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曾国藩为官修身之道
第一节 闲得要死，忙得要命 #
曾国藩既然被当作官场的典范，那么他关于做官的言论就更值得我们细细品读。“为官者，闲起来闲得要死，忙起来忙得要命。清闲时可以从从容容，忙碌时焦头烂额。”没有事情的时候，他不知道要想什么，可是一有事的时候，就头昏脑涨，焦头烂额，想不明白，所以不管有事还是没事都不好。曾国藩专门指出了之所以会这样的病根。
一、缺乏实际工作经验 #
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听别人说话，基本都能马上感觉到对方是在谈理想还是在谈实际，是有实际经验之后再谈理想，还是空有理想而乱评实际，这些他都能知道。可是没有实际经验的人就听不出这些了，他不仅听不出所以然来，而且自己说的话也大多都不实在，都是空话，过于理想化，甚至还可能会害死人，对这种人就要随时提高警觉。
当官最要紧的就是要能决断，我们现在叫决策，可是没有实际经验的人却难断难决，不知道怎么下决心。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也是如此，你说这样，他就偏那样，有人说那样，他又偏这样，早上刚说不行，下午又说也可以，可到了晚上又说明天再谈，一天改好几次。一拖再拖，最后就变成能拖就拖，能推就推。拖到没有办法，才道歉说：“不好意思，时间太紧了，所以我来不及想，只好先这样，以后再说。”这都是今天官场上很常见的现象。什么叫“拖”？就是把时间拖过去，认为时间可以解决问题，因为人是健忘的动物，拖到最后大家都忘记了，他就什么事都不用做了。
现在的社会也是这样，比如一个人闹出了一件事情，刚开始媒体天天报道他。可没几天又出现一个会打球的人，大家就都去看打球的了，而之前那件事情就被忘记了，这说起来似乎很奇怪，但事实就是这样。因为人往往容易被外界牵着跑，从而忘记了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
能推就推，是把责任推给别人，能拖则拖，则是拖时间。这个毛病如果不改的话，当官的会越来越不受大家信任，而他自己做事情也会越来越困难。当老百姓什么都怀疑你的时候，你一有任何动静，就会有很多人出来攻击你。对于一般人同样也会有影响，比如，如果老板信任你、赏识你，在你说了一个意见之后，他就很可能会说你这个意见很好；可是如果老板不信任你，对你印象不好，那么，在你说了你的想法之后，他即便心里承认好，嘴上也还是会说：“这么好的意见怎么现在才说，以前为什么不说？”反正无论怎么说，都有他的理由。所以无论为官还是做人，都一定要有责任感，要守信用，这会决定你的个人信誉与口碑，进而直接影响你的人生走向。
二、没有正常工作秩序 #
当官的第二个病根是没办法按部就班，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赶上什么就忙什么。而这又是缘何？因为现在过于讲究透明化。比方说如今的民众选举就非常强调透明化，但是最近哈佛大学有一个研究报告却显示，世界上凡是采用民众选举方式的国家好像都比较动荡，民众叫苦连天之声不绝于耳。
选人一般有三种方法：一种叫考举，一种叫推举，一种叫选举。考举就是所有人都来考试，考完之后按名次排名。就像一个筛子一样，筛到最后一般都是非常经得起筛的人。但是完全靠考举也很危险，因为有可能选出很多空会读书，却什么都不会做的人来。而推举就是把大家都觉得好的人推荐出来，但这也有危险，因为可能出现乱推举的现象。更危险的是选举，因为目前为止很多的社会实践已经证明，选举往往不能选出最好的人，而凡是浮出来的，通常都不是最好的人。因为最好的人，多半都会懒得来这一套，也懒得走这种流程。所以最好是三种方法一起用，考举、推举、选举三者并用。
以前真正好的人才，就算没有学历，他也照样可以到大学当教授。现在却很难，因为几乎没有一个校长能有这种魄力，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果钱穆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他肯定一辈子倒霉，因为他没有学历。王云五不是博士，可是台湾第一批博士都是他指导出来的。现在你如果不是博士，想当博士生的指导教授，别人一定笑掉大牙。那这算是进步还是退步呢？任何事情都应该有其机动性，能根据具体情况作相应的调整。只有一种绝对的形态，最后往往很难长久。人类要慢慢朝这个方向去想，慢慢改变观念，改变做法。
那么，为什么透明化的结果会不好呢？我们前面讲过，因为一切都透明化的时候，你的一举一动都会招致别人的非议或反对，你根本没法做决定，也没法做事情。所以过度透明化的结果就是顾此失彼，杂乱无章，最后什么也做不成。
三、缺少与下属的交流 #
这一点尤为关键。很多上司习惯坐等下属向自己报告，那他就会越来越偏离实际，最后可能导致决策失误，一败涂地。因为没有人会那么傻，把真相全告诉他。假设你今天早上出来，在路旁水沟里面发现一具尸体，你会立刻去派出所报案吗？大概不会，为什么？因为你怕被派出所的人怀疑跟你有关系，“肯定跟你有关系，不然别人怎么都没看到，就你看到”。于是你心里肯定会有一点疑虑，也可能会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再比如在公司，你如果向主管报告坏消息，主管一般第一个骂你：“你怎么做事的，怎么弄成这样？”这不是自讨苦吃吗？所以为什么中国人碰到事情不愿意去报告，就是因为他知道别人的第一反应，就会是怀疑他、骂他，“我去讲,我肯定倒霉”。可是他不报告，心里又会不安，报告，又会倒霉，所以就让别人报，“我赶着要上班，你们快去报告”。由此也可以看出，任何行为后面一定有一个很根深蒂固的观念，一定都有它的原因。
事情越多，你就会越不清楚真相。通常一句话，一个接一个地传给几个人之后，它就失真了。因此主管必须要主动跟自己的部属交流，而不是坐在那里等。其实一直到现在，当官的还是有官架子。一个当主管的人，脸上的确需要有阴阳，不高兴就是不高兴，高兴就是高兴。但是你要清楚，这是用来暗示人家，而不是用来给人家脸色看的。“我脸色之所以改变，实际上是在暗示你，为什么我不明讲？我不明讲，是怕你受不了。你错了，我不会讲，这是尊重你，因为你平常做得不错。如果你稍有一点错误，我就骂你，那对你不公平。他稍微有错，我就骂他，是因为他平时表现就不好。我板脸，实际就是在暗示你，你改过来就好了，我不会明说。”所以反过来，下属也要明白，主管不明讲，其实是尊重你。主管明讲，往往就说明他并不太把你当一回事。
作为上司，你一定要主动地去看，而不是等人家向你报告。但是也要注意，不要轻易被骗。有时候你所看到的是假的，这一点也是当官的人要非常小心的。当官的人如果看到部属好，就认为他好，就很容易受蒙蔽。因为他知道你喜欢什么，他就会专门做你喜欢的给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当官的人最后都被少数小人包围。你看到的，你不能不相信，因为是你亲眼看到的；可是你看到的，你不能绝对相信，因为别人会装出来骗你。这也是《易经》告诉我们的道理。
我也当过很多年的主管，当我看到一个员工表现很好的时候，我不会相信，也不会不相信。我会怎么办？看具体情况。我之后会再偷偷问他的主管“他人怎么样”。结果这位主管说：“这个人只会做表面的，你来的时候他装得很好，你一走开他就原形毕露了。”那我会相信主管吗？我也不会相信他，因为说不定那个人确实很好，他就是想把那个人压下去，保住自己。我再问别人这两个人处得怎么样，结果人家告诉我，他们两个人就跟冤家一样。这样我就知道了，都不能信。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货比三家才不会吃亏。同样，一件事你也要问三个人、五个人，综合起来才知道，这里面有很多纠缠不断的东西，然后你去理清楚，你才能大概知道真相是什么，这才叫“八九不离十”。这是当主管的人必备的修养，别人告诉你什么，你当然要听，但不要完全相信，也不要完全不信，你再问问其他人，或者事后再单独问问他，因为他可能刚才是没有办法，才不得不那么说，你事后再让他讲实话，你才能够知道实际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个人要明白真相是不容易的，不要太相信你的眼睛，也不要太相信你的耳朵。闽南语里面有一句话叫“耳孔轻”，耳孔轻的人是最吃亏的，别人讲什么你都相信，你就很难弄清楚事实真相。另外，作为主管还需要清楚一点，越是忙的人，真正在做实事的人，应该是越没有时间跟你讲东讲西的；而越是没有事情做的，他怕你觉得他没有事情做，就越是会无中生有，天天来向你打小报告。
第二节 官场生存智慧 #
一、顺应时势，当机立断 #
1.识时务，顺时势
我们常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什么叫作“识时务”？今天十个人里面有八个人会把它理解为“投机取巧”，迎合时代潮流，这个观念其实是不对的。要正确理解“识时务”，关键在于对这个“时”字的把握。“识时务”，是指一个人如果觉得自己应该出来做事，才出来，而且当仁不让；否则，他宁可归隐，不管什么时候，也不管什么情况。这跟现代人的观念有很大差异。现在很多人是看时势怎么样，然后去迎合时势。所以，真正的“识时务”必须要合乎时机，要务本务实。而真正的重点在务本务实，也就是说，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就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如果这个时代不适合你出来，你就绝对不干。现在有这种勇气的人很少，多半都是投机分子，所以很难真正做到“识时务”。什么才称得上“俊杰”？首先必须才智过人，才智过人是自我的条件。其次就是要能顺应时势，识时务。当然顺应时势也分为两种：一种叫作同流合污，一种叫作当仁不让。俊杰就是当仁不让的，“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所以必须做，不做不行”。
可以说曾国藩的一生就是识时务的一生，他的一生之所以走得那么漂亮，那么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识时务”，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什么时候该潜伏积累，什么时候该当仁不让出山。每一步都处理和表现得近乎完美，将负面因素降到最低，甚至使自己化险为夷，最后才得以善终。当然曾国藩也并不是天生就具有这种能力的，他也是慢慢才修炼出来的。大家可以结合前面讲的曾国藩的一生经历作具体分析（详见第一章第二节），看他究竟是如何识时务的。
2.不迂腐，懂变通
要做到识时务，能非常自如地顺应大形势，就必须在忠厚老实的基础上，懂得灵活变通。
我们来讲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有一次曾国藩在他办公的地方，远远看到有一个穿官服的人跟公差不知道在说什么，还一直对公差鞠躬作揖，可是那位公差就是摇头，“不行，不行”，最后那个公差就走了，他觉得很奇怪，但也没有问。第二次又看到这个情景，又是那位官员低声下气地作揖，公差还是摇头，曾国藩还是没问。第三次就不一样了，那位官员不知道给了公差什么东西，公差就点头了，然后就引见那位官员来见曾国藩。
