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18日 00:25 周三阳货第十七
【第262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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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阳货第十七》第一章的原文是: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途。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意思是:
阳货希望孔子去拜会他,孔子不去,他就送一只烧猪给孔子,孔子就趁他不在家的时候才去拜谢,不料,两人在路上碰到了,阳货对孔子说:“你过来,我要与你说话。”他接着说:“具备卓越才干,却让国家陷入困境,这样可以称作行仁吗?我会说不可以。喜欢从政做官却屡次错过时机,这样可以称作明智吗?我会说不可以。光阴似箭,时间是不会等人的。”孔子说:“好吧,我会去做官的。”
这件事发生在孔子四十九岁的时候。我们知道,孔子五十一岁时出来做官。所以,之前的两年是一个关键时期。阳货当时是季氏家的总管,季氏则是鲁国最有权力的大夫,几乎控制了鲁国的主要事务;他的总管阳货又通过季氏几乎控制了大半个鲁国,权力很大。这样的人当然希望拉帮结派来巩固自己的势力。阳货也知道,孔子这个人是压不住的。他本身的学识、能力、智慧、德行全鲁国人都佩服。再加上他还有很多学生,而且个个都是人才,所以,孔子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那当然要拉拢了。所以,阳货找人传话说:“希望孔子来见我。”因为阳货是季氏家的总管、大夫,地位比孔子高,所以他直呼孔子为孔丘。
孔子找各种理由推托,就是不见。阳货就送了一只烧猪给孔子。为什么这样做呢?古时候有个规矩,地位比较高的人送礼物给你,你不在家,就一定要去他家拜谢。所以,阳货就故意送了一只烧猪给孔子,逼着孔子为了烧猪去阳货家拜谢。孔子也有所算计,立刻派人去查看阳货出门的时间。阳货一出门,孔子立刻去他家拜谢,主人不在,登记下来,阳货及旁人就不能指责他没有礼貌了!没想到,孔子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了阳货,这下走不开了。阳货当然是倚老卖老,上来就说:“来,我要和你说话。”孔子没办法,只好听他说了。其实,阳货的说辞也是很有道理的。他说:“你本身有这么大的才干,怀其宝(卓越才干),但是却让国家陷入困境,这样可以算行仁吗?”有学问的人不要独善其身,而应该把自己的才学贡献出来,服务国家。没有做到这一点就是不仁。其实,阳货是希望孔子能为自己服务。再则,你并不是不喜欢做官,但是屡次错过时机,这样可以算明智吗?既不仁,又不明智,这不好吧?“日月逝矣,岁不我与”,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时不我与”。时间过得很快,眼看就要五十了吧,不要再浪费时间了,赶快来做官吧!孔子只好说,好吧,我会去做官的。
后来,孟子对此事作了评论。孟子说,如果阳货以正式的礼仪,亲自到孔子家去拜访,孔子一定也以正式的礼仪去阳货家拜谢。但是,阳货先耍了手段。他怕吃闭门羹,下不了台,不愿意亲自去,只派人送了只烧猪,心想,送个礼物给你,你就必须来向我拜谢。阳货没有诚意在先。他端着官架子,不愿意放下身段,觉得孔子还没有做官,地位当然比自己低,先去孔子家好像有点吃亏。这说明阳货不真诚。若是真的礼贤下士,根本不会计较这些细枝末节,就像后来刘备“三顾茅庐”一样。孔子主张“以直抱怨”,于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耍手段,我也会。我派学生观察你什么时候出门,确定离开了,我再去。结果,不巧在回来的路上碰到阳货了,这时毫无办法,只好听他讲了一顿。
孔子其实很讨厌阳货。后来,他还因为与阳货长得很像在匡城被百姓围困,差点被杀。不过,我难以想像阳货与孔子长得很像。孔子身高一百九十二公分,额头中间凹进去一块。这么特别的一个人,还会有人跟他长得很像?合理的解释可能是:当初,阳货带兵去镇压匡城百姓的时候,替他驾车的是颜刻,而颜刻后来成了孔子的学生,也替孔子驾车。他驾车到匡城的时候说:“当初我们就是从这个城门口打进去的。”别人听到了,仔细一看,这个驾车的人不就是当初替阳货驾车的吗?他居然还说,是从这里打进去的,肯定是阳货又来了,那可要报仇!其实,坐在车里的是孔子。所以,孔子一到匡城,立刻被包围。而且,阳货这个人名声确实不好。他在鲁国作威作福,明明只是季氏家的总管,却以为自己是鲁国最有权力的人,到处拉帮结派。孔子对此一清二楚。
后来,孔子确实出来做官了。鲁定公九年,他先做中都宰,也就是中都县的县长。一年下来,中都县成为全国模范县,孔子为这个县制定的典章制度,全国都来效法。以孔子的学问,要治理一个县,那是太简单了。别的县长有些就是孔子的学生,甚至比孔门弟子还差的人也当了县长,现在,孔子亲自出马,当个县长还会有问题吗?第二年,孔子立刻被升为小司空,就是负责国家建设的副长官;再隔一年,升为司寇,即负责国家治安的正式长官,位列大夫。孔子做官五年,表现非常杰出,不过,他很了解自己的处境。后来,鲁定公、季桓子不再信任他,他便找个理由辞职,开始周游列国。有些人说,假设孔子没有周游列国,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其实,孔子就算留在鲁国,也无法把国家治理好,因为鲁君无心于此;而他周游列国,正好使他一生的心得可以在游历过程中得到验证,更不要说他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还收了很多优秀的学生。孔门弟子中有一批人比孔子小了四十几岁,很多都是在周游列国的时候收的,其中有不少人才。这一章说明了当时鲁国的政治形势,以及孔子出来做官的一些缘由。
【第263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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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阳货第十七》第二章特别重要,但文字很短。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孔子说:“依本性来看,人与人是相近的;依习染来看,人与人就有很大的差异了。”
近与远,一般指距离。人与人本性相近,就是大致差不多,但是后天环境使人的习惯产生变化。有一句俗话说:“一种米养百种人。”大家吃一样的饭,怎么有这么大的差异呢?这是由于后天的作为所导致。孔子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的整个思想创建在他的人性论基础上。一个哲学家如果不说清楚何谓人性,凭什么建构对人生理想的解读呢?凭什么教人行善避恶呢?这一章的重要性即在于此。今天,“性相近,习相远”是《三字经》的第二句,第一句是“人之初,性本善”。孔子没说过前面六个字,孟子也没说过。荀子呢?他说,人之初,性是恶的。所以,很多人以为“人之初,性本善”是儒家的思想,那就要注明是宋朝儒家学者的思想。一般人读《论语》,都看朱熹的注解,但朱熹的注解有一个大问题,就出在这一章。朱熹公开说,孔子在此处说的性不太单纯,把气质也拉进来了。因为,如果考虑到气质,讲人性的时候就不能说性相同。朱熹是宋朝学者,主张人性本善。如果人性本善,就必须说性相同。因为“相近”的意思是不相同、不相等。于是,朱熹就批评孔子说的不太对,至少没说清楚。朱熹的前辈,宋朝哲学家程颐对此也有一番议论。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论语•阳货第十七》第二章的注解里引用了程颐的话。他说,性就是理,理是没有不善的。
他还认为,这就是孟子所谓的性善,何相近之有哉!意思是人性本善,所以应该是性相同,孔子居然谈相近,何相近之有啊!老师教训学生的口气也不过如此。看到宋朝学者居然在注解《论语》的时候教训孔子,我们能接受吗?能忍受吗?我不行。如果孔子主张人性本善,当然会说性相同;正是因为孔子主张的不是人性本善,所以他才会说性相近。道理其实很简单。何谓“性相近”?按照我的理解,人性向善。“向”代表力量,力量有强也有弱,这就是相近。孟子后来是怎样发挥孔子思想的?孟子说,看到一个小孩慢慢爬到水井边,任何一个人都会觉得恐惧、不安、不忍。他并不想与孩子的父母交朋友,也不想在乡村里受到称赞,更不是害怕听到小孩掉到水井里的可怕哭声,但就是很紧张,觉得不忍心。事实是这样的吗?有些人看到外国小孩跑到水井边,恐怕会觉得,关我什么事,那是外国人,但看到本国孩子爬到水井边,会觉得不忍心──外国人的孩子无所谓,本国的孩子我在意。有人是本国的孩子无所谓,本乡的孩子才在意。还有的人本乡的孩子也无所谓,邻居的小孩才会不忍心。更有人是邻居的孩子也不在意,自己的孩子就很不忍了。如果有人连自己的孩子爬到水井边也无所谓,孟子就会说,这个人非人也,不是人。每个人在孩子有危险的时候都会觉得不忍,这叫性相近。但是,因为关系的远近,或者其他因素,外国、本国、本乡、邻居,或是自己的孩子,表现会有所分别。这叫习相远。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孩子爬到井边,都不觉得不忍心,他就不是人了。
回到这章来看,孔子其实也是这个意思。“性相近”意思是人性向善。“向”就有强有弱,关键看你是否真诚。有些人一定要自己家里出现大问题才会不忍;另一些人,就像林黛玉,花落了她还葬花呢。葬得完吗?我们看了都觉得,这么多愁善感,太辛苦了,能活多久呢?但是,你不能否认,她很有爱心,她连落花都不忍,何况是小动物呢?在金庸小说里,杨康的母亲不也是这样的人吗?杨康很坏,知道妈妈喜欢照顾受伤的小白兔,没事就弄伤一只,送给妈妈去照顾、包扎。人性相近,人对某种情况的反应各自不同,有些人比较敏感,有些人比较迟钝,这其中,后天环境的影响很大。比如,同样父母生的孩子,一个在正常家庭长大,一个在孤儿院长大。后天的遭遇会让两个人看起来完全不像一家人。孔子对人性有不少描述,如,君子有三戒、君子有三畏,都是提醒人性软弱,要好好修行。如果人性本善,为什么还要接受教育呢?难道还不够善吗?我对《三字经》的第一句始终是有意见的。因为人性本善根本讲不通,它可以是一种信仰,但是不是哲学。第二句“性相近,习相远”才是基于经验观察的哲学。哲学一定要基于经验观察,再做深刻反省。《三字经》开头就说“人之初,性本善”,这不是事实,怎能作为教材?小孩年纪越大越发现,根本没什么人性本善,到处都有人在骗人、做坏事。那应该相信书上写的“性本善”三个字,还是相信亲眼看到的现实社会呢?这样的教育是行不通的。
【第264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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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阳货第十七》第四章的原文是: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孔子到了武城,听到弹琴唱诗的声音,微微一笑,说:“杀鸡何必用宰牛的刀?”子游回答说:“以前我听老师说过,做官的学习人生道理,就会爱护众人;老百姓学习人生道理就容易服从政令。”孔子对学生们说:“各位同学,偃的话是对的,我刚才只是同他开玩笑啊。”
由此可见,孔子相当幽默。子游是文学科的高材生,曾在武城担任县长。之前,孔子问他,你当县长,有没有得到什么人才?子游说,有一个澹台灭明,做事秉公处理,不会走捷径,抄后门。这一次,孔子又来到武城,听到弦歌之声。古时候,《诗经》是合乐歌唱的,所以,弦歌之声一出现,孔子心情非常愉快。《庄子》的〈渔父篇〉里描写孔子在杏坛之上讲学,学生们吟唱着《诗经》,孔子弹琴伴奏,就是弦歌之声。而杏坛的典故就出于《庄子》。这一次,孔子看到子游把学到的那一套应用到县里,教化小小县城里的官员和百姓,不禁笑了。整部《论语》里面,孔子这个地方笑得最可爱,叫做“莞尔而笑”。《论语》很少提到孔子笑,其实,笑也不见得完全是好事。比如,孔子让学生谈志向,子路第一个发言说,我要当政治家、如何治理国家等等。讲完之后,夫子“哂之”,就是孔子微微笑了一下。后来,曾皙特别请教老师,刚刚听完子路的志向,为什么微微笑了一下呢?孔子说,治理国家需要礼仪,可是子路说话完全不知道谦让,所以我笑了一下。这笑有一点讽刺的意思,让子路警惕,不要事事抢在前面,治理国家要谦让、遵循礼仪。还有一次,孔子让学生漆雕开做官,学生答说,我还没有什么自信。然后,“子乐”。孔子很快乐、很开心,因为这个学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学得还不够,应该继续努力进修。本章夫子莞尔而笑,这真是打从心里面觉得高兴。孔子知道自己年纪大了,但是他的理想就好像代表了光明的火,由学生传了下去。这时候孔子的开心是可以理解的。“薪尽火传”这个成语也出于《庄子》。火怎么传下去呢?柴火烧完了,没关系,火种传下去了。哪一个人的生命不会衰老、不会结束呢?只要思想被后代发扬光大就行了。
“割鸡焉用牛刀”现在也变成成语了,意思是小题大做,杀只鸡小小的刀就够了,哪用得着很大的牛刀?子游在旁边听到了,有点委屈,分辩说,我以前听老师说过,做官的学习人生的道理就会爱护众人;老百姓如果学点人生道理,比较容易服从政令。君子、小人分别指的是做官的和老百姓。子游是县长,下面还有各级官员、公务员,最基层的就是百姓。上上下下学的就是《诗经》的道,人生的正途。说到让百姓服从政令,这是不容易的。《论语》有一句话常被误解,就是孔子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历史上,对这段话的解释分歧太大了。我认为它的意思是,孔子说:“对于老百姓我可以让他们照着我的政令去做,我没有办法让他们了解为什么我要这样下令。”如果解释为,孔子说:“老百姓如果认同就让他们这样做,不认同就设法使他们了解。”但是有时间吗?今天这个时代要让老百姓完全理解政策尚且不太可能,何况是媒体不发达的古代,根本无法让老百姓都理解为什么这个房子要拆掉,要开一条公路。他们会吵个不停。这也就是提出“小人学道易使也”的原因。小人如果学会人生的道理,就比较容易服从政令。要老百姓服从政令始终是一个难题。因为政令是有要求的,现在要求这边的百姓做这些事,那为什么叫我们做呢?为什么别的地区的百姓不做呢?凭什么要我们牺牲呢?百姓看不到全局,只见自己的眼前利益,所以,他们只看到自己吃亏的地方,没想到将来全盘发展对大家都有利,他们看不到那么远。
子游明白了这一点,才设法让官员与百姓都来学《诗》,从中学会做人的道理。孔子听了子游的回答以后,当然没话说,因为学生把老师的主张应用到实践中,还能有什么不对吗?怎么能说是割鸡焉用牛刀,小题大做,多此一举白费力气呢?孔子立刻道歉说,各位同学,我刚才和他开玩笑呢。子游不要介意,继续做吧,你做的是对的。
【第265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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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阳货第十七》第五章与第七章的主题非常接近,我们合在一起来讲。第五章的原文是: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公山弗扰占据费邑,起兵反叛季氏,他召请孔子去帮忙,孔子想要前往,子路很不高兴,说:“没有地方去也就算了,为什么一定要去公山氏那里呢?”孔子说:“请我去的人难道没有什么意图吗?如果有人任用我,我难道只想维持东周这种衰弱的局势吗!”
这段话的背景已经不太清楚了。费邑经常出现,是季氏的封地。公山弗扰占据了费邑。公山弗扰本来是季氏的家臣,负责费邑,大概因什么事情与他的老板吵翻了,起兵反叛季氏,并请孔子帮忙。他当然知道孔子有本事,并且孔子很多学生又有谋略又有胆识。孔子想去。请问,孔子为什么想去?大概公山弗扰反叛季氏的目的是要支持鲁君。帮助他去反叛季氏,这样就可以帮助鲁君,使鲁国更为统一、更为强大,继而可以帮助周朝,让分崩离析的春秋时代走上统一。当然,孔子的想法真的是很天真。帮助公山弗扰成功之后,他会支持鲁君吗?说不定正好取而代之呢!这个间接又间接的手段,离目的太远了吧?子路没想那么远,他很直接,立刻表现得很不高兴,质问说,老师,没地方去就罢了,何必去公山氏那里呢?话说得很难听,好像老师非做官不可,非要从事政治不可。孔子说,别人请我去有他的意图,这点我知道。但是,如果有人真的用我,我难道只想维持东周这种衰弱的局势吗?我的翻译与很多人不同,不少人把最后一句理解为,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将在东方使周朝复兴。这话好像不太通,在东方就是在鲁国,让周朝复兴,如何复兴法?周平王东迁之后称为东周,东周的局势非常复杂、混乱。所以,孔子希望通过帮助公山弗扰反对季氏,再来支持鲁君,最后振兴周朝。转了好几个弯,所以他最后说,难道我只想维持东周这种衰弱的局势吗?这说明,孔子很希望有机会实现理想。
第七章的情况类似,只是形势更加复杂了。它的原文是: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佛肸召请孔子,孔子想要前往,子路说:“以前我听老师说过:‘自己动手公然行恶的人那里,君子是不会前去的。’现在佛肸占据中牟,起兵反叛,您却想要前去,又该怎么说呢?”孔子说:“对的,我说过这样的话,但是我们不是也说,最坚硬的东西是磨也磨不薄的;我们不是也说,最洁白的东西是染也染不黑的。我难道只是匏瓜星吗?怎么可以挂在那儿不让人食用呢?”
这段故事与晋国有关。晋国的权臣赵简子权力很大。他攻打范中行。佛肸就是范中行的家臣。他身为中牟县长,就以中牟县做根据地起兵反叛赵简子。换句话说,晋国与鲁国一样,国君也是大权旁落。佛肸居然邀请孔子,而孔子竟然也想去──有人用我,我的才华可以发挥,最后还是要实现周朝的统一。这个弯绕得更远了。子路更生气了,他说,以前听老师说过,做坏事的人那儿,天下人都知道他是为恶的,千万别去。你既然这样说过,今天怎么解释自己的行为呢?孔子说,我是说过这样的话,不过,你知道什么叫坚硬吗?真正的坚硬是磨也磨不薄的,真正的白是染也染不黑的。孔子对自己很有自信,我是又坚硬又洁白的,我到任何地方去,别人再坏都不能污染我,我的理想很纯正,最后还是可以达到最高目标的。“匏瓜”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植物匏瓜,可以做菜吃;另一个是天边的匏瓜星。这里应该翻译成匏瓜星。意思是,难道我只是天上的匏瓜星吗?怎么可以挂在那边不让别人吃呢?换句话说就是,我如果是真正的匏瓜,就让别人拿来吃;就好像我是有用的人才,等待识人的明君来任用我。“坚”与“白”两字也是著名的典故。我的老师方东美先生的诗集叫《坚白精舍诗集》。精舍就是很精巧的房子。一般佛教居士,在家修行的人常把自己的房子命名为某某精舍。我们年轻时,看到这个书名还误会了,以为老师喜欢名家。因为在古代,名家的公孙龙子在讲到坚白石时,有这样的论证:一颗石头,你用眼能够看到白色,但看不到坚硬;你用手能够摸到坚硬,但摸不到白色。那你怎么知道它是一块又坚又白的石头呢?所以,各种感觉器官要配合起来下判断,才知道这是坚白石。后来,把《论语》看熟了才知道,“坚白”出自《论语》,意思是,坚持自己的理想,真正的洁白,不论天下如何混乱也不能染黑它;真正的坚硬,不论外面如何折腾也磨不薄。这是孔子对自我的肯定。
这两段话都提到有人造反,想请孔子帮忙。这说明孔子有国际声望,很有能力。但是,说实在,去帮别人的忙,又怎么知道别人下一步怎么打算呢?孔子最后哪儿也没去。
【第266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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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阳货第十七》第六章的原文是: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子张向孔子请教如何行仁,孔子说:“做人处事能符合五点要求就是行仁。”子张说,请您教导我这五点要求。孔子说:“庄重、宽大、诚实、勤快、施惠。庄重就不会招来侮辱,宽大就会得到众人支持,诚实就会受人任用,勤快就会产生功效,施惠就能够领导别人。”
孔子的学生又一次请教他如何行仁。我们也多次强调,当学生请教什么是仁时,他们问的其实是,我在这个阶段要走什么样的路,才能算得上是择善固执呢?也就是说,我在这个时候怎么做才是对的?所以,孔子的回答从来没有重复的,他是因材施教。子张是目前所知孔子最年轻的学生,比孔子小了四十八岁。他也请教怎样行仁,孔子当然很乐意回答。
这一次的回答中,孔子提到五个字,在天下任何地方做到这五个字就算行仁。也有人说,这五个字能不能算是标准答案?不能,它们只适合子张这样的学生。我们学习儒家,不要希望有简单的答案,如果一定要找到这样的话语,大概只有少数几句,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回答不同学生的话,目的是要让学生以答案为基础,根据不同的情况仔细推敲,择善的责任在自己。司马牛问仁,孔子对他说,你要行仁吗?行仁的人说话非常谨慎。司马牛就不能接受,立刻反问,说话非常谨慎算是行仁吗?他总觉得行仁应该有某种行动吧,你现在却只叫我说话谨慎。司马牛不懂,说话也是一种行动。西方近代哲学有一派叫做语言行动哲学,认为语言就是一种行动。比如,教育部规定老师不能体罚学生。但他们忽略了一点,如果老师真的对孩子不好,不需要体罚,不需要动手打,那是下下策。老师只要每天对学生说,像你这样的孩子没希望了,活着就是浪费粮食。讲到最后,小孩子受不了了,赶快转班、转学。可见,说话是很可怕的力量,千万不要忽略。有一个西方学者说,笔胜于剑。写一篇文章,它的影响力胜过用剑去对付别人。这就是人类的思想特色。真正主导这个世界的,不一定是那些有武力的人,而是那些有思想的人。
本章孔子对子张的回答。有五点:第一,恭,就是自己要庄重,其行己也恭;第二,宽,当然是对别人宽大;第三,信,就是诚实,不仅说话诚实,而且能够做到自己所答应的事;第四,敏,做事勤快,绝不耽误时间;最后,惠,就是施恩给别人,对别人很好。这五点之间其实没有什么逻辑性,但与子贡总结孔子的五个字“温、良、恭、俭、让”很接近。孔子只是告诉这个年轻的学生,应该在这五方面努力,并且一一说明理由。孔子有标准答案吗?其实没有。但这五个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立足于我与他人的关系,都是与人相处时的一种适当态度。可见,孔子从来不会脱离人际关系去讨论怎样立身处世。你要修养自己吗?你要走上人生的正途吗?那就在人际关系之中,尽你所能去实践。
【第267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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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阳货第十七》第八章的内容是: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孔子说:“由,你听过六种品德与六种流弊的说法吗?”子路回答说:“没有。”孔子说:“你坐下,我来告诉你。爱好行仁而不爱好学习,那种流弊就是愚昧上当;爱好明智而不爱好学习,那种流弊就是游谈无根;爱好诚实而不爱好学习,那种流弊就是伤害自己;爱好直率而不爱好学习,那种流弊就是尖酸刻薄;爱好勇敢而不爱好学习,那种流弊就是胡作非为;爱好刚强而不爱好学习,那种流弊就是狂妄自大。”
这是孔子特别告诫子路的。不过,这六言六蔽确实值得我们思考。一般人都认为,谁不希望去修行、具备品德呢?但是问题在于,孔子指出,你如果只知道实践六种美德,而不爱好学习,就会有后遗症。比如,一个人喜欢做好事而不去学习,以至于不了解人情世故,那就是愚昧,可能会上当。骗子当然是骗那些老实一味做好事的人。我这一路走来,上当的次数多了。就拿这句话自我解嘲。但是,不能说我不好学,只是我学的不是人情世故,我学的是书本的学问,那是不够的。还记得我刚开始教书时,每次去学校,都会经过一座教堂。那里有个小广场,广场上有个乞丐坐在轮椅上,腿上盖着一块毛毯,看到有人经过就乞讨说,给我钱吧!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不忍心,就给了他点散钱。之后,他就记得我了,每天我经过的时候,他就叫得特别大声,好像我欠他钱一样。到最后,我都不敢经过那个地方了,只好绕一个大圈到学校上课。直到有一天,学校一大早开会,我特别早出门,经过教堂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有人开着房车把乞丐送来,放在那儿。我没有车,天天要坐公车,他却有轿车接送。我这才知道,他们是一个集团。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理他了,他大声叫我,我就瞪他一眼,心想,你还把我当笨人吗?做好事是应该的,但是可不愿意受骗。不过,能怪乞丐吗?谁让我不懂人情世故。其实我心里应该知道,他一个残疾人,怎么可能一大早就到这里来,等着人给他钱呢?如果没有人接送,那他一定住在学校附近。这个地段的房子我都买不起,那他不是比我有钱多了吗?还需要我给他钱吗?你稍微想想就知道,这种情况最好让国家、让政府、让社会福利来救助他,我们一个人每天这样给钱是没有尽头的。第二句,如果喜欢明智,但是不好学,就会有游谈无根的后遗症。好学是有系统地去了解、研究,而不是这边看一点,那边看一点。再看,你爱好诚实吗?你爱好诚实而不好学的话,就会伤害自己。因为你不了解别人什么时候诚实,什么时候不诚实,你不了解别人有时候说的是客套话。我们年轻的时候很幼稚,听别人说什么,都以为是真的。别人对我说仰慕已久,就以为自己名气很大。仔细想想,我有什么名让人慕呢?人家只不过说客套话罢了。再看,爱好直率而不爱好学习,就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没有学会表达,就是心直口快,口无遮拦,可能会尖刻伤人。爱好勇敢而不爱好学习,就可能胡作非为了。孔子多次把勇敢和乱联系在一起。一个人很勇敢,别人不敢做的事他敢做,到最后恐怕就破坏了规矩,造反作乱了。爱好刚强而不爱好学习,可能会狂妄自大。有欲望就不会刚强,没有欲望才能刚强。
这六种德行都很好。任何一个人拥有这六种德行里面的一种,都值得称赞。但是,如果不好学,不了解在实际的人际关系中该怎么判断,那恐怕反而有害了。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学习儒家,除了真诚之外,还要学会适当的表达方式。如果没有适当的方法,无论多么好心恐怕都会被扭曲,最后还会觉得很冤枉。我那么爱好仁德、爱好诚实、爱好直率,都是好事,最后的结果却都是负面的,那多可惜。
孔子特别和子路谈及此事,可能是因为子路对学习的兴趣比较低。我们以前也读过,子路听老师说什么事该做,他就放下手上的工作去做;还没做完,又听到新的说法了,赶紧停下旧的,去做新的,累计到最后发现,学得越多,距离目标越遥远。我们也不能因为这样就不学了,应该学了一件,再去学第二件。
有人问我,是否赞成让小孩子把《论语》、《孟子》都背下来,不用讲解,只背就好。我们都知道,小孩子记忆力很好,很多孩子看三遍就会背了。我的意见是,背下来固然不错,但是不理解意思,第一,绝不会实践,因为既不懂意思能实践什么?第二,即便背下来,也很容易忘记。所以,我认为还应该选择某些篇章加以讲解,让孩子理解。有些人说,那样来不及,就好像煮汤圆一颗一颗煮,这一颗熟了再煮下一颗,什么时候才能吃到汤圆呢?所以,应该全部倒下去,到时候全部一起熟了。小时候背的很多经典,长大了,自然就懂了。我则认为结果是都混成一团了。当然,这是不同的见解。我强调的是,人固然可以追求许多美德,但一定要学习、了解别人的经验和实际状况,然后才知道怎么样用适当的方式与方法去实践美德。
【第268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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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阳货第十七》第九章的原文是: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孔子说:“同学们为什么不学《诗》呢?学《诗》的时候可以引发真诚心意,可以观察个人志节,可以感通群众情感,可以疏解委屈怨恨。学了《诗》,以近的来说,懂得如何侍奉父母,以远的来说,懂得如何侍奉君主,此外还能广泛认识草木鸟兽的名称。”
这段话可以说是《论语》里面对《诗经》最完整的描述。孔子多次提到《诗经》。最早的一段是用一句话来概括《诗经》,就是思无邪,意思是,无不出于真实的情感。《诗经》不是谈思想,把它理解为思想纯正无邪,显然有些文不对题。《诗经》是文学作品,最重真实的情感,不能扭曲,不能矫揉造作,更不能只是堆砌一些辞藻而已,无病呻吟最是不可取。孔子提到《诗经》时,多次用到“兴”字,其字面意思是振作,引申为引发真诚的情感。《诗经》的内容都是真诚情感的表现,只有真诚才能引发真诚。我们在社会上待久了,难免变得有些世故。见面很客气,有没有真感情呢?那就不一定了。时间长了,连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都忘记了。一读《诗经》,内容有许多直接描写人在各种遭遇下的情感,发现自己也有类似的情感。引发真诚的情感,就是“兴”。第二,“观”是观察自己。人在年轻的时候都很有理想。只要有我在中国一定强,这话好多人都说过。但是,为什么后来只顾自己谋生活,慢慢忘记了国家、社会呢?“观”就是在引发真诚的心意之后,观察自己。所以,读好的文学作品,真正展现出来的是内心对自我的一种期许。第三点是“群”。我们是同一国家的人,读的是一样的《诗经》,有共识,听到别人一念《诗经》,立刻引发情感,甚至与之唱和。这就是群体情感。只有它才能凝聚一群人的共识。最后一点是“可以怨”。“怨”字在《论语》里出现了二十次,是所有描写情感的词汇里出现最多的一个。人生难免会有抱怨,通常是觉得自己受委屈了,没有受到公平的待遇。可是,这个世界上有谁觉得自己得到公平的待遇?自觉委屈吗?读了《诗经》才发现,比我们委屈的人多得是。在《诗经》中,多少有才华的人受委屈啊。《诗经》中甚至有这样的词“视天梦梦”,看到天的时候,就像天在做梦,好人倒楣,坏人得意。换句话说,自古以来,很少有人认为自己这一生毋须抱怨,怨是很自然的情绪,读《诗经》即可化解。《诗经》让我们明白,不要抱怨,而应该珍惜所拥有的,我们有机会把这一生过得很精彩。
我曾经出过一本书叫《成功人生》。编辑选了一句话放在封面上:“成功的人生不在于握有一手好牌,而在于把一手坏牌打得可圈可点。”人不就是如此吗?如果生下来什么都有,成功了有何可贵?如果这一生什么都不顺,一手坏牌,却照样打得可圈可点,这才值得称赞。孔子对学生的建议就是,读《诗经》吧,让人的情绪、情感、情操得到适当的调节。孔子最后提到,通过《诗经》,还可以广泛了解草木鸟兽的名称。有位学者做了个统计,《诗经》里面提到的草有一百一十三种,树木有七十五种,鸟有三十九种,兽有六十七种,虫有二十九种,鱼有二十种,《诗经》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绚丽多姿的自然界。但是,说实在的,今天读《诗经》,知道这些也不见得有用了。一方面,古今名称有很大变化。另一方面,不少生物都已经绝种了。况且,古书上用这个词,也没有画出来,我们实在无法确定到底是哪一种生物。有一次,我讲到著名的翠玉白菜,说上面有一只蝗虫。学生马上告诉我,那不叫蝗虫,叫螽斯,《诗经》里面就有,寓意祝别人子孙满堂。因为这种昆虫繁殖很快,所以用来祝贺别人子孙满堂。但是,你再查什么是螽斯呢?就是一种体型比较小的蝗虫,还是蝗虫。如果研究生物分类,是可以分得很细的,但是对我们一般人来说,又不是生物学家,没必要读《诗经》的时候老想着生物分类。其实,《诗经》只是借各种生物的实际状况来描写人的状态。所以,孔子特别在后面加了这一句,让学生们多去了解生物的名称。知道名称的话,写作就方便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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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18日 00:25 周三颜渊第十二
【第174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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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颜渊第十二》第一章是这样的: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
颜渊请教如何行仁。孔子说:“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要求,就是人生正途。不论任何时候,只要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要求,天下人都会肯定你是走在人生正途上。走上人生正途是完全靠自己的,难道还能靠别人吗?”颜渊说:“希望您指点一些具体做法。”孔子说:“不合乎礼的不去看,不合乎礼的不去听,不合乎礼的不去说,不合乎礼的不去做。”颜渊说:“我虽然不够聪明,也要努力做到这些话。”
这段对话非常重要,但是两千多年来,能讲清楚的人并不多。一般人把“克己复礼”四个字分成两部分,克己就是克制自己或约束自己;复礼是实践礼的要求。这样理解不太对。我曾经多次讲到,孔子教学始终遵循一个原则:化被动为主动。这就是理解的关键。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孔子最好的学生是颜渊。所以,最好的学生询问老师的核心思想,孔子的回答肯定是他一生思想的精华。难道孔子的思想精髓就是克制自己的欲望,去实践礼的规范吗?首先,孔子喜欢因材施教。颜渊是孔子学生里欲望最少的一个,提到克己。子路、宰我、司马牛诸人更应该克制自己的欲望,好好约束自己。颜渊已经是箪食瓢饮、居陋巷了,还叫他怎么约束自己呢?天下人都知道颜渊穷困,都知道颜渊德行好,都知道颜渊寡欲。孔子怎会特别教训颜渊须克制自己呢?其实,“克”的意思是能够;“克己”就是我自己能够。古书里多处将“克”解为“能够”,如,“克明峻德,以昭九族”,能够让我高尚的德行表现出来,照耀九族。而把“己”字放在“克”后面,这是古文的特殊用法,类似的例子在《论语》中很多。比如,讲到无为而治,“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这里的恭己,不是恭敬自己,而是自己的态度很恭敬。另外,子贡请教怎么样才是念书人。孔子的答案是“行己有耻”。行己不是行动我自己,而是我自己的行为要有羞耻心。所以,克己复礼的意思是,能够自己做主,做自己的主人,去实践规范。这就是化被动为主动。每个人小时候都是被动的,父母要求,老师规定,便照着做;父母、老师不在身边,没人看到,就不一定做了,因为那些好行为都是被动的。人进行修养的目的就是,即使没人管束,自己也要主动去做──真诚产生由内而发的力量,促使人去做该做的事。这就是儒家思想的关键。如果孔子自述,仁是克制自己的欲望去实现礼。言下之意,欲望是不好的,礼才是好的。这是怎样的一种学说啊?“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正好与“克己复礼为仁”相呼应。走上人生的正路要靠自己,难道还要靠别人吗?人要从被动变成主动。小时候,我们要靠别人的督促和勉励,保持正确的方向;现在则要靠自己!自己做主走上人生的正路。
相反的,如果把克己理解为克制自己的欲望,就与“为仁由己”相矛盾。同一个“己”在前面是不好的,要克制;后面却成了好的,要靠自己。这恐怕难以说得通。而且,我们讲的是孔子的一贯之道,是完整的思想,而不是单单某一句。化被动为主动,确实是人生的关键。如果一个人懂得主动去做该做的事,他的生命就达到很高的境界了。像孔子说他自己到七十岁的时候,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是主动!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无论如何都符合规矩,都是该做的事。
接着,颜渊问,教我一些具体的做法吧!孔子连着举出四个词: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意思是不要做不符合礼的事。孔子的教学方法是从消极变积极,尽管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是消极的,但是可以从此入手。比如,教一个年轻人做好事,但他做不来,那就从不做坏事起步,先改正过失。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如果人有很多错误没改过,旁人却一味要求他做好事,那可能前进一步后退两步,到最后,弄得自己不知方向何在了。
四个“不要”都是以礼作为标准。这和我们前面的解释并不冲突。孔子的意思是,先不要做不对的事,然后才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仪的要求。这四个“勿”很有意思。以前,有些地方的祠堂里,放着四只猴子的塑像:一只蒙着眼睛,表示非礼勿视;一只遮着耳朵,表示非礼勿听;一只捂着嘴巴,表示非礼勿言;还有一只爪子规规矩矩地放在胸前,表示非礼勿动。古人就用四只猴子警告子孙后代,要自我约束,不要看、不要听、不要说、不要做不合礼的事情。
孔子教学,一向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但是,受礼仪约束是被动的,一定要转为主动才是仁。所以,孔子的思想可以概括为“承礼启仁”。孔子对自己最好的学生颜渊强调的是,要把被动变成主动,自己做主去实现礼仪的要求。这才是人生的正路。能达到这一步,天下人都会加以肯定,因为一方面遵守了礼仪的规定,另一方面是主动由内而发的力量推动自己去做该做的事。人格也将由此而走向圆满。
【第175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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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颜渊第十二》第二章的内容是这样的: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仲弓请教如何行仁。孔子说:“走出家门像是去接待重要宾客,使唤百姓像是去承担重要祭典。自己不喜欢的,不要加在别人身上。在诸侯之国服务没有人抱怨,在大夫之家服务也没有人抱怨。”仲弓说:“我虽然不够聪明,也要努力做到这些话。”
仲弓最后说的话,与上一章颜渊的回答完全一样。“某虽不敏,请事斯语矣”是标准答案。当老师教导时,学生就应该说,我虽然不够聪明,也要努力做到这些话。这是礼貌得体的表达方式。我们以后会看到,有些学生对老师指点的反应,确实让孔子很头疼。
仲弓在德行科名列第四,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他是“雍也可使南面”,可以面向南方管理百姓的有为人才。孔子对仲弓的回答,说明他确实是因材施教。因为孔子从为政角度告诉仲弓,应如何行仁。他的回答可以分为三段。
第一段,走出家门就像接见重要的宾客。走出家门在外面,任何人都能看到你,因为你是国家的重要人物。这时,你的言行举止对别人就有教化作用。《易经》里有观卦,卦辞说,国君主持祭祀之前要洗手。老百姓看到国君洗完手,庄严肃穆,他们也自然庄重虔诚了。高居上位的人,一言一行都是老百姓的示范。接着,孔子提醒仲弓,使唤百姓做事时要谨慎,就好像在承办重大的祭典一样,不要随便使唤百姓。这也反映了孔子对仲弓的期许。
第二段,与别人相处的时候应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八个字一般被认为是孔子的核心语录,这句话在《论语》中出现了两次,另一次是对子贡的回答。子贡请教,有没有一个字可以终身奉行呢?孔子说,就是“恕”吧。如心为恕,将心比心。“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维护人间的情义,就要靠这八个字。你不愿意遇到的事,就不要加在别人身上。比如,我不喜欢别人在背后批评我,那我就不该在背后批评别人。
第三段提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邦指的是诸侯之邦,就是国。家指的是大夫之家。如果仲弓在国家任职,替鲁君服务,属于国家的中央部会的官员,没有人抱怨,称为“在邦无怨”。如果在大夫之家服务,也没有人抱怨,就是“在家无怨”。我们都知道,从事公务,负责政治,要做到没有人抱怨,那真是难以想像的事情,顾此失彼是最常见的事,颁佈一项政策,一定是对某一个区域的人有利,比如,大陆发展经济,优先发展沿海地区,这一来,内陆地区可能就有人觉得,为什么我们被忽视呢,还要等多少年?
