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曾国藩识人用人之道

曾国藩识人、用人方面都很有成就。所谓“识人”就是知人，“用人”也就是善任。郭嵩焘为他作墓志铭，说他“以美化教育人材为己任，而尤以知人名天下”。俞樾称他“尤善相士，其所识拔者，名臣名将，指不胜屈”。左宗棠则为他写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而据《清史稿》记载，曾国藩“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一见辄品目其材，悉当”。从这些评价中不难看出，说曾国藩“识人用人皆有成”一点也不为过。

其实作为领导，真的只需做好“识人用人”这四个字就够了，其他都不是你的事。可是现在如果你在台湾当“交通部长”，别人还会质询你“台湾最快的火车是什么？”你还得回答，这不是很奇怪吗？如果我当“交通部长”，不管谁质询我台湾最快的火车是什么，我肯定会说：“这个问题请你问‘铁路局长’，那是他的事。”但是没有人敢说这种话，因为我们现在的标准、原则就不对，所以乱成一团。你如果说这种话，社会就会批评你失职，你不亲民，你推卸责任，等等。职位那么高的官员，却要整天管这些芝麻大的小事情，那大事谁来管呢？就没有人管了。标准一乱，整个社会是上不了轨道的，所以我们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要把观念转变过来。

一个老板只有两件事情要做：第一，把场子做大，让每个人都有升迁的希望；第二，让跟自己的人都有饭吃。这就够了，其他没有你的事。每个人都有份，这个份就是责任，大家都要明确自己的责任是什么，你该做的你就去做，你不该做的就给别人做。

什么叫“有成”？千万记住，为公家做事做出成就的才能叫有成。古往今来都是一心为公的人才会留名，而为私的人，往往很快就被遗忘了。人活一世，大都希望名垂青史，流芳百世，但真要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

第一节 识人：曾国藩一绝 #

任何一位伟大的人物都会有受争议的地方，因为见仁见智，每个人的看法都不太一样。如果每一个人都说你是坏人，那你一定是坏人，可是如果每一个人都说你是好人，你就不一定是好人。后面这句话是很重要的。什么叫好人？就是坏人一定要说你坏的人，那才是真正的好人。一个人，如果没有人把你当敌人，那就表示你大概没有什么分量，你如果有一点分量，就一定会有人把你当敌人。因此如果有人批评你，你也不必太介意。

对于曾国藩，有很多有争论的地方。可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一部分，是大家都一致认同和敬佩的，那就是他的眼睛很厉害，他看人很准。一个人怎么样，将来会怎么样，他都能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这叫什么？这叫识人的功夫。要知道，要想炼成这个功夫，是非常不容易的。

一、曾国藩有三大乐 #

曾国藩说他本人有“三乐”：读书声出金石，一乐也；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二乐也；勤劳而后憩息，三乐也。很多当领导的人会出于私心想保住自己的位置，而不愿提拔人才，或者至多把提拔人才、培养人才当作自己的职责或责任来履行，很少有人能有自愿提拔和培养人才的觉悟，更别说把它当成一大乐趣了。这其中的差距与具体原因，在此我们就不多加赘述了。我们这里着重要关注的是，从客观角度来讲，为何要知人？为何要识人？

1.制胜根本在人

曾国藩说：“制胜之根本，在人才不在器。”“器”就是指设备、机器或者方法、过程。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这样，现在完全颠倒过来了，现在“重器不重人”，整天都在谈什么研发、材料、方法、制度，就是不讲人，根本完全本末倒置了。曾国藩深深感觉到，要做一番事业，单打独斗是肯定不行的，必须要有一班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打拼。所以他知道，人才是很重要的。

2.先识别后培养

“要培育人才，必先识别人才。”曾国藩看一个人，首先要看他活不活得久，“如果活不久还栽培他干什么”，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这叫投入与产出不相符。不能太短命，可以说是投入与产出成正比甚至产出大于投入的基本前提与保证。但是最重要的当然还是这个人值不值得培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人是不是一只“潜力股”。这个人身上必须要有能让你下决心在他身上“下注”或者投入的特质，否则就是浪费时间浪费精力，最后得不偿失了。

3.识人乃臣之责

为国识拔人才是大臣的责任。老实说，光这句话，就值得我们现代人琢磨很久。现在很多领导，如果他不打压人才，不埋没人才，就谢天谢地了。不怕人才提拔上来之后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并出于一片公心诚心举荐，甚至还悉心培育，这就需要非凡的度量和胸怀。曾国藩既然会把“宏奖人才，诱人日进”视为君子一乐，就说明他的气度是真的，不是装出来的，更不是勉强的，而是完全自愿和发自内心的。

4.识人才能用人

只有先识人，然后才能用人，因为用错人是非常可悲的事情，千错万错都没有用错人严重。机器坏了还可以修，可以换，可是人一旦出问题，就会非常麻烦，并不是更换所能解决的。人是善变的，尤其人心更难捉摸，随时随地都可能会变，所以你必须要知道该怎样防范，怎样诱导。在这一点上，历史上最为高明的，唐太宗可以算一位。唐太宗身边有两个重要的灵魂人物，一个叫房玄龄，一个叫杜如晦。一个姓房，一个姓杜，这不就是在告诉我们要“防堵”吗？事先要预防，事后呢？事情一旦发生了就要马上围堵，不能让它再继续坏下去。

我们如果将诸葛亮和曾国藩作一下比较，就会很清楚地知道曾国藩比诸葛亮更了不起的地方在哪里。曾国藩培养出了很多人才，而诸葛亮却没有。诸葛亮临终的时候，阿斗派人去问他：“百年之后，谁可任大事？”他说了两个人之后，等来人再问时，“不答，众人一看，已去”。因为他“遍观诸将，无人可授”，最后只能“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可是曾国藩就截然不同，他培养出一大批人才，当时响当当的人才大部分都是他推荐的，李鸿章、胡林翼、第一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哪个不是他培养的？甚至左连宗棠也是他推荐的。他一看到一个人，经大致考察之后觉得可以，就会毫不保留地加以推荐，一心为公，全心全意为国识别和培养栋梁之才，最终成就了中兴大业。

二、识人哪有那么难 #

那么，曾国藩是通过哪些途径，使用哪些方法学会识人的呢？总的来说，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识人务必要先修己。曾国藩如若没有早年长时间的扎实积淀，没有常年的进德修业，提高自身修养与境界，那他断不会具备为时人乃至后人所称颂的识人用人、知人善任的上层功夫。

1.勤读史书

“勤读”不是指一遍又一遍的读。你就算读到倒背如流，也不一定有用。勤读的主要含义是要能举一反三。孔子收学生是没有地位高低、贫富贵贱这些门槛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教无类”。但是有一种人他是不要的，就是举一不能反三的人。这种人的特点就是教一样，就只知道一样，不能触类旁通。这样的人，孔子不教，这是他的标准与原则。

有很多人说中国人很重视历史，我不赞成。中华民族虽然有很悠久的历史，但是我们并不是真正重视历史。我们很重视历史意识，但是我们不重视历史，很多人根本连中国历史上的朝代顺序都记不清。因为我们很清楚，历史大部分是假的，所以不能全信，不能过于听信历史书中的说法。但是历史里面蕴藏的道理却是真的，是不会变的。试问有几个人看过《三国志》？我想肯定没几个，我们大多数人宁可看《三国演义》，也不看《三国志》。《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前者为纪传体史学名著，取材精审，对史实加以认真考订和慎重选择，而后者则是历史小说，是对历史的戏说与演绎，偏重于揭示历史事实中所蕴藏的道理与启示。

曾国藩在大量阅读史书以及思考总结的过程中，懂得了很多关于识人用人的道理。

他发现古往今来有大作为的人，才智多半只发挥了三成，有七成没得以充分利用。究其原因，可以说其领导是最大的障碍。这句话很多领导是不爱听的，但事实上，领导成为下属做事情的绊脚石的情况非常多。因为领导的干预或阻碍，下属本来想做的，不敢做；本来要做的，不让做、不能做了。可是很多领导却并不这样觉得，甚至完全浑然不觉，而且他们自己也意识不到这个问题的存在。

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人，君子会变成小人，小人也能变成君子。所以曾国藩最后得出结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者，即为君子。”

“成大事者，以多得助手为要义。”如何选择助手？地缘、血缘、业缘都很重要，但也不能排斥外缘。湘军将帅多为湖南人，此为地缘。儿女亲家或门生故吏关系较深，此为血缘。同行业有共同目标者，即为业缘。

但是要想知人，一定要先知己。一个没有自知之明的人，是没有办法知人的。知人难，知己则更加难上加难。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罩门（武术用语，练金钟罩、铁布衫一类外功的人，身上总会有一两处功夫练不到的地方），所以会很难完全了解自己，这是每个人都会面对的问题，也是每个人必须努力克服的问题。

我讲中国式管理讲了这么多年，很多人就是完全不看，因为他们先入为主，认为“中国式”就是乱七八糟的。他们不看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与别人没有关系，也没有谁强迫他们看。但是有些人什么都好，就是差一个“中国式”。

有一家公司，他们的老板非常好，他的下属知道他就缺“中国式”这部分的修养，所以再三跟我商量，问我能不能在他们有活动的时候过去，然后来个出其不意，和他们老板见一面，面对面地谈一谈。

还有一个人，刚从国外回来，担任着一个很重要的职务。他爸爸就跟他说：“你去跟曾教授谈一谈。”可是他自己不明白为什么要跟我谈。我就知道他什么都好，就是有一个问题：中华民族的风土人情他不懂。可是我跟他讲，他却完全听不进去，结果过了三个月又回美国去了。因为他完全按他自己的那一套在中国根本就行不通。他当副总，就把公文基本上都给批了，很少给总经理看，他自己心里想的是：“这是我的责任啊，我能批就批，减少你的负担这难道不好吗？”可是总经理心里想的却是：“我批公文已经批习惯了，结果你一来，连公文都不给我看了，是想把我架空吗？”所以就把他踢走了。可以这么说，凡是当老板当得很辛苦的人，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他缺少“中国式”这一部分修养。