从这些小细节，大家就可以大致看出曾国藩是怎么做人的。见面之后，曾国藩就问那位官员：“你到差几天了？”那位官员说：“我到差三天。”曾国藩心里就想：“到差三天，三天都在这里晃悠。”然后继续问道：“那你到差三天，为什么到现在才来见我呢？”那位官员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不方便说，他敢说“我之前没贿赂他，他不让我见，我今天给他钱，他才引见我来”吗？他即便敢说这个话，曾国藩也不敢用他。所以他就不说话，很尴尬地站在那里，曾国藩心里完全清楚，然后就问他：“你那个单位现在还有没有空缺？”他说：“已经满了，不过大人您如果要安插人的话，我随时可以安插。”
这就叫“中国式”，“中国式”就是没有预算，“不过你真的要，我可以拨给你名额”，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的。曾国藩怎么说？他的回答简直可谓妙不可言。他就对那位公差说：“你在我这里，跟我这么久了，我始终没给你安排一个好职位，现在难得他新官上任又有空缺，你去跟他好了。”所以你说曾国藩是个老好人吗？绝对不是，那他是为人狡诈，喜欢整人吗？也不是，你慢慢去体会他为人处事的艺术。一个人要老实，但是不能太老实，一个人要认真，但又不能太认真，这才叫中国哲学。
有一位总经理问一位已经跟了他七八年的经理，说：“王经理，你跟我这么久，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王经理说很好。“少来这套，好在哪里？”王经理说都好。“你就讲一点。”“你很认真。”“当然得认真了，不认真还能混到现在吗？那我的缺点呢？”王经理说：“你没有缺点。”“少来，说一个。”王经理说：“你太认真了，那么认真干什么呢？”就是这样，一个人不认真不行，太认真，别人就没办法跟你合作了，你如果样样都管的话，别人也是没办法受得了的。
3.有胆识，能决断
曾国藩非常懂得“识”这个字的重要性，“识”在这里念zhí，而不念shí。那么怎样才算有“识”？“天赐良机，稍纵即逝”，机会一来，马上会一闪而过，你要不要抓住？你不抓住会很可惜，抓住机会又会很危险。所以还是要兼顾两面。时时刻刻都要记住，天底下的事永远都是摇摆不定的，有可能这样，也有可能那样的，绝对不可以一厢情愿。我们现代人往往都喜欢一厢情愿，“绝对稳当，绝对没问题，包你没事”。没有这种事情，事情永远是有两面的，“有一好，无两好”，有风险才会有收获，而要有收获就一定要冒险。要有所作为，就要善于把握时机，而这就需要胆识。
借助胆识，经过深思熟虑作出选择，凭多年经验积累直觉，洞察形势，作出敏锐反应，不犹豫，不武断，而是当机立断。可是现代人很麻烦，你稍微延迟一点，别人就会说你犹豫不定；你稍微出手快一点，又会说你武断，这就让人没有办法做事情。既不能武断，又不能犹豫，那我们该怎么办？这就需要我们具有高度的胆识，才能把握准确的时机，做到恰到好处。
“不以小利害大利，不以小局害大局。”这两句话最重要，现代人对曾国藩留给我们的这两句话当如获至宝。我们常常就是看到“小利”，忘记了“大利”，也常常用“小局”来影响“大局”，这其实都是本末颠倒的。
二、急流勇退，明哲保身 #
曾国藩一生最了不起的一点，同时也是最能给我们作参考的，可以说就是他功成身退，得以善终。
湘军由很少的一千人，最后发展到五十万人，和清朝的正规军人数相差无几。湘军有一个明显特点，叫作“兵为将有”，湘军所有人都绝对服从曾国藩，他们不认皇帝，他们只认曾国藩，以曾国藩为首。大家想想看，军人心目中有谁？只有将，没有皇帝。所以为什么西洋棋有King，有Queen，而我们的象棋只有将和帅，没有君王，因为皇帝都是躲在后面的，他不会跑到前面来。但是将帅在象棋里面也就代表君王，为什么？因为对方要将你的时候就叫将军（君），没有说将将、将帅的，只有“将君”，“君”不是军队的“军”，而是君王的“君”，将军就是将你的王。
他们为什么都团结在曾国藩的左右？因为曾国藩大量举荐人才，当时几乎所有只要有一点点名望的人，都是他举荐出来的。中国人非常讲渊源，谁提拔你，谁赏识你，谁给你机会，你都会感觉好像欠他一份人情似的。所以当时如果湘军首领联合起来造反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这就弄得曾国藩很为难。只要他一声令下所有人都服从，这好不好？其实也有不好，因为这样连皇帝也怕他，也会感到受威胁，那他的处境自然就危险了。
“有清以来，汉人获得最大权力的，即曾国藩”，所以害得他“时时警惕，居安思危，审时韬晦”。咸丰皇帝说了一句话：“没想到一个书生，竟有这么大本事。”他这一夸奖，就使众大臣产生妒意，于是便拼命在他旁边说曾国藩的坏话。所以老板要不要奖励干部，要好好想一想。我经常参加公司尾牙，我就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一般今年尾牙的时候，老板如果重奖一个人，我就知道明年我再来的时候他就会不见了。中国人最团结的就是“我们一起来把老板欣赏的人干掉”。谁叫你要夸他呢？你夸他干什么？你要夸他，就在私底下夸他就行了，公开夸他干什么呢？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考虑后果，考虑初衷与实际效果。
咸丰说了这句话以后，众大臣也回了一句话：“在籍侍郎居然一呼百应，恐非国家之福。”咸丰一听，半天不说话，心里就准备要杀他了。后来咸丰就找了一个满族人，名叫胜保，并赐他一把神雀刀，特准他可以先斩后奏。至于斩谁，大家就很清楚了。咸丰其实对湘军也一直想加以吞并，而这样一来就造成满汉之争，也进一步促使曾国藩必须要很谨慎地去因应，也就是“明哲保身”。我希望大家重新好好认识这四个字，因为现在一般人都反对明哲保身，“你只顾你自己而已，你不顾别人，不顾大家”。这样理解是不对的，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保不住，又有什么能力去保别人呢？你要明哲保身，就得把自己先顾好，然后才有力气去帮助别人，这是很实际的。你本事再大，可你如果死于非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最后你在历史上会被怎么评价，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历代改革派很少有成功的，王安石、王莽等人的变法改革，均告失败。这是曾国藩的顾虑，“你不要看自己现在势力那么大，真正等到你把野心暴露出来的时候，后果会怎么样？”所以最后他裁军自抑，保持低调。他最终打赢太平军之后，能不能辞官呢？如果你是曾国藩，当你把太平军消灭以后，你敢不敢说我要辞官回归故里？你说要辞官，那你明摆着就是在向皇帝挑战，“你准我辞官，我回去就跟你对着干”。你也不要说“我是真的想辞官”。因为你越说你是真的，他越会认为你是假的，你越说你很诚恳，他越会认为你不怀好意。
不能辞官，皇帝又对自己有误解的时候，该怎么办呢？第一，一定要逃回家乡。但是有一个原则，你逃回家乡之前，要先看看家乡有多少人，如果只有三百个人，你可以放心地回去，如果有一万人你就不要回去，为什么？因为皇帝一听说你回家了，就会问你家那边有多少人，如果下面回话说是三百人，“那没有关系，让他回去好了，就算三百人总动员也没有用”，可是如果说是三万人，“半途就把他干掉，怎么能让他回家呢？”现代人完全不会有这种警觉心，跟年轻人谈这些事情，他们也不会有这些概念。所以为什么历史上有些人可以安全地逃回家，有些人半路就一定被打死，就是这个道理。但是跑多远呢？很多人可能会说越远越好。不是越远越好，而是得看你的官位大小。跑得越远的，往往官就越大，要不然他跑那么远干什么呢？他跑个十里、二十里、三十里，皇帝就会放心了，他会认为这个人官小，即便造反也不会怎么样。
同时大家也就会明白为什么很多很名贵的文物，经常是在边陲或者很荒僻的地方发现的。因为一个人要跑，总会带几件贵重的东西。所以在云南、福建这些很边远的地方会出土那么多珍贵文物，就是当年那些大官跑的时候一路带过去的。
很多事情都是有道理的，大家要好好去体会，好好去琢磨。不管怎样，一个人，低调一点总是稳当，高调一点总是危险。不得已才高调，尽量保持低调，这就叫“明哲保身”。
在这种处境下，曾国藩讲了一段话，大家可以细细品味其中的道理。“人以极品为荣，吾今实以为苦懊之境。然时势所处，万不能置身事外，亦惟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而已”。每一个人都应该抱这种心情，“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们现在都觉得这样不好，其实是误解了这句话。老实讲，你只需要把这个钟撞好就可以了。和尚不撞钟，那他该干什么？大家再看看，现在有些和尚在干什么呢？天天出去化缘，化不到就用讨的，讨不到就用骗的，无所不用其极，已经不像是和尚了。
正因为如此，曾国藩后来因平太平天国有功而被封一等毅勇侯，而且还可以世袭的时候，他就让曾国荃尽快引退，同时奏请将湘军遣散，因为他知道再这样下去会非常危险。但“只对自己去留，只字未提”。这就正和上意，于是上面就派他任两江总督，并遣散大部分湘军。
他也深刻地体会到“慎始才能善终，善终难于慎始”，开始的时候很重要，否则后面就会很麻烦。我们常说“万事开头难”“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所言也即此理。
三、公私界限，务必划清 #
曾国藩在老家守母丧的时候，有一次外出不小心被太平军抓住，最后还暴露了身份。正在太平军对他进行威逼利诱，使他陷入两难境地之时，大家都知道，中国社会侠士历来很多，这时候侠士康福挺身而出，将他从“火海”中救了出来。
康福救了曾国藩的命，是他的大恩人，可是他并没有因此就保举重用康福，为什么？因为康福是大字不识一个，只是有侠义，会救人，那曾国藩是怎么做的呢？他把康福放在自己身边，不断地教导他，而且在生活上处处照顾他，还从自己的俸禄里抽出钱来，以康福的名义，买了一座大宅院，另外还给了他三百亩水田。
曾国藩就是这么了不起。不能不报恩，但是不应该出公账，不以官禄报私恩。康福救他是私事，他只能用自己的钱去帮助、照顾康福。他不能派康福去当个什么官，然后给康福俸禄。他不出公账，但是他照样要报答别人的救命之恩，这是他做事的原则。公私一定要分明，别人才会心悦诚服。现在的人却不是这样，你帮过我，对我有好处，我就用公家的官位来酬谢你。大家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件很小的事，实际上这很难做到，因为这对他而言本来就是轻而易举的，他随便推荐一个人都可以，而且当时的风气就那样。但是曾国藩就能做到公私分明，这就是他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四、孤傲、多言最易致祸 #
