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性向善 #
1.人性向善 #
人性是什么？一般人提及这个问题，会想起《三字经》开头所说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许多人认为“人性本善”是儒家的思想。但是“人之初，性本善”这六个字，既不是孔子说的，也不是孟子说的，而是宋代以来的学者概括出来的。这个“本”字是后代的解释，并非孔孟的原意。根据我个人多年研究体验儒家思想的心得，我要把这个“本”改成“向”，我觉得儒家并不主张人性本善，而是强调人性向善。
1980年我到耶鲁大学念书，初到的第一个星期就去拜访了一位神学院教授，与他谈及人性的问题。我问他：“基督教主张人有原罪，岂不是言人性本恶，是否太消极了些？中国人主张人是本善的，较积极，也较为正面。”我还将“人之初，性本善……”背给他听。结果这位教授不跟我讨论经典，只问我：“中国社会中有没有坏人？中国人会不会做坏事？”“会。”“人性若是本善，恶从何来？”一句话把我问得哑口无言。我当然可以反问：“西方人会不会做好事？人性若是本恶，善从何来？”但我也料及他定会说：“善从上帝来，你信上帝吧！”如此一来，不但辩论输了，也让中国儒家思想有点“灰头土脸”的感觉。
“人性本善论”过于幼稚、天真，且不顾现实，与我们的实际生活经验脱节。人性若本善，那么人为何要受教育？所做的善行又值得称赞吗？答案都是否定的。“人性本善”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实际经验及初步反省。
自从和那位神学院教授谈论后，我始终在思索儒家思想的真正精神所在。何谓人性？在《论语》中，孔子很少直接谈这个问题，虽然他说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句话，但没有进一步阐释人性，因为当时没这理论的要求。换句话说，孔子的学生中没有人会想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只有子贡曾提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孔子没有跟他说人性方面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以子贡的资质不适合跟他谈人性，只有颜渊可以谈，但颜渊对孔子心悦诚服，且不幸早死，所以没有这方面的记录。
孔子不谈，并不代表他对人性没有清晰的主张；相反，他对人性的观察是十分深刻的。他从经验界看到人有各种弱点。譬如“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不曾见过任何人爱好美德像爱好美色一样。爱好美色是生物性的本能，爱好美德呢？如果后者也是天性，那么它的力量显然不是绝对的或全面的，因此不宜说人性本善。顺着这一思路，孔子提醒人在每个阶段都要警惕：“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人不能没有血气，血气有各种毛病，如此一来，怎能说“人性本善”？没有说“人性本恶”已算是客气的了。
所以，孔子根本不曾说过人性本善，他只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习”代表后天环境、习染造成的结果，人人有别；“性”代表先天本来面目。但是，既然是人所共具的先天本性，孔子为何不说“相同”，而说“相近”呢？答案一：如果人性原本具有某种可以称之为“善”的东西，则应该说“性相同”。换言之，如果有人主张“人性本善”，同时又宣称“性相近”，那么我们可以追问：善是“质”还是“量”？是“量”才有程度多寡，才可说是相近。但是，善怎能以“量”来计呢？若是“质”，则非有即无，如何相近？答案二：人性并无善恶，只有“善的倾向”。就“倾向”而论，可以说人人皆具，但是敏锐程度各不相同。换言之，只要是人，就是向善的，他的内心必然会对某种状况感到“不安”或“不忍”。有些人见了落花就流泪，有些人不到亲自受苦不觉得难过，程度相去甚远，但是必定都有“不安”“不忍”的可能性。
事实上，心安不安、忍不忍是儒家人性论的基础，也是理解孔孟思想的入门的关键。这个关键在孔子和宰我关于“三年之丧”的对话中体现得很明显。宰我质疑“三年之丧”，认为守丧三年时间太长。人文世界不行礼乐，礼乐随之瓦解；自然世界一年为循环之期，守丧何不也以一年为期？孔子听了，只问他：如果守丧一年，你就恢复平日的生活享受，吃好的，穿好的，“于女安乎”？你心里安不安呢？很多人讲中国禅宗“直指人心”，事实上孔子早就“直指人心”了。他没有跟宰我讨论守丧三年的人文与自然这些外缘条件，却把焦点指向人心，要看你内心安不安。结果宰我回答：“安。”孔子只好说：“女安，则为之。”你心安的话，就那么做吧。
换句话说，孔子对人性的理解在于人心有安与不安的能力。人性不是静止的，人性是动态的、活泼的。作为一个人，最主要的特色在于他有自由，他可以选择。离开自由选择的能力，就没有人的问题。正因为人可以自由选择，所以人心是“活的”，它有一个趋向，这个趋向受到阻碍时，会产生反作用让内心觉得不安。那么，孔子为何认为守丧三年才会心安呢？宰我离开后，孔子谈了理由，“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这十二个字正是我们了解儒家人性论的出发点。在孔子看来，人心对父母的深情是由具体的成长经验所孕生的。小孩子生下来到了三岁，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生理上长期受到父母照顾，心理上也形成了与父母相互关怀的情感，始终会感念父母之恩，所以父母过世，守丧三年是很合理的。也就是说，“三年之丧”代表伦理，“于女安乎”代表心理，“子生三年”代表生理。人性是由生理、心理、伦理三者连贯而成。儒家人性论的焦点在于心之自觉能力，它是以生理为基础，并以伦理为发用的。由于心安与不安的程度，人与人之间确有不同，因此只能说“人性是向善的”，有的“向”力量强，有的“向”力量弱，这是因天生的资质与后天的遭遇不同而有所区别。
孔子之后，孟子是儒家的重要代表。孟子的思想除了强调“推行仁政”外，对于人性也提出了更为系统的解说。孟子，名轲，鲁国邹（今山东邹城）人。关于他的生平，至今并无定论，一般认为是生活在公元前372—公元前289年之间，亦即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的中期。当时存在的还有二十国左右，其中七国争雄，都想兼并天下。司马迁在《孟子荀卿列传》中记载孟子，说他“受业于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出，子思是孔子的孙子，而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因此从孔子到孟子是第五代。孟子先是“道既通”，所通道自然是“唐虞三代之德”以及“仲尼之意”。接着，他效法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周游列国，到处宣扬“仁者无敌”的思想。可惜没有一国国君能够实行他的这种理论。从战国时代的大趋势来看，孟子的观点显然不切实际；从孟子的具体遭遇看来，连他自己也承认并未成功。但他为什么再三强调“仁者无敌”，百姓归向仁者是出于无法遏阻的天性呢？这与他对人性的看法有关。孟子对人性有一个很好的比喻：
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
这段比喻论证力极强。他说牛山上的树木长得非常茂盛，但不幸的是它邻近都城，有些人为了盖房子把树木砍光了，有些人放牧牛羊把花草吃光了，结果好好的一座山变成了秃山。请问：秃是山的本性吗？显然不是。那花草树木是山的本性吗？也不是，因为如果是本性，怎么会被砍光、吃光？在此，“花草树木”代表人性本善，“秃”代表人性本恶，两者皆不是山的本性。那么，山的本性到底是什么？是“能够”长出花草树木，只要给它机会，它就会长出新的芽。换言之，山本身并不显示本性，我们所见到的“秃”或“草木茂盛”只是山的现象。山的本性是只要有了雨水、朝露，新的芽就会长出来。若新的芽被吃光，变成秃山，再给它机会，山又会长出新芽，变成花草树木。因此，山的本性在于“能够”，而不在于“是”什么。“能够”就是一种潜能、趋势和力量。人也是一样，人的本性是善，是恶？都不是。人的本性是向善的，只要给予机会，且存养扩充，就是善的；否则“旦旦而伐之”，久而久之心灵也会麻木。儒家谈人性时，此点是非常精彩的，人性是种趋向，说明人生是开放的，永远是一种对自我的要求，且此种要求由内而发，不是由外在给予的。因此，人活在世界上就可以实现自我向善之本性。
也许有人怀疑，那也可以说人性向恶啊。因为人性只是“向”善而已，你也可以选择恶，那为什么说向善，不说向恶呢？举个简单例子：我今天早上起来，不孝顺父母，不尊敬兄长，心里觉得不安、不忍，这就证明人性向善。反过来说：我今天早上起来，不去杀人放火，不去打人、骂人，心里觉得不安、不忍，这是人性向恶。请问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哪一种呢？当然是前者。再举个例子：在公车上遇到老人不让座，会觉得良心受煎熬，这便是人性之所在。因此，人的心是种趋向，如果不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或者去做不该做的事，心里自然会产生一种压力，无法面对自己。这就是儒家的“人性向善论”。
2.善是什么 #
人性向善，善又是什么呢？这是儒家思想的又一重点。首先，善是一种价值。价值不在某个地方，它要有主体的选择才能呈现。例如这里有两个杯子，一个装钻石，一个装水，你说哪一个比较有价值？大家一般会说：当然是装钻石的比较有价值。但假使今天身处撒哈拉沙漠，水的价值恐怕就比钻石高得多了。因此，水和钻石不是没有价值，而是与价值无关，它们只是纯粹的事实，任何价值都需要经由人（主体）的选择才能呈现出来。譬如山上有一朵百合花，在没有人爬上这座山、看到这朵花之时，百合花只是存在而已，没有所谓美不美的问题。但是如果有人看到这朵花，说：“这朵百合花真美，我喜欢它。”在他喜欢的过程里，这朵花美的价值就呈现出来了。再譬如大家如果都说黄金比铁差，那么黄金的价值就会立刻贬低。其实，黄金、铁、石头、钻石有什么差别呢？对动物而言是没有差别的。你见过哪一只狗喜欢黄金或哪一只猫喜欢钻石呢？又或者哪一群鸟夏天往北飞或冬天往南飞的时候，会带着粮草走呢？只有人类在搬家时才会带着家当，选择这个，选择那个。因此，价值是人所特有的问题。离开了人类世界，宇宙万物只是事实而已，不是价值。价值只对人类有效，亦即只有人类才可以让价值呈现。因为人有选择的自由，有了自由选择，价值才可通过选择而呈现出来。
善是一种价值，因此善也是人所特有的问题。离开人的世界，就没有所谓善的问题。以《鲁滨孙漂流记》为例，鲁滨孙是孤岛上唯一的人，不会有人评判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只有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无所谓好坏。任何善或恶必须放在两个主体间的相互关系中才能呈现，离开了人群的脉络，则无善恶可言。人性是向善的，因此人也必须在人群中实现自我。这是儒家一个很重要的见解。
那么，人与人之间如何来判断善？这是一个大问题。譬如我们说一个人很孝顺，但他不一定是好的朋友；一个人是好的朋友，但不一定是好的老师；一个人是好的老师，但不一定是好的父亲。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一个人要把所有的“好”都做到，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当你说一个人好时，不能抽象地说他好，必须指出他对谁好，离开他所对的对象，他的善根本是空洞的，是假的东西。做善人可不可能？理论上可能，但实际上不太可能。因为善人必须满全一切适当的关系，把他所有相关的人对他的期许都完全加以实现，使其人际关系网上没有一点缺失，这才叫作善人。这其实是不太可能的，不太可能不是因为能力不够，而是因为一个人一生中要扮演的角色多种多样，但这些角色之间往往相互冲突。举个简单例子，一个男孩结婚后，发现他不可能同时做一个好儿子和好丈夫，不能同时满足两个人的要求。妈妈和太太同时要求你做不同的事，你该听谁的？你只有一个人、一个时间，到底该做哪件事？这就是矛盾。这也就是在人的社会里会那么辛苦，在人生里充满挑战、考验和不幸的原因。大家不能互相体谅，都只从自己的角度看对方该有的责任和要求，而忽略了他还有其他角色要扮演，还有各种责任要去满足。于是，就会产生误解与怨恨。所以孔子才说：“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论语·述而》）我没有见过善人，只要见到有恒的人就够了。“有恒”是指人的内心有向善的要求，虽然做得不完美，但仍然心向往之，设法努力去做。
儒家思想的意义就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是善人，但是每一个人又都可以成为善人。生命充满向前开展的动力，人性是趋向善的，这种力量由内而发，没有人可以彻底消灭它，所以对人性要永远抱着希望。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行善是无穷的要求，不能有所间断。我们在世界上所见的，只是做了一件好事或几件好事的人，哪里有好人呢？你说他今天是好人，那么他明天能不能变成坏人？绝对可以，下一刹那就可以变成坏人。事实上，他也不是坏人，只是做了一件坏事的人。一个人做坏事是其人性扭曲发展的结果；做好事则是人性正常发展的结果。人性是一种趋向，是开放的，是等待被实现的潜能。此点若能掌握，就可以由内而发对自己有所要求。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们只要活在世界上，就要经由不断的努力奋斗，使自己越来越好，使我的人格越来越高。但你行善绝对不是负担，而是真正的快乐，因为这快乐完全符合“人性向善”对自我的要求。当你满全这种要求时，你就享有最大的快乐。
3.心之四端 #
孟子认为“性善”，心是关键。人有自由，可以选择各种行为的表现。但表现出来的都是现象，内心才是我们的本质所在。如何知道人的本质呢？孔子会问，你心安不安呢？孟子则会问，你心忍不忍呢？我们对于别人的遭遇，会有自发的感受，亦即所谓同情之心。孟子非常重视这种感受。他说：“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我们看到一个小孩快要跌到水井里去的时候，心里都会感到惊恐、怜悯；并不是想跟小孩的父母做朋友，也不是想在乡党朋友中被称赞，更不是不喜欢小孩的哭声——我们就是没有任何目的、理由地，纯粹是自动自发地对“孺子入井”感到心里不忍。为什么会不忍？因为这就是人性，人性是会不忍的。这是孟子对人性的基本理解。
这个理解在今天看来似乎难以用实验证明。今日生活条件异于往昔，水井已经难得一见了，不然也成了供人参观的古迹了，孟子的比喻很难激发起我们的想象力。不过几年前美国得州的一则新闻，倒是证实了孟子的说法。得州有一个四岁的小女孩不慎失足，落入一口枯井中。此事经媒体报道后，成为上自美国总统，下至贩夫走卒都极为关心的事。副总统还亲自慰问了小女孩的家人，许多人纷纷为小女孩祈祷。这份同情心使许多人重新发现自己内在的向善要求。可见人不分古今，地不分东西，恻隐之心确实是人的本来面貌。因此，孟子才会肯定地说：
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
由此看来，没有怜悯心的，不是人；没有羞耻心的，不是人；没有谦让心的，不是人；没有是非心的，不是人。怜悯心是仁德的开端，羞耻心是义行的开端，谦让心是守礼的开端，是非心是明智的开端。人有这四种开端，就像他有四肢一样。
孟子连说了四个不是人，有人觉得会不会太夸张了，没有这四种心，真的就不是人吗？你听到孟子骂你不是人，你很生气，他会说恭喜你，你又变成人了，因为你生气了，说明你还有羞耻心。这就是儒家的思想，儒家认为人在自然情况下的直接反应，才能表现出内心的真实情况。不过，孟子说人心有四种开端，并没有说人有四种善。开端代表萌芽、开始。四种开端如果发展扩大，才可以形成仁、义、礼、智四种善。善一定是你去行动之后才能实践的。譬如“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只是善端，而并非善的完成，善的完成还需以行动去实践。因此，一个人只需有此心，就是人；是否有仁爱的行动，那是第二步的问题。万一连此心都丧失，表示麻木不仁，无从感受别人的遭遇，那就是“非人”了。其次，恻隐之心有程度不同，有些人较为敏感，不仅对别人不忍，也对一些小动物不忍，甚至会像林黛玉一样，见了落花也掉泪。有些人则比较迟钝，非要等到重大刺激才觉悟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同胞亲情。不论敏感还是迟钝，只要还有感受力，就还有希望。希望在于能够扩充此心，努力行仁。像孟子说的，“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火开始燃烧，水开始畅流，看起来小小的源头，最后竟可以成就伟大的善行，而这一切都出自一点恻隐之心。