2.自省己过

曾国藩反省后对自己说：“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要尽量使自己不急不躁，头脑始终保持清醒才能保持安静。心急如火，性烈如马，怎能识得了人呢？

“可以有傲骨，不能有傲气。”否则盛气凌人，就很容易招来祸患。前面说过曾国藩年轻的时候也是年轻气盛，骂过很多人，因而也就得罪了很多人，所以他后面有十年走得异常艰辛。

“傲为凶德，惰为衰气，二者皆败家之道。”接下来这句话尤为重要。“富家子弟多骄，贵家子弟多傲”，所以都败得很快。看到这里，大家都要自我检讨一下，如果你家很有钱，你就要小心，你的子弟千万不能骄，如果你官做得很大，那么你的子弟就一定不能傲，否则就很容易出事。因为骄傲、爱自夸的人通常都比较急功近利，自夸最后对自己不会有好处，骄傲自满还会给自己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甚至灾难。

“祸从口出，必须慎言”，几乎所有的祸患都是我们自己所说的话招来的，因此说话必须非常谨慎，无论行还是言，都需要三思。

“凡做一事，便要全副精神专注，首尾不懈。”专注是成功的必备品质，有专注，才会有效率。做事最忌有头无尾、有始无终，只有首尾不懈、一气呵成，才能快速达到目标。“人而无恒，终生一无所成。”理想、抱负，其实很多人都有。但是大部分人的梦想最终往往都化为了泡影，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恒心。笑到最后，最终获得成功的人通常不是一开始最有优势的人，而往往是持之以恒，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人。但是要做到保持恒心、坚持不懈，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这也只能靠自己，别人是无能为力的。

“古来英杰，非有一种刚强之气，万不能成大事也。”君子最忌懦弱无刚。为人刚强倔强，做事有原则者，才易受人信赖。但又不可过刚，过于刚强就是刚愎自用了，而刚愎自用的人是不讨人喜欢，也难以有进步的。所以必须把握好这其中的度，尽量做到刚柔相济才行。

对人对事对物，为求更好的生存发展，都需要更多思虑。这里我不用“思考”，而用“思虑”。现代人都喜欢用思考，“考”跟“虑”有什么不同呢？考虑、考虑，“考”是没有心的，“虑”是有心的。做任何事情，一定要用心，不用心是难以成功的。

此外，还要学会忍耐，但是有一点必须清楚，并不是一味忍耐、无底线地忍耐，而是该忍则忍，不该忍则不忍。凡事都有限度，对于这点，自己要心中有数。记住，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认识你的人，一种是不认识你的人。如果一个人认识你，他还看不起你，还不能接受你，那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既然大家没有缘分，那就各走各的路，各自没有一点关系；如果一个人不认识你，他批评谁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嘴巴长在他身上，他爱怎么讲是他的事，你就让他批评好了，你根本不用听他的。所以都跟你没有关系，那你还用介意什么呢？如果你能有这样的修养，那么包容度就会变大，你的忍辱功也会变强。

3.识人为公

最后一点，一切为公，所谓“识人为己用，不如为公用”。“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每一个人会来投入某个阵营，都是各怀“鬼”胎，各有不同的希望，各有私心的，你不能要求人没有私心，因为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你想让他为公做事情，你就同时必须尽量满足他的要求与欲望，而不是一味要求他只能为公不能为私，那是做不到的，那是唱高调。

“万人同心，生死不弃。”曾国藩要求他的军队必须“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太平军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官兵亦当有誓不相弃之死党”，他培养出来的很多人，最后也都做到了生死不弃，非常感人，也非常难得。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整个军队具有极强的凝聚力，而这往往与领导者独特而强烈的个人魅力是分不开的。

三、看人究竟看什么 #

左宗棠奏请朝廷下令全国大臣学习曾国藩的知人之明，单凭这一点，就能想见曾国藩识人知人有多高明。他的一双眼睛，具有无比的穿透力，就好比现在的X光，基本上任何人在他面前都会被一览无遗。但是他看人的功夫也是练出来的，并不是天生的。

1.有无独立之志

曾国藩看人首先看什么呢？看这个人有没有独立之志，在大事上是否有自主判断力，能否独当一面。而且不仅要能独当一面，还要能够聚集众人的力量。一个领导最要紧的不是自己在做事，而是要让跟自己的人都能好好做事，这点才是最关键的。

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独立之志，一个很直观的方法是看他是否听话，怎么听话，以及听话听到什么程度。我们中国人很有意思，一方面说“你听话,对你是不利的”，一方面又说“你不听话,对你是有害的”。像这种话如果你听不懂，那最好就不要研究中国人的学问。一个人如果太听话，就容易变成“奴才”。你对老板服服帖帖，老板一定把你当“奴才”。所以经常有人很生气地跟我说，“我们老板怎么那么跋扈，好像我是他的奴才一样”。我就对他说：“谁叫你那么听话呢？”他说“那我就不听话”，可是不听话就叫叛逆，叛逆就要被除掉。

所以你自己一定要心中有数，有足够的判断力，能清楚把握其中的界限。中国人是最懂得品质管理的人，其核心就是牢牢抓住上下限，然后由此就产生三个字，叫作“差不多”。听话听到差不多，不听话不听到差不多，守规矩守到差不多。中国人在这当中找出的一条路，就叫“不真不假”。“我绝对不骗人，但是我经常不说实在话”，这是外国人根本弄不懂也弄不明白的道理。如果曾国藩不守规矩，我们就不必学他，但是如果曾国藩太守规矩，他又很可能活不到62岁就死了。有些时候如果你完全死守规矩，不懂得灵活变通，你就会无路可走，甚至只有死路一条，尤其是在与最高统治者打交道、周旋的过程中。

所以，曾国藩才一次又一次地原谅左宗棠。左宗棠只比曾国藩小1岁，曾国藩成为大学士的时候，左宗棠也已经是总督了，但是按照清朝的惯例，总督拜见大学士的时候要自称学生，左宗棠就很不服气。他就跟曾国藩商量说：“我们能不能破下例，我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可不可以不自称学生？”结果曾国藩很爽快地就答应了。曾国藩对别人可能不一定会有这么大的容忍度，可是他对左宗棠就不一样，就是因为他看上了左宗棠身上有一股不可动摇之气，也就是坚定的意志。

其实曾国藩自己同样也具有独立的意志。

曾国藩50岁的时候，一般来说，一个人到了50岁应该已经很成熟圆滑了，但是大家看看他是怎么表现的。当时他正带兵攻打安庆，这时候太平军把江浙一带都攻占下来了。江浙一带是最富裕，也是税收最多的地方，所以朝廷非常着急，咸丰皇帝就命曾国藩撤出安庆，保浙复苏，认为先把这个富裕的区域收回来比较要紧。但是曾国藩没有听皇帝的，他在大事上还是会坚持己见。曾国藩可以随便抗命吗？当然不可以，可是曾国藩熟读历史，所以他知道“我现在如果不先把安庆攻下来，去收复江浙是收复不了的”，什么道理？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从北方打南方比较容易，胜算比较高，而从南方去反攻北方就会非常困难，多半是会失败的，这是实际的地理条件造成的。所以他就对皇帝说，“现在要我放弃安庆去打江浙，将来最终结果是不会好的，请再给我点时间，等我把安庆打下来之后，我很快就会收复江浙”。最后结果如何？最后皇帝还是听他的了。作为臣子，要忠君当然没错，但也不能百依百顺，一味言听计从，因为最后打败仗的责任还是得由臣子来承担。

所以一个人与上级打交道，主要不是服从不服从的问题，而是自己有没有能力坚持的问题。你坚持到最后是对的，你就要坚持，你怎么能不坚持呢？比如你跟老板说一个人很讲信用，老板却马上说“不可能，他肯定没信用”，然后你就点头。那么，老板一看你前后的表现，肯定会认为最没有信用的就是你，“你刚刚还说他有信用，我一说他没有信用，你就马上相信我，可见你根本就连自己都说服不了，那我怎么能相信你？”但是现在很多人就不懂这一点。我年轻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我跟老板说这个人有信用，老板也会说这个人没有信用，可是我心里清楚老板不一定知道，所以我就告诉他，我去银行查过，这个人确实有信用。老板还是说：

“啊，这不能完全信。”我就给他看打印出来的记录，最后他就相信我了。你要让别人相信你，你首先得自己相信自己，自己有底气，然后在这种信心下坚持，别人才可能最终被你说服。

我经常举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个人从外边进来就说：“啊，外面有一条蛇水桶那么粗。”如果你听了会什么反应？只要是中国人就一定会说：“哪有蛇那么粗？”那个人连忙说：“怎么没有？起码碗那么粗。”别人又说：“不可能。”他就嗫嚅道：“怎、怎么不可能？有棍子那么粗。”这样被连唬三次，最后就缩得像蚯蚓了。这就是中国人最拿手的，尤其在闲聊的时候往往更爱说大话。那你能听到什么话就信吗？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懂这些。总以为听话就好，听话可不见得好，但是也不能不听话。可是如果跟年轻人这样说，他们还是听不懂，那有什么办法？年轻人还是要深入社会多历练，慢慢去体验、去积累，进而参透其中的道理，然后才能渐渐走向成熟。所以一句话，你有几分把握，就要有几分坚持。这跟听话不听话是没有关系的。

光有志还不行，还得立对方向，要是好志向才行。其实中国人最好的志向就是为公不为私。但是有一点我需要在这里强调一下，真正自私的人都是不自私的人。为什么这么说？自私的人最后都是达不到自私的目的的，所以这里的“不自私”，不是动机上的不想自私，而是结果上的不能自私、自私不了。