既然如此困难,为什么要告诉仲弓呢?因为仲弓是一个国家级的人才。人生的正路要与个人的特殊条件相配合。仁是个人的人生正路;道是人类共同的正路。只要是人,就应该走上人生的正路。但仁落实到个人身上,就各不相同了。也就是说,大原则是一样的,但具体的方法、路线是不同的。几个学生都曾经请问仁,孔子的回答都不同,他是针对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因材施教,对仲弓的答复就是针对为政阐发的。
【第176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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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论语•颜渊第十二》第三章和第四章放在一起讲,因为这两章谈的是同一位同学。
第三章的原文是: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
司马牛请教如何行仁。孔子说:“行仁的人说话非常谨慎。”司马牛再问:“说话非常谨慎,就可以称得上是行仁了吗?”孔子说:“这是很难做到的,一般人说话做不到非常谨慎。”
司马牛这位同学和前面两位大不相同。司马牛听到老师的回答之后,不但没有说出“牛虽不敏,请事斯语矣”的标准答案,反而提出了质疑。因为老师的答案,他听起来实在很难接受。老师告诉他,行仁的人说话非常谨慎。为什么这样回答我?给别的同学的答案那么精彩,都可以写成对联了,却叫我说话谨慎。难道我这一生,仅仅说话谨慎就可以了吗?所以后代学者们往往认定司马牛有一个毛病,叫做多言而躁,就是话很多,还很急躁。司马牛确实是这样,他想到就说,根本收不住。当老师对他说行仁的人说话很谨慎,他立刻追问,说话很谨慎就能算是行仁吗?他来不及自己反省,一定要请孔子把话说清楚。孔子答说,这是很难做到的,一般人说话很难做到谨慎啊。可见,孔子因材施教,针对司马牛的个性特点给出解决方案。
我们都知道“祸从口出”这句俗语。世界上的人,听到这四个字,大概都是于我心有戚戚焉。我自己的问题也是说话太快了,有时候偶然提到什么人,无意说了几句话,别人就把话传过去,而且越传越难听。最后追问是不是我讲的。虽然不是我讲的,不过也和我讲的差不多了。因为传话时,时间、地点都说得清清楚楚,最后的话虽然夸张了一点,但开始毕竟是我讲的啊。类似的情况也不少。电视节目中,有时候名嘴们辩论、讲话的时候批评了别人,事后细究,其实是事出有因。但无论如何,说了就是说了,很可能会被人责怪的。司马牛就有这个毛病,他个性比较急躁,有时候说话口不择言。
他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再看下一段,就会发现,他果真如此。
《颜渊篇第十二》第四章的原文: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司马牛请教,怎么样才算是君子呢?孔子说:“君子不忧愁,也不恐惧。”司马牛再问:“不忧愁也不恐惧,这样就可以称得上是君子了吗?”孔子说:“要能自己反省而没有任何愧疚,这样又忧愁什么、恐惧什么呢?”
显然司马牛的老毛病又犯了。老师告诉他,不忧愁也不恐惧就是君子。他立刻问,这样就算君子了吗?孔子了解他的个性,就说了四个字:“内省不疚”,反省自己没有任何愧疚。人不反省的时候,觉得天下太平,万事大吉;一旦反省才发现,其实做错了很多,只是别人不计较而已,如果别人计较的话,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啊。司马牛这个学生,真是缺乏反省的态度。
其实,君子不忧不惧是很高的要求。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不忧不惧,包括了仁者与勇者。要想做到既不忧愁,也不恐惧,就应内省不疚。儒家很强调自我反省。孟子就经常提到,做事行不通的话,应该怎么办?反求诸己,要反省自己,要改善自己,这就是“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孟子用很多生动的比喻来说明这种观点。一个人和别人比赛射箭,没有射中箭靶,他绝不会怪别人,而要问自己为什么没有射中。因为责怪别人,自己还是射不中。有些人更夸张,没射中,就推说箭靶放歪了,箭靶应该放在我射中的地方。这个故事说明自我反省的重要性。
在孔门弟子中,司马牛的层次、理解力都比较低。但是据说,司马牛的哥哥就是曾经想杀孔子的宋国将军桓魋。哥哥的声名太坏了,所以司马牛觉得,有这种哥哥还不如没有算了。他有时候也觉得遗憾,别人有好兄弟,大家相处愉快;可是我哥哥名声不好,常做一些坏事,连老师对他都有很多批评,司马牛就觉得很孤单。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分析司马牛的性格,会得到有趣的结论。他哥哥是宋国将军桓魋,但又名声不佳,司马牛从小可能一方面觉得哥哥是个大官,有点得意;另一方面,又觉得哥哥让他很丢脸。所以,他心理上一定有很多解不开的结。他问问题的时候没有耐心,比较急躁,恐怕都与此有关。其实,孔子给司马牛的建议,也是给我们的建议,一般人说话确实不够谨慎。我自己教书教了几十年,也常常犯这个毛病。有时候,我对学生有话直说,之后才发现,恐怕得罪人了,但怎么得罪的我不知道,反正人家不理我了。自己一想,大概是太直率了,别人受不了。我在课堂上讲课,有时候不能不做评论,可是一做评论,有些同学们就会联想,老师是不是在指桑骂槐,是不是在暗示我有问题?有的同学事后还到办公室追问,老师今天上课讲的什么什么是不是说我啊?我吓了一跳,赶紧声明,只是举例而已。所以,说话谨慎是不容易做到的。
【第177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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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颜渊第十二》第五章的内容是这样的: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司马牛很忧愁地说:“别人都有兄弟,就是我没有。”子夏说:“我听到的说法是:‘死生各有命运,富贵由天安排。君子态度认真而言行没有差错,对人谦恭而往来合乎礼节,四海之内的人,都可以成为兄弟。’君子又何必担心没有兄弟呢?”
这段话内涵确实很丰富。我们今天最喜欢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就是出自本章。贯穿上下文来看的话,就会发现,孔子在前一章才劝过司马牛,君子不忧不惧,可是他立刻就陷入忧愁了。可见,司马牛根本就没把老师的话放在心上。他忧愁什么呢?他说,别人都有兄弟,只有我没有!而事实上,根据资料记载,司马牛的哥哥就是桓魋。可见,他说别人都有兄弟,是指别人都有好的兄弟,兄弟之间相处愉快、兄友弟恭,和乐融融。司马牛的哥哥显然很糟糕,所以他很忧愁,说别人都有兄弟,可以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只有我没有。他那个哥哥,说实在,不要也罢,不但不会帮忙,不会给他正面指导,反而为他带来很多困扰。子夏答话了。我们都知道,子夏属于文学科,对于文献知识掌握得特别好。他说,我听说的可不是这样。请注意,在《论语》中,孔子的学生说“我听说”,通常是听孔子说的。因为当时并没有普遍的教育制度,学生们只跟着一位老师,所以,尽管他没有明确地说是老师说的,但显然是听老师讲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八个字的顺序一定不能念错。“命”就是遭遇。“天”是一切的来源。命也属于天。人的遭遇,最后还是要归到万物之源。既然是天生万物,一切遭遇自然要归于天的安排。“死生有命”,比如孔子的学生颜渊,“不幸短命死矣”;另一个学生伯牛有疾,“子曰:命矣夫”,这是他的命啊。那为什么先说死呢?因为我们已经活着了,死放首位,说明命中最重要的就是死;其次才是生活中的各种遭遇,有一定的条件,就会造成某种结果。也许有人说,这样讲不是宿命论吗?说实在,这是古人的基本共识。鲁迅有一篇小说,描写有一家人生了个儿子,很高兴,很多朋友来祝贺。第一个客人进来说,这孩子将来一定做大官,结果很受欢迎。第二个客人进来说,这孩子将来一定发大财,也是好话,同样受欢迎。第三个人跑来说,这孩子最后一定会死掉。糟糕,谁欢迎这种客人啊!但是请问,三个客人里面谁说的是真话?谁的话将来一定能实现?第三个,只有第三个人说的是事实。只是没有人喜欢听真话罢了;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听到这种真话,简直受不了。“富贵在天”意思是,富贵有时候不是努力就能得到的。多少人有学问、有才华、有德行、有操守,但不见得有富贵。有些人煳里煳涂就当了大官,这就是富贵在天。这八个字有点宿命论色彩,但它也反应了基本的观察结果。事实上就是这样,因为无法解释,所以只好归之于命。孟子也有类似的说法。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归结于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天的安排。所以,儒家把天与命联在一起。
君子应该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就是态度认真而言行没有差错,对人谦恭而往来合乎礼节。只有这样,才有资格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否则,对别人不尊敬,做事情不认真,与人相处不合乎礼仪,谁愿意与你为兄弟呢?所以,“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前提是“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能做到这一点,即使到外国去,就算是语言不通,与人相处也不会有问题,这才真是四海之内都可以称兄道弟。
这一章的立足点就是儒家人性向善的观点。如果人性不是向善,到外国去凭什么又敬又恭的?别人又为什么要和你称兄道弟?如果人性不是向善,别人凭什么看到你的善行,就愿意支持你,与你做朋友呢?归根究柢就是因为人性向善。我们学习儒家,每一句话都要仔细思考,揣摩他为什么要这样说。绝对不能因为是孔子的话,就认为完全正确。这是权威崇拜,并没有任何价值,有道理才是对的。宋朝学者陆象山曾说:“东海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西海、南海、北海都一样。东南西北四方,都有圣人,心同、理同,就是指人性向善。只要行善,到任何地方都受欢迎。因为每个人看到善行,都觉得欢喜,觉得与自己的内心要求、最原始的愿望是一致的。这种普遍性来自共同的人性。
【第178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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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颜渊第十二》第六章的原文是:
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
子张请教明见的道理,怎么样才看得明白。孔子说:“日积月累的谗言与急迫切身的毁谤,在你这里都行不通,你可以说是有明见的。日积月累的谗言与急迫切身的毁谤,在你这里都行不通,你可以说是有远见的。”
学生只问了“明”,孔子的回答却提到“远”,显然是受《尚书》中“视远惟明”的启发。要想看得远,就要先看得明白。连身边的事情都看不明白,怎么能看得远呢?年轻的子张问孔子,我怎么样才能够看人、看事比较清楚?孔子的回答分两段。
首先是浸润之谮。“谮”就是谗言。如果有人经常对我讲某人的坏话,听久了,我肯定受影响,将来遇到这个人就会预先防范他。这说明,我已经无法明辨是非了。古往今来,类似的事情不可计数,很多忠臣就是被奸臣的谗言所害。这就像是滴水穿石。尽管石头很硬,水极其柔软,但是日积月累,效果就出来了。“不行焉”意思是,在我这里行不通。就是不管别人如何慢慢下工夫,在我耳边说这道那,我始终都能保持客观的态度评判被议论者。一个人要想看得很明白,他必须心里有数,不轻易受影响。有一句俗话,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总是说别人是非的人,就是制造是非的人。当然,我们也不可能完全不与人沟通,有时候,听别人讲,也会有些帮助。
其次是肤受之诉。别人诽谤我,对我来说是急迫切身,仍能心平气和是很不容易的。比如,我是老师,有时会有学生跑来说,老师,有人在背后批评你。当老师的理应大度,所以我说,不管他,哪个人背后没人说!可是,回家左思右想,第二天忍不住把学生找来,一定要问清楚,是谁批评我的。这就是受不了“肤受之诉”。庄子把言语称作“风波”,有风有浪。诽谤之词,或者正常的评价言论能不能起作用,要看人修养的高低。比如,今天上班的时候,有人对我说,你穿这套衣服真是合身。我开心得不得了,整个上午心情都很好。结果,后来发现那人对每个人都这样讲,原来他是在日行一善,给别人一个好心情。但如果哪天他不这样说,我们的心情可能就会受干扰。我在美国上学时,有位老师学问非常好,选他的课的学生总是很多。有一次,课讲得特别精彩,下课的时候,学生们自动鼓掌。他得意极了,很开心,抬头挺胸走出教室。可是,以后就麻烦了。如果下课的时候没人鼓掌,他就垂头丧气,很沮丧。可见,人很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要提高修养,保持平和宁静的心态。首先,听到诽谤之词应该想:有则改之,无则嘉勉。别人既然这样讲我,一定有某些事情让别人误会了,那就先自我反省。儒家的特色就是强调自我反省,有些人觉得学儒家之后,成天都在自我反省,反而缺乏主动性或攻击性,这种观点根本就是没有读懂儒家。儒者的自我反省并非没有条件,永远反省下去。我们读到孟子就会发现,自我反省,事不过三。孟子说,如果有人对我很无礼,非常蛮横,我们应先自我反省。先看自己是不是没做好事,不仁;再看自己是不是对别人没礼貌,无礼。如果做很多好事、对人也很有礼貌,别人的态度还是这么坏。那就第三次反省,是不是做事没有尽心尽力,不忠。如果发现自己确实尽心尽力了,而对方的态度仍旧不好,孟子说,原来这是个狂妄的人,狂妄的人与禽兽没太大差别,又何必和禽兽计较呢?其次,应该有“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自信。如果有人议论我什么,而我心中坦荡,问心无愧,自然无所谓。关于修养的最高境界,庄子的一句话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庄子说,天下人都称赞我,不会使我更振奋;天下人都批评我,不会使我更沮丧。这点太难做到了。就像我那位美国老师一样,同学们一鼓掌,他很高兴。下一次不鼓掌,他就被干扰了,觉得自己大概讲得不够好。所以,我上课时常对同学们说,讲得好你们别鼓掌,讲得不好也别嘘我。反正我尽到自己的讲课责任,你们听多少算多少,考试还是要考的。这样一来,双方都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了,各尽自己的本分。
我们讲儒家时,有时候会用庄子或老子的思想来参照。这是因为古代思想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它们的基本原理也许不同,但是做人处世的态度与方法有很多类似之处。
【第179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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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子贡请教政治的做法。孔子说:“使粮食充足,使军备充足,使百姓信赖政府。”子贡再问:“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先去掉这三项中的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那要先去掉剩下的两项中的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总难免一死,但是百姓若不信赖政府,国家就无法存在了。”
这段话非常特别。首先,孔子的回答很有逻辑性。子贡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他请教怎么从事政治活动。孔子说,第一,粮食要充足;第二,军备要充足;然后使老百姓信赖政府。这三点是有顺序的。足食是必要的。民以食为天,一个国家没有食物,百姓如何生存呢?军备是需要的。国家如果没有足够的武力保卫自己,在春秋乱世早就被吞并了。再则百姓信赖政府更是重要。孔子看似随口一答,其实是很了不起的观点。他按照必要、需要、重要,一层层向上提升,这个答案符合自然规律。人有身、有心、还有精神。我们的身体需要吃饭;我们的心代表我们构成了保护个人的国家;在这两个条件具备后,最后一定要在精神上形成真正的、可信赖、可依靠的国家,否则民心思变,分崩离析,如何存续?