孟子还把人性比喻成水。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孟子·告子上》）
人性对于善，就像水总是向下流。人性没有不善的，水没有不向下流的。现在，用手泼水，让它飞溅起来，也可以高过人的额头；阻挡住水让它倒流，可以引上高山。这难道是水的本性吗？这是形势造成的。人，可以让他去做不善的事，这时他人性的状况也是这样的。
水的比喻十分恰当：正如“下”是水之“向”而非水之性，“善”也是人之“向”，而非人之性。什么意思呢？用手泼水，用管子接水，让水倒流，这是外在的形势。我们有时候说“形势比人强”，外在的形势会改变水的自然趋向，一个人去做不善的事，也是受到了外在形势的影响。换句话说，如果让一个人自然发展，他会顺着本性行善；相反，外面的形势恶了，人也就为恶了。所谓“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孟子·告子上》），一个时代经济繁荣，年轻人就好吃懒做；经济条件不好，年轻人就会凶暴，比如抢劫什么的。孟子的意思是说，一个时代的经济好坏对于年轻人会有直接的影响。一个社会必须在政治、经济、教育上设法造成一种自然的、正常的状况，让每一个人都能去自然发展，这时人性向善表现出来就好像水向下流一样。以“水无有不下”来比喻“人无有不善”，人与善的关系，必然是人性向善，而不是人性本善。心有“四端”就是人性向善的力量。
4.人禽之辨 #
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什么地方？这在《孟子》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你要了解人性，就要知道人和禽兽的差别。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
孟子说：“人与禽兽不同的地方，只有很少一点点而已，一般人丢弃了它，君子保存了它。舜了解事物的常态，明辨人伦的道理，因此顺着仁与义的要求去行动，而不是刻意要去实现仁与义。”
“几希”是差别很小。孟子认为，人与动物的差别很小。首先，人与动物在身体上很类似：我们有五官，禽兽也有；我们有四肢，禽兽也有。其次，人与动物在本能上很相近：人吃饭的时候与狗没啥两样，皆出自一种饥饿的本能；人睡觉的时候和猪没啥两样，皆出于一种休息的本能。人之所以与动物不同，绝非凭借人的身体、本能或四肢五官，而是要凭借其他的东西。
孟子由此提出“大体小体”之说，把身体称为“小体”，“小”代表不重要、次要；把心称为“大体”，“大”代表重要。大体在内，小体在外。人与动物共同具备的是“小体”，而人所特有的才叫“大体”。“大体”就是人心的“四端”（由之产生仁、义、礼、智）。孟子说：“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四端与四体皆属人之体，分其大小，是指人应以“大体”为重，也即心够不够灵敏，能不能自觉和真诚，是其关键。所谓人性在于心，孟子认为去掉这个心的是一般人，保存下来的是君子。问题在于，如果这个心可以去掉，也可以保存，那么去掉之后怎么办？是不是一旦去掉，就永远去掉了？一旦保存，就永远保存了？当然不是，否则就不用谈教育了。心，可去可存，代表它是动态的。如果说人的本质是善的，那本质一旦去掉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强调人性向善，人性是一种动态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于心能不能够觉察。譬如有时候我们好像不太敏感，看到老人家摔跤没感觉，如果有感觉，你马上就上前去帮他了。这种真诚自觉，自我要求去做该做的事，是儒家对于人性基本的规定。如果你没有真诚自觉，善有什么用呢？无法表现为行为。孟子说，君子能够真诚自觉地保存这个善，一般人却把它去掉了，去掉之后，人不就跟禽兽一样了吗？所谓“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人吃饱了，穿暖了，生活很优哉，但如果没有受教育，就跟禽兽相差不远了。为什么？因为与禽兽不同的这个心没有了。儒家教育的目标即在助人恢复本心的向善自觉，同时以政治及社会各种合理的规范来助人完成心之要求。
接着，孟子提到了舜。尧舜是儒家推崇的典范人物，孟子尤其喜欢舜。他说，舜正是因为体察了人性内在向善的力量，所以“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由内而发去行善，而不是刻意有仁和义的行为，因为仁和义的要求是由内而发的。这说明我们在德行方面的表现不是别人叫我做的，不是我做给别人看，而是内在的力量叫我把善做出来的。人与禽兽的差别就在这里。孟子说“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一个人如果每天只知道保养自己的身体，那只能算是小人，因为他忽略了更重要的内心的要求。不过，“养其大体”如何养呢？
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
孟子说：“修养内心的方法，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了。一个人如果欲望很少，那么内心即使有迷失的部分，也是很少的；一个人如果欲望很多，那么内心即使有保存的部分，也是很少的。”
养心的最好办法莫过于清心寡欲。清朝皇帝有养心殿，“养心”就是提醒皇帝“寡欲”。道家也有类似的说法，庄子说：“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一个人如果欲望太多，领悟能力就浅。为什么？因为你往往只能看到事物的表面现象，看不到内在的真相，你的生命没有根，不可能有真正的快乐。所以在心的修养方面，儒家和道家有相通之处，先要从减少身体的欲望开始。儒家的价值观很清楚，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你要追求的不是有形可见的身体上的满足，物质上的享受——这方面的满足和享受到一定时候就会刺激递减，会觉得没什么特别的乐趣；而要进行德行上的修养，设法让心的“四端”发展出来，成为仁、义、礼、智四种善。“小体”存在的目的是让“大体”可以实现其向善潜能，这才是人和禽兽最大的差异所在。
5.三种快乐 #
人性如果是向善的，行善就是天下最快乐的事，因为它符合人性的需要。所以有人跟孟子说：当天下的帝王很快乐吧？孟子说，王天下不算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快乐有三个：
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孟子·尽心上》）
父母都健康，兄弟姐妹无灾无难，这是第一种快乐；对上无愧于天，对下无愧于人，这是第二种快乐；得到天下的优秀人才而教育他们，这是第三种快乐。君子有三种快乐，而称王天下并不包括在内。
很多人觉得奇怪，在今天这种时代，谁不希望当国家领导？孟子居然认为比不上这三种快乐。首先，父母健在，兄弟姐妹也没有灾患，那就是人生至乐了。为什么呢？因为父母在，才能引起我的孝顺之心；兄弟姐妹在，才能引起我的友爱之心，“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为了做一个完全的人，完成我有意义的生命，我必须有父母兄弟维持这两个最重要的关系网，所以父母兄弟都在，可以使我不断实践孝悌自然的要求，人生还有比这更快乐的吗？即使是万人欣羡的功名利禄，又怎么比得上家人团聚的天伦之乐呢？
有人说，孟子这是家族主义，这种快乐好像狭隘了一点，每个人都能得到嘛，孟子为什么把它列为第一种快乐呢？这跟孟子对人性的看法有关。孟子认为，人活在世界上与别人相处，他的情感是由近到远，从家庭到社会慢慢推广出去的。譬如我的父母健在，兄弟平安；我出门看到别的老人家，就想到自己的父母，尊重他们；我看到同学、同事、朋友，就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兄弟姐妹，关心他们。相反，一个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孩子，成长经验比较痛苦，从小没有家庭长幼的观念，也许不会对别人生起特别强烈的感情，不容易把孝顺、友爱的心推广出去。因此“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之乐，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家庭中心主义，而是发现了人性的真相，必须由近及远，逐渐把人性内在的萌芽推广出去，这是人性正常的发展。儒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就源于此。
第二种快乐“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后一句好理解，就自己的为人处世来说，在与他人有关的部分，尽到我的责任，不做任何对不起人的事。譬如我没欠别人钱，也没有不守信用，我跟每一个人来往都是光明坦荡的，我对别人不觉得有什么惭愧，这种无愧的心情所孕发的自信与自得，是快乐的。但是，“仰不愧于天”，天又是什么？从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开始，儒家的“天”就具有特别的意义。譬如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你得罪了天，就没有地方可以祷告了。你欺骗得了人，欺骗得了天吗？儒家的“天”，不是自然界的天空，而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是人类生命所要面对的最高神明，它可以主导人类的善恶报应。古代帝王自称天子，要祭天。古代人提到天道，说它“福善祸淫”：你行善，天给你福气；你作恶，天会惩罚你。所以要“仰不愧于天”。你要无愧于上天赐予你的人性，人性向善，所以你要择善固执，止于至善。你选择善去做，而且做到了，你就无愧于天了，同时你还会从内在产生一种快乐，满意自己的作为。因为善由内而发，快乐也由内而发，这是儒家的思想。
第三种快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当老师的最清楚了，能得到天下的优秀人才来教育他们，确实是人生一乐。不过，谁是优秀人才？智商高，或者考大学的分数高，就是人才吗？错了。儒家从来没有把光会念书的人当作优秀人才，优秀人才还要有一种德行修养，有一种上进心，只要你有心上进，生命就会向上发展，人性向善的要求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展现出来。也即儒家所理解的“英才”包含了道德实践的要求，一个人光有学识还不够，必须进行道德实践，才能走上成全自我的道路。而通过教育，尤其是针对天下英才的教育，我们的理想可以承前启后，逐步提升，眼见文化命脉由一群仁智兼备的青年传继下去，想象国家的未来前途日益光明，这种快乐显然要比自己一个人志得意满更为踏实。
以上三种快乐，第一种快乐是人人皆可珍惜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平平安安，可以让你的人性从家庭慢慢推展到社会；第二种快乐是人人皆可实践的，对上无愧于天，对下无愧于人，把天给你的向善的人性充分实现出来；第三种快乐则是人人皆可努力支持赞助的，能够在自己年纪大的时候，教育天下很多有心上进的年轻人，把自己的经验心得传授给他们。这三种快乐中，第一乐和第三乐都不能由我们来决定。父母、兄弟的健在与否不是我们所能掌握的，而学生素质的好坏也要靠缘分。只有第二乐仰俯无愧，完全操之于自己。孟子曰：“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当我们反省内心，发现自己诚恳，可以对得起自己，那便是无比的快乐了。
第二章 人格之美 #
1.修养六境 #
儒家的美学思想，基本上有两个主张，第一是人文之美，第二是人格之美。主张人文之美的是孔子，主张人格之美的是孟子，两者不一样。在《论语》里可以发现很多地方表现人文之美。简单来说，人文修养所表现的美，就是人文之美。这种修养不仅仅是读书、求知，也包括诗教和乐教；在今天这个时代，则包括了对音乐、绘画、电影、戏剧、小说等各种艺术的爱好和欣赏能力。以孔子为例，他强调《诗》《书》《礼》《乐》《易》五经。《诗》是中国古代的文学，乐是中国古代的艺术或音乐，两者是中国古代最典型的艺术陶冶和人文修养。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一个人要成为真正的人，必须有《诗》、礼、乐三方面的修养。诗教启发人的原始情感，抒发出来可以发现人我的相通性，自然而然会关怀别人、同情别人。孔子教育弟子，重视诗教。他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诗，就无法和别人交谈，因为古人说话，喜欢使用比喻或典故，以适当的方式表达情感。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到一个国家，看到老百姓温柔敦厚，就知道这是诗的教育所成就的，足见孔子对诗教的重视。
至于乐教，孔子本人有相当高的音乐修养，精通琴、瑟、磬这些乐器。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照样弦歌不辍，曾经在齐国听过韶乐之后，“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弟子们记录他的生活起居，“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只要那一天不哭，孔子就可能会唱歌，足见他对音乐的爱好和痴迷。如此深厚的艺术修养，使他本身成为人文之美的体现和结晶。弟子说他“温、良、恭、俭、让”“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他进退有节、中规中矩、举止优美、恰到好处。《论语》记载孔子在朝廷负责送宾客出去，走路“翼如也”，像鸟的飞翔一样；连走路的姿态、手摆动的姿势，都经过特别的训练。这样的人，你一看到，就觉得是宇宙大自然一个精彩的结果，在任何地方都是“发而皆中节谓之和”，非常和谐。子贡形容孔子像“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实在非常恰当。但是，这种人文之美的达成需要很多条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譬如，一个人如果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大概很难具备诗、乐这些艺术修养。如果他还是要求一种美，只有走上人格之美一途，这正是孟子所走的路线。
孟子强调人本身具有的条件，不必过于依赖传统或靠别人教育，而要由自己的人格通过某种修养，达成人格之美。也就是说，要达成人格之美，是不需要外在条件的，不管有没有受教育，即使是文盲，也可以追求人格之美。人格之美的基础是什么？人性向善。美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品质，而是经由长期努力，实践内心向善的要求，达到完美无瑕的地步所表现的境界。这种境界表现出来，就是善、信、美、大、圣、神人格六境。
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
孟子说：“值得喜爱的行为，叫作善；自己确实做到善，叫作真；完完全全做到善，叫作美；完完全全做到善，并且发出光辉照耀别人，叫作大；发出光辉并且产生感化群众的力量，叫作圣；圣到人们无法理解的程度，叫作神。”
这几句话听起来很简单，但容易引起误解。有位美国学者翻译成英文，说“可欲之谓善”，所以牛排是善的。我们听了都觉得奇怪，怎么孟子忽然讲到吃牛排呢？这里的“欲”不是指形体所对的感官世界，如食与色这些可欲之物。孟子以形体为人之“小体”，而以心灵为人之“大体”。“可欲”是指心灵之对象，如孝、悌、忠、信这些道德行为。譬如我坐车，看到一个年轻人把座位让给老太太，会觉得很喜欢，虽然我不认识他，但是他行善我看到后得心中喜悦。这说明人性向善，任何一种善的行为，不用别人讲，你自己就觉得很喜欢。
第二，“有诸己之谓信”，“信”代表“真”，“有诸己”是在我自己身上，我做到了，叫作真。说明我本来只是向善，但是如果真的行善，我就是一个真正的人。换句话说，一般我们跟别人来往，只是在社会上互动而已，不见得真诚，也不见得真的做到那些善的行为。我喜欢善与我行善是两回事。孟子强调你自己真的有这些善的行为，才是真正的人。说来有趣，儒家强调真正的人要行善，道家的庄子也发明一个词叫“真人”。他对真人有许多描述：“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庄子·大宗师》）你一看就知道做不到。儒家讲的真人相对来说容易做到，它是以善做基础，我去行善就代表我是一个真正的人。