我们前面说了，曾国藩并不是生来就那么有修为的。他说自己在京为官的时候，因为年轻气盛，时有傲气。年轻气盛是很多人都经历过的，很多人，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人，现在时常想起以前一些事情，还会让自己脸红，这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从现在开始，把它纠正过来就好，让自己走上一条正道，这才是要紧的。总是后悔以前，总是回忆以前，不是好现象。以前无论怎么样，发生了什么，都过去了，结束了，当作教训，不再犯就好。
尤其是曾国藩还特别喜欢跟那些有大名大位的人为仇，所以导致他有十年非常辛苦，要钱没钱，要官也不给他当，让他感觉很委屈。但这都是他自己造成的，谁叫他得罪的人那么多。
在长沙办团练的时候，动辄指责他人，与地方上的巡抚结怨很深。在江西打仗的时候，和地方官员也有隔阂。47岁那年，在家守父丧，经过一年多的反省，“深悟长傲、多言，是官场致祸的根源”。一是有傲气，一是话太多。看到这里，有人可能会问，那到底要不要说话？这是很关键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在你不说话的时候，就会骂你：“你不说我怎么知道”，而在你说话的时候，他又会骂你：“你不说我也知道”。说也不对，不说也不对。很多年轻人就会说，“那干脆死了算了”，这叫自暴自弃。
我前面提过，中国人是全世界最早懂得品质管理的人，总是上下给你卡住，让你在两端之间取得平衡，达到最佳状态。多言必败，不言又会引起误会。当你什么话都不说的时候，所有人都会觉得：“这人心机太重，什么话都不说，老要我们猜，这样的人怎么跟他打交道？”可是你一多话，老实讲，这时候你的话多半是没有人听的。当你碰到一个人，他从头讲到尾的时候，他的话你会听吗？你根本不会听，你会感觉听着很累。
我就经常碰到这种人。有一次我讲完课出来，有个人跟上来说：“老师，我请教您一个问题。”我说好。然后我一路走，他一路讲，一直到停车场，他替我开车门，最后说再见。你说他这是要说给我听，还是要问我问题？我上车之后就很后悔：“听那么用心干什么？”我根本就不用听。你既然要人家回答你问题，就要留点时间给人家，你才会有所得。自己从头讲到尾，那只是在浪费别人的时间。但是老实讲，我最欢迎这样的人，尤其是吃饭的时候，这样我就可以吃饭吃得很愉快，因为我就知道我完全不用听，可以安心吃饭。我讲的都是实例，只是我们常常不了解自己，才不知道问题所在。因此我们要把彼此当作一面镜子，相互提醒，然后慢慢改进自己，提升自己。
如果说一个人天生就是好人，那就说明他这辈子没有好好修炼，也没有修炼的必要，那就叫“不长进”。其实我们每个人本来都有很多缺点，我们这一生就是要不断发现自己的缺点，不断改进，然后让自己从茅塞未开变为茅塞顿开，到最后自己有一些独特的心得，这才是我们这一辈子最大的成就。
五、熟读历史，灵活运用 #
在翰林院的那九年里，因为北京人才荟萃，曾国藩便到处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有一位叫唐鉴，是当时很有名的理学家。唐鉴告诉他：“经济不外读史。”这句话如果让现代人解释就糟糕了，因为现代人一听到“经济”就会想到赚钱。“喔，你要赚钱，你就赶快读历史。”这肯定不对。这个“经济”是治理国家，救助老百姓，是指经国济世，而不是现在所讲的“经济”。可是读历史，是要读历史的什么呢？我前面已经讲过了，读历史背后的道理，而且主要是要有历史意识。
就像看人一样，一般人看相只是看外表而已，这没有用。人有三层，第一层是表皮的，第二层是骨肉的，而最深层的则是人的心。最会看相的人都能直透人心，能马上看出你的心在怎么想，可是这种人太少了。所以为什么有人要看八字？就是因为看不懂心，那就只好看八字。八字也不懂，就只好看面相。人有三层，要一层一层深入，否则你一定看错人。读历史如果只记得年代，只记得皇帝，只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只记得这些表面的东西是没有用的。我们读历史是为了现在，为了当前能用，这才是真正的价值。
曾国藩听了唐鉴的话，就悟出一个道理：“以礼为本，发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大用”。任何事情都要以礼为本，这个“礼”跟道理的“理”是相通的。中国人经常把读音相同的字相互借用，我在这里顺便提一句，为什么《易经》的乾卦主要讲龙，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是龙的传人，如果大家懂闽南话，就会更容易理解。闽南话中“龙”的读音是“灵”，“一尾活灵”，这里的“灵”就是灵魂的意思，就是灵光、灵巧，就是让别人没法弄清楚自己是什么样子。一个人如果一下就被摸清楚了，那你还有什么用呢？现在都讲透明化，透明化有什么用？很多人就是脑筋太简单，眼光太浅，思想也不够灵活，这些都需要慢慢去改变。
“以礼为本”是没错，但是“礼”如果形之于文字就叫制度，而制度往往就比较僵化了。我没有反对制度，但是根据我长期的观察，我认为制度是把人箍得死死的，让人动弹不得的东西，绝对不是最好的。但就目前来看，我们一定要有制度，可是如果百分之百按照制度去做也不行，制度是要有弹性的。可是有了弹性也会麻烦，同样一个案子，这个法官判三十年，那个法官判两年，这怎么行？所以最后还是要靠人。我们现在都讲法治，依法不依人，其实这是行不通的，都只是自我安慰而已。一定要记住，天人是离不开的。怎样在天人的关系当中，走出一条于当前亦合理的路，这就叫“经济”，也就是说最后一定要真正化为自己能用的治国治民之道。
第三节 激励的艺术 #
一、看人给奖励 #
曾国藩的激励原则也很值得我们借鉴。“武人给钱，文人给官”，文人一心想的就是升官，所以只要有好职位，有空缺，我就推荐你，就让你升上去。可是武官需要的是钱，因为他的命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有了，那当然是钱第一位，升他职有什么用？官位是虚的，钱是真的。对任何人，你都要设身处地想想他的需求。根据不同的人的需求，给予他不同的奖励，才能充分发挥奖励的效用，达到激励的效果。但是前提条件是，他们必须都不是为名利而来。你为公而来，该给的我一定给你，你一来就是为名利，那我宁可不要你，也绝对不会给你名利。
二、第二次再罚 #
当领导的人，一定要能容人之过。任何人都会有过错，第一次犯错你都要当他是无心的，第二次再罚。如果第一次就当他是有意犯错的，那就太严厉了，就会让很多人不敢做事情，既不敢动，也做不好，因为他有担心，就不会完全放开。能够改过的，你就告诉他下不为例就好了，“第一次犯错我当你是无心的，我不会计较，我会给你一次机会，但你绝对不可以再有第二次犯错。”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第一次就杀人，也说是无意的？那肯定不行，可见还是有限度的，必须在一定范围内才可以。这样才能得人心，因为每个人都会犯错，你能包容他，能给他机会，他当然会感激。
三、担责不抢功 #
体现这一点最明显的是，在把太平军的都城，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攻破以后，李鸿章前来贺喜，曾国藩带着曾国荃去迎接，他亲手拉着李鸿章的手，只讲了一句话：“全赖你了。”我相信李鸿章当时一定想：“下一次我一定更加拼命。”因为他肯定非常感动。如果换了是现在有些人，李鸿章来了，很可能会先让他在外面等一等，过一会儿才从里面出来说：“你来啦，这次打得不错吧？”这样下次肯定就没有一个人会来了。有时候，一个字或者一句话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李鸿章的辈分比曾国藩低，曾经是他的幕府，而且还称他为老师。可曾国藩却当着他自己的亲弟弟，而且是主力将军的面，拉着李鸿章的手说“全赖你了”。李鸿章感动，在场的所有人听了也都会感动。
当领导，最忌抢功。很多人却恰恰相反，有难都给下面的人，让他们背黑锅，担责任，有功劳就全部独占，舍不得让别人分一杯羹。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得人心，怎么会有人愿意追随？他又怎么能留得住人才，怎么依靠人才的力量，创一番事业呢？
第四节 活到老修到老 #
曾国藩最大的优点就是他非常讲求以道德化人。什么是“讲求”，怎样才叫“讲求”？
第一，方向要对。人家越把你当作标杆，你越是麻烦，为什么？因为一个人讲话如果没有人听，他当然可以随便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反正没有人听，没有人会计较，也就没什么好怕的；可是如果是有头有脸的人，他的话有人在注意听，也可能影响很多人，那他就不能乱讲了，他没有权力乱讲，他必须格外小心警惕，说话一定要比任何人都小心。所以职位越高的人，越没有自由把他心里想的全说出来，他必须考虑到所有人的感受。他也很可能会造孽，稍微有一点点错误，就会害死很多人。所以任何事情的方向都非常重要。现在最让我们担心的就是整个社会的方向是否走偏了，如果大方向不正确，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需要异常谨慎，胆大心细，时刻观察并作调整，以保证不偏离轨道。
第二，要讲究方法。用什么方法？中国人都喜欢自作主张，都喜欢自己说了算，那就尽量让他说了算。这才是真正的最高领导艺术。你要你说了算，他也要他说了算，两个人都要自己说了算，那肯定就会有矛盾。最后到底让谁说了算，大家细细想想这个问题，表面上是某一个人说了算，但追根究底到底是谁说了算，谁有资格决定最终由谁说了算？只有老大才有这个资格。但是当老大的就要“我不说了算，让老二说了算”，这才高明。
其实太平天国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老大和老二相斗，这是最可怕的。同样，如果一家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两人心里有疙瘩，有矛盾，那这家公司就很危险了。老大和老二的关系很关键，因此两人相处的方法也就非常重要。既然当了老大了，还雄赳赳地干什么呢？但是很多人就是想不通这一点，总是觉得:“我既然当了老大，我就是老大。”孟子曰：“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在下者对在上者要用智慧，而在上者对在下者就要用仁道。以大事小，不凡事计较，才是正确的相处之道。所以为什么说“大人有大度量”，就是这个道理。
第三，讲究方式。方式是不为大多数人所重视的，一般人只重视目标和方法，目标就是方向，但其实方式也很重要。怎么互动，怎么沟通，都直接关系到最终的成败。稍不注意，方式不对，就会构成达到目标的障碍，阻碍目标的实现。
那么，用什么来“化”呢？用道德来化。前面已经讲了，曾国藩不是天生就具备那些道德的，而是吃尽苦头之后才有的深刻觉悟，“一切都是假的，只有道德是真的”。我们对“道德”这两个字有非常大的误解。什么叫作“道德”？“行道有所得”，就叫“道德”。一个人如果按照天理去做，并不是说结果一定会好，也不是说他一定会升官发财，而是他自己深深感觉到的确是符合天道，单凭这一点，就说明这个人的道德修养很高。
