子贡这么杰出的学生，都难免觉得困惑。他请教孔子：“乡人皆好之，何如？”古人安土重迁，一乡之人久居一地，不难互相认识。如果乡人都喜欢他，这个人怎么样？反之，“乡人皆恶之，何如”？孔子的回答令人惊讶。他说：“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让好人喜欢我，坏人讨厌我，这是最理想的。

在今日资讯发达的时代，真正的乡愿要想面面俱到，讨好每一个人，其实是不太可能的。以大家熟知的“利益团体”一词来说，往往不分是非，只看利益，而利益必然是互相冲突的。要做乡愿，势必十分辛苦，让人同情。即使如此，乡愿的心态仍然到处可见，如“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对上级唯唯诺诺、奉承讨好，对部属疾言厉色、端出架子。做不成乡愿，却做成了小人。这样的人，孔子不教，是一点遗憾都没有的。

7.学生不争气 #

每一位老师都希望教出好学生，就像父母都希望孩子成龙成凤一样。历史上最令人羡慕的老师是谁呢？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没写过一个字，却成为大哲学家，就靠他教到的一位好学生：柏拉图。柏拉图的《对话录》把老师苏格拉底的思想用文字表达出来和记录下来。

孔子也有一位非常杰出的学生叫冉有，列政事科第一名。孔子的学生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政事科是当官从政的学生，第一名冉有，第二名子路。子路年纪比冉有大得多，孔子却把他放在冉有后面。孔子多次称赞冉有“艺”，多才多艺，能力很强。后来还推荐他做官，但是做得好不好呢？对于领导来说，非常好；对于底下人，就不一定了。结果，冉有当了官，反倒成了孔子学生中的反面教材。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论语·八佾》）

季氏将去祭祀泰山。孔子对冉有说：“你不能阻止他吗？”冉有回答：“不能。”孔子说：“呜呼！难道你们认为泰山之神不像林放一样懂得礼吗？”

林放也算孔子的学生，曾经向孔子“问礼之本”。孔子听了很高兴，说你提的真是大问题。“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一般的礼，与其铺张奢侈，宁可俭约朴素；至于办丧事，与其礼仪周全，不如心中哀戚。这说明“礼”的本质在于内心情感是否真诚，而不在外在那些形式。当时冉有担任季氏的总管，按照礼的规定，只有天子与诸侯可以祭祀境内的山川，而季氏只是鲁国的大夫，本来是没有资格去祭祀泰山的。所以孔子让冉有劝季氏不要去，这是违背礼仪的事情。冉有也很诚实，他说，我劝不了。孔子说，呜呼！你以为泰山的神不懂得礼吗？

整部《论语》只有这个地方出现“呜呼”二字，代表孔子非常难过，对冉有很失望。“泰山”代表泰山的神。有些人做坏事的时候，怀着侥幸心理，心想下一次祭献多准备一点贡品，神就不会惩罚我吧，甚至还可能喜欢我。但是神如果真能被你买通，又怎么能算神呢？柏拉图的《对话录》里说，一件事情因为神喜欢才是好事，或一件事情因为是好事所以神喜欢。泰山的神当然属于第二种，你做了好事我才喜欢，而不是只要我喜欢你，你做的坏事也可以变好事。没有这样的神，有的话也不是善神，因为神的本质一定是赏善罚恶的。

孔子让冉有劝季氏不要去泰山祭神，冉有说，劝不了。他进一步解释说：

“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论语·雍也》）

“我不是不喜欢老师的人生观，只是我的力量不够。”孔子说：“力量不够的人，走到半路才会放弃，你现在却是画地自限。”

冉有为自己辩解说：“我不是不想劝阻季氏，而是我的力量不够，做不到，说了季氏也不会听。”孔子怎么回答呢？他说：“你如果真的力量不够，总要去劝告一下，实在劝不动，你再放弃；但是你现在根本还没开始劝，就说劝不成，这不是画地自限，为自己找借口吗？”等于孔子根本不想听冉有的解释，对这个政事科第一名的学生很失望。

后来，冉有做的事就更加不能让孔子接受了。他帮季氏聚敛财富，以至季氏的财富超过了鲁国的国君。孔子看了真的很生气，他说冉有“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冉有不再是我的同道了，各位同学可以敲着大鼓去批判他。“鸣鼓而攻之”，孔子说出这么严厉的话，等于承认自己教学失败，希望其他弟子找一个机会去批判冉有，让他及时悔悟。孔子认为读书人做官是为了造福百姓，而不是去讨好长官。结果冉有让他的长官越来越富有，这就说明百姓受到的盘剥愈来愈重。孔子对自己教出这么个不争气的学生，实在是非常失望。

8.学生启发老师 #

教学相长。老师教导学生，学生有时候也会启发老师，像韩愈说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在孔子的学生中，谁能带给孔子启发呢？《论语》里提到的只有一个子夏。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

子夏请教说：“‘笑眯眯的脸真好看，滴溜溜的眼睛真漂亮，白色的衣服就已经光彩耀目了。’这句诗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绘画时，最后才上白色。”子夏接着说：“那么，礼是不是后来才产生的？”孔子说：“能够带给我启发的，是商啊。现在可以与你谈《诗》了。”

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比孔子整整小四十五岁，是文学科的高才生。他对于文献知识、《诗经》《书经》特别熟悉。有一次他请教老师说，《诗经》里有一句话我不太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是什么意思呢？前两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出自《诗经·卫风·硕人》，是在形容一个女孩子天生丽质，一笑起来眼珠滴溜溜转，很好看；可是后面又加上一句“素以为绚兮”，穿上白色的衣服，非常光彩耀目。子夏觉得奇怪了，为什么非要穿上白色的衣服，才会很吸引人呢？

孔子回答了四个字：绘事后素。古代的绘画是先上各种颜色，最后以白色分布其间，使众色突显出来。这与后来的绘画不一样，后来人们能造出很好的白纸，画画是在白纸上绘彩色。而现在挖出来的汉帛都是有颜色的，接近咖啡色或树木的颜色，所以孔子那个时代画画要最后上白色，白色一上，前面黄的、红的、绿的、黑的全都突显出来。换句话说，白色本身没有颜色，却可以突显其他彩色。

因此，“绘事后素”是说一个女孩子丽质天生，底子好，不必多做装饰，只要穿上白色的衣服就很漂亮了。本来这时候可以下课了，子夏突然心血来潮，接着问了一句，“礼后乎？”礼是不是也是后来才产生的呢？孔子一听，非常高兴，“起予者商也”，能够带给我启发的是子夏啊，现在可以跟你谈谈《诗》了。为什么孔子听到子夏的问题这么高兴？这与他对人性的观察有关。很多人认为人是一张白纸，学了礼之后，等于加上了彩色，说话有礼貌，行事有分寸，文绉绉的。事实不然，按照孔子的理解，人性向善，本身就有各种各样的颜色，而礼是后加上去的，是白色的，学礼是为了使人性原有的美质展现出来。因为任何彩色都需要真诚的情感，礼就是把人真诚的情感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由此可知，儒家推崇“礼教”的目的，是让人的内心感受有一个表达的形式，这个形式是社会人群所共同接受的；而不是教人礼乐之后，变成一种包袱，反而束缚了人的自由天性。

《易经》里有一个“贲卦”，卦象上面是山，底下是火，亦即“山火贲”。《序卦》说，“贲者，饰也”，代表它可以作为装饰。讲贲卦时，有一句“上九：白贲，无咎”。《易经》每一卦分六爻，最后一爻叫上九或上六，这一爻大部分都有凶兆或不利之兆，但在贲卦里却是“无咎”的意思。意思是：你占到贲卦，本来是要装饰的，但记得用白色来装饰，就没有灾难了。为什么？因为白色是最好的装饰，能让你淳朴的本质和内在的本性突显出来。孔子认为，礼是白色的，它不是要给人性加上什么色彩，而是把人内在向善的本质表现出来。

第二章　立志行仁 #

1.立志行仁 #

自古以来，圣贤教人一定要先“立志”。志向不立好，等于没有方向。“志”是“士心为志”，士是念书人，念书人心之所向就是“志”。《论语》里孔子三次提到立志，第一次是立志于求学，第二次是立志于行仁，第三次是立志于行道或求道。所以谈到志向，三个字跟它有关，第一是学，第二是仁，第三是道。

“仁”是什么？《论语》五百一十二段话中，有五十九段讨论“仁”，“仁”字共出现了一百零九次。从《论语》开篇念起，第三段就是一段很短的话：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

孔子说：“说话美妙动听，表情讨好热络，这种人是很少有真诚心意的。”

孔子这么说是不是太严格了？在今天这个时代，假如你去求职，你说我不能巧言令色，我要刚毅木讷，那谁会让你工作呢？找工作的时候，你一定要设法把话说得好听，表情非常热络，才有机会。难道这样做就“鲜矣仁”吗？不要误会，这里的“仁”是指“真诚”。

学习儒家首先要知道“真诚”二字的重要性。因为人是所有动物里，唯一可能不真诚的动物。你什么时候看见猫学狗叫，或狗学猪叫的？没有。只有人会伪装，会造作，会选择我要以什么样的方式跟别人来往。西方人谈到“人格”用“person”这个字，“person”源于拉丁文“persona”，“面具”的意思，也即做一个人是要戴面具的。面具代表你有各种能力，扮演不同的角色。譬如碰到父母，你是子女；碰到兄弟姊妹，你是兄弟姊妹之一；在学校当老师，老师是你的面具；在家中为人妻，妻子也是你的面具。每一个人碰到不同的对象，他本身的角色和身份也要跟着调整。这是西方人的观察，儒家也一样。一个人怕就怕一辈子都不真诚，一直在演戏、作秀、玩假的，那就没意思了。

儒家讲“仁”，从真诚开始，不虚伪，不掩饰，犹如赤子之心。《中庸》讲：“诚之者，人之道也。”真诚是人生的正路。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礼乐是教化的主要内容，使人进入社会立身处世；但是如果只重外在的表现而忽略内心真实的情感，难免流于形式主义，装模作样，恰恰违背了礼乐的真正目的——让人有适当的途径去自我实现。

“真诚”牵涉两个问题：一、我要普遍地对每一个人都真诚；二、我的真诚也要看对象，什么样的对象要求我做什么事，我都用真诚的方式把事做好，把角色扮演好。所以，你可以“巧言令色”，但不要忘记内心的真诚。譬如我在学校教书很久了，上课也会巧言令色，说话美妙动听，表情讨好热络，但我的心是真诚的，是为了让学生愿意听。因此，只要能做到从真诚出发，巧言令色不是问题。

“仁”的第二要求是“主动”。人活在世界上，从小时候开始，大部分的行为都是被动的。父母叫我们做这个，做那个；老师教我们这样是对的，那样是错的；我们被要求守规矩，按原则，一切都纳入规范。如果有一天没有人管我们，没有人督促我们了，我们还会主动去做好事吗？很难讲，说不定只要没人注意，我们就胡作非为了。所以，一个人是否做到主动行仁，关系到他的生命是不是属于自己的。如果是被动的，什么事都要别人看着、管着，那你是在应付别人，万一出了事，也会找各种理由、借口。孔子有一句话叫：“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行仁的机会离我很远吗？不是的，只要我愿意，仁立刻就来了。譬如我坐公交车，上来一位老太太，我愿意让座，立刻可以行仁；我过马路，看到一位盲人伯伯，我帮他一把，马上也是行仁。每一个人在生活中，只要跟别人来往，一定有很多机会可以行仁，但是必须从被动变主动，成为自己愿意做的好事，才具有道德价值。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一个人要行仁，须从自己开始，而不能从别人开始。别人不能帮你行仁，或强迫你行仁。如果是别人叫我做的，那我只是别人的意志工具而已。行仁需要有个主体性——就是你自己，主体性确立之后，才能有主动性。

综上所述，儒家所讲的“仁”有两个要求，一是真诚，二是主动。当这种真诚而主动的力量出现之后，就是孔子所谓的立志行仁，走上了人生的正路。走上人生正路，人格的尊严和价值会不断地展现出来，人的生命也具有了自我完善的可能。

2.行仁与为善 #

善与恶是我们熟悉的概念。有人问，既然儒家叫我们行仁，那么行仁与为善有什么关系呢？它们是同样的意思，还是有不同的内容？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问，孔子提到行仁以前，天下有没有好人？当然有，而且多得很。既然这样，孔子又何必另造一个“仁”字来鼓励大家呢，直接讲“善”不就行了吗？可见，行仁和为善还是有差别的，关键在于一般人做好人往往是符合社会的规范或别人的期许，不见得知道为什么要做好人。知道人为什么要做好人、做好事，牵涉人性是什么的问题。

儒家关于人性的看法，基本上有两种立场，一是本善，一是向善。“向善”是我这些年来研究儒家的心得。孔子有没有说过人性是什么呢？没有明确说过，但他隐然接受的信念是“人性向善”。譬如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相近”是指性本善吗？如果是性本善，应该说性相同了。所以“性相近”是指性是具有可塑性的，在每个人身上只是相近而已。再譬如孔子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当领导者体现出善行时，老百姓自然闻风景从，说明人性有向善的共同趋向。因此，“仁”这个字，虽然离不开“善”的含义，却不仅仅如此，孔子的“仁”与其说是名词，不如说是动名词，指涉动态的人之性——人性向善，同时也指涉动态的人之道——择善固执。所以，一个人立志行仁，是从真诚觉悟了内心向善力量而开始，积极主动地要求自己去为善，这样的善行是由内而发的，不是为了任何外在的目的，只是为了我该这么做。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

孔子说：“只要立志行仁，就不会做坏事了。”

为什么？因为“仁”既真诚又主动，一个人真诚而主动地为善，代表他行仁的开始。在儒家思想里，真诚与邪恶是势不两立的，因为人性是向善的，人性向善有一个重要前提，即人要真诚。一个人真诚向善，才会自发地要求自己去做该做的事。

举个例子，一家小小的店面，贴着“童叟无欺”四个字。第一种考虑是为了我将来生意更好，不管老少，我一样价钱，绝不欺骗你们，讲信用；第二种是我不考虑将来生意好不好，只为了我应该“童叟无欺”，我就要做到“童叟无欺”。行仁与为善的差别就在于此，儒家的行仁是第二种，是一种自我要求，一种道德价值。我不考虑外在的利害，只考虑我该不该做。接着孔子讲了另外一段话：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

孔子说：“只有行仁者能够做到喜爱好人，厌恶坏人。”

什么意思呢？通常我们一般人是喜欢朋友，讨厌敌人。但我们的敌人不见得就是坏人，他跟你为敌恐怕是因为利益或观念上的某些冲突。真正的仁者怎么做呢？客观判断，没有任何偏私之心或其他顾虑。不能因为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他做了坏事我也包庇纵容；这个人是我的敌人，他做了好事，我也不去加以肯定。这样一来，就变成不问是非了。如果对方也按照这种方式来对待你，恐怕你就要受委屈了。所以，仁者对于坏人好人，都有一种客观的评价，绝不因为你是我的朋友或敌人，而丧失公正的原则。

这就是善者与仁者的差距，也许表现出来的行为一样，但内心的动机却有差别。“为善”可能还会考虑到将来的利益或自己的私心，“行仁”则只会考虑到自己该不该去做，不管外面条件怎么改变，也许要冒各种风险，也许会遭受批评，但是你只要认为自己该做，就可以坚持。相反，如果只考虑到外在的利害，那么外面条件一变，你恐怕也就跟着变了。所以，孔子对于“善人”总是不太放心，总觉得一个人做好事做好人，可能只是做到外在各种善的要求，不见得他内心真的觉悟了人性向善的力量，自我要求去做该做的事。两者开始很相似，后面的表现就可能“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3.六位仁者 #

人生有目的吗？如果有，目的是什么？如果没有，活着又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拿去问孔子，他恐怕会说，人生的目的就是行仁啊。听到这样的答案，大概每个人都会感到压力。因为根据我的简单研究，孔子在《论语》里只称赞六个人合乎行仁的要求，并且这六人当中的五位，下场都很凄惨。

《论语·微子》开篇就说，“殷有三仁焉”，商朝末年有三位行仁的人：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

微子离开了纣王，箕子沦为他的奴隶，比干劝谏他而被杀死。

换句话说，这三人能够入选，都跟一个有名的坏人——商纣王有关。第一位仁者微子启是商纣王的庶兄，母亲生他的时候还不是王后，只是“帝乙之妾”，后来被立为王后，生了纣，所以由纣来继承王位。商纣王后来变坏了，微子屡次劝谏，纣王不听，微子便跑到“微”这个地方——今天山西、山东一带，是他的封国。后来武王伐纣，微子“肉袒面缚”乞降，袒露上身，双手捆缚于背后，跪地膝进，左边有人牵羊，右边有人秉矛，向武王请罪。武王将他释放，宣布恢复他原有爵位，以示宽厚为怀。

第二位仁者箕子是商纣王的叔父。《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纣为象箸而箕子唏。”看到商纣王变坏，他只好装疯卖傻被当作奴隶，后来被关进牢里。武王灭商后，把他释放，亲自向他请教治国之道。结果，箕子不愿当周朝顺民，领了几千人经山东东渡朝鲜半岛，创立了朝鲜历史上的“箕子王朝”，周武王也就干脆送个顺水人情——“以朝鲜封之”，现在朝鲜还有箕子的墓和庙。

第三位仁者比干也是商纣王的叔父，被誉为“亘古第一忠臣”。他二十岁以太师高位辅佐帝乙，又受托孤重辅帝辛，即纣王。兢兢业业干了四十多年，轻徭薄赋，发展生产，富国强兵，却在六十三岁上，因为谏言纣王被剖心而死。

这三位仁者的下场这么悲惨，另外两位仁者的下场也令人同情。他们是孤竹国的两位王子，一个叫伯夷，一个叫叔齐。伯夷为了让叔齐继承王位，离开国都，谁知叔齐知道后，也跟随而去。两人都不想继承王位，跑到西边周武王的地盘，当时周武王正准备起来闹革命。伯夷和叔齐说，你最好不要革命，因为商朝已经统治六百多年了，大家都习惯了，你起来革命等于造反。但周武王说，商纣那么坏，不革命不行，要对百姓有交代。结果周武王革命成功，商纣王被杀，中国变成了周朝的天下。伯夷、叔齐两兄弟就说，不行，我不要吃你周朝的食物。其实食物哪里分什么周朝商朝。但这两个人非常清高，逃到首阳山上活活饿死。司马迁写《史记》时，特别给他们写了列传，替他们打抱不平，说：天道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为什么这么好的人有这么可怕的命运呢？等于善没善报，恶没恶报。可是孔子说，伯夷、叔齐这两个人是“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他们所追求的是行仁，也达到了行仁的结果，因此不会抱怨。那么，行仁是不是都会下场很惨，甚至杀身成仁呢？孔子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仁者不会为了追求活命而伤害仁义，他可以杀身成仁。但这是一种极端情况，一般情况下没有必要如此。

这五位之外，《论语》里提到的第六位仁者是管仲。管仲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了，他是齐桓公的宰相，一辈子只有年轻时比较辛苦，后来享尽荣华富贵。这样一个人，孔子为什么称赞他呢？因为他做了一件事，通过外交手段避免了春秋初期的战争，使百姓不会生灵涂炭。“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民到于今受其赐”（《论语·宪问》），以一人之力造福百姓，百姓到今天还受到他的恩赐。所以孔子说他合乎行仁的要求。

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不是一种泛道德主义，不是说你只要做好人就行，做好人不能离开外在的事功，事业、功劳与德行要配合起来。要能够替众人积极地做一点好事，让大家和睦相处，让社会更为和谐，譬如你当县长，能够把整个县治理得很好，孔子也会称赞你达到了行仁的要求。

“仁”这个字，孟子说是上天给人最尊贵的爵位，是人活在世界上最安稳的住宅。儒家讲“仁”是人生的目的，人活在世界上，从真诚开始，主动走上正路，一步一步把自己的生命跟大众的福祉结合在一起，做自己该做的事情，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真正的儒家应该是这种立场。孔子本人，虽然自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但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最后以自己的德行和学问开创了儒家学派，使后世每一个学过儒家的人都能了解人生的目的在于行仁，由这个目的出发，人的生命才能不断成长，最后达至圆满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也是一位仁者。

4.立志求道 #

有一次，我得到一个机会到山东曲阜参观孔子研究院。一进门就看到四句话，前两句是“志于道，据于德”，再往里面走，是“依于仁，游于艺”。孔子研究院一定认为这十二个字能够代表孔子的思想，所以才放在进门的地方。但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先说了道、德、仁，最后又来了个艺术的“艺”呢？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

孔子说：“立志追求人生理想，确实把握德行修养，绝不背离人生正途，自在涵泳艺文活动。”

第一个“志于道”，“道”代表人生的康庄大道，指人生理想或完美人格，所以要立志追求。也就是说，你要做一个人，不能只做生物而已，要立志于走上人生的正途。人一般立志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代表现在还没有做到，已经做到就不用立志了。“志于道”的“道”恐怕一般人一辈子也做不到，但是做不到也要有这个志向，没有志向就没有方向，没有方向你的生命只会在原地打转。

第二个“据于德”，“德”指个人的德行修养。一个人做好人做好事，修炼自己的道德，到最后会有心得，而这个心得你一定要紧紧把握住，要不然进一步退两步就很可惜了。“据”是紧紧把握的意思，好不容易修炼出一点德行，要好好抓住它，不要退步，要一直往前走下去。

第三个“依于仁”，“仁”是在个人身上显示的人生正途。“仁”与“道”不同，“道”是人类共同的、普遍的路，“仁”不能离开个人，是个人的路。每个人都不同，譬如你做生意，他是学者；你要选择自己本身可以走的路去走，择善固执，绝不背离，叫作“依于仁”。

最后“游于艺”，“艺”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可以统称为艺文活动。“游”代表优游自在，涵泳其中。人的生活不能太紧张了，一天到晚讲人格、德行、仁义，神经绷得很紧，会带来压力。人的生命需要调节，“游于艺”是说你在休闲的时候，不妨下下棋、唱唱歌、打打球，放松一下。今天所谓的运动休闲活动都属于“艺”的范畴。由此也知，我们以前讲孔子，很容易把孔子说成是硬邦邦的人，好像每天都在教导别人；其实不是的，孔子的生活很丰富，爱好广泛，情感细腻，这都跟“游于艺”有关系。

接下来，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一个读书人如果立志走上人生正途，但却耻于粗糙的衣服与恶劣的食物，这样的人不值得与他多谈，因为他的立志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以生活贫困为耻，代表他志向卑微。而在孔子心目中，“士”，也就是读书人，应该努力成为君子，应该努力培养才德、获取官位、造福百姓。