2.有无胆识

立好志之后，还要有胆识。“要能自己拿定主意，就必须有胆识，能因时、因地、因人、因事作出合理应变。”我们今天也会谈各种“识”，比如见识、胆识、知识、常识，其实和古人讲的不太一样。古人所谓的“胆识”，包括了前面所有这些，它们合起来就是胆识，胆识是综合性的。一个人如果没有其他这些“识”，是根本谈不上有胆识的。没有知识，你敢有胆识吗？没有常识，你谈什么胆识？没有见识，你有胆识又有什么用？而且最终的考验也是“胆识”。

有胆识的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行事果断，能果断决策。因此要“博采众议，不主观武断”，也“不能以自我为中心。”现代人最大的毛病之一就是爱以自我为中心，动不动就说“我负责”。你负什么责？你有什么能耐负责？你现在嘴上说说，到时候人就闪了，不管也不顾了，所以说这种话是没有用的。一定要能“果敢决断，不草率、不鲁莽”。曾国藩也曾经“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他42岁在家守母丧的时候，就曾经患得患失，不肯出来率领湘军，怕出来之后别人会骂他不孝，最后差点丧失机会，不过他会这样担心也难免，也属人之常情。因此一个人不能太坚持自己，否则就叫“刚愎自用”，但是也不能太软弱，否则就是犹豫不定。怎么把握好中间的度，取得平衡，就需要自己去悟、去体会。

所以一个人当然有必要考察时机，考察当时的形势，但是最要紧的还是要有判断力。现代人的判断力是很差的，七判断八错。要想能准确判断，至少要做到“知己知彼”，方有可能“百战百胜”。

由此，想必大家也不难看出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自然是“识见”，也就是合理的应变力。过度守法的民族是没有应变力的，因为法是死的，而且要修法非常困难，修法过程中会有各种势力、各种利益群体干涉。在美国或欧洲一些国家，有很多法案，讨论前是一定通过，讨论后呢？慢慢来，到最后，就不了了之了。不通过就是不通过，你再有理想又能有什么用？这些幕后势力当然会把他们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会去理会你所谓的理想。

3.是否有恒

第一，你要有意志。第二，你要有胆识。第三，你还要有恒。什么叫“有恒”？就是要专心，要长期坚持，而不能有始无终、有头无尾，有头无尾是最糟糕的，但也是最常见的。偶尔一次坚持，偶尔一次表现出应变力是很容易的，但是能长期这样做，却是非常困难的。而这一点也可以说是把成功者与普通人区分开来的最大原因。

四、哪种人才合你意 #

什么叫“人才”？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把会赚钱的人叫人才，会打篮球的人叫人才。曾国藩却说，心存仁义、肩负重任的人，才有资格叫人才。一个人的人格表现在，他为大众做了哪些事情，而不是他为自己争了多大名誉，得了多少利益。这两个判断标准明显一个是为公，一个是为私，我想这是我们现代人应该感到羞愧，也是值得我们好好反省的地方。对于人才，有很多种分类方法，其中比较普遍的一种分类，是以才德为标准的四等人才。

1.四等人才

第一等人才，有德有才。这种人很难找到，不得已就只好求第二等人才，有德无才者。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经常是没有才的人居高位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一等人才，有德有才的人当然最好，大家肯定都会承认，也会比较心服口服。

可是如果没有第一等的人才呢？那就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有德无才者。所以很多老板会说：“我宁可招可靠的人，没有才，还可以训练，这相对比较容易。凡是能够在企业界实施的方法，没有一件是高深莫测的。生产技术一般都比较简单，因为如果它不够简单就没有办法量产，没办法量产，那它就只能待在实验室里，不能广泛运用。实验室里面的生产技术是可以很复杂的，但是如果要放到生产线上量产，就必须很简单，要能一下就学会。所以年轻人如果看到有些企业说要什么专业人才，也不要害怕，因为这些技术一般都会比较容易学，不会很难。但是要品德好就很难，而要把品德原本不好的改好，就更难。无才的人在中间，有才的人在两端，有才者要么是第一等，要么是最后一等，这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就是道德，是否有道德、有德行，是否能以德服人。

第三等人才，无德无才。第四等人才，无德有才。同样无德者，无才胜有才。所以很多老板会更倾向于用无才者，而非有才者。最可怕的就是无德有才的人，这种人很有才能，但是没有品德。我问过很多老板为什么第三等和第四等人才要这样排，同样无德的人，应该有才的人比较好才是。他说：“我告诉你，如果我用第四等人，一旦他整我，我就垮了；但是如果我用第三等人，就算他整我，我也不会垮，至少没有那么容易垮，因为他没有能力，实力不够。所以同样无德，同样不可靠，我宁可用没有能力的人，这样还比较安全，我也比较不容易被害。”如果一个人没有道德，那么才能对于他而言，就很可能成为“帮凶”，这种情况下，有才能者会比无才能者更具破坏性，会带来更严重的灾难。

2.三类人才

曾国藩对于人才也有独特的分类方法，他把人才分成三类，而且他都会做上特定的记号以示区分。

（1）闻可

听别人说可以或者不错的人，有人推荐或称赞的人。一个人既然能有很好的口碑，名声在外的话，那必定有其过人之处。但也不排除谣传或者别人认为有才而自己却并不觉得有才的情况，因此还得自己亲眼见了之后再作进一步判断。

（2）见可

他亲自看了之后觉得可以用的人，确切地说是经过面试和考查后认为可用的人。这种人可以说是通过了初步面试，而且算是比较保险，也就是对于“他是人才”这一判断的失误可能性就比较小了。

（3）闻否

听别人说不能用的人，连别人看了都普遍觉得不好，不能用，名声不好的人，肯定要么劣迹斑斑，要么按我的人才标准判断属无一处之长的人。这类人与贪而无耻、刻薄害民以及好色的人，一起被列入黑名单。但是，其实如若仔细一想，别人说不能用，也不排除存在恶意诽谤或刻意打压的情况，所以对别人的评价也不能轻易完全相信，也该抱着审慎客观的态度才行。

凡是有人求见，曾国藩都会立即腾出时间与之见面，通常他都会注视对方很长一段时间但却一言不发，等来人走之后他就马上记录下其言语、气象，然后与其相貌进行对照。曾国藩就是这样慢慢积累出丰富精准的看人识人经验的，所以要练就一身识人功夫，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一切都得靠自己辛勤不懈的耕耘。

但是，如果只会识人，不会用人也没有用，那就只能去挂牌当看相的。知人还要善任，与善任相比，知人还相对比较容易，因为人往往没有那个度量，尤其是身为领导者，往往恨不得把所有功劳都归到自己身上，这是用人大忌，要全心举荐、培养人才也就更加难上加难。而有这种想法的人，就更容易丧失获得更大成就的机会。作为领导，只有把功劳让出来，才可能带出很多人才来，才可能“桃李满天下”。但说是这么说，道理大家都明白，真要做到，却是非常难的，因为这需要你有足够高的涵养，以及足够高的境界。

第二节 用人：左宗棠服了 #

曾国藩58岁的时候，左宗棠上奏皇上，这篇奏文很值得我们一看：“刘松山本王珍旧部，臣十余年前即知之，而未之奇也。后由湖南从征入皖，为曾国藩所赏拔……臣尝私论曾国藩素称知人，晚得刘松山，尤征卓识……臣以此服曾国藩知人之明，谋国之忠，实非臣所能及。仰恳天恩，将曾国藩之能任刘松山，详明宣示，以为疆臣有用人之责者劝。”

王珍是湘军的头领。前面提到过，湘军不是曾国藩而是罗泽南创立的。罗泽南的大弟子就是王珍。左宗棠请求皇上下令让全国的大臣一起学习曾国藩的知人用人之道。要知道左宗棠是不服任何人的，他曾经说自己是当代的诸葛亮，而且比诸葛亮更厉害，大家想想看，他还会服谁？可是他现在却这样诚心诚意地上奏皇上，号召所有人都向曾国藩学习。曾国藩有多厉害，由此可见一斑。而且前面也讲过，毛泽东、蒋介石，也都不约而同地赏识和崇拜曾国藩，这就更说明他一定有独到之处。接下来，我们要详细讲述的就是他这些独到之处中很重要的一点：善于任用人才。

一、攻略：是人才就吃这一套 #

1.人才是头等大事

关于人才问题，曾国藩对自己有几个基本要求。第一，重视人才。这可以说是一个当领袖的人必备的条件。现在有很多人根本不重视人才，为什么？因为他认为“天下我最行”，别人都是白痴，这种人不可能是好的领导。凡是看其他所有人都不如自己的人就要小心了，因为你自己一定存在很多缺失，这时候你肯定已经听不进任何人的话了，不能集思广益，自己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后果自然不堪设想。而且你看不起所有人，有没有想过别人的感受会怎样？

曾国藩后来的理想和目标就是希望大清能够自强，而这种自强在清朝末年发展成为很重要的洋务运动。中华民族到了清朝末年，老实讲是很凄惨的。你看中国历史看到清末，就好像看《三国演义》看到关公死了，看到刘备死了，然后诸葛亮也死了一样，这时候你还会想看吗？你就不想看了，因为看了会难过，心里会不好受。可是能怎么办？怨叹有用吗？没有用，一定要自强，要自立自强才行。所以曾国藩除了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以外，他还极力推行自强运动。

他认为：“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办事总以得人为主。”自强首先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是把政治搞好。老实讲，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在麻痹自己，说什么“政治和经济可以分开”，我是绝对不相信的。这绝对不可能，尤其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因为我们永远是政治挂帅。政治搞不好，其他都免谈。因为我们是官本位，正因为如此，所以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我们就会骂当官的。我在台北的时候，房价很贵，老百姓就骂了：“房子这么贵，政府在搞什么？”我到高雄之后，房子很便宜，老百姓又骂了：“房子这么便宜，政府在搞什么？”不管怎样，都跟政府有关系。大家再看看现在考公务员的人数和报考比例，竞争那么激烈也还要削尖脑袋往里挤，更别说有人给你做官的机会了，那肯定不管是什么官，“半夜三更都溜去”，立刻冲上去。这都是到今天仍旧没有改变的事情，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是官本位。所谓“士农工商”，“士”永远是在社会上担负着最大责任的人。