当道德逐渐丧失以后，我们就开始讲仁义，所以实际上到讲仁义的地步，层次已经不高了，但是也已经很了不起了，这样我们就能了解孔孟的苦衷。当人类不再讲道德，只讲仁义的时候，就说明人的层次已经开始往下走了。仁义也消失了，就开始讲礼治，当这些都没有了的时候，就只剩下唯一一样东西了，那就是信用。一旦信用也破产，人类就面临毁灭。我们现在有什么资格讲道德？有什么资格讲仁义？连理智都谈不上，只剩下信用，如果连信用都破产的话，那还能讲什么呢？什么都不剩了。
一、道德至上：只有修德可以救你 #
曾国藩是怎么觉悟的？因为当时的清朝，整个社会对道德都没有信心，人们认为道德就是老实，就是吃亏，就是受欺负，就是落伍。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依然这样认为。老实说，我们对“道”是很熟悉的，但我们也要记住，每一个人其实都只接触到了道的一小部分，因为道太广大了，要全面了解它很难。所以，我们总说知道、知道，当我们说“知道”的时候，就要告诉自己，只知道一部分，还有很多部分我是不知道的。所以当你认为自己知道的时候，还是要谦虚地听听别人讲他所知道的那一部分。
但是这一点很少有人能做到，我们现代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常说“我知道，我知道”，就是做不到，那其实就等于不知道。有人抽烟，你对他说“抽烟不好”，他马上会说“我怎么会不知道，还用你说”。“我知道，就是做不到。”不要拿这句话当借口，真正知道的人，一定做得到。只有做到的人，才有资格说他知道。凡是做起来、行起来有困难的，就是没有彻底地知道。一定要知行合一才行。你知道有什么用？做不到就等于零。而且即便你按照所知的去做了，但你如果还是不断地问这样对不对，你还不确定，还没有把握，这就是明显的“知”得不精，那你做的时候自然也就不会有定力。外界一变，你就会犹豫，你就可能突然改变，哪怕到了六七十岁都还可能晚节不保。这也是没有真正“知道”的一种后果。
所以对于什么是“道”，每个人的感受都会不一样，因为他接触、了解到的是“道”的不同部分，而“德”呢？就是“行道而有所得”。我照着“道”去走，去行事，有效果，我就自然会有心得。我做了，并且证明是有效果的，那才叫心得，而不是说我会背些什么，我领悟到了一些道理，这些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道德其实就是能量的平衡，它是来保护你的。现在地球上就是能量不平衡，所以才整天有各种灾难。我们现在也就是因为生理上能量不平衡，所以什么病都出来了。而且你会发现很多去世的人都很年轻，就是因为我们对道德失去了信心，我们误解了它。其实你只要对你的上司忠心耿耿，孝敬你的父母，你就会自然而然得到很多好处。以前有人说道德是害人的，现在也有人说儒家伦理道德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这些想法根本上都是错的。人如果没有伦理，就跟禽兽差不多。
我们必须首先对道德进行重新认知。你要告诉你的孩子，“只有道德才真正能够保护你，其他都保护不了你”。你如果对客户实在，客户就不会跑。以前卖鱼的人，你如果是他的老顾客，你过去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今天的鱼不是很好，你不要买”，他会保护你。所以我有时候会想，我们会不会慢慢回归到以前的小规模经营模式，而不是像现在动不动就是大规模经营？大规模经营有很多弊端，比如规模大了以后，产品的工厂与使用者距离很远，工厂就容易不讲信用，以前大家都认识，谁敢骗谁呢？当然要想完全恢复到以前的状态是不可能的，但是最起码我们会慢慢有一定的标准，哪些适合小规模，哪些适合大规模，而不是像现在动不动就要连锁，就要国际化，完全没有必要。以前杂货店的老板，不管谁上门来买东西，他基本上都认识。万一有个人忘记带钱包了，他会说：“不要紧，你先拿回去再说，以后再给钱。”可是现在呢？你差一毛钱都不行。
台北有一家卖婴儿服装的商店，被人用手榴弹炸掉了，就是因为有一个当兵的很喜欢店里的一件衣服，想买给他的孩子，结果少带了两块钱，可老板就是不肯卖，他很沮丧，就走了。但是想了想还是不死心，于是又回来了，老板还是说不行，这样连跑三次，那个当兵的就怒了，一气之下就拿手榴弹把这家店给炸了。两块钱算得了什么？但是两块钱就会逼死一个英雄汉，这样还有什么人的价值，还有什么人情呢？
所以我们一定要自救，从重振道德开始，慢慢开始对道德有信心，而且道德也要保持弹性，最后“持经达变”，运用包括道德在内的完整思想体系，圆通地应对万事万物，这样一路慢慢走回来，我们才有出路。每个人都应该从自己做起，好好救自己。
那么什么叫作“化”？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参考”。前面说了，不谈“说服”，不谈“影响”，只谈“参考”。人家自愿把你当作参考，而不是你一心想说服，想影响，甚至强制他。我们应该发挥参考力，“稍微参考一下，没有坏处”，这是对方发自内心的一种自动自发的感受，没有一点强制的因素，这就叫“化”。 没有压力，别人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有任何压力，都是会反弹的，这是很自然的一种反应。
可是你要用什么来让别人自动向你学习呢？专业？他不一定要学。才能？他不一定学得会。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老祖宗一直说的“以德服人”。也就是说，你的德行修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具备很大的能量，你也就自然会吸引很多人，让这些人对你心服口服。而且，他受你影响会有发自内心的真实感受，你们会很容易产生互动。但值得注意的是，不要说你对谁好，你对谁有恩惠，别人必须感谢你。人情你不讨，它永远在，你一讨，就会什么都没有了。
“化”什么人？小人。“化人”就是感化小人。如果你所感化的都是君子，那你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因为君子根本用不着你感化，他已经是君子了，你还感化他什么呢？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就是他看到小人却不会想赶尽杀绝。一般人都认为对小人就应该赶尽杀绝，那是不对的。有君子就一定有小人，如果没有小人，你又怎么能知道谁是君子呢？
所以“化人”实际上就是告诉你，对小人要敬而远之，你才可能感化他。你跟他太贴近，就很可能被他拉下水，你跟他距离太远，他对你没有感觉，你就化不了他。一生能化几个小人，就可以算得上功德无量。
一个人要时刻提高警觉，一直持续不断地修炼自己。所以“活到老，学到老”，不如改成“活到老，修到老”。你只有先让自己有足够好的修养修为，心里才能容得下任何人任何事，甚至包括死亡。能容人，你才会真正把心和眼打开，去发现别人的优点，也就是“识人”，进而才能用人和用对人。坚持修炼，修到最后，你就能做到像我的一位朋友那样。
我最近碰到一位老朋友，已经很久没见了，见面之后我就说：“你好吗？”他说：“我快退休了。”我说退休才好。然后他说：“我得了很重的病。”我很惊讶，马上又问：“有没有去看？”他说不用看。我就问为什么。他说：“我相信我会死得很愉快，所以不用看。”一个人能达到这种境界，真的非常了不起。
但是，曾国藩应该还有一点体悟，他没有说出来，我在这里替他说出来。一个人，如果自己品德好，遇到的坏人也会变成好人。而如果自己品德修养不好，那么遇到的好人便也会变成坏人。这是磁场的感应问题，是最可靠的。一个人修炼到最后，所有坏人看到你，都会变好，这是你最大的功德。而一个人如果修炼得不好，所有人到你那里都会变成奸臣，曹操就是这样的人，所有人到了曹操那里之后，最后不是跑就是被杀，要不然就是装蒜，他们有什么办法呢？可是在刘备那里就不一样，所有去的人都很愉快。
那么，曾国藩为什么会那么重视道德修养呢？我主要归纳了以下三个原因。
1.祖父教诲
第一个是祖父的教诲。曾国藩的祖父对他说过一句话，其实有时候一两句话就够了，“官是做不尽的，才是好用的。做人要和气，不可有一分傲气。”现在也可以说钱是赚不完的。看到这里，大家就会发现，他祖父是很了解他的，所以话才会都讲在前面。
那他父亲难道没对他说过什么话吗？他父亲对他的影响是什么？也是一句话：“你死在湖南，我不会为你哭；你死在湖南之外，我一定为你哭。”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曾国藩如果死在湖南，他就只是为家乡尽了一点力；可是如果死在外省，那他就是替国家做了很大的事情。他必须要把这些都想清楚，然后自己选择走哪一条路。
为什么我们这里只写祖父的教诲？因为祖是祖，父是父，这是两个人，“祖就是阿祖，父就是爸爸”。你说他是两个人也对，说他是一个人也对。
曾国藩的祖父告诉他：“你有才能，但是你不能骄傲。”父亲跟他说：“你不能局限在小范围内，只替家乡做事，那是不长进，你要跨出去，为国家做事。”这两个人肯綮的教诲，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2.圣贤启示
第二个是圣贤的启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曾国藩读《易经》读得很好，四书也读得很精，这些都为他做人做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易经》八八六十四卦，只有谦卦是“六爻皆吉，无不利”，只有好处没坏处。“谦和、谦虚、谦让，就可以赢得别人的尊重。”这句话到现在依然行得通。谦虚的人是不吃亏的，但是不要想用谦虚来占别人的便宜，那就不对了，那是假谦虚。你要真正把谦虚变成你人格的一部分，这就又需要恒卦，持之以恒，加以保持。
3.亲身体验
第三，自己的体验。为什么要加上自己的体验？因为历代圣贤只是讲原则性的话，实际使用的时候你必须要因时而变，看情况，看对什么人、什么事，你要懂得应变，如果不会应变，那就叫死守法则，最后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穆中堂是曾国藩考试时的主考官，顺理成章地便成了曾国藩的老师。穆中堂是全力支持曾国藩的，而且对他赞美有加。他说曾国藩“厚道而不拘谨，谦和而不虚伪”。一个人要厚道，但是不可以拘谨。什么叫“拘谨”？不该客气的时候也客气，就叫拘谨。拘谨就有点假的意思了。你应该客气的时候不能不客气，但是不需要客气的时候，就不应该客气。有时候你的客气反而会增加很多麻烦。比如主人说：“中午留下来吃饭吧。”你说不不不，然后一直坐到12点半，那你不是给他添麻烦吗？人家留你吃饭，你要先说不好意思，中国人说不好意思往往就是要的意思，你也不能说要，你如果说好，他就会翻脸了。“好？我正要出去呢。”你说不好意思，他说不会，那自然就留下来了，他也就好交代人提前去订个餐厅。
所以，该客气的时候你不能不客气，否则你就是没修养了；而不该客气的时候，你客气就会造成很多困扰，那也是不对的。“谦和而不虚伪”，很多人看起来很谦和，实际上是假的，假谦和就是虚伪了。而且假装谦和是很容易被戳破的，经不起考验，也不会持久。