第三步叫“充实之谓美”，这是明白人格之美的关键一句。“充实”是指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对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善，没有任何缺漏或遗憾。譬如在家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在校尊敬师长、友爱同学，在外遇到陌生人有困难，可以伸出援手。如果你在一切行为上都做到了善，那你的人格就没有缺陷了，就可以称作“美”了。
但是，这还不够，你只是自己受用而已，还要做到第四步，“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你自己做到善之后，还能发出光辉照耀别人，使人看到之后，想跟你学习，这就是“大”了。我们看到有很多伟大人物，尤其宗教人物的画像，头上都有光圈，表示他能够发出光辉。这是各个民族不约而同的做法，一个人因为理性产生智慧，又有德行和良好的修养，这个人出现的时候，可以发出光辉来照耀别人。孟子说过一句话叫：“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大人”是德行完备的人，大人要做什么事呢？四个字“居仁由义”，存心处心都以仁德为主，做事处事都顺着义去做。儒家的思想说穿了，是从仁义一路走下去，到最后一个平凡人成为一个大人。成为大人之后，孟子还有很多描述，譬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像小孩子一样，心灵非常纯真。但小孩子心灵纯真，为什么不是大人？因为你可能天真幼稚，而大人是在了解所有事物变化的道理之后，依然能保持一颗纯真之心，这才叫大人。
第五种境界“大而化之之谓圣”，圣人能产生一种力量，感化群众。我们今天讲“大而化之”是另一种说法，好像这个人不拘小节，很多事情无所谓。孟子的原意是能够产生感化百姓的力量，化民成俗。圣人在上实施仁政，下面风动草偃，闻风景从，整个时代、整个人群都改变了，都可以行善避恶，这就是圣人的功绩。庄子有一句话叫作“内圣外王”，我里面是圣人，外面是帝王，才能产生力量。否则你光是圣人，没有帝位，有光辉也不能照耀百姓，有力量也不能感动百姓。
最后一重境界最奇妙，“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什么叫作神妙莫测呢？什么叫“不可知之”呢？人生的很多境界，不要先去划清界限，境界是无法去限制的。一个人的修养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和大家一样，但他内心达到的层次，你是无法了解的，因为你没有体验。佛教里谈到最高境界常用一个词叫“不可思议”。基督教中世纪后期也谈到，最高的神是一个无法去了解的神，是一个理性所不能了解的、隐藏起来的神。不管是佛教、基督教还是儒家，都认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不是人的理性可以了解的。人对自己的人格修养，一定要保留这种无限上升的空间，修养到最后恐怕让我们觉得人可以变得跟神很接近，可以牺牲奉献，可以死而后已，可以完全不在乎个人的利害得失。有人问，这样的人可能有吗？可能。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人朝这个方向努力。
善、信、美、大、圣、神，是人格之美的六种境界。能做到吗？不容易。孟子有一个很好的学生叫乐正子，孟子说他只做到信与大之间，“二之中，四之下”，连充实之美，都没有完全做到。一般人大都如此，有时挂一漏万，有时力不从心。但在孟子来说，人格之美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并且应该做到的。
2.浩然之气 #
小时候读文天祥的《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后来我到美国，看到美国人把“天地有正气”翻译成“天地之间有‘正确的空气’”，觉得太离谱了。因为中国人所谓的“气”，不光指空气，也指精神力量。“天地有正气”指的是一种正义的精神力量，而这个思想来自孟子。
孟子有很多学生，学生请教他，老师，您胜过别人的地方在哪儿呢？孟子说，我有两点跟别人不一样，第一，“我知言”，能辨识言论，逻辑思维能力很强，知道怎么判断别人说话的用意；第二，“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学生进一步问，什么是浩然之气呢？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说：“很难说清楚的。那一种气，最盛大也最刚强，以正直去培养而不加妨碍，就会充满在天地之间。那一种气，要和义行与正道配合；没有这些，它就会萎缩。它是不断集结义行而产生的，不是偶然的义行就能装扮成的。如果行为让内心不满意，它就萎缩了。”
古人认为，“气”原是一种实质的东西，为有形质的宇宙万物的共同因素，也为人的形体所具。由于人是身心合一的整体，所以可以凭借心志的修养而凝结形气，再突破形体的局限，达到与天地相通的境界。孟子曰，“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真正的君子经过之处都会感化百姓，心中所存则是神妙莫测，造化之功与天地一起运转。很多人看到这样的话觉得很难理解，什么叫作“上下与天地同流”呢？人是一个个体，天地这么大，我怎么跟它同流呢？这就是孟子所讲的浩然之气，是把人的生命力发挥到极限，与万物相通，塞于天地之间。要培养此气，有三个条件：第一是用“直”来培养，“直”包含两个意思，一是真诚，二是正直；第二用“义”来培养，义者，宜也，代表在各种情况下，你说话做事的正当性，也即你随时要用理性做判断；第三用“道”来培养，“道”代表人生的光明大道，譬如行善避恶、孝顺守信等。因此，培养浩然之气说穿了是一种道德实践。一个人如果做任何事都能够真诚而正直，所做的事都是正当的，所走的路是人类应该走的，那么他就是在培养浩然之气。这种内外合一、身心一致的作为，久而久之使人感受到整体的生命之力，动静自得，人我相应，甚至万物亦可相摩相荡，以至可以通于天地，亦即发生可大可久的影响。
孟子提醒我们，“浩然之气”的培养要“集义所生”，必须循序渐进、由小到大、由近及远，长年累月慢慢做，每天做，长期连续做下去，才能有成。如果只是一曝十寒，做几次休个假，或者有人在的时候做一做，只做表面功夫，是不会有效果的。儒家思想特别强调“慎独”，一个人独处时要能耐得住寂寞，面对完整的自己，认清自己的真正意向，人生所有修养的功夫都从“慎独”开始。更重要的是，“集义”必须发自内心，有源有本，绝不能由外在的角度去衡量得失，更不能由外在的力量去帮助它达成。因为这种气，“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一定要在行事上努力，但不可预期成效；内心不能忘记它，不可主动助长。孟子举了一个例子，说宋国有个人，老是担心自己的禾苗长得太慢了，就每天去把它拔高一点，结果禾苗都枯萎了。孟子说，天下不帮助禾苗的人很少啊，以为养气没有用处而放弃的，是不为禾苗锄草的人；主动助长的，是揠苗助长的人，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伤害了它。因为在道义方面的成就，绝对没有侥幸的余地。我们唯有自己发心立志，集义养气，才能体会到这种令人向往的境界。
儒家对“气”的看法，从孔子到孟子经历了一个变化。孔子认为人有“血气”，血气会带来问题。所谓“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血气“未定”“方刚”“既衰”都不好。孟子进一步说明，气有两个层次，第一种气和身体有关，代表各种可能出现的欲望，亦即孔子所说的血气。血气不代表人的本质，如果把血气排除，人性可能是本善的。第二种气则和心志、志向有关，一个人如果能以心志为主导，以身体、行动来配合，坚持下去，就可以排除杂念，内心充满浩然之气，而这种浩然之气是可以跟天地的各种力量相结合的。怎样结合呢？说起来有点神秘。谈到人生修养，许多话是没有办法说清楚的，你必须自己去体验才行。譬如从现在开始，每天认真地去做一点好事，不要求立刻有效果，不要求立刻变成不一样的人，但是只要你长期坚持去做，时时惕勉，不松懈，一定会体会到那股“浩然之气”到底是什么。
3.三种勇敢 #
仁、智、勇是儒家的“三达德”。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行仁的人一定有勇气，勇敢的人却不一定能行仁。什么意思呢？勇是从仁的实践而来，一个人如果立志行仁，就会表现出诸如勇敢、正义、诚实、孝顺等美好的品格。反之，就不一定了，勇敢的人未必可以称得上仁。但什么是勇敢呢？这是一个问题。说到勇敢，很多人会联想起司马迁写的《史记·刺客列传》。他笔下的刺客，个个勇猛异常，视死如归，令人敬畏。孟子也曾谈到三种勇敢，第一种勇敢就跟刺客类似。
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子·公孙丑上》）
北宫黝这样培养勇气：肌肤被刺不退缩，眼睛被戳不逃避；他觉得受到一点小挫折，就像在公共场所被人鞭打一样；既不受平凡小民的羞辱，也不受大国君主的羞辱；把刺杀大国君主看成刺杀平凡小民一样；毫不畏惧诸侯，听到斥骂的声音一定反击。
北宫黝是古代的勇士，他培养勇气的方式很残忍，不怕疼，不怕苦，“不肤挠，不目逃”，一般人很难做到。而且“恶声至，必反之”，听到有人斥骂他，必定要反击。这样的人确实很强悍，一个人如果连死都不怕，你就对他毫无办法了。像老子说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百姓被逼得走投无路，连死都不怕了，你再用死来吓他是没有用的。但是这种勇敢，一听就好像要同归于尽了，而且需要的条件太多，武功要过人，身体要强壮。这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这属于一种向外发散的勇气。
第二种勇敢，孟子以另一个勇士孟施舍为例：
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子·公孙丑上》）
孟施舍这样培养勇气，他说：“对待不能战胜的，就像对待足以战胜的一样；如果衡量敌得过才前进，考虑可以胜才交战，那是畏惧众多军队的人。我怎能做到必胜呢？不过是无所畏惧罢了。”
孟施舍培养勇气的方式是一种心理建设，自我鞭策，自我激励，心里认为我一定可以胜。像现在很多做直销的人，推销东西之前，会先跟自己说：“我一定可以成功，别人能做到，我也能做到。”这种心理建设有时候会产生一种积极的效果。相对北宫黝的勇敢，孟施舍的勇敢比较内敛，是一种自我要求的勇敢。但是这两种勇敢都不是孟子欣赏的。他欣赏的是第三种，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勇敢。孔子的话经由曾参传下来，孟子引用曾子的话说：
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
从前曾参对子襄（曾子的学生）说：“你爱好勇敢吗？我曾经听孔子谈过大勇的作风：反省自己觉得理屈，即使面对平凡小民，我怎能不害怕呢？反省自己觉得理直，即使面对千人万人，我也向前走去。”
原来勇敢并不只是外在的行为表现，而有其内在的基础。“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多么动人的气魄啊。这种气魄在两军对阵、沙场激战之时，最为明显；但是在坚持理想、拒绝妥协之时，体认才真正深刻。然而，我凭什么认为“千万人”是错的，而我所坚持的就是对的呢？所凭的只是“自反而缩”四个字。“缩”是“直”，指正直有理。当我反省自己，发现自己正直有理，行为合乎正义，那么就不必惧怕外力的压迫。即使为了正义而牺牲生命，也是死得其所。这句话对于今天的政治领袖很有启发。因为许多领导人一看到群众意见，就觉得我应该尊重，但不要忘记群众意见也像流水一样，经常变化，如果你本身没有原则，只是看外在的人多人少，最后恐怕会应接不暇，失去道义。
不过，我们也不能忽略这句话的前半段，就是当我们“自反而不缩”时，怎么办？总不能所有的道理、每一次的正义都站在我们这一边啊！我们也可能由于认识不清、判断错误，或动机不良、意志不坚，而偏离了正义之途。这个时候，不必考虑是否有“千万人”，即便对方是一个人，是“褐宽博”这种没有任何地位、权势、财富的贩夫走卒，我们照样会觉得内心惴惴不安。
换言之，真正的勇敢是以内在的自我判断为标准的。天下人都说我有理，我未必真的有理；反之，天下人起来反对我，我也未必是错的。然而，在此必须避免陷入“自我中心主义”的诱惑，以自我作为万事万物的唯一权衡标准；而必须以开放的心胸与谦虚的态度，真诚地反省。“自反”二字提醒我们严格地自我检讨，时常设想自己可能犯了故意或无意的错误。通过这一关考验，才能产生自信和勇气。
孟子所说的三种勇敢：第一种向外发散，我反正一条命，拼了算了。这种勇敢有时会太过莽撞，有点像匹夫之勇，虽然可以当刺客，但是下场不会好。第二种勇敢是心理建设，认为自己一定可以成功，比较有自信，有自我要求。第三种勇敢是孔子的思想，是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因为真正的勇敢就是不问对方人多人少，弱势还是强势，只问自己有没有道理：如果我有道理，是凭良心做该做的事，说该说的话，就不要在乎别人；如果我做错了，道义上输给别人，就要勇于认错，向别人道歉，这才是真正的勇敢。真正的勇敢是以道义作为依归的，是由内心对自己的期许开始，求其表里如一，知过能改，并且对一切人以平等之心加以尊重。
4.四种圣人 #
人格的修养，必须做到“知行合一”，否则光学习，不实践，只是多一些知识而已，对自己的生命没有什么改善。一方面学习道理，一方面加以实践，最后达到儒家所标举的圣人理想，算是人格修养达到了完美境界。不过，说到圣人，很多年轻人开玩笑说是“剩下的人”，好像圣人很难做到，做到就变成一种很奇怪的人。圣人是否每一个人都能做到呢？孔子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做到成圣和成仁，我是不敢当的，只是努力去做而已。这并不是孔子谦虚，因为他所谓的圣人，指的是古代的圣王。到了孟子，他把“圣人”的观念改了，扩大范围，把古代的大臣和一般的读书人如孔子，也列入圣人的范围，并且认为原则上人人皆可成圣。他提到四位圣人，各有各的特点。第一位伯夷，非常清高。
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孟子·公孙丑上》）
伯夷，不是理想的君主不去服侍，不是理想的朋友不去结交。不在恶人的朝廷做官，不与恶人交谈。在恶人的朝廷做官，与恶人交谈，就像穿戴礼服礼帽坐在泥土炭灰上一样。把这种讨厌恶人的心情推广出去，他会想，如果与一个乡下人站在一起，而那人帽子戴得不正，他就会生气地走开，像是被玷污一样。因此，诸侯即使有好言好语来相请的，他也不会接受。不接受，也就是不屑于接近罢了。
伯夷和其弟叔齐，为孤竹君之子，互相让位而逃离本国。伯夷后来逃到“周”这个地方，当时周还是诸侯。他看到周武王起来革命，就劝阻说，你最好不要革命，这是造反的事情。但周武王说，不行，天下百姓在受苦。周武王革命成功之后，伯夷不再食“周粟”，认为从商朝变周朝之后，连食物也改变了朝代，结果兄弟两人饿死在首阳山上。像这样一种作为，对人对事的要求非常高，绝不妥协，在孟子看来可以达到圣人的标准，叫作清高。
第二位圣人非常负责任，叫伊尹。伊尹是商汤的宰相，他辅佐商汤推翻暴君夏桀，创建了商朝。伊尹的作风跟伯夷不一样。“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孟子·公孙丑上》）对于任何君主都可以服侍，对于任何百姓都可以使唤，天下安定出来做官，天下动乱也出来做官，这是伊尹的作风。伊尹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强调：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孟子·万章上》）
天生育了这些百姓，就是要使先知道的去开导后知道的，使先觉悟的去启发后觉悟的。我是天生育的百姓中先觉悟的人，我将用尧、舜的这种理想来使百姓觉悟。不是我使他们觉悟，又有谁呢？
“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这句话我们到现在还朗朗上口。世界上的人，有些就是比较聪明，对于人生该做什么，人性往哪里发展，很容易就觉悟了；也有人只顾自己的生活，没时间也没兴趣想这些问题。所以人才需要接受教育，由前面那些先知先觉之士，教育后知后觉之辈。我们一般人都属于后知后觉，要有老师来教我们。我们懂了之后也去设法实践所学的东西，这样整个社会就会慢慢得到改善。伊尹曾经好几次出来做官，别人不要他，他就退下来；别人需要他，他再出来做，非常有责任感，总觉得我一个人得到尧舜之道的好处不行，也要让天下人都得到，只要有一个老百姓没有受到这样的照顾，我就应该出来做事，帮大家的忙。这种行为，涉及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第三位圣人非常随和，是柳下惠。