如此讲解本来可以结束了。但是,子贡非常聪明,又提出了更深入的问题。如果逼不得已去掉一项,去掉哪一项?孔子毫不犹豫去掉军备。因为吃饭是必要的;老百姓信赖政府是重要的;中间的需要是有弹性的。所谓去掉军备,不是说军备都不要了,而是缩减军备,减少开支。子贡再问,剩下两项中,如果迫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去掉哪一项?这时候,一般人都以为吃饭当然最重要了。结果,孔子居然说去掉粮食!要知道,在儒家眼中,或者说在大哲学家眼中,吃饭从来不是重要的事,只是必要的事。所谓“必要”,就是:非有它不可,有它还不够。人活在世上,非吃饭不可,但光吃饭还不够。所以《孟子》中才有“嗟来之食”的故事。有个人叫黔敖,在路边赈济灾民,看到一个人饿得东倒西歪,就吆喝道:“喂,来吃吧!”那个人听到后说:“我就是不吃嗟来之食,才饿到这个地步。”黔敖向他道歉说,真抱歉,刚刚对你不礼貌,请你来吃吧。可是,那人认为,你已经侮辱我了,我就是不吃。最后饿死了。这就是人的尊严。有人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可以做很多事,为什么一定要死呢?我们不要替别人做判断,否则,屈原为什么要投江呢?大家都苟且偷生,谈判妥协算了。当然也有变通处事的例子。起初,管仲与他的朋友召忽都跟着公子纠,与他们针锋相对的就是公子小白,也就是日后的齐桓公。公子纠失败被杀;召忽自杀;管仲就是不死,还设法去投靠齐桓公。结果,孔子反而更赞赏管仲。因为管仲留得青山在,替齐国服务,造福了天下百姓。近代也有类似的事,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与谭嗣同商量,如果没人留下来,就无法报答圣上;如果没人逃走的话,就无法谋划将来,也就没有未来了。所以,谭嗣同选择了牺牲;梁启超则流亡国外,后来对国家也很有贡献。
儒家思想绝不会告诉我们一个客观的标准。因为每个人进行判断的时候,都应该像孔子那样,“无可无不可”──我没有要怎么做,也没有不要怎么做,关键要看道义何在。对道义的判断,一方面是个人的抉择;另一方面,要看以后的效果。说实在的,有时候,慷慨就义反而比活下来继续努力容易一点,反正一刀下来结束了,别人提到我,还是烈士。活下来的,就要用一辈子的努力来证明自己。进行判断时,还要问自己是否心安。管仲为什么一定要活下去?据说,管仲家里还有老母亲,他想,如果这样死去的话,谁照顾母亲呢?而且,他自信是个人才,要为国家服务,不能因为在政治纷争中站错了队,就白白送命。
所以,我们不要对儒家有成见,不要觉得儒家一定就是杀身成仁。哪有那么多仁义让人去完成?相比之下,杀身成仁比较容易,难的是一辈子努力行仁,最后止于至善。我们有时看到人一辈子努力,到最后晚节不保,会觉得很可惜。比如王莽,早年大家都把他与周公相提并论,如果他的生命在那时结束,也就名垂史册了。可惜他多活几年篡了西汉刘氏帝位,永远被人唾骂。
儒家谈“择善固执”,固执二字在这里,不是顽固,而是能够判断、坚持某些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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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18日 00:25 周三乡党第十
【第149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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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乡党第十》第一章与第二章。乡党篇有不少是孔子日常生活的描述,包括他做官的时候在朝廷上的情况,他在家乡如何与别人相处等,有很多宝贵的资料。
第一章: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
孔子在乡里之间温和而恭顺的样子,像是不太会说话的人。他在宗庙里、朝廷上说话明白流畅,但是很有分寸。
众所皆知,孔子的口才一流,学问更不在话下。至于道德之崇高更是令人尊敬。但是孔子在家乡,好像是不太会说话一般,木讷而恭顺。何以有这种差别呢?因为家乡长辈很多,这些人是看着他长大的,当然要表示恭敬,在长辈面前,不需要表现口才。但是,在朝廷上就不同了,他在朝廷上或在宗庙里说话明白流畅,表现恰如其分,符合身份。
这一章描写了孔子日常生活中说话和行动的方式。
第二章也类似,专门讲他在朝廷上怎样同别人说话,细节也很有趣,原文是:
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
孔子上朝时与下大夫说话温和而愉快的样子,与上大夫说话正直而坦诚的样子,国君临朝时恭敬而警惕的样子,稳重而安详的样子。
孔子对三种官员,包括国君,表现不同的态度。他在朝廷里面与官位比他低的下大夫说话时,温和而愉快的样子。遇到官位比他高的上大夫,说话就正直而坦诚的样子。与国君相处又不同了,国君是国家最高领袖,国君一旦临朝,孔子是恭敬而警惕的样子,随时注意国君的要求。同时也表现得稳重而安详,不会过于局促不安。
这段话,说明孔子做官的时候面对同事,面对君上的状态,儒家强调与人相处要考虑三点:第一,内心感受要真诚,清楚知道自己是谁,与谁来往,自己的角色为何。第二,对方期许要沟通,与谁来往,对方对我有什么要求。第三,社会规范要遵守。孔子对国君特别尊重。他曾经抱怨自己侍奉国君完全按照礼的规定来做,居然被认为是谄媚,这实在是很大的冤枉。依照当时的规矩,做臣子的拜见国君要跪拜两次。第一次在堂下先跪下来,第二次上堂之后再跪一次,要两次跪拜,表明我是臣属你是国君,臣对君表示尊重。当时的风气已经把第一次跪拜废掉了。但是孔子非常遵守礼仪的要求,他每一次上朝时,在堂下先跪一次,上堂之后再跪一次,别人看了便不顺眼,孔子的跪显得旁人太不懂礼仪了,所以大家便指他谄媚,这实在是冤枉。孔子非常强调礼仪,因为如果没有礼仪、礼节、礼貌,社会就会因为混乱而慢慢瓦解,所以我们今天从乡党篇里,看到孔子在乡里、朝廷上、私下场合、公开场合的表现。
乡党篇里面还有很多生活的细节值得我们进一步了解。
【第150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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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乡党第十》第八章,这一章内容与饮食有关,原文: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惟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
食物不以做得精致为满足,肉类也不以切得细巧为满足。食物放久变了味道,鱼与肉腐烂的都不吃,颜色难看的不吃,味道难闻的不吃,烹调不当的不吃,季节不对的菜不吃,切割方式不对的肉不吃,没有相配的调味料不吃。即使吃的肉较多,也不超过所吃的饭量,只有喝酒不规定份量,但是从不喝醉。买来的酒与肉干,不吃,姜不随着食物撤走,但不多吃。
这整段话和养生有关。孔子谨慎对待的三件事是:斋戒、战争,以及疾病。为了避免生病,吃东西就要小心。这里的第一句,经常带来误会。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很多人以为孔子是美食主义者,就是食物做得越精致越好,其实不是的。他的意思反而是不以此为满足,食物只要做得不错,肉只要切得还可以,孔子不会挑剔非要如何精巧才行。孔子吃东西没那么挑剔,如果把这两句话理解为他是美食家,吃东西一定要吃最高级的,那误会就大了。后面接着连续谈到十个不吃,或者不多吃的东西。第一,食物放久变了味道,鱼与肉腐败了,当然不吃,吃了一定会生病。再者,颜色难看的不吃,味道难闻的不吃,色香味一有问题,说明食物变质了,吃下去之后恐怕也会生病。再接着,味道烹调不当的不吃,季节不对的菜不吃,这是孔子的饮食习惯。为什么割不正不食?肉没有割正的话,煮不熟,吃了也咬不烂,孔子年过五十以后,牙齿不好,所以不吃。吃东西要有相配的调味料。肉吃得再多,也不要超过吃饭的量,只吃肉,不吃饭,对身体不好。只有喝酒不规定份量,但从来不喝醉。接着这句话很重要,他不吃买来的酒和肉干,我一直强调孔子教书不收束脩,这就是证据之一。因为如果送给孔子肉干,孔子就要问:这是外面买的还是妈妈做的?谁家里经常做肉干呢?当然外面买的。孔子既然不吃,送给他不是很尴尬吗?所以这也是很好的证据。在古代,自己家里都会酿一点酒,孔子只喝自家酿的酒。再接着最后一句,他说姜不随着食物撤走,但是不多吃。姜可以帮助消化,吃肉配点姜很好,但也不能多吃。从孔子这段话就知道,原来孔子确实重视养生。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不是随便讲的话,很多人就因为说错了话得罪人,要收回却来不及了。那么吃东西吃坏了肚子,要后悔恐怕也来不及了。
孔子这段话,启示我们预防胜于治疗。孔子曾经给一个贵族子弟孟武伯这样的建议:让父母只为你生病的事情发愁,别的事情都不要让他们操心,这样就很孝顺了。所以很多时候提到孝顺,孔子的意见并不是要孩子努力做很多事服侍父母,他们也不见得需要孩子做这些事。如果父母年纪已大了,请教孔子该如何孝顺,他也许建议孩子陪父母去运动,让父母身体更健康,这就是因材施教。
【第151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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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乡党第十》的第十章还有后续的几章,合在一起讲。
第十章原文是:
食不语,寝不言。
我们要先说明的是“语”和“言”不同,“语”指讨论,像《论语》的“语”;“言”是自己说话。孔子建议我们,吃饭的时候不要讨论,一天三餐,你一边吃饭,一边讨论,真是伤脑筋,因为要思考,有时还辩论,甚至还吵架,吃饭怎么消化?所以,他建议吃饭的时候不要讨论问题。睡觉的时候,不要说话,因为睡觉说话会造成睡眠品质不好,容易做噩梦。所以孔子劝我们,吃饭时不要讨论,睡觉时不要说话,这都和健康有关。做事要把心放在事情上。吃饭时和人讨论,一不小心就咬伤舌头,这时便懊恼为什么不专心吃饭呢?睡觉的时候讲话,对身体也不好。以前有位于右任先生,留个长胡子,有一天一个小学生碰到他,问老先生您睡觉的时候,胡子是放在棉被里面呢?还是放在棉被外面?结果这一问害得老先生好几天睡不着觉。他平常睡觉的时候没想这个问题,棉被拉过来一盖就睡了,被小孩子一问,他睡前便非常注意,胡子放棉被里,怪怪的,放在棉被外面吧,似乎也不太对,结果一晚上没睡着。这说明做什么事都得要专心,一旦分心,不仅该做的事情没做好,恐怕还耽误其他的事情。
第十二章提到“席不正,不坐。”就是席子没有放正,他不坐下。孔子时代的人是席地而坐,就像日式房子的榻榻米一样。其实日本的榻榻米,就是延续我国古人生活的习惯。人都坐在地板上,有客人来的时候就跪坐。跪坐就是上身直立起来,称为“正襟危坐”。没有客人的时候,可以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席子没放正,该怎么坐?席子有点高度,如果没放正,坐的人很容易歪滑或仆跌,是有危险的。
第二十四章提到“寝不尸,居不客。”何谓寝不尸?前面才讲过寝不言,睡觉时别说话;现在又说睡觉的姿势不要拘谨僵卧。尸指像尸体一样,僵卧不动。有些人睡觉是直挺挺的,面朝天。根据专家的说法睡觉最好的姿势,是向右方侧卧,右方侧卧的话,对于胃的消化比较有帮助,也不会压迫到心脏。直挺挺地躺着,这个睡姿不舒服,所以孔子建议我们“寝不尸”。“居不客”则提示有关日常生活的姿态。平常在家里面称“居”,家居生活。平时不需要像作客那样跪坐着,到别人家去做客就得正襟危坐,但是平常自己在家里,可以坐得比较舒服一点,不必太过拘谨。
这些关于生活细节的篇章,并不是规定大家一定要学习,而是要能体会孔子在任何时候对待任何事情都专心致志。佛教喜欢提醒人们:行、住、坐、卧,心都要放在当下。不要小看这些细节规矩,这些规矩可以让人做事更加专注,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将有助于成就更大的事业。
【第152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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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乡党第十》的第十一章以及后续的几章,都非常短,一起探讨,会理解得比较完整。第十一章:
虽疏食菜羹,必祭,必齐如也。
即使吃的是粗饭与菜汤,也一定要祭拜,态度一定恭敬而虔诚。
本章让读者感到奇怪,难道孔子吃每一顿饭都要祭拜吗?事实上,古人有个习惯,在吃饭的时候,要从每一盘菜里拿一点出来,放在一个盘子里,表示感谢祖先,感谢发明食物的人。孔子即使吃的是简单的食物,喝的是菜汤,也一定要祭拜。表明孔子做任何事,都要想到祖先,是他们奠下的基础,我们才能够有好的食物可以吃。现代人早已没有这样的习惯,但吃饭时至少应该感谢父母亲,父母亲辛苦工作,赚钱养育我们,要请父母亲先用,这是礼貌和尊重。要知道一衣一饭,当思来处不易,所谓“一人之身,而百工所为备”,靠众人合作才有方便的物质生活。所以在吃饭的时候,心怀感恩是正确的。
接着的这两段,描述的是孔子的生活状态,在这一篇的第十三章。原文是:
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
孔子与同乡人一起聚餐饮酒的时候,要等到年长的人都离席了,他才走出去。
杖者就是走在路上要撑拐杖的人。古代有个规定,一个人到了六十岁才能够扶杖而行。出门撑杖,倒不是脚一定有问题,或走路不方便,而是代表年龄到了六十岁,撑个拐杖慢慢走。别人看到撑拐杖的人,自然知道是位前辈,就会表示尊敬。所以拐杖可说是年龄的象征。孔子与同乡人吃饭时,要等那些年长的人,六十岁以上的人先离席,他才离开。我们不要忘记,孔子在鲁国可是做过大官的,从五十一岁到五十五岁,当到司寇大夫,那是很高的官,等于现在部长级的官员。但是,他回到家乡,和乡亲父老一起吃饭时,从不摆高官的架子。平常的生活,不管官位高低,一定讲究敬老尊贤的礼仪。
孔子的表现为何值得记录与流传,是因为一般人不太会注意到这些细节,但孔子却不同。他不到六十,还没有资格撑拐杖,扶杖而行,虽然官位比较高,面对的只是一般百姓,但是大家同乡一起吃完饭以后,长者先行,等到扶杖的人都走了,孔子才离开。他对于比他年长的人,一定秉持尊敬的态度。一个人在某一方面有成就,但见到同乡的长辈,仍是一个晚辈,就像一个人不论成就再高、年纪再大,在父母亲眼中永远都是孩子一般。
我现在遇到我的小学老师,还是毕恭毕敬。这是一种正确的心态,因为人要感恩。孔子对于他同乡的这些长辈前辈,态度是非常尊敬的。
另外一段,第十四章,谈到了民俗信仰。原文是:
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
乡里的人举行驱逐疫鬼的仪式时,他穿着正式朝服,站在东边的台阶上。
本章记录乡里百姓有时候会有一些民俗信仰的活动,每年在特定的节日就要驱逐疫鬼。古代医药不太发达,往往会希望通过一些特殊的仪式把瘟疫的鬼驱逐出去。就好像我们过年放鞭炮,目的是把“年”这种怪兽吓走,我们这一年就平安了。这是民俗信仰,先不要问究竟有无效用,但是至少举行之后能让老百姓心安。孔子看到这些民俗活动,并没有嘲笑,也没有批评。反而穿上正式的朝服,站在家里东边的台阶上,表示尊敬。
特别强调是站在家里东边的台阶上,因为古代的房子多是坐北朝南,一般客人走西边的台阶,主人走东边的台阶,代表是这家主人。全天下只有一个人,到任何地方都走东边的台阶,那是国君。比如鲁国的国君,到鲁国任何人家去,都走东边的台阶,表示他在全国境内都当主人,这在古时候是一个礼仪。
我们要尊重社会已经有的习俗。现代观光业发达,每个人终其一生多半会有到外国去的机会,看到别人在办嘉年华,穿上奇怪的服装,身上还画着各种颜色,有时候像野兽一样,这是他们代代传下来的风俗习惯。像西班牙有奔牛节,大家跑着被牛追,有人被牛角顶伤了,在医院里面躺着,还很愉快的向记者描述如何惊险刺激,在外人看来,这些人不是穷极无聊,自找苦吃吗?没事放几条牛出来追人,受了伤居然还沾沾自喜。还有番茄节,满地番茄,大家打番茄仗,外人看来也觉得浪费又无聊。同样的,外国人也不了解我们端午节划龙舟,中秋节吃月饼的意义,风俗习惯大多有渊源、有故事,有它非常深刻的文化的含义。作为观光客,若能了解其中的背景,并予以尊重,自然便能感受到民俗活动的可贵。
儒家的立场,就是尊敬与肯定任何一种好风俗习惯,只要可以疏导百姓的情感,不要造成负面的效果,都应该珍惜。
【第153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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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乡党第十》第十六章,原文是:
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
季康子派人送药来,孔子作揖接受,他后来说:“我不清楚这种药的药性,不敢服用。”
这事大概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孔子周游列国是从五十五岁到六十八岁,他六十八岁时,年轻的季康子执政,季家在鲁国是一个大的家族,叫做季氏家族。季康子二十几岁就当了鲁国的正卿,正卿就是行政院长的位置了。孔子是鲁国重要的人才,所以季康子请孔子回来担任国家顾问,这时孔子已经接近七十岁了。
在《论语》的记载中,至少有两次写到孔子生病。有一次,子路对老师说,我们来为你祷告吧,孔子说我一直都在祷告,我与鬼神之间没有误会,都相处得很好。另外一次,子路觉得老师情况严重,和同学们组织一个治丧处,这些都与孔子生病有关。本章,季康子知道孔子生病了,就派人送药来。季康子是鲁国的正卿,他派人送的药一定是很好的药。这些药材,孔子没有研究过,显然不是鲁国本地,也不是附近国家常见的药材。孔子拜而受之,打躬作揖,因为季康子官位高,孔子年纪虽然大,还是得尊重大官。但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种药的药性我还不懂,丘是孔子,丘未达,“达”指了解,我还不了解这种药的药性,我不敢轻易尝试。孔子在这里,表现了他养生的原则,没有把握的,不懂的东西,千万不要乱吃。孔子懂不懂医术呢?根据我们的资料,孔子应该是懂得医术的。他有个学生叫做冉伯牛,这个学生列名在德行科。德行科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和仲弓。冉伯牛排第三,很了不起。但是很可惜,没有人知道冉伯牛做过什么事。在《论语》里只说冉伯牛有疾,生了很严重的病,孔子去看他,从窗户拉他的手。之所以从窗户拉他的手,恐怕他的病具有传染性,所以不方便到房间里面去。孔子从窗户拉他的手,接着就说我们要失去这个同学了,这么好的人,得这么严重的病,孔子很感叹。孔子为何说要失去这个同学了呢?我认为孔子会把脉。他从窗户拉他的手就是在把脉,一摸就知道这个脉搏已经不太有活力了。
像孔子这么用功的人,广泛涉猎各种知识,医学方面的书,他应该也了解。所以孔子显然对于各种药都有所认识,但是确实没有研究过这种药,所以孔子很谨慎。从这个短短的一章,我们可以发现,孔子最谨慎的事情之一,是疾病。对于自己不了解的药材,不随便食用。
【第154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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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乡党第十》第十七章,原文是: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家里马棚失火烧了,孔子从朝廷回来,说:“有人受伤吗?”没有问到马。
这段话是我年轻时读《论语》最感动的一句话。我们可以想像这个情况,孔子在鲁国做大官的时候,有一天回家,家人报告说,马厩失火烧了。这时候他的直接反应是问:“有人受伤吗?”他没有问有没有马被烧死。如果马厩、马棚失火的话,谁会受伤?马车夫、工人、佣人。他们是社会底层的人,但是在孔子心中,却一视同仁,只要是人命都值得珍惜和尊重。在古代社会,马是非常贵重的。比如齐国的国君齐景公,《论语》里面就说他过世时留下了四千匹马,代表家产很多,马是贵重的家产。在孔子看来,财物并不重要,人命关天这才重要。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念到这一句话,心里面很受震撼。孔子是一位人道主义者,具有深刻的人文精神。在《论语》里,这一则简单十二个字的记载,就把孔子的人文精神表现出来了。要知道儒家最可贵的就在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他处在古代封建社会,却能重视人的生命价值,不受任何社会条件的限制,可以突破空间,突破时间,使得两千多年后的我们读到这段话,还是深受感动,不免肃然起敬,觉得孔子这样的人真是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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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18日 00:25 周三 宪问第十四
【第205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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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一章。
我们常常提到,要把《论语》的二十篇都记熟的话,大家最好一次记五篇,记的时候顺便把篇序念出来,比如〈学而第一〉、〈为政第二〉、〈八佾第三〉、〈里仁第四〉、〈公冶长第五〉,这个比较好记。接着〈雍也第六〉、〈述而第七〉、〈泰伯第八〉、〈子罕第九〉、〈乡党第十〉,再来是〈先进第十一〉、〈颜渊第十二〉、〈子路第十三〉、〈宪问第十四〉、〈卫灵公第十五〉,最后还有〈季氏第十六〉、〈阳货第十七〉、〈微子第十八〉、〈子张第十九〉,最后〈尧曰第二十〉。你把它分开四组就比较容易记了。
在这里谈到〈宪问第十四〉,“宪问”是两个字,本来应该分开的,“宪”是孔子的学生原宪,又名原思;他请教问题叫做“宪问”。原文是这样的: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
原宪请教什么是耻辱,孔子说:“国家上轨道才可以做官领俸禄;国家不上轨道而做官领俸禄,就是耻辱。”原宪又问:“好胜、自夸、怨恨、贪婪这四种毛病都能免除,可以算是行仁吗?”孔子说:“可以算是困难的事,至于是否行仁,我还不能确定。”
先看这段话的最后一句。孔子为什么不能确定是否行仁?因为行仁一定不能离开个人,对张三来说这样做算是行仁,对李四来说同样的做法未必就是行仁,应该就当时的处境做一种灵活的思考,明智的判断,才能确定,这是孔子的意思。孔子并不是浇他冷水,他讲了四点,好胜、自夸、怨恨、贪婪这四点以自我为中心的缺点都不做,还是不能谓之行仁,只能说这是困难的事。
首先谈谈原宪。这个学生很特别,他曾经做过孔子的家臣──管家。孔子当司寇是大夫,可以有大夫之家,就请了管家和各级官员,让原宪担任他的家臣,给他的薪水是小米九百石。原宪说我不能接受。孔子说你最好接受,这是你该得的,你可以把多余的分给家乡的穷人。在庄子笔下特别称赞孔子的三位学生,一位是颜渊,大家都推崇;一位是曾参,大家也很熟悉了;第三位便是原宪。庄子为什么称赞他们呢?因为这三个人都很穷,与庄子处境很接近。庄子称赞原宪时,有一段话非常生动,他说:子贡很有钱,坐在马车里,拉车的是一匹又高又大的肥马,他穿着天青色的衣服、白色的衬里,去找老同学原宪。因为原宪住的地方非常偏僻、非常狭窄──“居陋巷”,马车进不去,子贡只好下了马车走进去。他对原宪说,老同学你怎么这样落魄呢?原宪说,我这不叫落魄,一个念书人有志向不能实现才是落魄。他倒反过来批判子贡。子贡很惭愧,进退不得。原宪接着说,有学问是用来炫耀的吗?你学了老师这么多理想,有没有实现呢?这就是原宪的表现。本章原宪请教什么是耻辱。我们常常提到儒家的思想有一个特色,要把个人的作为用社会的标准去衡量,所以原宪很想知道人活在世界上如何可以了解或者避开所谓的耻辱。孔子的回答其实很简单,一个人在国家上轨道时,可以做官领俸禄,如果国家不上轨道,却做官领俸禄就是可耻。在别的地方孔子也提到,在国家上轨道时如果贫贱那是可耻的。因为国家上轨道代表政治清明、人才辈出,如果这个时候没能出来做官,又过着很穷困的生活,代表此人并非人才,所以应该觉得自己可耻,好好修练吧;反之,在国家不上轨道时又富又贵也可耻,此人一定是同流合污,完全没有原则。
所以一个人应该有钱还是应该贫困,要看时代、看环境而定。
原宪大概就是因为这句话,后来看到孔子也辞职周游列国去了,便不愿意再做官,此后便过着非常穷困的生活。天下那么乱,连老师都待不下去,学生更该好好修养自己。接着他再问,如果有四种缺点我都避开的话,老师认为这是行仁吗?“仁”这个字在《论语》里面统计超过一百次,大概有一百零七次。像樊迟三次问仁,三次得到的答案都不同。同学们大概都知道了,所以每一个人在课余就常常想,那对我来说,什么叫做行仁呢?原宪并没有直接问老师什么叫做行仁,而是主动提出他的心得,说我避开四种毛病:第一,好胜。第二,自夸。其实好胜和自夸两者十分接近,我胜过别人才能自夸,二者联在一起代表自我膨胀。我不要这样做,我要避开这两个毛病。第三,怨恨。第四,贪婪。怨恨和贪婪也可以放在一起,我贪婪,不能够得到满足,我就怨恨。因为贪婪表示我有很多欲望,看到别人有什么我也想要什么。我的愿望没有实现,就总觉得别人对不起我,好像我专门犯小人,没有贵人相助。这四点都是缺乏修养的表现,对自我完全放纵,因而本能、冲动、欲望都表现出来。所以原宪的这种理解基本上是不错的,就是尽量约束自己、收敛自己,在自己身上下功夫。但是我们知道,他的说法是“克、伐、怨、欲,不行焉”,这四点我都免除;而孔子教学生有一个原则,分两面:第一方面,要设法避免所有的不好的行为;第二方面,要正面积极地去做好的行为。所以当一个学生说,老师,我要免除四种缺点,这样做可以算是行仁吗?孔子一定会说:这个固然是困难的事,你要说这是行仁,我不知道。因为他并没有说要积极地去做哪些该做的事。人的正确行为本来就包含两方面:第一,不要做不该做的事;第二,去做该做的事。第一种属于有所不为,偏向狷者;第二种属于勇敢去做该做的事,偏向狂者。这是孔子的思维模式。所以一个学生如果说我不要做这、不要做那,孔子认为这样还不太够,应该积极地去想要怎么样做得更好,这才是正面积极的。
【第206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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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四章,原文是: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孔子说:“有德行的人一定能说出有价值的话,说出有价值的话的人却不一定有德行。行仁的人一定有勇气,勇敢的人却不一定能行仁。”
这段话分两方面来看,值得我们思考。首先,有德和有言是两个情况。有德的“德”在古代的用法与获得的“得”可以相通。孔子提到德会强调“据于德”,紧紧把握住德,因为那是自己修养的心得,很可能会失去的。德需要不断累积,不断修练,有了好的成果还要继续下去。一个人修练有了德代表有了心得,对于做好人、做好事有了理解,这时说出来的话就是实践的心得,所以“有德者必有言”,因为诚于中、形于外。但是反过来,“有言者不必有德”。这个“不必”不是“不需要”,而是“不一定”的意思。说话说得很好听的人,他不一定有相应的德行。难道一个人很有德行就一定能说出很好的话吗?其实,他不见得是口若悬河,讲的不见得是长篇大论,但是他说出来的话一定很中肯。比如孔门德行科的闵子骞,当鲁国想扩建一个叫长府的仓库时,闵子骞说:“仍旧贯,如之何?”意思是照过去的规模就好了,何必把它扩建呢?因为扩建一个仓库就要收容更多的财物、更多的武器,对鲁国来说不见得是好事。所以孔子就给他一句评语,说这个人平常不说话,一说话就中肯,击中要害。这就是“有德者必有言”,因为他知道一个国家重要的不是武器、不是粮食,而是在上位者有德行,所以劝在上位者不要老想着扩建仓库,要想着自己的德行够不够。这就是“有德者必有言”的一个例证。
至于“有言者不必有德”,因为口耳之间不过四寸,可以道听涂说。听者觉得讲得真有道理,其实说者是只是转述别人说的话而已。自己并没有实践、也没有真的心得。所以孔子对于道听涂说很反感,他说:“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路上听到什么就去说,这种人对道德是完全没有兴趣的。因为他缺乏修练、缺乏自己的心得。所以讲到德与言,不是口才的问题,而是实践的心得的问题。当听到一个人说话说得很好,不要以言举人,也不要以人废言。因为坏人的话不见得都不可信,有时候坏人可以说出很好的话,因为有的坏人也念书,也会说出正确的话。比如在《孟子》里,引用过阳虎的话──“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我们今天还在用。阳虎就是阳货,他在鲁国是一个有名的有权力的人,是季氏家的总管,做过很多坏事。他说,如果拼命想发财,就不会做好事,称为“为富不仁”;同样,努力做好事,不会发财,称为“为仁不富”。我们今天希望大家先发财再做好事。
第二段谈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一个人行仁就应做到“当仁不让于师”,碰到该做的事对老师也不要客气。再加上见义勇为,遇到该做的事就要勇敢去做。为什么“仁者必有勇”呢?老子曾说他有三种法宝,第一是慈、慈爱;第二是俭、节俭;第三是不敢为天下先,要让、要在后面,不要抢先。这出于《老子》第六十七章。老子接着说,“慈故能勇”,一个人真正有慈爱之心的话,才能够勇敢,俗语说“女子虽弱、为母则强”。母亲表现的勇敢经常会让人吓一跳,父亲都比不上。因为母爱是天生的,一旦表现勇敢时,是可以舍命相救的,这就是“慈故能勇”。与“仁者必有勇”一样的意思。一个人有爱心、有仁德之心,遇到该做的事便比谁都勇敢,绝对不落于人后。这是儒家的思想,和道家在这一方面正好一致。真的有爱心的人,怎么可能没有行为表现呢?
反过来说,“勇者不必有仁”。一个人非常勇敢,不一定有慈爱之心。《世说新语》里记载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冲入敌阵,所向无敌。他的叔叔被围困了,他就一个人杀进去把他救出来,有点像金庸小说里面的萧峰,千军万马之中他一个人把统帅抓出来。后来别人就把他的像当做门神一样,专门用来挡煞。这个人确实勇敢,他有仁吗?不见得。仁者的勇敢不以杀人或者伤害别人为目的,最后还是要实现“爱人”的理想。
所以,有德者必有言,我如果要劝别人行善,一定要自己行善之后有了心得再劝,这样才有效果。我们在学校里面教书,对学生说要好好孝顺,自己却没做到,说出来的话就理不直、气不壮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仁者必有勇。做任何事都要问动机是什么,如果只是为了表现勇敢,好勇斗狠也是一种勇,那不好。真正的勇敢是遇到该做的事就不落人后。
【第207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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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六章,原文是: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孔子说:“君子而做不到择善固执的例子,是有的;但是从来没有小人会择善固执的。”
这段话为什么值得思考呢?因为照字面的意思来看,孔子提出,从来没有小人会行仁。这让我们很奇怪,难道一个人没有志向,不能偶尔也做好事吗?这里我们把“仁”字理解为“择善固执”。因为择善固执是需要一辈子做验证的。既然小人代表没有志向的人,他凭什么要择善固执坚持一辈子,甚至必要的时候可以牺牲生命呢?
君子偶尔会做不到择善固执,这种例子是有的。
让我们回顾孔子所说“仁”的意思。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整个孔子思想的核心就是一个“仁”字。怎么去理解这个“仁”呢?要分三个层次。第一,人之性。我生下来就有这样的本性,我把它理解为人性向善。孟子后来说得很多,我如果行善就心安、心忍;不行善,就心不安、心不忍。这说明人性是向善的。孟子说得非常清楚。他甚至说“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我的心喜欢理、义(理代表合理性、义代表正当性),就好像我的口喜欢各种美味的料理一样。生命的存在难免牺牲消耗另外一些生命。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不必多去深究,孔子也曾打猎,他不射那些在巢中休息的鸟,要射就射在天空飞的鸟,一方面练习箭术,另外一方面也是一种休闲活动;他钓鱼的时候只用一根鱼钩,他不用一根粗绳子绑很多钓钩,一次钓十几条鱼。孟子所说的“我的心喜欢理义,就好像我的口喜欢料理一样”,代表我的心不等于理义,我的口不等于料理,但我的口喜欢料理这是天性,我的心喜欢理义这也是天性。这就是人性向善。最主要的是真诚,这种本性才会自然流露。孔子说过很多话,都是强调要真诚。比如他说,巧言令色,很少有真诚的;《诗经》三百零五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一切都出于真诚的情感。这就是我学习儒家的心得所在,不强调人性向善的“向”,那力量就显不出来。仁的第二层是人之道,就是一个人一生要往哪里走,也就是要如何择善固执的问题。人的一生都在择善固执,而最后的目的是第三个层次,人之成。人的完成是止于至善。那是一个完美的境界。在这里我们要了解,择善固执是需要智慧的。要学习何谓善,并且配合内心真诚的力量去做选择,根据情境和对象来决定该怎么做。孟子特别强调,“固执”绝不是顽固,儒家最讨厌不能变通的人。孔子说自己是“无可无不可”,我没有必要非这样,也没有必要非那样。所以,“固执”是坚持原则,但是要配合实际的状况加以变通。
孔子说:一个君子做不到择善固执的例子是有的。做君子的人努力择善固执,但偶尔还是会犯错,犯错之后再改。孔子也承认自己经常会有小的过失。他说,让我多活几年,到了五十岁的时候专心研究《易经》,以后就不会有大的过失了。这说明他学《易经》可以避开大的过失,但是偶尔有小的过失还是难免的。在《论语》里面他的小过失也让别人发现了,他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我孔丘很幸运,只要有过失别人就会发现。后来他的学生子贡说:我们老师犯过失就像日蚀月蚀一般,当他有过失时,大家都看到;一旦改过以后,别人还是一样仰望他。说明君子努力在择善固执,偶尔也会做不到。从来就没有小人会择善固执的,则说明小人偶尔会择善,他没受过好的教育,也没什么志向,但偶尔还是会做好事,只是从来不会择善加上固执。至于说择善固执到牺牲生命,那更是不可能。因为为了择善、为了仁义而牺牲生命,称为“杀身成仁”,就成为很完美的君子了。孔子说要杀身成仁,孟子说要舍生取义,表面上牺牲了生命,其实是完成了的生命,不但没有损失,反而成就了这一生的目的。人生自古谁无死?能够在活着的时候选择正确目标完成生命的要求,这是死得其所,重于泰山。
这一段讲到君子小人,是不易理解的。许多人碰到这一段就跳过去。我们要强调的是:就算我们有志向想要做个君子,固执还是很难的。很多时候人会松懈,所以孔子教育学生要做到“无倦”,不要倦怠。设法把每一天当做新的一天,把每一次做事都当做第一次做,就比较不会倦怠。我自己教书三十几年了,还是认真讲课,因为我常常当自己是第一次上课。我讲《论语》讲过多少遍了,每一次都把它当做我这一生第一次讲。这样我才能够让自己不要倦怠。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每一次都不同。能有这样的理解,生命的力量才能够日新又新,源源不绝。
【第208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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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七章,原文是:
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孔子说:“爱护一个人,能不让他劳苦吗?真诚对待他,能不给他规劝吗?”
这两句话最适合用来教育孩子。很多父母照顾孩子无微不至,要求孩子把书念好就好了,别的事都不要管。这句话害了多少孩子,让孩子变得比较自私自利,遇到任何为大家服务的事都不做。所以很多学生上了大学连扫把都没拿过。请问他将来如何去组织自己的家庭呢?怎么和别人合作呢?太难了。在很多大学里都加了一门劳动服务课,让学生在学校对于他本系的系馆,或者学校某些公共活动的地方,去作清洁服务,也算学分的,但不打真正的分数,由老师来督促。这是好事。但是我看到很多学生拿拖把像拿毛笔一样,乱挥的,因为在家里没拖过地,还要老师示范。对小孩过度保护绝对不是好事。
西方一位大哲学家柏拉图,一生没有结婚,但是他说过一句话,说要伤害一个孩子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他从小心想事成。这的确值得思考。孩子从小要什么给什么,这小孩就完了,就变成废人了。所以做父母的对于小孩怎么教育呢?“爱之,能勿劳乎”,让他做一点事。小时候父母叫我们分担家务,帮父母扫地、洗碗、倒垃圾等。有些父母会要孩子好好写功课,不要管家务事。请问这种话要说到他几岁呢?孩子一路长大都没有做过家务事,这是让人担心的。柏拉图不愧是一位哲学家,他自己没有子女,虽然没有亲身的经验,还是可以看得出一个孩子难免有生物的特质──好逸恶劳。让他劳苦活动,他更懂得珍惜环境。比如定期让孩子在家里扫扫地,他就会保持干净。
我有一个朋友,家里有一个宝贝儿子,他请了一个菲佣来照顾孩子。家住三楼,早上起床之后,小孩下楼都要佣人背,背到上初中了还要背。我心里想,这样能背到几岁呢?孩子最终还是要自己走路。自幼好逸恶劳将来怎么独立呢?其实一个人最可贵的是能够替别人着想,知道自己所得来的一切都要感恩。没有感恩的心,一辈子和别人相处都会有困难。因为他得到了不知道感恩,稍微失去、需要牺牲奉献一些,就会抱怨不已。所以爱护小孩就要让他练习劳动,有时候可以稍微谈谈条件。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的,父母都谈条件的,那时候家里很穷,我们好好帮忙家务,下个月父亲发工资时会给五毛钱。我们小时候总把五毛钱存起来,非常珍惜,知道这个钱是努力挣来的,不能乱花。自己努力劳动之后,就会特别珍惜环境,保持干净整洁,因为知道弄脏了自己要负责。这样多好,否则随便浪费资源、糟蹋环境总有人收十善后,这样的孩子永远无法独立。
第二句话,“忠焉,能勿诲乎”,这个忠当然不是指忠于长官或忠于国家,而要理解为“真诚”。别人若真诚对你,能够不给你规劝吗?有人劝告是幸福的事情。一个成人有错误、有缺点,别人看在眼里多半会选择沉默以对,那么大年纪,能改早就改了,如今大概已改不了,何必苦劝又惹你嫌呢?我有时会想如果父母还在世的话多好,印象比较深的是自己都已经四、五十岁了,母亲那时候还在,有时候看到我会说,你衣服穿得够不够,会不会着凉,要不要帮你打一件毛衣。我母亲卧病在床三十年,半身不遂,我心里想您老人家照顾好自己就好了,不要担心我,我到处跑来跑去健康得很。有父母亲这样关怀,是多么幸福的事啊。父母亲规劝是为我们好,老师规劝也是为我们好,否则他们为什么要说呢?可以不说的,尤其是学生到了大学以上的阶段。很多学生因为从小生活在太平盛世,不知道什么是战乱、什么是贫穷,以为一切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其实谁能保证一生都那么顺利呢?也许外面还是太平,但个人的遭遇就很难说了,往往是前半生越顺利后半生受的苦越大。美国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家里有钱的孩子,到了中年之后,特别容易觉得人生乏味。一个人工作了好几个月,才挣钱买到一双鞋子,一定会很珍惜;如果是父母买的,过生日一口气买了三双鞋子,孩子会珍惜吗?反正穿坏了又来三双新的。父母还在时可以照顾孩子,将来总有一天孩子要独立的,怎么办呢?