而办事最要紧的就是要得人，得人得什么？得人的心。自古以来都是“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历代的兴亡更替莫不如此。曾国藩清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会很重大、很艰难，肯定也不是他一个人能够完成的。所以他必须知道人才在哪里，怎样找到他们，怎样培育他们，怎样用他们，以及怎样让他们得到更好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他的事业越来越庞大，从而使他一步步更接近完成他的使命。他一生中最大的特色就是知人善任，而想要做到这一点是极其不容易的。

2.自立立人，自达达人

除重视人才以外，还要自立立人，自达达人。“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曾国藩说：“吾九年以来，痛戒无恒之弊，看书写字，从未间断，选将练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强能立功夫。奏疏公牍，再三斟酌，无一过当之语，自夸之词，此皆圆融能达功夫。”

我们现在讲“立法”，却不怎么讲“立人”。“自立立人”，就是说你首先要发愤图强，看书写字，进德修业，无论如何都要先让自己站得起来，让自己像个人，然后也要让别人像个人。把别人当人看，这是最要紧的。一个人如果总是自以为是，总是觉得自己最行，处处都想显示自己有多能干，那他肯定是容不了别人的。很多老板总是认为全公司就他最行，其他人每个都差劲。所以就有很多员工向我抱怨：“我们老板什么都好，就是喜欢千方百计证明我们这些人统统都是白痴。”这种老板最大的本事就是把能干的人在短期内统统逼走。大家想想，楚汉之争，为什么最后刘邦会成功，项羽会失败？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项羽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最后逼得他手下几乎所有能干的人都一个个地走掉了，而刘邦却礼贤下士，所以能得众多能人相助，终成霸业。

当年阿斗被赵云拼死拼活地救回来以后，刘备立刻把阿斗丢在地上骂道：“就为了你这小孩，害我差点儿损失一员大将。”我们现在一般人哪里会想到要这样做？好不容易把孩子救回来，肯定马上抱得紧紧的，说的第一句话一定是“快拿小儿惊风散”。只管自己的宝贝儿子，而把功臣晾在一边，没有任何表示，那所有人都会心寒，最后肯定所有人都会跑光。这样对人，谁还会跟你？可是刘备这样一说，所有人听了就都会下定决心，以后阿斗有难我肯定去救他。

所以，以自我为中心是最要不得的，我们一定要尊重所有跟我们共事的人。尊重与重视，可以说是与别人共事与合作的前提与保证。

“自达达人”，这个“自达”是说做人办事圆融，使凡事都能行得通，说话做事小心谨慎，不自夸自大，这才叫圆融。“达人”的本意是，我守规矩你也守规矩，也就是说，我有规范，然后让别人在这个规范内能够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绝对不能完全约束一个人，否则他的才能、潜能都会被扼杀，而你也会很累；但是，也不能完全让一个人自主，因为一旦他超越底线，超越规范，你就很难再控制住他了。所以，“达人”的意思简单来讲就是，我自己有一个原则，我不会逾越这个原则，我在这个范围内活动，但是我也有弹性，也容许每一个人自己立规矩，大家如果都同意就可以生效。所有人都在规矩以内，但是又可以根据情况有变化。

3.以诚相待

第三，以诚相待。既然你重视他，既然你要与他相处，你就要很真诚地对待他。但是后面还需要加四个字，“因势而变”。这样才叫“由有为到无为”。一开始就“无为”，那肯定是行不通的。大家想想看，假设你带一班人，如果刚开始你就“无为”，什么都不管，都不过问，那别人怎么知道要怎么做呢？而且如果任由下面的人折腾，那最后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

所以应该一开始“有为”，然后慢慢放手，慢慢让下面的人更独立地做事。当下面的人能把一件事情做得很好，你自己也很放心的时候，你才可以无为，你才可以把事情交给下面的人做，但你还是不能马上公开明确说授权。最后用闽南话讲就是要“每样知道，不管半样”，什么都知道，公事甚至私事，无所不知，但是又什么都不管。你不能管，因为老板一管，下面就没有人敢管了。但是如果作为老板你很多事情都不知道，那就会很危险，因为下面的人就很可能背着你为非作歹。所以当老板的人，一定要有耳目，下面的人如果知道你什么事都知道，他们就会好好做。而且耳目要有很多，不能只有一个，如果只有一个耳目，他就很可能会骗你了，你要多听几个人的说法，才更可靠，更接近事实。

如果对外国人说这些，他们是完全听不懂的，因为他们不是这种做法。外国人多半公私分明，“这是他的私事，所以我不管”。而中国人却没有很明确的公事私事之分。比方说，员工打麻将，这是公事还是私事？老板会说是公事，而员工却说：“我是下班之后打的，而且我赌的是自己的钱。”老板就会说：“你这样迟早会把公司拖下水，所以绝对与公司有关系，绝对是公事。”

其实，我们长期以来把“真诚”这两个字都理解错了，真诚并不是实实在在地把心里的话全说出来。因为根本就没人能判断和界定真实。“真”和“实”是两码事，“实”不一定“真”，“真”也不一定“实”，那实际的情况是怎样呢？通常一件事情发生之后，十个人讲这件事，会讲得都不一样，这就叫“罗生门”（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的代表作）。哪一件事情不是“罗生门”呢？你看到的是这部分，他看到的是那部分，然后每个人都加上各自的想象，讲出来的事实就会千奇百怪、五花八门，让人莫衷一是。所以在西方社会，真理越辩越明是真的，而在中国，“真理越辩越明”就是不可能的事情，用闽南话来讲，就是“不讲还好，越讲越花”。没有一件事情是最后有结果的，吵到最后就会不知道谁对谁错。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真相，是没有办法逃避的。

我们反复说过，中国人的事情就是这样讲也对，那样讲也对，两边讲都对的。比如一方面说“根据规章制度，这种事情绝对不可以，绝对不允许”，另一方面又说“你那么严格干什么？规章制度必须与时俱进，必须灵活变通”，无论怎么说都有理。所以在中国有另外一套做法，这套做法是什么？最后要有一个人拍板定案，这就是“以人为本”，与西方的“以法为本”完全不同。中国的“法”往往很难执行，一条法律公布出来，十个人就会有十种解释，而且每种都讲得通，所以需要有一个权威的声音来确定最终标准、最终结论。

4.适才适任

第四，适才适任。每个人的优点和所擅长的事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对于任何人，只要用对了，他就是人才，没用对，他就是庸才。因此要善于发现一个人的长处，并想方设法创造机会和条件，让他的长处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依据每个人的志向大小与才能高低，授以不同职位。除此之外，还可按照不同的专业，不同的需要等，妥当安排任命，务求科学、合理、有效，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人才的才能，创造最大的能量与价值。

5.适时交心

第五，适时交心。“满意的人才上缺，可以占用其次，加以教育培养。”就是说一个人很有能耐，本来应该居高位做大事，可现在上面没有空缺，那就退而求其次，暂时委屈他一点，同时悉心栽培他，而两人彼此却心照不宣，“你就在这里好好做，我不会亏待你，一有合适机会我马上把你升上去。但是没有机会你也不要怨我，大家到时候看着办”，彼此很真诚，真心不欺，就好像水一样淡而绵长，正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这才叫“交心”，而不是说一天到晚都要在一起，那完全没有必要。我了解你，你了解我，我们必要的时候再互动，不必要的时候各安其位，各自做好自己的事情。需要注意的是，交心一定是双方面的，而不可能是单方面的，必须要两个人自愿配合才可能达到。

6.“以志帅气，以静制动”

此外，用人者还必须做到“以志帅气，以静制动”。大家看到这个“帅”，可能会想到象棋里面的“帅”和“将”。那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红军的叫“帅”，黑军的却叫“将”？红军和黑军又有什么不同？如果你想知道一家公司的老板是帅还是将，判断方法很简单。黑军的士象都没有人字旁，所以统统都被看作动物，而不被当人看，可是红军的就刚好相反，都有人字旁，都把人当人看。你不要以为这些是随便定的，象棋里面包含有太多的学问，只是我们很多人不知道。象棋里面有兵和卒之分，黑军的是卒，所谓“郁卒、郁卒”，所以黑军的兵往往都很忧郁，而红军的是兵，往往都是喜气洋洋的。所以，如果一家公司的员工都很忧郁，不开心，那他们就一定是“黑军”，反之，如果员工都是嘻嘻哈哈的，很快乐，也很轻松，那他们就是“红军”。而从员工身上再去看老板的心态，就会看得比较清楚、准确。所以当老板的也可以通过看员工的状态，去认识自己的状态。员工只要是“黑军”，那你自己就要小心了，要赶快调整，否则跟你的人会越来越忧郁，这样，你的公司是不可能有很好的发展的。

作为老板，还要很稳，要能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如果整天跑来跑去，别人要找都找不到你，那就不行。有人可能会问：“我们不是要实行走动式管理吗？”是，走动式管理没错，但千万记住，刚上班那一个小时，临下班的前一个小时，你要在你的位置上，员工才有办法找你说重要的事，因为这两个时间点通常是员工找领导就重要事情进行商量或需要领导拍板决定最为集中的，关键时间你一定要在位置上，其他时间你跑到哪里都无所谓，那时候你再去进行走动式管理。

二、广收：先把场子做大再说 #

曾国藩非常重视人才，对于人才，他一直坚持四大原则。第一条原则，就是广收。曾国藩为什么能“广收”？因为他场子大，如果场子不大，他广收有什么用？怎么去广收？所以他才敢说：“凡天下英才都来，我容得下。”他如果容不下，也就不敢说这种话。而且他是真的诚心接纳各方人才，非常尊重人才，所以别人才会愿意去投奔他。