当然，孔子这么说，并不是让读书人一定要过贫穷的生活，而是说读书人心里挂念的不应该是生活条件，而应是人生的理想。所谓“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读书人如果留恋安逸的生活，就没有资格做个读书人。因为衣食住这种具体的生命要求，是人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例如，一个人需要吃饭，不吃饭就会饿死，因此吃饭是人的必要条件。但是光吃饭，不足以做人，“足以”二字是充分条件的意思。那么，足以做人的东西是什么呢？道。《论语》里有一句话可以参考。子贡以前穷困，后来发财了，他请教老师，如果一个人贫穷而不谄媚，富有而不骄傲，老师以为如何？孔子说，不错了，但是还不够好，“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道”是人生正途。一个人不论在什么环境下，如果都能坚持行道，并且以此为乐，就接近“人之成”的境界了。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即使一国的军队可以被夺去主帅，一个老百姓的志向却不可轻易放弃。一个人如果放弃志向，就会分散、漂浮，失去人生的方向；就好像一艘船在茫茫大海里航行，没有了罗盘针，那么它就根本没有什么“航海”的问题，只是在漂浮而已。用船行大海来比喻人生在世，是很恰当的。人生在世，如果能“志于道”，他就会有方向，每天顺着方向努力去走，再怎么慢，也有走到终点的一天。

5.一以贯之 #

“一以贯之”这四个字太重要了，孔子在《论语》里说：“吾道一以贯之”。可惜很少有人知道他在说什么。今天如果做测验，让从小学到大学的学生们回答，孔子“一以贯之”的道是什么？恐怕大多数人会说出曾子那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果真是孔子的道吗？

“一以贯之”有一次出现跟孔子的学生子贡有关。子贡小孔子三十一岁，非常聪明，口才了得，是言语科里的高才生。但聪明人说话爱犯一个毛病——比较，喜欢比一比谁好谁差。他观察自己的老师，认为孔子“多学而识之”。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

孔子说：“赐（子贡的名为端木赐），你以为我是广泛学习并且记住各种知识的人吗？”子贡回答说：“是啊，难道不是吗？”孔子说：“不是的，我是有一个中心思想来贯穿所有的知识。”

子贡以为老师年纪大，书念得多，记忆力不错，然后出来教学生，好像一个有脚书橱。但孔子认为自己虽然有很多学问，却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中心思想来贯穿。一个人如果没有一个中心思想把他的学说连贯起来，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好老师呢？又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哲学家呢？可惜子贡没有接着请教老师，到底什么是您一以贯之的东西？这个事情变成公案，不了了之。

我觉得，孔子心里大概很想找个机会公开说一下，自己“一以贯之”的道是什么。他教五经六艺，教礼乐诗书，却不能教自己的思想。因为学生跟老师念书是希望将来做官，做官只问你知识学会没有，不问你有没有学孔子的思想，因为孔子当时还活着，还没有成为大家推崇的哲学家。孔子有一次上课主动对曾参提起这个话题。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孔子说：“曾参啊，我的人生观是由一个中心思想贯穿起来的。”曾参说：“的确如此。”孔子出去后，别的学生就问曾子：“老师所指的是什么？”曾子说：“老师的人生观只是忠与恕罢了。”

我觉得，曾子的这个说法恐怕有些问题。第一，曾参的年纪比孔子小四十六岁，比他更年轻的学生只有一位子张，比孔子小四十八岁。就算他十五岁跟着父亲曾点去听孔子的课，也只有十年左右亲炙孔子的机会。孔门资深弟子甚多，跟着老师周游列国的都算在内，也不见得有谁可以了解孔子。第二，曾参在孔子的学生中属于反应比较慢的，孔子说他“参也鲁”，鲁就是鲁钝，资质与慧根均非上乘。至于本性善良、事亲尽孝，则是他的特色。因此，如果弟子中有人可以了解孔子的道，大概还轮不到他。第三，孔子自己曾经叹息：“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没有人了解我啊！

但是为何孔子会选择曾参来表示心意呢？也许因为曾参年纪较轻、比较好学，也许因为曾参正好在孔子身边。结果孔子主动提起这个话题，曾参却回答：“的确如此。”孔子听了，马上离开教室，反应很激烈。也许他本来希望曾参问“何谓也”，老师，您一以贯之的道是什么？没想到曾参居然说：“是的。”连这么年轻鲁钝的学生都懂得我的道，那我还说什么呢……后面悲剧就发生了。别的学生问曾参，老师说的道是什么？曾参回答，老师的人生观只是忠与恕罢了。最后三个字“而已矣”太不负责任了，孔子这么重视的一以贯之的道，居然被曾参说成“忠恕而已矣”，这是初中生说话的口吻。

这是孔子教学失败的案例。“忠恕违道不远”，语出《中庸》，忠恕离开道不远，代表忠恕并不是道，只是离道不远而已。孔子的道绝不只是“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朱熹《论语集注》），这只是人我关系，为立身处世的原则。孔子的道还包括知行——我所知道的跟我的行动一致，包括生死——如何生与如何死，包括天人——天命与人性，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字：仁。“仁”才是孔子“一以贯之”之道的标准答案，所以他才会说出“杀身以成仁”“蹈仁而死”这样的话。而曾参所说的“忠恕”只是他自己对于孔子人生观的理解，并不等于孔子的思想。我们读《论语》时，对于孔门弟子的话要有一个分辨，就是：学生的话代表他们个人的心得，而未必“完全等于”孔子的想法。而且孔子过世时，曾子才二十七岁，即使认真致力于学与行，仍不能说明他在年轻时就能领悟孔子一以贯之的道是什么。我们后来看他谈到“任重而道远”，指出仁与死的关系，则又显然肯定“仁”才是一以贯之之道了。

第三章　自我修养 #

1.化解我执 #

宋朝一些学者认为孔子是天生的圣人，好像孔子生下来就很完美，很伟大。事实并非如此，如果孔子生下来就这么伟大，那我们也不用跟他学了，因为“生而知之”，学也学不到。他的学生推崇他是可以理解的，譬如子贡就说过：“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老师让我们赶不上，就像天空是没有办法靠楼梯爬上去的。不过孔子一定不会认同这种说法，他自己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年轻的时候贫寒低贱，所以学会了很多事情。也就是说，孔子的知识、品德和能力是靠着后天的慢慢修养，提升上去的。而自我修养在他看来，最主要的一件事是要化解自我的执着。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

孔子完全没有四种毛病，就是：他不凭空猜测，他不坚持己见，他不顽固拘泥，他不自我膨胀。

这四点都是针对自己来下功夫。首先就“意”来看，每个人都有想象力，都可以猜测事理。一般而言，在事情尚未发生、理由尚未查明之时，我们都喜欢发挥想象力，凭空猜测，没有证据也没有理由，就认为如何如何。譬如我们说话，开头经常是“我认为”“我以为”，想当然耳，对于实际状况不够尊重，甚至主观意志往往胜过客观真相，加以曲解，指鹿为马，颠倒黑白。还有人喜欢表现聪明，预先猜想结果，猜对了是有先见之明，猜错了是事有蹊跷。这或许有些益智游戏的性质，可以用来打发时间，但不足以认真去当一回事。孔子不会犯这个毛病，他是“毋意”，不凭空揣测。

其次，“必”，坚持己见。“毋必”是指不全盘肯定，坚持一定要如何，不会在别人跟自己意见不一样时，认为我一定是对的。所有言论，都是以“全称命题”最有力，譬如“所有人都好学”，当然要比“有些人好学”更能显示说话者的权威。但是麻烦亦在于此，因为全称命题的弱点很明显：只要找到一个人不好学，它就站不住脚了。因此，说话或判断时，最好留些余地，以免将来后悔。我们应该坚持自己的原则，但在涉及他人时，就需有宽容的心胸。

接着，“固”是不知变通的意思。人的习惯，不论在思想上还是行为上，一旦形成，就不易改，僵化而不知变通。但是时代变了，趋势变了，你如果一味坚持以前老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孔子“毋固”，懂得变通，鼓励大家不断学习，因为“学则不固”，见多识广之后，可以避免顽固执着，自己的心情也会比较开朗。

最后，“毋我”是指不自以为是。一个人在社会上跟别人来往，很容易自我膨胀，稍微有一点成绩，就认为自己超过别人。孔子不自我膨胀，因为儒家对于人我关系首重“恕”字，“如心为恕”，就是将心比心，为人设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凡是牵涉别人的言论，都要谨慎为之，以免盲目膨胀自我而否定别人，形成各种不必要的困境。

“意”“必”“固”“我”是连续发展的步骤，一步走错，陷于主观的臆测，坚持己见，不知变通，就很可能自以为是，把想象当作一个信念来坚持，反而看不清事理的发展。一块钱的铜板虽小，若是紧靠眼睛，也会遮蔽一切阳光。所以君子修养，主要是化解我执。因为一个人的聪明才智越高，越容易陷入自我中心的困局。他所见的一切，都由自己的角度出发，同时可以形成合理的系统，看起来无懈可击；加以辩才无碍，面对别人的质疑，也可以说得头头是道。孔子是天资极高的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努力超越自我中心的困局，“意”“必”“固”“我”这四种毛病都没有，在修养上是下了很深的功夫的。他被孟子推为“圣之时者”，就是能不陷于自我执着，随着“时机”改变而调整观念与行为。

有人说，我们常常讲不要执着，儒家又强调择善固执。一方面不要执着，一方面又要固执，这两者是不是矛盾？要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分辨两种欲望，第一种是自我中心的欲望，第二种是非自我中心的欲望。如果欲望是自我中心的，那就是执着；是非自我中心的，说明你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时候就可以变成择善固执。儒家固然坚持仁义，但在实践上也有所变通，以“通权达变”为原则。能够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才能真的去行善。因为善是我和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每一个人跟别人来往都要尊重别人，这时候你如果有自我执着，怎么可能跟人有良性的沟通和互动呢？

除了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每天还担心四件事情：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

孔子说：“德行不好好修养，学问不好好讲习，听到该做的事却不能跟着去做，自己有缺失却不能立即改正，这些都是我的忧虑啊。”

如果不看前面“子曰”两个字，只看不修、不讲、不能徙、不能改，会觉得太可怕了，但不要忘记，这个人是孔子。孔子每天自我反省，得到他真传的曾参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每天反省的内容是问自己有没有错，而不像我们一般人反省时，都在问谁害了我啊，谁在背后整我啊，谁在后面骂我啊。真正的儒家从来都是由“反求诸己”来自我修炼，所谓的学习是在“成己”之后再设法“成人”，这也是我们学习儒家的意义所在。我们学习古代先圣先贤的观点，不是因为他们被称作先圣先贤，而在于他们实际上留下了什么样的话语，什么样的行为表现。我们如果也把“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当作每天忧虑的问题，那还担心什么呢？几年之后，必然面貌一新，变成更好的人了。

2.欣赏曾点之志 #

曾点是曾参的爸爸。在整部《论语》里，曾参经常出现，曾点只出现了一次。但这一次就够了，因为他的表现让孔子非常欣赏。

有一次，孔子与弟子子路、曾点、冉有、公西华四人聊天。孔子说：“我的年纪比你们大一点，希望你们不要因此觉得拘谨，平日你们常抱怨说没有人了解你，假设有人了解你，你要怎么做呢？”等于是请他们各抒己见，谈谈各人的志向。子路先说了，子路年纪大又勇敢，往往都是他先说话。他说：“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夹在几个大国之间，外面有军队侵犯，国内又发生饥荒；如果让我来治理，只要三年，就可以使老百姓变得勇敢，并且知道人生的道理。”子路的志向是治国平天下，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志向，但会让人觉得他把话说得太满了，毫不谦让。所以他讲完之后，孔子微微笑了一下，没说话。

冉有接着说，他比较客气。他说：“纵横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地方，如果让我来治理，只要三年就能让百姓富足，但是礼乐方面的教化，则需另请高明。”冉有的志向也是治理一方，但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只能把经济方面搞好，礼乐教化则要另请高明。然后，轮到公西华，他很谦虚，说：“我不敢说自己可以做到，只是想要这样学习：宗庙祭祀或者国际盟会，我愿意穿上礼服戴上礼帽，担任一个小司仪。”他的志向是做外交官。三人讲完之后，还剩下曾点一人没说。这时候他正在负责背景音乐，别人聊天谈话，他在一旁鼓瑟。孔子问：“曾点，你的志向怎么样呢？”接下来这段描述非常生动：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

曾点鼓瑟的声音渐稀，然后“铿”的一声，把瑟推开，站起来回答：“我与三位同学的说法有所不同。”孔子说：“有什么妨碍呢？各人说出自己的志向罢了。”曾点说：“暮春三月时，春天的衣服早就穿上了，我陪同五六个大人，六七个小孩子，到沂水边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一路唱着歌回家。”孔子听了，赞叹了一声，说：“我欣赏曾点的志向啊！”

孔子为什么对前三位学生的志向都没有特别称赞，却非常欣赏曾点的理想呢？在许多人看来，曾点这算不得什么志向，等于春游嘛，孔子居然很欣赏，为什么呢？因为前三位同学的志向都是有条件的，要看别人给不给你机会。你的志向如果是做官，不管内政、外交、军事，别人不给你机会，就实现不了。你每天都在等着别人给你机会，但是等不到怎么办？这一生就放弃了吗？所以在社会上发展的志向是有求于人的，所谓“有所求，必有所待”，而“遭时不遇，有志未伸”的情形比比皆是。但曾点不一样，他的志向是配合天时、地利、人和，随遇而安，自得其乐。第一“天时”，春天快结束了，这时你就做春天快结束时能做的事情，譬如春游，不要去想夏天干什么，秋天多么好，冬天又如何，把握现在这一刻就行了。第二“地利”，鲁国曲阜附近有一条河叫沂水，你住在附近，就地取材到沂水边洗洗澡，吹吹风，就很快乐了；不能说一定要游长江、游黄河才快乐。河边还有舞雩台，就是古代求雨的台子，也算是个景点，你登上去玩耍一下也很好嘛。第三“人和”，大人五六个，小孩子六七个，有几个算几个，不是一定非要有五十个人，你才出门。所以曾点短短一句话兼顾了天时、地利、人和，任何时候都可以自得其乐。这种志向其实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生命情调，是就人的生命而论，而不是将人视为一种工具、手段来使用。一个人活在世上短短数十年，所有能追求到的东西都可能失去，因为那是由外而来的，唯一不能从你手中夺走的东西，是由内而发的。也就是说，人活在世界上，求人不如求己，你不能选择时代，不能选择社会，只有随遇而安，自得其乐，设法就天时、地利、人和找到自己能做的事情去做。你不需要别人给你机会，你自己就可以创造机会。这叫作“无志于外，有志于内；无志于用，有志于体”，看上去似乎是以无志为志，其实却可以因时因地而制宜，在平凡的生活中品味生命的美感，人生亦因此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孔子才会叹一口气，说：“我同意曾点的主张啊！”

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孔子虽有“淑世精神”，到处周游列国，奔走呼号，希望天下能走向正途，但是他也很清楚，想在世间成就任何一番功业，都需依赖主观及客观条件的配合，不是光靠努力就可以达成的。孔子重视人的道德修养，是毋庸置疑的。不过，人生除了道德之外，还有知识、审美、宗教等各领域。人除了求善，还有求真与求美的天性。即使一无所求，人也可以培养自在和乐的生活情调。孔子绝非狭隘的道德主义者，他对于充满审美情调的生活是很向往的，希望能跟曾点一样过着悠闲愉快的生活，每天都充满着一种丰富的美感，与大自然的韵律相摩相荡，自得其乐，任意逍遥，没有烦恼忧愁。不过，对于这种类似道家隐士的生活，孔子虽然内心渴望，但他毕竟还是儒家，生逢无道的乱世，百姓颠沛流离，知识分子应秉承入世济世的使命和责任，如何忍心只追求个人幸福而弃天下苍生于不顾呢？所以，对此志向，孔子虽深有同感，也只能赞叹罢了。

3.困惑来自何处 #

很久以前，我认识一位外国朋友，他看起来蛮年轻的，我问他，你今年几岁啊？他说，而立之年。我一听，吓一跳。早知道他说话这么文雅，就该问他“贵庚几何”。我们都知道，而立之年来自孔子的“三十而立”，不惑之年来自“四十而不惑”。有很多朋友告诉我，四十不是不惑，而是大惑啊。一个人到了四十岁，才发现人生的困惑真的非常多。为什么呢？因为年轻的时候我们照着父母的安排、老师的教导，受教育、干工作，到了四十岁成家立业已经完毕，自己要面对人生的各种状况时，困惑反而出现了。孔子有没有困惑呢？当然有，不然他不会说“四十而不惑”。但是《论语》里谈论困惑的题材很少，只有两次。一次是孔子的学生子张请教老师如何提升德行与分辨困惑。

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论语·颜渊》）

孔子说：“以忠诚信实为原则，认真实践该做的事，这样就能增进德行。喜爱一个人，希望他活久一些；厌恶他时，又希望他早些死去。既要他生，又要他死，这样就是迷惑。”

我们听到后面这句话会觉得惊讶，因为谈的好像是感情方面的问题嘛。感情上有时候爱恨交加，对一个人又爱又恨，一下希望他活得久一点，一下又想他赶快死了算了。这种情绪孔子认为就是困惑。由此可见，困惑首先来自情绪上的一种不当反应。人很容易因为个人主观和外在客观上有落差，而产生各种猜测、怀疑，变成情绪上的喜怒哀乐，从而造成困惑。一个人想做到不惑，首先要设法调节自己的情绪，不走极端，对任何事情都保持体谅。法国有一句话说得好：“了解一切就会宽容一切。”你对一个人了解愈多，就愈能谅解宽容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因为这样对别人并不公平。我有时候看到别人犯错，会想如果我是他，说不定比他错得更严重；我觉得自己做得还行的时候，就想如果别人是我，可能做得比我更好。这样两方面去想，问题就比较少了。

第二次谈困惑是孔子的学生樊迟请教三个问题：“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如何增进德行、消除积怨与辨别迷惑？

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论语·颜渊》）

孔子说：“问得好！先努力工作然后再想报酬的事，不是可以增进德行吗？批判自己的过错而不要批判别人的过错，不是可以消除怨恨吗？因为一时的愤怒就忘记自己的处境与父母的安危，不是迷惑吗？”

这里的迷惑又和情绪有关。如果你因为愤怒而伤害别人，别人要报仇时，恐怕你的父母也要跟着遭殃。所以愤怒的时候，我们要学会节制自己的情绪，如果一时想不开，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那就无所顾忌了，很可能造成追悔莫及的后果。愤怒是一种最值得注意的情绪。美国有一本书叫作EQ，所谓“情绪智商”。翻开扉页，第一句话就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名言：“生气谁都会，但什么时候对什么人生气，生气到什么程度，这是很难学会的。”生气谁不会？只要心想事不成，跟别人有一些误会，甚至等车车不来，等飞机飞机不来，都会生气。但什么时候生气，对谁生气，生气到什么程度，是不是能够适可而止，这是很难的修养。

孔子回答学生两次提到困惑跟情绪有关，说明古代已经注意到情绪智商的问题。一个人再怎么聪明，如果不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不能体谅别人，不能跟人互动，不能彼此之间协调，恐怕最后都会造成困难。而且一个人如果没有任何自我约束，随便发脾气，会做出许多后悔的事。李安的电影《绿巨人》说的就是一个人一生气，马上变成巨人，力大无比，没人挡得住他，造成许多追悔莫及的事情。孔子说：“以约失之者鲜矣。”因为自我约束而在言行上有什么过失，那是很少见的。而自我约束首先要从情绪管理开始，喜怒哀乐每一个人都有，在该发的时候就发，但是要“发而皆中节”，恰到好处，适可而止，这些能够做到，人生的困惑自然可以化解，我们也才能够有希望做到“四十而不惑”。

4.“克己复礼”新解 #

几年前，香港的《明报月刊》连续几期刊登学者讨论“克己复礼”的文章。“克己复礼”是春秋时代的一句格言，两千多年来许多学者把这四个字分为两半解释，“克己”是克制约束自己，“复礼”是实践礼的要求，合起来就是：克制自己的欲望，使言语行动都合于礼。这种解释表面看起来没有问题，甚至有一些老生常谈的味道，但仔细分辨，问题来了：一、欲望一定不好，以致必须克制吗？二、欲望若是随人性而来，则人性岂非具有恶的成分？三、礼是外加在人性之上的规范吗？人的欲望是恶的，只有合于礼才是善的吗？这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像颜渊这样第一流的学生，在请教孔子什么是“仁”时，孔子的回答居然是“克己复礼”，这是怎么回事呢？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

颜渊请教如何行仁。孔子说：“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要求，就是人生正途。不论什么时候，只要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要求，天下人就会肯定你是走在人生正途上。走上人生正途是完全靠自己的，难道还能靠别人吗？”

“仁”这个字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观念，颜渊是孔子最好的学生，最好的学生问核心的观念，孔子因材施教所说的答案一定是他一生思想的精华，而这个精华就是“克己复礼”。在此，“克己复礼”不是分两半说的，而是合而观之，一气呵成。“克”做“能够”讲，“克己”是能够自己做主，“复礼”是实践礼的要求。一个人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要求，就是“仁”，也就是人生正途。如此一来，就不必担心欲望是善是恶的问题，却把焦点转向人的主体自觉，转向人的主动性与负责性。

否则，若“克”为“克制”，“克己”说明自己有问题才需要克制；“复礼”则代表“礼”是善的，“己”是偏恶的。“己”与“礼”对立，这就很接近荀子的“性恶论”了。荀子也以“礼”做标准，认为人性是恶的，行善是人为的。这岂不是跟孔子的“人性向善”冲突了吗？如果人性是恶的，孔子还能够说出“我欲仁，斯仁至矣”这样的话吗？所以，“克己”为“能够做主”，显示自我向善的动力，可以主动负责地安排人生，这才比较符合孔子的原意。

有人怀疑，“克”可以做“能够”讲吗？当然可以。《大学》里有“克明峻德”这样的话，意思是“能够去昭明自己高尚的德行”。《论语》里类似的用法出现过好几次，譬如“恭己正南面”“行己有耻”，“己”都放在第二个字，“克己”“恭己”“行己”是类似句法。因此，“克己复礼”是指人应该自觉而自愿，自主而自动，去实践礼的要求；因为礼的规范是群体的秩序与和谐不可或缺的，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要求，其中已经包含了“克制欲望”在内。