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孟子·万章下》）
柳下惠不以坏君主为羞耻，也不以官职低为卑下。入朝做官，不隐藏才干，但一定要遵循自己的原则。丢官去职而不抱怨，倒霉穷困而不忧愁。与没有教养的乡下人相处，他态度随和不忍心离开。“你是你，我是我，你即使在我旁边赤身裸体，又怎么能够玷污我呢？”所以，听说了柳下惠作风的人，狭隘的变得开朗了，刻薄的变得敦厚了。
柳下惠和伯夷正好是对照。伯夷清高，稍微有一点看不顺眼，就不愿妥协；柳下惠随和，完全不拘小节。两个人在孟子心中都达到了圣人的要求，说明什么？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性格和作风，只要坚持真诚善意，努力做下去，都可以成为圣人。孟子这样说了以后，许多知识分子有希望了，圣人不再只是少数帝王，像尧、舜、禹、汤这些人，一般读书人只要能够为百姓服务，坚持某种理想，也可以成为儒家的圣人。儒家思想的演变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这三种圣人，第一位非常清高，清者；第二位非常负责任，任者；第三位非常随和，和者。第四种圣人，孟子认为是孔子，“圣之时者也”，是圣人中最合时宜的。这里要分辨一下“时”这个字。古代讲“时”是时机、适当的时候，也就是你要判断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怎么去做，该清高时清高，该负责时负责，该随和时随和，这需要判断。孟子这样描写孔子：
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万章下》）
孔子离开齐国时，捞起正在淘洗的米就上路；离开鲁国时，却说：“我们慢慢走吧，这是离开祖国的态度。”应该速去就速去，应该久留就久留，应该闲居就闲居，应该做官就做官，这是孔子的作风。
离开一个国家，代表孔子没有受到重用。离开齐国时，孔子把正在洗的米捞起来就走，等不及吃一顿饭。因为齐国不是孔子的祖国，离开时毫不留恋。但他离开鲁国的时候，他说：各位同学，慢慢走吧，这是离开我们父母之国的态度。表明孔子希望鲁国的国君再把他请回去。所以什么时候应该快走，什么时候可以留下来，什么时候可以做官，什么时候应该隐居起来，孔子对这些都有智慧的判断。
孟子接下来讲了两个比喻，说孔子是集圣人之大成。所谓集大成就像古代演奏音乐，开始时先敲钟，结束时击玉磬；开始奏出旋律节奏，要靠智能，最后奏出旋律节奏，要靠圣德。智慧有如技巧，圣德有如力气。像射箭，一百步之外，把箭射到目标区域，这不简单，代表这个人力量很够，但要射中靶心，靠的不只是力气，还需要智慧。儒家思想的特色就在这里。很多人学儒家，常常讲修德行善，但不能是一种单纯或单调的拼命做好事，很多时候你没有判断，不能够分辨，好事也变成坏事。西方人强调，你要做对的事情，还要把事情做对，方法上要重视。儒家思想强调“守经达权”，你有原则，但是你做的时候要配合各种情况来选择。
孔子曾经说过他跟别人不太一样，他是五个字“无可无不可”，没有一定要怎么样，也没有一定不要怎么样。有人说，这样不是很滑头吗？好像墙头草，随风倒。错了！这是让我们以智慧设法因应各种外在的情况，如果你只是抱残守缺，胶柱鼓瑟，到最后恐怕就窒碍难行了，再好的理想也不能实现。儒家提醒我们，要让心非常敏锐，注意到在什么时机怎么做才是恰当的。宋朝学者说，一个人修养要跟猫学习，猫捉老鼠，眼睛看着，耳朵听着，全身都警戒着；人也一样，待人接物，为人处世，要随时注意察言观色，保持一颗敏感的心，看看别人对你有什么样的要求，看看自己怎么做才比较恰当。所以孔子作为圣人中的“时者”，最为孟子所推崇。孟子说过，如果让我选择，我要向孔子学习。很可惜，孔子过世一百多年，才有孟子。孟子只能够自己找些材料，努力加以学习，学得也非常好。他把圣人分为四种，而以孔子作为集大成者，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孟子延续并建构了儒家的传统。
第三章 人我之间 #
1.勇于自省 #
日本有一家很大的书店，叫“三省堂”。“三省”出自《论语》里的“吾日三省吾身”，可见我们对日本文化确有很深刻的影响。“吾日三省吾身”是孔子的学生曾参说的。“三”代表多数，“三省”并不是每天只反省三次，或者反省三件事，而是每天多次反省。反省什么呢？一，“为人谋而不忠乎”，替别人办事有没有尽心尽力。二，“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跟朋友来往有没有信守承诺。三，“传不习乎”，这句话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说曾参反省老师教给他的东西，他自己有没有做到，有没有实践；另一种说法是曾参自己当老师了，他自问我传授给学生的道理，自己有没有去印证练习。我认为第二种说法是对的。曾参比孔子小四十六岁，他在社会上正式工作，跟人交朋友的时候，孔子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所以他当老师教学生，问自己有没有做到，比较适合。而且曾参还是一个出名的大孝子，他在每天反省自己的行为时，却没有提到反省自己是否孝顺，说明当时他的父母很可能也已过世了，所以这是他年纪比较大的时候说的话。
曾参自我反省，问自己是否不忠、不信、不习。一般人自我反省时，却经常在问，谁害我了？谁整我了？谁对不起我了？显然是两种境界。曾参是先问自己有没有错，而不管别人对他做了什么。如果是我自己做错了，就没有人可以帮上我，只有靠自己的反省，才能够改过迁善。这就是儒家“反求诸己”的精神。《孟子》里也有一段话提到类似的意思：
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
孟子说：“爱护别人，别人却不来亲近，就要反问自己仁德够不够；治理别人，别人却不上轨道，就要反问自己明智够不够；礼貌待人，别人却没有回应，就要反问自己恭敬够不够。行为没有得到预期效果的，就要反过来要求自己，自身端正了，天下的人就会来归附。”
什么意思呢？你做任何事情，如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先不要怪别人，要先问自己是不是仁德不够、智慧不够、恭敬不够。这样一来，你才可以改善自己，使自己愈来愈好。而自身端正了，天下人都会肯定你。
不过，有时候我们对别人非常关心，也很有礼貌，希望他能够上轨道，别人的反应却出乎意料。我们就失去耐心了，心说我对你这么好，你怎么不知好歹呢。这时候，你要想到孔子说的一句话：“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贤”代表杰出，“贤”有三种：第一种非常有能力，叫贤能；第二种非常有德行，叫贤良；第三种非常聪明，叫贤明。你只要看到别人贤能、贤良、贤明，有杰出的地方，就要想到向他学习，努力像他一样。如果你看到别人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这时候也不要批评人家，嘲笑人家，而是要反省自己是否也犯了跟他一样不好的毛病。所以交朋友首先要自我修炼。你能够勇于自省，过错自然慢慢地减少，德行就会慢慢地提高，才能使别人对你慢慢肯定，最后和你交朋友。
2.做人处世 #
说到做人处世，儒家在这方面给出了许多值得参考的建议，譬如“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君子要说话非常谨慎，好像木讷不言的样子，做起事来却非常迅捷有效。“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仁者，当自己要立身处世时，也要让别人立身处世。例如我若要做个好老师，就必须好好教书。要做好老师是“己欲立”；好好教书则学生会受到影响而变成好学生，这就是我“立”了学生。再如那句著名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人要能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去为别人考虑。这些都是孔子说的话。孟子关于做人处世，也说过三句重要的话，可供参考。第一句：
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孟子·离娄下》）
一个人有所不为，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
人活在世界上，时间、力量很有限，如果你什么事都要做，最后可能什么事都做不好。所谓十八般武艺，样样皆通，样样稀松。只有懂得取舍，某些事情不去做，才能够集中力量去做你认为该做的事情。譬如在一个团体里，一个人平常对许多事情都没有意见，他认为别人是专家，让别人说吧。等到他认为这是我研究过的，我有我的想法时，他说的话，别人就会认真考虑。相反，如果一个人平常什么事都要提意见，什么事都要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到最后别人可能就不在意你的意见了。因为大家知道你只是喜欢说话而已，未见得真有什么心得。所以一个人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如果什么都要，最后可能一无所获。这是做人处世的第一个原则。
第二句话：
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孟子·离娄下》）
谈论别人的缺点，招来了后患要怎么办？
“后患”在此是指：被你谈论的人可能会挟怨报复。并且，既然此人有缺点被你谈论，他对你又何必保留情面？孔子最讨厌的，就是述说别人缺点的人。孟子也一样。孟子喜欢辩论，辩论时难免会提到别人的缺点，但他不会故意去说一些没有根据的话。如果你听到有些人的闲话，你也跟着去说，说到最后恐怕传来传去变成是你说的话了，被你说的人就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说你的闲话，弄成“罗生门”，没有人知道真相是什么。孔子很强调君子要刚毅木讷，谨言慎行，说话尽量节制一点，甚至吞吞吐吐，说话慢一点都没关系；重要的是没有把握的话，不要轻易出口，尤其是牵涉别人缺点的话，更要谨慎。如此一来，才能避免后患。
第三句话提到孔子：
仲尼不为已甚者。（《孟子·离娄下》）
孟子说：“孔子是做什么事都不过分的人。”
孔子做什么事都能恰到好处，因为他懂得判断，修养不凡。人在年轻的时候，个性往往比较冲动，喜欢把事情做到底，好事做到底，坏事也做到底，到最后恐怕过头了。孔子说“过犹不及”，过度和不及都不好。古希腊德尔菲神殿上面刻着两句话，第一句是“认识你自己”，第二句是“凡事皆勿过度”。第一句话跟“知”有关，认识你自己远比认识别人更重要，你对自己不了解，对自己的人生目标是什么都没有搞清楚，光去知道别人的许多事情，有什么用呢？第二句话和“行”有关，你要有分寸，能够自我约束。所谓“以约失之者鲜矣”，因为自我约束而在做人处世上有什么失误，那是很少有的。颜渊请教孔子什么叫仁，孔子说了四个勿：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违背礼仪规范法律的事情不要看，不要听，不要说，不要做。因为礼的作用之一即是规范行为，使之恰到好处。孔子终生以此为念，到了七十岁，自谓“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所欲”每一个人都会，但是“不逾矩”就不容易了。这个“矩”字正是孔子严格自我约束的明证。平时我们交朋友也希望能交到这样的朋友。有些人慷慨激昂，当时气氛很好，会觉得干脆、潇洒，事后恐怕会觉得无以为继，不能言行配合。
孟子这三句话，首先说到我们的行动，要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我们受教育的目的首先是要有所不为。第二步谈到我们的言论，可以谈论公共事务，但要尽量避免谈论别人的缺点或隐私，尤其不要说一些没有把握的传言。最后要向孔子学习“不为已甚”，凡事勿过度，能够在言行上适可而止，自我约束。
3.五种不孝 #
中国人自古以来讲究孝道，到了儒家的孔子和孟子，为孝道提出了经验上及理论上的依据，使它成为可以普遍奉行的行为准则。有关孝与不孝的说法不止一种，孟子曾列出世俗所谓的五不孝：
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离娄下》）
世俗所说的不孝，有五种情况：手脚懒惰，不管父母生活，这是一不孝；喜欢赌博喝酒，不顾父母生活，这是二不孝；贪图钱财，偏爱妻小，不顾父母生活，这是三不孝；放纵耳目欲望，让父母蒙受羞辱，这是四不孝；喜欢逞勇打斗，使父母陷于危险，这是五不孝。
前三种不孝都是为了某一理由而“不顾父母之养”。我们小时候父母把我们养大，我们成年之后一定要照顾父母的生活。如果你手脚懒惰，好逸恶劳，不肯努力工作，以致父母衣食无靠，这是头一种不孝顺。像现在有些“啃老族”，自己年纪轻轻，不出去工作，在家里吃父母的老本。当然有的父母说，我不在乎，反正只有这一个孩子，让他啃吧。可是将来父母百年之后，子女怎么办呢？他还要在社会上生存下去，还要成家立业养育子女，到时候怎么办？
第二种不孝是喜欢喝酒赌博，沉迷在游乐之中，只顾自己享受人生，而忽略了照顾父母的需要。这种情况就比较可怕了，因为喝酒会伤身，赌博说不定会弄得倾家荡产。到时候不但自己无立锥之地，父母的生活也毫无保障。
第三种不孝是贪图钱财，只顾着自己积累财富，对自己的妻子儿女很照顾，反而不管父母的生活。这会很伤父母的心，等于把你养大之后，你只顾自己的小家庭，忘记了奉养年高的父母。
尤有甚者，是第四种不孝：放纵耳目欲望，追求声色之娱；在社会上为非作歹，违法乱纪；败坏家声，侮及先人。“以为父母戮”，“戮”是羞辱的意思，自己的行为使父母受到羞辱。中国人重视家庭，在判断一个人的成就时，往往会考虑其子女的表现。子女于此，可不慎乎？
第五种不孝更麻烦：你在外面好勇斗狠，参加帮会，动刀动枪，甚至掳人劫财，通缉在案，跟人结下仇；那些人找不到你报仇，说不定会找到你的父母亲报复，使父母也终日危惧，寝食难安。这样的子女真是罪大恶极，令人伤心绝望。
由此可见，古代所谓的不孝，首先牵涉父母的奉养问题，能不能让父母安享晚年，生活无忧，这是头等大事；其次是避免让父母受到羞辱，不要因为你在外面做了不好的事，让父母替你担心，甚至被人嘲笑；最后涉及父母的身家性命问题，不要因为你在外面结仇滋事，让父母的生命陷于危险。这五种不孝，我们都要小心避免。避开之后，再积极想办法孝顺父母。
除了这五种不孝，孟子还说过一句话，大家都很熟悉，也因此很有意见，叫作“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不孝有哪三样？根据赵岐的注解，第一种不孝是“阿意曲从，陷亲不义”，父母做了坏事了，你不在乎，也不劝阻，陷父母于不义。由此可知，如果父母做了违背社会正义的事，做子女的一定要加以劝阻，勉励他们走上正路，否则就是不孝。第二种不孝是“家贫亲老，不为禄仕”，家里很穷，父母老了，你却不上班不工作，使父母老无所依。这与前面所说的“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是类似的意思。第三种不孝是“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你不结婚，搞独身主义，或者结了婚，没有生儿子，让祖先的祭祀不能延续，这是最大的一种不孝。
古代的观念，生一个儿子祭祀祖先是最重要的事情。像孔子的父亲，第一次结婚生了九个女儿，第二次结婚生了一个儿子，但这儿子腿有点残疾，第三次才找到孔子的母亲，生下孔子。在孟子看来，一个人如果没有生下儿子，就是所谓的“无后”，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当然，现代人已经摆脱这种观念了，男女平等，祭祀祖先不分男女，儿子女儿一样好；而且即使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子女，也一样可以善度这一生。不过，古人这几条关于不孝的说法，仍是值得今人戒慎的准则。为人子女者，避开不孝的作为，善尽奉养的责任，才能代代相传，形成良好的家风。
4.易子而教 #
教育子女是很不容易的事。《易经·蒙卦》有一句话：“蒙以养正，圣功也。”“蒙”，物之幼稚阶段，有如蒙昧未开的状态，在人则是童蒙，所以小孩念书也叫启蒙。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在小孩启蒙的时候，培养他走上人生正路，这是成就圣人的功业。因为一个人要想成为圣人，在启蒙阶段就要打下根基；如果第一步走偏了，将来要花很多时间来导正，等你再走上正路，恐怕会“时不我与”，来不及了。所以教育子女，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要特别用心。