1.如何广收人才

曾国藩是怎么广收人才的？说到底就是一个“缘”字。我们是同乡，这就是地缘。我们是亲戚，这就是血缘。我们是同行业的，那就是业缘。还有一个他缘，就包括所有其他关系在内了。那么这几个缘中哪个最重要，哪个最好？答案是不一定。

我有个朋友，他刚当主管的时候，认为同乡是最可靠的，所以他的班底都是湖南人，全都是他的老乡。他后来调到另一个机关，还是当领导，结果他手下没有一个讲湖南话的人。我就问他怎么突然这样做，他说同乡就是专门捣蛋的，所以这次一个同乡都不用，可是最后还是搞得一塌糊涂。之后他就跟我说：“只要这个‘同’字。不管是什么缘，只要加上同道就对了。同乡里面会有同道的，同学里面会有同道的，别人介绍的人里面也会有同道的，只要同道就够了，就好办事了。”

有一位老板跟我说，他现在找人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先考对方《弟子规》，如果不会就免谈。这就是他找同道的方法。每个人都可以找一个合适的检验项目，至于具体是什么，就需要你自己来确定。

台湾有一家公司，最后录用的都是穿白袜子的人，凡是穿杂色袜子的人一概不取。大家可能会觉得这很不公平，表面看起来他们甄选人员的标准完全是形式上的，显得很不科学，但这家公司却在台湾发展得很好。我也问过这家公司的领导，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人家不知道你这规矩的，穿了杂色袜子，你就不予录取，这不公平啊。”他说：“就是你这句话，如果一个人想到我们公司来，他连这都不打听一下，那就表示他没有诚意，我们公司又不神秘，他一打听就能知道，穿白色的来就好了嘛。”他还说：“我们说要求大学毕业，来应聘的都是大学毕业的，所以大学毕业不重要；我们要求身高160mm以上，来的人也都是160mm以上，所以身高也不重要；我们要求体重多少公斤以下，通通多少公斤以下，所以体重也不重要。那我还能考什么？就只能看他有没有穿白色袜子。”所以同道是最要紧的，不同道就会很麻烦，可能会成为你做事的阻碍，而不是帮手。

湘军刚开始的时候不过一两万人，太平军却是雄师百万。可是经过十二年的对峙，湘军由弱转强，由寡变众，而太平军却慢慢“萎缩”了。从这一点我们就能看出，太平军不是被湘军打垮的，而是被他们自己打垮的。太平军的败，原因多半出在他们自己身上，所以我们常说一个人最大的敌人其实是自己，而不是别人。只有他自己能把自己打垮，别人都打不垮他。同样，一家公司会垮，也主要是它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外面的压力，那些都只是借口，或者说不是主要原因。湘军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就是因为它广收人才，“不管你是谁，只要你表示愿意跟我们同心协力就可以”，“同心协力”这四个字很重要，这表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你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中来，成为我们中的一员”。它没有太高的门槛，而且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将所有人吸引、凝聚到一起。

曾国藩每到一个地方，就广为寻访、延揽当地人才。一方面，自己主动去找，另一方面，贴告示寻访英贤，对自荐或举荐他人都表示欢迎。

“求才之诚，用人之实，几百年来无人可及”，他求才、用人的诚意，几百年来找不到第二个。当年刘备为了请诸葛亮出山，三顾茅庐，确实算很有诚意，可是后来庞统去找他的时候，他就爱理不理，开始摆架子了。其实这两个人都是来考验刘备的，“你真的是一心求才吗？到底是真是假？”而人经常是经不起考验的。所以，你如果想要求人才，那么，先问自己诚意够不够，真不真？这是首先需要保证的。

曾国藩把网罗人才当成自己的重大责任，只要一发现人才，就势在必得，想尽办法一定要得到他。这一点也可以证明曾国藩一生读得最透的书之一就是《三国演义》。三国可以说是我国历代中人才最聚集的时代，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变化都出现过，里面有各种人、各种情形和境况最好的案例。《三国演义》和前面我们反复提到的《易经》这两本书，大家如果一辈子慢慢去品读，一定会增长自己的智慧。

2.曾国藩的优势

曾国藩一生得以网罗那么多人才，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他能做到这一点，无疑也是有他特定的优势的。

（1）有稳固靠山

一个人如果没有靠山，就最好不要大刀阔斧地做事。自己连站都站不稳，又怎么能做得成这些需要大勇气、大智慧的事情呢？如果无论你做什么，上面都怀疑你，那你还怎么做事呢？

曾国藩最大的靠山，满族人是穆彰阿穆中堂。穆中堂是谁？就是曾国藩考试的时候的主考官，以前考取功名的人都要拜当时的主考官为师，做他的门生。穆中堂很赏识曾国藩，所以曾国藩能常常到他家走动。穆中堂是满族官员中少数懂得欣赏书画的人之一，他搜集了很多古物，而且中堂这个官也算不小了。按理说他收藏的东西，应该都是真品，不过如果有假的，那也是有可能的。现在就有很多人挂的画是假的，但是他一定是有真品的。

其实在美国，假珠宝是很畅销的。但是大家不要以为美国人真的都只买假珠宝，他们往往都是用很高的价钱买真珠宝，把它放在保险箱里面，然后买一个看上去一模一样的假珠宝戴在身上。为什么？第一，不用给一般人看真的。第二，万一被抢，也不会很伤心，这样他心里就踏实。中国人就不一样，比如你开一部凯迪拉克的车子，你最担心的会是什么？怕别人把你当司机。所以你就会一直说，“我买这部车的时候多少人在争，都争不过我”，你非说这句话不可，不然你就会很心虚。明明是主人，却怕被人当成司机，这才是中国人的真实心理，对此西方人是很难理解的。所以，任何东西只要加上“中国的”三个字，你对待学问的态度就要完全不一样。中国人的心思往往更细密，看得更久远、更深入，而且变化无穷。

穆中堂家里挂了一张仕女图，曾国藩去拜访的时候看到之后也很欣赏，他就问：“我能不能靠近一点去看？”穆中堂很高兴，就说：“想不到你也喜欢这个，你看吧。”他看完以后就说了一句话：“画得很好，像唐代的东西，可惜没有署名。”大家都知道，字画一定要有署名，那个署名才是最关键的。穆中堂也听得懂，曾国藩能看出这一点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这个人居然有这么高的修养，而且还这么胆大，敢在我面前说这种话”。他说：“没有署名？我拿下来看看。”一看，真的像明朝的东西，只是仿照唐朝的，而且仿得跟真的一样。之后穆中堂就留他吃饭，和他聊了很多关于书画鉴定的事情。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知识要广博一点，才能有很多话题，才能碰到什么人讲什么话，这样你就可以四方交友，就可以拓宽你的交际范围。如果你只会讲一种话，一个行道的话，那你的眼界永远都会很窄、很狭隘。

曾国藩既然敢指出穆中堂的画是假的，可见他们交情很好。大家想想，如果换作是你，你到老师家看到他家墙上挂的一幅字画是仿的，你敢说吗？中国人说话还是要看交情的，交浅不言深。假如你的老板收藏古董，你到他家看了之后发现其中有假的，你不能张口就说：“老板，你那古董是假的，你还搜集这么多干吗？这都是废物嘛。”不信你试试看这样说了第二天会怎样。所以与人交往的时候，真话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说的。

汉族人里面曾国藩最大的靠山则是洪秀全。没有洪秀全，曾国藩的场子也做不了那么大。为什么这么说？第一，如果没有洪秀全，他肯定不敢也不能练兵，否则朝廷马上就会问：“你练兵是想干什么？”那他就有危险了。有了洪秀全，练兵就有了正当理由，他就可以招募更多的人，也可以带兵打仗，否则私人怎么可以有团练呢？第二，如果洪秀全的势力很小，那朝廷也用不着曾国藩，清朝的军队完全就可以应付了。因为朝廷军队应付不了，所以只好借重曾国藩了。第三，如果洪秀全很快就亡了，那曾国藩也会很快就跟着垮了，因为那时候他对于朝廷而言也就没有利用价值了。所以，洪秀全是他最大的敌人，同时也是他最大的靠山。

（2）有良好信用

一个人的信用度很重要，因为人们会互相传告。正因为如此，所以最后所有人都知道曾国藩很好。对于人才，曾国藩不但会赏识，还会栽培，也会加以重用，会给他机会，也会为他创造机会，全力推荐他，让他的才能与潜能都能得到很大程度的发挥。有了这样的好口碑，人才才可能愿意为他所用。

一不用人唯亲。什么人都用，但他们的待遇，以及对待他们的方式却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基本上一视同仁。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必定还是会有亲疏感觉的不同。人不可能没有亲疏之分，我也不赞成当老板的就一定都要说自己的财产不留给子女这一类的话，我不主张这样。我们应该希望子女能够站在自己的肩膀上做得更好才是。

二不嫉妒贤能。很多领导是嫉妒贤能的，只要你做得比他好，他就会觉得脸上无光，他就想把你除掉，那你就惨了。英雄是什么？就是悲剧人物。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都是被逼出来的，都是走得很辛苦，最后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比如林冲，一身的武艺，最后结果怎么样呢？很凄惨。不招安是死路一条，招安还是死路一条，朝廷怎么都不会放过他的。有才干的人往往更容易成为别人的眼中钉，处境也往往更艰难。而上级对下级要能做到不嫉妒，是需要很大的胸怀和度量的。

三不排斥异己。很多人经常会把不同意见的人排挤出去，这就是度量小，而且也就划分帮派，划定范围了，这样场面怎么可能做得大呢？所以首先要有度量，能容人容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3）有广大舞台