后面又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走上正路要靠自己，难道要靠别人吗？前有“克己”，后有“由己”，两者并观，更显出人的主动性是行仁的关键。我自己自觉自愿去行善，去做该做的事，不是为了别人，也不是为了别的考虑，这样才有所谓的道德价值。接着，颜渊又请教说“请问其目”，有没有具体的做法？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孔子说：“不合乎礼的不去看，不合乎礼的不去听，不合乎礼的不去说，不合乎礼的不去做。”颜渊说：“我虽然不够聪明，也要努力做到这些。”

“礼”是行为规范，规范常以基本的要求为限。有人说了，这四个“非礼”如何，不正是配合前面的“复礼”，代表礼是好的吗？并非如此。后面的“四勿”代表消极地不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然后再积极去“克己复礼”。从消极到积极，孔子这样教学生的例子很多。譬如子贡曾请教：“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一个人贫穷而不谄媚，富有而不骄傲，老师您认为这样如何？孔子说，已经不简单了，但是还不够好。怎么样是最好呢？“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贫穷而乐于行道，富有而崇尚礼仪。从“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到“贫而乐道，富而好礼”就是从消极变积极，化被动为主动的过程。

孔子教导颜渊也是一样，积极主动地实践礼的要求，在具体做法上首先要做到“四勿”。古人对“四勿”很重视，许多古代图画以四只猴子做代表，第一只猴子把眼睛蒙起来，“非礼勿视”；第二只把耳朵遮起来，“非礼勿听”；第三只把口遮起来，“非礼勿言”；第四只把手放后面或放在前面抱拳，“非礼勿动”。“四勿”做到了，你就可以慢慢靠着自己内心的力量，化被动为主动地走上积极主动实践礼的人生正路。

5.心存敬畏 #

我记得我小时候如果不乖，父母会说：“老虎来了。”再大一点，变成“警察来了”。怕老虎、怕警察、怕老师、怕老板、怕法律……人就这样慢慢长大。孔子也有所谓“怕”的东西，但他怕的不是一般人所怕的鬼神、命运、死亡或者权势、财富这些比较能够落实的东西。孔子怕什么呢？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孔子说：“要成为君子，必须敬畏以下三者：敬畏天赋使命，敬畏政治领袖，敬畏圣人的言论。至于小人，不了解天赋使命而不敬畏，奉承讨好政治领袖，轻慢侮辱圣人的言论。”

这段话把君子和小人做了对照。先说“畏天命”，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顺天命。知天命和顺天命之间，是敬畏天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光活着，活到死就算了的，人活着是有天命的。天命兼含命运与使命，尤以使命为重。这个使命就是从向善到择善到至善，让自己的人格趋于完美，以个人的力量改变社会。你只有敬畏这个使命，才能够每天认真去实践，去自我反省。

观诸孔子的生平事迹，他在“五十而知天命”之后，五十五岁开始周游列国，给人的印象是什么？一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二是“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合而言之，正是“畏天命”的具体表现。而孔子的使命是经由教育阐明人性内在原有成为圣贤的潜力，因此人人可以而且应该走上人生正途，然后天下自然归于大同。

第二敬畏“大人”。“大人”指政治领袖，他们身系一国之安危与存亡，位高权重，稍有差错，就会祸及百姓。在此必须补充的是，孔子口中的“大人”是正面意义的，他们以“立功”而造福百姓，像管仲能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当然值得敬畏了。相形之下，孟子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我跟权贵谈话，先要看轻他，不要把他高高在上的样子放在眼里。孟子为什么要跟孔子唱反调？因为孟子认为政治领袖所做的事情，他都不屑于做。如果他哪一天在那个位子上，一定做得比他们好，所以他不卑不亢，不怕他们。这是孟子的原则，可以先放在一边。

也有人说，很多政治领袖其实表现并不好，为什么要敬畏他们呢？这就牵涉心理学了。孔子是很了解心理学的，有时候政治领袖是因为愈被别人尊重，愈认真看待自己的职务，从而愈努力地为百姓服务的。如果不敬畏他，让他感到自己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会影响他照顾百姓。譬如台湾当局很多负责人，在“立法院”里被“立法委员”骂得头昏脑涨，回去之后就胡搞瞎搞。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被骂得没有尊严了。所以孔子这个观点是正确的，敬畏政治领袖是希望借此机会敦促他们善尽职守。

孔子第三个敬畏的是“圣人之言”。所谓“圣人之言”是古代圣人所留下来的言论，这种言论无不标举完美人格的理想，指出了人生应行之道并且昭示祸福吉凶，需要我们去敬畏并好好实践。但也有人觉得，圣人之言都是唱高调，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说得好听，做得到吗？孔子认为，不管做不做得到，首先要敬畏圣人之言，敬畏之后才可能认真去想，去问自己真的能做到吗？怎么样才能做到呢？这是君子修身的方法。

小人正好相反。小人没有志向，就活在现实生活里，不了解天赋使命而不敬畏，奉承讨好政治领袖，拉关系讲面子讲人情，搞得“大人”不能够秉公办事。“狎大人”的“狎”有亲热的意思，就是没大没小，公务私务分不开。最后还侮辱圣人的言论，认为古人说的话何必在意呢？时代不同了可以为所欲为。从“三畏”和“三不畏”上，可以看出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孔子自己心存敬畏的表现，从两句话可以看出来。一句叫“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论语·乡党》）。“傩”是一种民俗信仰的仪式，用以驱逐疫鬼。乡里人举行这个仪式时，孔子穿上正式的朝服，站在自家东边的台阶上。古时候房子坐北朝南，台阶分为东西两边，客人走西边，主人走东边。孔子穿着整齐的礼服站在东阶，表示自己是主人，对乡人的仪式虽不参与，但态度尊重。还有一句叫“迅雷风烈必变”（《论语·乡党》），孔子遇到急雷狂风，必定要改变容色，表示对上天的敬畏。朱熹批注《论语》说，孔子这样做是敬天之怒。有人就觉得奇怪了，明明打雷刮风是自然界的一种现象，为什么说代表天的愤怒？朱熹的一家之言只做参考。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孔子确实对做人做事都有谨慎恐惧的考虑，对于自然界发生的一切，也保持着戒慎恐惧的态度。

6.少说为妙 #

俗话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生病还能治好，但说出来的话犹如泼出去的水，不当的话恐怕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论语》有一句话：“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后来有一本书的名字就叫《子不语》，里面全是各种不合常理、超乎想象的怪诞事迹。在此，首先要指出：孔子不谈这一类的事，并不表示这一类的事不存在或不能发生，而是表示孔子的谨慎态度与理性精神。他曾劝诫子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对于“怪，力，乱，神”正应该根据“不知为不知”的原则，闭口不谈。

简单分辨一下这四个字，第一种“怪”代表反常的、怪异的现象。譬如《左传》出现过“六鹢退飞过宋都”，六只鹢鸟退着飞过宋国的都城。鸟是往前飞的，怎么往后飞呢？因为风速大于它的飞速，看的时候觉得它是退着飞的。又譬如，古人不明日食之理，等到天文知识增加，疑问自消。古代有阴阳家，喜欢在自然界与人世之间寻找相关联的线索，真相如何，则不得而知。西洋思想有“自然界不跳跃”之说，即任何自然现象都在因果关系的网中，即使看似突变，也非无迹可寻。因此，理性昌明、科学进步之后，我们可以见怪不怪，或者找出合理的解释。最怕的是自己对怪象加以玄妙的臆测，造成庸人自扰。孔子对这类事情是不谈论的。

第二“力”代表勇力。孟子所谓“以力服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我用力量来让别人听我的话叫作霸道，我用德行让别人听我的话才可以称王。武力或霸道不符合儒家的原则。有人问孟子，说你跟我们谈谈齐桓公的事情吧。孟子说孔门之人没有人谈齐桓公、晋文公这些春秋五霸的事情。因为儒家认为靠武力征服别人不是正途，将来一定会有不当的后果，譬如等你衰退的时候，别人也可以用武力将你征服。儒家“尚德不尚力”，德是可大可久的人文理想，力则必有后患。证诸史实，完全无误。

第三“乱”在古代专指作乱造反的事情。春秋时代，礼坏乐崩，“昏上乱相”固然不少，乱臣贼子也随处可见。孔子不去谈论这些事情，因为谈多了，好像心里也跟着受到干扰，人性的负面受到刺激，以为天下都是不正常的人，自己又何必坚持原则呢？江河决堤，一发不可收拾。孔子维护及稳定社会秩序都来不及，当然绝口不谈“乱”了。

最后“神”这个字比较值得注意，神可以指鬼神，也可以指神秘事迹。有人说孔子不谈鬼神，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这是不对的。孔子谈鬼神谈了很多次，譬如“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论语·为政》），不属于自己应该祭祀的鬼神，你去祭拜，那就是谄媚，也即人对鬼神不应该有谄媚或求福之心。孔子说禹很伟大，“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自己吃得很简单，对鬼神祭品却办得非常丰盛。这些都是在谈论鬼神。孔子从未怀疑鬼神的存在及意义，那是属于信仰的领域。信仰需要诚敬之心及实践之志，光靠言谈是不够的。孔子不谈的是一些灵异事件，包括算命迷信这些事情。说实在的，算命的事不能说完全不准，像有些人可以预言将来如何。只是通常一个人算命算十次准一次，九次不准都没人说，那一次准的却被很多人加以宣扬。以今日来说，求神拜佛或者烧香算命，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可能使人疏忽自己的责任，无法活出人的尊严。

总之，孔子为什么不谈“怪，力，乱，神”？是因为他是一个脚踏实地、理性清明的人文主义者。他认为人生有正路要走，你不要费太多心思在“怪，力，乱，神”上面。在人的能力所及范围，绝不逃避责任；在人的能力所不及的范围，则乐天知命，不再徒逞口舌或强为说辞。

《论语》里还有一段说：“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孔子很少主动谈起有关利益、命运与行仁的问题。“罕言”不是不谈，是很少谈。有时学生问到这些问题，孔子也会答复，但他很少主动去说，表示慎重之意。为什么慎重？因为这三者皆为世人所关怀，又由于听者有个别差异而容易引起误解，所以不宜做泛泛之论。第一，“利”代表利益。利是人之所欲，孔子并不盲目反对利，而是强调“见利思义”，利须与义配合。但义与利的分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直接谈利，容易使听者误入歧途，如“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你看到小的利益就很难规划大的目标，因为很多人听到“利”，马上就心动了，所以孔子不愿意多谈。

第二，“命”，人生际遇的穷达顺逆以及生老病死等很多时候非理性所能解释。孔子认为，人应该凭着自己的能耐，努力实现天赋的潜能，要坚持既定目标，“知其不可而为之”。如果多谈“命”，难免使人妄图侥幸或灰心丧志，以为一切既已注定，又何必做无谓的挣扎？这与儒家的理性精神和刚健态度是背道而驰的。而且，孔子所谓的“命”兼指命运与使命，命运是盲目及被动的，使命是清明和主动的。重要的是如何在面对命运时，把握自己的使命。但命运与使命的分辨更是微妙，不能不慎重言之。

第三，“仁”，孔子也很少谈。大家觉得奇怪，“仁”不是说得很多吗？“仁”在《论语》里出现一百零九次，怎能算罕言呢？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去看，会发现孔子很少主动谈仁，都是学生问了，他才回答，而且每次的答案都不一样。譬如颜渊问仁，仲弓问仁，司马牛问仁，学生们纷纷请教什么是仁，孔子才回答。换句话说，孔子很少主动谈仁，是因为仁代表道德理想，而道德以“实践”为主，多谈无益，“我欲仁，斯仁至矣”，我要走上仁的路，行仁的机会自然出现。而且仁与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有关，谈仁要因材施教，看这个人处境如何，怎样做对他而言才是正确选择，因此最好留待学生请教时再做说明。

总之，“罕言”并非像“子不语”一样，完全不谈，但要谨慎。因为多谈“利”将使人忽视“义”；多谈“命”将减低理性成分及奋斗意志；多谈“仁”于事无补，因为“仁”必须终身力行。

第四章　孝敬父母 #

1.孝出于天性 #

谈到孝顺，很多人认为，那是儒家的专利吧。其实不然，道家也强调“孝”。庄子说：“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庄子·人间世》）子女爱慕父母，这是命中注定的，是你内心不能解除的。你再怎么说我有超脱的智慧，我有不同的人生观，你还是会爱自己的父母。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父母如果过得不快乐，做子女的一定会担心，这是天生的。

孔子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父母亲的年纪，做子女的不能不记得；一方面为了他们得享高寿而欢喜，另一方面也为他们日渐老迈而忧虑。这句话很让人感动。因为根据司马迁的说法，孔子三岁父亲过世，十七岁母亲过世，他根本没有机会感受到父母年老时子女的心情，但却说出如此贴合子女之心的话，可见他过人的感通能力以及对人生现象的深入观察。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看到父母年纪越来越大，做子女的会越来越担心，这是人之常情。

孟子以舜做例子，“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孟子·万章上》）。舜当了天子，天下人都喜欢他，尧又把两个女儿嫁给他，他自己既富且贵，但仍然不快乐；只有父母都顺心了，才能让舜解除忧愁。为什么？因为总觉得父母亲没有顺心，是因为自己还不够孝顺，一定要做到让父母亲都开心了，他才没有忧愁。孟子称赞舜是孝顺的最大榜样，“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舜到了五十岁还在思慕父母，一个人能够如此不忘本，无怪成为圣人。这也提醒我们，真正的孝顺是不分年龄的。一个人年纪不论长到多大，也不要忘记小时候跟父母相处的情况。那时我们吃喝拉撒全靠父母照顾，跟父母的关系是多么密切啊。我常劝一些年轻的朋友，有空可以把小时候的照片翻一翻，看看自己小时候是什么样子，父母是什么样子。小时候的照片大都是跟父母合照的，你看看当时的父母多么年轻健康，现在呢，开始衰老了，也可能生病了。你多看看这些照片，会使自己的生命连贯起来，不会有了今天就忘了昨天。一个人一定要把握生命的整体意义，才能觉悟到一些做人的根本道理。

儒家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讲“孝”呢？因为孝顺出于人性，是一个人立身处世最基本的品德。只要是人，都应该孝顺，也愿意孝顺。古代有所谓“五伦”，也就是《中庸》里说的“五达道”：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其中三项——父子、夫妇、昆弟都属于家庭。家庭是一个人的脉络，离开这一脉络，人就无法定位自己、定义自己，不知道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又为何在这个世界上。而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又是家庭的基础，如果子对父不能够做到“孝”，夫妇、昆弟的关系也不容易相处好。把家庭这三种关系推到外面，才有朋友之间的交往；再进一步推到社会上，才有君臣之间的关系（在今天这个社会，所谓君臣是指老板和员工或长官和下属之间的关系）。不管是什么样的关系，家庭是每个人成长的必经之路，是一切人生关系的基础。一个人一定是从家庭出发，再到社会、国家，到为天下人去努力奋斗，在历史上留下功业和名声。你说你要报效国家，想在历史上留得好名声，但如果在家里都不能对父母孝顺，其他一切都是空谈。有一次有人劝孔子做官，孔子说：

《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

《书经》上说：“最重要的是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再推广到政治上去。”这就是参与政治了，不然，如何才算参与政治呢？

人活在世界上，需要一个个生命的圈圈，从内往外，由核心往四周扩散，而圈圈的核心，自然是家庭。家庭是社会的一个小小单位，一家人和和乐乐，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最令人羡慕的。如果家庭能做到这一步，再向外推广到社会上，社会的风气就会慢慢改善，政治自然会走上轨道。因此，在家庭中对父母孝顺也等于从政了，可以发展出很大的影响力。

那么子女跟父母要如何相处，才算得上孝顺？其实，不只是孝顺，人与人相处要合乎“善”的要求，都要考虑以下三点：第一，内心感受要真诚。你一定要常常问自己，我是不是真心希望父母快乐，是不是真诚由内而发希望孝顺父母。换言之，孝顺须由内而发，若无内在情感，只有外在形式，任何事情都会流于虚伪。人是由内心和外在一起表现的生物，若内外不能配合，就容易产生人格分裂。第二，对方期许要沟通。父母对你有什么要求、期待，要跟他们沟通一下，了解他们的需要，再设法回应，尽量做到。像我们小时候读二十四孝的故事，看到王祥“卧冰求鲤”，吴猛“脱衣饱蚊”，都很孝顺，但现在还需要你这么去做吗？真的这样做，父母会说你孝顺吗？他们会认为你读书把脑子读坏了。第三，遵守社会规范。父母要我做一件事，如果违背社会规范，我做不做呢？譬如父母亲生病了，要我想办法弄钱给他们治病，那我想什么办法呢？如果是违法的事怎么办？无论如何你都不能违背社会规范，否则就算你做到孝顺，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内心感受要真诚，对方期许要沟通，社会规范要遵守，这三点是包括父子在内的任何人际关系都要考虑到的。三方面发生冲突怎么办？以真诚为主。我们讲孝顺主要是因为它出于人性最自然的情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父母所生，每一个人都欠父母的深情，平常并不自觉，直到自己身为父母时，才知道它的重要，所谓“养儿方知父母恩”。因此，谈到孝顺时，并非提示教条，而是要指出一条最适合人性发展所需的途径。

2.敬爱父母 #

没有人会反对孝顺，但怎么样做才算孝顺？这是一个大问题。有个故事，公公年纪大了，吃饭时手发抖，经常把碗摔破，媳妇为了省钱，买了个木碗给公公使用。有一天这媳妇下班回家，看见自己的儿子坐在门槛上，拿个小刀在刻木头。媳妇问，儿子你做什么呢？儿子说，我在刻两个木头碗，将来一个给爸爸用，一个给妈妈用。媳妇听了，心里一惊，知道自己做了坏的示范，给公公用木碗固然摔不破，事实上却是对公公不尊敬，只考虑到金钱的损失，而没有想到他的尊严。因此，孝顺只满足父母的需求是不够的，还要有尊敬之心，照顾到父母的尊严。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

子游请教什么是孝。孔子说：“现在所谓的孝，是指能够奉养父母。就连狗与马，也都能服侍人。如果少了尊敬，又要怎样分辨这两者呢？”

“能养”包括饮食起居的照顾与侍奉。有人把“至于犬马，皆能有养”理解为：我们如果只是养活父母而没有尊敬他们，就等于把父母当作犬马来养。这种翻译是不对的。在古代社会，犬替人看门，马替人拉车，两种动物都可以为人类服务。到现在我们还经常说，你对我真好，将来我要效“犬马之劳”。孔子在这里以犬马做比喻，是说如果子女奉养父母就像犬马服侍人一样，只是完成任务，而没有尊敬之心，那跟犬马又有什么差别呢？譬如我们成家立业之后，每月按时送上生活费，但心中不一定尊敬父母。我们可能认为父母念书不多，社会成就不高，却没有想到父母对我们的恩情像天地一样，因为他们我们才得以出生、成长，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终身都要尊敬父母。

孔子的另一位学生子夏，有一次也问到怎样做才算孝顺，孔子因材施教，给出另一个答案。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

子夏请教什么是孝。孔子说：“子女保持和悦的脸色是最难的。有事要办时，年轻人代劳；有酒菜食物时，让年长的人吃喝，这样就可以算是孝顺了吗？”

孔子认为，孝顺出于子女爱父母之心，这种爱心自然表现为和悦的神情与脸色。这一点确实远比为父母做事和请父母吃饭困难。譬如父母年纪大了，生病需要我们照顾，这时就要看我们的脸色了。如果你脸色不好看，让父母觉得好像是麻烦你了，那就算你达到了父母的要求，也不算是孝顺。这时候你要想到我们小时候生病，父母是怎么样不眠不休、衣不解带地照顾我们，从来没有抱怨。现在父母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照顾，我们怎么忍心给父母脸色看呢？

二十四孝里有一个人叫老莱子，活到七十几岁，父母都还健在。他为了让父母开心，经常穿一些彩色的衣服，好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唱歌跳舞给父母看，有时候还假装摔跤，发出婴儿一样的哭声让父母开心。因为在父母眼中，孩子不管多大，永远都是孩子。我们当然不必这么夸张，但是在孝顺父母时，除了为父母做事，使他们不为生活忧虑之外，同时还要注意到自己的脸色是否非常和悦，要让父母亲觉得我的孝顺是心甘情愿的。

《诗经》说：“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哀哀父母，生我劳瘁……无父何怙？无母何恃？……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父母生我养我，太辛劳了。没有父亲，有谁可以依赖呢？没有母亲，有谁可以依靠呢？出了门就感到哀伤，回家也看不到父母。父母生了我、怀抱我、照顾我、养育我，对我的恩情真是无话可说。父母老了，如果我不能孝顺他们，尊敬他们，又如何心安呢？况且，当我壮年时，也应该想到自己年老时也会有被小孩照顾的一天，那时候子女如果对我态度不敬，我的心里又会做何感想呢？

所以，一个人光孝顺是不够的，还要知道为什么孝顺，怎么样做才算孝顺。你光能满足父母的生活需求是不够的，还要从心底里尊敬父母，理解父母；看父母快不快乐，想自己如何才能让父母快乐。儒家的思想，不是盲目的教条，也不是单方面的权威要求，而是希望我们通过理性的思维，从内心真诚的情感出发，去做到孝顺。

3.委婉沟通 #

很多人听过一句话：“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话既不是孔子说的，也不是孟子说的，是宋朝以后的学者自己归纳出来的，强调天下的父母都是关怀子女的，希望天下人都能孝顺父母。但是，今天看这句话，很容易产生误会。天下的父母都是好的，可能吗？不可能，理由很简单，“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父母也是人，是人都会犯错，父母也会犯错，有时是认知错误，有时是判断偏差，有时甚至是蓄意为恶呢。父母犯错时，子女应该怎么办？父母怎么说，子女怎么做，那就是孝顺吗？这不是儒家的意思。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

孔子说：“服侍父母时，发现父母有什么过错，要委婉劝阻；看到自己的心意没有被接受，仍然要恭敬，不冒犯他们，内心忧愁但是不去抱怨。”

孔子讲得很清楚，父母也会做错事。有的父母说不定做的工作对社会来说都是不允许的，但他们也很用心地把孩子抚养长大。孩子念了书，启蒙了，知道什么是善恶是非，这时候也许会想来规劝父母。因为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一个人不走上正路，终究会有问题。但是你规劝父母的方式要委婉，不能够疾言厉色，好像老师教学生一样，那样父母是不会接受的，反而会觉得这孩子忤逆不孝。如果实在行不通，孔子说做子女的仍然要谨守“不违不怨”的原则，还是很尊敬他们，不要违背他们，努力做好该做的事，不要抱怨，避免伤害亲情。