“不断自省，力求精进。”我想“自省”是儒家非常强调的一点。我们洗脸洗澡都只是洗表面，而反省就是洗里面，叫作“内沐”。里面要洗得干干净净才行，否则你就算外面很干净，可是里面很肮脏，那也没有用。反省就是内观，了解你自己。反省的时候为什么最好点香？香是拿来计算时间的。所以真正反省的人，一要准备一杯清水，这就象征你要用这杯水来洗你的内部，二要点一炷香，因为你反省很容易草草了事。你可能会说“我今天三件事情做得不对”，但你不知道讲给谁听，所以你就在心里第一第二第三地对自己都说了，报告完毕，你就反省完了。这样，你就很轻易放过了自己。所以诚心要反省，至少要反省一炷香的时间，你才是真正没有放过自己，是真的在反省。人往往容易看到别人的错误，自己的错误则往往忽略，对别人苛刻，死抓着不放，对自己却很宽容，轻易就放过。
穆中堂为什么会这样评价曾国藩？是不是他会看透人心？不是。他是从一些小事看出来的。前面提到过，曾国藩到穆中堂家拜访，看到他家墙壁上的画，他首先问：“我能不能靠近一点去看？”这表现出他很有礼貌，他会先征求老师的意见。得到允许之后，看了一会儿，他居然冒出一句话：“请把放大镜给我。”这是不应该的，可是穆中堂还是把放大镜给他了。这就说明他是个不拘谨的人，因为看得入神了嘛。看完以后，他只是说：“画得很好，像唐代的东西，可惜没有署名。”曾国藩很会说话，他如果直接说这是假的，那穆中堂就很可能会拍桌子大骂：“我还会有假的东西？你给我滚出去。”那样他就冒犯老师了。所以他只是提醒老师好像没有署名。
穆中堂就是从这些小地方看出这个人是很厚道的，因为一般人看那些画，就算是假的，也会说是真的，那就是虚伪。如果一个人总爱挑别人的毛病，那他就是狂妄了。所以很多事情，其间的“度”很重要，稍微差一点点就不一样了，效果也就会随之很不一样。
前面也提到过，曾国藩在家守母丧的时候，出了一件大事，他不幸落入太平军手中。可是问题是他怎么还能活命。有一天曾国藩在饭店里面写对联，结果被太平军发现。太平军看到有人这么会写字，就来跟他商量，说我们太平军识字的人不多，像你书法这么好的人更少，所以拜托你替我们写个告示。曾国藩能替太平军写告示吗？肯定不能。随后太平军把他带到一个村庄，对他说：“这里没有人，我们替你保密，写完三份，我们就放你走。”他一看，那个告示是什么？叫《奉天讨胡檄》。那他就更不敢写了，他只要一写，马上就会有人密告到朝廷，那他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你居然私下跟太平军密通，那还得了！”可是如果不写，他当时就得死。那怎么办呢？他就开始装病。
所以再老实的人，该装的时候还是要装的。你如果说我就不写，不写就会被杀，太平军难道还会怕你？你硬得过他们吗？大家看他装病的功力有多深，太平军请医生来看之后，发现真的有点发烧。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被人认出来了，有人指着他说“他是曾国藩”。然后太平军的高干就出来了，说：“我们很尊重读书人，你替我们写，将来得天下以后，请你当高官，你放心，我们不会亏待你的。”听他们这么一说，曾国藩就更不能写了。
可是结果怎么样？大家知道，该死的人是跑不掉的，不该死的人一定跑得掉，你根本不用操心。结果他就在侠士康福的帮助下安然逃脱。至于是怎么逃的，讲也没有用，因为历史不可能重演，这一部分历史是不会重演的。曾国藩那次能够逃出来，使他深深地体会到下面这句话：“诚是贯通天地人三才的媒介。”一个人要顶天立地，只有靠一个“诚”字，否则顶天不了，最多立地而已，你若想顶天，谈何容易。“诚”这个字，大家也需要好好去悟一悟，要想做到“诚”，也并不是很容易的。
二、忠孝节义：耍不过人家就别耍 #
1.凡事离不开忠孝节义
“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学曾国藩，到底是要学他的什么呢？其实只有四个字，忠孝节义。像我这一代人，从小不管是看布袋戏也好，看电影也好，参加庙会也好，无论演什么、怎么演、谁来演，都离不开这四个字——忠孝节义。任何活动都概莫能外。可是现在这四个字全没有了，都是打打杀杀，搞得乱七八糟、一塌糊涂，这是值得我们反省的一点。对于小孩子，你如果不告诉他忠孝节义，他是不会懂得这些东西的。那么，如果孩子不知道或者不懂，这是谁的过错？父母的过错，况且现在很多父母自己也不懂什么是忠孝节义。
所以清明节到了，为人父母者要去扫墓，而且一定要带子孙去，有很多人会说“小孩忙他的，我去”，那就没有意义。祭祀有很重要的功能，这其实主要是做给后代子孙看的，如果总是几个大人去祭祀，将来哪一天大人也去世了，可孩子却从来没扫过墓，到时候他们的墓也就会没人扫了。带孩子去扫墓就是告诉他，“有一天我也会住在这里，我住在这里时你要来扫墓”，这才是真正的目的，这就叫传承。
2.做人还是忠厚老实好
曾国藩说，“自知经历官场权术，并无好处，不如忠厚老实，不耍奸诈，以免陷入无休止的仇恨之中”，这也是他最后才悟到的，刚开始的时候，当官的人自然会随大流玩弄权术。后来，曾国藩48岁的时候，写信给弟弟曾国荃，曾国荃的修养是不太好的，跟曾国藩相比差很远，同样是兄弟却有那么大的差距，因此后天的修养还是很重要的。
他在信中讲得很清楚：“你我都是老实人，因为阅历世事，饱经沧桑，学会一些机谋权变之术，使自己学坏了。其实这些方面远远比不上别人，只是惹人笑话，让人怀恨。近日突然醒悟，应该一味向平淡真实方向努力，回归自己的本来面目，恢复固有的老实本质。弟弟原本老实，千万不要走投机取巧之路，以免自己的品性愈来愈低下。”
我们家是老实人，我们耍不过人家，既然耍不过人家，就不要学人家，我们就好好走自己的路。坏人有坏人的一套，我们学不来，你就让他坏，最后老天自然会收拾他，关我们什么事呢？可是很多人就想不通这点：“他行，我怎么就不行？”他是他，你是你，你们注定会走不同的路。所以，一个人如果本来很老实，却想学机灵，学权谋，那是得不偿失的，因为你的道行不如别人，你是学不来，也学不像的。你不如老老实实地坚持你的本色，日久见人心，别人了解你以后，反而会对你比较放心。而一个奸巧的人，想要变得平实就会更难，因为别人往往不再相信他，“又来了，又在装，又在骗人”。所以如果你本来是一个老实人，千万记住，保持你本来的心态，不要随便去学些坏习气；如果你从小就很喜欢玩弄花样、玩弄权术，那你就要花更长的时间去调整自己，别人才会慢慢重新相信你，这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吃亏不是笨拙，忍让也不是软弱，因为人与人之间冤冤相报何时才能了呢？当断要断，随时要扭转、调整自己，否则一直不老实，这样一路走下去，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一个人欺骗别人顶多欺骗五分钟，人与人的聪明程度只相差五分钟，五分钟之前你看到的别人还没有看到，但是五分钟之后别人也会看到，那你的欺骗就会被人拆穿了，没有人可以骗得长久的。
“真正的君子不但忠诚，而且还会以忠诚倡导天下。”后面这句话是现代很多人根本不会考虑的。大家可以扪心自问，你算君子吗？你顶多算“独善其身”而已。君子是要“兼善天下”的，但是这不能用强制手段，也不能用法律来规定，所以道德与法律是两码事。从道德角度不可以说，“你要凭良心，凡是不凭良心者处以十五年以下、七年以上徒刑”，怎么能这么判呢？绝对不能。可见道德良心是不能用法律条文来规范的。
我们每个人都要记住，你在那个位置，就要发挥那个作用，你不仅仅要把你的事情做好，还要把你忠诚的态度发扬出来，这才叫功德，其他的只是业绩而已，根本谈不上功德。
“世道之所以变乱，在于从上到下充满了各种不正当的欲望、奸人和伪君子，他们互相欺诈、互相争斗，为了自己的安适享乐，却给别人带来危害。”
这一段话是曾国藩自己的深切体验，值得我们每个人仔细想一想。我们常说“做官要学曾国藩”，有人说我不做官学他干什么，其实不是这样的，你虽然没有在官场上有一官半职，但是什么叫作“官”？做官就是“为人民服务”，看到这你就应该恍然大悟：现在不管士农工商，其实都是在为人民服务。所以无论你做什么，你都是官。很多公司的总经理都是关起门来当皇帝，他们也都是官。现在的公司只要规模稍大，只要它稍微有一点制度，你就知道它肯定官味十足，这是事实。所以清朝最后一个皇帝被废掉之后，每个人都成了皇帝。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要注意提高修养，要比以前更有素质、更能胜任才行。
曾国藩说这些人“害怕灾难，四处逃避，甚至都不肯出一条丝、一粒米的力气来拯救天下，为天下万民做一点事情”。其实到今天也还是如此。如果当官的只顾选票，不顾其他，如果有职务的人只把保住职位当最高目的，能混就混，能推就推，能拖就拖，那这个社会就不会有好的发展。而且越是小官越难相处，越是大官，有时候涵养还会好一点。大家也不要以为只有中国这样，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是这样的。这是人类共同的命运，我们要一起努力，将其快速扭转过来。
曾国藩还有一项重要品质值得我们学习，那就是忠贞操守。其实以前的人都非常重视“贞操”，“贞操”就是合理的忠贞操守。国家要自强，有志之士就该以改变国家的贫弱面貌为己任，而这种事情远比个人的成败得失重要，因此也就要优先于个人之事。一个人唯有敢于担当大事，不计较个人的成败得失，对名誉利益也在所不惜，这才叫作有担当，这才是忠贞的操守。
曾国藩最后听从父亲的教诲，不死在湖南，而要死在湖南之外，不仅仅是为家乡，而是要为国家谋福利，奋斗终生。他担当起国家自强运动的重任，因为国家需要而不计较个人恩怨，大力网罗举荐和培养所需人才，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这些经他举荐或栽培的人才大多继承其遗志，成为真正的国之栋梁，与他一起开创了晚清历史上辉煌的中兴大业。
3.属地主义VS属人主义
曾国藩到底忠于谁，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当时有一位太平军的将领被湘军抓去了，他要求见曾国藩。曾国藩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我要告诉你，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反的是清，他们是满族人，而你是汉族人，你居然帮那些满族人来打我们这些汉族人，你有良心吗？”最后还说：“你不要再做清廷的官，你来当我们的领袖，我们全都会拥护你。”他说的也有道理，到底是清朝重要还是汉族人重要，这个问题实际会牵涉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有人问你“你是哪里人”，你会怎么回答？你如果问一个美国人他是哪里人，他会说：“我是美国人。”你问他：“你为什么是美国人？”他的答案只会是一个：“因为我是在美国出生的。”这就叫作“属地主义”，你在哪里出生就是哪里人。可是有些人却不是这样的，你问“你是哪里人？”“我是台湾人。”“你为什么是台湾人？”“因为我爸爸是台湾人。”所以有人是跟着爸爸走的，这就叫“属人主义”。到底是跟着人走对，还是跟着地方走对？都不对。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属地主义，也没有属人主义。