西方大哲柏拉图，一辈子没结婚，也没有子女，但是他对于小孩教育，观察得很深刻。他说，你要害一个孩子，最有效的办法是让他心想事成。这句话我们听了，会觉得诧异。平常都是孩子想要什么想买什么，我们做父母的尽量满足，怎么柏拉图说这样做是害了孩子呢？因为一个人如果总是心想事成，从来没有体验过挫折，会缺乏情绪上的调节能力，面对困境逆境时，会不知道如何面对和处理。而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父母也不可能一辈子把孩子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将来他碰到挫折怎么办？他有情绪问题能够自我调节吗？恐怕会有困难。所以柏拉图说，父母总是让孩子心想事成，实际上是害了他。
如何进行家庭教育，孟子也说过一段话，叫作“易子而教”。
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孟子·离娄上》）
古代的人是与别人交换儿子教育的，父子之间不会因为要求行善而互相责备。要求行善而互相责备，就会彼此疏远；父子变得疏远，没有比这更不幸的了。
“教”是指像老师一样，进行正式的教导。父亲如果在家里总是摆出一张老师的脸，经常严格地对孩子进行教育，势必会影响父子之间原有的亲密情感。所谓“责善”，是以善来互相要求对方。譬如父亲要求儿子行善避恶，但儿子一时之间做不到怎么办？父子之间的亲情很可能因为这种深切期待的落空而受到伤害。而且，做父母的身教重于言教。你光让孩子做好人好事，如果自己没做到，恐怕孩子会回过头来问你：“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孟子·离娄上》）你用正确的道理教育我，而你自己的作为未必合乎道理。这样一来，父母和子女恐怕就要吵架了。人生没有十全十美的感情，家庭里面的亲情也是一样。这时候你要有所取舍，到底是亲情更重要，还是“责善”更重要？孟子认为，亲情为重，无可替代；但教育子女走上正路也很重要，那就让老师来教吧。
我自己教书三十年，教别人的孩子有一点心得，教自己的女儿束手无策。为什么？亲情为重。我记得有一次跟她说，你在朋友背后不要批评朋友。结果过了一阵子，我在家里和人聊天，批评到我一个很好的朋友。我女儿立刻说，你不是说在背后不要批评朋友吗？你现在为什么批评你的朋友呢？我觉得非常惭愧。所以，教育孩子的那些道理说起来容易，但父母做得到吗？每个人都有缺点，缺点有时候跟性格是有关的，你有这样的性格，这个缺点就很难改，而性格往往很小就固定了，除非你有心去修炼，否则很难改善。
儒家思想对于教育子女有两个原则。第一，从孩子念书开始，要让他走上正路。现在很多父母愿意花钱送孩子上好的幼儿园，好的小学，这是正确的；但好的教育有时候不一定要花很多钱，譬如你有一个好的居住环境，家里经常有一些好的朋友来往，孩子交朋友时你注意他跟哪些人互动，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第二，要有家庭教育，父母的身教重于言教。家庭教育其实可以从看电视开始，尽量看一些适合孩子看的电视节目，这样一来大家有共同的话题可以沟通。我的方法之一是带孩子看电影，然后讨论电影剧情，沟通我们的价值观。这种教育是比较隐性的，能够潜移默化。直接诉诸言语的教育，说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到最后子女看见父母就会害怕、担心，因为没有做到父母的要求，感情恐怕也慢慢疏远了。
如果一定需要言教，就让老师来做吧。老师可以是学校的老师，也可以是亲朋长辈，让他们扮演老师的角色，教育自己的子女。万一孩子做不到老师的要求，也没有什么伤害，正好可以多加鼓励，继续要求。同时，孩子在学校受到过重的压力，或者因为达不到标准而自觉惭愧时，回家之后还有父母的亲情可以抚慰、宽恕与期待。如果不懂这个道理，父子相互“责善”，要求严苛，会使人（或是父，或是子，或是两者）觉得自己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连家庭里面也没有包容自己的余地，那真是人生悲剧。亲子之间日渐疏远，甚至成为仇人，正是人生最不幸的事，也是令人觉得最遗憾的事。因为，一切的善，追本溯源，都是以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为基础的。如果为了“责善”而伤害亲情，岂非本末倒置，舍本逐末？
5.以德论交 #
交朋友要考虑德行，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子曰：“德不孤，必有邻。”一个有德行的人是不会孤单的，必定会得到与他立场一致、坚持道德的人的亲近与支持。这也强调了道德是做人和交友的根本。孔子又说：“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当你选择居住环境时，若不选择洋溢着仁德之风的住宅区，又怎么能算得上智慧呢？这说明人会受风气的影响，朋友之间也会互相影响，耳濡目染。
孟子的学生万章有一次问孟子：“敢问友？”请问您交朋友的原则是什么呢？
孟子曰：“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孟子·万章下》）
孟子说：“不依仗自己年纪大，不依仗自己地位高，不依仗自己兄弟的成就。所谓交朋友，是要结交他的品德，所以不可以有所依仗。”
这些话听上去比较尖锐，但立场鲜明。孟子说，交朋友要以品德为重，而不是看年龄、地位、成就这些外在的条件。孟子举例说，孟献子是一个拥有一百辆马车的大夫，他有五个朋友。他与这五个人来往时，心里并没有自己是大夫的想法；而这五个人如果心里有孟献子是大夫的想法，也就不与他交往了。为什么？朋友来往，看重的是品德，而不是对方的身份、地位。孔子的孙子子思给鲁穆公当老师。有一次鲁穆公对他说，我现在跟你做朋友，应该可以传为美谈吧。因为一个是国君，一个是普通读书人；国君和平民交朋友，难道不是佳话吗？但子思怎么回答？子思说，论地位，你是国君，我是大臣，怎么敢跟你做朋友呢？论德行，我是老师，你是学生，怎么能跟我做朋友呢？意思是你虽然贵为国君，但我子思是有德行的人，有德行的人交朋友只有一种考虑：德行相当。两个德行相当的人做朋友，才能够相互勉励，让彼此的德行更高；而不是看你年纪多大，地位多高，或者兄弟有什么功绩，我才决定是否跟你做朋友。所谓“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地位低的敬重地位高的，叫作尊重贵人；地位高的尊重地位低的，叫作尊敬贤人。孟子说，尊重贵人与尊敬贤人，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都是以“友其德”为基础，再寻求实现共同的理想。
“友其德”有什么好处呢？《孟子》里还有一段故事，提到的几个人名都是四个字：尹公之他、子濯孺子、庾公之斯。尹公之他是一个射箭高手，他的老师是子濯孺子。子濯孺子年纪大了，奉命去讨伐卫国。卫国派出的是尹公之他的学生，也是射箭高手的庾公之斯。子濯孺子是老将军，庾公之斯是年轻将军。老将军年纪大了，打仗打到一半，发现自己风湿病犯了，不能拉弓，只好逃跑，说“吾死矣夫”，今天我活不成了。逃跑的过程中，子濯孺子问驾车的人，后面追赶我的人是谁？驾车的一看，说后面追赶的人是卫国的神射手庾公之斯。老将军一听，说那就没事了，我今天不会死。驾车的就奇怪，庾公之斯是卫国最好的射手，百发百中，怎么会没事呢？子濯孺子说：“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孟子·离娄下》）我的学生尹公之他是个正人君子，他交的朋友、教的学生也一定会是正人君子；正人君子不会乘人之危，这位年轻将军也一定不会利用我老病复发、不能拉弓的时机来对付我。结果真被子濯孺子说中了。
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为不执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曰：“小人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虽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废。”抽矢，扣轮，去其金，发乘矢而后反。（《孟子·离娄下》）
庾公之斯追来了，说：“先生为什么不拿弓？”子濯孺子说：“今天我旧疾发作，不能拿弓。”庾公之斯说：“我向尹公之他学习射箭，尹公之他向您学习射箭，我不忍心用您传授的技术反过来伤害您。但是，今天的事是国君交代的，我不敢不办。”说完就抽出箭来，往车轮上敲，去掉箭头之后，发射四箭就反身回去了。
这真是一个感人的故事。照理说，交战的时候，碰上敌手出了问题，正好乘虚而入，乘胜直追。但是庾公之斯不忍心这么做，因为他的老师尹公之他是一个正人君子。他会觉得，老师当初看中了我，收我做学生，是因为我跟他的个性理想接近，也是正人君子。既然要做正人君子，就不能乘人之危，我今天必须放子濯孺子一马。子濯孺子因此保住了性命。不过，归根到底，还是子濯孺子有眼光，因为他收到尹公之他这样的好学生，所以在危难关头，逃过一劫。
6.守经达权 #
儒家讲求择善固执。择善之后，还要固执。固执就是坚持原则，决不妥协。但固执所坚持的是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而不是外在的表现方式。譬如我坚持对父母的孝心，但是表现方式却要依实际情况而定，不能顽固。孔子说：“无可无不可。”他不是顽固的。孟子也说，绝不能执迷不悟，一定要守经达权。“经”指规则、规范，“权”指变通。一个人坚持原则没错，但在具体做事的时候，也要能加以变通。否则你光固守原则，而不知灵活变通，到最后恐怕就窒碍难行了。《孟子》里有这么一段故事：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
孟子曰：“礼也。”
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离娄上》）
淳于髡说：“男女之间不亲手递接东西，这是礼制的规定吗？”
孟子说：“是礼制的规定。”
淳于髡说：“如果嫂嫂掉进水里，要用手去拉她吗？”
孟子说：“嫂嫂掉进水里而不去拉她，就是豺狼了。男女之间不亲手递接东西，这是礼制的规定；嫂嫂掉进水里则用手去拉她，这是变通的方法。”
淳于髡是齐国有名的辩士。古时候的礼制规定一般男女之间不能接触，譬如把一本书交给一个女孩，不能直接给她，要放在桌上，请她自己来拿，避免手碰到手。不但陌生男女之间授受不亲，甚至叔嫂之间见面也不能多说话。因为古代人是一大家子住在一起，要严格防备男女之间任何可能的误会。淳于髡就问了，假设嫂嫂掉进水里快淹死了，我这个做小叔的能不能用手去拉她呢？意思是，一方面她是女的，一方面她又是我嫂嫂，双重限制，该怎么办？孟子说，嫂嫂掉到水里而不去拉她，那简直是豺狼野兽，毫无人性了。一个不认识的女孩子掉到水里都该去拉她，何况是你的亲人呢？你怎么能为了守住礼的规定而居然狠心看着亲人淹死，这不是残忍的豺狼吗？男女授受不亲，这是礼；嫂溺援之以手，这是变通。因为这时候救人是第一位的，应该通权达变，不必拘泥古礼。
人活在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规范，这些规范维系着社会的秩序，但是人的现实处境却个个不同，因此要培养判断的智慧，既能遵守常规，又能做到变通。譬如一个年轻男子在路上走，旁边一个小姐走过来，后面突然开来一辆车，这时候为了救这个女孩子，要一把把她拉过来。这时，小姐不但不会怪你拉她，还会感激你救了她。相反，如果后面没有车，也没有任何危险，你突然去拉人家，不就变成性骚扰了吗？所以礼仪的规定是一个常态，是正常情况下不能做的事情，但是碰到非常情况，要懂得变通。好像我们学习文法一样，学外语的人都知道，有些日常习惯用法是不合乎文法规定的，可是照样用。
其次，“礼”的原意是要提供一套社会规范，使我们内在的感受得到表达的方式。不过，礼一旦形成，也可能成为桎梏，处处限制人，所以礼一定要有内心的“仁”做基础。仁则是出于真实的感受，两者配合起来，才能使一个人的行为恰到好处。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礼必须以人真诚的心意为前提。孟子强调“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有立场也必须权衡轻重，懂得变通，否则会因噎废食。
儒家的思想既有原则，又能变通，这里面需要智慧的判断，而判断的基础在于真诚的良知。佛教里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老和尚携小和尚过河，碰到一位女子想过河又不敢过，老和尚主动把她背过去了，然后放下女子，继续赶路。小和尚就问，师父，你犯戒了，怎么背女人呢？老和尚说，我背过就放下了，你到现在还没有放下！儒家的思想也是这样，我真诚地愿意帮助别人，只看他是否需要帮助，而不问他是什么性别、什么身份、什么角色、什么地位。在急难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应该真诚地伸出援手。
在这段对话的最后，淳于髡又问孟子：“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现在天下人都掉到水里去了，您却不肯伸手，为什么呢？他知道孟子是个人才，很有本事。现在天下政治败坏，世事无道，他责怪孟子怎么不出手相救。孟子回答：“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天下的人掉到水里，要用正道也就是“仁政”去救；嫂嫂掉在水里，要用手去救。你难道想用手去救天下的人吗？也就是说，国君必须觉悟，起用人才来帮忙，实施正当的措施，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这才能救天下。但孟子只是一个学者，国君不任用他，不给他信任，不给他权力，他是没有办法去做造福百姓的事的，这超出了他的能力。孟子用这个比喻来说明，淳于髡的想法太幼稚、太狭隘了。
第四章 仁政理想 #
1.一曝十寒 #
孟子抱持入世情怀，也像孔子当年一样，周游列国，与许多国君见面，希望得君行道。《孟子》一书的前几篇记录了孟子和各国国君的谈话。有些人读到这儿会觉得没意思，司马迁就说他读到《孟子》第一章的第一段话，梁惠王问孟子“何以利吾国”，就“废书而叹”。我与他正好相反，不但不把书本合起，反而急着想知道孟子如何回答。接着，我的感受是惊喜连连，因为孟子的辩才无懈可击，思想更是精微深刻，而辩才与思想结合起来所产生的震撼效果，则为古今罕见。
首先，孟子与当时手握大权的诸侯见面时，当然明白这些诸侯想要的是什么，是富国强兵，称霸天下。然而他所提供的却是“仁政”。一个人怎能如此“对牛弹琴”而依然充满自信呢？这就有赖于口才了。孟子的口才来自丰富的学识和人生经历。他随口引述《诗经》与《书经》，显示超强的记忆力。这些资料是大家都接受的古代智慧，具有高度的说服力。他还能灵活运用，把古典引入现实处境，让诸侯无言以对，只能茫茫然地点头认可。
孟子的仁政并非纯属理论，而是要由经济政策着手。对农业社会而言，百姓只要平安度日，得以养生送死无憾，然后加以适当的教育，提升人伦秩序的水平，国家自然上轨道。要推行仁政，国君必须减轻赋税，照顾百姓，或者就抓紧四个字“与民偕乐”，君民同心，天下怎能不治？孟子反复说明如何进行经济改革，但是并未引起共鸣，因为若要与民偕乐，则诸侯首先就得放弃“作威作福”的权力，还须克制“好色”“好勇”“好货”的无穷欲望，然后呢？再经常听取孟子的教训。
孟子的教训其实很好听，因为十分生动。他实在喜欢说话，往往是国君提出一个问题，他就引申发挥为一篇演讲，给国君上一课。他说话除了引述经典与史实之外，还有创造格言的非凡能力。我们今天还在用的许多成语格言，都出于孟子之口。譬如“一曝十寒”这个成语，来自孟子和齐宣王的对话。
孟子跟齐宣王宣传他的仁政理想，一时不见有什么效果。有人就问，是不是国君太笨了。
孟子曰：“无或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孟子·告子上》）
孟子说：“对于大王的不明智，不必觉得奇怪。即使有天下最容易生长的东西，如果晒它一天，再冻它十天，也没有能够生长的。我与大王相见的次数太少了，我一离开，那些给他浇冷水的人就来了，我对他刚萌芽的一点善心又能怎么样呢？”
孟子实际上是把自己比作太阳，把齐宣王比作植物的种子。太阳晒一晒，他开始发芽，开始成长。但是孟子走了之后，别人都来浇冷水，说这个理想太高了，做不到。因为仁政先要自我约束，替百姓设想，这太难了；而且别的国家不做，以前也很少有人能做到。如此一来，齐宣王就灰心了。“一曝十寒”的典故源于此。
古代的国君因为权力太大，权力又使人腐化，做判断时很难考虑周全，所以需要好的大臣来辅佐，但是只靠一个好的大臣偶尔说一些好的意见，国君是不容易坚持下去的。
孟子曰：“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此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亦终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孟子说：“仁德战胜不仁德，就像水战胜火一样。现在实践仁德的人，就像用一杯水去救一车木材的火，火没有熄灭，就说这是水不能战胜火，这样就给了不仁德最大的帮助，最后连原先的一点点仁德也会丧失的。”