孟子说：“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孟子·告子下》）父母犯了大的过失，子女若不去抱怨，不去劝阻，则表示关系更加疏远，那是子女不孝；父母有了微小的过失，子女若执意批评，斤斤计较，也是不孝。为什么呢？因为父母如果犯了较大的错，你不去劝阻，让父母一路错下去，说不定最后酿成大错，成为危害社会的人，那时候就悔之晚矣；但是父母如果有了小错，就不要劝了，人谁没有小错呢，小错也要劝，家庭变得像学校一样，孩子变成老师，父母整天战战兢兢的，生怕犯什么错，影响亲子关系的和谐；相反，如果孩子有了小错，父母也像老师一样严厉对待，家就不像家了。

孟子举了一个例子，说这里有个人，如果是越国人（外国人或敌人）拿弓箭射他，他可以有说有笑地讲述这件事，因为他和越国人的关系很疏远。但如果是他的亲哥哥拿弓箭射他，他就会哭哭啼啼地讲述这件事了。为什么？因为哥哥是亲人，亲人对我不好，自然使我伤心痛苦。所谓“爱之深，责之切”，父母对子女充满了期望之情。因为期许深切，所以有一点伤害，都会难过不已。但这并不是认为子女应该盲目依从父母，否认父母的一切过错，也不是盲目肯定父母的一切过错，而是随着内心的情感要求，对父母的作为表达适当的态度。这里的“适当”二字十分重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样的条件下，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互相对待，儒家在这方面是很用心的，非常合乎人情世故，通情达理。儒家所说的孝顺，不是愚昧的孝顺，而是你自己要能判断父母的过失，委婉地劝阻他们。因时代不同造成观念上的差异，或个性不同导致处世作风的差别，不要刻意强求；但有些明显是违法乱纪、伤害社会公共秩序的过失，就要特别小心了。而且劝导父母时，要选择适当的时机。譬如父母过生日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你去劝，比较有效；真的劝不动，也不要勉强。因为父母年纪大了，性格很难改了，做子女的只有自己努力积德行善，替父母补救过错。

《易传》里有一句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国人认为，善与恶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一个家庭一路下来，如果多做好事，子孙会有一些福报；如果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子孙也会受到影响。古人这么说，正是希望子女和父母一起行善，这样才能“家和万事兴”，对社会起到正面影响。如果一个家庭的价值观出现偏差，只知道不择手段去赚钱，那么即使取得成就，也可能对社会造成伤害。所以，不管父母是好是坏，子女都要尽好自己的责任，多多积德行善，也算是孝顺了。

4.孝与健康 #

我们年轻的时候容易让父母操心，这是每一个人都有的经验。我们有时会想，是父母自己愿意操心的啊，我们又没做什么事情让他们担心。真的是这样吗？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子女什么都没干，只是出了一趟远门，做父母的也会担忧不已。所以孔子才会说：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

父母在世时，子女不出远门；如果出远门，就必须有一定的去处。

古人出门离家大概有四种情况：一是游学，到外面去求学；二是游仕，去外面做官；三是游历，看看各地的山川风物或古迹名胜；四是游玩，到朋友家里去玩。古时候通信不发达，不像现在人人有手机，到任何地方都可以发短信、打电话向父母汇报；在古代，子女一旦出远门，会好多天音信全无，联系不上，父母会非常担心、挂念，不知道子女在外面发生什么状况。所以孔子才会说，父母亲在世的时候，做子女的尽量不出远门，以免让他们挂念，这是一种孝顺。不过孔子的意思并不是不让你出门，而是你出门到什么地方去，要让父母知道，要常常想到父母在为你担心。要想到我现在做这件事，到这个地方去，父母会担心吗？如果父母会担心，就不要去做。

此外，孔子认为，做子女的懂得保养身体，做到身体健康，少生病，这也是一种孝顺。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为政》）

孟武伯请教什么是孝顺。孔子说：“让父母只为子女的疾病忧愁。”

《论语》中，弟子与时人向孔子问孝的地方很多，孔子因材施教，每一次给出的答案都不一样。孟武伯是鲁国大夫孟懿子的儿子，是贵族子弟。这一次他向孔子问孝，孔子给出的答案很简单：健康就是孝顺，让父母只为你的疾病忧愁。什么意思呢？人生病总是难免的，天气的变化，饮食的问题，都可能导致生病。除了生病，其他所有的事情，包括念书、交友、做事，都不让父母担心，那你就非常孝顺了。这句话听起来不难，真要做到却不容易。可怜天下父母心，为子女操劳一生，子女生病时，甚至愿以身相代。我们今天的为人父母者，如果子女真能做到让我们什么都不必担心，而只担心他们有没有生病，那么我们除了庆幸自己有了孝顺的子女，还能说什么呢？

有一位学生高柴，孔子说他“柴也愚”，比较愚昧，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父母过世时，他过于悲痛，哭干了眼泪，甚至哭出血来，可见他不懂得适可而止地自我控制。孔子对他说，你怀念父母是对的，但是不知保重身体就是不明智了。因为你自己还有家庭子女要照顾，有社会责任要承担，如果你的身体出现了问题，父母就算地下有知，也不会心安啊。所以，高柴虽然孝顺，但在孔子看来，伤心到伤害自己的身体，是不对的。

做子女的爱惜身体，保持健康，不仅是做人的责任，也是孝道的根本。儒家谈孝顺，强调“将心比心”，要替父母着想，替父母着想的方法是把自己当成父母来思考。有一句话说得好，“养儿方知父母心”。我们在做子女的时候，往往不太能够了解父母的心情。只有等到自己也做了父母，有了子女之后，才会想到父母从前是怎样替自己担心的。所以儒家说，一个人上有父母，下有子女，才比较可能表现出深刻的孝顺，这是人性自然的道理。

人长大成熟之后，一方面有了自己的孩子，要跟孩子一起成长；因为我们长大之后，往往会忘记自己过去的经验，忘记了父母的恩情，而孩子会提醒我们，父母也是这样辛苦地把我们养大的。另一方面，也要跟父母一起成熟；看到父母年纪越来越大，要想到将来我们也会跟父母一样，衰老、生病，接近生命的终点。所以，一个人有父母，有子女，有一个完整的家，是人生非常大的幸福。看到子女，想到自己小时候的样子；看到父母，可以去想象自己年老时的样子。一个人有过去有未来，他的现在才不至于落空，他的生命才有源有本，慢慢成熟。

5.法理与人情 #

儒家思想经常受到质疑的一个问题是：到底儒家是不是为了人情而忽略法理？或者儒家思想是不是欠缺法治的精神，不太适合现代社会？最大的争执点源于下面这段话：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

叶公（楚国大夫）告诉孔子：“我们乡里有个正直的人名叫躬的，他的父亲偷了羊，他亲自去检举。”孔子说：“我们乡里正直人的做法不一样：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这里面自然就有正直了。”

照理说，正直的品德，要求我们举发一切不义之事。因此，父亲偷羊，儿子告发，不是标准的正直模式吗？但是孔子听了，不能接受。父亲偷羊，任何人都可以去证明，但是儿子不能去证明，直系亲属不能去证明，去证明就违背了亲属之间的伦理道德。孔子提出“隐”，再怎么样也不能以儿子的立场去举发父亲，或者以父亲的立场去举发儿子，因为父子之间的亲情胜过法律。孔子还认为在“父子相隐”中可以找到“直”。为什么呢？理由有二：第一，任何品德都应以真诚感受为基础。一个人如果没有真诚的心，即使表现出正义的行为，也很难持久；因为他也许是为了讨好社会，或者表面上好像主张正义，而内心已经背离了人性的要求。在人的一切感受之中，没有比亲情更重要的了，隐瞒亲人所犯的过错，是出于真诚的情感，不忍心看到自己的亲人受到制裁，不去举发并不代表违抗社会上的公权力，否则所有的人都由自己家人来举发的话，还需要法官警察做什么？为了正直而牺牲亲情，等于为了对群体负责而放弃个人责任，本末轻重正好颠倒。第二，任何行为是否“直”，皆需考虑行为者与对方的关系，只要恰如其分，就可以称为“直”。孔子说：“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论语·阳货》）如果不肯学习人间事理，光是一意孤行，追求所谓的正义，结果是“行事怪异，刺痛人心”。

《孟子》里有一段故事。一个学生请教孟子：“舜是天子，皋陶是法官，如果舜的父亲杀了人，应该怎么办？”孟子说：“逮捕他就是了。”学生问：“那舜不会阻止吗？”孟子说：“舜怎么阻止？皋陶是有法律依据的。”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何况天子的父亲犯法，当然要接受法律制裁。学生再问：“那么舜会怎么办？”孟子回答：“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然，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上》）舜会把天子的位子丢开，就好像丢掉一只旧草鞋一样，然后自己背着父亲偷偷跑到海边躲起来，一辈子都很开心，快乐得忘记了天下。

孟子为什么要这样讲呢？难道舜的父亲杀人是冤枉的吗？或者被杀的人的家人不难过，不痛苦吗？舜的选择其实很简单，你要当天子就要维持社会正义，派法官去抓父亲；但是如果你不当天子，只是一个单纯的儿子，就要以孝道为先，想尽办法来保护父亲。这种观念与孔子所谓“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的立场是一致的。法律是社会的需要，人伦则是天性的要求，我们不能因为社会的需要而伤害天性的要求。

对于这种做法，一般人恐怕觉得难以接受，这岂非为了家庭的亲情而伤害了社会正义？但不要忘记，舜已经做出了选择，两者不可得兼，只能取一个自己可以接受的结果，而他能够接受的结果当然是出于人性真诚的情感保护父亲，否则他继续当天子，而父亲被关在牢里，甚至被判处死刑，他还能够安心吗？还能够用心替百姓服务吗？

由此可知，儒家的思考模式并不是要违背法律，而是要让你知道法律是要建立在人性真诚的情感上面的，如果这种情感受到威胁，整个社会的架构恐怕也难以长期维持。一个社会不可能十全十美，许多事情都有它的代价。在儒家看来不应该为了追求社会法律上的正义而牺牲家人的亲情，因为亲情是唯一的，是无法替代的。而且如果要牺牲，请问要牺牲到什么程度呢？事实上，“大义灭亲”绝不是儒家的思想。儒家认为你如果不能够真诚地面对自己希望父母平安快乐的心情，而是直接跳到社会正义上，父母犯错就立刻去举报，让父母受到惩罚，这是违背人的情感的。儒家思想作为一派哲学，要解释人类生活的经验，压力很大。因为人类生活经验充满各种矛盾，各种复杂的事实，杀人偷羊的背后也许还有许多复杂的因素，不能去简单判断。儒家宁可在这个时候说，你要出于内心的情感保护父母亲，但是如果法律判父母亲有罪，也不用抗拒，做错事应该负责任，这才是正确合理的态度。

6.孝与守礼 #

所谓“孝”，是人类真情最基本的一种表现。所谓“礼”，是一种大家都遵守的社会规范。孝和礼有什么关系呢？孔子认为有关系。有一次孟懿子向他请教什么是孝，孔子只回答了两个字“无违”，不要违背礼制。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

父母活着的时候，依礼的规定来服侍他们；父母过世后，依礼的规定来埋葬他们，依礼的规定来祭祀他们。

孔子为什么会这么回答？因材施教。当时鲁国由孟、叔、季三位大夫把持朝政，经常违礼僭礼，做出很多不合礼法的事情来。譬如孔子的学生冉有给季氏当总管，季氏想去泰山祭祀，孔子让冉有劝阻，因为这是违背礼制的事情。只有天子和诸侯才有资格祭祀泰山，季氏身为鲁国大夫，此举属于僭越行为。结果冉有说他劝不了，孔子非常失望。

这一次提问的孟懿子也是一位大夫子弟。他小孔子二十岁，曾经奉父亲孟僖子之命，向孔子学礼。当他请教孔子什么是孝顺时，孔子简洁而坚定地回答：不要违背礼制。也即提醒他，一个贵族子弟不能因为有钱有权，就逾越礼的规定，举行超出身份的丧葬仪式，让天下人都知道我孝顺父母。在孔子看来，这是违背礼制的，是不孝的。只有无违于礼，才能实现孝顺的心意。内在的孝心与外在的礼法配合，才是孝的实践。

孔子认为，孝与礼的关系还表现在：

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

观察一个人，要看他在父亲活着的时候选择什么志向，在父亲过世以后表现什么行为。如果他能三年之久不改变父亲做人处世的原则，就可以称得上孝顺了。

为什么“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是孝呢？这与礼的规定有关。古制父母亡故，子女守丧三年。根据荀子的说法，这三年不是真正的三年，而是二十五个月。很多人问，“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万一父亲的原则是不好的，应该立刻改过来，为什么要等三年才改呢？反之，如果父亲的原则很好，三年之后为什么要改呢？可以接着做下去嘛。这个问题很复杂，因为每一对父子的性格作风不同，“父之道”的现实情况也十分复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是基于此的一种稳健做法。譬如父亲喜欢救济孤儿院，我喜欢救济养老院，父亲过世三年之内，我是继续照他的意思救济孤儿院呢，还是按照我的想法，把钱捐赠给养老院？孔子认为，恐怕你还是要照着父亲的习惯继续做三年。为什么呢？避免让原来受他照顾的人感觉失望。你可以做满三年之后，再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改革。

以孔子的学生曾参来说，曾参的父亲年纪大了，他伺候父亲每顿饭都有酒有菜。用完餐之后，他问父亲，剩下的饭菜要给谁？父亲说，这次给隔壁的张家吧。曾参尊重父亲的想法，让父亲有安排剩饭菜的自由，让他感觉到自己虽然年纪大了，但还是有能力帮助更穷困的人，这说明曾参很孝顺。等到曾参自己老了以后，他儿子奉养他就不一样了。每顿饭也是有酒有菜，但是吃完之后，不再问他该把剩下的饭菜怎么处理。他问，还有剩的吗？儿子说，没有了。为什么？嫌麻烦。但是孝与不孝的差别就在这里。曾参侍奉父亲时，让父亲照顾穷人的愿望得以实现，曾参的儿子奉养他时，却忽略了这一点。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曾参自己很孝顺，却没有把自己的儿子教好，这是另一回事。

所以，孔子谈到孝顺，除了要有真诚的情感之外，礼制也是必须要遵守的。这样一来，人的行为才不至于“过度”，也不至于“不及”，各种情感才能“发而皆中节”，“节”就是适当的分寸。人不管处于什么时代，什么社会，只有守法和重礼两项配合起来，人生之路才可以走得非常稳健。也许有人会问，儒家的思想会不会有些保守啊？不要忘记，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只有保守稳健，才能够慢慢成长；否则礼仪制度方面改变太快，到最后恐怕无所措其手足，反而乱了方寸。

7.三年之丧 #

“三年之丧”算是《论语》里最尖锐的一段对话。孔子有个学生叫作宰我，是言语科的第一名。这位学生每次出现，似乎都会给孔子带来一些不快。譬如他白天睡觉，孔子说他“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不可救药了。为什么？因为古时候没有电灯，晚上非睡不可，那白天就应该念书工作。一个人大白天睡觉不是没志气，就是懒惰，所以孔子批评他。不过，这一次在关于孝顺的问题上，宰予倒是提出了一个好问题。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论语·阳货》）

宰我请教说：“为父母守丧三年，时间未免太长了。君子三年不举行礼仪，礼仪一定会荒废；三年不演奏音乐，音乐一定会散乱。旧谷吃完，新谷也已收成，打火的燧木轮用了一次，所以守丧一年就可以了。”孔子说：“守丧未满三年，就吃白米饭，穿锦缎衣，你心里安不安呢？”宰我说：“安。”

父母过世，子女守丧三年，这是商朝的规定，事实上周朝已经不太流行了。孔子的祖先是商朝人，他总认为祖先那一套还适用，结果宰我提出质疑，说三年守丧，时间未免太长了吧，三年不能行礼作乐，一定礼坏乐崩。这就像小孩学钢琴一样，三年不准他弹琴，再弹的时候一定不成调，这是人文世界的情况。自然世界呢？古时候鲁国一年收成一次，旧米吃完，新米收成要一年。取火用的木头，也是一年轮用一次。宰我很有逻辑头脑，他说人文世界三年太长，自然世界一年一循环，所以守丧一年就够了。

照理说，很难反驳这个质疑。孔子总不能说，宰我，你说三年不行礼乐，礼乐必定崩坏，你做过调查吗？或者你去过台湾没有，台湾是一年收成三次而不是一次呀。这么扯就扯不完了。孔子毕竟是一位伟大的老师，他立刻把伦理规范的基础转移到心理情感上。他说父母过世了，你自己守丧未满三年，就吃好的穿好的，你心里安不安呢？谁知宰我不客气地回答：“安。”心安理得。所以说宰我是坏学生呢，完全不了解老师的用心，这种事情怎么可以说“安”呢？假设宰我的父母在世，听到儿子这么说一定很难过；假设宰我的父母过世，那他以前替父母守丧时，心思一定转来转去的，不想守太长时间。孔子听了宰我的回答，只好说：

“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孔子说：“你心安，就去做吧！君子在守丧的时候，吃美食不辨滋味，听音乐不感快乐，住家里不觉舒适，所以他不这么做。他宁可吃得简单，住得简陋，也要替父母守丧。现在既然你心安，你就去做吧！”宰我退出房间后，孔子说：“宰我没有真诚的情感啊！小孩子生下来三岁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为父母守丧三年，天下人都是这么做的。宰我曾经受到父母三年怀抱的照顾吗？”

“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这句话过去一直被中国的哲学家所忽视。怎么可以拿“生下来被父母怀抱三年，所以父母死了就要守丧三年”做论证呢？许多人一笑了之，不去多想。然而，几年前美国一份心理学杂志发表的研究报告却证实了孔子两千多年前的见地是多么了不起。

有一家专门收容弃婴的医院，收容了五十名弃婴，有专人去照顾固定的吃喝。这五十个小孩的反应都差不多，目光呆滞，面无表情，了无生趣，他们的身体在成长，但却躺在那儿奄奄一息的样子。其中只有一个小孩例外，每天总是嘻嘻哈哈，见了人就笑。医生和护士觉得很奇怪：大家都是弃婴，每个人的表情都死气沉沉，为什么他那么高兴呢？于是在房间里装上监控，二十四小时观察这个小孩身上是否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一星期下来，观察结果发现，原来每天下午下班时间，有一位到医院收垃圾、扫地的老太太，经过这个小孩时，会逗逗他，陪他玩半个小时。就是这每天半小时的差别，使这个小孩出乎其类，拔乎其萃，成为这些弃婴当中最特殊的一个。于是发现了，原来小孩需要有一个人以主体的身份去关怀他，跟他互动，他的生命力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否则，只是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而没有一个人真正去关怀他，他内在的心理能力无法发挥，只能死气沉沉地待在那儿，不知道如何与人互动。

这个研究带给美国心理学界很大的震撼。在美国人的家庭里，小孩生下来，大一点之后，就放到小房间里一个人睡。小孩哭，让他哭，哭累了就睡着了，变得很有独立性。但是这种独立性对人性而言，是一种伤害，事实上违背了人性自然的要求。人类与动物的差别之一，是人类的幼儿依赖期是最长的，人类所生的小孩依赖父母的时间最长，远超过其他动物。人类的孩子一般要在父母怀中三年，才能够稳健地独立行走。这种长期在生理上依赖父母的状况，自然在心理上发展出特殊的结构，即孩子和父母之间永远有着互相关怀的心理情感。相反，在成长的最初过程中，若是缺少了父母的特殊关怀，则这种遗憾一生都无法弥补；若要弥补，日后必须付出加倍的代价。

从生理需求到心理情感，最后才出现所谓“三年之丧”的伦理规范。也就是说，人间的伦理规范（三年之丧）是为了响应心理情感（安）而定的；然后，心理情感又可以推源于生理特性（三年免怀）。如此形成“生理—心理—伦理”的观点，可以说明人性的开展过程以及人性何以向善，亦即为何不守三年之丧就会不安。所以孔子怀疑宰我是否曾受过父母三年怀抱的照顾，说他“不仁”，忽略了人心的情感需要。换言之，孔子心目中的人性，是不能离开人的生命之具体存在及成长处境的。“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是他对人性的深入观察。“三年之丧”是配合我们内心情感需要的外在表达形式。我们在成长过程中，身体上受到父母照顾，心理上和父母有长期依赖，所以父母过世，守丧三年，才能使我们心安。

因此，儒家讲求的伦理规范，并非由外在的压力而来，而是内在心理情感的适当表达。外在的礼仪、礼节、礼貌只是个表现形式，它的前提在于内心真诚的情感。若没有真情实感，外面也不用去做那些形式了，一切只会沦为教条。这才是儒家真正的思想。两千多年一路下来，一直到清末，很多人都说儒家是礼教吃人，吃人礼教，好像学了儒家之后，就被那种三纲五常给限定死了，好好的人生被约束得没什么乐趣了。事实上，儒家为中国传统所规定的“礼”提供了哲学说明。这个说明是合乎经验、合乎理性、合乎理想的，使我们活在世上有源有本，有内在的情感，也有外在表达的形式。两者配合，内外相得，才能构成一个和谐的人生与社会。

第五章　结交良友 #

1.真诚相待 #

西谚有云：“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沟通是不可或缺的，各式各样的朋友会在一个人生命的各个阶段扮演重要的角色。中国古代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为“五伦”，朋友也是其中重要一伦。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的确，有些朋友因为家庭、事业、学业、理想而各奔东西，无法长相聚首，只能借鱼雁或书信问候，但是心中却清楚地知道对方总在祝福自己。若是得遇机缘，重新会面，自然会有快慰平生之感。

朋友之间的来往是一个结缘的过程，所谓“广结善缘”。这个“缘”可以因为我们是同学、同乡、同事，或是同道——有相同的人生志趣，甚至是同游——一起出去游玩，而产生友谊。结缘之后，就要惜缘，珍惜两人之间相处的情意。因为通常我们交朋友，都是分开之后才开始思念，想到以前念书的时候，有个什么样的朋友，大家相处得如何愉快，只是当时没有很好地珍惜，现在再想见面已经不容易了。