从这些话可以看得出来,孔子很了解人性。要一个年轻人成长就要给他训练,甚至是磨练。军中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香港人拍很多电视剧,其中有一句话说的真有道理,“慈母多败儿”,一个慈爱的母亲经常会教出败家子。这时候我们要提醒了,慈爱的母亲很好,但是要有智慧。该批评管教就批评管教,否则孩子成长到生命的一个阶段,来不及了。就好像一棵树,小时候没有帮它剪枝叶,它不能长得挺直,长成了以后再去砍斲,那就伤筋动骨了。
孟子强调要易子而教,孔子是就普遍的意义来说,对待年轻人,不管是自己的孩子还是别人的孩子,要爱护他就要让他劳动、让他辛苦,让他以自己的力量去得到他所要的东西,不要完全靠别人给予。对他真诚就要劝导他,而不是一味的宽容或替他找借口。
目前我们所读的,在《论语》里面是属于后半部分,越到后来很多话越有分量。尤其是将来会看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益者三乐、损者三乐;君子有三畏、君子有三戒等。所以读《论语》不能永远只看前面几篇,要有恒地继续读下去,对于所有的话都要认真思考。
【第209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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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十二章。原文是这样的: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子路请教怎样才是理想的人。孔子说:“明智像臧武仲,淡泊无欲像公绰,勇敢像卞庄子,多才多艺像冉求,再用礼乐来加以文饰,也可以算是理想的人了。”稍后又说:“现在所谓理想的人何必一定要这样呢?看到利益就想该不该得,遇到危险愿意牺牲生命,长期处于穷困也不忘记平生期许自己的话,也可以算是理想的人了。”
本章提到“成人”,在《论语》里是第一次出现。成,代表完成,是理想的人。因为子路的个性比较直爽,他有很多优点,相对的也有一些缺点,所以他很想知道一个理想的人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孔子的回答内容非常丰富,他举的人物都是当时大家认识的。鲁国的很多名人各有专长,但是孔子把四种人合在一起说,再加上礼乐,那是难上加难了。他谈到五点内容。
第一,要明智。像臧武仲。臧武仲是当时鲁国的大夫,以明智出名。
第二,要淡泊无欲。像公绰,没有欲望和私心。
第三是勇敢,像卞庄子。
第四是多才多艺,像孔子的学生冉求。可见冉求这个学生多才多艺是鲁国人都知道的。
孔子举出当时有名的四个人,各有一项特色,我们分析的时候可以把前面三个作为一组。三者类似于现代心理学所说,一个人的生命在心智方面的发展有三方面:知、情、意。在知方面要求要明智,就好像我们说一个人了解人情世故,每一次选择判断都非常正确;第二是不欲,要做到不欲是不容易的,孔子说过“无欲则刚”,代表一个人在情感上没有牵累;第三是勇敢,勇敢代表在意志上能够坚决,比如见义勇为,这需要靠意志来作用。所以我们把西方的心理学或西方有关的学问拿来对照时,就会发现,孔子思考时很自然就把一个人各方面的条件都照顾到了,明智、无欲、勇敢,再接着是才艺,多才多艺方能有路可走,做官做事都没问题。这四个条件都具备之后,还要“文之以礼乐”。我们一再提到“文”这个字,“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用礼乐来文饰一个人,代表一个人受过教育,说话做事合乎规矩,自己的生活也有音乐来调节。孔子说这样可以算是理想的人了。我们一听就知道想达到这些标准非常困难,通常一个人能够有前面四种特色之一就可称为人才了,四者具备真是太难了。这说明人生的修养永无止境。
儒家观察人,是看潜能是否发展,如能加以发展,一辈子便不会停歇。孔子自述五十、六十、七十,每一个年龄阶段都有不同的境界。我们相信,假设孔子活到八十、九十,他肯定还有更高的境界。一般人只把某一方面的才干或专长发挥出来,他需要修练的是其他方面,尤其最后还要文之以礼乐,那更是不易做到。
孔子讲完之后,隔了一会儿又说,现在所谓的理想的人何必一定要这样呢?他接着讲了三点现在所谓的理想的人:第一,见到利益就要想该不该得。在《论语》里面经常出现利与义的问题,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儒家都排斥利益,谁不要利益呢?但是要问该不该得,这就是衡量的标准。我们有时候说,一个人做同一件事,比如我在学校上课得到这样的待遇,我在外面上课待遇不同,这就是合约的问题,不能说,以前这样的待遇满足了,现在怎么不满足呢?这个社会还有供需的问题,大家要协调,很多时候不要和别人比,“人比人气死人”。我记得在念中学时有位同学,三年都不敢和我讲话,因为我考试都考第一,他排在后面。中学毕业之后念大学,隔了二十年大家开同学会,他开着一辆賓士轿车来,我是坐计程车的,散会之后他便载我回家。他那时候的表情充满了自信。说实在,我也替他高兴,何必一定非念书不可呢!我就是书念得太好只能教书了,这条路很辛苦的,要念很多书,一直念,念不完的。那个同学呢,他中学时代不喜欢念书,但是他发展别的才干,毕业之后去做生意做得很好。这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可以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本事。但是如果他以为他今天有了钱,开一辆好的轿车,就觉得好像高人一等,可以向我炫耀的话,那他又错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价值不能以金钱来衡量。所以不要以为只有钱是最重要的,我们也不要抱持“万般皆下品,只有读书高”,这种老观念,过去的读书人出路的确比较有保障,但现在呢?满街都是大学生了。我们知道有些人获得诺贝尔奖,那可是了不起的。诺贝尔奖得主还是要教书,还是要做研究。许多诺贝尔奖得主到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去应聘,这个大学给的特殊待遇,就是有个专用停车位,其他没有任何优待。这个第一流大学校园停车困难,通常要一大早去才有地方停,一开走再回头就找不到停车格。学校给诺贝尔奖得主的优待,就是画一个停车位,写上名字给予专用,所以很多人去这个学校,一方面是因为学校很好,另一方面觉得自己受到尊重。其实各行各业都有人才,不要钻牛角尖。
孔子后面说的话,“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这是两方面,利代表好处,危代表坏处。遇好处就要想该不该得,遇到坏处就要想是不是该拼命,不能一看坏处就逃。“久要”的“要”代表约,就是非常穷困。这一生都要讲一些理想,但是经过长期穷困之后,还能坚持吗?这三点做到,孔子说,也可以算是现在所谓的“成人”,也就是理想的人了。
【第210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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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十三章。这一章的内容是: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孔子向公明贾问到公叔文子这个人,他说:“公叔先生平常不说话,不笑,也不拿取财物,这是真的吗?”公明贾回答说:“这是传话的人说得夸张了。公叔先生在适当的时候才说话,别人不讨厌他说话;真正高兴了才笑,别人不讨厌他笑;应该拿取的财物他才拿取,别人不讨厌他拿取。”孔子听了之后就说:“你说得好,但是真有你说的那么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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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18日 00:25 周三先进第十一
【第158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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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先进第十一》第一章。原文: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
孔子说:“先学习礼乐再得到官位的,是淳朴的一般人。先得到官位再学习礼乐的,是卿大夫的子弟。如果要选用人才,我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再做官的人。”
这段话的翻译向来就有许多争议。有些人把“先进”当作商朝的人,“后进”当作周朝的人。我们认为,“进”应理解为“接近”或“进入”之意,可引申为“学习”。先学习礼乐,然后再做官的,是为“先进于礼乐”。而那些卿大夫、贵族之家的子弟生下来就有官位,然后再去学习礼乐,便是“后进”。
孔子所教的学生多半为先学习礼乐,然后再做官。这样的人原本是“野人”,即淳朴的一般百姓。在上位者有两种选择,大家都有一样的能力,要选用哪一种人来任命官职呢?孔子喜欢用第一种人。在平凡家庭长大,没有做官的机会,就设法学习礼乐,学会了之后才去做官,他肯定会认真学习。就比如两个学生,一个没有任何保障,如果功课不好,毕业之后就没有工作了;另一个已经有工作,只是去进修,有时候就不太在乎,即使学得不好,还是有工作。这两种人就类似上述两种情况。孔子接着说,“后进于礼乐,君子也”。此处“君子”,不是指德行高超的人,而是指家庭背景特别,卿大夫的子弟。按当时的规定,卿大夫的子弟十五岁以后可以上大学,三年之后,如果通过测验就可以做官了。比如先担任副县长,再慢慢往上升。这称为“后进”,就是先有官位,然后再学礼乐的人。
孔子说,如果让他选用人才,他会找“先进者”,也就是和孔子大部分的学生一样的人。这些学生按照过去的情况是没有机会学习的,更不要谈做官了,但是因为整个国家社会的需要,人才需求量大增,所以才从民间选拔人才。这样的选拔,比较客观公平,端看各人能力是否足够。
当官为什么一定要懂得“礼乐”呢?因为在周公制礼作乐以后,礼乐成为社会教化的基础。礼包括所有人与人的适当关系,乐更是上层阶级生活及相互来往所不可少的。所以,礼乐对想走上仕途的人,是基本训练。作为一般百姓,礼乐则没有太多用处,何况学习礼乐需要花钱。孔子曾批评管仲说他“器小”,别人以为他很节俭;孔子说他一点都不节俭,别人就以为他懂得礼。这说明有钱与礼有关。孔子也说过“礼,与其奢也,宁俭”。可见,礼是讲究规格的,需要花钱才能够维持。一般百姓哪有这个条件!所以如果要当官,就得把礼乐学会;如果不当官,学礼乐也没用。
由此可知,孔子的这段话与他的学生有关。因为整个〈先进第十一〉多处谈到他的学生,等于是将学生加以分类,加以观察。哪些学生有什么特色,表现得如何,孔子都作了说明。比如中间连续几章谈到颜渊,特别是孔子对颜渊的早逝非常遗憾。可见孔子很希望他的学生能够出来为社会服务。因此这样的理解比较清楚。若把“先进”解为古代的商朝,“后进”代表周朝,就与孔子所谓的任用人才根本不相干了。
当然我们都知道,很多名词或术语,后代用法可能不同。今天我们也常用“先进”一词,比如开会时会称呼大家“各位先进”,意思是在尊称这个专业领域里的前辈。以“前辈”称呼,有时可能把别人讲得太老了,反而不好;其中可能有些是年轻人,年纪虽轻,专业水准却很高,称他前辈也不适合,这时候也可称为“先进”,表示他先接触到这个学科,表现杰出。这样的用法,当然与古代的背景无关。我们称别人“先进”,对方如果吹毛求疵,立刻就产生误会了。因为《论语》里面说得很清楚,“先进于礼乐,野人也”。难道说他是“野人”吗?当然不是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古代有很多重要的资料,传到后代,用法可能变得不同,甚至很多成语的意思完全相反了。比如说“愚不可及”,我们也念过了。今天说这个人笨得不得了,简直无可救药,就是愚不可及。但是孔子认为,这个人不简单,他的聪明我们可以学到,他的愚笨反而是我们学不到的。那么,孔子这段关于“先进”的言论,在今天是否适用呢?我认为还是适用的。比如让我选用人才,我面对的是两种人,一是完全没有家世背景的,一是有家世背景的。我宁可选用没有家世背景,靠自己的努力表现杰出的。因为他必须靠自己,没有任何侥幸。相反的,如果我选择有家世背景的人,将来也不见得好沟通。万一他总把家庭背景抬出来,可能公务都不能办好了。
【第159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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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先进第十一》第二章、第三章。把这两章放在一起谈,因为很多版本的《论语》是把这两章合在一起的。但合在一起不见得合适。为什么?我们马上就会知道答案。
第二章提到: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
孔子说:“跟随我在陈国、蔡国之间的学生,与这两国的君臣都没有什么交往。”
有些人把它和下一章连在一起,下一章就是有名的“四科十哲”──孔子列出在四个学科里面,有十个表现杰出的学生。于是就会作这样的解说:孔子很感叹,说:当初跟随我在陈蔡之间的那十个学生,现在都不在我的门下了。事实并非如此,这十个学生,有些一直在孔子门下,像颜渊、子路,到死为止,都在他的门下。所以,“皆不及门也”,不是说不在我的门下。门是指“陈、蔡这两国的门”。我们根据的是《孟子》的解释,应该比较可靠。孟子描写孔子在陈、蔡之间被围,为什么被围呢?因为他和他的学生与陈国、蔡国的君臣都没有什么来往。在一个国家,却与该国的君臣没有来往,一旦出了事,谁来帮忙呢?所以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还是有道理的。孟子说,孔子当时很为难,简直是动弹不得,别人在打仗,他就困在那里不能动,连东西都买不到,吃饭都成问题。所以“皆不及门也”,是皆没有及这两国的君臣之门。后来还要靠着楚国,楚昭王派兵来帮孔子解围。楚昭王对孔子非常尊敬,本来想请孔子去做官,但来不及了,孔子在路上他就过世了。接位的人不见得对孔子这么信赖。这又是另外一段故事了。
第三章原文是: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意思是:
德行优良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杰出的有宰我、子贡。长于政事的有冉有、子路。熟悉文献的有子游、子夏。
我们都知道,孔子学生很多,这十位确实了不起。比如提到颜渊,天下人都知道他的杰出。后来在《庄子》里面,也把颜渊写得很好。对于颜渊的表现,孔子直接赞美他:“贤哉回也”。颜渊简直是好得不得了,又是他所见惟一好学的同学,所以他排在德行科第一名,没有人反对;第二个是闵子骞。闵子骞的孝顺天下人都知道,我们后面还会看到闵子骞怎样孝顺;再看冉伯牛,很可惜,他的资料很有限,只有生病的时候,孔子拉着他的手说,我们要失去这位同学了,这是命呀;仲弓我们也知道,孔子说过,“雍也可使南面”。他可以面向南方治理百姓,当一个国家的正卿没有问题。德行科第四名的,可以当国家的正卿,前面三名,显然成就可以更高。但是颜渊“不幸短命死矣”,闵子骞不愿意出来做官,冉伯牛也是生病早死。所以孔子为什么有时候觉得很遗憾,看他这四个学生的情况就知道了。仲弓后来做官,在季氏家担任总管,但是表现平平。因为季氏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对于鲁国的国君也不是那么尊重,在季氏手下做事,对整个鲁国帮助不大。
言语科的两位同学,更是赫赫有名了。在《论语》中宰我每次出场,似乎都让孔子伤脑筋,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宰我只是负面的例子。我个人对宰我非常尊敬,因为他在〈阳货第十七〉,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提问,虽然最后还是被孔子教训了,但是他这个提问使我们知道孔子对于人性的看法,所以他的贡献很大;至于子贡,大家都知道,他是孔子非常喜欢的学生之一,甚至可以说是三大弟子:子路、颜渊、子贡。子贡的口才特别好,如果要练习说话,可以学子贡,如何使用比喻,如何旁敲侧击,如何委婉地表达想法。
在政事方面,政代表政务,事代表事务,有专长可以做官的,就是冉有和子路。子路在这一方面虽然有能力,但是他不懂得稍微转个弯,以致于最后死于非命。冉有就比较聪明,但是太聪明了,最后被孔子批判,说他根本就没有原则。至于文学科,代表人物是子游、子夏。子游很年轻的时候,就当到武城的县长,孔子曾经问他有没有得到什么人才,他特别提到澹台灭明。子夏在孔子过世后,则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我曾经稍微调整孔门十大弟子,在德行科里颜渊当然占一位,仲弓也占一位,但是闵子骞和冉伯牛材料太少了,我就把他们合在仲弓里面谈,然后空出两个名额,加上了孔门另外两位杰出的弟子,一是曾参,另一位是子张。加起来还是十位同学。我把曾参和子张加进来,因为这两个同学的表现也非常亮眼。如果忽略他们,会觉得有所欠缺。《论语》里曾参说过很多话,难道不值得介绍吗?他还特别孝顺,是很好的典范;子张提出很多好问题,在孔子回答之后,确实给我们许多提醒,让我们了解孔子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与观念。后来这四科形成大家重视的传统,在魏晋南北朝,有一本书叫做《世说新语》,分篇章的时候,前面四章就是德行、言语、政事、文学。
【第160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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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先进第十一》的第五章。
这一章所谈的是:
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孔子说:“闵子骞真是孝顺呀,别人都不质疑他父母兄弟称赞他的话。”
我们终于找到一段介绍闵子骞的记载了。闵子骞另有一些事迹我们曾经谈过。比如季氏曾经想找闵子骞做官,闵子骞不愿意,他对来人说,你替我好好推辞吧,再来找我的话,我就要逃到汶水以北的齐国去了。说明闵子骞有他的原则,不愿意与季氏同流合污,更不想替他做事。因为替他做事,就要听他的话,完成他交代的任务。这些如果对国家有害、对百姓不好怎么办呢?但后来经过孔子的劝说,他还是做了官。
在这一篇的第十四章有一段话,我们要一起来看:
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意思是:
鲁国官员准备扩建叫长府的国库。闵子骞说:“照着原来的规模有什么不可以呢?为什么一定要重新扩建呢?”孔子说:“这个人平常不说话,一说话就很中肯。”
这段记录说明闵子骞后来可能做官了,因为有官位之后才有机会发表言论。鲁国想要扩建国库,国库里面可以放金钱,也可以放兵器。扩建之后,金钱多了,兵器多了,将来可能就会打仗了。鲁国的国君与孟氏、叔氏、季氏三家一直不合,如果扩建国库,将来力量越来越大,必然造成内部更复杂的状况。所以闵子骞说,依照原来的就好了,何必扩建呢?“仍旧贯”,就是照过去的方式来做就好了。从孔子的评论可知,闵子骞平常不爱发表言论,而是默默做事,但他头脑很清楚,德行也很高。
再回顾有关闵子骞孝顺的篇章。能被孔子称赞孝顺,的确不容易。我们从二十四孝的故事里知道,闵子骞小时候母亲过世了,父亲娶了后母,后母又生了两个儿子。后母比较偏心,家里面好吃的,好穿的,都给了两个弟弟,因为是她自己生的。闵子骞就受到虐待了。
有一年冬天,他穿着无法御寒的稻草棉袄,两个弟弟穿的是真正的棉袄,十分温暖。父亲叫他拉车帮忙家务,他拉不动,父亲生气了,一鞭子把棉袄打破了,露出里面的稻草。父亲这才明白了真相,非常生气,就要把后母休掉。闵子骞跪求父亲,说:“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母亲在的话,只有我一个儿子会冷,但是母亲离开的话,三个儿子都孤单了。因为他的后母是两个弟弟的亲妈,把她赶走,两个弟弟也变成和闵子骞一样没有亲娘疼的孩子了。这些话,让千载之后的我们听到也真是感动啊!想想看,后母受到这样的教训,从此一定会对闵子骞视如己出。而两个弟弟知道这件事后,也一定对这个哥哥特别敬重。所以孔子说闵子骞为人孝顺,别人对于他父母、兄弟称赞他的话都没有任何怀疑。一般情况,家人的赞美,外人听了多少会打折扣,但是闵子骞是个例外,说明他的孝顺实在是无法挑剔。孔子有这样的学生,当然很高兴。因为一个孝顺的人,在社会上待人接物一定也非常友善。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在家里尊敬自己家的长辈,到了外面,就会尊敬别人家的长辈;我成为大人之后,照顾自己家的晚辈,到了外面,也会照顾别人家的晚辈。这是“推己及人”。反之,在家里对父母不孝顺,到外面对长官却很有礼貌,又能够敬老尊贤,与同事相处融洽,那一定不是出自真心的表现。因为人的生命是连续的,不可能长时间伪装。所以,修养是一贯的,由内而外真诚待人,而非八面玲珑,讨每一个人欢心。
儒家一直强调真诚,如果没有真诚做基础,人的修养是无源之水。我经常提到研究儒家的一位学者朱熹,朱熹注解的《论语》有些地方值得商榷,但他写的一首诗却讲得很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水何以如此清澈呢?正因为它有源头活水。源头活水就是我们真诚的心,从根本做起,在家里面与父母、与兄弟姐妹相处是真诚的,推而广之,到外面去才能够一样的真诚。所以在中国传统思想里,会说“一家仁,一国兴仁”(《大学》)。在《易经》里面有个卦叫做家人卦,风火家人。内卦是火,代表温暖,一家人有温暖的情感。外卦是风,就把这个温暖的情感吹到整个社会。这就是推广的力量。
【第161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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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先进第十一》第九章、第十章的主题几乎是连在一起的,都谈到颜渊过世的事情。
第九章是这样的: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
颜渊死了,孔子说:“噫,天亡我也,天亡我也!”
这段话含着很深的哀伤。颜渊是孔子最好的学生,他的学习,在孔子看来,只见到他进步,没见到他停下来。但是这样的学生居然比孔子还早两年过世,所以孔子受不了,他说“天亡我也”。这说明孔子真的相信天。他说天怎么没有注意到我的学说要往下传,是需要颜渊来接班的呢?因为孔子比颜渊大了三十岁,照正常的情况,颜渊至少可以比孔子多活几十年,可以把他的学说、他的思想、他的理想,加以发挥及实现。如今,成了我们常说的“白发人送黑发人”。孔子相信天给了自己使命,这天命将来怎么传下去呢?孔子当然不可能想到一百多年之后会有孟子,这是不可预测的。就孔子来说,眼看别的学生都不够好学,不像颜渊一样,他所谓一以贯之的道,就要停下来了,内心是非常痛苦、非常难受的。我们可以作一个简单的对照。比如说基督徒都知道(我有时举基督徒的例子,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基督徒很多,将近二十亿。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世界上的人在想什么,大家了解一点基督徒的思想是有帮助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天父啊,你为什么舍弃了我?我们看这两位历史上的伟人,他们在生命将要结束的时候,都有共同的感叹。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孔子的哀叹代表人类共同的悲伤。
接着与本章有关的就是第十章了。
这一章的原文:
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颜渊死了,孔子哭得非常伤心。跟随在旁的学生说:“老师过度伤心了。”孔子说:“我有过度伤心吗?我不为这样的人过度伤心,又要为谁过度伤心呢?”
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白了。孔子哭得很伤心,同学们一定没见过老师这样哭。孔子的儿子孔鲤,比颜渊还早一年过世。那真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孔子肯定哭得也很伤心,这是可以理解的。颜渊过世的时候,孔子七十一岁了,哭得也非常伤心。弟子们觉得孔子为儿子哭得那么伤心可以理解,为颜渊哭得一样伤心,是不是有点过度了?因为儒家讲究喜怒哀乐要“发而皆中节”,情感的表达最好能够适度。孔子也强调,读《诗经》时,哀而不伤,悲哀但不要伤痛。学生们因此有一些疑惑。孔子说:我有过度伤心吗?我不为这样的人过度伤心,要为谁过度伤心呢?说明孔子并不否认他可能伤心得过度,但是同学们觉得他过度,他自己不觉得过度。既然讲“发而皆中节”,这个节要配合外在的要求,也要配合内在真诚的情感。因为我就是这么伤心啊,我并没有故意装出特别伤心的样子引人注意,而是身不由己,心里面的伤痛就这样表现出来了。学生们听了之后,一方面理解了,另一方面一定也觉得难过。如果是别的学生过世了,老师肯定不会那么伤心。
我们学儒家一定要记得:我们与别人来往,首先内心情感要真诚,其次对方的期许要沟通,不能忽略对方的期许。彼此之间的感情,只有两个人知道,不能用泛泛的话来说明。比如师生之情,天下有多少老师、多少学生,就有多少种不同的老师和学生的感情。并没有一定的规格来限定老师和学生的感情,那是外在的。父母子女之间的感情也是如此。每一家人都不同,同一家人,兄弟姐妹也不同。我们家里七个兄弟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和父母之间的感情也不太一样。同样的,父母对我们七个兄弟姐妹也有不同的感情。其实大家都知道,爸爸特别喜欢哪两个,妈妈特别喜欢哪两个,不自觉地就会表现出来,另外三个自己看着办吧。大家心里都有数,其实没有关系。我们对父母亲也一样,比如我,似乎我对母亲感情比较深一些。每一个人最主要的是要真诚,与别人交往,不管是什么样的关系,都要记得别人对自己也有某种期许和要求,彼此要沟通。要求太多,自觉做不到,请对方降低;要求太少可以提高。然后,第三点考虑是遵守社会规范,如此就可以维持人间的秩序了。
这两段是孔子最伤心的时候,甚至说“天丧予”。常言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孔子也是个平凡人,有丰富的情感,更有伟大的使命感,希望学生可以接他的棒来为社会做更多的事。
【第162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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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先进第十一》第十二章。本章的原文是: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子路请教如何服侍鬼神。孔子说:“没有办法服侍活人,怎么有办法服侍死人?”子路又问:“胆敢请教先生,死是怎么回事?”孔子说:“没有了解生的道理,怎么会了解死的道理。”
这段话的重要性在于其中谈到生死,也谈到人与鬼神相处的问题。但是好问题被一个不太适当的人提出来了。我们说子路不太适当,并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而是因为子路属于行动派,任何事情他知道了就要去实践,他实在不适合做比较抽象的思考,或者比较形而上的探讨。这与个性和能力有关。如果这个问题由颜渊提出,孔子的回答应该是不同的。由子贡来问,回答肯定也不一样。事实上在《礼记.祭义》里,宰我曾经请教过有关鬼神的问题,孔子的回答就长篇大论了,谈到鬼是怎么一回事,神是怎么一回事。外国人学我们中国的思想,对中国古代的鬼神观也很有兴趣,谈到古代的鬼神观就一定引用到《礼记》的那一章,由此可知孔子确实因材施教,这是我们首先要了解的。孔子是回答子路才这样说,有些人就通过这一章说孔子不了解何谓鬼神,或者再进一步认为孔子不了解何谓死亡。说孔子不懂得死亡,这话带有批评的意思,好像说孔子的功力不够,只能谈生命活着的道理。我觉得根据这一章去做那样的评论,是非常不公平的。如果一定要讲一个字怎么出现怎么使用,我曾经做过简单的统计,在《论语》里,生命的“生”出现十六次,死亡的“死”出现三十八次。“生”虽然出现次数比较少,但是哪一章不是在讨论生、生命、生活?同样不能忘记的是,死亡的“死”出现三十八次之外,还有很多与死亡类似的词,比如“杀身成仁”,杀身不就是死吗?可见孔子并没有忽略死亡这个命题。
所以我们在这一章就要了解,子路比较适合从事具体的工作,所以他请教如何服侍鬼神,很可能让孔子吃了一惊,他回答说你还不懂得如何与活人好好相处,怎么有办法与死人相处呢?鬼神都是过去的人。先尽到自己的责任,和别人好好来往,使大家都可以有秩序、很和谐,这些做到了,再说怎么去祭拜祖先吧。这是孔子的原则,很合理。
再看什么是死亡。孔子说:还不了解什么是生的道理,也就是还不了解活着是怎么一回事,何必探讨死亡呢?因为死亡并非经验,是不能够成为探讨题材的。所谓经验是经历过了之后才加以诉说。有谁能经过死亡再回来呢?西方的研究很强调“濒死经验”,接近死亡的经验。一个人几近乎死亡,灵魂离开了身体,真的有这样的资料记下来。有的人说,发生车祸之后躺在医院,然后,看到医生怎么样解剖自己的躯体进行急救,清楚的看到医生的长相。恢复过来之后,发现果然是那位医生。灵魂离开身体观察自己被急救的样子,的确有很多资料可以证明的。但是,这也不等于是生命结束了。很多人说,人在生命结束的时候,会经过一个白色的信道,这时候看到很多已经过世的祖先,来迎接自己。在西方电影里有不少这样的画面。这个我们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表示尊重就好了。事实上重要的不是这些,重要的是孔子说,要考虑当下如何活着。活着的时候,如果能够把人的责任统统尽到,对死亡有什么好担心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有名的句子。孔子若不懂死亡的话,怎么可能会公开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早上听懂了人生的理想,晚上要死也无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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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18日 00:25 周三 微子第十八
【第279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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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讲,我们要介绍的是《论语•微子第十八》第一章,它的原文是: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微子离开了纣王,箕子沦为他的奴隶,比干劝谏而被杀。孔子说:“商朝末年有这三位行仁的人。”
这一段所讲的是商朝末年的悲剧。我们都知道,商朝灭亡的时候正值纣王当政,后来被周武王推翻,取而代之。孔子提到这一段历史时,内心是非常痛苦的。
首先提到微子,微子是商纣同父同母的哥哥。古代的制度很特别,母亲生微子时是妃;后来升为后,才生下了纣王,因此哥哥没有机会,弟弟反而当了天子。弟弟本来是不错的,从小在智力、体力方面都超过一般人,后来才渐渐变坏。我们说,权力使人腐化,商纣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微子屡次劝谏,弟弟不听,还把他赶出了朝廷。
箕子是商纣的叔叔。商纣小时候,箕子觉得他还不错,后来发现商纣喜欢玉做的筷子。他便知道这么发展下去必有恶果,君上喜欢象牙做的酒杯,喜欢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就会有人投其所好,从各地找来各种所谓的宝贝献给他。一旦他任用这些献媚的人,国家便危在旦夕了。可见,箕子很有远见。他从一个孩子开始喜欢奢侈品,就预知了国家的危亡。箕子后来多次劝谏商纣被拒,他察觉到危险,就假装发疯,但还是被商纣关了起来。
比干也是商纣的叔叔。商纣不但不接受他的诸多劝谏,反而声称“要看看圣人的心是什么样子”,将比干剖心致死。上述三人都是商朝王室的重要人物,可是因为商纣这个昏君,都遭到迫害,不过他们各自择其善而固执之。
所以,仁有三个层次:人性向善;真诚带来力量,由内而发;自我要求。这里还涉及人之道的问题,就是打算怎样活在世上呢?要择善固执,其中最难的是如何择善。因为每个人的善都不太一样,要看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如何。做哥哥的该怎么对弟弟,做叔叔的该怎么对侄儿,有各自不同的要求。各自问心无愧,尽力去做。并非全部都要牺牲才能算是杀身成仁。后面,我们讲到箕子的故事,大家就会明白他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孔子认为这三个人都是行仁之人。在整部《论语》中,有六个人得到孔子的肯定,说他们是在行仁。这里提到了三位;另外两位伯夷和叔齐,也是商末周初时人,他们劝周武王不要革命,周武王不听。革命成功之后,这两兄弟就不再吃周朝的粮食,最后饿死在首阳山。最后一个是管仲。管仲与他们完全不同,富贵荣华享受不尽,但是为什么孔子认为管仲也是行仁呢?就因为他用外交手段避免了战争,不但保全了齐国百姓,也关照了天下百姓。所以,这样一种判断符合孔子对人性的理解。所谓善,是我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所以我们在念《论语》时,不要以为行仁,一定很苦、很惨、非死不可。管仲也算行仁。他靠的是智慧,他的功绩造福了百姓。所以,儒家思想并不是泛道德主义,并不认为除了道德外,其余都不用管。道德如何能脱离人世?又如何能离开事业与功劳?有人也许会说,像管仲这样,既享荣华富贵,又流芳百世,岂不是占尽了便宜?管仲造福了天下苍生,这功劳是不可替代的,我们评价一个人要看大局,不能抓住小毛病不放,天下谁没有缺点呢?可见,儒家的判断是非常全面的。
微子是商纣的哥哥。商朝被推翻之后,周朝就把微子的后代封在宋国,而孔子的祖先又是宋国的王室,换句话说,如果追根溯源,微子可能是孔子的远祖。后来,孔子的祖先来到鲁国,所以后人说孔子是鲁国人。周武王革命成功后,曾向箕子请教如何治国。他说,商朝统治了六百年,知道如何治国、平天下;而我们周朝从西部边疆来,文化水准有待提高,所以我们诚心请教。箕子当然通晓治国之道,但是商朝被推翻了,他不忍心谈论商朝政治,于是就以夏朝为例讲解。这段很有名的话,记录在《尚书•洪范篇》中。箕子告诉周武王,当初大禹治水成功,上天为了肯定他的功劳,就给了他洪范九畴。洪范九畴就是大的规模,让他知道怎么样治理国家。洪范九畴留传了下来,周朝就以之为蓝本来治理,开创了周朝新的规模。所以,中国历史文献对箕子非常推崇。因为他身为商朝贵族,没有因为自己的国家被周朝推翻了,便拒绝回应周武王的请益。他是实实在在的为苍生、为天下百姓着想。箕子晚年逃到了朝鲜半岛,直到现在,朝鲜还有箕子庙、箕子墓,很多韩国人都以此为荣,他们还进一步说,孔子也是韩国人,因为他要传播箕子的理想,就从朝鲜半岛坐船到了山东半岛。这当然是他们一厢情愿的说法,不过,我们也很能理解这种心情。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出现的圣人只有寥寥几位,哪个民族不想跟他们拉上关系呢?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儒家思想,好好珍惜孔子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其实,孔子也曾经两次想移民,幸好没有移走,否则就是我们莫大的损失。
孔子有智慧、有能力,最重要的,他还有德行。他用自己的人生实践告诉大家,应该怎么样度过一生。很多人没有受教育,或者没有得到好的教育,尽管他的一生也是几十年,但是他所过的是平凡的生活,和动物差别不大。这样讲,没有批评别人的意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过日子很容易,只要物质一天丰富过一天,我为什么要修德呢?劝人修德行善要有理由,必须说明,人性真诚,就会行善,因为力量由内而发,所以人们行善时感到心安,为恶时心不安。但是,这需要有人教我们。此后,我们还会进一步发问,何谓善?怎么去判断?于是,就需要先知先觉之士启发我们,让我们认识到,人生怎样才有意义、有价值;否则只是从生到死,哪一种生物不是这样?人又有什么特别的呢?