什么意思呢？水要胜火，需要相当的“量”。你看到一整车的木材着火了，用一杯水去救，怎么可能熄灭火呢？数量上相差太远了。仁的起作用也不能靠一念之转，孟子跟大王见一次面，别的泼冷水的大臣跟大王见十次面；一次给他温暖，另外十次给他寒冷，种子再怎么样发芽，也无法成长。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长期而大量地去行仁，才能胜过不仁。就好像你做一件好事，别人做十件坏事。你说我这一件好事怎么能胜过他做的十件坏事呢？你再做十件好事，就胜过了。
孟子强调一个人行善要有恒心，要不断累积，到了一定时候才能够改变形势。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怀抱理想主义，一旦发现理想不能实现，很容易就放弃斗志，变成虚无主义。西谚说得好：“理想主义的旁边就住着虚无主义。”认为理想没用，反正实现不了，人生再奋斗也一样，好人坏人都没有得到报应，这种想法会使很多人放弃理想，或者同流合污，或者郁郁寡欢，而让下一代有理想的年轻人，感觉更加失望。孟子教导我们，凡事都要避免“一曝十寒”，我们做好事，不能说只做一件就希望改变这个世界，我们需要不断地努力，累积到最后，正义一定可以胜过不义，这就是儒家的信念。
2.缘木求鱼 #
做任何事都需要方法。西方人喜欢讲两句话：Do the right thing，做对的事；Do the thing right，把事做对。做对的事和把事做对，都需要正确的方法。
孟子有一天和齐宣王谈话，发现齐宣王老是有一些话不愿意说出来。孟子旁敲侧击，问他：“大王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可以说来听听吗？”齐宣王笑而不答。孟子接着问：“是为了肥美的食物不够吃，轻暖的衣服不够穿，还是艳丽的色彩不够看呢？是为了美妙的音乐不够听，还是乖巧的侍从不够使唤呢？”齐宣王说：“不，我不是为了这些。”那是为了什么呢？齐宣王还是不说。最后，孟子自己把话说出来了，因为齐宣王的愿望，他其实早就知道了。齐宣王的愿望其实是战国七雄共同的愿望。
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说：“那么，大王最大的愿望就可以知道了，你是想要开拓疆土，让秦国与楚国都来朝贡，君临天下并且安抚四周的外族。然而，以您的做法追求您的愿望，就好像爬到树上去捉鱼一样。”
成语“缘木求鱼”出自这里。抓鱼应该到溪边，爬到树上怎么能抓鱼呢？孟子的意思是，齐宣王想要达成这个愿望的做法不对头。应该用什么方法呢？行仁政。在正常情况下，小国不能胜大国，但是孟子却坚信他的仁政理想可以所向无敌，这是由于他对人性的洞见，亦即人性向善，人们自然也必然归向善的政治。可惜从来没有国君愿意去试试看，都觉得这个理想太高了，很难做到。孟子提醒齐宣王不要“缘木求鱼”。齐宣王说：“若是其甚与？”有那么严重吗？孟子说：
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
恐怕比这个更严重。爬到树上去捉鱼，虽然捉不到鱼，也不会有什么后患。以您的做法去追求您的愿望，如果费心尽力去做，一定会有祸患在后面。
齐宣王的做法是什么呢？是想要通过战争和武力来统一天下，这种做法必然会带来后遗症。从历史上可以看到，虽然最后统一六国的是秦始皇，而秦始皇用的是法家那一套，以武力统一天下，以严刑峻法统治天下，结果秦朝只维持了十五年就结束了。说明什么？用法家也许可以统一，却不能维持。用儒家能不能统一，能不能维持呢？没有做过试验。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来的政治其实是四个字“阳儒阴法”，表面是儒家，内里还是法家。政治领袖高高在上，想尽办法“尊君卑臣”，一般老百姓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照顾，儒家的仁政理想一直束之高阁。
孟子还说过一句跟“缘木求鱼”中的“木”有关的话：
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孟子·滕文公上》）
我只听说有从幽暗山谷飞出来，迁移到高大的树木上的，没有听说从高大的树木上飞下来，迁移到幽暗山谷中的。
朋友搬家，我们祝他“乔迁之喜”的“乔迁”就出自这里，也即从比较不好的地方迁到更理想的地方。孟子为什么讲这句话呢？当时有一位从宋国来的学者陈相，他本来是学儒家推行仁政的，到了滕国之后，见到一个叫许行的人，开始转行，跟着许行学习农家。农家奉行神农氏学说，也是诸子百家之一，其特点是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主张每一个人，连同国君在内，都要耕田养活自己，耕田之后才有饭吃，类似于一种人人平等的观念。孟子问了，如果一定要自己耕田才能吃饭，那也一定要自己织布才穿衣，自己织帽子才戴帽，自己做的锅盘碗盏才用吗？陈相说：“不是的，是用粮食换回来的。”孟子就反问他，那为何不兼做瓦匠铁匠，样样东西都自己动手来做呢？陈相只好说，不可能一面耕田，一面做这些工作。孟子说：“那么难道治理天下也能一面耕种一面操作吗？有官吏的工作，有小民的工作。并且，一个人身上的用品，要靠着各种工匠来制作才能齐备，如果一定要自己制作而后使用，那将率领天下人疲于奔命了。”接着，就是那句名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换句话说，一个社会中，分工合作是重要的，每一个人尽己所能，做他能做的事，然后互相交换，这才是正确的途径。而陈相这位学者，放着好好的儒家不去研究，居然跟着许行去学农家，孟子感到很难过，说他好像从高大的树木上飞下来，飞到了幽暗的山谷里。
孟子并不是反对农业，不是说种地不好，而是强调分工合作。一个国家需要有人来领导，但你叫领导人每天种地，他哪有时间来想国家大事？孟子认为，你当儒家学者，把五经、六艺学会了，可以做官造福百姓，但是你却不努力，转到农家，岂不是太可惜。孟子觉得还是儒家思想比较能够兼顾人类生命的全方位需要，尤其是政治领袖，做一个正确决策发挥的效应，绝对胜过你亲自耕田。
3.与民共享 #
与民共享的意思是：国君要跟老百姓分享他所拥有的东西。这出自孟子和齐宣王的一段对话。孟子在齐国担任国策顾问，有机会就向齐宣王建议，希望他推行仁政，不断改善及照顾百姓的生活。久而久之，齐宣王大概觉得孟子很可靠了，就跟他讲了一些真心话。他说：“寡人有疾。”我有毛病。有什么毛病呢？好勇（爱好勇敢）、好货（爱好财物）、好色（爱好美色）。孟子听到这儿，大概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因为这三种毛病在《论语》里也出现过。孔子说君子有三戒：戒色、戒斗、戒得。孔子把三种毛病放在人生的三个阶段来说，但事实上很多人是不管生命的哪一阶段，都同时具备这三种毛病，齐宣王就是例子。不过齐宣王身为国家领袖，居然承认自己有病，胆气可嘉。只要承认自己有病，就有可能把病治好；怕就怕有病而不肯面对，讳疾忌医。但是他为什么跟孟子说他有病呢？这使我想到一句尼采的话：哲学家是文化的医生。一个时代的文化出了问题，要问哲学家。哲学家孟子的特色是，他认为人性向善，每一个人只要真诚，都会发现内心有一种力量在要求自己向善、择善和行善。
齐宣王在承认自己有病这个问题上很真诚，他说自己的第一个毛病是“寡人好勇”。
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孟子·梁惠王下》）
希望大王不要爱好小勇。手按剑柄，怒目而视，说：“他怎么敢抵挡我！”这是平凡人的勇敢，只能对付一个人。希望大王扩而大之。
孟子说，勇敢分两种，第一种叫小勇，出于意气冲动。走在路上看到有人瞪我一眼，就怒目而视，拔刀相向，这是匹夫之勇。第二种叫大勇，是为了主持正义，照顾百姓。譬如周文王和周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这叫作大勇。孟子说，大王爱好勇敢没有问题，如果爱好的是大勇，老百姓还害怕你不“好勇”呢。他不但没有批评齐宣王，还希望他把勇敢发挥到正途上，把天下的坏人、坏事全部断绝，为百姓主持正义。
齐宣王接着说了，我还有一个毛病，“寡人好货”，喜欢财物。这是人之常情，孟子并没有责怪他。
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孟子·梁惠王下》）
从前公刘爱好财物，《诗经·大雅·公刘》上说：“粮食囤积在仓库，包裹干粮装橐囊，安定百姓显声威。把箭张在弓弦上，干戈刀斧都齐备，这才出发向前行。”因此，留守的人有囤积的仓库，出行的人有满载的干粮，然后才可以出发远行。大王如果爱好财物，与百姓共同享用，要称王天下有什么困难呢？
公刘，传说是后稷的曾孙，周朝的先祖。他带领百姓积极从事经济生产，使部落渐渐兴盛起来。孟子说，你爱好财物没有关系，如果能像公刘一样，把财物与老百姓共享，要称王天下有什么困难呢？有一句话说得好，“藏富于民”。老百姓有钱，国君根本不用担心钱的问题；相反，国君一个人拼命搜集钱财，王宫里堆着珍珠宝贝，而老百姓的生活苦得要命，国君还能够享受吗？
齐宣王又说了，我还有第三个毛病，“寡人好色”，喜欢美女。这更是人之常情了。孟子也没有责怪他，而是讲了《诗经》里的一个故事。
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孟子·梁惠王下》）
从前大王爱好美色，宠爱他的妃子。《诗经·大雅·绵》上说：“古公亶父，清晨骑马奔驰，沿着西边河岸，到了岐山脚下，于是姜氏女子，一起来此居住。”在那个时候，没有不嫁而抱怨的女子，也没有不娶而单身的男子。大王如果爱好美色，与百姓共同分享，要称王天下有什么困难呢？
齐宣王想说，我很好色，想把天下佳丽都藏在一个人的后宫。孟子说，你好色不是问题，让天下人都好色，男有分，女有归，各个都有感情的归宿，这不是很好吗？从这里可以看出，儒家并不是真的反对自然欲望，不像朱熹说的“存天理，灭人欲”。说这种话的人，自己也做不到。真正的孔孟思想是了解人的欲望，顺着它去发展，但有一个原则，要由自我中心的欲望推广到非自我中心的欲望。我一个人有欲望，要知道别人也跟我一样有欲望，我不能只为个人欲望的满足而伤害其他人，或者让别人不要有欲望，我一个人来尽情享受，这样是不行的。
孟子真是聪明，他一再以“于王何有”来鼓励齐宣王，对于齐宣王坦承的种种毛病，不但没有疾言厉色地加以批驳，反而“诱之以利”，鼓励他施行仁政。孟子说，你这些毛病都没有错，关键在于是否与民共享，让老百姓也能满足这些自然欲望。一个国君只要能做到推己及人、与民共享，就算他好勇、好货、好色，也问题不大。因为一个社会的繁荣发展，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满足自己正当合理的愿望，国君也不例外。
4.见牛未见羊 #
齐宣王有一天坐在堂上，堂下有人牵了一头牛从他前面经过。这头牛拼命哀鸣，叫唤得很惨。齐宣王见了问：“这头牛要牵到哪里去啊？它好像没犯什么罪就被判死刑了嘛，叫得那么凄惨，把它放了吧。”牵牛的人说：“请问大王要废除祭钟的典礼吗？”古代的礼仪，一口钟铸好之后，要杀一头牛，把牛的血涂在钟上，钟才可以开始用。牵牛的人的意思是，你既然不让杀牛，那么祭钟的典礼就没法举行了。齐宣王说：“你怎么那么笨，换一只羊不就完了。”
这件事传出去之后，老百姓议论纷纷。大家觉得大王未免太小气了，牛比羊贵，所以他祭钟的时候用羊换牛。这话传到齐宣王耳朵里，他觉得心里很委屈。这时候正好孟子来见他，主动提起这件事，说：“我知道大王不是因为吝啬才以牛换羊，而是因为不忍心看到这头牛被杀啊。”齐宣王一听，“于我心有戚戚焉”，觉得孟子真是了解他，说：“齐国虽然小，我又怎么会吝惜一头牛呢？就是因为不忍心看到牛恐惧发抖的样子，好像没有犯罪就被置于死地，所以才用羊来代替它啊。”孟子怎么回答呢？他是想尽办法，利用一切机会，希望劝醒当政者来行仁政。
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说：“大王不必责怪百姓以为您吝啬。用小的代替大的，他们怎么了解您的想法？大王如果可怜它没有犯罪就被置于死地，那么牛和羊又有什么分别呢？”
什么意思呢？孟子说，大王你听到牛在哀号，看到牛的样子，觉得很可怜，难道羊就不可怜吗？换句话说，你就算看到牛和羊都很可怜，那你看到百姓的可怜了吗？看到百姓恐惧发抖、民不聊生的样子了吗？大王的恩惠能够推广到牛羊身上，可是功绩却照顾不到百姓，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如果大王看到百姓因为战争、饥荒、剥削而陷于生离死别的痛苦中，难道不会心生怜悯吗？同情牛羊而无法体恤百姓，这实在是不分本末轻重到了极点。
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当时诸侯争霸，征战连绵，各国都在为了达到称霸的目的而不择手段，一般老百姓的境遇非常悲惨。孟子有一次在和梁惠王的谈话中提到“率兽食人”四个字，道尽乱世的荒谬。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
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肥马，可是百姓面带饥色，野外有饿死的人的尸体，这等于是率领野兽来吃人。
厨房里有肥肉，表明猪养得很肥；马厩里有肥马，表明马吃得很好。动物的粮食都很充裕，老百姓却瘦弱不堪，乃至饿死，这不等于带着野兽来吃人吗？孟子说这段话之前，先问了梁惠王两个问题。他说：“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用木棍把人打死与用刀把人杀死，有什么不一样吗？梁惠王说，没有不一样啊。孟子接着问：“以刃与政，有以异乎？”用刀把人杀死与用苛政把人害死，有什么不同吗？梁惠王不敢说话了。原来孟子说来说去，说的是他。国君看到老百姓死于非命，然后还说这不关我的事，是今年收成不好，运气不好，事实上呢，“苛政猛于虎”，孔子所处的时代就有这样的说法，一百年后情形更为严重。最后，孟子说：“野兽相互残杀，人们尚且厌恶；身为百姓的父母，推行政事，却不免于率领野兽来吃人，这又怎么配做老百姓的父母呢？”
孟子和这些国君谈话非常懂得运用语言技巧，穿插的各种比喻非常生动。这些国君就算再怎么不喜欢念书，不喜欢思考，也一听就懂，懂了之后问自己，要不要改善？怎么改善？然后孟子借机说出他的仁政理想，劝他们推行仁政，勤政爱民。孟子通过这两个关于动物的比喻提醒国君，你们见到牛和羊很可怜，不要忘记老百姓也很可怜；你让自己养的动物食物充裕，却让老百姓活不下去，这是绝对错误的。当然，话虽如此，孟子说到最后还是不忘鼓励齐宣王一下，称赞他的不忍之心是“仁心”的发端。
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
没有关系，这正是仁德的表现，是大王见到牛而没有见到羊的缘故。君子对于禽兽，看到它活着，就不忍心看到它死去；听到它的哀鸣，就不忍心食用它的肉。正是因为如此，君子总是会与厨房保持距离。
这里的“君子”是指有位者或有德者。“君子远庖厨”一语，不是为了给君子理由不下厨房烧菜，而是担心君子的“不忍”因为接近庖厨而减损，最后对人也不再怜惜。孟子希望齐宣王能把对牛羊的“仁心”扩而充之到老百姓身上，能够体恤百姓的疾苦，为百姓着想。这番苦心实在让人感叹。
5.不可忽视环境 #
做任何事想要成功，都需要环境的配合。譬如孩子学英文，你是找一个美国人当老师，还是找一个中国人当老师呢？答案很清楚，当然找美国老师，因为英语是人家的母语。中国老师英文再好，难免说一说就想用中文来解释，小孩在这种环境下，语言不容易学得好。
我自己有经验。我在美国念书时，女儿五岁。我把她放到美国小学念一年级，两个月之后，她英文讲得比我都好。因为英文好不好要配合发音、腔调，她讲得跟美国小孩一模一样，非常地道。但是回中国台湾念书之后，她的英文底子就忘了。她后来怪我怎么不让她继续学英文。我说你在台北让你学英文，学习的效果会很差，因为语言的学习尤其要环境配合，你没有在那个环境下，根本没办法跟别人沟通，你不知道这句话在书上念起来和实际说出来是不是一回事。我现在有时候会觉得自己英文很差，打开《纽约时报》和《时代》杂志，很多字已经看不懂了，为什么？因为时代在发展，他们渐渐改变了一些口头用语，而你没有在那个环境中生活，就跟不上，查字典也查不到。由此可知，环境对人学习语言的影响有多么大。
为人处世也是一样。孟子有一次跟宋国大夫戴不胜谈话。戴不胜说，有个叫薛居州的人，是个大好人，让他在我们国君身边，国君也会慢慢变好吧。孟子讲了一个学习语言的比喻。他说：“假定有一位楚国大夫想让他的儿子学习齐国话，那么是请齐国人来教，还是请楚国人来教？”戴不胜说：“请齐国人来教。”
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谓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于王所。在于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谁与为善？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说：“一个齐国人教他，许多楚国人干扰他，即使天天鞭打来逼他说齐国话，也不可能做到。如果带他到齐国都城的街坊住上几年，即使天天鞭打来逼他说楚国话，也不可能做到。你说薛居州是个好人，让他住在大王宫中。如果大王宫中，不论年纪大小、地位高低，都是薛居州那样的人，大王能同谁去做坏事呢？如果大王宫中，不论年纪大小、地位高低，都不是薛居州那样的人，大王能同谁去做好事呢？单靠一个薛居州，能对宋王起什么作用呢？”