惜缘之外，也要随缘。人生之事，因缘而聚，随缘而散，一切顺其自然。譬如大家快要毕业了，那就毕业吧，你不能说我们这一班同学感情特别好，大家一起再多念一年，这是不可能的。不管缘分如何，人与人之间，没有说谁一定要跟谁做朋友，谁一定不能跟谁做朋友。一般来说，交朋友分为四个层次，最下一层叫作“酒肉之交”，大家一起吃饭、喝酒、享受；往上叫作“利害之交”，一起做生意、合作，合则两利，离则两害；再往上叫作“道义之交”，“道”代表人生的方向，“义”代表正当性，亦即每一次我所做的正当选择，跟你选的或想的一样，譬如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桃园三结义”，刘备、关公、张飞三人就是道义之交；最高一层叫作“生死之交”，一般称作知己。美国作家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说：“人的一生，能结交一位好友，已属难得；能结交两位，可谓幸运之至；至于结交三位，则根本不可能。”如果把朋友界定在“知己”的层次，这段话确实反映了人生经验。我国古人不也说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死而无憾吗？可见，知己是以生命来相互交换的，是交朋友的最高境界。

不论结交哪一种朋友，交朋友的原则是一样的，四个字：真诚相待。其实，真诚不但是对朋友，对任何人都应该真诚。西方有一句话说得好，“你对朋友是以性格互相裸露”，在朋友面前，我的性格不穿衣服，不需要伪装，不需要化妆，我是什么性格就让朋友直接知道；相反，如果朋友之间不能以真诚的态度相处，就是虚与委蛇，浪费生命而已。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

孔子说：“说话美妙动听，表情讨好热络，态度极其恭顺；左丘明认为这样的行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内心怨恨一个人，表面上却与他继续交往，左丘明认为这样的行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

左丘明是鲁国的史官，司马迁称其为“鲁之君子”。左丘明认为，一个人如果表面上对朋友热情、友善，心里却藏着对朋友的怨恨，这样的行为是可耻的。朋友交往有时难免会出现误会或怨恨的情况，譬如听别人说你在背后批评我，这样会产生误会；或者你有好的机会没有告诉我，没有让我跟着你一起发财或得利，这时会出现怨恨。心中有了疙瘩，却把它隐藏起来，表面装着若无其事，跟他继续做朋友，孔子认为这样不好，这样缺乏真诚。你说那如果真诚的话，我把意见直接说出来，误会可能更严重了，甚至两个人会翻脸，那怎么办？说实在的，真正的朋友要能够做到“肝胆相照”，很多时候是不打不相识，你没有把真话说出来，你怎么知道别人会拒绝呢？也许他在气头上不愿意接受，但过了一段时间，会发现你也是为他好，对于你的真诚反而会非常感激。

人是会变的。人的变，若不是由于外在的环境，就是由于内在的观念。外在的环境也包括朋友的劝告，所以古人“以友为镜”来提醒自己做得对不对。内在观念的改变，要靠多读书。读书可以帮助一个人明白道理，明理之后会知道个人情绪是一回事，做人的原则是另一回事。我们交朋友有时会因为各种外在的干扰，友谊变得比较复杂。譬如朋友一起做生意，到最后说不定可以共贫贱，却不能共富贵；也有的朋友一开始觉得彼此没什么话好说，后来碰到一些人生困难，才发现“患难见真情”，像西方人说的：“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患难之交，才是真朋友。

不过，对朋友进行劝告也要懂得适可而止。子贡有一次请教孔子怎么样交朋友，孔子说了一句话：“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论语·颜渊》）朋友如果有错，你要真诚地劝告，委婉地劝导，但是他如果不听，你就要停下来，以免自取其辱。为什么？因为朋友之间是相互平等的，如果地位不平等，变成你来教训我，那你就是我的老师了，变成了老师跟学生的关系，不再是朋友关系了。朋友之间尽管有互相劝告的义务，但如果对方不听，多言无效之后，你最好闭口不谈，不要再勉强了。

2.志趣相投 #

除了真诚之外，交朋友还要依据什么样的原则？根据孔子的说法，志趣是非常重要的。志趣是什么？就日常休闲生活来说，譬如今天放假，你要爬山，我要游泳；你要下棋，我要打球——这样两个兴趣爱好不一样的人，很难凑在一起。又譬如一个人的志趣在艺术，若结交喜欢科学的人当朋友，大概会很辛苦，所以要找跟自己有类似志趣的朋友。

子曰：“无友不如己者。”（《论语·学而》）很多人以为是“不要交不如自己的朋友”。乍听之下，这是很好的建议，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我们应该多交比自己强的朋友，提升自己的水准。但仔细一想，问题来了：如果你不交不如自己的朋友，专去找比你优秀的人做朋友，那么这个人是否也要根据相同的原则，拒绝跟你交友呢？他也可以“无友不如己者”啊。如此一来，天下人在交友之前，都要相互比较，比较难免会有高下之分，结果是：很少有人或没有人可以找到朋友了。

这当然不是孔子的意思。“不如”可以解为“不及、比不上”，也可以解为“不像、不类似”。根据后者，则“无友不如己者”是说“不要结交不像自己的朋友”。“不像自己”是指在志趣上与自己分道扬镳。譬如就志向而言，有人要服务社会，有人要拼命赚钱；有人要追求学问，有人要游戏人间。再就兴趣来说，室内的下棋、打牌、品茗、阅读、看电视，室外的登山、旅游、打球、慢跑、交际应酬等，亦是人人有别，或是大同小异，或是小同大异。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由志趣的差异最后衍生到人生抉择的不同。如果贸然选择志趣不相投的人做朋友，不仅事倍功半，也可能貌合神离，甚至反目成仇。天下许多仇人都是朋友演变成的，可不慎乎？所以，交朋友一开始靠的是缘分，像同乡、同学、同事，甚至一起出去游玩，都可能成为朋友，但后面的发展要看志趣是否相近了。志趣不相近，勉强在一起，友谊恐怕也很难维持长久。

除了志同道合之外，儒家谈交友，还要兼顾“互相责善”，以“善”来互相期许、要求。孔子说：“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论语·子路》）“切切偲偲”指彼此切磋勉励，“怡怡”指和睦共处。兄弟姐妹因为有同样的父母，是天生命定的亲人，个性再怎么不合，也要设法和睦相处。朋友是自己找的，有些是好朋友，有些可能是坏朋友；有的朋友因缘深厚，可以一辈子来往，有的缘分短浅，说不定从学校毕了业就分开。这时你要问，我交这些朋友是为什么呢？孔子的回答是“朋友切切偲偲”，交朋友绝对不能只在一起浪费时间，或是一起游玩而已，而要随时互相切磋勉励，走向人生的正确方向。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

曾子说：“君子以谈文论艺来与朋友相聚，再以这样的朋友来帮助自己走上人生正途。”

《论语》里所说的“君子”有两个意思，一是有政治背景、官位的人，如封建社会中的世袭贵族子弟；二是指有志于修德讲学、人格完美的人，如孔子的众多弟子。曾子此言所指是第二种人。君子以什么做标准呢？有一句话叫“君子立恒志，小人恒立志”，小人经常立志，代表他的志向很短暂，不能坚持下去；而君子只立一个志向，从读书开始不断往上提升，最后成为一个人格完美的人。而修养人格这件事是做不完的，坚持一辈子，都不一定能达到人格完美的标准。曾参认为，交朋友对于成为君子有直接帮助，“君子以文会友”，“文”包括各种文化艺术活动，以及各种技能。譬如你交到一个喜欢下棋的朋友，你自己本来不喜欢下棋，他带着你下棋，慢慢地你也喜欢下棋了；又或者你不喜欢读书，但是你的朋友喜欢读书，受他的影响，你可能也会喜欢读书了。所以曾子说，朋友之间要能够谈文论艺，才有交集，也就是有共同语言。而交这样的朋友目的是“辅仁”。“仁”指人生的正途，也就是“道”，亦即朋友之间要互相切磋勉励，在人生正路上相互扶持，以实现大家向善的心志，这才是交朋友的光明大道。

人生中所交的一些朋友，由于机缘所限，因缘不再，其实都是值得珍惜的。许多人对朋友存有幻想，渴望认识合乎理想、心意相通的朋友；但往往忽略朋友是相互的，我们希望有什么样的朋友，朋友也同样希望我们是这样的人。如果一个人缺乏自我认识的功夫，对自己的志趣都搞不清楚，又如何期待别人成为自己志趣相投的朋友呢？

3.信义兼顾 #

跟朋友来往，大家都知道“守信”很重要，但守信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到“义”。“义”代表正当性，也就是一般所说的道义。信和义有什么关系呢？子贡有一次问孔子，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可以称为士？士是古代的一个阶层，在大夫之后，也可以用来泛指一般的读书人。孔子提到三种人符合士的条件，最后一种是：

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论语·子路》）

说话一定要守信，行动一定要有结果，这种一板一眼的小人物，也可以算是再次一等的士了。

光看字面的意思会吓一跳，难道说话守信有错吗？做事有结果不是很负责吗？为什么孔子会批评说这是一种小人物呢？问题出在“义”这个字上。把孟子的话拿来一并看，就知道儒家思想的深刻了。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大人”代表德行完备的人，一个人的德行修养到完备的阶段，才有资格称为大人。孟子说，德行完备的人，说话不一定都兑现，做事不一定要有结果，一切都要看道义在哪里。“义”者，“宜”也。昨天适宜的，今天不见得适宜，对张三适宜的，对李四不一定适宜——要看变化的情况，配合适当的情况，做出正确的抉择，找出“应该”的所在。人间事物一直在变迁发展之中，如果没有通权达变的能力，言行都可能陷入困境。譬如我最近买了一把猎枪，一个朋友跟我要好，他说你下个月把猎枪借我去打猎吧。好朋友当然没问题，我答应你。但就在这一个月里，朋友患上了抑郁症，有自杀倾向。时间一到，他来找我，说你答应要借我猎枪，现在借给我，实现你的诺言吧。这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如果一定要守信，把枪借给他，他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我难道不用负责吗？“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守信是我现在跟你约定将来要做的事，但是现在到将来之间，还有一段时间，可能出现各种不可预料的变化，到时候要根据实际情况，再做出合适的抉择。《庄子》里面也提到一个人，叫作尾生，这人很守信用，他跟一个女孩子约会，约在桥下见面，结果洪水来了，他在桥下抱着桥柱不走，淹死了。为什么？他说我约定了跟你在桥下见面，就不能去桥上啊。但事实上这个女孩子迟到恐怕是因为风雨太大，或者家里反对，换了我们，当然上桥啊，不然回家算了，但是尾生很守信用，结果淹死了。

这并不是说跟朋友约定的事情，可以说了不算，而是说你要考虑实际的情况，不能光为了自己守信，或者怕别人说我不守信用，就绝对不能更改，以致出现坏的结果，这样一来就变成教条主义了。儒家的智慧是非常活泼的，会考虑到各种情况的变化。孔子为什么说“言必信，行必果”是小人物呢，因为他没有注意到人生是充满变化的，看似一板一眼，其实可能忽略了“义”。《易经》的“易”就是变化的意思，在变化之中，你要找到不变的规则，并配合各种情况做出适当的选择，而那个不变的规则，就是“我要真诚”，秉持一颗真诚的心跟人互动，然后再视具体情况而定。

孔子曾经说过，他跟古代很多伟大圣贤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古代的圣贤都有某种特殊的表现，最后可能为此牺牲生命，而孔子认为自己是五个字：“无可无不可”。我没有一定要怎样，也没有一定不要怎样。有些人听了，觉得这种态度恐怕有点滑头吧。但是你不要忘记，人生本来就是充满变数的，你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什么时候该上台，什么时候该下台，不是你说了就算的，要看各种实际情况的需要，可以行则行，可以止则止。如果一定强调“言必信，行必果”，看起来好像坚韧不拔，其实是不懂得通权达变，因时制宜。儒家的思想告诉我们，交朋友守信用当然很好，但不能忘记要有灵活的智慧与坚定的原则。

孔子还有一个学生叫作有子。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你跟别人约定的事情，要尽量合乎道义，说的话才能实践。相反，如果约定的事情没有正当性，违背社会的礼仪或法律，你就算说了也不能够实践。所以我们与朋友交往时，不要轻易去说我答应你什么什么事，而是一定要考虑到这件事是否接近道义，接近道义才能够去实践，否则就算约定了也未免失信。

4.益者三友 #

朋友就像一个人的镜子，可以反映出他的兴趣、嗜好、志向与品位。朋友不只是镜子而已，他还会进一步敦促人走向更美好充实的人生。孔子说有三种朋友有益：

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论语·季氏》）

与正直的人为友，与诚信的人为友，与见多识广的人为友，那是有益的。

第一种“友直”，“直”代表真诚而正直，心里有什么话直接说出来，使你知道我的所思所想。朋友之间的交情是基于酒肉、利害，还是道义，就以此为判断标准。朋友如果“直”，他看到你有错误或者可能要犯错，会直截了当说出来提醒你，他不会不好意思说，或者找各种借口来替你掩护。这种朋友像镜子一样，通过镜子可以看到自己的缺点。一个人如果能找到这样的朋友，就不容易犯错。但是这样的朋友也会带来压力，古代有一种说法叫“畏友”，让人敬畏的朋友。这种朋友一说话，你马上觉得有压力，但是事后必须承认，他说的有道理，说的是对的。有这样的朋友，你应该很感激。

第二种“友谅”，“谅”代表诚信、体谅。这种人说话算数，值得信赖，另外也比较能够体谅你的心情，知道你的委屈，能够在适当的时候给你安慰。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子夏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三段话中的“信”，都指出交朋友要诚信。说到诚信，也牵扯到一个人能不能长期坚持理想的问题。譬如早年穷困的时候有些理想，后来又富且贵，还能够坚持理想吗？我们年轻时交的朋友往往很单纯，尤其是在学校里认识的同学，但是进入社会以后，十年二十年不见，大家再见面的时候，所谈的内容往往是谁在社会上比较有成就，谁得到了什么荣华富贵。这代表什么？代表这样的朋友无法坚持年轻时的理想，在诚信方面不见得合乎标准。

至于体谅，人生难免无过，所犯之过是出自无心，出自无知，还是出自恶意？只有出自恶意之过，是不能轻易原谅的。朋友知我甚深，自然可以分辨这些，并在我需要时伸出坚强的支援之手。不过体谅是双方面的，不能只是一味地要求别人。体谅也包括自己能做的事情绝不请别人代劳，因为朋友并非工具或手段，而是要同舟共济的。

第三种“友多闻”，“多闻”并不指学历高低，而是指浓厚的求知兴趣。朋友见多识广，能启发我们的观念，开拓我们的视野。譬如朋友聚会时总要说话，你不能老谈一些每天发生的八卦新闻，或者各种马路消息，而要谈一些比较有营养的、能够增加见闻的事情，这时候就需要这种“多闻”的朋友。每一个人的时空都是有限的，心灵也容易执其一偏，对于小至人情世故，大至家国天下的丰富面貌，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根本未曾与闻。这时候，如果能有一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朋友，跟你谈论这些问题，包括许多奇奇怪怪的事情，他都可以讲出个道理来，无疑是为我们的生活打开了一扇窗，帮助我们突破自己狭隘的格局，以更周全的眼光欣赏一切事物。

以上三种有益的朋友，是针对人的意志、情感、认知三种要求来的。“友直”代表这个朋友一辈子坚持原则，在意志上非常坚定；“友谅”在感情上能够体谅包容；“友多闻”可以给你增加许多重要有趣的信息。任何一个朋友具备这三者之一就很好了。你不能要求一个朋友三者全部具备，都具备的话就是可贵的知己了，可是知己难求啊。而你这样要求朋友的时候，也先要问自己有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因为我们选择朋友的时候，朋友也在选择我们。

交到好的朋友，可以增加人生的快乐。所以孔子说到“益者三乐”时，“乐多贤友”也是其中一乐。哪三种快乐有益呢？第一，“乐节礼乐”，以得到礼乐的调节为乐。“礼”代表分寸，跟什么人来往有什么样的分寸，该说什么话，该做什么事，这属于礼的范围。“乐”是大家情感的沟通，你喜欢看什么电影，听什么音乐，大家沟通一下，觉得很有默契。以礼和乐来调节，一个是限制，一个是沟通，能收能放，表现了活泼的生命力。第二，“乐道人之善”，以称赞别人的优点、善行为乐。这个别人往往是我们所认识的朋友，我们在背后经常称赞朋友的优点，代表我们心胸宽大，朋友之间的相处当然会容易。第三种，“乐多贤友”，以结交许多好朋友为乐。我们在萍水相逢的际遇中，往往发觉许多人很面善，彼此都有向道之心。常有这种感觉，会使得我们在待人接物方面，更努力朝正面的方向去走。况且，如果一个人能交到许多杰出的朋友，代表你自己也很优秀，不然他们为什么要委屈和你交往呢？因此，结交益友，乃人生一大乐事。

5.损者三友 #

前面有“益者三友”，后面就有“损者三友”。我们交朋友一不小心就会交到坏朋友，孔子说有三种坏朋友是交不得的：

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季氏》）

与装腔作势的人为友，与刻意讨好的人为友，与巧言善辩的人为友，那是有害的。

第一种“友便辟”，“便辟”指装腔作势。喜欢装腔作势的人不但好高骛远，并且很重视外表，喜欢摆门面说大话。这种朋友为什么有害呢？因为这样的人与你交往，他看重的可能是你的家世好不好，家里有钱吗，有各种社会资源吗？他选择你做朋友恐怕考虑的是这些，并不是看重你这个人的品德、才能、志趣。那你为什么要和这样的人交朋友呢？说实在的，有时候跟这种人在一起，好像也可以沾到一些好处，因为他气势很盛，很讲面子，善于装门面。讲面子不见得是坏事，但是如果超过了限度，最后浮而不实，当然是不好的。

第二种“友善柔”，“善柔”是指奉承、柔顺、刻意讨好，缺乏正直的精神。这种人善于观察别人的脸色，察言观色之后，选择该说什么样的话，该怎么说话，故意讨好你。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说话美妙动听，表情讨好热络，这样的人很少有真心诚意的。有人说，那谁不喜欢听好听的话呢？有人在旁边拍拍马屁，恭维几句，听起来蛮舒服的嘛。但不要忘了，这样下去，你就不会去改善自己了，因为你犯了任何错误，他都会帮你找借口找理由，而不是直接说出你的问题，提醒你改正。孟子很讨厌这种人当大臣。国君犯错的时候，他不但不说国君有错，反而替国君找理由。孟子说国君如果做坏事，你帮他一起做，还可以原谅；国君如果做坏事，你帮他找借口，说他做的不是坏事，那就不可原谅了。

第三种“友便佞”，“便佞”是口才很好，言过其实，不愿认真求知。听起来好像很有学问，事实上只是道听途说，以耳代目，并无真正见识。这种人正好和“友多闻”相对。别人真的是博学多闻，见多识广，而你在这里凭着花言巧语，好像什么事情都能说出道理来，但是没有真正的基础，对任何事情都不会努力去求得真理，这种人也不是益友。

孔子说这三种朋友有害，是因为他们对于你的生命没有帮助。怎么样才算有帮助？能督促你不断反省，自我改善。孔子有一个好友是卫国的大夫，叫蘧伯玉。蘧伯玉派了一个使者到鲁国看望孔子。

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论语·宪问》）

孔子请他（使者）坐下谈话，说：“蘧先生近来做些什么？”他回答：“蘧先生想要减少过错却还没有办法做到。”这位使者离开后，孔子说：“好一位使者！好一位使者！”

这才是真正的好朋友，始终在互相勉励，改善自己的行为。如果你交的朋友只是替你的过失找借口，或者换一个方式来逢迎你，说你这好那好，你就永远不会有机会改过迁善。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论语·卫灵公》）一大群人整天聚在一起，说一些八卦新闻打发时间，没有一句话是有意义的，又喜欢表现小聪明，这样的人很难有什么希望。又或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论语·阳货》）整天吃饱了没事干，没心思去学任何东西，还不如去下棋呢。这类朋友也是要远离的。

与“益者三乐”相对，孔子也提到“损者三乐”，也即有三种快乐是有害的。第一是“乐骄乐”，以骄傲自满为乐。当我们某些成就高于别人时，会产生傲气，相信自己卓越出众，无人能及。但骄傲所带来的快乐，一定会造成别人的嫉妒。骄傲是自我中心的表现，很容易由此否定别人的能力。第二是“乐佚游”，以放纵游荡、无所事事为乐。游玩其实不是一件坏事，但若以此为乐就变成自我放纵，贪图享受，忽视自己与别人的适当关系。第三是“乐晏乐”，以饮食欢聚为乐。朋友聚在一起，只顾着吃喝玩乐、互相吹捧，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当然是有害的。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快乐只照顾到人的生理的、浅层次的需求，只能让人暂时忘却烦恼，表面上骄傲自满，每天游荡玩耍，大吃大喝，这种快乐很快会因重复而乏味，到时候刺激递减，边际效益就愈来愈没有吸引力了。

人生的很多事情，是要跟朋友一起做的。你与不好的朋友相处时，虽然很多事情也会让你觉得快乐，但它不会帮助你提升心灵，只会让你沉迷在非常具体的、低层次的、物质的欲望里，获得一种狭隘的、短暂的自得与快乐。而人生真正重要的事情是在精神层次上不断向上提升，不断自我反省、自我修炼，让自己踏上正确的道路，迈向更广阔的空间。在这方面对你有所裨益的朋友，才是你真正的良友。

6.孔子交友 #

“益者三友”与“损者三友”的前提是，这六种都是朋友，不同的是前三者使你受益，后三者使你受害。孔子还有一种分法，把朋友分为中行、狂者、狷者，下面是他自己的交友原则。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

孔子说：“找不到行为适中的人来交往，就一定要找到志向高远或洁身自好的人。志向高远的人奋发上进，洁身自好的人有所不为。”

第一种“中行”，也即我们比较熟悉的中庸之道，行为适中，进退有节。有人把中庸之道误会成做事温吞吞的，走中间路线。真正的中行是该怎样就怎样，言行在任何时候都能恰到好处，这非有高度的修养不能达到。能找到这样的朋友当然是最理想的，如果找不到，找谁呢？狂者或狷者。

先说狷者。我教书这么多年，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希望学生们先做狷者。何谓狷者？有所不为也。一个人受教育的基本表现是有所不为，对于某些违法乱纪或没有水准的事，不去做；不是不会做、不敢做，而是不屑于做。譬如我常常劝学生，考试作弊这种事情要不屑于做。如果这一点能够坚持，将来进入社会，许多违法乱纪的事恐怕也就不屑于做了。

狷者如果能做到，不妨再做狂者。“狂者进取”，不断奋发，向上奋斗，有所为也。孟子提到狂者，常以曾参的爸爸曾点做例子。曾点经常把“古之人”挂在嘴边，古人这样好，古人那样好，好像古人总是比较高尚、伟大，值得我们去学习。他有这样高远的志向，以古代的圣贤来要求自己，不断学习，进取向上，所以孟子把他列为狂者。