我们分析孔子的观点,看他怎么去评价历史人物,要从中学习,得到启发。
【第280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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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微子第十八》第二章的内容是:
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柳下惠担任典狱官时多次被免职。有人对他说:“您这样还不愿意离开鲁国吗?”他说:“坚持原则为人工作,到哪里去不会被多次免职呢?如果放弃原则为人工作,又为什么一定要离开自己的国家呢?”
这段话很有特点。其中提供的一些材料,促使我们做进一步的逻辑思考。
柳下惠是鲁国的大夫。典狱官就是司法官,负责审判案件。审判者的基本要求是公平、公正,但一定会有很多干扰因素,如果有大官犯了错,该怎么判?会不会有人关说?老百姓受委屈时,敢替他伸张吗?这类问题不胜枚举。不过,柳下惠很有原则,所以在孟子的心目中他算圣人。孔子定义圣人,都是圣人加帝王连称“圣王”,换句话说,必须有能力当帝王,恩泽百姓,德行才能显现出来。而孟子认为圣王的标准太高了,自古以来有几个帝王同时也是圣人的呢?所以,孟子就稍作调整,把圣人分为四种,让大家都看到希望。第一种最清高的代表就是伯夷。他们对任何一点点问题都不妥协。满朝文武中只要有一个坏人,他就辞职,实在是太清高了。第二种代表是柳下惠,处事非常随和,不在乎对方是好人还是坏人,你是你,我是我。你就算是赤身裸体在我旁边,又怎么能玷污我呢?我是清者自清,像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柳下惠之所以如此随和,是不忍心看到老百姓没有人照顾。如果每个人都像伯夷、叔齐那么清高,坏人就会霸占朝廷,鱼肉百姓。这时候,就需要柳下惠这样的人,不管别人怎么样,我做我该做的事。结果就是“三黜”。“黜”就是罢黜、免职;“三”代表多次,并不是正好三次。正好三次,也倒可以忍了,至少没有第四次。但是,这里的“三”代表多次。被免职后又再次被任命。为什么?大概是免职之后换别人来做,评价更差,只好让他回来做,做着做着又得罪人,再下台,如此多次被免职。于是有人劝他说,你在鲁国这样受委屈,为什么不离开鲁国,既然不受信任,就不用在这儿浪费时间了。柳下惠说,我如果坚持原则做事,到哪里都会被多次免职!这话说得很痛心,反映出在春秋末期,各国的政治混乱的状况都差不多。他接着说,如果我放弃做事的原则,又何必出国呢?我在鲁国就可以安安稳稳做官,根本不会被免职。这种思维逻辑与古希腊时代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很像。苏格拉底在七十岁的时候被人诬告,说他腐化雅典青年,说他不信城邦的神。这在当时是两大重罪。他接受审判并为自己辩护,不过,他的辩护词完全是在教训别人。那时,雅典的审判由一个五百人的陪审团负责。苏格拉底的陪审团成员,大部分都是他的晚辈,因为他已经七十岁了。于是,苏格拉底教训了这些人一顿。陪审团投票判他有罪,并处以死刑。苏格拉底拒绝了学生们安排的越狱计划。他说,如果越狱,我到其他城邦去,别人一样视我为罪人。既然在外面,别人也不接受我,我又何必越狱呢?不管我是否冤屈,城邦都是按照程序正义审判我的,我就要接受。这叫做程序正义,但并不等于实质正义。所以,当时苏格拉底的一句名言流传至今:今天你们审判我,将来历史会审判你们。苏格拉底为什么不愿意越狱?因为他认为,我现在被判有罪,无论逃亡到任何地方,大家都觉得我有罪,是逃犯。如果无罪,何必逃亡?这是一种逻辑。如此说来,我何必自找羞辱呢?这么大年纪还要流离失所,何必呢!人生自古谁无死啊。
孟子说第三种圣人的代表是伊尹。伊尹是商汤的宰相。很有责任感,他认为自己是先知先觉之士,有义务让后知后觉的一般百姓了解何谓人生的正路。人活在世界上为什么要接受教育?如果不受教育,我们就不知道人生的路该如何选择。如果按照自己本能的欲望为所欲为,眼里就只有吃喝玩乐这些享乐,生命就无法得到提升。如果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羡慕别人的财富、地位,不择手段去追求,人的价值又何在呢?最终就是人类世界毫无人道精神和人文思想。人之所以为人,最可贵的是有丰富的潜能,可以通过学习、锻鍊、成长,让自己的生命焕发光彩。所以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一个人自身纯朴不难,但是很难抵挡社会风气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接受过教育,虽然面临诱惑、心中有困惑,但会坚信自己是对的。在这个时代,也许找不到知音,但是在古代、或在将来可以寻觅到有志一同的人。不但儒家有这样的观点,道家的庄子也一样。庄子很喜欢在文章的末尾说,自己这套道理即使当今无人理解也无所谓,万世之后,总会有人明白,就好比早上讲,晚上才有人明了一般。何必计较时间呢?看看整个人类历史,有多少伟大人物都是在后世找到了知音。就像司马迁写《史记》,他自己也说,藏诸名山,传诸其人──即便当时没有人理解,后代有一个人明白也就够了。
人活在世界上,要设法突破时间的限制。不要因为得不到认同而随波逐流。人的价值是超越时空的,有自己特别的尊严。
【第281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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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微子第十八》第五章的内容是这样的: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避之,不得与之言。
楚国有一位狂放不羁的人名叫接舆,他经过孔子的马车旁,唱的是:“凤凰啊、凤凰啊,你的风格怎么变得如此落魄,过去的已经无法挽回,未来的还来得及把握。算了吧,算了吧,现在从事政治的人都很危险。”孔子下车想要同他说话,他却赶快离开了,使孔子没有办法同他说话。
这段文字相当生动,后代就变成了李白的一首诗:“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狂人”在古代是常用词,不是指发疯的人,而是代表非常狂妄,即狂放不羁的人。这种人对于世间的各种教训、各种规定、各种礼乐制度都不放在心上。他看重的是人的原始面貌。人在天地之间,任何地方都可以遨游,何必受限制?一旦做官穿上礼服,那就动弹不得了。何必呢?
楚狂,是楚国的狂人。“接舆”二字本意是紧跟在车后面,但是跟在车后的这个人没有名片,就姑且把他称为接舆。在古代,有些地方喜欢用一个人的特点来做他的名字。《论语》里面提到的一些人,根本就不知道名字,于是根据其特点命名。比如说,孔子有一次在卫国击磬,外面有一个人。谁呢?荷蒉者,挑着竹筐的人。后来,提到“荷蒉者”,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人,因为他的行为特质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中国人给小孩起名字,总是包含着父母的希望,算笔划、合八字、找谐音,十分费周章,其实名字取得好未必有用,关键要看本人是否奋发上进。显然,楚狂接舆知道孔子是谁,所以才吟唱“凤兮凤兮”。古人把凤凰看做百鸟之王。他把孔子比喻为凤凰,可见他虽然不是孔子的学生,但平常还是很留意孔门讯息,所以知道孔子了不起,知道这个人的才华、学识、品德都是第一流的,只可惜生不逢时,又在当时的鲁国,再有本事也发挥不了,处处被掣肘不让发展。所以,接舆就说“何德之衰”,你的风格怎么那么落魄呢?“德”并非“道德”;而是指“作风”。我们都记得,孔子说过“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小人也讲德,这个德当然不是品德,而是说,君子的作风像风一样;小人的作风像草一样,风往哪里吹草就往哪里倒,上行下效。那么,孔子是凤凰,风格怎么会落魄呢?凤凰飞天,所有人都会仰望,可是孔子今天周游列国,都被人说成丧家狗了,还不知警觉吗?所以进一步提醒他,“往者不可谏”。“谏”就是劝阻,就是别人要做坏事了,我来劝阻他。比如,忠臣就要劝皇上不要做坏事,对待父母也一样。孔子说过,侍奉父母,要委婉地劝阻他们的不当行为。显而易见,儒家对父母不是无原则地百依百顺。那其实不叫孝顺。《孝经》里面就明确说,做父母的如果没有儿子肯去劝阻他不要做不该做的事,那就不算有孝顺的儿子。同样,对于国君来说,如果没有大臣敢劝阻他不要做不该做的事,那朝庭上就没有忠臣。所以,忠臣孝子不是百依百顺,一定要依理行事,这才是儒家的理念。楚狂接舆说,过去的已经无法挽回,但未来还来得及把握,他希望孔子及时停下脚步,悬崖勒马,不要在人间周游了。像楚狂接舆这样的隐士都很有智慧,他们在思想上偏向道家,对世事看得很透彻,知道天下不可为,就明哲保身,隐居起来过几年舒服日子。想要从政、造福百姓的心愿固然很好,但是在乱世中个人力量微薄,能做些什么呢?所以,楚狂接舆希望孔子最好能够加入他们的队伍,一起来隐居,隐士团体就会更有号召力。孔子听到这个人的歌声,知道他很了解自己,又对自己提出某些劝告。孔子立刻下车,想与他谈一谈。可是楚狂接舆很快跑掉了,才不想与孔子谈话呢!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也是孔子自己的观点。
我们今天称孔子是至圣先师,但千万不要以为孔子当老师,就能把学生都感化。没那么容易!只有学生自己有心向上,老师才能够发挥作用。孔子强调启发教学,但是启发是有条件的,同学们想懂而懂不了的时候,老师再来开导;同学们想说而说不清楚,脸都涨红了,老师再来启发你,教你怎么说。如果学生自己不求上进,谁也帮不上忙。所以,孔子的教育原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后代把孔子神化了,说他是“万世师表”,这其实只是后人的心愿。
这段故事,对孔子来说,仅仅是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孔子非常清楚“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原则。那就不妨各行其是吧,各人有自己的选择,心安就好。
【第282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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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微子第十八》第六章的内容比较长,像是一篇短篇小说: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避人之士也,岂若从避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长沮与桀溺一起耕田的时候,孔子路过,吩咐子路去向他们询问渡口的位置。长沮反问子路:“那位手拉缰绳的人是谁?”子路说:“是孔丘。”长沮说:“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是的。”长沮说:“他早就知道渡口在哪里了。”子路又去问桀溺。桀溺反问他:“你是谁啊?”子路说:“我是仲由。”桀溺说:“是鲁国孔丘的门徒吗?”子路说:“是的。”桀溺说:“大水氾漤的情况到处都一样,你要同谁去改变呢?你与其追随逃避坏人的人,何不跟着我们这些逃避社会的人呢?”他说完话,继续不停地耕田。子路回来向孔子报告了这一切。孔子听后,神情怅然地说:“我们不能与飞禽走兽为伍,如果不同人群相处又要同谁相处呢?天下政治若是上轨道,我就不会带你们去从事改革了。”
这个故事生动地揭示了儒家与隐士的不同。长沮、桀溺是两位隐士。孔子带着学生们周游列国,不认识路时,当然要问当地人了。既然两个老人在那儿耕田,他们一定知道最近的渡口在哪里。子路问第一个人。对方不但不回答,反而问拉缰绳的人是谁?孔子身高一百九十二公分,高大魁梧,他站在车上拉缰绳,一定很威武。所以长沮大概也猜到了。子路说,是孔丘。向别人介绍老师,不能说是孔夫子、孔老师,对方未必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所以只好直呼其名,答说是孔丘。长沮追问,是鲁国的孔丘吗?齐国、吴国、越国也许也有人叫孔丘呢。鲁国的孔丘当然只有一个了。子路点头。长沮说,他早就知道渡口在哪里了!此话怎讲?这是反讽,长沮的意思是:孔子怎么会不知道人生的路该怎么走?他四十而不惑。如果他都不知道,还有谁知道?你问我渡口怎么走,我说孔子早就知道渡口在哪里,答非所问,故意给钉子碰。其实,孔子根本不知道此地的渡口何在,但是孔子知道人生的河该如何渡。可见,当时孔子的名声确实非常好,非常大,连隐居的人都知道。于是,子路只好请教另外一位老先生了。这位不但不告诉他渡口在哪里,反而追问你是谁?子路答说,我是仲由。那你就是鲁国孔丘的学生了?得到肯定答复后,桀溺劝子路改投隐居一途,不要跟着孔子了。天下这么乱,到处都一样,谁能改善?谁能拯救?与其跟随孔子这种逃避坏人的人,你还不如跟随我们这些逃避坏的世界的人,我们更彻底。你要逃避坏人,鲁国有坏人、齐国也有坏人,其他如卫国、晋国,哪一国没有坏人呢?所以,你想避开坏人,到处跑,是躲不开的。我们隐居是逃避什么?逃避坏的世界、逃避乱世。他居然想劝服子路投到他们这边来。隐士们大概也知道子路很勇敢,一旦同为隐者,可以保护他们。
子路听了之后当然没话说,没有问到渡口在哪里,反而被两个老人教训了一顿。回来之后,向老师报告刚刚发生的事情。整部《论语》里面,只有这里形容孔子“怃然”,就是怅然若失。他的心情显然受到干扰。因为人生本来就是选择。隐士很聪明,选择隐居,独善其身。耕田过日子,无论天下多么混乱都能事不关己,没有荣华富贵,但也没有杀身之祸。以孔子的本事要想平安过日子太容易了。学生们聚在一起,建个村子,孔子当村长就行了,何苦要周游列国,到处被赶来赶去,有两次还差点被杀?人与人就怕不同的观念或者行为来做对照。没有参照时,会觉得自己这样做是对的,很有信心。一旦比较,才发现别人那样过也蛮好,更没什么烦恼。这乱世又不是我造成的,谁规定我就应该去拯救?而且,我想改善,就能做到吗?所以孔子怅然若失。
但是,后面的话太重要了。孔子说,要我与飞禽走兽为伍是不可能的。我如果不与人类相处,又能同谁相处呢?这是儒家人文主义的基点。隐居与鸟兽为伴当然没有问题。鸟兽和人的利害关系不大,就算人要打猎,也不过每天打一两只吃饱就行。所以,双方的互相伤害有限。但是,与人相处,危险就大多了。可是,我不能离开人群。儒家所谓的善,是指本身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离开人群,就不可能行善。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孔子为什么绝不隐居?因为隐居之后,和别人不来往,人性向善的愿望就落空了。看到天下那么乱,百姓流离失所,又帮不上忙,不是很难过吗?如果知其不可而为之,虽然一百分里只能做一分,但是这种努力精神会感动很多学生,会感召一批人,甚至后世百代。若认为天下这么乱,再努力也无济于事,还不如自己过个安定日子,这绝不是儒家的态度,也许较偏向道家。其实道家也不是消极避世,它另外有一套观点,与儒家的思想体系完全不同。
谈到儒家与隐士的对比,要明白隐士不等于道家。表面上看,与孔子一比,道家好像只贪图自己的安逸,实在没什么好学的。学道家,谁不会?手一摊,什么都不管,不就是道家吗?没那么简单。道家的理论其实非常难,道德经首句“道可道,非常道”,在古往今来的学者中,便没有几人能真正懂得。儒家理论比较合乎一般人的需要。我做自己该做的事,做到了心安,做不到心不安,内心给我最好的指示。换句话说,不能只关心自己,天下哪怕有一个人的生活不安定,就觉得于心不忍,这才是儒家。
这个故事用隐士作为儒家的参照,更能凸显出孔子思想的特质。
【第283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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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微子第十八》的第七章也是一篇短篇小说的素材。原文是这样的: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莜。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耘。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子路跟随着孔子,却远远落在后面。他遇到一位老人,用木棍挑着除草的工具。子路问他:“您看到我的老师了吗?”老人说:“你这个人四体不劳动,五谷也分不清,我怎么知道你的老师是谁?”老人说完,就放下木棍去除草,子路拱手站在一旁。稍后,老人留子路在家里过夜,并杀鸡做饭给子路吃,还叫两个儿子出来和子路相见。第二天,子路赶上了孔子,报告这一切经过。孔子说:“这是一位隐士。”并吩咐子路回去看看他。子路回到那儿,老人却出门了。子路说:“不从政是不应该的,长幼之间的礼节不能废弃,君臣之间的道义又怎么能废弃呢?原本想要洁身自爱,结果却败坏了更大的伦常关系。君子从政是做道义上该做的事,至于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则是我们早已知道的啊。”
这段故事更清楚地凸显了儒家思想的特色。孔子带学生周游列国时,经过的一些地方可能是荒野。我们以前提过,孔子曾经问学生,《诗经》里有一句话“非兕非虎,率彼旷野”,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为什么在旷野中跑来跑去呢?这其实是孔子在自我解嘲,我们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却在旷野里跑来跑去,怎么回事呢?子路很能干,也很勇敢,能完成一般人做不到的事。这在《论语》里面没有记载,但别的文献中留下了这类轶事。有一次,孔子和学生们十分饥饿,子路不知道从哪儿找到一只烧猪,众人大吃一顿。有人就说,孔子为什么不先问问烧猪怎么来的?偷的、抢的、骗的,都有可能啊。孔子不问,先吃再说,吃完再问。先活命再说其他。如果换了另一个脑袋不清楚的人,看到烧猪,会追问怎么来的,如果来路不明,坚决不吃,那只能饿死了。所以我们要明白儒家的变通之道,不要在危急时刻拘泥于小节。
这一次,孔子带着同学们大概走得比较快。子路可能又负责做什么事情,落在了后面,找不到老师了。这时候,就看见一位老人,用木棍挑着除草的工具,显然要下田干活。子路想,老人在路边,大概能看到行人,就问,您看到我的老师了吗?老人觉得这个年轻人莫名其妙,就教训他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现在的读书人经常被别人说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四体不勤就是不劳动,不从事生产劳动,而不是不运动。五谷,指稻麦黍稷菽等谷类。老人说了,不劳动、五谷不分,谁是你老师啊?子路这个人有一个优点,被人教训的时候,尤其是面对一位老人,他就很乖,拱着手,恭恭敬敬地站在那里。老人一看,这人挺懂礼貌,又找不到老师,无家可归的样子,就让子路到他家留宿,还杀鸡做饭给他吃,并让两个儿子出来与子路相见。老人也许认为子路年纪较长,让两个儿子出来拜见。这说明他认同长幼有序的伦理原则。第二天,子路终于追上了孔子,向老师报告昨天发生的事:昨天在哪里过夜、还吃了一只鸡,等等。孔子听后对子路说,这个人是隐士,你回去向他转达几句话。子路就回去向老人道谢,结果,老人出门去了。子路便迳自开始说话。子路的话是谁的意思?当然是孔子授意的。如果是子路自己的话,他昨天在老人家里过夜为什么不说?道理很简单,无需争论。而且,老人既然不在家,子路对空气发表宣言吗?当然是对两个孩子说的,父亲不在,我只好留话了──不是我要说,是我老师孔子让我转达的。“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你不做官,出世隐居是不对的。我到你们家吃饭,你让两个儿子与我相见,长幼之序都不能废,君臣之义又怎能废除?没有国,哪有家呢?没有国家,谁保护你呢?你以为能隐居是你天生赢得的吗?不是,还是有国家在保护你。所以,你如果有能力、有才华却不做官是不对的。既然长幼有序的礼数不能废除,那么,君臣之义是更大的伦常关系,你怎么可以抛弃呢?“欲洁其身,而乱大伦。”你本想洁身自爱,却反而毁坏了、弄乱了更大的伦常关系;你只注意到细节,却没有看到更重要的部分。所以,“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最后八个字,除了孔子之外,谁都说不出来。大道无法实现,我早就知道了。这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明知道不行,但是还要尽力做。
不同学派、不同想法的人碰在一起,就会擦出思想的火花,让我们更清楚地知道他们各自的主张。两相对照,隐者显然输了。如果是真正的隐者,不论是子路或是别人来家里,何必叫儿子与他相见呢?既然隐居,就不必在意人与人之间的正常的、适当的关系。隐居起来不管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却让孩子依“长幼有序”的原则拜见一个陌生的客人,那怎么能自圆其说呢?可见,儒家思想可以流传下来,而隐士的思想却传不下去,自有它的道理。
【第284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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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微子第十八》第八章中列举了七个古人,都是逸民。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不得志的人才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孔子说:“志节不受委屈,人格不受侮辱的是伯夷与叔齐吧。”又说:“柳下惠、少连尽管志节受委屈、人格受侮辱,可是言语合乎规矩、行为经过考虑。”他还说:“虞仲与夷逸隐居起来放言高论,人格廉洁,被废也合乎权宜。我是与这些人都不同的,我没有一定要怎么做,也没有一定不要怎么做。”
这段话涉及很多上古轶事,我们没必要都了解得清清楚楚。谈这一章是为了最后五个字:“无可无不可。”这一章,孔子比较集中地评论了前人。他认为古代有很多了不起的人,尽管不得志,但是仍然表现得很杰出。他列举了七个人,分为三组,各有特色。伯夷、叔齐我们都很熟悉了。他们志节不受委屈,人格不受侮辱,很清高。柳下惠志节受委屈,人格受侮辱,可是言语照样合乎规矩,行为照样经过考虑,他很随和。那另外一组呢?他们干脆隐居起来,放言高论,人格廉洁,所以,不让他们做官也合情合理。而孔子居然说,我和他们都不同。
孟子谈到的四种圣人其中包括伯夷和柳下惠,第三种是伊尹,第四种就是孔子,而孔子最伟大。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也”,时间的时、时机的时。简单来说,孟子认为,孔子做事能与时机契合,该清就清,该和就和,该任就任。前三种圣人,能够清高的不能随和,能够随和的不能清高,能够负责任的不考虑清高与随和,都有局限性。其实,人活在世界上本来就只能选择一条路走,不可能什么都要。如果想什么都要,那就要有非常高的智慧作出判断,每一次选择都必须是恰当的,这太困难了。所以,孟子说圣人有四种,对我们而言,反而是很好的参考。如果你喜欢清高,那就学伯夷;喜欢随和,就学柳下惠;喜欢负责任,就学伊尹。就怕你弄不清楚自己喜欢什么。人天生有一种性格特质,努力修练德行就能有所成就。
但孔子的境界一般人极难达成,他是该如何便如何,视情况而定。孟子用这样一个故事来描写孔子:孔子早期到齐国去,发现齐国国君不能用他。他离开齐国时是“接淅而行”,就是把正在淘洗,准备蒸煮的米捞起来就走。米都已经洗了,吃饱了再走不也多一些力气吗?不行,马上离开。因为齐国既不是我的祖国,又不能用我,所以米捞起来就走,离开齐国之后再吃饭。我们现在看来,可能会觉得不太理解。而孔子离开鲁国的时候就不同了,“迟迟其行”,慢慢走,慢慢走。这是自己的祖国,总希望当政者能够及时觉悟,把孔子追回来。结果,希望落空。他们看到孔子要走,反而说,赶紧走吧,免得看到你我们有压力。这是多让人难过的事!孟子后来真的学了孔子,他曾在当时的强国齐国担任国家顾问,做得不错,后来离开时,在齐国边境的一个小城多住了三天。有人就跑来说,你要走就走,何以又多住三天?他说,当初我怀抱理想来到齐国,希望齐国国君可以给我机会,推行仁政,造福百姓。可是,现在我发现和国君谈不来,无论如何都无法影响他。有句名言是“一曝十寒”,晒一天太阳,然后在冰箱里冻十天,再好的种子也不能发芽啊。孟子把自己比喻为温暖的太阳,我一去就将齐国国君照耀得很温暖,让他愿意行善。但是,我一走,就有十个齐国大臣来当冰箱了,劝他说,何必去奋斗努力呢,享乐多好啊!既然无法实现理想,那我就离开齐国。为什么还要等三天呢?孟子说,我才不像那些小人呢,有人用,就高兴;不受重用,就怨恨,连夜赶路立刻冲出国境。孟子也有自己的解释。所以,有些时候,判断自己该做什么是很不容易的。
什么时候慢慢走,什么时候要赶紧离开,都必须有一个说法。孟子是个很聪明的人,他的说法就很多。他离开齐国的时候,齐宣王也知道对不起他,不希望孟子在外面乱批评,就送他上等的金一百镒。“镒”是古代的重量单位。上等的金,也不是金子,古时候把黄铜叫做“金”。战国时,老师都带着很多学生周游天下,所受馈赠往往是给学生用的。所以,送钱给一个人,不能说送钱给您,而要说送钱给你的学生用。这样,别人才会接受。孟子当下拒绝这一百镒,学生便抗议说,老师你以前离开宋国时,别人送你七十金你接受了;离开薛国时,别人送你五十金你也接受了;今天离开齐国,别人送一百金你怎么不接受呢?如果以前接受是对的,那现在不接受就是错的;如果现在不接受是对的,那么,以前接受就是错的。孟子说,我都对,都没错。我离开宋国时,要去很远的地方,客人临走前接受主人赠送的盘缠,并不为过。我离开薛国的时候,外面正在打仗,他送我盘缠说,你可以雇几个保镖,保护你的安全,合情合理啊。我现在离开齐国,又不去很远的地方,只是回到鲁国;外面也没打仗,我何必接受馈赠?难道君子可以被钱收买吗?我们从孟子的行为可以知道孔子“无可无不可”的意思。学习儒家精神,不能只看字面,说要和孔子一样“无可无不可”。如果每次都是投机取巧,那就不是学孔子了。
学儒家,要知道行善是原则,如何行善是方法,方法一定要变通。只有这样,才能使原则得以实现。
【第285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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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微子第十八》第十章的原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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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18日 00:25 周三卫灵公第十五
【第229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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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二章的原文是: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漤矣。”
孔子在陈国没有粮食充饥,跟随他的人病倒了,没有办法起床。子路带着怒气来见孔子说:“君子也有走投无路的时候吗?”孔子说:“君子走投无路时仍然坚持原则,换了是小人,就胡作非为了。”
这是对历史情况的真实描写。孔子带着学生周游列国,在陈、蔡两国之间曾经被围困过一段时间,非常狼狈。《庄子》里也多次提到这件事。当然,庄子对儒家走投无路的情况特别有兴趣,他说,儒家这么喜欢服务社会、贡献人群,结果别人不买帐,自己反而陷入困境。不过,庄子基本上还是很能理解孔子,其中有一篇写孔子被围困的时候,他的学生子路、子贡在外面采野菜,准备带回来充饥。他们一面采野菜,一面抱怨老师到底怎么回事呢?批评他的人没罪,要杀他的人没事,他居然还弹琴唱歌,实在是有一点不知道羞耻。颜渊听到了,心里很难受,就向老师报告说这两位同学认为老师莫名其妙。孔子说,把他们找来。然后,孔子告诉他们:“君子穷亦乐,通亦乐,所乐不在穷通,而在于道。”就是说,君子在穷困的时候快乐,在得意的时候也快乐,他的快乐不在于穷困,也不在于得意,而在于道,子路与子贡听了才觉悟。所以,我们常常强调,一定要安贫而乐道。有了道让我们内心快乐,才能不在意贫穷。子路与子贡听了之后,知道自己误会老师了,子路立刻拿起干戈,跳起武士之舞;子贡说,我们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啊。
这是庄子的手笔,在更可靠的资料《史记.孔子世家》中,有一段话也让人感动。孔子带着学生在路上,忽然想到《诗经》里有一句话“匪兕匪虎,率彼旷野”,意思是,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为什么在旷野中跑来跑去呢?他把这句诗用在自己身上,就分别问三个学生,这诗是什么意思。第一个先问子路。子路当然知道老师讲的是他自己,孔子带着一群学生,他们既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在旷野中跑来跑去。子路说,真正的仁者,应该得到别人的肯定;真正的智者,应该有机会出来做官。孔子说,那我现在问你,伯夷、叔齐呢?微子呢?不是仁者、不是智者吗?得到重用了吗?都死得很惨啊。显然,子路不太理解孔子。他觉得,是不是老师需要自己反省一下。因为子路曾经很直接地问老师,哪里有君子像你这样走投无路的?孔子接着问第二个学生子贡。子贡说,老师你的道太高了,你降低标准,降格以求,把自己的理想讲得浅显一点,别人就能了解了。孔子答说,你叫我降低标准来迎合别人,君子可以这样做吗?他也不太满意。第三个就是颜渊了。颜渊说,老师,你的道是对的,别人不了解是别人的损失,你还是坚持你应该有的道,何必担心呢?孔子听了特别高兴,居然说“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就是说,颜家的这个年轻人啊,假如你发财,我给你当管家。这就是孔子。司马迁的手笔很生动,说明这三个学生常常争论,他们的性格、理解力和层次有差别。学生没吃东西,饿得起不来了,其中一定有颜渊,他身体一向不好。这时候,子路受不了了。很少有学生敢给老师脸色看,这时子路“愠”,生气的脸色就摆出来了,对老师说,君子也有这么穷困的吗?孔子说,君子遇到穷困的时候,坚持原则。君子固穷的“固”,意思是坚持,不是坚持要贫穷,而是贫穷的时候仍要坚持原则。这就是择善固执、绝不妥协。小人在穷困的时候往往胡作非为,先吃饱再说,不去考虑什么原则了。这一段很能表现儒家思想的特色。
司马迁又记载,孔子与弟子们在郑国附近走散了,学生找不到老师,老师也找不到学生。子贡见人就打听。有人告诉他,有一个人站在东门那里,长相特殊,但是像只丧家狗。子贡听到描述,觉得很像我们的老夫子,就跑过去找,果然是孔子,于是向孔子报告,刚才我向别人打听时,那人描述你的头脸手脚,但是最后总结说像个丧家狗。孔子说,说我像尧、像舜、像禹都无所谓,长相并不重要,说我像丧家狗,确实很像啊。这是幽默的话。哪里有人连这种幽默的话都听不懂,真的把孔子当成丧家狗?孔子是丧家狗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归人,每个人都是过客。不论买了多少房子,还是过客,终究要离开的。哪个人不是丧家狗?谁在这个世界上有家?能待多久?相反的,尽管孔子风尘仆仆周游列国,但他的心很安,他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这样一个人,说他是丧家狗,其实不合适。如果只从一个角度与时代,看一个人不得志,颠沛流离,惶惶不可终日,就说这个人没有出息,没有发展的话,怕是无法看清历史。苏格拉底活了七十岁,被人诬告,被判死刑,喝毒酒死了。耶稣只活了三十三岁就被别人冤枉,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但是,有谁能否认他们的成就?释迦牟尼本来是王子,也没什么了不起,天下哪一国没有王子呢?但是,他出家了,当乞丐,托钵为生,创建了佛教。你能说他是乞丐吗?有谁比他更富足?人类历史上伟大的精神文明的创造者,用普通人的眼光来看,哪一个不是很可怜?他们真的可怜吗?大家还是先可怜自己吧。
君子是儒家的人格典型。孔子说“君子固穷”时,当然认为自己就是君子,他也希望学生们可以做到这一点。中国人之所以受人尊重,不就是儒家的君子理想所建构的吗?尤其在患难之中,一个人的生命特质与思想高度才能真切地显示出来。
【第230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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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三章的原文是: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孔子说:“赐,你以为我是广泛学习并且记住各种知识的人吗?”子贡回答说:“是啊,难道不是这样吗?”孔子说:“不是的,我用一个中心思想来贯穿所有的知识。”
“一以贯之”在〈里仁第四〉已经出现过了,“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子贡喜欢比较谁优谁劣,甚至把老师也比了进去。这篇就是证据。说一个人“多学而识之”不见得是正面的肯定,天天在图书馆看书,肯定学识很丰富;识之,“识”读音与用法同于“志”,意思是记下来,就是广泛学习之后,博闻强记。博闻强记是当老师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广泛地学习并记下来,怎么讲课呢?讲几句就查一下资料吗?有些人问我上课怎么不用电脑辅助呢?那多方便啊,一按就出来了。是很方便,但如果哪天上课上到一半,停电了、电脑坏了,怎么办?什么也讲不出来了吗?所以,有些细节必须要记下来。只要有心做,非成不可,再难的书也能背下来了。我讲课时经常提到一些西方的学者,其实我教西方哲学也教了很多年。很多西方哲学家的名字一出来,我就能说出他的生卒年,这没有什么技巧,多念几遍就会了。所以,多学而识之没什么稀奇。我以前上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女地理老师,更是厉害。她上课的时候从来不看书,拿起笔一画,要画中国哪一省就是哪一省,要画世界哪一国就是哪一国,你打开书一对照,真的一样。我们给她取了个绰号,叫江山美人,并问她,老师你怎么那么厉害,闭着眼睛一画一个地图就出来了?她说,你们以为我是靠什么吃饭的?这叫专业,是应该做到的。那么,孔子是这样的人吗?当然不只如此。如果孔子仅仅是“多学而识之”,那就只是一个老教书匠,后世怎么会如此推崇他呢?显然,子贡在背后这样说过老师,这话传到了老师耳中。古时候,师生关系比较亲密,学生常常跑来问,哪个同学这样说你,你赞不赞成他的说法?所以,孔子很直接,上课上到一半就问,子贡,你认为我是多学而识之的人吗?子贡一听就知道有人告密了,有点下不了台,可是他还强辩说,是啊,难道不是吗?孔子说,不是的。我们今天看文言文的对答,觉得很文雅,我们的白话文也翻译得很客气。其实,孔子的口气很冲。他对子贡说,你乱讲!我不是你说的多学而识之,我是一以贯之。我的各种见解,我掌握的知识有一个中心思想贯穿起来成为系统。我们之所以说孔子是哲学家,就因为这句话。哲学家一定要有连贯的系统,思想构成体系。哲学家,就要了解人的生命。一定要清楚人生总是难免一死,生死的关系如何?要为什么理由而死。此外,应该如何与别人相处,这是人我关系。还有天人之际──天是一切的来源,我的生命也要归之于天,那天与我关系又为何?哲学家要把所学的知识连贯、整合起来,并且实践,力求做到知行合一。
所以,一贯,首先是思想一贯,第二是知行一贯,第三是天人一贯,第四是生死一贯。对儒家而言,这四个一贯都统一于“仁”的概念下。
当老师说了我是一以贯之后,如果子贡问何谓也?孔子就会进一步讲清楚。子贡很聪明,肯定明白老师的意图,但他没问,大概刚才被老师斥责了,心里有压力,不好意思了。
孔子觉得很可惜,想利用另一次上课的机会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就找到曾参。曾参比孔子小四十六岁,又比较鲁钝,孔子觉得这个学生一定不明白,会追问“何谓也”。结果,孔子又失败了。他问曾参,吾道一以贯之,本来希望得到的回答是“何谓也”,他就可以解释了。没想到,曾参居然说“唯”,是的。孔子反应很激烈,立刻离开了教室。同学们就问曾参,“何谓也”。这不是悲剧吗?结果,曾参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已经讲了两个字“忠恕”,还说“而已矣”,这怎么是答案呢?我是“一以贯之”,忠恕两个字怎么去一以贯之呢?而且,忠恕讲的只是人我关系,属于知行一贯,没有包括其他三种关系。
这一章反映出孔门弟子的理解程度,而且孔子确实有自己的想法,学生并不了解。如果曾参所说的忠恕是标准答案的话,孔子为什么后来会说没有人了解他呢?这是最好的证据。
【第231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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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五章的原文是: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孔子说:“无所事事而治好天下的人,大概就是舜吧!他做了什么呢?只是以端庄恭敬的态度坐在王位上罢了。”
这里提到无为而治的概念。一般认为,无为而治是道家的专利。道家讲无为,但是,在无为后要加一句,无不为。也就是说,道家认为,宇宙有它的规律,社会的发展也是一样,所以,真正的领导者不需要刻意做什么事,否则,做了东边,西边出问题,左支右绌,不可能做得完美。不用主动做任何事,所有的一切自然就发生了。比如,我负责一个花园,刻意去选择某些花种,使花朵的颜色搭配起来很漂亮,但是,这不见得符合自然规则。相反,我把种子撒在花园里,该长什么就长什么,顺其自然,最后长出来的花反而非常漂亮。自然就是美啊!人为安排使花朵显示某种秩序,看久了会觉厌烦。它能显示这种秩序,就不能显示别的秩序,太死板了,不像自然风景,任何时候看,都有不同的味道。无为──我没有安排,无不为──该做的全部做完了。道家的无为而治,需要最高的智慧,只有将人才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使用,最高的统治者才能完全无为。老子举无为而治的时候,并没有特别举出某人的例子,因为一个国家本来就有自己的发展轨迹,何必一定要某人来治理呢?