古时候，就不管你是哪里出生的，不管你爸爸是谁，你的血统怎么样，也不管你长得如何，只管你认不认同中华文化。你认同中国文化，你就是中国人，不认同中国文化，就不是中国人。所以达摩祖师是哪里人？中国人。有人会说他明明是印度人，怎么会变成中国人？他就是中国人，他是我们禅宗的始祖。这个观念其实在人类学上应该算是非常先进的观念，以文化来判定一个人是哪里人。所以你就算长得跟中国人一样，可是满脑子都是西方思想的话，那你就是西方人。
这种观念，曾国藩当时就有了，他说：“你是汉族人，我是汉族人，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清朝的皇帝入关以后，很快就汉化了，他认同中华文化，他就是中国人。”其实这点，曾国藩讲得并不是很周全，因为清朝皇帝也不是一入关就全面汉化的。清朝刚入关的时候，也是大兴文字狱，“你不听我的，我就杀你”，用很强硬的方法来对付汉族人，但是没有用。老实说，汉人最厉害的一点就是：“我不会当面跟你对抗，但是我到死都不认同你。”所以对汉人用高压手段是绝对行不通的。清朝的皇帝是觉悟到之前那条路行不通之后才决定汉化的，可他们的汉化政策其实也是有保留的，比如用汉字，但还是保留满族文字。
汉人这种心底里的执拗其实是中华民族非常值得自豪的一点。我们要想同化别人比较容易，但是别人要想同化我们就比较难。为什么？凡是会抵抗的人，都比较容易投降。可我们不抵抗，“不要紧，都好，这样也可以”，别人就会拿我们没有一点办法。我们是不抵抗的，我们的民族性就是四个字——能屈能伸。该屈的时候，比谁都柔软；该强悍的时候，比谁都不怕死。我们团结的时候是全世界最团结的，不团结的时候又是全世界最不团结的，弹性非常大。
所以你拿中国人没有办法，你掐他，掐得他快死了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有同情心了，可是你稍微松一下，他就飞走了。你对他好，他就爬到你头顶上去，你对他不好，他就跟你离心离德。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西方人的好与坏是分开的，而中国人却是没有好坏的，用得好就是好，就是长处，用得不好就是不好，就是短处。对于西方人，你可以说这个人是坏人，那个人是好人；对于中国人，你千万不能这样，因为他往往有时候是好人，有时候是坏人。
然后曾国藩开始谈太平天国。老实说，太平天国是注定不会成功的，什么道理？历代刚兴起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借宗教之名，因为宗教往往对生活不顺、没什么知识的人最有号召力。
太平天国是谁创立的？大家都很清楚，洪秀全。洪秀全考四次秀才都没有考中，这种人最容易被宗教看上。所以我们后面会专门分析为什么曾国藩会赢，他一个读书人，又没有打过仗，他何德何能？就是因为洪秀全一开始采用宗教的动机就很可疑，他利用宗教，可是最后又没有好好利用它。其实外国人也在利用宗教，从罗马帝国开始就在利用基督教。宗教永远是被利用的，科学也是被利用的。那么是谁在利用？掌握大权的人，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利用。
曾国藩对那位太平军将领说：“如果你们保持我们汉族人的文化，我可以考虑，但你们没有，你们要大家信上帝，要大家不要拜祖先。”很多人因为曾国藩提倡洋务，认为他崇洋媚外，这里我们要还他一个清白。他对正统的判定标准就是是否认同中华文化，“你认同中华文化就是正统，你不认同，你就不正统”。
但是问题是，曾国藩认同清朝，清朝的皇帝认同他吗？不认同，咸丰就不信任他。咸丰其实本来也很单纯，说：“这个人很有贡献，打太平军对我们帮助很大。”可是旁边的人马上说：“一个文弱书生，居然一呼唤，会有那么多人响应他，恐怕不是好事。”咸丰一听就开始怕他了，“这还得了！”所以当一个人的影响力太大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总有人要置他于死地。
咸丰皇帝表面上利用曾国藩，实际上不但不支援他，还派人监视他，这些曾国藩都知道。所以有人对他说，“你有实力可以自立为王，不自立为王这叫忠吗？你是忠于谁呢？你忠于别人，没有忠于你自己。”其实曾国藩也想过，他确实有实力，因为湘军所占地盘达到十八省之多，并且人数还在不断增加，所以他完全有实力，有很多人就劝他干脆自立为王。他后来就说：“凡是劝我动那些脑筋的人都是坏人。”因为他知道那样做的话成功率不高。
我想曾国藩一定也盘算过：“如果我造反的话将来皇帝肯定也不会是我，那会是谁？很有可能会是左宗棠。那我干吗要帮别人打天下？”左宗棠也曾经说过“你不要以为曾国藩控制一切，真正乱起来的时候这天下还不知道是谁的”。而且前面也说了，就曾国藩和左宗棠的个性来看，得天下的人经常是左宗棠那种人，而不是曾国藩这样的人。“你打了半天，替别人打天下，划得来吗？”再说，曾国藩肯定也会想：“我得了天下有没有用？”没有用，因为子孙都不成器。所以一个人要想打天下，要先看看自己的子孙，子孙如果不争气，你拼死拼活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最后还是会给别人，那你何必呢？
我想他肯定有很多顾虑，我不相信他完全没有过这种打算，因为他毕竟是人，但是他衡量一切以后决定，“还是诚诚恳恳做一个忠臣比较实在”。一个人不是说实力够就行，要成功需要很多方面的因素。我觉得“大位是天定，不是人定的”，跟人没有太大的关系。
那到底什么叫“忠”？当你把心放在中间的时候，就叫“忠”。首先要“从心”，古人“以不懈于心为敬”，必须尽心任事才能“不懈于位”，做好分内之事，其次要“从中”，“中”有不偏不倚之意，所以“忠”也是正直之德。
三、刚健坚忍：要能忍也要能受辱 #
曾国藩之所以会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外界的那些有利因素都还只是助缘而已，他自己自立自强，刚健坚忍，进德修业，才是最主要的因素。
他是从哪里做起的？他从“自立自强”这四个字做起。自古以来，帝王将相没有谁不是从自立自强做起的。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北京，喜欢和那些有名望居高位的人为仇，也不是没有要刻意使自己特立独行、不畏强权的意思，也是想让自己凡事都能挺得住，所以他也不完全后悔。只不过他更觉悟到，在大事上要有自己的判断力，要有自己的抉择，但是千万不能刚愎自用，刚愎自用就不对了。千万记住，任何事情都不要做得过分，一过分，结果就会截然不同了。
一定要把坚忍与屈辱联结在一起。一个人要拼命，必须要记住，一方面你要坚忍，一方面你要能受辱。只是坚忍而不能受辱，那你很快就会达到所能忍受的极限，然后全部爆发出来，那就会更糟糕。假如你忍忍忍，忍了九次，最后一次还是爆发出来了，那你之前就白忍了，就都等于零。所以一定要忍到最后，忍到最后一件事，才不会功亏一篑。
我们最不能忍的就是，“是可忍，孰不能忍”。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侮不侮辱完全看我们自己的心态。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受不了的，别人跟我说什么我都会顶回去，但是40岁以后，就有了一点点觉悟，有了一个念头，那就是，这个世界上会给我难看，会让我受辱的是谁？是来救我的人。所以凡是给我难看的人都是好心救我的人，凡是侮辱我的人都是为了唤醒我的。我不敢说曾国藩也一定有这样的想法，但我觉得他应该也是有这样的觉悟的。
人生是什么？就是坚忍与等待。一个会等的人永远是有希望的，一个不能等的人则经常是错过机会的。机会要来的时候是自然来的，不是你要它来，它就会来的，机会要走的时候也是不会征求你的同意，而是说走就走的。所以人要配合机会，而不是等机会来配合你。
四、谦虚谨慎：让你事事如鱼得水 #
曾国藩50岁的时候，有一个叫鲍超的将领，因功由总兵升到提督，所以慢慢就露出骄横之气。鲍超这个人，是一个字都不认识的。其实以前很多将领都是一个字也不认识的，最有名的是三国时的吕蒙，就是杀关羽的那个人，他开始也是一字不识，可后来他却变得很有学问。鲍超就是除了他的名字以外，什么都不会写。
有一次，鲍超打仗被围困，他很着急，就命人写信给曾国藩，请求援兵。结果写信的人拿起笔来还在那慢腾腾地斟酌要怎么写，他一看，心想“等你写完我就没命了”，于是立马夺过纸笔，说：“我自己来。”那人心里还在想：“你一个字都不会写，能写出什么？”再一看，他就在纸上写了个鲍，外面再画了一个圈圈，然后就让人送给曾国藩。那人一看，说曾国藩怎么会看得懂。“没你的事，你赶快送。”结果曾国藩一看，就明白鲍超被围困起来了。这件事也告诉我们，紧急的时候要有紧急措施，不要一味按部就班，还讲究咬文嚼字。一般人看不懂，但是他们两个人有默契，自然就会看得懂。老实讲，能当统帅的人，多半有他的过人之处。所以一个人一辈子能走到什么地步，其实有很多原因，不是单靠某一样东西，而是由综合性的因素造成的。最终鲍超得救了。
鲍超很勇猛，但是不认识字。这种人一旦升官以后，就容易得意忘形。我想这四个字是很多人都曾犯过的毛病。当你得意忘形的时候，接下来就会栽跟头，越是得意忘形，栽得越厉害。就像风筝，你把它放到差不多就可以了，你如果再一直往上放，最后要么线会断掉，因为上面的风会越来越大，之后就不见了；要么一下飞不上去，就栽下来。千万要记住，得意忘形是我们常常会犯的毛病，当你得意的时候，要知道这对你不利，不要那样做，因为人家会受不了，你一定要节制。
曾国藩看到他渐露骄横之气，于是马上写信给他，说：“你统帅部队多时，声名太大了，最好保有一颗谦虚的心，以此为自己积德、积福。”这是直接告诉他，要谦虚。他这样说，鲍超就听得懂，他如果说你现在要像麦穗一样，鲍超肯定就听不懂：“什么叫‘像麦穗一样’？”所以对什么人要讲什么话，这也是曾国藩很了不起的地方。曾国藩能文能武，他的文笔也非常好，很多公文都是他亲自批的。他见一个人以后，都会给这个人下一个评语，他的评语往往很绝，而且很准。比如李鸿章跟他相处一段时间以后，他对李鸿章的评语就是四个字——拼命做官。
曾国藩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你要谦虚，稍微不谦虚，你的麻烦就大了。而且你的谦虚能为你积德积福。我想这也不是乱讲的，因为虚心谨慎，不自满，永远不会有错。所以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记住一定要谦虚。但是前提是你要有能力、有实力、有表现，这样才有资格谈谦虚。什么都没有就谦虚，别人会认为你是无能。
最后曾国藩送他一句话：“花未全开月未圆，最美。”当你抬头一看，月亮快圆了，那时候你的心情肯定很好。可是如果今天就是十五，你就会知道明天就不好了，因为以后就只能看到月缺了。