从这段话可以知道，古时候的教育也挺可怕的，会有体罚，小孩子学习学不好，要受到老师的鞭打。孟子以此为喻的用意是强调人要走上善途，需要环境的配合，需要很多人一起配合。如果周围都是好人，你想做坏事也没机会；相反，周围都是坏朋友，你要做好事也不可能。当然，这么说并不是要否定每一个人自主自由的力量，而是因为在古代社会，一个国君拥有极大的权力，真的需要有许多好的大臣来辅佐才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老百姓等着你实行好的政策，可以让他改善生活；如果你没有这么做，他会慢慢忍耐，但是忍耐到极限就要起来造反了。孟子生活的时代天下已经很乱了，他总是想各种办法希望国君可以尽快改善。因为国君做得好，老百姓才能跟着好，这是古人的想法。所谓“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国君如果做得不对，老百姓也要跟着受苦了。
如何能让国君实行仁政呢？孟子认为，光靠一个好人薛居州，或是个别几个好的大臣，在他身边教导，是起不了作用的。“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反之，如果宋王四周的人都是努力行善之辈，那么宋王想要作恶也不大容易了。这段话的道理虽然很平凡，但足以说明，儒家绝不是单单讲究个人之发心立志，好像一个人可以不受环境影响，独自成就伟大的人格似的。事实上，从孔子的“择不处仁，焉得知”一语开始，儒家就注意到人的具体生命与外在环境之间有着极为深刻的互动关系。人的价值当然是由内而发的，基础在于自觉和自愿；但是这种价值必须落在人际关系的网络中，才能得以实现。同时，人的自觉与自愿不能离开对于具体处境的判断，不能离开四周的环境。
6.事半功倍 #
“事半功倍”每一个人都很喜欢，总希望做事情花一半的力气，达到一倍以上的效果。孟子有一次跟弟子公孙丑聊天，谈到当下局势，他说如果哪一个国君能够在今天这个时代推行仁政，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为什么？因为“仁德的君主不出现，没有比现在等得更久的；百姓受暴政压迫的痛苦，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
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孟子·公孙丑上》）
饥饿的人吃什么都容易满足，口渴的人喝什么都容易接受。孔子说：“德政的流行，比驿站传达政令还要快。”现在这个时候，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实行仁政，百姓的喜悦就像解除了倒悬的痛苦一样。所以，事情做到古人的一半，功效必定是古人的一倍，只有在这个时候是如此。
孟子说，一个人肚子饿的时候，吃什么都好吃；相反，如果已经吃得很饱，就算让你再吃山珍海味，你恐怕也吃不下。同样地，一个人口渴的时候，喝杯白开水就很高兴了；如果根本不渴，给你喝再好的东西，你恐怕也不觉得好喝。所以，食物好不好吃，水好不好喝，要看你本身的需要情况。如果现在天下太平，你行仁政，老百姓可能会觉得很自然；相反，天下大乱了，民不聊生，这时候你来行仁政，天下人会非常羡慕你的百姓，自然来支持你。最后，“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不仅是一倍的效果，甚至是四倍的效果了。
孟子的说法好像有些夸张。他生活的时代，各国都在富国强兵，争霸天下，老百姓只好牺牲奉献，活得很苦。他用“倒悬”两个字描写老百姓的痛苦，是说人被倒挂着，头在下，脚在上，是非颠倒，痛苦不堪，老百姓的生命完全无法安顿，活着只是受罪而已。孟子说这时候如果你能实行仁政，那效果可是不得了的。说实在的，听到这样的话，每一个国君恐怕都会动心，但这些国君有没有做呢？没办法做。因为儒家让你行仁政，首先要做到自我约束，节制欲望，不能有那么多奢华的享受；不能是我国君在上面吃喝玩乐，你们底下人去行仁政吧，这是不可能的。行仁政首先要减少税收，税收一少，国君就无法充分享受。国君在行仁政与自身的利益之间必须做个抉择，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真正能把孟子的话听进去，并加以实行的国君就少之又少了。这时候，孟子怎么办呢？他提到自己的选择，说了四个字“绰绰有余”：
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孟子·公孙丑下》）
我听说过，有固定官位的，无法行使职权就该离去；有进言责任的，无法以言进谏就该离去。我既没有固定官位，也没有进言的责任，那么我的行为要进要退不是宽绰而大有余地吗？
这段话有个背景。孟子的朋友蚔蛙本来是齐国一个县长，后来到齐宣王身边担任监察官，负责谏言，告诉国君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结果干了一段时间，没什么表现。孟子跟他说，你县长不干，干监察官，应该向国君进谏啊，让他改善一下。蚔蛙于是真的去向齐宣王进谏，结果国君不采纳，他辞官走了。别人批评孟子说，你看你为蚔蛙考虑得倒是很好，那你自己呢？你不是也在齐国政府里面担任某些职务吗？孟子当时在齐国担任国策顾问，地位崇高，但是没有正式的官位，也没有进言的责任。所以孟子说了这段话，作为回应。孟子说，你不要批评我，我在齐国既无官守也无言责，所以不能怪我。换句话说，孟子是顾问的身份，空有仁政理想，但使不上力。他认为我要进要退绰绰有余，很从容。
这两段话前面讲“事半功倍”是针对政治领袖，如何花很少的力气，产生巨大的效果。因为时机很重要，天下大乱，别的国家都在瞎搞、乱搞，你这边如果好好实行仁政，老百姓会非常感恩。后面讲到“绰绰有余”是孟子自己。孔子曾提到做官有两种，第一种叫作具臣，有专业能力的、尽忠职守的臣子；第二种叫作大臣，以正道来服侍君主的臣子。孔子用八个字描写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我用正道来服侍国君，如果行不通，我就停下来，辞职。孔子认为自己的学生中，像子路、冉有都有“具臣”的能力，但是还没有办法达到“大臣”的标准。孟子认为如果他有机会的话，他可以做到“大臣”，但是很可惜，没有机会。他本身不是齐国人，只是客卿，从外国来帮忙的。虽然想劝导齐宣王推行仁政，进而匡济天下百姓，但是国君不听，他也无可奈何。
第五章 自我超越 #
1.豪杰之士 #
说到豪杰，想到俊杰。有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有人觉得，这话有点投机，识时务嘛，见风使舵。但是《孟子》里面提到的豪杰，却是不一样的概念。
孟子曰：“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孟子·尽心上》）
孟子说：“等待周文王出现之后，才振作起来的，是一般百姓。至于真正杰出的人，即使没有周文王出现，也能发愤图强。”
在传统社会里，一般百姓由于知识与环境的限制，比较缺乏自主能力，从国家大政到个人抉择，都需依靠卓越的领袖，有如羊群等待牧者的指示。因此，孟子所谓的“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算是十分客观的描写。但是，周文王做了什么事，能让老百姓振作呢？行仁政。
商朝末年，纣王暴虐无道，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大多数人若不与商纣同流合污，就是灰心丧志，认为世间没有公平和正义，善恶并无适当的报应。当时有许多人躲在民间，逃到海边，甚至藏入深山之中，等待有个仁德的领袖出来，带领国家重新走上正途。周文王实行了很多照顾老百姓的政策，名声很好。他让行善的受到善报，为恶的受到处分，《孟子》里提到他尤其对老人很好，推行了许多养老措施。因此，许多人一听周文王行仁政，就振作起来了。
孟子认为这样振作起来的只是一般百姓，不是豪杰。真正的豪杰之士是即使没有周文王，自己也要振作。为什么呢？因为儒家思想有一个基本原则，即每一个人都是道德的主体，道德主体有一股内在的力量，这股力量不仅是真诚的，还表现出一种道德勇气，能自我振作，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不受外在潮流的影响。真正的豪杰，是不管时代是光明还是黑暗，也不论是否有圣贤出现，他都可以自立自强。他为自己负责，要陶冶自己的人格趋于完美的境界，会凭着他的智慧和爱心，奋发有为，开创出个人与国家的理想局面。这种创造时代的英雄，是值得我们敬佩和效法的。不过，只是做到这一点，孟子认为还不够，还要做到什么呢？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居住在天下最宽广的住宅，站立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行走在天下最开阔的道路；能实现志向，就同百姓一起走上正道；不能实现志向，就独自走在正道上。富贵不能让他耽溺，贫贱不能让他变节，威武不能让他屈服，这样的人才叫作大丈夫。
居天下之广居，是仁；立天下之正位，是礼；行天下之大道，是义。孟子认为，一个人只要做到了仁、礼、义，到天下任何地方去，都可以站得住脚。为什么？子曰：“德不孤，必有邻。”有德行的人不会孤单，一定有人来支持他。因为人性是向善的，古今中外任何地方的人都一样。当你得志的时候，也即读书人有机会做官，就跟老百姓一起走上正路；如果没有机会，至少可以自己一个人走上正路，独善其身。独善其身不是不跟别人来往，而是我先把自己修养好了，等待时机来临，所谓“居易以俟命”。
接下来这三句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千古以来为中国人津津乐道。“富贵不能淫”是说富贵不能惑乱我的心志。世间的成就，容易使人迷惑，愈陷愈深，逐物不反，甚至纵欲伤身，不可收拾。“贫贱不能移”则是相反的情况，处于贫穷困顿、一筹莫展之时，要不要放弃或改变我的做人原则呢？绝不，人的操守在艰难危亡之际，最能得到磨炼及证明，我们正该把握此一机会，品尝孔子与颜回所说的乐趣。“威武不能屈”，权势和暴力能否使我屈服呢？不能。只要我“自反而缩”，肯定自己站在正义的一方，就必须坚持立场，让正义因着我的行动而得以伸张。
由此可见，富贵、贫贱、威武都是外在加诸我身的，而我内心却有一个主宰，有一个道德自觉，所以外在的情况变化影响不到我。孟子把这样一种境界称为“大丈夫”，也就是真正的豪杰。当然，“大丈夫”绝不是只能是男性。过去古代社会，女子一般没有机会受教育和在社会上发展。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人人平等，不分男女，只要一个人能够自觉内在的尊严，真诚面对自己，做合乎仁、礼、义的事情，在富贵、贫贱、威武三种情况下都不改变原则，就是大丈夫，就是豪杰。大丈夫和豪杰，不见得是要成大功立大业，而是要能够建立自己生命的主体性。
2.效法尧舜 #
儒家喜欢把尧舜当成典范人物，孟子更是如此。孟子到了齐国，那时候齐宣王还没有见过他，先派人去看看孟子长什么样子。
储子曰：“王使人夫子，果有以异于人乎？”孟子曰：“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孟子·离娄下》）
储子说：“齐王派人来窥探先生，是不是真有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孟子说：“有什么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呢？尧、舜也与一般人一样啊。”
齐王想知道孟子这样一位国际知名的大学者，长的样子是不是很特别，或者生活习惯是不是跟人不一样，譬如是否道貌岸然，每天一开口就是仁义道德。结果孟子说，我怎么会跟别人不一样呢？连尧、舜也跟一般人一样啊。换句话说，既然尧、舜这样的圣人跟平凡人没什么两样，那么人人都有希望变成尧、舜了。
一个叫曹交的人听到这句话，特地跑来请教孟子。他说：“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尧、舜，有这样的说法吗？”孟子说：“有啊！”曹交就问了：“我听说周文王身高十尺，商汤身高九尺，他们两个人都当了帝王，而我曹交身高九尺四寸，在这两个人中间，怎么我只会吃饭呢？”说实在的，听到这种问题，大家都会觉得好笑。身高和成就有什么关系啊？又不是打篮球。可见曹交这人实在老实得可爱。孟子怎么回答他？
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孟子·告子下》）
尧、舜的正途，不过是孝与悌而已。你穿上尧所穿的衣服，说尧所说的话，做尧所做的事，这样就成为尧了。你穿上桀所穿的衣服，说桀所说的话，做桀所做的事，这样就成为桀了。
桀，是夏桀，古代最坏的人之一；尧是圣人，最好的人之一。孟子认为，一个人模仿别人，不管学坏学好，都是从外在模仿开始，再到言行表现，亦步亦趋地跟着学，他怎么做，你怎么做，久而久之你也就跟他一样了。曹交显然是不太喜欢思考的人，所以才会问出这样的问题。而孟子的回答是告诉他一个简单的办法，找到一个典范人物跟着学，他怎么做，我跟着做，久而久之，我就忘了这是我学来的，还是我自己要做的。譬如做好事，做久了之后，就会忘记我做好事是为了博得名声，还是出于内在的要求，反正做久了之后成为习惯，自然而然会去做好事。由此可见孟子对于习惯的重视，亦即只要努力学习与实践，长期下来，自然会转化生命。这与西方人说的“习惯是第二天性”是相同的道理。
那么，学习尧、舜，从何学起呢？孟子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姐妹，是我们步上圣人之道的坦途。孝悌出自每一个人原始的、自然的感情，如果不孝不悌，我们怎能进而关怀别人、服务社会呢？又怎么谈得上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呢？所以孟子鼓励曹交从孝悌学起。
曹交听孟子这么说之后，很高兴。他说，那我准备去谒见邹君了。什么意思？孟子是邹国人，曹交是曹国人，而且是曹国国君的一个亲戚，邹君是邹穆公。曹交跑去见邹君，是想借个住处，留在孟子门下学习。但孟子好像不大愿意收这个学生，觉得这人不但慧根有问题，恐怕做事的决心都成问题。所以孟子说了一句话：
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孟子·告子下》）
人生的正途就像大马路一样，怎么会难懂呢？只怕人们不去寻找而已。你回去自己寻找，老师多得很呢。
“道”为什么像大马路一样？因为“道”来自人内心的良知。你只要真诚面对自己，就会发现内心的良知一直在不断地要求你行善，要求你见到父母能孝顺，见到晚辈能照顾，因为孝悌是做人最基本的道理。你对于父母能孝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对于晚辈能照顾，“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么，达到尧、舜这种圣人的精神境界还有什么难的呢？问题在于，很多人根本没有回到自己的内心，不去体察自己的良知，总是注意外在的事功，羡慕别人的成就，甚至到处拜访名师，以为他们可以指点光明的未来。事实上呢？在知识和技能方面，我们应该虚心向别人学习，并且不难获得具体的成绩。但在做人原则与善恶分辨方面，则首先应该倾听自己内心良知的指示，并且努力遵行。如果持之以恒，则人人都有成为尧、舜的可能。
3.与古人为友 #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总是选择适合他的群体交往。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交朋友的范围越来越广。到任何地方去，都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朋友，这是一件快乐的事。但孟子认为这还不够，一个人还要学会跟古人交朋友。为什么呢？因为人有时难免会觉得自己的理想在现实中找不到可以呼应的人，这时候说不定意气相投的古人能够带给你许多安慰和鼓励。
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
孟子对万章说：“一乡中的优秀士人，与这一乡的优秀士人做朋友；一国中的优秀士人，与这一国的优秀士人做朋友；天下的优秀士人，与天下的优秀士人做朋友。认为与天下的优秀士人做朋友还不够，就再上溯历史，评论古代人物。吟咏他们的诗，阅读他们的书，但不了解他们的为人，可以吗？所以要讨论他们在当时的所作所为，这就是与古人交朋友。”