最后他的场子越来越大，人才越聚越多，势力范围越来越广，声势也越来越强，只要他一造反，清廷就完了。所以当时有很多人纷纷鼓励他：“你干脆自立为王，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既然皇帝不相信你，你跟皇帝对着干好了。”可是他却无动于衷，要能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

曾国藩其实并不是天生就懂网罗人才、识人用人这一套的，他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心谨慎的，不敢随便推荐任何人，所以他推荐的人也很少。后来就有很多朋友跟他说：“你这样不对，你要趁现在的机会多聚集人才，多推荐人，最后就算清廷怀疑你，也拿你没有办法。”他听了之后觉得有道理，才开始慢慢改变作风，开始推荐人才。他也懂得用正牌、副牌。后来湘军其实就使用了正牌、副牌，因为当湘军越来越壮大的时候，这还不够可怕，要命的是所有人都把曾国藩当老大的时候，朝廷的天子就受不了了，所以曾国藩就一定要有副牌。湘军是正牌，淮军就是湘军的副牌，这样才能避免别人说都是湘军的人。

但是因为曾国藩和李鸿章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人，所以湘军和淮军最后的组织气候也完全不一样。这到民国以后就可以看出来，军阀里面只有淮军的将领，而没有湘军的将领。所以一个人的领导风格，其影响会很长远。可以说李鸿章造就了一批民国初期的军阀，而曾国藩领导湘军，到一定的时候他就解散了湘军。其实对于这一点，曾国藩也是深感愧疚的，“人家用最好的年华、最好的青春跟了我，打完胜仗以后我就叫他们回家，这说得过去吗？”但是任何事情都会有利有弊，你不可能说只取其好，而不要其弊。因此你能考虑的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利弊多少的问题，然后选择利大于弊的方式，或者尽量放大利而缩小弊，“不要想有，不要想无，想加减就对了”。

现在很多公司其实也在用这种策略。因为一家公司如果市场占有率太高，别人就会说它在垄断市场，马上就会有人与它竞争。所以当它有产品出来以后，并不马上推出来，再做两三个副牌。一种产品同时推出好几个牌子，别人一看就会想，已经有这么多家在竞争了，自己就不要再进去了，而事实上它们是一家。所以，这并不是我们现在才有的先进观念，古人其实早就已经在使用。

三、慎用：用错人后果很严重 #

为什么要“慎用”，而不能随意乱用？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罩门”，“罩门”一般用来指一个人身上自己看不到的地方，但也可以指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特殊之处。所谓的人才，是你用对地方，他就有用，用错了地方，他就没用，甚至还会给你惹麻烦。比方说一个很喜欢与人接触的人，把他放在仓库当看守，那不是折煞人才吗？一个人如果一看就精于计算，那他往往就很会理财，你把他放在财务部门就一定没错。再比如，一个人做事粗心大意，你如果让他做会计，做出纳，那不是自找麻烦吗？因为这种人往往是不重细节的。所以，一定要很谨慎地安排各种人才，适才适用，才能人尽其才。

1.领导者的大事

“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另外竟无可着力之处。古人说：‘若从流俗毁誉上讨消息，必致站脚不牢。’侍平日短处，也只是在毁誉上讨消息。近则思在用人当否上讨消息耳。”曾国藩说领导者在用人方面必须慎之又慎，而且除了好好用人以外，根本没有其他着力点。古人说，如果只从一般的风俗习惯和坏话好话上讨消息，脚就一定会站不稳。因为对于一件事情，会有人说这样，有人说那样，根本就不知道该听谁的才好。

有一个父子骑驴的故事，讲的是有一头很瘦的驴，刚开始父亲一个人骑，大家就骂父亲：“你自己骑驴，你儿子走路，你好意思吗？”父亲一想也是，于是就让儿子去骑。可是大家又骂儿子：“你爸爸跟在旁边走，你骑驴心安吗？”儿子觉得说得也有道理。后来就两个人骑，可又有人说：“你们是想把驴子累死吗？”所以两个人干脆就都不骑了，都下来走。有人看见又说了：“你们这是干什么？有工具不会用。”这也对，反正怎么讲都对，最后他们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在中国社会，很多事情都没有统一的标准，因为每个人所处的具体环境不同，经验不同，所以看法就会不一样。因此不能给中国人太大的自由，只能给中国人合理的自由，否则根本没有办法做事情，最后一定要有人拍板定案，给出最后结论、判定或决策。

一个人如果总是听别人批评自己这，批评自己那，因而很怕这样，又很怕那样的话，那这个人就很可能站不稳，总是调来调去，最后不知道如何是好。我们每个人一定要知道自己的短处，而这一般也都是通过别人的好坏评价去发现的。那么，了解自己的短处，检讨自己，改变自己是否一定就好呢？那要看你的出发点，看你改变的根据是什么。如果只是因为在乎别人的意见，因为别人说自己不好，那这种改变就没有太大价值。真正有价值的改变是根据天理的改变，符合天理就改，如果不合天理，那么，不管别人怎么说都不改。这才是儒家所讲的“慎独”，一辈子坚持做自己，只要自己合乎天理就可以，因为不一定别人讲的就对。

曾国藩说，作为领导者，只应该在一件事上检讨自己，那就是用对人没有，把人安排在合适的地方没有，这就是领导者的责任。这句话对现在很多当老板的人而言，应该会是一个很大的启发。人才，你用对了没什么可说的，但是如果你用错了，还能怪谁呢？

“现成人才虽然稀少，只要在上者留意，讲求用人，则可陶铸人才而转移风气。人才的消长盛衰，在上者负很大责任。”其实每一代都有人才，只是人才永远是稀少的。如果人才很多，好不好呢？不一定好，反而还有可能会让天下更乱。现在教育虽然已经普及了，但要培养出大师却更难了。而且整个社会的新问题仍在层出不穷地涌现，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甚至反倒有下降的趋势，很是令人担忧。

人才虽然少，但是只要“在上者”用心，仔细留意，把这些人挖掘出来，然后再加以锻炼培养,就能慢慢转移风气。天下的风气是由少数人改变的，而不是大多数人。只要上面的人一改，下面的人往往马上就能跟着改。什么叫“风气”？就是一阵风过来，所有的草都被它吹得整整齐齐的，这就叫“风气”。“在上者”对于人才问题负有很大责任，所以“在上者”必须大力发现、推荐、培养，以及任用人才，从而形成人才济济、人尽其才的大好局面。

此外，还要借助人才，在全国范围内倡导君子之道。“君子之道”中什么最重要？忠诚。以忠诚为天下倡，在转移风气方面就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忠诚的首要要求，就是“在其位谋其政”，一个人在什么位置就要做什么事，尽什么责，全心全意完成自己的使命。

2.谨慎考查人才

“求才必试以艰危，用人当择以实效。”对于人才，必须要试，不试怎么能知道到底行不行呢？所以正式任用之前，一定要经过测试，经过考查。曾国藩采用什么办法进行测试与考查呢？这个方法大家可以作参考。曾国藩通常会先给对方少量的生活费。要想考查一个人，必须先让他吃好饭，否则他很难配合。有人可能会认为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试用”，其实不是。很多事情一旦制度化，往往就会背离其初衷，没有用处了。现在的公司一般都会有三个月试用期，可是最后呢？倘若试了之后觉得这个人不行，公司能轻易辞退他吗？不能，因为到时候他要么苦苦哀求，要么恐吓，要么利诱，公司能有什么办法？我们不是没有制度，只是无法执行。

曾国藩就不一样，他只是给对方少量的生活费，意思是“我也没有用你”。等你一切安置妥当之后，他再亲自接见，然后详加观察，主要考查其能力与个性。他会安排对方在自己身边工作一段时间，透过自己的言教、身教，并对其加以一番历练，最后觉得合适才会派出去。我们现在能做到吗？很难做到。因为现在的制度、社会不允许我们这样做，现在动不动就是窃取商业机密，所以一开始就要签署保密协议，否则万一发生意外，就得吃不完兜着走。

曾国藩让他们从基层做起，由基层到中层再到高层，按实际表现给予升迁。这一点，台塑（由HTC掌门人王雪红的父亲王永庆创办）做得很好。在台塑，不管你是谁，都一定要从基层干起，你哪怕只干八天、十天，但是最起码要经历一下，你才能知道基层的苦处。否则你一来就当主管，完全不了解下面的人什么情况，你怎么可能做好事情呢？这样慢慢地走弧线上来才对。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就是曲线，而不是直线，凡是直线升上来的，最后结局往往都不会很尽如人意。

另外，对初来的人要特别谨慎，因为你对他还不了解，但是深知以后，就要推心置腹，放胆重用。我们常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但其前提是他要通过考验，你对他有了一定的了解，并觉得他可以信赖，而不是说看到任何一个人从一开始就疑人不用，用人不疑，那就太鲁莽，太冒险了。但是，当你完全了解一个人之后，你还不能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那就是你的错了。

3.湘军招募原则

湘军的招募原则有这样几点，大家也可以作为招人的参考。

第一，以农民为主。农民一般不善言辞，表达能力不好，很难自圆其说，可是很能吃苦，有干劲，有骨气。当年统一集团创业之初，所招募的人几乎都是中学老师，把台南县的很多中学老师招去当业务主干，而在那之前中学老师要想进企业是很难的。当然后来不行了，社会情况变了，统一集团想维持这个风气也维持不了，但是最起码它的基础奠定得非常好。一家公司如果要招人，就要把招募原则定下来，同时要想清楚为什么这样定。统一集团当时选那些中学老师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实在，有干劲，因为“打仗”（这里指创业）是很辛苦的，不是整天光靠一张嘴就行的。

第二，原来的八旗兵、绿营兵通通不用，为什么？因为怕他们把原来那些坏习气带进来。现在有很多公司只要应届毕业生，不要有经验的，就是因为有经验的人可能已经沾染了一些坏习气，他们可能会把这些坏习气带进公司影响其他人。但也有公司专门要有经验的人，这就是不同的理念与不同的做法。