曾国藩自己就是谦虚谨慎，对上对下都没有半点傲慢。这个“傲”字很重要，你只要有一点点骄傲，就可能遭遇很大的打击。我们学了英文以后常常会说，“我们以你为傲”，这句话其实是不对的。因为英文是we are proud of you，这个proud of you对西方人而言是可以用的，但对我们就不太适用。说“我们把你引以为豪”可以，但说“我们因你而骄傲”就不可以。中国人很神气，但不骄傲。做人一定要神气，不神气“就会衰”，但一旦骄傲就糟糕了，骄傲必败，绝对不能有一丝骄傲的感觉，因为那也会让别人很不高兴，而这就是在给你制造阻碍。
保持谦虚使曾国藩在官场上左右逢源，应对自如，始终处于不败之地。讲到“不败之地”，我又要说一句，我们是一个不求胜利的民族，我们不求胜利，只求不败。很多外国人一直问我，你们和日本人有什么不同，看上去长得很像。我就告诉他们：“我们都是东方民族，但是戴的帽子不一样，凡是上面写‘东方必胜’的就是日本人，写‘东方不败’的就是中国人。”我们只求不败，从来没有求一定要胜。但是现在形势变了，也都是在讲求胜、求胜，必胜、必胜了，这其实并不是好事。
大家真的要很仔细地去了解，我们老祖宗的话不是随便说的，一句话会流传几千年，一定有它的道理，只是我们现在误解了，没能领会它的真实内涵。我向大家保证，中华民族的老祖宗所讲的话，全都是对的。只是我们认知错误，理解错误，或者执行的时候出错了，一句话，是我们做错了，不是老话的错。你不要去改动它，要照它去做。古人的话一定是对的，你要慢慢去深入透彻地领悟它。
我们举个例子，“兵贵神速”，是说越快越好吗？但实际上有时候慢一点才好。如果你懂得《易经》，就会慢慢了解这话的意思其实是说，“该神速的时候要神速”，而且下面还有半句话没有说出来，“不该神速的时候要慢一些才好”。《易经》很多爻辞都会告诉你“无咎”，“不会有问题”，其实是在提醒你，你如果按照它去做才会没有问题，否则就一定会有问题。因为当时我们没有纸张，所以每个字都包含着很丰富的意思在里面，一定要有这种觉悟和认识才行。
五、胸襟宽广：什么人都可以交游 #
曾国藩的胸襟很宽广，他能够适时调整自己的心态。一个人的心态是最难调整的，身体有时候还可以忍受，“我该弯腰就弯腰，我该怎么样就要怎么样”，但是心态，看不见，也很不容易调整。如果总是愤愤不平，总是觉得自己很委屈，觉得老天对自己不公平，这种心态是会对自己非常不利的。
“心胸不够宽宏，气量狭小的话，就不能博取天下的美德。因此不能拿一个标准来强求他人。哪怕是一点长处，一点善行，如果它有善于我，都广泛吸取以求培养自己的德行。那些以正大之词，劝勉之论前来告知我的人，即使不一定投合我的心意，也会深深感念他的厚意，感谢他的关心。”
这些话都是出自曾国藩，他说他这个人什么人都可以交游。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怕交到坏朋友，当然孔子也要我们交朋友谨慎一点，可是孔子的话是说给不同的人听的。当一个小孩子还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时，的确需要叫他小心，不要交坏朋友。可是当他慢慢走入社会，社会上一定是有小人的，记住一句话，有君子的地方就一定有小人，而且小人是杀不光的。所以孔子要我们对小人敬而远之。你要跟小人保持一些关系，但同时又要疏远他，可是你也不能得罪他，得罪他就会很麻烦。因为你得罪不起，小人随时会找你麻烦。因此我们就要告诉小孩，“你要心中有数，但是不要讲出来，你要和小人保持适当的距离，以策安全”。所以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人，要告诉他不同的事情。
曾国藩自己反省说，他年轻的时候心胸不够宽，老是看不惯，后来慢慢地，他变得可以跟任何人来往了。其实有时候，你听到任何一番话，把它稍微转换一下，就能变成好话。你看到任何一个人，就把他当作一面镜子，看到他不好的方面，就反观自己是否也和他一样，这其实非常有利于你改正和调整自己。还是那句话，一切都看你自己。你看他好，他会慢慢地在你面前变好；你看他坏，他很快就会在你面前变坏。你自己可以去试，这是一点不错的。
我们的心可以影响外界，而不是我们拿环境没有办法。现在很多人都爱说“环境就这样，没有办法”，这就叫环境决定论。要记住，任何时期都有很好的人，任何环境下也都有人成功，所以一切都看你自己，不要管别人，也不要管环境如何。
49岁的时候，曾国藩写的日记里有这么一段：“《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读之不觉愧汗。”从这里也可以找到证据，他一步一步深入了解恒卦以后，就下定决心要走恒卦的路子了。我们同样也可以把64卦翻出来，自己选一卦，然后慢慢进入那个卦，就会得到那个卦最终会达到的效果。“读之不觉愧汗”，中国人说话很有意思，“不觉”就是“觉得”。他读了《易经》的一句话以后，自己觉得很惭愧，惭愧到好像要流汗了，也就是很难过的样子。“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正是恒卦九三爻的要求，是其爻辞。
“吾辈既知此学，便须努力向前，将一切闲思维、闲应酬、闲语言扫除净尽，专心一意钻进里面，安身立命，务要换一个人出来，方是进步功夫。”这句话很重要，尤其对于我们现代人而言。其实大家平时都忙于应酬，总是觉得这是为生意、为工作，但是我劝大家改变一下试试看。
我有位长辈，现在已经去世了，他年轻的时候做生意做得很红火，一天到晚花天酒地，但是他有正当的理由，“做生意嘛，有什么办法呢”“客户要求嘛，你不能够说不应付吧”。后来他因为交际应酬，结果女儿死的时候都没有办法看到她怎么走的，他突然间感觉很惭愧，所以从此就改变作风，“绝对不应酬，绝对不花天酒地”，但是他的生意照样做得很好。所以他80岁的时候，我们给他祝寿，他只讲了一句话，他说所有事情都是人自己找理由的，编造一大堆理由来骗自己。
这都是我们身边真实的案例，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曾国藩就是看到这句话以后，感觉很痛心，自己以前一天到晚说一些无聊的话，做一些没用的事情，然后还编出一套理由来，说当官一定要这样，后来才知道不这样，也一样可以做得很好，最终就改变过来了。一个人一定要想办法了解自己的缺点在哪里，然后勇敢地把自己换出一个人来，这才是进步的功夫。能做到这一点也很让人佩服。所以他由蹇卦变恒卦，果然换出一个人来，这就证明命运是可以由自己改造的。
六、进德修业：只有这二事能做主 #
曾国藩非常重视进德修业，他说的这段话很值得大家细细品读：“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即孝悌仁义，修业即诗文作字。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讲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这句话是曾国藩的宝贵心得，我想这是他从困苦当中领悟到的。
只有“进德修业”这两件事是靠得住的，其他都靠不住。可是现代人最看不起“进德修业”。
从古至今的圣贤没有谁不是由勉强到自然，由经历、觉悟到成熟的，从来就没有天生的圣人。所以父母一定要教孩子，该勉强的时候就要勉强他，人都是懒惰的，都喜欢轻松，你如果不管他，他就会顺势整天嘻嘻哈哈过日子，也就很难有大成就了。严教是爸爸的责任，让他有受严管严教的本钱，则是妈妈的职责。人不要把世俗的功名看得过重，要看得平淡一些，不要因它受纠缠。因为你也做不了主，你只管踏踏实实做好“进德修业”二事，这才是你能掌控的。
功名利禄都是天定的，你这辈子能赚多少钱，能做多大的官，能有多大的事业，都是天注定的。你所能做的事情就是不断地“进德修业”。老天给你这个机会，给你这个舞台，你就要去做，但是最后会怎么样，你不要管，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呢？从现在开始，只管你该做的，你该做的就去做，不要厌倦，也不要跟别人比。至于结果怎么样，跟你没有关系，这样不是就很轻松吗？其实这么简单，你就可以过上很轻松的生活。曾国藩后来就是按这个思路做的。
他为了通过学习改变自己的命运，以每日“进德修业”为自我考核的目标。“每日必读书数页，写日记数条，习字一篇，围棋一局，终生以为常”。他真的做到了，坚持每天读书，连打仗的时候都要读书。每天写日记，就是简简单单地记录自己今天做了什么事，有什么重要心得。从不间断，并且是真正反省，而不是只写好听的，哪里错了就写哪里错了，什么地方做得不对就写自己哪里做得不对。他写日记也不是为了要给别人看，不是要表扬他自己的。他完全是用很实在、很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自己，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习字”就是练习书法，中国的书法其实是能让你身体好，让你修养好的，绝不是只写几个字而已。还有下围棋，也是能修身养性的。
曾国藩不仅自己提高修养修为，还不时提点他人。他对李鸿章说：“你先把兵练好，不要急于出战，有军就有权，当你势力大了，搞洋务的阻力也就小了。你只有练好精兵，站稳脚跟，才能保全性命。你知道你的弱点是什么吗？”一个人就是需要有人敢跟你说这种话，要有几个敢跟你直说你缺点的朋友，否则你会永远蒙在鼓里，那是会吃亏的。他说李鸿章的缺点就是“心高气盛，做事急躁，还有点任性，这些致命弱点如果不改的话，将后患无穷”。像这类话，就既是帮助别人，也是帮他自己，这就是利人自救之道。
七、不慕虚名：到头来都是一场空 #
曾国藩又反省道：“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为什么如此交游往来，无非是为了好名，希望别人说自己好。”不能安静，到处交友，为了那些虚名，浪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可是现在很多媒体都告诉人们要一夕暴红，多少人就为此牺牲了一切。看了曾国藩的话以后，我们都要自我反省，一夕暴红其实毫无意义。如果是正当的手段、正当的方向，那么你出名，也不用怕；如果是不正当的手段，出的名就都是坏名，那还不如不要。
一个人最怕的就是虚名，因为虚名会让你很不安，很不好过，你没有那个实力，而空有那么大的名气，就会整天提心吊胆，哪天如果被别人戳破了，你就会很难堪。人一生应该追求的是要有实在的才能、真正的本事，至于有没有名无所谓，如果抱这种态度，你就真正是“实至”，然后才会“名归”，那才是最实在，最名副其实的“名”。
因为不追求虚名，所以曾国藩能放下身段，尤其是“在上者”最在乎的面子，都可以放下，虚心向别人甚至下属请教，只求自己获得实实在在的进步。而一旦能做到这一点，也就意味着他具备了宽广的心胸，也就更能与各方人才和睦相处，并能深得人心，那么他办起事来也就会更加顺风顺水。
八、一心为公：我不是跟他合不来 #
1.道不同不相为谋
曾国藩刚到长沙办团练的时候，全仗罗泽南和王珍提供的一千湘勇作基础。罗泽南和王珍一开始对曾国藩都很好。什么叫“湘勇”？“湘勇”和“湘军”有什么不同？这一定要区分开来，中国人的每一个字都有它的用意。“湘勇”是湘乡那个小地方的民兵，湘乡只是湖南省的一个县，而“湘军”则是整个湖南省的民兵。因为一般发展队伍都要先从小地方开始，然后逐渐拓宽，逐渐发展壮大，曾国藩的湘军就是借助罗泽南他们提供的一千名湘勇慢慢发展起来的。
