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序#
资治通鉴包含了中国历史上最混乱和苦难的四个时代
- 战国时代 前四八〇—前二二一年
- 三国时代 二二〇—二八〇年
- 大分裂时代 三〇四—五八九年
- 小分裂时代 九〇七—九五九年
赵顼,北宋第六任皇帝,将它命名为《资治通鉴》
翻译上最大的困难约有三点:一是地名,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勇于更改地名的民族,古地何在?好像都在云端。二是官名,历代官职名称,奇异怪诞,往往匪夷所思。三是时间,“年”不写“年”,而写“著雍摄提格”,“日”不写“日”,而写“甲子乙丑”。我们的方案是:地名仍用古地名,夹注今地名,而另行绘制地图,越详细越好,使历史人物,生活在实际舞台之上。官名则全用现代人所了解的称谓,夹注原称,盖必须如此,才能确知它的权力关系。至于==“年”,我们使用公元==。只有公元才可显现时间距离,不但不再沾惹“著雍摄提格”,连年号也作为配件,摆脱争执最烈的“正朔”困扰。至于“日”,我们使用数字,摆脱“甲子乙丑”。
翻译工作直到今年(一九八三年),才获实现。
文言文最大的特征是,没有主词,往往前言不照后语,前言在东,后语忽然在西,难以连贯。典故堆砌,意义更容易混淆。以及地名今注,官名今译,全都费尽思考。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五日于台北
柏杨再序#
一九八三年七月,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一册开始问世时,曾经写一篇“序”。而今,一九九三年三月,当七十二册平装本,改成三十六册精装本发行时,再提笔写这篇“再序”。
执笔之初台湾海峡还不能逾越,于写到尾声时,两岸已交流频繁。执笔之初我们所用的还是四十年前的老地图,于写到尾声时,已可公开使用大陆地名。以致,我们的后续工作,比其他巨著的后续工作,加倍复杂。
一九九三年三月七日于台北
赵顼序#
朕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書》亦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詩》、《書》、《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鑑戒於後世者也。
我知道,高级知识分子差不多都熟悉前代所发生的事情,用以砥砺品德。所以他们才心理健康,神采四射,每天向前进步。《尚书》说:“君王应该不断学习,时刻不停地全神贯注。”《诗经》《尚书》《春秋》,每部书都在说明得失的轨迹,保护无偏无私的正规法则,使后世从记载中得到教训和警惕。
漢司馬遷紬石室金匱之書,據左氏《國語》,推《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采經摭傳,罔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馳騁上下數千載間,首記軒轅,至于麟止,作爲紀、表、世家、書、傳,後之述者不能易此體也。惟其是非不謬於聖人,褒貶出於至當,則良史之才矣。
西汉王朝司马迁,整理皇家祖庙石室里的书籍和皇家库房金柜里的文件,再根据《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广为收集,精密选择,网罗历史上的故事佚闻,再加以考证,笔触奔腾于上下数千年之间。最早起于黄帝王朝第一任君王姬轩辕(前二六九八年),最晚至于刘彻(西汉王朝七任帝)发现麒麟(前一二二年。共二千五百七十六年)。内容分成“纪”“表”“世家”“书”“传”五个单元,遂成为定型,后世史学家跳不出他所创立的模式。司马迁主要的优点,在于是非判断,都不违背圣人的标准,赞扬和谴责,也都十分中肯。毫无疑义地,他是一位优良的史学家。
若稽古英考,留神載籍,萬機之下,未嘗廢卷。嘗命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俾就祕閣繙閱,給吏史筆札,起周威烈王,訖于五代。光之志以爲周積衰,王室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平王東遷,齊、楚、秦、晉始大,桓、文更霸,猶託尊王爲辭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韓、趙、魏爲諸侯,周雖未滅,王制盡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其所載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證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模利害之效,良將之方略,循吏之條敎,斷之以邪正,要之於治忽,辭令淵厚之體,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六『章:乙十一行本,六作四。』卷,列于戶牖之間而盡古今之統,博而得其要,簡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矣。
我父亲(宋王朝五任帝赵曙)一向重视古籍,留意图册,虽然每天处理千万国家事务,但一有空暇,仍沉湎阅读。曾经委托龙图阁常设皇家文学侍从官(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研究历代君王和官员们的事迹,就近向秘阁御用图书馆,收集资料,由政府供应全部经费。起自公元前四〇三年,讫于公元后九五九年。司马光的意思是,周王朝日益陵替,皇族衰弱,法令规章和军事行动,都操在封国国君之手。十三任王(平王)姬宜臼把首都自镐京(陕西省西安市西)东迁到洛阳,齐、楚、秦、晋,诸封国才开始强大。姜小白、姬重耳,先后成为霸主,但仍尊重周王朝的国王,用以号令天下。可是,到了三十八任国王(威烈王)姬午,下令擢升==封国的高级官员(陪臣)韩、赵、魏三家,当封国国君(诸侯),周王朝虽未灭亡,纲纪却已全毁。==司马光决定从发生这一件事的那一年开始,也正是古人著书立说,从某一事件起笔的原意。至于书中引用圣君贤相们讨论国家大事和治理之道的精辟言论,道德的或刑罚的善恶制度,神明的和人世的之间的关系,吉祥的和灾难的根源,威信盛衰的基础,行政措施利与害的影响,将领们的战略,官吏们的施政方案,严格地分析它们是邪恶?还是公正?是长久之计?还是只顾眼前?不仅于此而已,连词藻美丽的文章,含理至深的议论,也都一一收集。历经十六个王朝,凡二百九十四卷。把它展开在明窗净几之上,立刻可以了然古今的演变历程。广博而扼要,简洁而不遗漏。更是一种典章制度的总汇、文章词藻的选辑。
荀卿有言:「欲觀聖人之迹,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若夫漢之文、宣,唐之太宗,孔子所謂「吾無間焉」者。自餘治世盛王,有慘怛之愛,有忠利之敎,或知人善任,恭儉勤畏,亦各得聖賢之一體,孟軻所謂「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至于荒墜顚危,可見前車之失;亂賊姦宄,厥有履霜之漸。《詩》云:「商鑑不遠,在夏后之世。」故賜其書名曰「《資治通鑑》」,以著朕之志焉耳。
荀况 (荀子) 曾说过:“你如果想看圣人的做人行事,应该在后代的英明君王身上寻找。”像西汉王朝的刘恒(五任帝)、刘询(十任帝),唐王朝的李世民(二任帝),都是孔丘所说的,无可挑剔的人物。其他的英明君王,或有诚挚的爱心,或有忠孝的感召,或者知人善任,或者勤俭谨慎,也都得到圣贤们的部分优点。孟轲说:“我对于姬发(周王朝一任王)、姬诵(周王朝二任王),只赞扬他们两三件事而已。” 孟子对齐宣王说: 你不需要每天都当圣人,你只要能在关键决策上做出两三件真正利民的大事,你就是当代的周武王。 至于有的荒谬狂悖,我们可从他看到前车之鉴。有的恶毒奸诈,可从其中得到反省和启示。《诗经》说:“商王朝子孙,应以夏王朝的覆亡,作为借镜,不必远求。”所以,我特地为这部书取名《资治通鉴》,显示我的盼望。
(司马光注)
治平四年十月初開經筵,奉聖旨讀《資治通鑑》。其月九日,臣光初進讀,面賜御製序,令候書成日寫入。
治平四年(一〇六七年)十月初,皇上召大臣讲课,我奉到圣旨,宣读《资治通鉴》。该月九日,臣司马光第一次进读,皇上把御制的序文,当面赐下,吩咐:“等全书完成时加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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