第三，不完全以才华用人，所用之人必须本质朴实，此为基础，始终坚持最古老的德本才末原则。这是中国人选择人才的标准，曾国藩自始至终都按照这个标准选用人才。

4.重德胜于其他

他说古往今来因为用才失败的，约占百分之八九十，因为用德而失败的却只占百分之二三十，为什么？因为品德修养高的人往往会畏惧别人对他的议论，他就会好好地约束自己，但是有才能的人则往往由于过于自信，过于看重自己的能力而自视甚高，以致对他的诽谤、议论越来越多，最后没办法处理。所以有才能的人最后往往也死于才能。

自古以来不论中外，“精于刀者死于刀，精于游泳者死于水”，精于管理的人也经常会死于管理，为什么？因为他把管理看得太万能了。其实管理只是一种工具而已，真正的关键还是管理者的品德。凡是百年老店，其之所以能存在那么久，大多与德性有关，与技术、管理等的关系反而没有常人所想象的那么大。只是一般人并不真正懂得什么叫德性，也看不起德性，所以才会非常重视管理、技术和设备之类的因素。

给大家讲关于程学启的一个故事。他是太平军的勇将，不是湘军的人。他出生农家，自幼就丧母，由奶妈养大。湘军攻打安庆久攻不下，曾国藩得知太平军最善战的就是程学启，于是很想挖墙脚，把他策反过来，就用《三国演义》的方法，我这里再次提醒大家，《三国演义》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宝库。曾国藩派人抓他的奶妈，然后逼他投降，这其实就是三国里面姜维的故事，姜维怎么都不肯投降，可是蜀军把他母亲抓去以后，他因为孝顺，最后就投降了。曾国藩对程学启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最后程学启也因此归降湘军，被分到曾国荃部下。

换作是你，对被策反过来的猛将，会不会相信？曾国荃就不敢相信他，但是又需要用他，所以每次打仗都派他做先锋，可是回来之后又不让他进城，让他在外面，把粮食运出去给他吃。大家想想看，如果你是程学启，你会有什么感想？“你又怕我，又想利用我”，所以他几次想自杀，但是因为奶妈还活着，他不忍心丢下奶妈一个人才作罢。

最后曾国藩把他推荐给李鸿章，李鸿章的淮军后来发展得那么好，程学启的贡献其实非常大。等他被李鸿章用得很上手的时候，曾国荃又后悔了，跑去找他哥哥曾国藩说：“那么好的人才你怎么给别人？你给我啊。”曾国藩说：“来不及了，我现在不能从李鸿章那边又把程学启拉回来，那样我们家太不像话了。”我相信大家从这个故事和曾国藩的这些话里可以得到很多启示。以德服人才是最有效的赢得民心的方法，重用有德之士才是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5.“五到”考查标准

对于文官和武官，考查的标准也不一样，毕竟文武有别。文官要有操守，但是不能有官气，要有条理，不能说大话。武官要能服众，要不怕死，要不计名利，要能耐受辛苦。曾国藩根据不同的需求，以及人才的不同特点制定出不同的规范，然后分别对其加以要求。左宗棠是文人，他是不会带兵的，那他凭什么打仗？就是凭那些武官，武官们会打仗，但是左宗棠有谋略。谋略与阴谋、奸诈是不一样的，谋略主要表现在策略方面。

无论文官武官，只要能做到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再加上为人忠义，曾国藩就破格提拔，或者极力推荐。

（1）身到

你要亲自到现场去了解一下，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走动式管理”。《易经》里面有个临卦，也是说你要亲自到现场去，直面事实与实际情况，自己去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别人说的不可尽信。

（2）心到

心到是最难的。与人说话，首先要看他有没有用心在听，如果没有用心听，你就要少说几句，然后告辞，因为对这种人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什么都没有用。比如你跟老板说事情的时候，他开始翻桌上的东西，这时候你就要知道不要多说了。我曾经看过一个中医，在当时很有名气。我年轻的时候也很相信中医，我就去请他看病，后来我就不去了，为什么？因为有一次他给我开处方的时候，一手拿着单子，一手在算盘上拨弄，嘴里还说：“这股票怎么跌了？”我听了之后就不敢再找他了，他万一给我开“台化三股”，那种药单子我怎么敢用？这就是明显的心没有到的表现。

（3）眼到

眼到就是要亲自去看一看，看了一遍，再看一遍，看两三遍之后，你才可以基本相信。

（4）手到

亲自去看的时候，还要随时做记录。曾国藩自己就非常重视这一点，他可以说随时随地都做记录做得非常好。大家不要太相信自己的记忆，因为记忆很快就会忘记了。随身带一个小册子，随时记，需要用的时候可以随时翻，这样不容易出错，正所谓“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5）口到

虽说不能随便说话，应该慎言，但是该说的话却是一个字都不能少，有时候你少讲一句话、少说一个字，就可能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因为语言是无限的，它本身的意义无限，人对它的理解也无限，所以如果该说的话你不说，或者不说清楚，那就可能导致麻烦不断，后患无穷。

如果他经得起你前面这些严格的考查，又真的很忠义，你就可以提拔或者向上推荐他，肯定不会有问题。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如果现在有人要大力提拔你，甚至破格提拔，你敢不敢接受？我们已经看到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当他要破格提拔你的时候，就是准备把你送到监狱里去了。当他很信任你的时候，就会开始让你帮他做坏事了，而你还觉得很荣幸，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进监狱。所以当有人要破格提拔你的时候，要赶快看这个提拔你的人是谁。有些人赏识你，你可以接受，但是有些人赏识你，你还是赶快溜为妙，千万不能一有机会就一定把握。

曾国藩是把人才安放在适当的位置，必要的时候还要加以合理扶植，要适当满足他们升迁的需求。但是现在呢？很多人恰恰不想升迁，有人就跟我说，以前的人都不想退休，巴不得多干几年，现在他想早点退休，每天都在等，都在等到能退休的时候就赶快溜，这是当今社会上一个不太好的现象。

四、勤教：栽培一个人不容易 #

用闽南话讲，勤教就是牵教，边牵他边教他，边带他边教他。你如果赏识一个人，就不要浪费他，要用心培养他，好好带他，好好教他，帮他把缺点慢慢修正过来，帮助他成长进步，使他能更好地胜任将来的职位。而且你带得越久，对他越了解，你就越能充分发挥他的潜能，他也会更配合你，你们之间就会越来越有默契。

1.勤教四法

（1）教化

前面我说过，现代人只懂得教育，不懂得教化。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教化，只有教育，一天到晚都在谈教育，很少有人能体会到什么叫教化。而且即便是教育，也已经不像真正的教育了。

台湾以前有酒家，现在还是有的，只是名称变了。我第一次上酒家是谁带我去的呢？我爸爸。我记得当时我还对我爸爸说：“我是读师范的，我能去吗？”他说：“我带你去，你就去。”回来的路上我又问他：“你为什么带我来？”他说：“我带你来，是要让你知道社会上有这么一种地方，你要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它。如果我不带你来，你自己鬼鬼祟祟地跑来，那更糟糕。”另外，我不抽烟，也是我爸爸的功劳。我爸爸是抽烟的，他每次要抽烟，就叫我给他点烟，那我自然有时候也会跟着抽。可是我一抽，就觉得“哇，怎么这么难抽”，刚开始还不敢说，后来还是忍不住问他：“烟怎么那么难抽？”他说：“你才知道。我就是因为戒不掉才痛苦。”就这一句话，我从此再没抽过烟。这就叫教育。而不像现在，现在很多的教育完全没有智慧，没有艺术，这对于现代人而言其实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除了教育，我们更需要教化。所谓“化”，就是所有人跟你在一起都会不知不觉地受到你潜移默化、无形的影响。你周围的人自己主动去改变自己，而不是你硬性的规定，不是你逼迫他，不是你立下规矩要求他，也不是你要考核他。他跟你久了以后，慢慢变得跟你一样，这就叫“化”。“化”是很难的，要“化”就得以身作则，起表率作用，如果只是不断地口头上讲大道理，即便是苦口婆心，也仅仅只是教而已。

人们常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经师”是指严肃、严谨、严格地对待教育教学工作，不“误人子弟”的合格教师，他们把教师职业作为一种谋生手段。而“人师”则是以自身人格魅力塑造学生的人格，以自己的德、才、情给学生以潜移默化、终生受益的影响和感化。所以经师兼人师才谈得上教化学生，也才是真正的好老师。

（2）甄别

曾国藩接见过一个人以后，他事后都会做一个记录，就好像我们现在接见完一位客户，就要做客户资料表一样。他见完一个人，回来就会标上一个特定的识别符号。比如凡是打三角形的，就是不能用的；凡是打圆圈的，就表示这个人可以用；凡是打两层圆圈的，就代表这个人非常好；如果是一竖或者一点的，那就是根本不用谈，可以直接打入冷宫，这种人完全不能用。他做这些记录，就是为了不让自己的脑子一片混乱，对见过的所有人的情况都能心中有数。那么现在我们一般人能这样做吗？不能，因为别人会专门去偷看我们的记录，一旦曝光就可能得罪很多人。

我当预备军官的时候，我们的主管就会专门考核我们，他会把每个人的资料都写得清清楚楚的。那次，我被分到澎湖，我们一批人从高雄出发去往澎湖，结果主管晕船了，吐得一塌糊涂，我们却没有一个晕船的。于是就有人趁机把他考核的那些资料偷出来，大家一看：“哇，你说我这样不对，说我那样不对……”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必须结合实际情况作合理的调整。以曾国藩的声势，他做那种标记、那些记录，他够分量，而我们一般人就要特别小心。每一个人要斟酌自己的情况，你该怎么做，自己去衡量、去拿捏。