狷和狂，一个有所不为，一个有所为也；一个消极，一个积极。先不要做不好的事、水准不够的事，然后去做应该要做的事、标准更高的事。两个配合起来，当狂则狂，当狷则狷，那就是中行了。孟子称赞孔子，说他是“圣之时者也”，“时”就是中行，说明孔子的表现总是恰如其分。

孔子交朋友，除了考虑到对方是不是中行、狂者、狷者，还要看他是否可以共学、适道、立、权。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

孔子说：“可以一起学习的，未必可以一起走上人生正途；可以一起走上人生正途的，未必可以一起立身处世；可以一起立身处世的，未必可以一起权衡是非。”

孔子把交朋友分为四个层次：共学、适道、立、权。“共学”是指一起在老师门下求学问道。譬如我们都住同一社区，念同一所学校，有共同的老师。这些朋友属于“共学”的层次。但是毕业之后，离开学校，各奔东西，每个人的发展途径不一样了，接下来就要看“适道”，也即志同道合，走上人生正途。道不限于某种职业或行业，因为同行未必是同志，真正的同志是针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而言的。有些朋友可以一起走上人生的正途，却未必可以一起立身处世，坚持立场，这就是“立”的层面了。人生会有各种各样的考验，坚持原则并不容易。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穷困时能坚持原则，小人碰到穷困就胡作非为了。人因为人生际遇的差别，所下功夫的不同，在立身处世方面达到的境界也就出现差距。许多朋友明明朝着同一方向努力，几年之后却有成有败，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无法立足于同样的境界。

还有一种朋友，可以一起“适道”，也可以一起“立足于道”，却未必可以一起权衡商量。譬如念什么学科，做什么生意，碰到重大的抉择该如何取舍，都属于“权”。一个人交朋友，能够交到可以互相商量的朋友是最难的。很多时候人生重大抉择只能一个人关起门来，自己想。但一个人往往没有办法想得周全，这时候如果有朋友了解你的个性，理解你的志趣，能够旁观者清，给出明智的建议，对你的帮助是很大的。所以，能够“与权”，在孔子看来是交友的最高目标，能够与朋友一起权衡人生的各种选择，做出判断，这样的人自然不易得。

交到朋友，怎样跟朋友相处呢？《论语》里有几句话可以参考。一，“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论语·乡党》）朋友送礼物给孔子，就算是车跟马，只要不是家里祭祀祖先用过的祭肉，孔子不会作揖拜谢。古代的车马是很贵重的礼物，等于现在的轿车一样。马可以当作财产，齐景公过世时就留下四千匹马。有人看到孔子家里比较穷，送辆马车给他，但孔子只是说声谢谢，拿来就用，为什么？朋友有通财之谊嘛，既然大家是朋友，你有钱，送辆车给我，我拿来就开，有什么关系？反正钱是身外之物，朋友的交情更重要。你这次送孔子马车，孔子下次说不定送你一些他的学习心得，这叫作朋友之间互惠互利，互通有无，千万不能只用物质来衡量。但是如果你送给孔子的礼物是祭拜祖先时用的祭肉，孔子就会作揖拜谢了，为什么？因为你祭拜祖先时想到孔子，表示你把他当作家族的朋友，这对孔子来说意义非凡，代表一种精神的价值，这时候他会非常慎重地向你作揖拜谢。由此可见，孔子跟朋友相处，对于精神价值的看重远远超过物质。在孔子的学生中，子路学到了这一点。子路对朋友特别豪爽，他的志向是“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论语·公冶长》）。他的车、他的马、他的衣服棉袍，跟朋友一起用，用坏了都没有遗憾。这可不简单，只有把朋友的情谊看得比身外之物更重要，才能有这样一种作为。

二，“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论语·乡党》）朋友不幸过世了，没有人料理后事，孔子站出来说，我来负责。什么意思？朋友过世没有人管，说明他可能家道中落，也可能子孙不孝，孔子在此时挺身而出，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非常够意思。我们常说，一死一生，乃见交情。能交到孔子这样的朋友，实在是一件很幸运的事。

三，“问人于他邦，再拜而送之。”（《论语·乡党》）孔子托人向远方的朋友问候送礼时，对所托之人两次作揖才辞别。说明什么？孔子很看重朋友之间的情谊，两次作揖，重其所托，托人到远方给朋友传达讯息。他的好朋友蘧伯玉跟他通的讯息是，我想减少我的过失却还没有办法做到。我们可以想一想，这是什么样的朋友啊！大家一起努力，朝着人生理想的方向前进，希望彼此的交往可以帮助对方完善人格，成为君子。这样的朋友是多么难得！

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不由我们选择。譬如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无法选择出生的时间、地点，无法选择种族、国家和文化传统，也无法选择自身的成长经验。但是交朋友这件事，在机缘成熟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选择的，可以化被动为主动。孔子的选择使我们知道，朋友之间相处不要问贫穷富有，也不要管地位高低，而要看彼此间是否真正“友直”“友谅”“友多闻”。我们无法和所有的人做朋友，所以朋友宁少而不求多。而且，我们在选择朋友之前，也要先问问自己，我是不是达到了我选择别人的标准？是不是重视朋友之间的情谊远远超过物质利益？如此，你才可能找到一个真正的知己。而人生能有知己，乃是一件最愉快的事。

第六章　社会责任 #

1.淑世精神 #

梁漱溟先生晚年，接受一位美国学者的访谈，内容结集成书，书名是《这个世界会好吗》。可以说，这个书名表达了两千多年来中国读书人的共同愿望，即希望以个人的努力来改善世界，这叫作“淑世精神”，孔子是这种精神的代表。

孔子本来在鲁国做官，做得还不错，但是因为君臣之间不能配合，就挂冠而去，周游列国，带着学生到处走。有一次他们走到一条河边，找不到渡口，远远看见两个人在附近耕田，孔子让子路去问路。子路去了，问第一个人，渡口在哪儿？这人不直接回答，他远远看到孔子坐在马车上，手拉缰绳，问子路，那位车上执鞭的人是谁？子路说，是鲁国的孔丘。这人便说，孔丘知道渡口在哪儿。什么意思呢？等于连当时隐居的人都听说了孔子带着学生周游列国，他们对孔子的评价是，孔子了解人生的渡口何在，也知道怎么过河，亦即承认他高瞻远瞩，知道社会要往哪儿发展，出路在何处，只是因为时代不对，他才寸步难行。

子路得不到答案，去问第二个人。这人听到他们的对话，反问子路，你是谁呢？子路说，我是孔子的学生。这人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论语·微子》）天下大乱，到处都一样，谁能去改变它呢？你跟着逃避坏人的孔丘，还不如跟着我这逃避坏世界的人呢！说完，继续耕田，不再理他。子路回去，把情况报告给孔子，孔子一听就知道这两人是隐士。

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

孔子神情怅然地说：“我们没有办法与飞禽走兽一起生活，如果不同人群相处又要同谁相处呢？天下政治若是上了轨道，我就不会带你们去试图改变了。”

这句话充分地表达出儒家的淑世精神，显示出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感，“知其不可而为之”，明明知道理想不能实现，还要做，为什么？因为逃避不是最好的方法，如果大家全都归隐山林，求得个人自在，那这个社会要怎么办？天下无道，更需要知识分子出来努力改善，尽管知道力量有限，再怎么做也无法达到世界大同的境界，但还是不肯放弃。所以，儒家的智慧并不表现在解脱上，而表现于：在适当的时代与环境中，以适当的途径去达成理想的结果。这是“择善”与“善择”的能力，其基础则是：若不如此，则无法心安。

还有一次，孔子的车队往前走了，子路在后面没跟上。他到处找不到老师，看到旁边有一个老人在除草，就上前请教，请问您看到我的老师了吗？老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你这个人四肢不劳动，五谷也分不清楚，我怎么知道你的老师是谁？子路听到老人训他，拱手而立，站在路边。老人看他表现恭谨，心想，好吧，带你到我家去住一晚吧。就留他在家里过夜，杀鸡做饭给他吃，又叫自己的两个儿子出来相见。第二天，子路跟上了孔子的车队，向老师报告这件事。孔子一听，知道又遇上高人了。他让子路回去转达一段话，子路返回，老人却不在了，子路就对着老人的家人把话说出来：

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

不从政是不应该的。长幼之间的礼节都不能废弃，君臣之间的道义又怎么能废弃呢？原本想要洁身自爱，结果却败坏了更大的伦常关系。君子出来从政，是做道义上该做的事。至于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则是我们早已知道的啊。

这等于是孔子对于隐者批评所做的回应。儒家的原则是，没有国哪有家？国家不上轨道，人群之间的伦理关系也无法建立。因为一个人活在世间，注定要在家庭中慢慢成长，家中便有了“长幼之节”。家庭能够存在，必须受国家的保护以及各种社会政治组织的维系。进入社会之后，便要肯定“君臣之义”。你既然叫两个儿子出来相见，说明你肯定了长幼之节，但比长幼之节更重要的君臣之义，你怎么不要呢？孔子认为，你要使这一生不牵涉黑暗的政治而保持自家的清白，反而废弃了更大的伦常关系，这是不对的；读书人出来做官，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人群，为了做道义上该做的事，这是读书人应该有的一种志向，即使知道理想不能实现，也还是要做。

还有，你自己受过教育，有很高的理想，但看到天下大乱，就设法明哲保身，这当然也是一种选择，不过在这种选择下，你怎么样教育下一代呢？你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受教育，与人和睦相处，不是吗？因此，只有成人的隐者，却不能有小孩的隐者，隐者注定要以个人身份选择隐居，却不能广为传扬此一思想，呼朋引伴。不像儒家可以名正言顺地通过教育，结合志趣相近的人，从事人间改革，同时又使自己心安。此所以儒家成为文化主流，而道家必须求诸少数智慧特高而定力超群的人。但是，如果整个国家都腐败了，少数几个人还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吗？我想这是不太可能的。因此读书人必须有“舍我其谁”的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用个人的努力来改善这个世界，如此才能响应梁漱溟先生所说的，这个世界会好吗？

2.社会责任 #

说到社会责任，可以用一个譬喻来说明：一个国家就像一辆游览车，领导人负责开车，带我们到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去观赏享受，但是车开到一半，他突然心脏病发作，倒下来了，请问这时候车上的人有谁可以继续开车？是有钱的吗，有权的吗，力气大的吗，还是想开车的人呢？都不是。这时候有个孔子，把开车的原理及车的构造都学会了，自然是他这个会开车的人有使命和责任把大家带到目的地。这就是何以知识一定带来使命，何以读书人会有一种责任感，在饱读经典，了解过去几千年社会发展的历程之后，能够总结经验，引领大家走上正途。这就是儒家的入世情怀。儒家从孔子开始，就准备有了才华学问之后，可以造福社会，负起社会责任。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

子贡说：“假设这里有一块美玉，那么是把它放在柜子里藏起来呢，还是找一位识货的商人卖掉它呢？”孔子说：“卖掉吧！卖掉吧！我是在等待好商人呢。”

子贡的口才非常好，说话喜欢用比喻。“贾”可以解为商人，“善贾”就是好的商人或识货的商人，在此比喻有眼光的政治领袖。“沽之”，指希望有人任用我，可以让我得君行道，济助天下百姓。成语“待贾而沽”出自这里。但是一个人光有本事，有服务社会的愿望还不够，还需要什么？机会。需要有人赏识你，信任你，给你机会，让你放手去干。可惜这样的机会不多，连孔子都没有得到。所以提到社会责任，很多人自以为有责任，但社会不见得需要。譬如我在很多地方演讲，常常有人跟我开玩笑，说你再讲也一样，社会还是这么乱。我听了之后，只能自我解嘲，因为不讲的话，社会可能更乱，我所求的只是心安而已，尽力而为。《孟子》里有一段话也体现出孔子这种社会责任感。

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孟子·滕文公下》）

周霄问：“古代的君子做官吗？”孟子说：“做官。有记载说：‘孔子三个月没有被君主任用，就着急起来；离开一个国家，必定带着谒见另一个国家君主的见面礼。’公明仪说：‘古代的人三个月没有被君主任用，别人就要去安慰他。’”

古时候见诸侯要带见面礼，见面礼通常是“雉”，很漂亮的野鸡。你带一只雉去，表示你的心意，别人才会考虑给你机会。孔子离开一个国家时，会带着去见下一个国家国君的见面礼，说明什么？说明他真的很想做官。但他做官不是为自己，而是不忍天下苍生陷于痛苦，希望有机会替老百姓服务。而古代的君子如果好几个月都没有被君主任用，别人就要去慰问他了，为什么？因为读书人没有官做好像农夫没有田耕一样。人的社会分工不同，能干而有才学、有品德的人出来做官，等于各尽其职，共同为社会服务。

不过，儒家提到读书人虽有社会责任却也不是可以随便迁就的，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有人用我就做事，没有人用我就隐居起来。做什么？继续修炼。也许别人不用你，是因为你实力不够，还没有准备好。孟子也说：“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官当然想当，但不能为了官位不择手段，做违反原则的事。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被鲁国的大夫季氏看上，要派他当县长。闵子骞对传话的人说，你好好替我推辞掉吧！你如果再来找我的话，我就要逃到汶水以北，跑出鲁国的边界了。闵子骞为什么拒绝做官？因为季氏实在不是一个好领导，在他手下当官，你可能要放弃原则而迁就他，这样一来就违背了儒家的立场。

古时候老百姓受教育的机会不多，生活条件比较简陋，因此读书明理的人从政大有可为。但有时候主观的信念和客观的实践会有差距，这时候要看各种条件能不能配合。孔子也认为自己是一块美玉，有一定的水平，是可以让人放心的政治人物，可是他不一定有机会。他作为一个读书人，总认为我只要尽我的力量去做就行，能不能达成目标是另一回事，至少我尽力了，这就是读书人的社会责任。而这一份尝试过、努力过的心愿，如果一代代传承下去，则可以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世界的改善也就有了希望。

3.孔子想移民 #

孔子之前，商朝的遗老箕子曾移民到朝鲜半岛，现在朝鲜还有箕子的墓和庙。孔子是鲁国人，如果移民的话，一渡海也到了朝鲜半岛，那现在大家恐怕要争孔子是哪一国人了。孔子想移民是危言耸听吗？不是的，孔子其实慎重地思索过这个问题，《论语》里有证据。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论语·公冶长》）

孔子说：“我的理想没有机会实现，干脆乘着木筏到海外去。跟随我的，大概就是由吧！”子路听了喜形于色。孔子说：“由啊！你爱好勇敢超过了我，但是没有地方可以找到适当的木材啊！”

“道”就个人而言，指人生观或理想，亦即个人对于世间一切“应该如何”的体认。“浮于海”的目的是要远赴海外，类似孔子后来“欲居九夷”的念头。孔子说他如果移民，到时候能跟他去的，大概只有子路吧！因为子路这个人既勇敢又有豪气，必定会抛弃一切跟着老师去。别的学生可就难说了，说不定不愿意放弃自己已有的成就。子路听了很高兴，以为老师需要他当保镖。孔子只好又补上一句，“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表示子路虽然勇气胜过别人，但有点有勇无谋。“无所取材”四个字有人理解成：孔子教训子路，说你根本不能判断我是在感叹，并不是真的要移民；“材”与裁断事理的“裁”通用。但是哪里有这样的老师，前面说要乘木筏到海外去，带着子路，后面又说子路你怎么那么笨，你不能判断我是在感叹，并不是真的想去吗？正确的理解是，前面讲的木筏需要木材做成，后面说找不到这样的木材，表示我并不是真的想出国，只是感叹这里用不上我罢了。

还有一次孔子说他“欲居九夷”，“九夷”是古代的淮夷之地，在齐、鲁的南方，非常落后。孔子想离开齐国、鲁国这些中原地区的大国，到落后的蛮荒地区去居住。有人说，那种地方非常简陋，怎么能够居住呢？孔子回答：“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君子到任何地方去住，都可以安贫乐道，因为他看重的在内不在外，真正的快乐、价值、尊严是由内而发的。君子如果到落后的地方去，正好可以从事教育，好好地把他的思想做个介绍，怎么会觉得简陋呢？由此也可知，孔子认为自己可以做到“化民成俗”。

当然，孔子想移民只是一时兴起，总觉得我在这里不能实现抱负，还不如到别的地方去。但他毕竟没有成行，因为他有很深的文化认同。古代中国人以自己为文明开化者，称四方之族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周朝各国虽然号称是已经开化的社会，却还不如那些文明未开的少数民族，为什么呢？因为春秋期间，周朝乱的时候曾经五年没有天子，鲁国九年没有国君。夷狄虽然在文化上比较落后，但还知道维持一个地区的安定发展，需要稳定的社会秩序，需要有一个领袖大家来支持。孔子感叹中原国家明明文化比较开化，政治却十分混乱，反而失去了一些做人的基本原则，上下都不能掌握自己的分寸，造成天下大乱，人民受苦。他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两句话虽然坚持原则，未免消极被动，好像只能默默等待明君的重用。同时，“有道”与“无道”如何分辨？果真天下有道，何必需要孔子？万一天下无道，孔子也无可奈何。翻开历史，总在有道和无道之间摆荡，知识分子岂能置身事外？所以孔子这种想法注定是难以实行的，亦即他无法真正隐退。

孔子如果生在今日，会不会也想移民？答案不得而知。多半他还是会像以前一样，继续“知其不可而为之”，尽好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庄子》里提到孔子说天下有两大规律，一是对父母的孝顺和思慕不能改变，二是对国家的忠诚不能改变。为什么？你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去，还是有相关的国家制度，包括各种人权及社会的规范。你说这边很乱就避开，别人那边很安定，你去坐享其成吗？孔子即使想移民，也绝不是去享福，去享受别人的奋斗成果，而是要去加以改革和完善，像他说的到“九夷”之地愿意从事教化工作，愿意尽知识分子的责任。儒家思想认为，一个人不能选择生在什么样的时代，也不能安排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你只能了解和接受实际情况，然后设法尽自己的力量去加以改善。人类世界没有完美的阶段，古代的黄金时期往往只是假想中的，并非真的那么美好。所以你只能去改善这个世界，而改善世界要从改善自己开始。自己改善了，整个社会才能慢慢跟着改善；自己不改善，脑袋里缺乏正确的观念，天下再怎么太平美好，你一样会觉得烦恼痛苦。

4.名正言顺 #

孔子带学生到卫国去，卫国当时正在发生纠纷。卫灵公的太子蒯聩，得罪了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南子把他赶到国外。卫灵公一死，孙子卫出公接了君位。这一下，做儿子的没当上国君，做孙子的反倒继承君位，这个儿子当然要回来抢，结果造成父子争位的局面。孔子去的时候，卫出公已经当政好几年了。子路请教老师，卫国这么乱，如果请您来负责政治，您要先做什么事？一般来说，我们会选择先把经济搞好，别的再说，但孔子不这么看。

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论语·子路》）

孔子说：“一定要我做的话，就是纠正名分了！”子路说：“您未免太迂阔了吧！有什么好纠正的呢？”孔子说：“你真是鲁莽啊！君子对于自己不懂的事，应该保留不说。名分不纠正，言语就不顺当；言语不顺当，公务就办不成；公务办不成，礼乐就不上轨道；礼乐不上轨道，刑罚就失去一定标准；刑罚失去一定标准，百姓就惶惶然不知所措了。”

这段话非常具有逻辑性。“必也正名乎！”成为孔子为政的第一项考虑。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跟“正名”有什么关系呢？这是理解儒家思想的关键之一。“名”有两种，一种是名实，一种是名分。名实就是有名有实，“桌子”是一个名称；一张桌子摆在眼前，这是事实。我们平常讲名实比较简单，譬如你问这人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某某，某某就和这个人连在一起了。任何东西都有名称，每一个人只要客观认识，都可以掌握。名分则回归到一个名称所对应的本分，代表配合某种身份、角色、地位，要有某种分寸、要求和标准在里面。人的世界最大的特色在于除了实然还有应然，实然就是事实上如何，应然是应该如何。如果光讲实然，不问应然，社会就没规矩了，就乱掉了。所以孔子的“名正言顺”是从“名分”的角度去考虑的。

孔子在齐国时，有一次齐景公问他，政治该怎样去推动？孔子说了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第一个“君”是名称，是现在的君；第二个“君”是本分，是理想的君；意思是你有君的名称，就要有君的理想表现，要学尧舜禹这些人。“臣臣，父父，子子”也一样，可以翻译为：“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齐景公听了，觉得很有道理，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就算国家粮食很多，我吃得到吗？等于说大家都要各安其位，各尽其责，社会才能稳定和谐。

现在卫出公当了国君，他的父亲，也即前太子，从国外回来了，认为自己才应该当国君。双方都认为自己有理，对方缺乏正当性、合法性。到底谁应该继承君位？先占位置的就算赢吗？用非法手段得到地位也无所谓吗？谁是君谁是臣要弄清楚，否则乱局会一直维持下去。所以孔子说，治理卫国的问题先要“正名”，把君臣父子之间的名分纠正清楚。否则，名分不纠正，言语就不顺当。因为你说话要根据你的身份，你扮演什么角色，说出来的话要符合相应的角色。如果言语不合乎身份，你怎么去推动国家事务呢？公务办不成，礼乐（指人与人之间适当关系的表现）不上轨道，刑罚就失去一定的标准，到最后老百姓为所欲为，造成天下大乱。天下大乱，你当国君的也不能够好好生活下去。

所以儒家重视名分，要名正，才能言顺。一个人具有相应的身份，他说出来的话才有适当的效果，你不能越权。假设你只是一个秘书，你要替老板说话，那是不行的，除非你有明确的授权，否则你说出来的话只代表秘书。所谓“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如果名分随意加给不适当的人，他就会误用、滥用，造成问题。同样，具有某种名分，要尽量达到这个名分所要求的标准。只有每一个人都尽到他的责任，把他的本分做到，社会才能安定。政治上也是如此，要先纠正名分，后面一系列才能做到言顺、事成、礼乐兴、刑罚中，老百姓才知道该怎么生活发展下去。

5.上行下效 #

鲁国有三家大夫：孟氏、叔氏、季氏。他们的子弟是世袭的，生下来就有官做。尤其季氏一家，权力特别大。到了季康子的时候，二十几岁已经当上鲁国的正卿。这时候孔子正在担任国家顾问，季康子这个年轻的大官就来向孔子请教，应该怎么样从事政治？孔子的回答很简单：“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政的意思是正，当政者带头走上正道，谁敢不走上正道？换句话说，一旦政治领袖不走正道，天下百姓岂不绝望！