儒家的无为而治强调德行,所以孔子以舜为例。天下人都知道,舜的德行很高。“正南面”是面向南方。在《易经》里面,南方代表光明。古人认为,国君面向南方,意味着向着光明治理百姓,让百姓进入光明的世界。“恭己”就是本身恭敬端庄。这两个字说明德行高。可见,儒家是德治,以道德来统治,最高领袖要有最高的道德,然后百姓就都上轨道了。就像〈为政第二〉说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两段话都印证了,孔子主张人性向善。如果人性不是向善,国君再怎么恭己正南面,也不见得能够治理好天下,无为而治就落空了。无为而治说明,无所作为、无所事事,国家却治得很好;恭己正南面,说明君主德行很好,不需要特别做什么事就可以把国家治好,唯一的可能就是因为君主德行很高,乐于行善,老百姓看到就自然跟随了。不用拉拢老百姓,百姓内在的力量会驱使他跟随。孔子多次说过类似的话,如果在上位的人讲究礼仪,讲究道义,讲究诚信,四方的老百姓都会抱着孩子来追随。四方是指包括别国的百姓都来了,因为他们都是人,也都是人性向善。
我们也记得,“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做到敬与恭,就能四海之内皆兄弟,与别人相处没有问题。还有“德不孤,必有邻”,“必”字很重要,德行是不会孤单的,一定有人来支持你。因为人性向善,认识你的、不认识你的,看你行善都会来支持你。学习孔子的思想,如果没有理解人性向善的观念,很多内容都会变成死板的教条或信念,那就不是哲学了。我们讨论向善,很多朋友最大的担心是如果没有本心、本善,怎么会向善呢?的确,这个问题值得好好讨论分析。重点在于指出:只要我们是真诚的就够了,若当不真诚,就不是以人的身份来活动,而是以一般生物的角色在活动,在计较利害关系。如果真诚,那才是真正的人,这时行善的力量由内而发。这就是我们说“向善”而不说“本善”的理由。善一定要落实在行为上,没有行为,怎么会有善?如果善只是心中所想的,那何必真的去孝顺,真的去讲信用,真的去友爱呢?既然善是行为,就不能讲本来有什么善的行为,因为本来只是向善而已。
儒家讲人性向善的前提是真诚,真诚就有力量,力量就是“向”。当人不真诚的时候,根本没有本善、本恶的问题,只是个生物而已,只看利害关系。真诚,就要考虑我与他人的关系是否适当,我孝顺了吗?我友爱了吗?我讲诚信了吗?我讲道义了吗?这样才能把握孔子思想的精髓。
【第232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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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六章的原文是: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
子张请教怎样可以行得通。孔子说:“说话真诚而守信,做事踏实而认真,即使到了南蛮、北狄这些外邦也可以行得通。说话不诚而无信,做事虚浮而草率,即使在自己的本乡本土,难道可以行得通吗?站的时候,好像看到这几个字排列在眼前,坐在车中,要好像看到这几个字展示在横木上,这样才能够行得通。”子张把这句话写在大衣带上。
本章最有趣的在于最后一句“子张书诸绅”。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书”字终于出现了,有人写字,而且是写在衣带上。那一定有像笔一样的物品,只是具体形状我们现在不是很清楚,据说发明毛笔的是秦始皇时代的大将军蒙恬。从子张的行为可以推测,其他学生也会把老师的话写在衣带上。大家各记各的,后来才汇集在一起,成为《论语》这本书。
这次,子张问,到外国去,到任何地方去,我应怎样待人接物、做事相处才能行得通?孔子就说了六个字──言忠信,行笃敬。说话真诚而守信。忠是自己负责,尽己之谓忠,我自己尽心尽力来自我反省;信是我履行诺言。行笃敬,做事认真而负责。能做到这些,就算到了蛮貊之邦,偏远落后的未开化民族地区,都可以行得通。
我们现在要在外国行得通,第一当然是学好英文了。那么,在古时候,是不是也要学习其他民族的语言呢?否则,连问路都不会。孔子不在乎这个,只要有善意就行。比如,两个人坐着船,在海上见面,就互相挥手致意。最早的时候,人们在海上用挥手来分辨敌人或朋友。挥手表示手里是空的,没有拿武器,也没有暗器,请对方放心。假如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与别人语言不通,还能和别人相处吗?当然可以,最好的语言就是微笑。所以,是否行得通,和语言关系不是很大,关键是履行自己的诺言。我在一九九七年只身到荷兰去教书,就以“言忠信,行笃敬”为信条。我这样讲,绝对不是对荷兰不尊敬,把它当做蛮貊之邦。我觉得,连蛮貊之邦都行得通,何况荷兰这个先进国家呢?人生往往需要从头开始的机会,否则,会被过去的习惯、形象压得喘不过气来,有时想改善,别人并不接受,甚至说我们看你长大的,你再改也改不了。所以,来到新的地方恰恰是个机会,重新开始,自我修练。到了新地方,与别人都是第一次见面,想给别人留下好印象,那就好好修行吧。
所以,我和别人说话的时候,特别注意听自己怎么说,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要真诚而守信。我还留意自己的行为。练习让自己分离开来,其实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看自己。一面和别人说话,一面检讨我这话说出来别人能理解吗?如果对方的表情看起来有点迷惑,我就马上举个例子,多加几句说明。否则就会造成沟通困难。做事亦同,通常我们很主观,会把从小养成的习惯搬到一个新地方去,心里想,我们家乡都是这样做,为什么在这边不行?其实,我们应该入乡随俗。否则,在国际化的社交中很容易产生矛盾。比如,很多人学英文都学过,荷兰那一套,Go Dutch,意思是各付各的帐。在荷兰,不用说这句话,几个朋友、同事说喝咖啡去,千万不要以为提议者会请客,依然是大家各付各的。荷兰人特别节俭,尤其在吃喝上一点也不浪费。有个笑话说,怎么判断海面上的船是不是荷兰人的呢?如果船后面没有海鸥在飞,那一定是荷兰的船。因为荷兰人很节俭,绝不会有剩下的食物给海鸥的。所以,海鸥一看到荷兰国旗,就知道没有食物,扭头就飞走了。
所以,在任何地方都要记得“言忠信,行笃敬”,否则,就是在自己家乡也行不通。
【第233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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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八章的原文是: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孔子说:“可以同他谈话却不去同他谈话,这样就错过了人才;不可以同他谈话却去同他谈话,这样就浪费了言词。明智的人既不错过人才,也不浪费言词。”
这段话的重点是说话。人与人交往,就靠说话互相理解,但问题是和谁说话?要怎么说话?又要说什么话?孔子在这里特别强调明智。如果可以和他谈话,却没有谈,就错过了人才。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朋友,事后觉得当时没有珍惜相处的机会。人在社会上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彼此来往都有一些矜持,总觉得,我的身份是什么,我怎么好意思老和别人说话呢?或者我怎么能主动和别人说话呢?年轻人反而不太在意这个。我们年轻的时候参加学术会议,见到有名的学者、长辈,一到休息的时间就蜂拥而上,前去请教。我还记得,很多年前,有一个德国学者到我们大学访问。八十几岁的老教授是某个学派的重要代表,我们曾经用过他的书作教科书。所以,我对他非常崇敬,赶快把我的英文著作送给他。外国人有时候很直接,他说,请你不要送我书了,我没有时间看。是啊,他八十几岁了,眼睛也不好,再怎么伟大的学说,他也没办法消化了。如果你看了他的书,发现了什么问题,向他请教,也要先弄清楚他的记忆力好不好。他写书的时候四十几岁,现在隔了四十几年了。你再问他,您在哪一本书上写的什么怎么样。我写过吗?什么时候?四十几年前!太难为他了。所以,对于前辈学者,真正要接触的是他的书、他的思想。像孟子所说的一样,如果没有办法亲自向一个学者请教,那就私淑诸人。我私底下去学习、去改善我自己。
孟子讲学习方法时说过,隔了好几代之后,我们研究、揣摩前辈留下的书或资料,也是一种学习方法。学生与老师不一定直接见面,更没必要对一个人过度崇拜。比如,我自己休闲的时候最喜欢听音乐,而且只听某几位西方歌手。有一次,我早年最喜欢的歌手到台湾开演唱会。我非常喜欢她的歌,任何时候听到她的歌声,我都会停下来几秒钟,心里想,多幸福啊,能听这么好的歌。于是有朋友邀请我去听演唱会,我婉拒了。因为那个时候,歌手已经七十一岁了,我怎么可能去听一位七十一岁的老太太唱情歌?她最精彩的曲目是她四十几岁的时候演唱的情歌,非常动人。但是,饶了她吧,那么大年纪还要全世界巡回演唱,恐怕现场只会让人觉得失望。对于我喜欢的歌手,他的唱片我一定买来听,但是他本人,还是让彼此活在各自的世界吧。所以喜欢一个人,就设法去选择他最擅长、最杰出的地方来欣赏、来学习,不一定要和他本人有所接触。孟子说,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学习与结交,那就“尚友古人”,往上与古人做朋友。我们虽无法见到古人,通过读书、了解他的事迹、想像当时的情况,仍可以和他做朋友。孔子则提醒我们,对人要注意,可以同他说话,而没有说话,错过了人才,会让人感到遗憾。
再则没有必要与他说话的人,却和他说了半天,浪费了言词。比如,有个人很好学,跑来找我。他其实有自己的意见,我怎么说都无法改变他,他只是希望得到我的认同罢了。曾经有一个年轻人跑来跟我说,傅教授你赞不赞成我们恢复穿汉代的服装?我说,这不太适合吧。他就开始讲服装多么重要,日本学了唐朝的,有和服,我们中国人就要恢复汉朝的,比你日本还早了几百年。既然你讲求时间早晚的话,那为什么不穿春秋时代的服装呢?按照这个逻辑,穿原始时代的服装最好了。你怎么证明汉朝的服装最适合现代呢?汉服做一套要好几万,谁穿得起?我向他说明我的看法,他认为我太不重视文化了。其实,他不知道,文化分三个层次,有器物层次,就是衣食住行的需要;还有制度层次,就是礼仪、法律等等;最上面是理念层次,这才是精华。如果只关注器物层面,那怎么不恢复坐马车呢?我和他谈了半个小时,才发现完全是浪费力气。其实我们根本不用讨论,他说希望恢复汉服。我说,好吧,你尽量去努力提倡吧。他要我支持,不可能。后来,他就公开批评我说曾经和我讨论要恢复汉朝的服装,我说那为什么不坐马车呢?好像我很顽固,不可理喻。我们今天学儒家,学孔子,并非从头到尾都打扮得像孔子一样,头脑中的思想才重要。决定一个人价值的,不是外在的服装,而是理念。
孔子说,真正明智的人既不会错过人才,也不会浪费言词。这太难做到了。我们说话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交浅言深不行,第一次见面,就对别人说起祖宗三代,对方心中会感到惊吓。当然交情很深了,还讳莫如深也不好。我有一个好朋友,要出国教书了,却没告诉我。我反而从别人那儿听到消息,问他,他才讲,我心里就有点不舒服。尽管这个朋友做事很谨慎,没有十足的把握他不愿意说,但是,这件事也太见外了吧!所以,有时候,该不该说话,说到什么程度,确实很不容易判断。
【第234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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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九章的内容是: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孔子说:“有志者与行仁者不会为了活命而背弃人生理想,却肯牺牲生命来成全人生理想。”
这段话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现在用的成语“杀身成仁”就出自这里,而孟子后来发挥的时候,说“舍生取义”。我们要特别分辨一下这两句成语。杀身成仁用的是身体的身;舍生取义用的是生命的生。孔子说,志士、仁人这两种人的目标应该是相同。志士是有志于行仁的人;仁人是正在行仁的人。他们不会为了活命,而牺牲了仁。仁指的是人生的理想。仁有三个层次:人之性、人之道、人之成。我这一生的目的就是要成就仁这个理想,即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此时,牺牲不是放弃、不是损失,而是获得、完成。因为人性向善,行善正好满足了人性最根本的要求。这一章可以作为儒家最基本的标志。
读《论语》与读别的经典相同,只要看到生死之事就要特别用心。因为生命只有一次,人死不能复生,怎么可以随便谈到死呢?既然谈到死,就要清楚地告诉我理由何在。何谓仁?何谓义?值得我牺牲生命吗?后代很多人把仁义界定为某些具体的行动。比如,做到国君的要求,就是仁义。但是,国君所言未必都对,很多国君为了自己的利益,要求属下忠诚。文天祥的〈正气歌〉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正气的意思是天地有正气。孔子很少谈到气,孟子讲浩然之气。正气的说法显然是受孟子的影响。中国人讲的气,是一种无形可见的精神力量,精神上的原则。所以,气可以与精神状态配合。气是无形可见的,但是又充满各处。它至大至刚,直养而无害,充塞于天地之间。天地之间有正气,其实是说,一个人如果行得正,坦坦荡荡,在天地之间到处都畅行无阻,走得通。
孔子说杀身成仁,孟子说舍生取义。作为儒家代表的荀子也有类似的说法,“君子畏患而不避义死”,君子害怕灾难,但是从来不逃避为义而死。只要是儒家,就无法回避这个问题。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什么叫儒家。儒家至少有以下几点共同主张:第一,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君子。第二,每个人都“应该”成为君子。人生没有别的选择,只有仁与不仁而已,要择其一当然是仁了。也就是说,有可能性还不够,还要有强制性。第三,当一个人成为君子,一定会影响或者帮助别人也成为君子。因为当我们行仁时,不能脱离与某些人的相互关系。我们把善界定为我与别人适当关系的实践,原因就在这里。比如舜,他想做个好儿子,一定会影响父母;他努力做个好哥哥,一定会影响弟弟。如果父母完全不受影响,那只能说明儿子的孝顺没有感动父母;如果弟弟完全没有受影响,那只能说明哥哥没有尽到责任。《易传》的困卦提到“君子以致命遂志”,我牺牲生命来完成我的志向。可见,只要是儒家经典,没有例外,都会为了仁义,代表人格完成的目标,来牺牲生命。而这时候的牺牲,其实是完成。这一章就是一个开端,影响后面整个儒家思想。如果不能了解生命的目的在于成就生命向善的要求,止于至善,就不足以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第235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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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十章的内容是: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子贡请教怎样走上人生正途。孔子说:“工人想要做好他的工作,一定要先磨利他的器具。你住在一个国家,要侍奉大夫之中贤良卓越的,并且要结交士人之中努力行仁的。”
之前,颜渊问仁、仲弓问仁、司马牛问仁;而这一次,子贡请教为仁。仁前面加一个为,说明子贡知道仁是一种行动,不是一个名词,是动态,不是静态,需要做选择。孔子先用个比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人要把工作做好,要先磨利工具。这是事实。法国一位名厨做的菜好极了,别人说,你做的菜真好。他说我做菜完全靠这几把快刀,我这几把刀磨得很利,没有这几把刀的话,怎么可能把菜做好呢?你说萝卜切丝,切了半天,变成萝卜块了。菜要做得精致,必须有几把快刀才行。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引申一下,讲一点有趣的事。《庄子》里有一个“庖丁解牛”的故事,非常精彩。庖丁就是厨房的工人,专门负责杀牛。一般听到杀牛,会觉得血淋淋,太可怕了。但是,他宰牛的时候,牛一点也不觉得痛苦,旁边看的人觉得,他的动作像舞蹈,宰牛的声音像演奏音乐。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呢?庖丁说,起初的三年,我所看到的是一整只牛,不知道该怎么下刀;现在我宰了十九年,牛在我眼前只是骨架而已。就是说,我杀牛杀久了以后,仿佛练就出可以透视的眼睛,一眼就看到牛的骨架,而忽略了血肉。所以,我下刀的时候,刀子轻轻一动就行了。我这把刀用了十九年了,依然好像刚刚从磨刀房磨出来的。一般的厨师每个月换一把刀,因为他用刀砍骨头;好厨师一年换一把刀,因为他用刀割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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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18日 00:25 周三泰伯第八
【第120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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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泰伯第八》第二章,原文: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意思是:
孔子说:“一味谦恭而没有礼的节制就会流于劳倦,一味谨慎而没有礼的节制就会显得畏缩,只知勇敢行事而没有礼的节制就会制造乱局,只知直言无隐而没有礼的节制就会尖刻伤人。政治领袖对待亲族厚道,百姓就会渐渐走上人生正途;他们不遗弃过去的友人,百姓就不会刻薄无情。”
这段话的内容显然要分两部分来分析。
第一部分是孔子指出,四种德行都需要用“礼”来约束。四种德行,一是恭,谦恭;二是慎,谨慎;三是勇,勇敢;四是直,直爽;四者皆是优点,但若没有礼来加以节制,其后果恐怕不堪设想。所以要记得,做好事很好,有心做就做吧,但是如果不知礼,不知分寸,可能会弄巧成拙。比如说,一味的谦恭,无论什么事情包揽过来“服其劳”,而没有礼的节制,最终会使自己非常劳累,苦不堪言。所以,还是每个人都履行自己的职责和行为规范比较好。再者,谨慎而没有礼的节制,就会显得畏缩;若有礼加以节制,该做就做,便不会畏首畏尾。第三,只有勇敢,也会有缺失,最后变成是制造乱局。我们常常说“群众的年龄只有十三岁”,因为一个人不敢做的事,一群人就敢做了,大家互相壮胆,到最后制造乱局。所以,勇敢与制造乱局经常一起出现。第四,“直”本来是好事,直爽、直言无隐。但如果一味的“直”而没有礼的约束,就变成刻薄伤人了。
即令是善行,没有礼的约束,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所以,人活在世界上,必须要知道规范。《礼记》里提到“乐不可极,乐极则生悲”。一个人快乐过头,就可能发生悲剧。我们经常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报导,说是几个朋友去庆祝生日,酒喝多了,然后开车回家发生车祸。这就是乐极生悲。此外,不能放纵欲望,“欲不可纵,纵欲则伤身”。若纵欲,就会伤害自己的身体。所以,人生最难的就是如何约束自己。古希腊时代后期,西方有一个哲学流派称为“享乐主义”,有时候也翻译成“快乐主义”。一般人听到享乐、快乐,会很惊讶,快乐也能当哲学?那谁不会呢!但是,当明白享乐主义最后的结论时,没有人不感到讶异:真正的快乐是温和的自我节制。比如,吃饭吃得很饱很饱,会使肠胃不舒服,自我加以节制,吃个七分饱刚刚好。真正的快乐,不是说乐一次却带来半年苦,那未免太惨,凭什么能称为快乐主义呢?快乐后面带来痛苦,不是自找麻烦吗?真正的快乐是稳定地保持一种和谐的状态。
孔子接着说:政治领袖对待亲族厚道,百姓就会渐渐走上人生正途。因为政治领袖在高处具有领导作用,老百姓仰望政治领袖对待亲戚朋友宽厚的风范,渐渐受了熏陶,社会风气就会变得比较敦厚了。周朝初年,封了两个大国,一个是鲁国,另一个是齐国。鲁国封给周公的儿子,齐国封给了姜太公。周公与姜太公两位国之重臣在一起聊天,姜太公先问周公,你如何治理鲁国?周公说:“尊尊亲亲”。尊敬值得尊敬的人,亲近自己的家族成员。听到“尊尊亲亲”四个字,我们就知道,鲁国人比较厚道,讲究的是长幼尊卑、亲戚血缘的关系。但是,谈厚道,国家就不大可能强盛,因为人才如果不是同族、同宗的,便不一定会任用。鲁国从来没有成为强国,其根本原因就是立国政策是“尊尊亲亲”。相反的,齐国的姜太公说,自己的原则是“举贤而尚功”。推举杰出人才,崇尚有功劳的人。所以,在齐国,有能力的人就能出人头地。这也是齐桓公能够首先在春秋时代称霸的原因。直到战国时代,战国七雄中还有齐国。周公说“尊尊亲亲”后,姜太公便说鲁国从此衰弱了,恐怕一直都不会强盛。而姜太公讲完“举贤而尚功”之后,周公说齐国后世必有劫杀之君。何谓“劫杀之君”呢?就是后代当国君的,一定有人被劫杀。劫就是抢劫,杀就是杀害。果然,齐国传到二十四世,就被篡位,国名未变,但是国君的血统已不同,不再是姜太公这一家人了。而鲁国一代一代传下来,直到三十二世。这说明,立国精神决定了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
孔子提到的“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与鲁国的传统有关,他所追求的是和谐的社会风气。不遗弃亲朋故旧,百姓就不会刻薄无情。政治人物如果一旦当官,就把过去的亲朋好友、学生统统丢在一边。老百姓看他只追求个人成就,毫不念旧情,也会跟他学,社会风气当然不好!这也是后世骂《三国演义》里的曹操“奸”的原因。曹操上台后,公告天下,不仁不孝没关系,只有能够治国用兵,就加以任用。如此一来,道德品质有问题的人照样得到重用,造成魏晋时代整个社会风气的不堪。
本章前半段提示大家如果不用礼来约束,好事也会变成坏事,说明人的生命需要规范;后半段则说明政治领袖要注意上行下效的作用,这是落实于实际政治的观察。
【第121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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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泰伯第八》第六章和第七章都是曾子说的话,所以我们一起介绍:
曾子曰:“可以讬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曾子说:“可以把年少的孤儿讬给他照顾,可以把国家的命脉交给他负责,遇到重大关节也不放弃操守,这种人称得上是君子吗?这种人就是君子呀!”