曾国藩把所有人才加以分门别类，然后让他们各有专精，各尽其才。他有那么大的需求，也有那么大的用人权和推荐权，所以愿意到他门下的人才不计其数。而正因为人多，因为他有不同种类的人才需求，所以他有必要专门进行人才的分门别类。

（3）保举

“凡办大事者，以选拔替手为优先。”这就告诉我们，如果你是总经理，就要跟所有的部门主管说：“你们要升迁可以，但得先把接班人给我培养出来。接班人培养出来了，我认为可以，大家也都说可以，你们就升迁，否则你们就只能留在原位。”当时李鸿章、左宗棠就都是先把接班人定好，然后告诉曾国藩让他放心，言外之意就是，“如果有更好的机会，你可以考虑我，因为我下面会有合适的人来接替我的职位”。

（4）超擢

“超擢”，就是特别拔擢，破格提升。姑且不谈其好坏，首先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做得到吗？以前的大学校长敢请钱穆，要知道钱穆是完全没有学历的，可他就敢把他请来当大学教授，现在谁敢？最近就发生这样一件事，有一位小学老师，所有家长都说他好，广大社会人士也都说他好，都希望他去教中学生，但是他去了之后就是通不过考核，不符合规定，最后这件事闹得很厉害。家长们就说：“你们这个算什么规定？像他这种人才应该破格录用才是。”这就是中国人，一方面告诉你要守规矩，一方面告诉你不能死守规矩；一方面告诉你要有制度，一方面告诉你这个制度不算什么。我们现在是学历至上，只要有学历，不管你有没有实力都无所谓，但是如果没有学历，你就很难突破，这是现实问题。凡遇破格提升，一定会有人打问号“你是不是收了红包？他是不是走后门？是不是上面交代的？”各种各样的质疑谩骂就都来了。可是有时候你如果不破格任用一个人，又有人会说“你没有眼光，没有魄力……”所以无论怎样都很难做。

2.勤教修炼

（1）课读

就是鼓励大家多学习，向古人学习，向今人学习，总之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做学问。曾国藩自己是真的做到了，他没有一天不读书，就连带兵打仗的时候也一天都不间断。

（2）历练

必须要接受历练。其实“历练”最好换成“磨炼”二字比较好，因为只有“历”没有“磨”是不行的。一定要经得起磨，磨了以后你才会有很深刻的印象，你才会有丰富的经验。而且最好是磨出几层皮来，那你这个人就了不起了。曾国藩会让人才在实际工作中接受磨炼，涵养性情，以及增长才能。而且他还会对症下药，对其给予相应的培养与教导，好好任用对方。由此可见，要栽培一个人，真的很不简单、不容易，你一定要很用心，花很多心思才行。

（3）言传身教

每天的言行举止都要以师表的立场，对所有跟随自己的人进行潜移默化的教化。以上这三点都以关怀、爱护为出发点，也就是说是为人才好，而不是为自己好。不应该庆幸自己有人可用，而应该常怀人才难得之心，从而给人才以充分发挥的空间。能够做到这一点，才算得上真正的大公无私。

五、严绳：治军治民都必须严 #

曾国藩曾经被人骂为“曾剃头”，可见他手很狠，该处罚的时候绝对不客气。他首先会很细心地制定各种规范、规矩，并且务求合理。而一旦制定，就会严格实施，只要有人违反，他决不姑息，坚决执行处罚，丝毫不会留情面。所以作为一个领导，一定要恩威并济，不可以好到底，好到底就变成了烂好人，也不能坏到底，坏到底就是硬心肠，那肯定不能得人心。

1.曾氏家训八字诀

怎样严绳？曾国藩有家训八字诀，分别是早、扫、考、宝、书、蔬、鱼、猪。这八个字让曾家得以长期保持农耕生活方式，子弟勤奋好学，家风严谨和善而又朴实。

第一，早。为什么我们说茶不能喝隔夜的，隔夜茶真的会坏吗？其实不一定，只是古人为了让媳妇不要晚起，才想到用这种方法让媳妇早起的。所以要了解中国人的事情，一定要花一点功夫。我们很多说法其实都是假的，并不是真有那么回事，但它有它的作用，任何事情、任何话，尤其是古人传下来的，都有它独特的用意。一定要早起，因为自然的规律就是早睡早起身体好。曾国藩一生以身作则，每到黎明就起床，一天只休息四五个小时。

曾国藩出生农家，所以他早起很习惯。可是李鸿章就不一样了，李鸿章家里很富裕，他从小就不习惯早起。所以李鸿章刚开始跟着曾国藩的时候，湘军那时候每天早上五点都会放醒炮，就是为了叫醒大家，随后所有的高参要一起吃早饭，曾国藩认为这样才比较有团队精神。其实一直到我们当兵的时候，早饭都还是一起吃，那时候我们没有桌子，就是在地上围一圈，然后就地把早餐端出来吃了。可是李鸿章就是起不来，每次派人去叫他，他都会找借口，“我肚子痛”“我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那么曾国藩是怎么处理的呢？有一天早上，他派三个人轮流去请李鸿章，说：“请到他来才开动，他没来，我们统统不开动。”所以李鸿章到的时候，就很难为情，曾国藩没有说他，但是也没有任何表情，一句话都不说，于是大家就都低着头默默地吃饭。

就经过这么一次之后，李鸿章从第二天开始每天都准时到，再没有迟到过一天。你骂他有什么用？可是你不管他，行吗？所以只能用这种方法。其实夫妻吵架的时候最好也是用这种方法，不说话，一说话就完了，因为那时候无论你怎么说都是不对的，都是多余的。不说话，气氛自然就会慢慢缓和下来，就会解开那个结。不该说话的时候，不说话其实是最好的应对方法。

但是李鸿章要离开湘军的时候，还是对曾国藩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做什么我都佩服，就是勉强我们早起一起吃早饭这点，我很不理解，能不能有点弹性？”大家猜曾国藩是怎么说的？曾国藩马上答应说：“可以，从明天开始，取消早餐。”但是下面那句话他没有说，“各自料理”。所以后来所有人都骂李鸿章，“你不说话我们天天还有公家的饭吃，你一说倒好，你走了以后我们还要花钱买早饭”，最后又把他逼回来。他就只好去找曾国藩说：“我之前的建议不对，还是恢复早餐比较好。”这就是曾国藩的一套带人的方法。我们学历史就是要学这些道理，然后放到实际生活中应用，这样活学活用才有价值。所以，千万记住，该放的要放，该紧的要紧，该说的要说，该不说的要不说，有时候不说话比说话还有威力。

第二，扫。要干净，要整洁。其实扫地也是一门学问，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人能够把地扫得干干净净，就说明他做事比较细心。我在军中的时候，上级检查卫生都是用白手套去摸，只要有一点点黑的，他不用说话，就只是举到你面前给你看，你就会很难为情。所以要求一定要严格，然后才能慢慢养成习惯，这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第三，考。“考”就是“孝”，指祖先祭祀，敬奉考妣，不忘先辈教诲。很多事情你如果没有经历过，是无法完全想象的。我爸爸晚年跟我讲过一些话，我也是很难理解，后来他去世之后，随着我的年龄的增长，我才渐渐懂得他的意思，也才经常会想：“唉，那时候他告诉我，我居然没想通。”一个人没有到一定的年龄段，是很难去体会一些事情的。你要想不忘记父亲，就要记住他的教诲，这样你才会有他的印象，你才会记得。虽然我父亲已经去世很多年，但就是因为他的那些话、那些教诲我一直记着，我才没有忘记他，否则就可能会忘光了，那时候就什么都没有了。“孝”是根本的，一个人如果不孝敬父母，其他真的都免谈。

第四，宝。“亲族邻里，时时周旋，贺喜吊丧，问疾济急”，所谓“人待人，无价之宝也”。以邻为宝，和亲睦邻，宽以待人，严以律己。人们常说“远亲不如近邻”，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尤其是邻里之间，一定要和睦相处，互相帮助，有时候有些邻居甚至胜过亲人。

第五，书。就是读书治学。读书的重要性自不必说了，一来为考取功名，光宗耀祖，二来好学成风，成就书香门第，三来知书达理，修身养性。

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52岁的时候，他在写给儿子的一封信里说了这么一段话：“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人的气质是天生的，本来很难改变，只有读书可以变化气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读书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但是现在很多人读多少书都不能改变自己的气质，为什么？因为他们读书只是读那些技术性的，可以用来赚钱的书，那些书跟一个人的气质没有半点关系。读书最重要的是要明白其中的道理，只有那些道理才可以改变你的气质。因此曾国藩很早就要求自己“无一日不读书”，而且他也当真做到了。

后面三个，蔬、鱼、猪，即种菜、养鱼和养猪，代指“耕”，保持农耕生活方式，健康而又朴实。蔬菜是每天都要吃的，绿色食物对保持身体健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鱼类食物也富含很多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猪肉、动物肝脏对于人体而言也不可或缺，而且如果家里耕种也可以避免青黄不接，这就相当于储存了食物。

试问，这八个字，我们现代人能做到几个？基本上都很难做到。就拿“考”字来说，我最近去书店要买一本《孝经》，老板竟然反过来问我“还有这本书吗？”，他什么书都有，就是不知道有《孝经》这本书。现在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孝道渐渐缺失，这很可能会酿成很严重的社会危机。

2.治军治民皆从严

治军治民，曾国藩都主张从严。我们现在主张从宽，其实是不对的，因为这样教不出人才来。不严格，他怎么会听你的？你又怎么去培养他呢？曾国藩被人叫“曾剃头”之后，他很无奈地讲过一段话，他说：“我是读书人，哪里喜欢大开杀戒？关键是为眼下的形势所逼，不这样就没办法维持秩序。”他说就算是自家兄弟，也绝对不姑息、不放纵，不会宽恕他们的缺失。因为自家人更要带头履行，作表率，而绝无特权可言。曾国藩是对国家、对社会有充分责任感的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富强，社会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