这话是一个老人家对年轻人的期许，但这个年轻人也许只想着怎么运用手中的权力，听到自己必须先行得正，坐得端，大概会感到压力很大。当时鲁国的强盗很多，季康子又问，盗贼太多怎么办？孔子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论语·颜渊》）如果你自己不贪求财货，就算有奖赏，别人也不会去当强盗了。什么意思？在上位者贪得无厌，有些人迫于生计或有样学样，才沦为强盗。反之，如果领导人不那么贪心，百姓也会有廉耻之心，自重自爱。孔子这话说得非常坦直，甚至有点夸张，目的是让为政者早些觉悟。

季康子接着请教孔子，如果我把那些为非作歹的人都杀掉，去亲近那些修德行善的人，这样做如何？这种话一听就知道太残酷了。美国一位政治学者说，政治最重要的是避免残酷。一个人大权在握，动不动就要把坏人杀掉，但他忽略了一点，没有人生下来是坏人，坏人是社会环境、教育制度等各种因素配合起来使他走上邪路的。换句话说，坏人是从平常人堕落成坏人的，好人也是平常人努力才成为好人的，不能对人简单地进行二分法。

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孔子回答说：“您负责政治，何必要杀人？您有心为善，百姓就跟着为善了。政治领袖的言行表现，像风一样。一般老百姓的言行表现，像草一样。风吹在草上，草一定跟着倒下。”

孔子有一种趋势的观念，譬如我们说天下无道或天下有道，无道是天下正在走向无道的乱世，有道是天下正在走向有道的治世，都是一种趋势，不可能黑白二分。人也一样，人是自由的，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明明有严刑峻法，还去为恶，可见恶的诱因很大。诱因之一就是教化失败，而这正是领导者的责任。

但季康子这位年轻的大官以为只要把违法乱纪的人杀了，问题就解决了。杀人好像就是一句话，随便就能消灭一个人。事实上，春秋战国一路下来，战争太多了，老百姓的命太不值钱了，杀人成了一件很平常的事。孔子是完全不能接受这种想法的。他说您来负责政治，何必要用杀人的办法呢？您自己愿意走上正路，老百姓自然跟着你去行善。这叫作“风动草偃”，领导者的行为表现像风一般，老百姓的行为表现则像草，风吹向东，草就倒向东，这是十分自然的。这正是我们常说的“上行下效”或孟子所说的“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在上位的人喜欢什么，底下的人就会变本加厉地提供，以博取领导的欢心，这是社会常见的情形。

孔子的用心是希望领导者“以身作则”，打破阶级对立格局，上下一起来追求美善和谐的人生。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你用德行来治理国家，就好像北极星一样，北极星的位置不动（北极星在古人的认知里面是不动的，当然今天的天文学告诉我们宇宙里没有完全不动的星球，因为你找不到一个定点去测量它动还是不动），别的星辰环绕着它各居其位，既和谐又有序。你如果以德行来治理国家，本身不用做事，天下就通通上轨道了。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舜只是以端庄恭敬的态度坐在王位上，就把国家治理好了。为什么？因为他治国的时候先修养自己的德行，当政者成为善的典型，老百姓自然会朝着善的方向走。这就是儒家的无为而治，要先“恭己”，自己做到正直、谨慎。所以，当政者千万不要想着随便去杀人，把坏人通通杀掉，就能把国家治理好。如果这个办法成立，恐怕很多国家都剩不下多少人了。应该怎么办呢？通过教育，通过政治的方法，让老百姓走上正途。没有人生下来就是坏人，每一个人都有希望走上正路，只是领导者要找到正确的制度设计，让每个人的一生都可以过得比较安稳。

“上行下效”来自“人性向善”的基本观念。在上位者的“德”一旦表现出来，人心自然乐于顺从，向着“善”去安排自己的人生，自然可以天下太平。相反，在上位的人为恶，老百姓也会跟着为恶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孔子认为这是不成立的。在上位的人为恶，老百姓会很生气，可能导致天下大乱了。

6.一言兴邦 #

鲁国的国君鲁定公有一次请教孔子：“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一句话就可以让国家振兴，有这样的事吗？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论语·子路》）

孔子回答：“话不可以说得这样武断，以近似的程度看，有一句话是：‘做君主很难，做臣属也不容易。’如果知道做君主很难，不是近于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盛吗？”

“几”是近似、接近的意思。国家兴亡的原因原本十分复杂，即使专就君主的责任而言，也只能说“近似”而已。孔子认为，君臣如果知道自己是替老百姓做事，责任非常重大，需要好好努力，就没有问题；相反，君臣如果不替百姓设想，反而作威作福，国家又怎么可能兴盛呢？儒家特别强调“谨慎”二字，只要是替大家服务的事情，都要戒慎恐惧。孔子曾以禹做例子，说禹吃得简单，对鬼神的祭品却办得很丰盛；穿得粗糙，祭祀的衣冠却做得很华美；住得简陋，却把全部力量用在沟渠水利上。因此“禹，吾无间然矣”，他对于禹没有任何批评，因为禹戒慎恐惧，知道事情做好很难，努力在做。

还有一句话叫“人溺己溺，人饥己饥”，出于《孟子》。禹负责治理洪水，看到有人淹死，好像是自己让他淹死一样；稷负责种植五谷，教老百姓稼穑，看到有人挨饿，好像是自己让他们挨饿一样。如果领导者能够有这样的心意，认为每一个百姓所遇到的困难都是我的责任所在，我要想尽办法帮助他们，国家自然会兴盛。背后的道理是什么呢？领导者要把自己的快乐忧愁和老百姓结合在一起，所谓“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以天下人的快乐为乐，以天下人的忧愁为忧。宋朝范仲淹把它引申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事实上，这句话不容易做到。后天下之乐而乐，谁做得到呢？等于天下人都快乐了，我这个领导人再来快乐，那你恐怕永远快乐不起来，因为天下总有人不快乐。但重要的是你要有责任感，要想尽办法用你的知识、能力、才干，尤其是德行来帮助百姓，始终战战兢兢，夙夜匪懈，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知道这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任何时候都不松懈，专心尽自己的责任，这样国家才可能兴盛。

既然一言可以兴邦，鲁定公接着问了：“一言而丧邦，有诸？”一句话就可以让国家衰亡的，有这样的事吗？孔子回答：

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论语·子路》）

有一句话是：“我做君主没有什么快乐，除了我的话没有人违背之外。”如果说的话是对的而没有人违背，不也很好吗？如果说的话是不对的而没有人违背，不是近于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衰亡吗？

等于说你身为国君，听不进别人的谏言，别人的话和你的想法不一样，你就不接受，完全不了解忠言逆耳的道理，这样下去国家不就灭亡了吗？所以“一言丧邦”是告诫身为领袖的人一定要谦虚，要能听取不同意见，千万不要自我中心，太过主观。儒家思想非常忌讳政治领袖主观太强，认为我有权力，我说了算，我就可以拍板定案，大家都得听我的。这样一来，大家只说好话，不说批评的言论，社会怎么改善呢？最后恐怕大家都要陷于困境了。

孟子有个学生叫乐正子，他去鲁国当大官，孟子高兴得晚上睡不着觉。别人问，你这个学生有什么优点，他做官你这样高兴？说实在的，乐正子的能力不是很强，德行也不是很高，但他有个好处，喜欢听取别人的建议。一个人如果非常谦虚，能够听取不同意见，别人就愿意给他建议、帮助，天下人都来跟他讲怎样做更好，他自然而然集大成，把所有好的意见汇集起来加以实践，最后取得很好的效果。相反，如果你认为官大学问大，官大道德高，只要有了官位，说什么都是对的，很容易让一个国家走上衰亡之路。后来孟子见梁惠王、齐宣王这些国君，经常提到类似的观念。有一次孟子直接告诉齐宣王说，你当国君，不要随便指导别人该怎么做。为什么？因为古代国君是世袭的，他父亲是国君，他也是国君，但他不见得懂得怎么治国。懂得治国的是一些专业知识分子，这时候你要信任这些专业人士。孟子举了一个例子，假设这里有一块原始的玉石，就算它价值二十万两，也一定要找玉匠和专家来雕琢。治理国家也是一样，越是重大的任务，越需要专业人士。别人学了一辈子只有这么一个专长，为什么不让他去发挥呢？

我们今天在一个团体中也是这样。你要能领导别人，首先要设法从每一个人身上学到一些长处，要能敞开心胸听取有价值的言论。千万不要听到别人讲自己的过失，就很生气，找借口去辩护，这样一来怎么会改善？我们应该学习古人的态度，譬如子路听到别人说他有过失就很高兴，大禹听到有价值的言论会向别人拜谢，舜更了不起，他从别人身上选择某些优点，自己来加以实践，最后变成天下最伟大的一个圣人。

第七章　理解孔子 #

1.谁了解孔子 #

谁了解孔子？孔子在《论语》里公开说，没有人了解他。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

孔子说：“没有人了解我啊。”子贡说：“为什么没有人了解老师呢？”孔子说：“不怨恨天，不责怪人，广泛学习世间的知识，进而领悟深奥的道理，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吧！”

孔门弟子三千，达者七十二人，怎么孔子还说没人了解他呢？是他教得不好，还是学生没认真学呢？其实，要了解孔子，有几个简单的办法。第一，了解孔子的志向。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使老年人都得到安养，使朋友们互相信赖，使青少年都得到照顾，这是孔子一生的志向。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孔子的思想。第二，了解“杀身成仁”的意义。“仁”是孔子一以贯之的“道”。孔子认为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一定要觉悟人性向善，为了行善而牺牲生命是完成生命的要求，不但不是牺牲，反而是一种成全。而善是什么？善是我跟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别人”从父母兄弟姐妹开始，到天下每一个人。因此，孔子的志向是建立在人性向善的观念上的。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他的思想。不过，《论语》里提到的有些人似乎是了解孔子的，但不是他的学生，而是道家的隐者。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论语·宪问》）

孔子居留卫国时，某日正在击磬，有一个挑着草筐的人从门前经过，说：“磬声里面含有深意啊！”停了一下，又说：“声音硁硁的，太执着了！没有人了解自己，就放弃算了。‘水深的话，穿着衣裳走过去；水浅的话，撩起衣裳走过去。’”孔子说：“有这种坚决弃世之心，就没有什么困难了。”

这人实在是孔子的知音。因为他只是听到孔子敲磬，就能明白孔子的心声。“鄙哉”，“鄙”是不够高尚，不够超脱，太执着了。==“深则厉，浅则揭”==出自《诗经·邶风·匏有苦叶》，过河的时候，河水太深，不用把衣服脱了，反正一样湿掉；河水不深的时候，才把衣服撩起来，走过去。什么意思呢？这人劝孔子，你生在一个乱世，就不必自命清高了；既然想要关怀人间，从政做官，就不要怕粘锅，不要怕跟别人做一些同流而不合污的事情。现实世界虽然黑暗，但你还不放弃，要坚持到底，不必如此啊！没有人了解你，放弃算了，自得其乐，独善其身吧！孔子听了，回答说，有这种坚决弃世之心，就没有什么困难了。为什么？因为他不忍心脱离这个世界，不忍心一个人独善其身，他要利用一切机会来改善这个社会，绝对不能一个人过好日子就算了。所以，即使碰上了解自己的人，却“道不同，不相为谋”，没有办法。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是一个乱世。人不能选择自己生存的时代，却可以选择自己的处世态度。在乱世里，人可以坚持原则，锲而不舍，也可以得过且过，消极无为，因为乱世不是一个人或少数人的力量可以改变的。隐者这一群体选择的路线，便是离开这个社会，另外选择一种生活方式，过自己的日子，让自己快乐。如果继续奋斗，对社会的改变很小，反而牺牲了自己的一生，那还不如选择过一种自得其乐的生活。这些人智慧极高，但并没有像老子、庄子一样，将自己的思想以著作的方式表达出来，而是隐居在各地，经常迁徙。

孔子在周游列国的途中，好几次碰到这类人。除了“荷蒉者”之外，他在楚国还碰到一位狂放不羁的接舆。接舆经过孔子的马车旁，唱道：“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论语·微子》）他把孔子比喻为凤，凤是罕见、高贵的鸟，也即承认孔子的学问和道德境界是极高的。但“何德之衰”，为何要为政事到处奔走，栖栖遑遑，经常风餐露宿，弄得如此落魄呢？他提醒孔子过去的已不能追悔，未来的还可以把握；罢了罢了，现在的从政者都是很危险的。孔子听了，便想下车与这位隐士交谈，但接舆却避开了。

表面看起来，似乎这些隐士比较聪明，知其不可而安之若命，知道行不通，就接受它，把它当作自己的命运。而孔子明明知其不可，还要为之，最后的结果仍然不行，却是为什么呢？儒家有一个历史观念：生命会传承，历史会发展，社会会演进，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做不到的事，下一代或再下一代未必做不到。人的生命有它的限制，有它可怜的一面，但是人的生命，也有一种升华的伟大情操的显现，可以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与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人，遥相呼应，产生共鸣。这就是千载之下，我们今天仍在阅读《论语》，探讨孔子的原因。儒家始终认为只要我有能力，一定要尽我的力量来改善社会。虽然隐士们对孔子的评价一针见血，令人激赏，孔子本人也有知音之感，但也仅止于此，不能进而共襄盛举，为百姓谋福。

那么，两千多年下来，那么多人读《论语》，尤其宋朝有那么多重要的哲学家都去研究孔子，他们了解孔子吗？不一定。只能说如果没有把孔子的志向以及“杀身成仁”的道理说清楚，他们是否是孔子的知音，是值得怀疑的。

2.谁歧视女性 #

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同寝室有个日本同学。有一天我和他在校园里聊天，来了一位美国女同学，她跟日本人同系，三个人一起聊。聊着聊着，这位女同学突然想到了什么事，指着日本人说，你们日本人恶名昭著，因为你们歧视女性。这位日本同学念过《论语》，立刻指向我说，你不能怪我们日本人，都是孔子害的。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论语·阳货》）

孔子说：“只有女人与小人是难以共处的，与他们亲近，他们就无礼；对他们疏远，他们就抱怨。”

孔子一定没有料到，这句话千古以来被当成歧视女性的证据，使他成为近代女权运动者攻击的目标。但这个说法对吗？我认为是一个误会。人说话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描述当时的社会现象，第二种是发表个人的特定主张。孔子说这句话，我认为属于第一种，描述当时的社会现象。古代社会是“男有分，女有归”“男主外，女主内”，女子没有公平受教育的机会。一个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就很难开发潜能，进而无法在经济上独立；经济上不独立，人格上也很难挺立，心胸和视野会受到很大限制，出现所谓“难养”——难以相处的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孔子的话虽然尖锐，却是古代的实情。而且，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中国古代的女性才受委屈。据我所知，在古希腊时代的雅典，一般女性也都是在家里活动，很少有机会参与社会、政治、军事等公共事务，她们同样也很委屈。这种不合理的情形在古代许多社会都很常见。

今日的女性与古代的女子在教育机会、经济能力、自主意识等方面已大不相同。假如孔子生在当今这个时代，想必也会把“女子”一词删去，专就“小人”来批评吧。所以，实在不可不考虑时代背景就批判孔子歧视女性，现在只需把注意力转到小人身上，因为在今日看来，小人倒是可以不分古今，不分男女的。

小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在《论语》里是与“君子”相对的人。孔子口中好像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小人，一种是君子。我小时候念《论语》，念到君子、小人，有点自卑，因为我好像就是小人啊。后来我才了解，小人亦指小孩子，尚未入学的小孩比较“难养”，大概是每个家庭都有的体认。小孩长大之后，心态上没有改变，依然跟小时候一样，靠本能、靠欲望、靠冲动生活，很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这就成了真正的小人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缺乏“立志”。小人与君子的区别在于有没有志向。所谓“君子立恒志，小人恒立志”，这个志向最主要是改造自己。人活在世界上最可贵的地方，在于他可以学习，可以思考，他发现有好的东西，可以设法学习和实践，改变的不光是外在，更主要是内在，通过自我德行的修养，坚持理想，坚持原则，达成生命的目的。孔子首先开创平民教育，目的也是培养君子，减少小人，引导年轻人立志求学问道，从而使生命出现转机。

《论语》里有很多君子和小人的对比，譬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在今日社会，小人绝不限于一般的小市民，甚至达官显贵也在面对更高的威权时，表现出“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的态度——亲近了，就恃宠而骄，言行无礼；疏远了，又自觉被弃，却依然自命清高。==我有时候想想自己也不例外，我在大学教书，校长如果对我特别好，我自然觉得好像高人一等，很得意；校长如果不理我，我就难免心生抱怨。==因此，“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是人之常情的表现，很少有人可以过这一关，孔子只是一语道破相关现象的症结而已。

了解这些，大概不会再责怪孔子歧视女性了。孔子三岁父亲过世，是母亲把他带大的，他有同父异母的姐姐九人，你说他歧视谁呢？孔子看重的是每一个人都有内在的价值。不论男女，只要受过教育，能够开发潜能，选择正确的人生方向，不断上进，就值得肯定；如果不肯上进，难免会被孔子认为“难养”了。

儒家思想其实更注重在实际情况下配合自己的身份遵守相关的礼仪和法律，并不是真的歧视女性，我们看孟子的表现就知道。孟子的学生乐正子曾经希望鲁国国君主动去拜访一次孟子，结果有人反对，理由是“孟子之后丧逾前丧”。孟子的父亲先过世叫“前丧”，母亲后过世叫“后丧”，孟子为母亲办丧事的豪华隆重程度远远超过为父亲办的丧事。为什么？因为孟子年轻时是一个士，他父亲过世时，他只能以士之礼来为他父亲办丧事；后来当到大夫，母亲过世了，他当然以大夫之礼为母亲办丧事了，而且他后来也比较有钱，给母亲买了最好的棺木。结果被人误会他为母亲办的丧礼更隆重。事实上，==这完全无关乎是父亲还是母亲，而是关乎儿子的身份、角色和能力。==人都是父母所生，父母有男有女，你不可能重男轻女。说实在的，我们有时候对母亲的感情还要更深一些。所以，千万不要再误会孔子歧视女性，如果有人歧视女性，跟孔子绝对无关。

3.谁在收肉干 #

我念中学时，一位老师教孔子的一句话：“子曰：‘自行束脩(xiū)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老师翻译成：孔子说，自己带了肉干来找我，我是没有不教的。结果同学哄堂大笑。这样翻译，孔子好像成了开补习班的，你只要交学费，我就教。后来我读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谈到孔子时说他是一位至圣先师，拿他跟古希腊大哲苏格拉底比，比到最后冯先生说，孔子还是比不上苏格拉底，为什么？因为苏格拉底教学生不收学费，并且严词批评别人收学费；但孔子是收学费的，而且公开声明：“只要交了学费，我是没有不教的。”冯先生还加了一句，说这也不能怪孔子，因为生活总是要维持的，教书收费无可厚非。

我念到这一段心里很感慨，事实真是这样吗？在仔细搜集了各种资料，认真研究之后，我发现大家其实冤枉了孔子。因为这里所说的“束脩”并不是指肉干，而是指可以行束脩之礼的人，也就是十五岁以上的人。换言之，只要是十五岁以上的孩子，孔子就愿意教诲。这正是“有教无类”的心怀与抱负。至于实际是否带着肉干这样的薄礼，反而是无关紧要的问题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这句话的读法若是“自行束脩以上”，就可能有“自己带着薄礼或学费来见我”的意思。但是从古人说话的句法来看，整部《十三经》里没有任何一处是以“自行……以上”来表达的，反而“自……以上”的句法出现过两次。《周礼·秋官司寇》记载“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亦即从一岁（长出牙齿）开始，小孩就要登记户口。这无疑是针对“年龄”而言。因此孔子这句话应该念成“自行束脩以上”，从十五岁以上。==古代男子十五岁入学，所备之礼即为束脩，行此礼之男子的年龄可用“行束脩”称之。==东汉郑玄为“束脩”所下之注语即是“谓年十五已上”。（见《后汉书》卷六十四，《延笃传》注）第二个理由是“自”这个字在《论语》里出现了二十次，其中十次当作“从”来讲，譬如“有朋自远方来”，从远方来。还有十次作为反身动词的主词当“自己”来讲，譬如“自道”，说自己；“自辱”，侮辱自己，后面不会再有受词。而且古代不像今天有月历年历，很容易知道今年几岁。在古代，你问一个人几岁，他说比去年多一岁。那去年几岁？比前年多一岁。到底几岁搞不清楚。古人更在乎的是你是否经过了某一个阶段，譬如女孩子十五岁要行及笄之礼，头发束起来，别人一看就知道她待字闺中，准备嫁人了。男孩见面要问“加冠”了没有，男子二十岁行冠礼，以示成年。行束脩则是贵族子弟十五岁上大学时要送十束肉干，后来用来代表十五岁。孔子自己没有机会念大学，他“十有五而志于学”，到处访求名师指点，最后卓然有成，推己及人，回馈社会，公开宣布十五岁以上我没有不教的。他要求弟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又怎么可能大声宣传自己要收费教徒呢？

还有一个理由，《论语》是孔子的学生编的，如果这句话真有“收肉干”的负面意思，恐怕会被删掉。但事实上这句话完全印证了孔子有教无类的胸襟。况且他有弟子三千，每人送十束肉干，就是三万束肉干，怎么吃呢？吃了还有命吗？《论语·乡党》里有一句话铁证如山，“沽酒市脯不食”，孔子很注重饮食卫生，对于市面上买来的酒和肉干是不吃的，他怎么可能跟学生说，你送肉干来我就教你呢？这完全违反孔子的生活习惯。

很多人说，那孔子不收肉干，他的生活怎么办？事实上孔子年轻时做过一些基层公务员的工作，管过仓库、牧场，后来主要的生活来源是替别人办丧事。办丧事在古代是一种高尚的行业，因为人生自古谁无死，一旦过世就需要专家来帮忙料理后事。所以孔子有他的生活来源，这一点实在不需要我们来担心，我们要担心的反而是他的学生不太长进，以致墨家的学者批评说孔子这些学生真不像话，听说有钱人死了就很高兴，为什么？吃饭的机会来了。可见，孔子的学生也是以办理丧事为重要的生活来源，这是老师教的嘛。但是他们忘记一点，办丧事要心存哀戚，要能体谅丧家，不能想着这是我吃饭的机会来了，好像我要开始工作上班一样，绝对不能有这样的想法。