本章中曾子提到了三个重点。第一,讬六尺之孤。这让人联想起戏剧《赵氏孤儿》的故事,可以把孤儿托付给他照顾。第二,可以把国家的命脉交给他负责。第三,他遇到重大关节,不会放弃操守。这种人可以称为君子吗?不用问也知道,当然可以了。曾参是孔子的学生,比孔子小四十六岁,在《论语》里面,只有他与有子(有若)经常被称为“子”。曾参的父亲也是孔子的学生,名叫曾皙,也就是曾点。爸爸并没被尊称为曾子,儿子反而成了曾子。“子”字放在名字后面代表此人是老师,是先生;放在名字前面则没有特别意义,比如子游、子夏、子路、子贡、子张,只是名字而已。曾子为什么被称为“子”呢?因为他的学生很多,其中有几位负责编辑《论语》,自然就在提到老师的时候,把曾参写成曾子了。这是古时候的规矩,也是《论语》中收录了不少曾子语录的原因。
我们学《论语》,是要学习孔子的思想。对于其中孔子学生所说的话,则要多加思考,学生并不代表孔子,他们讲的不见得都正确。但是,曾参这句话说得非常好,念起来会让人觉得很有气魄。难怪曾参后来也成为儒家的重要学者,孟子不但经常提到曾参,而且特别强调曾参在国家中居于帝王老师的位置。这样说来,他在教导后学方面也应该很有成就。曾参说,做君子需要达到三个条件。但这三条件其实十分相似。“讬六尺之孤”和“寄百里之命”,这两者关联密切。为何把“六尺之孤”加以托付呢?为何把“国家命脉”加以交托,一定是出事了。把孩子托付给你,把国家命脉请你负责,将来让他再得到应有的位置,这二个使命可不容易。至于“临大节而不可夺也”,遇到重大的关节,也不放弃自我的志向。这与前面两者也可以联系起来。如此说来君子好像只适合做“忠臣”。曾参论述君子的范围似乎稍窄了一点。
孔子讲君子的角度,相较起来宽泛许多。他喜欢强调君子应该具有的德行,比如,他提到子产有四个方面达到君子的要求:“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四方面,分别对自己、对国君、对百姓而言。从这些方面来谈君子,比较完整。
还记得曾参的“吾日三省吾身”吗?这也是讲自己与别人的关系。“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也着眼于个人与他人的关系。难怪曾参总结孔子的一贯之道时,用了两个字,“忠恕”。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都是立足于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其实,孔子讲一贯之道的时候,绝对不仅仅停留在人我之间。他的一贯之道是可以为道而牺牲的,生死之间、天人之际都得以贯穿。
【第122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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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泰伯第八》第七章。原文: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上面提过,曾参把老师的一贯之道理解为“忠恕”。我们特别强调这个答案并不正确。本章所言为曾子晚年,融会贯通后的理解,这才是标准答案。曾子说:
“读书人不能没有恢弘的气度与刚毅的性格,因为他承担重任而且路途遥远。以行仁为自己的责任,这个担子还不重吗?直到死的时候才停下脚步,这个路程还不够遥远吗?”
答案显而易见。什么是孔子的一贯之道?当然是“仁”。只有把行仁当作自己的责任,才会到死才能停止。这说明,就是“仁”字,可以从生到死,一以贯之。
在孔门弟子中,曾参的资质不是特别好,但是他非常用功。孔子曾用“鲁”字来形容他,意思是鲁钝,反应慢。上课的时候,别人全听懂了;他没听懂,要多看几遍才行,但是这样的学生有个优点,就是往往比较用功。反之,像宰我那样聪明的学生,就很调皮,白天睡觉不学习,提问题时存心捣蛋,弄得孔子对他真是既喜欢又讨厌。
曾参的这段话讲得非常好。“士”是指读书人。读书所学为何?当然是希望立志,树立高尚的目标与理想,所以要有恢弘的气度、刚毅的性格,否则就不能坚持下去。因为任重道远啊!这个成语就出自本章。“任重”是因为行仁的责任很重;“道远”是要坚持到死为止。把行仁与死相联系,才会明白什么是一贯之道。
我们应该对曾参表示尊敬。他年轻的时候,并未完全理解孔子之道,所以将老师的思想概括为“忠恕”。而上面这段话显然是他晚年说的,那时候他大概已经四、五十岁了,人生阅历比较丰富,书也念得多,才真正了解了孔子的一贯之道,所以特别强调“仁”。从文献记载来看,孔子的学生很少主动说要行仁,大部分都问什么是仁?或者某某人合乎仁的标准吗?某某人做得如何?本章显然是曾参晚年的心得。我个人认为,这才是正确的答案。
《孟子》对曾参也非常推崇,认为曾参后来成为鲁国的国家象征。提到鲁国,就会想到曾参。因为曾参的学问好,德行也好。这是他日积月累的结果。一般认为,曾参把《孝经》、《大学》两部经典传及后世,他对儒学的贡献是很大的。
【第123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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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泰伯第八》第八章的内容: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孔子说:“启发上进的意志要靠读诗,具备处世的条件要靠学礼,达成教化的目标要靠习乐。”
诗、礼、乐都是古代传下来的,自有传统。周公制礼作乐,灿然完备;诗本是民间流传的歌谣,官府采集之后并加以整理。兴,振兴,意思是开始、启发上进的意志。孔子提到诗的时候,最常用的就是“兴”这个字。我们在后面会看到,孔子劝学生念诗时说:“二三子何莫学夫诗?”同学们为什么不学诗呢?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首先提到的就是“兴”。何以诗与“兴”有关系呢?前面提过,孔子说《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思无邪”。“思无邪”是说一切都出于真诚的情感。所以《诗经》的内容绝对不是谈思想,不是谈哲学,而是文学性的。文学作品一定要出于真诚的情感。我们读《诗经》时,就会感受到,诗篇中非常真诚地表达出人类共同的情感,在困难中的、在欢乐中的、谈恋爱的、思念的。只有真诚能够引发真诚。人年轻的时候多半都很有理想,总觉得自己可以为社会、为国家,甚至为人类好好做一番事业,但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发现自己越来越受限制,最后只能安于现状,渐渐忘记曾经有过纯洁高尚的理想,可是,一读《诗经》就会发现又找到了从前那种上进的意志。所以,孔子说,我们要经常阅读《诗经》。
第二,“立于礼”。在古代,礼包括各种具体的行为规范。《仪礼》一书就说明人际来往的各种礼仪。比如:射箭有礼仪、同乡人喝酒有礼仪,更不要说婚丧嫁娶了。人在社会上立身处事就要立于礼。孔子说自己“三十而立”也是立于礼。也就是说,学会礼仪规范之后,与别人来往就能掌握分寸。当然,以当今社会而言就要包括法在内了,因为法是把礼的某些具体要求作出明文规定,违法就得受惩罚。礼比法更积极,礼引导人如何与他人相处,鼓励人与别人创建适当的关系;法律则是禁止、约束人的不当行为。人活在社会上,如果守法而重礼,就不会有太大问题了。
第三,“成于乐”。音乐最能够沟通、协调人际情感。社会发展最终要看音乐教化的程度。人活在世上短短几十年,不管生在什么地方、哪一个国家,大家都希望好好过日子。好好过日子,最明显的表现就是音乐。所以,古代往往根据一个国家流行的音乐,来判断这个社会的情况。如果流行的音乐非常和谐,那么,这个社会自然充满人性的温暖;相反,流行的音乐紧张压抑,国家的状况恐怕不好了。音乐反映了人的心声,把内心的复杂情绪用音乐表达出来。
再进一步分析这三句话。古代有所谓的“五经”,不同的教育收到不同的效果。如果强调诗,就是所谓的诗的教化,结果就是“温柔敦厚,诗教也”。一个社会强调诗教的话,大部分人都会怀着真诚的情感沟通交流,使得大家性情温柔敦厚,民风自然淳朴了。不过,温柔敦厚固然很好,但过头了就是愚笨,就容易上当受骗。“恭俭庄敬,礼教也。”如果一个社会推行礼仪、礼节又重视礼貌,社会风气就会恭俭庄敬。恭就是严肃、认真、谦恭;俭就是节俭,能够自我约束;庄就是庄重;敬就是认真。这几个字的字义很接近,意思是说,在社会上推行礼教,每一个人便都会有分寸,人与人相处更没有问题,整个社会就能正常运转。乐教是最后一步。“广博易良,乐教也。”广的意思是每一个人都心胸开阔;博代表博厚,可以包容一切;易就是和善;良是指善良。“广博易良”就是乐教。在音乐流行的地方,大家都其乐融融。以孔子为例,这一天如果哭过,他就不再唱歌。显然,唱歌是欢乐的事,我们开心的时候才会唱歌,通过音乐和别人交流情感有时远远胜过言语。一首歌的歌词如果写得好,胜过千言万语;而且很多时候,音乐旋律就能打动人心。
我喜欢听一些西方男高音歌剧家演唱的歌曲,说实在,歌词其实完全听不懂。我曾经听到波伽利唱的一些意大利歌谣,很喜欢。于是,趁着在荷兰教书的时候,找了位意大利学者学意大利文。把我最喜欢的一首歌的歌词给他看,请他翻译几句。结果,他看了半天说,太难翻译了。我想,连意大利的学者都很难翻译的歌词,我得学多久才能看懂啊!于是放弃了。老老实实把自己的母语学好,就足以表达一个人内心所有的情感了。
这一章虽然只有九个字,但却把人的一生、把社会的建构做了清楚扼要的说明,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第124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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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泰伯第八》第十一章的内容: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意思是:
孔子说:“即使一个人才华卓越有如周公,如果他既骄傲又吝啬,其他部分也就不值得欣赏了。”
我们都知道,孔子最崇拜的人是周公。他甚至曾经因为长期没有梦见周公而怀疑自己是不是太老了,以至于好像忘记了年轻时的崇高理想。本章孔子以周公作为比喻,他说周公的才华是没有问题的。“美”表示值得欣赏。周公这样一个人,任何人看了都觉得了不起,是个人才,但是如果他既骄且吝,就没有什么值得欣赏了。骄傲是说以自我为中心,才华越高,越给别人压力,越不肯替别人服务,反而处处和别人计较。吝啬就是舍不得,东西不愿让别人来分享。其实,一个人有才华,就应该贡献于社会。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聪明才智越高者,应该为越多人服务。这话很有道理。聪明人不要只为自己谋利益,不要把别人当作竞争对手,而要为更多人服务。西方中世纪末期有一种观念,认为在宗教里要避免七大死罪,换句话说,要避免七种罪过。后来拍成电影,英文叫Seven,中文翻译成《火线追缉令》。电影里面有一个人,他根据七大死罪谋杀了七个人。这七大死罪里面,第一个就是骄傲;然后是嫉妒、愤怒、懒惰、贪吃、好色、贪财。后面三样是食、色、财,人沉迷在物质欲望里,整天吃喝玩乐,当然不值得欣赏。嫉妒是发现别人比我好,就在背后中伤他。愤怒也是一种罪过。孔子就曾强调说,不要乱发脾气,因为人生气的时候往往做出不理智的事情,正所谓“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懒惰也是一种罪过,整天什么事都不做,好逸恶劳,这也不对。基督宗教的七宗罪中,排在首位的就是骄傲,此一宗教认为,人是上帝所造,如果人认为自己了不起,就是对上帝不敬,忘记了自己本来是被造的,只是一个来自于尘土,最后又回归于尘土的人。西方人在葬礼上,一定会说六个字:“尘归尘,土归土。”人这一生不管如何努力,达到何等成就,最后终归是结束,所以人应该有一颗谦虚的心。今天有机会做这件事,不代表自己比别人优秀,只是有机会而已。那就尽量做,把它做好;如果我们不做,会有别人做,这世上没有非谁不可的事。孔子强调,一个人不论才华再高,如果带着骄傲气息,便不值得敬佩。一个人才华高,应该感激父母、祖先;表现得好,应该感激后天所受的教育使自己能够得到好机会可以学习、成长,所以应该怀着感恩的心。
吝啬就是小器,看到别人有问题,自己分明会,却不愿意帮忙。有些人可以不骄傲,却不容易避免吝啬。比如,上学时,如果同学有问题,我都帮忙解答,结果恐怕是自己没有时间温习功课了。我给别人讲解的都是我会的;而我不会的,没有时间做准备,功课反而受影响。在学校里,这样的人就算没考出很好的成绩,同学们也还是非常欢迎他。因为他大方,把自己的心得与同学分享。功课、考试、升学是一时的,做人处事、交朋友是一辈子的,究竟要如何选择呢?我们当然都希望两者兼顾了,就是功课又好,人缘也不错。不过这很难实现。
这里强调的是,人不要骄傲,不要吝啬,不要一切才华只为自己。我们教书的时候,常常感叹,许许多多成绩好的学生没有正确的价值观。他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成就,是自己努力得到的,是应得的。这样的学生进入社会后,最后可以归纳为四个字“自私自利”,什么事情都只为自己着想。他在社会上也许有所发展,但是很难与别人合作,更别说与别人分享成就了。这种人除非有机会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否则一身才华只能说是浪费了。人应该互相珍惜、互相欣赏。别人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如果正好有能力,也有机会,就应该设法帮忙。千万不要骄傲看不起别人,或者吝啬舍不得分享。再好的才华,只放在自己身上,用处也有限,到最后只能制造更多的人际隔阂与误会。越有成就,就越被他人讨厌。
儒家思想从来都是把个人成就与社会发展结合在一起,以个人成绩带动周围的人一起发展。这就是儒家的人文主义,一种基本的社会关怀精神。
【第125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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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泰伯第八》第十三章: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孔子说:“以坚定的信心热爱学习,为了完成人生理想可以牺牲生命。不前往危险的国家,也不住在混乱的国家,天下上轨道就出来做事,不上轨道就隐居起来。国家上轨道时,要以贫穷与卑微为可耻。国家不上轨道时,要以富有与高位为可耻。”
这段话的内涵相当丰富。开头就是很精彩的八个字“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我们读书时,只要看到“死”字,就要特别留心,因为古人说话,最严重的莫过于死亡。这句话表现出孔子最根本的关怀。笃信好学,以坚定的信心热爱学习。我们常常说,“书到用时方恨少”,到了要用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念的书太少了。平常念书,不能计较将来要怎么用它,有很多书,念的时候就念了,并不知道何年何月会用到,但若心存观望,想等用到时再来准备就来不及了。所以,学习中必须要有坚定的信心,每天学一点新东西,去应对周围的挑战。人活着很容易,但是要了解为什么活着,如何活,那是很大的挑战。“守死善道”是说为了完成人生理想,可以牺牲生命。“道”与“死”放在一起的情况我们以前也见过。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早上了解了人生的理想何在,就算当晚要死也无妨;即便来不及把“道”付诸实践,也没有关系,因为心已经走上了正确的路。“守死善道”强调无论如何都要把人生理想加以实现,为之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牺牲生命有时候就是完成生命。我们都知道,死亡这件事“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有的很重,像泰山一样,这样的死很值得,比如说为国家而牺牲奉献,为个人理想而一生不悔;有的则轻如鸿毛。所以,我们要珍惜生命,不能轻易放弃。
再接着的是很有名的八个字:“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一个国家如果陷入危险或混乱,那就不要前往,更别谈居住在其中了。当然,也有人质疑儒家都不去危邦、乱邦,那谁来救这个国家呢?这个问题很好。国家一切正常,儒家去有什么用呢?危邦、乱邦才需要有人去加以匡正。但问题的关键是有没有机会和能力把危邦导正,使乱邦稳定?古代的政治与今天不同。那时是封建社会,有人生下来就是贵族,有机会也有权利参与政治。普通读书人到危邦、乱邦去,根本发挥不了作用,有时候只是白白牺牲了。儒家思想是说,一定要珍惜生命,好好活下来,等待机会再实现抱负。
《庄子》很喜欢拿孔子开玩笑。其中有一段故事与孔子的这段话有关:颜渊学习颇有成就,于是想到卫国去帮忙。孔子问,你为什么要去呢?他说,老师不是教我们:医生的门前一定有很多病人,我既然掌握了医术,理当要到有病人的地方才能发挥我的能力;国家混乱,我正好可以把它治理好。孔子就劝颜渊多想想,别冒险,万一牺牲生命的话,不是很可惜吗?庄子故意开玩笑说儒家不是主张“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吗?可是颜渊却想去乱邦!我们学习《论语》,还应参考别的学派的观点,要从不同的角度分析问题。
接着孔子明确提出,天下上轨道时就出来做事,不上轨道时就隐居起来。这也是儒家明哲保身的办法。因为如果身处乱世,很可能会白白牺牲。比如,在魏晋时代,天下大乱,史书上留下了六个字“名士少有全者”,就是说,有名望的读书人很少能够保全性命,得到善终的。这六个字太可怕了,当时的情形,名士们往往因为站错了队,跟错了人,就在动荡的政局中成为牺牲品。孔子特别提到两种可耻的行为。第一种是国家上轨道时,如果贫贱,那就是可耻。显而易见,国家上轨道,读书人有本事有能力,就应该把能力表现出来,贡献于社会,得到富贵。如果这个时候依然贫贱,应该反省自己功夫不佳,学识不足,能力有缺陷,以致于不受重用。可见,儒家并不反对富贵,因为追求富贵是人的正常欲望。反之,若国家不上轨道却得到富贵,那也是可耻的。因为在国家混乱动荡、党派斗争非常复杂的时候,只有随波逐流、沆瀣一气、妥协退让、不坚持原则的人才会得着富贵。例如,五代时的“不倒翁”冯道,他历经四朝均官至宰相。有人说他了不起,任何人当政他都屹立不倒,享受荣华富贵。但是读书人会觉得,这样的人格有问题,太没有原则了。所以,我们要牢记在国家上轨道的时候去追求功名富贵,因为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应该有机会凭能力出头;但是,在国家不上轨道的时候,就要收敛锋芒,安于贫贱。关键在于如何判断国家是否上轨道?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要用二分法把“有道”、“无道”看做截然分明的两极,而要当作趋势──国家正走向有道,或正走向无道。
我们从这段话中可以学到孔子的处世态度,并用以指导我们安排自己的出处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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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18日 00:24 周三季氏第十六
【第252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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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季氏第十六》第一章很长,讨论的是政治,分析社会、国家应该怎么发展。原文很长,我们分两段来念: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
季氏准备攻打颛臾,冉有与子路一起来见孔子说:“季氏准备对颛臾用兵了。”“事”就是要作战了。孔子说:“求,难道这不该责怪你吗?颛臾,古代君主让他主持东蒙山的祭祀,并且其领地在鲁国境内,是鲁国的附庸藩属,为什么要攻打他呢?”“求”就是冉有,他在季氏家担任总管,子路则负责军事事务,所以两个人一起来见孔子,报告说,我们的上司季氏要对鲁国境内的一个小国──我们称为藩属──动兵了。结果孔子就怪冉有。冉有说:“是季孙想要这么做的,我们两个做臣下的都不赞同。”冉有找借口把责任推给了老板,说是老板要做的,我们没办法。所以,孔子以前说过,这两个学生是职业臣子,叫“具臣”,不是大臣。真正的大臣以正道来服侍国君,行不通就辞职;他们两个行不通仍然继续留任,所以孔子对他们有不少批评。
孔子说:“求,周任说过一句话:‘能够贡献力量才去就任职位,做不到的人就下台。’这句话今天还是有效,你能够贡献力量、有专长、有能力、可以完成任务,你再去做这件事;做不到,就换别人做,国家的事情不能耽误。”
然后,孔子继续说:“看到盲者遇到危险而不去保护,快要摔倒而不去扶持,那么这样的助手又有什么用呢?”这句话实在有些刺耳,把季氏的大家族领头季孙比作盲人,需要别人扶持。不过,有些政治领袖真的与盲者差不多,需要贤能的大臣来扶持。即便是唐太宗,如果没有魏征,也很难想像他的表现。至于冉有与子路这样的臣下,连君上遇到危险时都不扶持,这样的臣子又有何用?
孔子接着说:“你的话真是错了。老虎与野牛逃出了栅栏,龟壳与美玉在柜子里毁坏了,这是谁的过失呢?”古时候,犀牛与老虎很多,所以,大家谈话时自然会用这些东西做比喻了。老虎与犀牛逃出了栅栏,这是谁的责任呢?你们做臣子的应该事先把栅栏修好,确实关锁住老虎与犀牛。龟壳和美玉藏在柜子里面,毁坏了谁负责?是你们没有保护好!最终,冉有终于说出了真话:“眼前这个颛臾城墙牢固,而且离季氏的采邑费地很近,现在不占据它,将来一定会给子孙留下后患。”看来,季氏想得很远,他大概也听过“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既然颛臾离我们的属地很近,那就先把它拿下来,我们的城池将来才能保得住,子孙也可以过得安稳。听到冉有的狡辩,孔子发表了一段长长的议论,陈述了一个基本的政治主张。原文是: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孔子说:“求,君子讨厌那种不说自己贪心而一定要找借口的人。”一方面批评了冉有,同时也批评了季孙,他不说自己贪心,反倒说是为子孙着想。“我听说,诸侯与大夫不担心人民贫穷,只担心财富不均;不担心人口太少,只担心社会不安。因为如果财富平均,便无所谓贫穷;人民和谐相处,就不会觉得人少;社会安定,就不会倾危。能做到这样,远方的人如果还不顺服,就致力于礼乐教化,使他们自动来归,然后就要安顿他们。现在由与求二人辅助季孙,远方的人不顺服却没有办法让他们自动来归,国家分崩离析却没有办法保全,反而想在国境内发动战争,我恐怕季孙所忧虑的不在颛臾,而在鲁君呀。”
这段话的内容确实精彩。孔子深刻指出,社会贫穷是一回事,但贫富不均才是问题。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能杜绝贫富不均的现象。有钱人也是努力辛苦挣钱的,他们的成功也推动了社会发展。但是,一个社会一定要想办法缩小贫富差距,否则,贫富不均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动乱。西方有这么一句话:“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穷得没有鞋子,那就和你打烂仗了,反正你穿着鞋子怕弄脏啊。到了这个地步,富人有财富也不能享用,社会怎么能安定呢?只要大家平均一点,就不会出现大问题了。“修文德以来之”才是重点。提高文化水准和个人的品德修养,让远方的人来顺服,这是上策。随便就动手打仗,绝对是下下之策。“墙”指的是屏墙,比如国君在堂上,他面前常常会有屏墙。“萧”本来作“肃”,意思是肃穆的、严肃的。“萧墙之内”,在那个严肃的屏墙后面的是鲁君。尽管当时季孙与孟氏、叔氏执掌鲁国大权,但是鲁君仍然保有名分。所以孔子说,我想季孙所担心的不是颛臾,而是鲁君──关键时刻鲁君可能会动手,挑起内战。
【第253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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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季氏第十六》第四章大家都很熟悉。它的原文是:
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孔子说:“三种朋友有益,三种朋友有害。与正直的人为友、与诚信的人为友、与见多识广的人为友,那是有益的;与装腔作势的人为友、与刻意讨好的人为友、与巧言善辩的人为友,那是有害的。”
交友并不是完全可以由我们自己做主。同学、同乡,甚至一起出去旅游的人都可能成为朋友。所以,朋友是各种机遇促成的,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见面不相识”。“缘”就是条件,但是,认识之后如何选择,则可以自己掌握,并且应该由自己掌握。孔子这里所说有益的、有害的朋友,是就一般情况进行的大致分析。
三种朋友有益。第一种是“友直”。“直”在《论语》里,意思是真诚而正直。若只强调正直,则难免给人压力,一见面就如同看到法官,所以除了正直还加上真诚感情,就可以协调了。朋友之间一定要真诚,不用多说客套话,也不必说假话,我们有过失,朋友会直接指出;朋友有过失,我们也要真诚坦白地告诉他,并好好引导他。这种朋友像镜子一样,让我们看到自己性格上、做人处世上,甚至言语表达上的缺点,这样才能有过就改。如果有这样的朋友,我们的成长会更为迅速。第二种有益的朋友是“友谅”。“谅”本来是指诚信。朋友讲诚信就是好朋友。但是,我觉得不妨再加一个小注解,“谅”也可以理解为体谅。就是说,朋友看到我们的做为,能加以体谅。比如说,管仲做过很多莫名其妙的事,鲍叔牙就很体谅他。虽然,在古代,“谅”主要是指诚信,但是,如果把现代的意思加上去,让它显得更充实,也未尝不可。第三种有益的朋友是“友多闻”。这当然很好了。大家在一起聊天时,任何事情他都能讲出道理来,因为他博学多闻,什么都知道。这样可以增加知识,也可以增加生活的趣味。否则,聊着聊着,好像没话说了,因为想说的话大家都听过了。这时候,只好找人讲笑话,让大家开心一下。所以,我有一个朋友专门背笑话,每次聚会,他都讲十几个笑话给大家听。所以,他一来,大家就放心了,绝无冷场。这也算是一种“友多闻”吧!