可是太平军进攻江西的时候，湖南派兵前去支援，结果战败，战死的多半都是王珍的旧部。王珍就很伤心，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人，一下死了那么多，而且他本来就自认才能出众，非常野心勃勃，所以他有很强烈的复仇心，于是他就向曾国藩请示要再练一万人，找太平军复仇。曾国藩不答应，王珍就自己回家乡招募了几千人，这时候曾国藩就好像有点翻脸不认人了，决定跟他分开，“你是你，我是我”。对于这件事情，很多人都认为曾国藩不对，“你先是利用人家，后又过河拆桥，做人怎么可以这样？”
曾国藩对此的解释是：“勉强合作，肝胆变楚越。”如果勉强合作，本来是肝胆，也会变成楚越，而楚越根本合不来。既然道不同，那就不相为谋，不如就趁早分开。他父亲后来也因为这件事给他写信，说“不可过河拆桥，你这样对人没法交代”，曾国藩就回信说：“王珍是为了复仇，我不是为复仇，我是为天下人着想。”他也知道对待英雄要忍耐，要能受委屈，要放下身段，为什么？因为越是了不起的人，越有个性，越难相处，这些他都懂。
曾国藩刚出山的时候，他去找左宗棠当幕僚，想请他帮忙。因为他知道左宗棠比较有谋略，他清楚自己对作战策略是外行，所以要找人帮忙。可是左宗棠拒绝了，反而投奔湖南巡抚骆秉章，这让曾国藩很没有面子。大家想想看，如果你要创办一家公司，请一位小学同学帮忙，结果他不干，还跑到你对面那家公司去，你天天看到他，那肯定是会很懊恼的。“你明明就是看不起我，认为跟我在一起没有前途嘛。”
从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出，左宗棠的个性跟曾国藩是不太一样的，左宗棠是一个很有傲气的人。曾国藩也很讨厌左宗棠，因为左宗棠几次给他难堪，讲话也很不客气，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但是包括之后几次左宗棠得罪曾国藩，曾国藩都没有因此记恨左宗棠。他一直容忍左宗棠，不计较个人恩怨，甚至还先把左宗棠安置在自己的幕府，后来又大力推荐。之所以如此，并不是他认同左宗棠的想法，而是看中了左宗棠那种坚强的意志，因为当时国家需要这样的人才，他觉得“既然共同为朝廷，那我任何人都应该忍耐”。他的理由是为了国家的需要，而不计私人恩怨。试问如今有几人能做到？
所以对于王珍一事，他说：“我不是跟他合不来，我不是不能容忍他，而是我们两个人的目标不一样，不同道。”一个人如果做事只是为复仇，那他的格局就太小了。“我是为中兴，我不为复仇”，像这种话，如果只是嘴上说说，那就是欺骗。但是曾国藩非常有原则性，当断则断，这就是为公办事上的“刚”和强硬的表现。
2.自强以安邦
清朝初年大乱之后，人口减少，谋生相对容易。所以今天为什么人活得越来越辛苦，主要的原因就是人口太多。资源是有限的，机会也是有限的，想要养活那么多人就非常困难。因此朝代的兴衰，其实跟人口是有密切关系的。
清初人口少，百姓谋生容易，所以顺治、康熙、雍正年间，以及乾隆的前半期，政治良好，生活稳定。可是到了乾隆的后半期就糟糕了。这是理所当然，也是势所必然，因为社会一安定，人口存活率就高，人口自然就会快速增长。而这些往往又会伴随着土地分配不均，贫富悬殊大，富人越来越奢华，穷人越来越贫穷之类的社会现象。
其实我们现在公开主张M型社会，是人类很大的不幸。真正有本事、有良心的经济学家，不应该主张人类是M型社会，而应该是中产阶级最多，这才是正常的。一个国家，中产阶级的人越多，其社会就越稳定。有钱人多，穷人多，中产阶级反而少，这样的社会是非常不稳定的社会，也是非常危险的。
“加上贪污风行，官员腐败，士风卑下，军队退化，变乱丛生，财政困难，民众不满，外来的影响不断扩大。”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太平军，清廷会拿它没有办法？很简单，因为当时涌入中国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只要是处理涉及外国人的事务的人，都会倒霉。主要有这几个原因：一是没有经验，二是朝廷不支持，三是外国人往往有整个国家的力量在支持，所以他们非常有底气。比如英国人到中国来经商，他们就有整个政府的支持。因此当时所有的地方官，只要碰到与外国人有关的事情，都不敢碰，就是怕自己倒霉。也正因为如此，太平军才会假借基督教的名义，实际上他们根本就没有照基督教的教义去做，而只是利用基督教，并不是真的诚心诚意相信上帝。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洪秀全这个人。他是广东新会人，连续考四次秀才都没有考中，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因素，他如果考中了，而且后面做官也很顺利，那他的人生肯定就会完全不一样了。他没有考中，就会觉得很委屈，第一次没有考中他会认为倒霉。这是我们很普遍的心理，考不中就是倒霉，不是实力不够，只是倒霉，那接下来怎么办？再考。所以第一次考不中是很正常的，可是当第二次又没有考中的时候，他就开始忧郁了，这时候就有人乘虚而入，送他一本《劝世良言》，这听起来就是劝人做好事的，但是实际上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洪秀全一看，里面都是劝人做好事，说上帝如何，耶稣如何，他还是没在意，因为考试要紧。可是第三次还是没有考中，他就有点心灰意冷了，就开始做梦，梦到上帝把他召到空中说：“你是耶稣的弟弟，所以我现在赐你一把剑，你下界去除妖。”等到第四次考试失败的时候，他就称自己是耶稣的弟弟，所以他称耶稣为天兄，称上帝为天父，自命天王。
他开始宣传基督教义，但是都用自己的思想来加以曲解。他先在广西建立基地，自称天王，然后攻下金陵，即现在的南京，并在那里定都，实际上他在那里施行的是巫术统治。巫术统治其实自古以来就有，《三国演义》一开始，就有一批人开始作乱，也是假借宗教之名。
太平天国慢慢发展起来，规模声势壮大到令清廷把将其平定当作头等大事的地步。但是平定太平天国毕竟只是一种紧急措施，并不可能保证从此就长治久安。即便把他们平定了，又会有别的人起来作乱，因为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
曾国藩知道要想长治久安，必须举国自强。所以除了平定太平天国之外，他又提出要自强，就是要学习西方，然后来救治中国。大家可能马上会想到日本的明治维新。自从明治维新以后，整个日本就改变了，强盛、发达、现代化了。我们现在的历史都是这样写的，但是我可以预言，将来的历史不会这样写，它会告诉你，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后，就开始走上命运悲惨的道路。因为他们没有曾国藩这种见地，曾国藩不提倡盲目学西方，把西方的东西完全照搬、移植过来。他一再强调，中国人的事情只能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不可以依赖别人。那时候李鸿章都是利用外国的士兵打太平天国。曾国藩一看，这样怎么行？永远依赖外力，这个国家还算个国家吗？因此他主张把外国的科技书翻译成中文。但是这一点至今我们都还没有做好。
我讲一件事情，大家好好去体会。我在“交大”的时候，有一个学生是韩国的华侨，专门跑到“交大”来读书，最后却被学校要求退学，为什么？学习成绩太差，各科都不及格，那怎么还能继续留下来呢？一般人如果接到学校的退学通知，都不会有什么话可讲，这位韩国的华侨就不一样，他不接受，他说是学校不对，不是他不对。我们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学生？然后就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请他来陈述理由。他当时说的那番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我是华裔的韩国人，我的韩文很好，中文也不错，我最差的就是英文，所以我当时要出国深造的时候没有选择欧美学校，而选择了中国，因为你们讲中文，我能听得懂，而且“交大”是个好学校，所以我就来了。可是没想到上课的时候，你们都跟我讲英文，你跟我讲韩文，我不及格我认了，你跟我讲中文，我不及格也认了，可是你偏偏跟我讲英文，早知道是这样我就不来了。”我们听了觉得很有道理，最后就把他留下来了。
这是事实，老实说我们如果所有科学的名词都始终沿用欧美的，一代一代这样下去，我们自己的根就很难固起来。
因此曾国藩就主张翻译，主张科学要扎根，他再三说我们学欧洲、学美国，不是要跟着它们走，而是为了学了以后用来对抗它们，这点是他与一般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不一样的地方。他主张“对内修明政事，培养以学问济世，以道德化人的人才，改造社会风气，延续伦理道德。对外模仿西方科技”。最后李鸿章继承了他的这一未了心愿。其实客观地说，李鸿章是被污名化了的。一提李鸿章，大家就会想到他把台湾割让，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实际上这是很冤枉的，因为当时他已经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把损失减到最低了，可是所有人都骂他，最后他在众人的唾弃谩骂中惊恐孤寂地离去。其实在那个时代有很多实质上很好的人，只是因为大家对他不理解、不谅解，所以就被污名化了。
51岁的时候，曾国藩指出：“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
“时”就是时代，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最重要的事情。把太平天国打败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打不过来，这里平定了，那里随时可能又有人起来。我们要做的最根本的事情就是自救，要自救就得去买外国的洋枪洋炮，但是只是买外国的东西，我们还是没有根，所以他主张我们要自己制造，“必须于购成之后，演习制造，使火轮船成为中外官民通行工具”。
55岁的时候他成立了江南制造总局，并附设翻译局，翻译西方的很多书。轮船招商局后来得以设立，也是由于他的鼎力相助。他当时极力主张要赶快设立，因此也有很多人骂他，骂他是崇洋。我顺便说一下，崇洋媚外其实是两码事，崇洋是崇洋，媚外是媚外，我一点也不反对崇洋，全世界的人都崇洋，为什么？因为好奇，不了解，所以就总想试一试，这没什么不好，这是人的本性。如果连一点好奇心都没有，连一点崇外的心都没有，那这个人就太保守了，就很难有长进。但是千万不可以媚外，比如现在所谓的“哈日族”“哈韩族”，就有些过分，太疯狂了，很难想象他们心目中还有祖先的存在。
所以说近代中国的维新自强，曾国藩的功劳确实很大。始终记住一句话：中国不能自大，可以学习西方的科技，但是不能忘本。这三句话只有连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正确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