“善士”的“善”是指德行上有好的表现，也即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好人一定会有某些高尚的理想，某些必须坚持的原则。这时候如果你能在一乡之中，一国之中，甚至全天下的范围内，找到志趣相投、心有灵犀的朋友，无疑是一件很幸运的事。但是如果找不到呢，也不要紧，你还可以跟古人交朋友。怎么交朋友呢？首先要去吟咏他们所写的诗，阅读他们所写的书；诗书表达了他们的心意，记录了历史。但是光读诗书不够，还要了解他们生活的时代，以及他们在当时环境下的所作所为。就像我们平常读小说一样，第一看书里有哪些人物，发生了什么事；第二看这些事情合不合乎逻辑，尤其是人性的逻辑；第三要投身到书本当中，想象我如果是其中的某个人物，我会怎么办，譬如我是学刘备呢，还是学诸葛亮？孟子说，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够真正与古人交朋友。
孟子自己就喜欢和尧、舜、禹这些古代伟大的人物交朋友。孟子在书里甚至把舜的父亲、继母和弟弟怎样迫害舜的细节都写得很生动，好像他自己在现场看到一样。能够有这种表现力，说明孟子充分了解舜的情况，包括他所生活的时代、他的性格、他为人处世的原则等。譬如舜当了天子以后，把他的弟弟封在有庳国当国君。孟子的学生问，舜让他弟弟这样的坏人去当国君，那一国的人不是要倒霉吗？孟子说，舜让他的弟弟当国君，但是不给他实际的权力；设法派官员负责税收，不让他碰到钱；设法让官员负责法律，不让他介入；经常召见弟弟，让他来不及做坏事。为什么这么安排？因为舜是天子，天子的弟弟要封为国君，这是古时候的传统，但是不能因此就让他去糟蹋百姓，所以舜想出了各种办法，减少和避免他弟弟做坏事造成的危害。孟子能够如此设身处地替舜着想，并且理解他的思想和做法，说明他确实和舜交了朋友。
我们今天学习国学也一样，并不只是发思古之幽情，说说古人的话而已，而是希望跟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这些伟大的先哲做朋友，甚至跟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这些西方的大哲学家做朋友，了解他们所处的时代，了解他们怎样面对和处理问题，并设想如果自己在当时的情况下，会不会跟他们一样选择，还是有不同的想法。这就是阅读的好处，可以读其书而思其人，跟古人做朋友。一个人不光要能看到现在，也必须了解过去和未来。这时你会发现某些原则和理想是几千年不变的，譬如我们常说的人性向善，行善最乐，不管你喜不喜欢，赞不赞成，这都是人性共同的要求。
事实上，我自己很喜欢和古人交朋友。我曾翻译《四大圣哲》一书，这也是影响我最深的书。四大圣哲是孔子、耶稣、苏格拉底、释迦牟尼。在我们这个时代真的无法找到像他们的人。今天不易看到有内涵、有深度的人，社会上呈现的只是舆论、宣传、口号而已，人生目标现实而功利。接触此书后，发现他们皆为人中之龙、人上之人，显示了人类的分水岭，因而从中得到很多心得与鼓励。所以，当你觉得世界太贫乏、太堕落时，不妨从古人中选择朋友，视个人所好和他们交往，这样可以高尚其志，不受时间、空间所限，让自己与古人心意相通。这是人类心灵的特殊能力。
4.有为者亦若是 #
“有为者亦若是”是我们经常用来勉励自己和别人的话，出自孟子和滕文公的一次对话。滕文公当太子的时候，有一次前往楚国，路过宋国时与孟子会面。孟子谈论人性向善的道理，句句都要提到尧舜。太子从楚国返回，又来见孟子。孟子又举了齐国勇士成和孔子学生颜渊的例子，对他加以鼓励。
成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孟子·滕文公上》）
成对景公说：“他，是个男子；我，也是男子，我怕他什么呢？”颜渊说：“舜，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什么样的人？有所作为的人也会像他那样。”
勇士需要作战，需要竞争，有时候看到别人长得比自己高大，心生畏惧，气势上就先输了。成说，别人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男子汉大丈夫有什么好怕的？心理上先给自己一种信心，然后才能表现真功夫。这是体力方面的，许多运动员也有类似的激励方法。颜渊说的则是德行修养方面的，以舜为学习的楷模。舜并非生在帝王之家，而是出生在一个平凡的家庭，事实上还是一个问题家庭，但舜的抱负很大，后来表现杰出，成为古代的圣人。舜也是孟子佩服的人。孟子说舜年轻的时候住在深山里，跟树木、石头一起居住，跟野猪、野鹿一起游玩，跟一般平凡的乡下人没什么区别。但是他听到一句善的话，看到一种善的行为，内心立刻涌现出向善的力量，“沛然莫之能御”，挡也挡不住，把别人的善言善行全部拿来在自己身上实践，最后成就了伟大的德行。
我们都知道“取法乎上”的道理，一个人的成就大小，要看他年轻时的志向如何。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譬如明朝大儒王阳明在十二岁的时候，有一天请教老师，说什么是天下第一等事？老师说，念书考状元是第一等事。但王阳明居然说，不见得吧。老师吓一跳，心想这个十二岁的小朋友还有什么特别的见解吗？问他，你认为如何？王阳明说，天下第一等事应该是读书做圣人。
状元和圣人有什么区别呢？状元几年才考一次，每次只有一个。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成功界定在社会竞争上，后果一定非常惨烈，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个人成功多少人失败啊！王阳明说，读书做圣人这个目标好，因为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圣人不但不会互相冲突竞争，反而会互相帮助。“有为者亦若是”，王阳明小时候的志向就这么高，所以他后来取得的成就也远在状元之上。
当然，人的能力有限，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事你都可以做到的，但有些事明明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你却做不到，这是因为你不去做，不想做，其实一做就会成功。什么样的事呢？
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说：“用手臂挟着泰山跳过北海，对别人说：‘我办不到。’这是真的不能做到。给年长的人弯腰行礼，对别人说：‘我办不到。’这就是不去做，而不是不能做。”
孟子说话有时候比较夸张，手臂挟着泰山跳过北海，听起来是神话，怎么可能做到呢？这件事不是我不想做，而是根本不可能做到。但是尊敬自己的长辈，给年长的人弯腰鞠躬一类，却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折枝”代表弯腰鞠躬，古时候树枝的“枝”跟肢体的“肢”通用。我们常说你对长辈要尊敬，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徐行后长者”，慢慢地走在长辈的后面，表示你尊敬他。这件事任何人都可以做到，你说做不到是找借口。
事实上，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比如升官发财，不是人人都可以成功的，但是在修养德行方面，你只要愿意去做，一定可以成功。没有任何人可以说我无法孝顺，我无法讲信用。这种事只要你想做，你去做，一定可以做到。所以我们要常常问自己，这件事是我“不为”还是我“不能”，如果是我不能，别人会谅解；如果是我不为，那就是我的责任啊。
5.天降大任 #
说到“天降大任”，很多人认为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反正我又不是那些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何必去考虑呢？但孟子提到这句话时，是把它引申到每一个人的生活中。他举了好多古代领导人做例子。
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
孟子说：“舜在田野之中兴起，傅说从筑墙的牢役中被提拔出来，胶鬲从鱼盐贩子中被提拔出来，管仲从牢狱中被提拔出来，孙叔敖从海边被提拔出来，百里奚从市场中被提拔出来。所以，天准备把重大任务交付这个人，一定要先折磨他的心志，劳累他的筋骨，饥饿他的肠胃，穷尽他的体力，使他的所作所为都不能如意，这样就可以震撼他的心灵，坚忍他的性格，由此增加他所缺少的才干。”
舜家境贫寒，年轻时在历山耕种，在雷泽打鱼，为养家糊口到处奔波。傅说是商王武丁梦见的圣人，当时他正在受刑筑墙，后来成为宰相，商朝大治。胶鬲曾为商纣之臣，据说是周文王发掘的人才。管夷吾（管仲）跟随公子纠失败，被鲁国囚禁，后赖鲍叔牙推荐，成为齐桓公的宰相。孙叔敖是从隐居的海边被人举荐进入朝廷，任楚国令尹（宰相）。百里奚早年贫困，流落不仕，后任秦国大夫。这些人一开始都苦得不得了，想做什么偏偏做不成，饱受了各种折磨和考验，上天的目的就是要激励他们的心志，坚忍他们的性格，使他们原来不会的事情都会了。最后，身心饱受磨炼之后充分发展。像炼铁成钢，若不在火中煎熬锤打，终究还是废铁一堆；但只要通过锻炼，就可以脱胎换骨，成为经久耐用的利器。
台湾有句话说得好，吃苦就是吃补。年轻时吃苦绝对是好事，可以开发潜能。人的身体会自然成长，只要有适当的食物和运动；但人的心智不会自然成长，需要某些锤炼。潜能没有经过锤炼，是不可能自己发展出来的。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说，一个人一生中所开发出的潜能，往往只是他所有潜能的十分之一而已。也就是说，一个人不管今天有什么样的成就，可能只是表现出了十分之一的能力，另外十分之九浪费掉了。苏联做过一个研究，认为一个人如果把潜能全部发挥出来，可以把一所大学的所有课程念完，至少可以学会十几种语言。不过我们有时也会想，人生这么累，这又何必呢？我们当然不需要真的去做这些事，但至少要知道自己的潜能是非常大的。我们在学生时代每天念书，每天进步，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进步非常明显。大学毕业之后进入社会，具有专长可以就业，但往往在这个时候也就停下了求知的步伐，这是非常可惜的。
如果一个人的一生不想虚度，想过得充实圆满，不断向上提升，感受到生命真正的意义，至少要注意两方面：一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阅读，增加自己的知识；二要培养德行，懂得人性向善，设法择善固执，以期做到止于至善。我们内心经常羡慕某些人甚至崇拜某些人，这些人的才能我们可能怎么学也学不到，但是在德行方面有良好的表现，却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譬如每一个人都可以孝顺，每一个人都可以守信，每一个人都可以讲道义。你如果真的去实践这些德行，整个生命都会改观，像登山一样，越登越高，到了山顶就会发现，过去有些事情恐怕太执着了，有些事其实是可以放手的，放手之后，你的生命才能有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喜悦。
孟子所说的天降大任，并不是只有大人物才可以考虑，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也要考虑，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负责。古代所谓的“天命”只有少数政治领袖才有，但是从孔子的“五十而知天命”开始，每一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天命。天命包括命运和使命，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都是有命运的，也就是说有些遭遇是你不能选择的；但同时人也有使命，你可以去选择我要达成什么目标，使命是要对自己负责的。我们即使没有大的使命，也有自己的小的任务。否则如果只看一些大人物的大成就，大多数人要怎么去肯定自己生命的价值呢？
因此，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自我教育，认清自己的弱点，痛下针砭，务求改变。同时，我们要在工作中学习，即使是最微末的细节，也必须全力以赴。做好一件小事，远比做一件大事但做不好更有意义。我们在工作中成长，等到时机成熟，自然会有“天降大任”、担当大任的一天。
6.孟子之乐 #
一个哲学家必须经过双重验证，一方面是他的理论必须自圆其说，另一方面他必须过得快乐。否则，你讲了半天，别人实践起来很痛苦，吃不消，这样的哲学谁要念呢？谁念了谁倒霉。
孟子当过齐国的国策顾问，地位很高，受到许多诸侯的重视，但他毕竟没有机会来真正实践自己的仁政理想。有一次在周游列国的路上，孟子的学生问，老师，您好像有些不愉快的样子，您不是以前说过孔子那句话吗，“不怨天，不尤人”，为什么看起来还不开心呢？孟子说，我没有什么好不开心的。“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是上天还不想让天下太平吧，如果想让天下太平，在今天这个时代，除了我还有谁呢？我为什么要不愉快呢？换句话说，孟子的快乐在于他有自信，相信你只要给我机会，我就可以让天下太平。但很多时候，不是你要做就有机会的。每一个国家都有各种复杂的利害关系，就算再好的学者，一旦妨害别人的利益，别人就不会给你机会。所以孔子周游列国不得志，孟子也一样。
做一个儒家的学者，有时候会因为理想太高，使得别人没办法相信你；或者即使让你去做，结果怎么样，别人也没有把握。表面上看，孟子很不得志，甚至学生也以为他不快乐，但他说出的那句话可谓豪气干云，非常自信洒脱。上天要治好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读书人读到这句话，会觉得很有魄力。这就像孔子在匡被围住之后，他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上天如果不想让我们的文化传统灭绝的话，匡人又能对我怎么样呢？表明孔子认为自己有天命，是文化的传承者。但是不要忘记，即使有这么高的理想，并且真的相信自己有把握做到，也需要等待时机的配合。时机如果不来，怎么办？好好从事教育工作，让这样的理想一代代传下去，希望将来有一天后辈的年轻人有机会实现。这是儒家学者的做法。但是，孟子真正的快乐是什么呢？
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
孟子说：“一切在我身上都齐备了。反省自己做到了完全真诚，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快乐了。努力实践推己及人的恕道，就没有更近的路可以达到仁德了。”
“万物皆备于我”，宋朝学者解释这句话，在“万物”之后加了两个字，叫作“万物之理”，万物的原则道理在我心中都齐备了。说实话，这种解释太牵强了。如果万物之理在我心中都齐备了，也要等待时机，我才能够了解。譬如我没有见过飞机，但是飞机的原理在我心中，等哪一天我见到飞机了，这个原理就呈现出来了。这样讲好像孟子一天到晚都想着要去认知外在的一切。在我看来，是跟原意有差距的。
其实孟子说得很简单，“万物皆备于我”，就是我身上所拥有的一切已经足够了，什么都不缺。因为我的心有“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当这四种心扩大充实的时候，就像水开始流、火开始烧一样，自然就可以行善。行善而做到“反身而诚”，“诚”是我的心不受遮蔽及扭曲，可以内外如一，亦即完全做到了真诚，自然会感到最大的快乐。为什么呢？因为千言万语讲儒家，最后就是两个字：真诚。孟子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人只要真诚地反省自己，就会体悟到什么是善；同样，明白了什么是善，就能真诚地反省自己。真诚是天的运作模式，追求真诚是人的正确途径。因此在儒家思想里，“善”和“诚”经常是连在一起的。一个人如果能做到“反身而诚”，快乐就会由内而发，源源不绝。
最后一句“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与仁的关系是：“恕”落实在人我之间，所以要推己及人；“仁”则出于对自己的要求，要响应那恒存的恻隐之心。这两者在根本上是不可分的。
孔子也有类似的说法，叫作“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譬”是譬喻，将心比心，假如我是你，我会怎么办。一个人能做到推己及人，设身处地去关心别人，才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由此可知，孟子的快乐一方面来自他有自信，认为想要治好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另一方面，他能存养扩充自己与生俱来的向善之性，做一个真实的人，生命的快乐根源在内不在外。
第三部 老子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