另外,还有三种朋友有害。第一种是“便辟”,就是装腔作势。有些人喜欢装腔作势的朋友,和这种人在一起,排场很大,说话痛快,只要有他在,仿佛天下无难事。第二种损友是刻意讨好,不够真诚与正直,所以说话就委婉柔顺。第三种是巧言善辩。这种人说出来的话也很好听,好像很有学问,但他并不是真的懂道理,而是自己瞎猜的、乱编的,颠倒黑白是非,把事情说得很像一回事,其实未必如此。
如果有两个朋友,一个真诚而正直,很尽责任,和他相处的候难免觉得有点儿压力;而另外一个则善于用言语刻意讨好。你喜欢哪一个?有些人会喜欢后者,“友善柔”,很好相处;因为和“友直”的在一起会有压力。但是,如果没有压力,人会进步吗?我们常说的“良师益友”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把“良师”与“益友”放在一起呢?老师是前辈,在许多方面可以给我指导。那么益友呢?我们与朋友相处的机会显然要比和老师相处的机会多多了。如果这个朋友正直、真诚,会对我们帮助很大。相反的,刻意讨好的、说话动听的,不能帮助我们进步,反而使我们安于现状。显然,“友直”之人才是我们生命的助力。再如,有两个朋友,一个是“友谅”,很诚信,说话算话;另一个装腔作势,说话夸张不可靠,虽然听起来好像气魄很大。我就遇到过后者。无论什么事,都包揽在他身上,自谓能做这个、做那个,最后都没有下文了。后来,我接受了教训,再遇到这样的人,我听听笑笑,就算了,谢谢好意;还是交个“友谅”的朋友吧。又如,有两个朋友,一个是“友多闻”,什么事情都了解得很彻底,喜欢翻查百科全书;另一个是巧言善辩,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把许多事情说得很热闹,很有趣,听完之后,什么都没有。我们当然希望能够交到“友多闻”这样的朋友。
我们在分辨益友、损友时,一定要记得先问自己,我们自己属于哪一类?益友呢,还是损友?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想交到好朋友,就应该使自己先成为益友,让别人愿意与我们交往。这才是孔子的真正用意。
【第254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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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季氏第十六》第五章的原文是:
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
孔子说:“三种快乐有益,三种快乐有害。以得到礼乐的调节为乐,以诉说别人的优点为乐,以结交许多良友为乐,那是有益的;以骄傲自满为乐,以纵情游荡为乐,以饮食欢聚为乐,那是有害的。”
这一章与上一章的“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类似。此处讲的是快乐,有的快乐有益,有的快乐有害。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有害的快乐蛮有吸引力的,所以,我们先看三种有害的快乐。
第一种,以骄傲自满为乐。骄傲自满有什么可快乐的?与别人在一起时,吹嘘、自夸,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别人都很羡慕,这不是以骄傲自满为乐吗?就好像孟子笔下有一妻一妾而处世的那位齐人。他每日出门到坟墓区,看到有人祭拜祖先准备的酒、肉,就向他们乞讨,吃饱喝足了回家,“骄其妻妾”,对自己的家人骄傲的夸耀说自己与哪些大人物来往。对他这个没用的人而言,只有在这个时候,骄傲自满的他才觉得快乐,其实很可怜。这是有害的快乐,会妨碍人进步。第二种是纵情游荡的快乐。我这一生,只去过一次赌城,不是著名的拉斯维加斯,而是加州的一座小赌城,叫做“Lake Tahoe”。人在里面,很难把持住自己,大多纵情游荡,不到钱输光绝不出来。因为总有一种幻想,觉得下一把就会被幸运之神眷顾。到了赌城,花花绿绿的好不热闹,的确很有吸引力,偶一为之便罢,若常常去,甚至沉溺于此,还有什么志向可说呢?第三种有害的快乐是饮食欢聚。就是吃喝,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每隔几天,原班人马聚会一次。年轻人经常有这样的活动。我在年轻时也一样,当时觉得很有趣。满桌菜肴,不用费脑筋就有人帮忙准备好,每道菜的口味都不同,当然吃得很高兴了。但是,现在我发现它真的有害,对身体有害。年龄大了,身体因过度饮食出了毛病,怪谁呢?只能怪自己。
三种有益的快乐又是什么呢?这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第一种,“乐节礼乐”,用礼来调节人我关系,用音乐来调节自己的情绪,并因而觉得快乐。与别人来往的时候,要有礼仪、礼节、礼貌,保持适当的分寸。欣赏音乐会让人愉悦,而且,这种快乐对别人不会产生压力;对自己而言,能体会到生命的深刻意义。第二种快乐不容易做到,是“乐道人之善”,乐于诉说别人的优点。通常,我们会喋喋不休地谈论别人的缺点。现在要开始改变,说别人的优点了,并且要以此为乐,津津乐道。以诉说别人的优点为乐的人,心胸会越来越开阔。我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年轻时,有个同学被误会做了一件坏事。二十几年后,有一个从国外回来的朋友问我,那个被误会的人是否真的做了这件事?我说,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不会做这事;而且,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做了,同学们都是猜测而已,他因此受了很多委屈。没想到,国外回来的朋友把我的话告诉了那个被冤枉的同学。他因此对我很感激。本来,我们也不太来往,此后,他见到我就很友善,我又多了一个朋友。可见,讲别人优点,或者替别人“辩冤白谤”,辩明他的冤屈,是很好的事。如果有人在背后替我辩护,说我不是坏人,说我做了什么好事,大家想想看,我会怎么对他?当然是感激涕零了。同样的,如果在背后讲别人的好话,别人知道了,就会觉得你是个真朋友。因为,只有朋友才会在背后替你辩护,不是朋友的人何必出头呢?第三种是“乐多贤友”,乐于结交优秀的朋友。“贤”是杰出。如果我有很多杰出的朋友,向别人说起时自己也感到“与有荣焉”!但是,要结交杰出的朋友,首先要问自己:我够不够杰出呢?杰出的人愿意把我们当朋友,一定也是有某种判断,至少认为我们和他相差不算太远。所以,结交杰出的朋友,代表自己也是努力向上的,因此朋友看得起我们,认为还有机会提升,所以愿意和我们交往。天下没有便宜事,交了很多杰出的朋友,但自己偏偏不杰出,那别人不是被我们拖累了吗?不过,朋友们并驾齐驱,不见得都是一个标准,有些人有德行,有些人有才华,有些人有智慧,有些人有能力,总之,各有所长,互有启发。
我们要明白,有害的快乐对人的诱惑很大,要设法排除、化解;而有益的快乐,则需要配合某些修养与觉悟。
【第255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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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季氏第十六》第六章的原文是:
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孔子说:“与君子相处要注意三种过失:不到该说话的时候就说了,叫做急躁;到了该说话的时候不说,叫做隐瞒;没有看他的脸色反应就说了,叫做眼瞎。”
这段话讨论的是“说话”问题。首先,谁是君子?在这里,君子是指德行、地位、年龄、辈分比自己高的人,所以前面用了“侍”字。与长辈或是前辈在一起时,说话要特别小心,不要犯三种过失。人与人之间来往,总是要说话的,就算是长官,也要与周围的朋友、学生、司机等等说话。说话的时候,晚辈要遵守规矩。
首先,不该说话时说话,称为急躁。有些年轻人的个性很急,他要说话时忍不住,一定要别人都停下来听他说。其实,他的话也不是非说不可。我年轻时也有这种毛病,想到什么事情,怕忘记了,希望赶快说;或者,别人已经谈完了一件事,我才想到自己有话要说,就打断别人插话。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人太没修养了。人的一张口要管好,非常不容易。《易经》有个卦叫做颐卦,卦象就是一张口张开来,上下两个阳爻,中间四个阴爻。阴爻是空的,所以,一张口张开来,准备吃东西了。这一卦特别提到,要谨慎说话,节制饮食。颐卦的特别之处在于六爻中有三爻为凶。在《易经》中,大概只有四五个卦是这样的。这就要多多小心了。凶代表重大的困难。所以,谈到张口,就应该谨慎,不要急躁。第二种情况则到了另一个极端:该说话的时候不说,就是隐瞒。比如,我们来自不同的单位,你那个单位出了一点事,我们聊天,该你说了,最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说。别人就觉得你隐瞒了,太不坦诚了,尤其是,如果长辈问话,还不回答,那就大错特错了。第三种更有趣了,没有看别人的脸色就说话,叫做瞎子。我们应该知道长辈现在脸色不好,那就别提他不喜欢的事情。《论语》中多次提到要察言观色。这绝不是虚伪。儒家一向强调,言语要表达心声,即“言为心声”。但是,说话时,还是要看对方能否听懂或接受,否则,即便说的都是真话,都是事实,别人听不进去也白费。也有可能是,别人还没有准备好听这些事。结果,我们说了之后,对方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说,就算讲的是真理,又有什么用呢?很多时候,说话需要判断──是说话的时机吗?该说什么话?孔子在这里尤其强调判断。儒家固然讲究真诚,但是,如果没有适当的判断,如何显得出真诚来呢?表达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真诚是基础,要说真话。但是,如何表达是艺术。说话的艺术是要讲究的,有些人说话时,听者并没有压力,但是却很清楚地明白自己应该怎么做。另一些人说话,会给听者带来很大的压力,令人越听越烦,即使明知对方所言甚是,仍不乐意听从!所以,说话别人能听懂,之后还愿意接受及实践,那就是高明的艺术了。
我们学习儒家,一方面固然要知道把握其根本,真诚使行善的力量由内而发;另一方面,要学会方法。一般来说,方法就是礼和法律,就是守法而重礼的原则。所以,年轻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自我修养。如果说话恰到好处,这个年轻人就是个人才了,因为他说话得体。说话得体,反映出人的细心,也反映出他的耐心。孔子有个学生,闵子骞。孔子说,这个人平常不说话,一说话就很中肯。中肯就是讲的是关键的地方。如果说了半天,别人都不知道重点何在,那有什么意思呢?有时候,别人会问我们对某件事的看法。比如,最近有几位国学大师过世了,人家就问,你怎么看他们?我没有研究过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专业也不是我的研究领域,我怎么可能有什么意见呢?我的意见又有什么价值呢?所以,在这种时候,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恭喜他高寿──活了九十几岁当然是高寿了;其他的意见,我没有。人活在世界上,每个人各尽其力即可。他们都忠于岗位,认真研究、教书,培养了很多好学生。但是,哪个老师不是这样呢?只是每个人的岗位不同罢了,有人教小学,有人教中学,有人教大学。不能认为只有教大学,当教授的才是良师。很多人教小学一辈子,认真勤勉,也培养出很多人才。
掌握说话的艺术,确实很不容易。我们和别人来往,除了说话,还有行为。而孔子就提醒我们:“敏于事而慎于言。”
【第256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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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季氏第十六》第七章的原文是: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孔子说:“要成为君子必须有三点戒惕:年轻时血气还未稳定,应该戒惕的是好色;到了壮年血气正当旺盛,应该戒惕的是好斗;到了老年血气已经衰弱,应该戒惕的是贪求。”
本章谈的“君子”指的是“立志成为君子的人”。如果已经是君子了,何必戒这个、戒那个呢?在《论语》中,很多词都要理解为“正在进行式”。人有血气,就有本能的冲动与欲望,就会带来相应的问题。
年轻时,正在成长,血气未定,很容易受到诱惑,甚至朝三暮四、想东想西的。孔子建议,这时候不要好色。为什么?因为美色让人眼花撩乱,怎么能把持得住呢?人到了壮年,血气方刚。这时,在社会上往往要分出高下,谁能继续往上走,谁只能留在原地踏步,竞争十分激烈。那就要小心,不要好斗,与别人争来争去。到了老年,血气衰了之后,缺乏安全感,于是贪得无厌,抓得越多越好。孔子的这三句话是对人的生命做了全盘的观察,说明人活在世界上,不论少年、中年、老年,每个阶段都要特别小心。可见,孔子确实是一位哲学家,他对人生的经验进行了全面的反省,没有错过或忽略任何细节。
本章展示了人性的问题,说明了人性的确不可能本善。如果人性是善的,怎么还会有好色、好斗、好得这些血气带来的缺点?至于如何避免这些过失呢?儒家认为,一定要从真诚开始。孔子之后一百多年,孟子扛起了儒家的大旗。孟子去见齐宣王,谈了几次之后,齐宣王对孟子很佩服,于是就坦白对孟子说:寡人有疾。说实话,千古之下,我们应该肯定齐宣王。从来没有一个国家领袖会对学者说:我有毛病,病得还很严重。什么病呢?三个毛病:寡人好色、寡人好勇、寡人好货。也就是好色、好斗、贪财。孔子本来只是说,人生的三个阶段,要小心三种毛病。结果,齐宣王同时有这三个毛病,真的很严重。孟子说,大王好色吗?那要知道天下人都好色,如果让国家外无旷男,内无怨女,不就行了吗?不要只是自己一人好色,并到处去找美女;而要让老百姓都男有分、女有归,每一个人都有适当的归宿。大王好勇吗?其实,勇分两种,一种是小勇,一种是大勇。身为大王,要哪一种呢?小勇就是,在路上有人瞪了我一眼,我立刻拔刀喝斥你还瞪我吗?这和地痞流氓有什么差别?国君应该学周文王、周武王的大勇,一发怒、一生气,坏人灭亡了,天下安定了,这是大勇。如果喜欢的是大勇,恐怕老百姓还担心大王喜欢得不够呢。大王喜欢发财吗?那看看《诗经》中的一首诗特别提到,周朝的粮食充足,外出的人带着很多干粮,在家的人仓库里面很多食物。如果真的想发财,最好是藏富于民。把财富藏在百姓家里,国君还怕没钱吗?
本章很真实地反映出人生的状态,提醒我们绝对不要松懈。人一松懈,就可能发生错误,将来再后悔都来不及了。孔子的学生曾参,在生命快结束的时候,引用了《诗经》“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可见,人这一生都要谨慎行事,自我修养。因为“不上则下,不进则退”,不真诚、不往上走的话,血气带来的问题就拖着人往下堕落。有缺点的人生是客观的现实,孔子所面对的是真实的生命,普遍的人性。
【第257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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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季氏第十六》第八章的原文是:
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孔子说:“要成为君子,必须敬畏以下三者:敬畏天赋使命,敬畏政治领袖,敬畏圣人的言论。至于小人,不了解天赋使命而不敬畏,奉承讨好政治领袖,轻慢侮辱圣人的言论。”
人活在世界上一定要有所敬畏,否则就会肆无忌惮,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但是,应该敬畏什么呢?孔子明确提出三点,首先是天命。我们都记得,孔子曾经说“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是所有人的共性。真诚的力量由内而发,要求自己主动行善,最终止于至善。第二是各人不同的特殊情况。以孔子来说,他的天命就以他的才华、他的学问来照顾百姓。孔子的天命是他的自我选择。他认为,自己就应该以这种方式来实现自我。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处境来选择,应该往哪里走,要怎么样做某些事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其次,敬畏大人。“大人”是指政治领袖。也许有人会问,后来孟子不是说“说大人则藐之”吗?我要和政治领袖说话,要劝他一些事情,应该先看轻他。孔子为什么说敬畏大人呢?从心理学的角度说,越尊重一个人,他就越尊重自己;相反,别人既然不尊重他,他凭什么尊重自己呢?政治领袖做错了一件事,受害的是百姓。所以,出于为百姓着想的目的,我们宁可尊敬政治领袖,以便他好好照顾百姓。最后,还要敬畏圣人的言论。圣人是指古代的圣贤,他们留下的言论是他们的心得,我们也许还没有这样的修行,缺乏这样的理解,更谈不上这样的境界,看看圣人的言论就知道应该如何取法。
至于小人,可以对照来看。第一,小人不知道什么是天命,更不知道怎么去敬畏。他活在世界上,只是追求利益,有好处就做,根本没有原则,更没有什么好担心害怕的,只要不被逮到就好了。第二,小人对于政治领袖是“狎大人”。“狎”是亲昵、亲热的意思。就是说,小人设法拉关系,走后门,与政治人物交往热络,这样他才能得到各种方便的机会。第三,小人对圣人的言论是侮辱的态度,说圣人算什么,有什么了不起,还不同样是人?一个人有所敬畏,就会有效法的楷模。比如,我尊敬一位伟人,自然就会效法他。如果我谁都不敬畏,会去效法谁呢?那就只能顺着生物本能,所谓的动物性去发展了。有所敬畏,才会有所约束。人生要追求快乐,但是,快乐是分层次的。如果只追求衣食住行这种简单的、低层次的享乐,快乐就会因重复而乏味。好比第一次吃大餐的时候觉得美味无比,但如果每天都这样吃,就受不了了。只有孔子的快乐才会持续不断。他敬畏天命,所以有一种使命感由内而发,永无止境。不管处在任何境地,总感觉到生命的动力,一直往上提升,像是火箭飞到空中,燃料箱燃尽即剥离掉,再继续飞。换句话说,只有把那些用完的,较低层次的燃油或者材料去掉,才能飞得更快。等到了太空中,不需要太费力,就可以绕行了。
庄子曾经说,一条鱼在水里,不能离开水,变成大鹏鸟之后需要空气,但是如果飞到九万里那么高,就连空气也不在乎了,因为空气在它下方。所以,天空中,老鹰飞的时候不用拍翅膀,称为翱翔。小麻雀要上树,就得拼命拍翅膀。我们羡慕哪一种呢?老鹰或者大鹏鸟并不是生下来就如此的。尤其在庄子笔下,要从鱼变成鸟,再往上飞,才能达到逍遥游的境界。儒家也认为,人生没有不经修养就可以享受的快乐。而那些生物性的快乐,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儒家对政治领袖是尊重的,并没有随便批评,但是,如果他没做好,孔子也不会轻易放过他。我们看看孔子对季康子所说的话就明白了,很直接。你说盗贼很多吗?你本身没有欲望的话,怎么会有盗贼呢?归根究柢是你自己没做好。可见,孔子对政治领袖不是一味地敬畏,也不是一味地批评。很多人常常讲,知识份子天生就是要批评的。这话基本上没错,但是要看情况而定。对于已经很努力的人,却抱持非批评不可的态度,那可能对人是个打击。恐怕以后真正需要批评时,对方已经不在乎了。
孔子没有要求我们一个做法一路到底,很多事情原则是这样的,但还要变通。至于说圣人的言论,我们应该敬畏,然后才能认真学习、努力实践,最终得到提升的是我们自己。
【第258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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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季氏第十六》第九章的内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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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18日 00:14 周三雍也第六
【第77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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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雍也第六》第一章与第六章,这两章里面所介绍的是同样的一个人,所以合在一起讲。这是孔子的学生,冉雍,名仲弓。
第一章原文是: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何谓“南面”?古代中国以坐北朝南为尊贵,意味天子面向南方治理百姓。还有另一个说法是因为南方是光明,面向光明,代表在上位者的智慧不被遮蔽,能够治理百姓。古代有三种人面向南方。第一,天子;第二,诸侯;第三是诸侯之国的卿大夫。仲弓在孔子弟子中列名德行科,孔子认为他有能力出任政治领袖,面向南方治理百姓。“雍也可使南面”是《论语》里面谈到政治和做官非常具体的一句话。他特别推荐仲弓,深信他可以胜任诸侯国的卿相职位。当然仲弓最终并没做到这么高的位置,只是在季氏家族里面担任家臣。当时是贵族世袭制,诸侯国的卿相大部分都是靠世袭。像孔子在鲁国做司寇,做得虽好,但至多也只能“行摄相事”,就是代理相国,好比今天的代理行政院长的位置,不是正卿。孔子对自己的学生很了解,知道这个学生有治国的本事。
第六章也谈仲弓这个学生。原文是这样的:
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意思是:
孔子谈到仲弓时,说:“耕牛的后代长着红色的毛与整齐的角,就算不想用他来祭祀,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他吗?”
犁牛即耕牛,耕牛的毛一般是杂色,有一点灰,有一点白,有一点黑。耕牛是非常平凡的牛。用耕牛喻指仲弓的家庭背景很平凡。平凡的耕牛生出的小牛有着红色的毛,有着整齐漂亮的角,在古代这样的牛是可以用来祭祀的。当时以红色为贵,用这只毛红色、角端正的耕牛来祭祀,山川之神会欣然接受。孔子把他的学生冉雍比喻为适合用来祭祀的牛。孔子接着说:就算不想用他来祭祀,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他吗?像这样的一个人才,就算你不用他,神明也不会错过的。
儒家认为从政做官是牺牲奉献,是把个人私事放在一边,无私地替国家做事。这既需要有崇高的理想跟抱负,也需要有卓越的德行与能力。《易经》也认为一个人的修养达到境界之后,不能在家里吃闲饭。国家培养这样的人才,是需要他来照顾百姓的,所以当时把人才在社会上的发展,看作是牺牲。事实上也真的是牺牲,很多人当官真是殚精竭虑,替老百姓设想。比如《孟子》里面谈到周公,他连睡觉都不敢,“坐以待旦”,坐在那儿等待天亮。天亮了之后赶快实践自己所学到的东西,以此来造福百姓。如果天下的官员都学到儒家这种精神的话,可以想像,那该是一个怎样的太平盛世。
孔子深知仲弓,他一方面了解这个学生的能耐,知道他有这样的德行与能力来治理一个诸侯之国,可以担任正卿,面向南方,治理百姓。同时他也强调这个学生的家世背景不好,但是他通过学习、通过修练,表现极为杰出。这也让我们知道“英雄不问出身”的道理。孔子拿仲弓作为示范,说明不要太在意自己家庭背景,不必互相比较,重要的是改善自己,不断地修练、上进。成才以后,才能照顾家庭,甚而照顾天下。
儒家认为一个人从政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德行要高。这是永无止境的要求;第二,能力要强。要能够应变,应付所有的变化;第三,智慧要高。要能够解决百姓的困惑,遇到任何问题都能做正确的判断。
【第78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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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雍也第六》的第三章。原文是: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鲁哀公问:“你的学生里面谁是爱好学习的?”孔子回答说:“有一位叫颜回的爱好学习,他不把怒气发泄在不相干的人身上,他也从不再犯同样的过错,遗憾的是他年岁不大就死了!现在没有这样的学生了,没有听说爱好学习的人了。”
这段话听起来非常感伤。鲁哀公是鲁国的国君,希望孔子推荐几个学生来为国服务。所以他问“你有哪些弟子是好学的?”孔子“对曰”,“对”表示下对上。在《论语》里面常可以看到,孔子面对贵族,面对政治人物,面对官位比他高的,他都会加一个“对曰”。不管年纪大小,这样才合乎礼仪的规格。孔子说:只有颜回爱好学习。孔子讲好学就六个字,“不迁怒,不贰过”。什么叫迁怒呢?我和张三吵了一架,回头看到李四就先骂他一顿,这叫迁怒,事情和李四无关,他却无端挨骂,非常冤枉。但是一般人都很容易犯类似的过错。不迁怒,很难;不贰过,也不容易。儒家强调过失与性格有关。要能不贰过,就要对自己性格中的缺陷痛加改正。所以不迁怒、不贰过是作为颜渊好学的证据,这表示孔子的教育是把学习与德行的表现结合在一起。孔子接着说颜渊“不幸短命死矣”。孔子为颜渊感到可惜。一个人如果活不到六十,我们只能说他“得年”,就是他得到几年的生活时间。六十以上才能够说“享寿”,享有多久的寿命。所以颜渊很可惜,只得年四十。孔子惋惜,是因为颜渊最好学,并且德行最好,他如果有机会服务百姓的话,肯定杰出。孔子的理想一定有实现的机会吧。
接下来就更令人伤心了,孔子居然讲完颜渊之后就说没有好学的学生,没有听说过谁好学了。孔子有三千弟子,精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为什么除了颜渊之外就没有人真的好学呢?没有人达到孔子这个标准呢?这一点是让人感到非常惋惜的事情。孔子活了七十三岁,颜渊过世时孔子七十一岁。此时孔子对学生的了解已经很完整、很透彻了,他自己的生命也接近尾声了,所以他感到特别遗憾,因为除了颜渊就没有听说谁爱好学习了。而他的思想,学生们并没有真的理解,也没有传下来。
学儒家应该也要读《孟子》,孟子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但是真正了解孔子,可以把孔子的思想传下去的正是孟子。根据各种资料考证,在孔子过世以后,儒分为八,他的学生分为八派,自立门户。学生们教出来的学生各有特色,有的变成了兵家、法家,不再坚持儒家的观点。也有些人当了帝王之师,如子夏。但是教的都是应用上的知识,并没有把儒家完整的理想传承下来,所以孔子的感叹有他的道理。孟子曾经把颜渊同禹和稷作比较,禹,负责治水的禹;稷,就是周朝的祖先后稷,负责教老百姓种田。我们常常说“人饥己饥,人溺己溺”,“人溺己溺”就是指大禹治水,看到有人被水淹死,就好像自己没将洪水治好,让这个人被淹死一样。稷呢?听到有人饿死,就像自己田没有种好,以至于让别人饿死一样。孟子说禹、稷和颜渊,异地则皆然。这三个人如果交换处境,他们应该有一样的表现。颜渊根本没有机会实现抱负,但是孟子给他最高的评价,这体现儒家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观点。从颜渊身上我们知道了知识与德行要配合,并且也了解到孔子对于好学的要求标准是很高的。
【第79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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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雍也第六》第四章内容比较具体:
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其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
公西华奉派出使齐国,冉有替他的母亲申请小米。孔子说:“给她六斗四升。”冉有请求增加一些,孔子说:“再给她二斗四升。”结果冉有给了她八百斗,孔子说:“赤到齐国去,乘坐的是肥马驾的车,穿的是又轻又暖的棉袍,我听人说过,君子济助穷困,而不增加别人的财富。”
这件事发生的时间背景,推测是孔子担任鲁国国君的顾问期间,这时冉有负责出纳管账。他的同学公西华奉派出使齐国,按照当时的规定,可以给他家里加发一笔出差的安家费用,冉有是公西华的老同学,所以替他单独在家的母亲申请一点小米补贴。孔子说给他六斗四升。釜、庾以及秉是古代的计算单位,釜,是六斗四升,大概可以维持一般人一个星期的粮食,公西华从鲁国到齐国不是很远,所需时间不是很长。冉有希望多一点,孔子说:好吧,再给她两斗四升。加起来也不过是八斗八升,听起来是有限的。结果冉有自作主张,给了公西华八百斗,八百斗是什么概念呢?大概相当于当时一年的待遇。换句话说,公西华代表鲁国出使齐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冉有却给了他一年的待遇。虽是帮助好朋友、好同学,但却假公济私了。孔子听了以后当然有意见。他说公西华到齐国去的时候“乘肥马,衣轻裘”,“乘肥马”是说他用来驾车的马很肥壮;古时候出使是需要自己家里准备交通工具的,这话的意思是说公西华家境比较富裕,他驾着壮马,穿的是很轻的棉袍,都是非常贵重的。他的家境不错,为什么还要再锦上添花呢?
一个君子应该雪中送炭,叫做周急。当别人有困难,有急难的时候,可以帮忙,但是不要继富,就是增加别人的财富。君子应该雪中送炭而不应该锦上添花。即使是好同学、好朋友私交甚笃,也不应该这样做。孔子认为君子应该公正无私。如果每一个人都照顾自己的同学朋友,哪里还有什么公理正义呢?国家的财富不就浪费了吗?
紧接着是〈雍也第六〉第五章。原文:
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原思担任孔子家的总管,孔子当司寇时,称为大夫,大夫就有大夫之家,这个家就可以请家臣,原思年纪很轻,他是孔子的学生,小孔子三十六岁,孔子当到司寇的时候,原思还不满二十岁。在此我们可以了解古人做官的年纪,一般来说,贵族子弟上大学是十五岁,学习的时间大约三年,三年之后,通过了测试就可以从事公务活动。也就是说十八岁就有能力从事一些公务活动了。原思担任孔子的家臣,孔子给他的待遇是小米九百斗。原思刻苦耐劳,家里情况也不好,他在孔子众弟子里是很贫穷的一位。但原思婉拒了老师给他的待遇,不肯接受这么多。孔子要原思不要推辞,若有余粮可以救助家乡的穷人。
古时候,五家人称为邻,二十五家为里。五百家为一党,一万两千五百家为乡。邻里乡党就是身边的邻居朋友,多的钱可以帮助穷困的邻里故旧。这是孔子对于待遇的理解,他希望学生能够得到他所应该得到的工资,至于要如何帮助别人,则可以自己决定。孔子的这一说法也具有现实上的参考价值。
【第80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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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雍也第六》第七章的内容是这样的: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孔子说:“回的心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背离人生正途,其余的学生只能在短时间内做到这一步。”
本章提到颜渊的表现,提到“心”,提到“仁”概念,所以特别重要。
注解《论语》最有名的学者是南宋的朱熹,朱熹在谈到孔子时曾经说,《论语》里没有讨论到“心”。事实不然,《论语》里至少五、六次出现了“心”的概念。比如孔子说自己到了七十岁才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再比如《孟子》书中记载,孔子说“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欤。”出去与进来没有一定的时间,没有人知道它的方向何在,说的大概就是人的心吧。而在本章中讲得更明白,孔子说所有学生里面只有颜回的心可以“三月不违仁”,三月指很长的时间。只有颜回的心可以很长的时间不离开、不背离仁。仁代表人生的正路。别的学生只能“日月至焉”,日月指时间很短。孔子的学生这么多,只有颜渊可以长期走在人生的正路上。而别的学生只能短时间内做到,然后便忘记了,甚至放弃了。这段话提醒我们一个重要的观念,儒家绝不认为人心是本善的。每一个人都是从小慢慢成长起来的,在许多困难挫折里接受检验,然后越来越完善,一步一步往上提升自己。人的心有时候会流离失所,有时候可以坚持走在人生的正路上。儒家虽不认为人心本善.但认为人心有思想和自觉的能力。人心经常在变化,就好像念头,我们常说起心动念,心随念转。用心选择人生的正路──仁。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只要我想要,行仁的机会就会立刻出现。任何时候我都可以走上人生的正路,我只要表现适当的态度,真诚由内而发,主动愿意去做该做的事,就是行仁的表现。
孔子到了七十岁才能够从心所欲而不违背规矩,规矩包括礼仪,包括法律,包括约定俗成的各种规范。从心所欲而不违背规矩是需要修养的,孔子七十岁才能做到,可见是不容易的事。颜回的心长期不背离仁道,而别的学生日月至焉而已,说明一般人经常会离开人生的正路。所以孔子也强调,“我欲仁”,关键在于要不要做?儒家认为只要愿意,可以立刻走上人生的正路。因为人性向善,只要真诚,由内而发的力量就会带给人们希望。
【第81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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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雍也第六》第八章,原文是: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季康子请教,可以让仲由担任大夫吗?孔子说:“由勇敢果决,担任大夫有什么问题呢?”又问,可以让赐担任大夫吗?孔子说:“赐识见通达,担任大夫有什么困难呢?”再问可以让求担任大夫吗?孔子说:“求多才多艺,担任大夫有什么困难呢?”
这段话里提问的人是季康子。季康子非常年轻,当时大概二十多岁,靠贵族世袭制已经当到鲁国的正卿。而孔子这个时候已经过了六十八岁了,孔子从五十五岁周游列国,到六十八岁才回到鲁国。回来之后担任国家顾问。
古代治国,天子称“为政”;一般的卿,称“执政”,直接面向南方,面对百姓;大夫为“从政”。为政、执政、从政是不同层次。季康子执政于鲁国,很希望任用人才。所以他就请教孔子三个学生的情况。第一个问到子路,孔子说,子路果,勇敢果决。关键的时刻他勇于判断,他可以从事政治活动,只要找适当的职位给他做,他能表现很好。第二个问到子贡,就是端木赐。孔子说,子贡达。达指识见通达。如果要选外交官,那么子贡就是很好的人才,他对许多事情看得很透彻,做官有什么问题呢?第三个问到冉有。孔子也用一个字来介绍,艺,多才多艺。任用冉有来服务国家,一定会有很好的表现。但是做官做到什么程度,能不能达到大臣的标准呢?那不一定。这里提到的三个学生,孔子对子路和冉有都做过评论,孔子认为他们还没有达到大臣的标准,只能做家臣,他们可以把专业范围的事情做好,至于大臣,要能够有大的眼光与气度。仅管如此,孔子认为自己的学生确实是人才。
接着看〈雍也第六〉第九章,也是和学生谈论有关要不要做官的问题。原文:
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季氏想派闵子骞担任费邑的县长,闵子骞对传达的人说:“好好地替我辞掉吧,如果再有人来找我,我一定逃到汶水以北去了。”
汶水以北已经是齐国的领土了。闵子骞说如果再找人来要我做官,我就要离开鲁国了,这是为什么呢?
闵子骞是孔子的学生,名列德行科第二名,第一名是颜渊。他的孝顺特别有名。闵子骞是个人才,季氏要让他担任费邑的县长,这是鲁国一个重要的城邑,结果他断然推辞了。他对传达的人说,好好替我辞掉吧,如果再来找我,我就要逃到齐国去了,不再留在鲁国。他这样说是因为不愿意为季氏家族来效劳,觉得不值得为季氏做官,可见他是良禽择木而栖。关于这项选择,当然是见仁见智。有些人认为可以先做官,以官职来造福百姓,让别人做,也许做得更差,对百姓更不好了。但如果接受官职,将来自己的理想与长官的政策有冲突又该如何呢?比如孔子另一学生,冉有,替季氏管账,增加税收,让季氏的财富越来越多。孔子非常生气,用“鸣鼓而攻之”来批评他的学生冉有。因为孔子非常伤心,学生出来做官,没有替百姓着想,却为了主人的利益损害百姓的利益,这完全违背孔子的教训。其实有时候是身不由己。做官,拿别人薪水,可能被要求做的事会违背老师的教导、违背原则,那怎么办呢?所以闵子骞可能不愿意陷入这样的困境。
季氏家族的人,在鲁国的表现给人民的观感不好。鲁国有鲁君,另外还有三家,三家与鲁君之间,有各种竞争斗争的关系,季氏的家族曾经把鲁君赶出国去,他们有能力另外设一个鲁国的国君,恶势力不可谓不大。孔子在鲁国做过官,做了五年,官拜司寇甚至行摄相事,最后还是决定周游列国去了。孔子都没办法发挥他的抱负和理想,孔子的学生恐怕处境更为艰难,所以闵子骞的选择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从这篇可以知道,一个人才对于自己的出处进退,应该作出明智的判断。
【第82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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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雍也第六》第十一章是: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孔子说:“回的德行真好呀,一竹筐饭,一瓜瓢水,住在破旧的巷子里,别人都受不了这样生活的忧愁,他却不改变自己原有的快乐,回的德行真好呀!”
我们不曾见过孔子以这样的语气来称赞学生。用“贤哉回也”做开头,再用“贤哉回也”来结束,可见他对颜渊赞美的程度。这里用到了“贤”字。我们以前谈过,“贤”有三个用法:德行好,是谓贤良;特别聪明,是谓贤明;能力超过别人,是谓贤能。不管是哪一种用法,意思都是代表杰出优秀。
颜渊的“贤”表现在“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用这九个字所描述的生活,恐怕很多人听了都会皱眉头,每天吃一竹筐饭,喝一瓜瓢水,住在破旧的巷子里,生活非常穷困。“人不堪其忧”,任何人想到这种情况都会觉得忧愁。但是,颜回完全没有改变他的快乐。颜回有内在的修养,他的快乐另有所在。宋朝的学者很喜欢问,孔子与颜回的快乐在什么地方呢?这叫“寻孔颜乐处”。让学生写作文,这作文其实还不好写呢,孔子与颜回为什么快乐?其实孔子也非常穷困,与他们的贫穷形成反差的是他们心灵的快乐。庄子有一段话,大意是孔子对颜渊说,你怎么不去做官呢?颜渊说我家在城里有一小块田,可以种种桑树,养养蚕,我便有衣服可以穿。城外也还有田,种了稻米之后,便有稀饭可以吃。有衣服可以穿,有稀饭可以吃,还有老师所教的道可以让我快乐,为什么还要去做官呢?当然这是庄子的看法。说实在的,颜渊有机会的话,肯定愿意出来造福百姓的,因为他是儒家。南北朝时的作品《世说新语》里记录了一对兄弟,哥哥很喜欢做官,总希望在官场上有所表现,热衷于政治活动,弟弟却到东山隐居了。宰相就问哥哥,你们两兄弟何以差别这么大呢?哥哥的书念得不错,他回答得很好,他说我是不堪其忧,我弟弟是不改其乐啊。如果叫我过那么穷的隐居生活,我不堪其忧,所以我宁可按照我个人的兴趣与志向来好好做官,在社会上发展,只要我做得正当,得到功名富贵不也是正常的吗?而我弟弟是像颜渊一样不改其乐。
孔子三千弟子只有一个颜渊,他的“不改其乐”一般人不容易做到,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们学习要取法乎上,要知道最高的标准在哪里,然后可以在适当的时机提醒自己。比如面对贫穷,孔子也说“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没有人喜欢的。富与贵每个人都喜欢,但如果不以正当途径加于君子身上,君子是不接受的。贫与贱每个人都讨厌,如果不以正当途径加于君子身上,君子也不会排斥。颜渊就是这个例子,因为生逢乱世,所以像颜渊这样的人才没有机会展现才能,陷入了穷困。但是颜渊不逃避,反而藉这个机会修养自己,展现出贫而乐道的最好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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