孔子的生活非常简朴，甚至很穷困。这一点可以在《论语》里找到许多例证。所以他教学的时候，弟子诚心送来薄礼，他也没有理由拒收。但是本末轻重不宜混淆，说孔子教书要收肉干当学费，我认为不然。因为像颜渊这样的学生，一贫如洗，孔子还对他赞誉备至。把“束脩”当成学费，实在是以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了。

4.为何挑剔食物 #

“割不正，不食”这句话我们都熟悉。肉没有割正，孔子就不吃。当时我们对孔子的印象实在不好，有肉吃不错了，那么挑剔干吗？后来念到《论语》这段原文，才知道孔子对食物的挑剔何止“割不正，不食”，他有八种东西不吃，三种东西不多吃。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而，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论语·乡党》）

食物不以做得精致为满足，肉类也不以切得细巧为满足。食物放久变了味道，鱼与肉腐烂了，都不吃。颜色难看的，不吃。味道难闻的，不吃。烹调不当的，不吃。季节不对的菜，不吃。切割方式不对的肉，不吃。没有相配的调味料，不吃。即使吃的肉较多，也不超过所吃的饭量。只有喝酒不规定分量，但从不喝醉。买来的酒与肉干，不吃。姜不随着食物撤走，但不多吃。

有人根据“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认为孔子是一位美食主义者。“厌”这个字在古代有不同的理解，有人理解为食物愈精巧愈好，肉切得愈细致愈好。其实不是的，这里的意思是说孔子吃东西不在乎是否精巧，是否细致，因为他很能够自得其乐。他曾经说自己“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哪怕过的是粗茶淡饭的简陋生活，也不在乎。他称赞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可见孔子对于生活的享受完全不放在心上。

但他为什么又有八种食物不吃呢？这是出于养生的考虑。俗话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古代医药卫生不太发达，一旦生病，不容易治愈。怎么办呢？预防胜于治疗，而预防的最好方法是吃东西小心一点。譬如切割方式不对的肉，不吃。我年轻时不太理解这句话，自己过了五十岁以后才知道，肉的切割方式不对，确实不容易咬烂，再加上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吃下去很可能不消化。孔子的饮食看似挑剔，其实是以饮食为养生及享受之途，原本应该多加注意。

孔子还有三种食物不多吃：肉不多吃，酒不多喝，姜不多吃。这些生活经验都非常切合实际的情况。譬如人的酒量跟身心状况有关。今天心情很差，一杯酒就醉了。我就看过一个朋友，心情坏到极点，大家聚餐的时候，一杯酒之后，人不见了，为什么？到桌子底下去了，喝醉了。而心情好的时候，往往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孔子的酒量如何，不得而知，但是从来不会喝醉失态。他说自己“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替别人办丧事时，不敢不尽力把丧事办好，不因为喝酒而造成任何困扰。显示出孔子的人生态度：做任何事都恰如其分，尽好自己的本分，即使对饮酒同乐，也有明确的守则，适可而止。这确实需要高度的自知之明和强大的自制之力。

孔子是一个重视身体健康、注意养生的人，除了对食物很挑剔，他的起居作息也有颇多值得参考之处。譬如“食不语，寝不言”，吃饭时不交谈，睡觉时不说话。这样做不但对健康有益，也可以培养人做好每一件事的专注力。再譬如，“寝不尸，居不客”，睡觉时不像死尸一样，仰天平躺；平日坐着，也不像见客或做客一样两膝跪在席上。这两件事似乎都合于养生之道。侧睡是既正确又舒服的姿势，尤其向右侧睡，对肠胃较好。平日居家，当然不必像见客或做客一样，连坐着都嫌拘谨，应有个人家居的自在与怡然。甚至连生病吃药，孔子都很慎重。有一次他生病了，鲁国的大夫季康子送药给他，孔子“拜而受之”，但是说：“我不清楚这种药的药性，所以不敢服用。”有人据此认为孔子可能深通医理。药必须对症，不能随便服用，对一个人是良药，也许对另外一个人是毒药，不可不慎。

从孔子的养生观念可知他是一个全方位的思想家，不只是谈一些高尚的人生理想，也注意到人生实际情况的方方面面，从每日的食、衣、住、行开始，每一步都走在人生的正途上，不因吃喝玩乐而忘记了人生理想。而这些养生观念，不仅对古人，对我们今天的人也非常有用。现在很多人得所谓的“富贵病”，大都是由饮食和生活习惯方面的问题造成的。经济繁荣之后，我们不应该只把注意力放在饮食享受上，而要设法加强人生的修养。因为真正的快乐在内不在外，你从外面得到的乐趣会随着刺激效应的递减而慢慢减少，到最后求乐反苦；而通过自我修养，由内而发的快乐却是真正持久的。孔子一再强调我们对于食物要重视，是因为人生的时间非常宝贵，应该抓紧时间修养自己，生病虽然难免，但总要设法避免。

5.谁的耳朵顺了 #

人类历史上最短的自传是孔子说的，只有三十七个字：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我十五岁时，立志于学习；三十岁时，可以立身处世；四十岁时，可以免于迷惑；五十岁时，可以领悟天命；六十岁时，可以顺从天命；七十岁时，可以随心所欲都不越出规矩。

这是孔子一生的自我描述。但我要减掉一个“耳”字（六十而[耳]顺），因为这个字不但在整段话的文脉上说不通，而且与孔子生平的事迹也毫不相干。首先，“耳”这个字在《论语》里出现过四次，两次当语助词，没有意思，如“前言戏之耳”（《论语·阳货》），“女得人焉耳乎”（《论语·雍也》）；还有一次明指耳朵，“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耳朵里面充满了音乐的旋律；第四次就是“六十而耳顺”了。由孔子自述生平的其他各阶段来看，如“志于学”“立”“不惑”“知天命”“从心所欲不逾矩”，都是他在《论语》中反复说明的题材，唯独对“耳顺”却无一语提及。

再看孔子六十岁前后所做的事情，跟耳朵没有任何关系。他五十五岁到六十八岁周游列国，到处奔波。有一次子路清早进城，守门人问他从哪儿来，子路说：“从孔家来的。”守门人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就是那位知道行不通还一定要去做的人吗？可见当时有很多人用“知其不可而为之”形容孔子。为什么明明知道理想不能实现，还要去做呢？因为要顺天命。

孔子有一次到了卫国边境的一个小地方，叫作“仪”。“仪封人”，也即这个地方的封疆官员，想跟孔子见面。谈完之后，这人出来反而安慰孔子的学生说：“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各位同学，你们何必担心没有官位呢？天下混乱已经很久了，上天要以你们的老师孔子作为教化百姓的木铎。古时候有金铎、木铎，金铎是金口铜舌，里面的铃铛是用铜做的，敲起来声音刺耳尖锐，一般用于军事作战；木铎是金口木舌，声音钝钝的，代表宣传教化。仪封人说，上天要以你们老师作为木铎，代表教化百姓正是孔子的天命。孔子在周游列国时两次生命遇险，也都诉诸上天。第一次在匡，他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上天如果还不想让我们的文化消失，匡人又能对我怎么样呢？第二次在宋，司马桓魋要杀害他，他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上天是我这一生德行的来源，桓魋又能对我怎么样呢？可见，孔子对自己是在奉行天命充满信心，有恃无恐，认为你们不能对我怎么样。这正是他基于知天命、畏天命而表现的顺天命。因此，“六十而顺”是在顺天命，跟耳朵完全无关。

如果这些还不能证明的话，可以看原文，每一句“而”字后面都是一个动词：而志于学、而立、而不惑、而知天命。“六十而”后面又为何多出一个耳朵呢？实在令人费解。《孟子》《荀子》《大学》《中庸》《易传》，这些早期的儒家经典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提到“耳顺”两个字。孟子特别喜欢学孔子，如果“耳顺”是孔子六十岁的境界，孟子没有理由不去研究发扬。但孟子只说顺天命，《易传》里面也同样提到顺天命。顺天命的观念在古代是可以理解的，“顺”是下对上，譬如顺父母、顺国君、顺长辈等。前面讲得很清楚，五十而知天命，后面就要顺天命，顺着五十岁所知的天命。

我在荷兰有一次主持一个小型的国际会议。一位学者对儒家也有一些研究，我跟他说这个“耳”是多出来的，应该是六十而顺天命。他觉得很有道理，但最后加了一句，说我们外国人认为“耳顺”很神秘，愈神秘愈好，很多人觉得你神秘，就可以做很多猜测。确实有人猜测“耳”与圣有关。在繁体字中，“聖”字从耳从口，可见必须耳从口直，才可成圣。如果这种解释对的话，那么孔子自谓“六十而耳顺”，岂不等于自行宣称是个圣人或至少接近圣人了？但孔子明明说过“若圣与仁，则吾岂敢”。

朱熹用心良苦，认为“耳顺”是“声入心通，无所违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这四句话值得推敲。“声入心通”是说听到什么都懂了，其实这只是“不惑”；“无所违逆”，所指不论是自己的感受还是对别人意见的反应，都难逃“乡愿”的批评；“知之之至，不思而得”，可参考《中庸》的“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也是把孔子当成圣人。后代的学者当然可以把孔子当成圣人，但是孔子自己断然不会认为自己在六十岁就抵达了圣人的境界。他由“志于学”着手，所学之具体内容为礼，故“三十而立”是立于礼。立身处世与人交往，四十岁明白人间应行之事的道理，所以“不惑”。然后，下学而上达，对个人命运及使命得到透彻的体认，是谓“知天命”。接着，六十而顺天命，周游列国，希望得君行道，安定天下百姓。到了七十岁，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代表他与天命合二为一。因此，孔子这一生，无论怎么解释，“耳顺”都令人费解。真相可能是：“耳”字是多出来的。

6.谁说孔子不幽默 #

提到老师，大概每个人心情都有点严肃，尤其是像孔子这样的老师，被尊为“至圣先师”，恐怕是像雕像一样，很少说话，不苟言笑的。但事实上真实的孔子是很有幽默感的。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里提到一段故事：孔子带学生周游列国，到了郑国的时候跟学生们走散了。走散之后，孔子就在城门底下等着，等学生来找他。这时候有人跟子贡说，城门底下站了个人，脑门像尧，脖子像皋陶，肩膀像子产，腰以下比禹短了三寸，好像一条无家可归的狗一样。子贡找到老师，把这段话说给他听。孔子听了之后说，对啊，他说得没错啊，我就是丧家之狗嘛。（原文为：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现在有人据此把孔子说成“丧家狗”，却不了解这其实是孔子幽默的一种表现。

孔子平常跟学生说话，有时候语气是很轻松的。《论语》里有两段很明显地表现出来。第一段：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论语·阳货》）

孔子到了武城，听到弹琴唱诗的声音。孔子微微一笑说：“杀鸡何必用宰牛的刀？”子游回答说：“我以前听老师说过：‘做官的学习人生道理，就会爱护众人；老百姓学习人生道理，就容易服从政令。’”孔子接着向学生们说：“各位同学，偃说的话是对的，我刚才只是同他开玩笑啊。”

这里所谓“君子”是做官的，“小人”是老百姓，“学道”的“道”指《诗经》里包含的为人处世的道理。子游（姓言名偃，比孔子小四十五岁，是孔子后期学生中的佼佼者，文学科高才生）作为孔门弟子，他当然从老师那里学过《诗经》，然后自己在武城（今山东平邑南魏庄乡，曲阜附近的小邑）当县长的时候，把它拿来教化老百姓，教百姓唱唱诗，学习古代的艺术修养。而孔子认为《诗经》是治国的一种方法，子游学会之后拿来治理一个县，有点小题大做的样子。子游觉得老师在批评他，反驳了一通。孔子听了，有点不太好意思，只好说：各位同学，子游说的话是对的，我刚才呢，是跟他开玩笑。这段话有两个特色，第一孔子“莞尔而笑”，笑得很可爱；第二孔子说“前言戏之耳”，代表孔子也喜欢开玩笑。因为他看到学生学习之后，能够把所学用在实际工作上，他这个当老师的当然很开心。

子游这个学生是很特别的。《礼记·礼运》里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一大段描写人类理想中的大同社会的话，就是孔子参加完祭典之后，出来告诉子游的，子游把它记了下来，而且学以致用，表现出孔子学生应该有的水平。

第二段体现孔子幽默感的话是在一次大难之后。

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论语·先进》）

孔子被匡城（今河南长垣县西南）的群众所围困，颜渊后来才赶到。孔子说：“我以为你遇害了呢。”颜渊说：“老师活着，回怎么敢死呢？”

孔子有个弟子，曾为鲁国季氏的家臣阳货驾车。阳货曾经欺负过匡人，所以匡城老百姓把孔子和他的弟子团团围住。围住之后准备动手，孔子看情势危险，就拿出琴来唱诗。匡人听到传来弹琴唱诗的声音，就想会不会是搞错了，阳货这个大老粗大概不会有这么好的修养吧。一打听，果然认错人了，这才跟孔子的学生们道歉。危机解除之后，颜渊赶过来。兵荒马乱之下，劫后余生的孔子看到自己最喜爱的学生，心情大好，喜出望外。他说，颜渊啊，我还以为你遇害了呢。颜渊也很幽默，回答说，老师您还活着呢，我怎么敢死？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他们师生之间的深厚情感。

孔子在匡城事件中也说过一句大家很熟悉的话：“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上天如果不想让我们的文化传统消失，匡人又能对我怎么样呢？这是孔子的自信，他知道自己的使命是把文化传统传承下来，方法之一是教育学生。在生命遇到危险时，他把自己内心最深的信念表达出来，同时也跟学生开开玩笑，自我解嘲。

7.孔子知不知“死” #

我一个朋友在高校担任校长二十多年，退休后有一天碰到我，说你是学哲学的，能不能给我一点建议？我问什么建议。他说我现在年纪大了，很怕死，怎么办？我说你千万不要怕死，你要是不死才要害怕，怎么别人都死了就你没死呢？当然这是开玩笑，事实上死与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只不过我们中国人偏偏对“死”有点忌讳，楼房没有四楼，门牌号码没有四号，跟“死”相似的发音都不想听到。最近几年“生死学”很热门，很多学校开设了这样的课程，市面上也出版了很多书。有一本《西藏生死书》，我看了之后发现整本书并没有讲生，而是专门谈死亡的，原书名应是《西藏死者书》，但是死人的书谁敢买呢？所以写成《西藏生死书》，让人觉得对于生也可以了解。

孔子很少谈生死的问题，《论语》里有一段关于生死问题的对话，只不过不太凑巧，也不太理想。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

子路请教如何服侍鬼神。孔子说：“没有办法服侍活人，怎么有办法服侍死人？”子路又问：“胆敢请教死是怎么回事？”孔子说：“没有了解生的道理，怎么会了解死的道理？”

鬼神包括天神、地祇、人鬼等超自然的存在或力量。子路问，人应如何和它们保持适当的关系？孔子的回答很清楚：先懂得如何与人交往，然后自然知道如何与鬼神交往。在此请注意：孔子从来不曾怀疑或否定鬼神的存在，只是希望我们善尽人事，再以合宜的态度对待鬼神。子路再问死亡是什么，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一个人只有知道如何生与为何生，才能明白死的意义；若不认清生是怎么一回事，也就不可能明白死是怎么一回事。换句话说，离生而言死，只是诞妄；离死而言生，只是愚蒙。但是许多人根据这句话判断孔子连“生”都没有搞清楚，更不要谈“死”了。死亡这个题材是所有宗教都谈的话题，孔子作为儒家的代表不能谈死亡，一比就比下去了。宗教界的人会说儒家只谈活着的道理，短短几十年有什么好谈的，我们宗教谈死后有轮回，有审判，很多东西可谈。这么说其实是很冤枉的，因为孔子并不是没有搞清楚生死，只是因材施教这样告诉子路罢了。如果提这个问题的是颜渊或者子贡，孔子肯定会有不同的说法，但偏偏提问的人是子路。子路这种行动派的学生喜欢实际的政事、军事，不喜欢去做一种比较思辨的、深刻的、形而上学的思考，所以孔子才会这样回答他。（子路刚强又好勇，在乱世中恐怕难以免祸，孔子为他担心，所以提醒他要懂得如何与人相处，以及明白“生”的道理。子路后来卷入卫国父子争位的乱局，不幸死于非命，时孔子七十二岁，非常伤心。）

根据我的简单统计，《论语》这本薄薄的书里，“生”一共出现过十六次，“死”出现三十八次，有谁敢说孔子不知死的道理？一个不了解死亡的人会说“杀身以成仁”吗？会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吗？我以为“朝闻道，夕死可矣”是《论语》里最深刻的一句话。早上明白了人生正道，懂得为何而生为何而死，那么晚上即使要为此牺牲生命，也是无所遗憾的。朱熹的学生问，孔子难道不希望一个人闻道之后有实践道的机会吗？譬如听懂了道，给半年时间实践，之后再死不是比较好吗？朱熹说，当然是希望如此。但朱熹这样讲也不太对。人活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生命的转向，生命转向“道”，转向光明，发生了“质变”，一切都值得；生命如果没有转向，做再多的好事，也只是“量”，不是“质”，很可能进一步退两步。举两个简单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左右两边各钉了一个强盗。左边的强盗嘲笑耶稣；右边的强盗跟耶稣说，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儿子，就请你原谅我吧。耶稣回答，你今天晚上就能上天堂。什么意思？因为这个强盗觉悟了自己的错误愿意悔改，虽然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来不及做什么好事，但只要悔改了，就会上天堂。另一个例子大家更熟悉，是佛教所说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与孔子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不是类似的意思吗？

“朝闻道，夕死可矣”包含着一种深刻的宗教情怀，而孔子所坚持的“道”就是“仁”。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行仁即是人生的目的所在。人有自然的生命，随着时间的演进，走过生老病死的过程；但是没有人会以死亡为人生目的，却总是设定一些值得奋斗的价值理想，譬如个人的人格修养、事业成就、嘉言懿行或者家族的生命绵延、声名美誉，以及国家社会的繁荣安定，由小康走向大同等。这些价值理想的范围很广，但是可以用一个“仁”字来概括，其要点则是：每一个人活在世间，都有重要的使命，应该珍惜生命，好自为之。

8.孔子有无信仰 #

常常有人问我，孔子到底有没有信仰？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的答案是：当然有。但是孔子从来不谈他的信仰，为什么？因为信仰是一个人内心最深刻的关怀，不能随便去说，况且孔子也不是宗教家。但是我们可以从他最谨慎的三件事看出他对信仰的态度。

子之所慎：齐、战、疾。（《论语·述而》）

孔子以慎重的态度对待的三件事是：斋戒、战争、疾病。

这三件事是有顺序的，排第三的是疾病。孔子对于什么食物不吃，什么食物不多吃，非常谨慎。他生病时，会小心不乱吃药，因为古代医药卫生不太发达，人一生病，一不小心就很难治好了，岂能不慎？排第二的是战争。孔子对战争的态度很谨慎，因为战争是一种群体性的作战，决定国家的兴衰荣辱与个人的生死存亡。孔子认为战争不到绝对必要时，根本毫不考虑。譬如他称赞六个人合乎行仁的要求，但其中五位的遭遇都相当悲惨，只有一位管仲得享荣华富贵。孔子为什么称赞他？因为管仲利用外交手段避免了战争，让春秋初期各国之间通过外交和约而维持和平。“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孔子说，没有管仲的话，我们可能已经沦为夷狄，披头散发，穿着左边开口的衣服了。“被发左衽”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习俗，管仲辅佐齐桓公运用外交政策抵御北方民族对中原地区的侵扰，保护了周王室与诸侯国，使中原的典章制度和传统文化不至于消亡，所以孔子称赞他。

但孔子最谨慎的事是“斋戒”，这恐怕是很多人没有料到的。孔子对于斋戒的谨慎超过对个人疾病和群体战争的担忧。为什么？因为古人斋戒只有一个目的：祭祀。祭祀的对象是祖先与神明，合称鬼神。斋戒在顺序上排第一，表明孔子对于鬼神的诚敬态度。他尊重人的理性与职责，但并未因此怀疑和否定鬼神的存在。对于他在祭祀中的表现，《论语》中有一段话：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

祭祀时有如受祭者真的临在。祭鬼神时有如鬼神真的临在。孔子说：“我不赞成那种祭祀时有如不祭祀的态度。”

前两句话不是孔子说的，是弟子对他祭祀时的描述，形容他的虔诚。“如”在弟子看来是“好像”，在孔子则真心相信祖先成为鬼神，祭祀时庄重虔诚，好像祖先站在面前一样。学生问他，老师祭祀时这么庄重是怎么回事呢？孔子说了一句话：“吾不与祭如不祭。”一般的解释，连朱熹注解的《论语》在内，都断句成“吾不与祭如不祭”，翻译成“我没有参加祭祀，就好像我没有祭祀一样。”这根本不成话，难道别人没有参加祭祀，可以像祭祀过一样吗？合理的断句应是“吾不与祭如不祭”，我不赞成那些祭祀时好像不在祭祀的人，亦即心不在焉、马马虎虎的人。唐朝韩愈提到这句话，说孔子“讥祭如不祭者”，祭祀时态度散漫、随便，好像不在祭祀的人，孔子是予以讥讽和批判的。为什么？祭祀是何等重要的事，一个人如果对祖先都心意不诚，又怎能对别人讲求信义呢？对个人如此，对国家亦然。当时渐入乱世，人心浮动不安，信仰也趋于世俗化，祭祀是为了现实功利，缺乏虔诚态度。孔子除了以身作则外，还能多说什么？但是无论如何，他公然反对“祭如不祭”的人，也算表达了一番苦心。

从孔子对待祭祀的态度可以看出，孔子当然是有信仰的。其实，古人有宗教信仰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诗经》说“天生烝民”，天是老百姓生命的最后根源。老百姓不是父母生的吗？当然，不过父母也由父母所生，往上推溯，推到最后还是要有个最后根源，古人称它作“天”，亦即相信“天生烝民”。这是中国传统的信仰，这种信仰的影响非常深远。譬如帝王作为人间的统治者，被称作“天子”，天的儿子，代表他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来自全民信仰的“天”。“天”是老百姓的父母，天子替天行道，所以天子有义务照顾老百姓，这是他的“天命”。孔子也信“天”，但他有一个转变叫“五十而知天命”。以前很少有人敢说这样的话，因为天命是神圣的符号，只有帝王可以得到天命，但孔子说他五十岁时了解了自己的天命，亦即讲明存在人性自觉的潜能与使命，他要像“木铎”一样，教化百姓，唤醒苍生。换句话说，从孔子开始，每一个人都可以觉悟到自己的天命。以儒家来讲，这个天命就是肯定人性向善，这一生要择善固执，最后止于至善。这是每一个人应该做到的，每一个人都有的天命。

第二部　孟子的向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