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第1讲-第3讲

第一讲为什么要了解古天文历法 #

我国是世界上文明古国之一,先民出于农事需要,积累了丰富的天文学知识。随着文明的进化,这些丰富的天文学知识,必然反映到记载古代文化的书籍典册之中,遗留于后世。出土的殷商时代甲骨刻辞早就有了某些星宿名称和日食、月食记载。《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国语》《左传》《吕氏春秋》《礼记》《尔雅》《淮南子》等书更有大量的详略不同的星宿记载和天象叙述。《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更是古天文学的专门之作。文史工作者随时接触古代典籍,势必常与古代天文历法打交道。如果对此一知半解或不甚了了,很难谈得上进行深入的研究。就是一般爱好文史的青年,有一定的古天文学知识,对阅读古书也是大有帮助的。

常识告诉我们,一切与古代典籍有关的学科,无不与时间的记载,也就是古代天文历法有关。清人汪日桢说:“读史而考及于月日干支,小事也,然亦难事也。欲知月日,必求朔闰;欲求朔闰,必明推步……盖其事甚小,为之则难。不知推步者,欲为之而不能为;知推步者,能为之而不屑为也。”(见《历代长术辑要》载《二十四史月日考序目》)可见,古人深知“推步”的重要和“推步”的甘苦。白寿彝教授也指出:“关于时间的记载,是历史记载必要的构成部分,年代学的研究是历史文献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人民日报》,1980年12月30日)

当今的现状是,有关古天文之学众说纷纭,头绪繁杂,令人不知从何下手,欲读不能。一般著述往往博大疏浅,叙史而已,或者演算繁难,玄秘莫测,“不把金针度与人”。读者终书,竟无法找到打开古天文历法大门的钥匙,未免望之兴叹,视为畏途。此篇以基本的天文常识入手,依据本师张汝舟先生星历观点,深入浅出,意欲将古籍中需要涉及的古天文学问题,逐一展开讨论,希望能对校读古籍有所助益,且能由一般文史工作者自行独立推演年月日时,掌握一套基本的“推步”技术,为深入的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

一、时间与天文历法 #

中国古代,合天文历法为一事,历法以天象为依据,历法属于实用天文学的重要内容。所以,中国古代文学与年、月、日、时这些时间观念紧密相依。学习古代天文学,就从认识“时间”这个概念开头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日整点都发出“嘟——嘟——”的时间讯号,以此统一全国民用时间。全国各行各业都按这个统一的标准时间学习和工作。没有统一的时间观念,一切工作都无法正常进行,社会将发生混乱。可知,人类社会对于时间的首要要求,就是有统一的计量标准,不能各自为政,自行其是。远古时代,人类分为若干互不交往的群体,各有自己的一套计时方法。随着社会的进步,交流的频繁,彼此认识到生活在地球这个大家庭里,还必须有统一的国际标准时间来协调全人类的活动,才能促进社会的更大发展。

在古代,人们对于时间的精确度要求不高,最早是把一天分为朝、午、昏、夜四个时段,后来又分为十个时段、十二个时段,也就大体够用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间的精确度越来越高。现代科学技术,更要求计量时间不能有一秒的误差。测定人造卫星的位置,如果误差1秒,就有7~8公里的差距。精密的电子工业,无线电技术,运输通讯,卫星、导弹的发射,要求的精确度都很高。因此,现代生活要求有精确的统一的时间计量标准,指导全人类的生产劳动。

时间不是人的主观臆造。时间是客观存在的与物质运动紧密相连的一种物质存在的形式。人们只能依据物质的运动来规定时间,寻找计时的单位。

我国古代,先民以太阳东升西落确定一天的时间,单位是日;以月亮的隐现圆缺定一月的时间,单位是月;以寒来暑往及草木禾稼的荣枯定一年的时间,单位是年。远古时代人们的时间计量单位之所以仍有作用,今天还在指导着人们的活动,就在于完全符合人类对时间计量方法的基本要求:既承认时间是物质存在的形式,又以有规律的、匀速的、周而复始的运动形式作为计量标准。这种从不间断的、匀速的、重复出现的物质运动形式,在人们的周围是存在着的,这就是日月星辰的出没所组成的若干天文现象。时间计量单位的确定完全以天象为依据,就是这个道理。尽管上古先民长期坚持“地心说”,认为日月星辰都在围绕着地球转动,但这种周而复始的物质运动形式却是古今一致的。

在所有的计时单位中,人们把地球自转一周作为计时的最基本单位——日,古人认为是太阳东升西落绕了地球一圈。月、年是比日更大的计时单位。时辰、小时、刻、分、秒,是比日小的计时单位。时、分是日的分数,古人称为日之余分。

明确了时间的计量单位,还有一个时段和时刻的问题。换句话说,通常所谓“时间”,包含着两个含义:一是指某一瞬间,即古人所谓“时刻”;一是指两个瞬时之间隔,即一个有始有终的长度。从时刻的含义出发,时间有早迟之分。从时段的含义出发,时间有长久与短暂之别。历法中的节气与节气的交替(交节),月亮运行在太阳、地球之间的平面上成一直线的天象(合朔),日与日的交接(夜半0点整)等都应该是指时刻而言,十分确切,具体到某时几分几秒的那一瞬间,毫无含糊。月亮最圆的时间,与合朔时间一样只有那么一瞬时。差一秒还不是最圆,过一秒也不可能最圆。电台报时的“嘟——嘟——”那最后特殊一响,就是时刻概念的具体化。而平常所说的几分、几小时、几日,都是指的一个时段,它必有一个起算时刻。计时的基本单位——日,是从夜半0点起算的,止于24点整。任何一个更长的时段,比如百年、千年,都必须明确它的起算时刻。任何历法都很强调它的起算点,都希望找一个理想的起算时刻作为它的初始,这就是历法之“元”,称“历元”。

我们的先民,十分重视时间,特别是与农事有关的天时,古籍中记载特多。其实,古人的“天时”,是指一年四季包括风、雨、雷、电等直接关系农事活动的自然现象,古人认为这些是上天主宰的,所以称为“天时”。

《孟子》云:“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

《荀子》云:“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时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

《韩非子》云:“非天时,虽十尧不能冬生一穗。”

《吕氏春秋》有:“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是故得时之稼兴,失时之稼约。”

《齐民要术》有:“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

《农书》有:“力不失时,则食不困。……故知时为上,知土次之。”

这些典籍中所谓“时”“天时”,实际是指关系农事成败的气候。气候的变动,与时令的推移有关,也直接与天象关联着,所以也应视为古代天文历法的内容。

《说文解字》云:“时,四时也。”指的是春夏秋冬四季。据吴泽先生的研究,在殷墟甲骨文中,已出现春夏秋冬四字。春字字形像枝木条达的形状;夏字字形一像草木繁茂之状,一像蝉形,蝉是夏虫,被认为是夏的象征;秋字像果实累累,谷物成熟,正是收获之时;冬字则形如把谷物藏于仓廪之中。这四个字,都与农业有关。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季节、时令都同农事密切相关。

时间,关系到人类社会的政治、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活动。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十分重视年、月、日、时的安排,创制了多种多样的历法;对各项活动发生的年、月、日、时也做了大量的准确记录,保存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之中。古史古事就靠这些年、月、日、时的记载有了一个清晰的脉络,我们据此研究古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没有年、月、日、时的记载,众多的典籍史料就成了一堆杂乱无章的文字记录,其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中国古代大量珍贵史料就是靠年、月、日、时的记载而保存下来的。我们还可以用后代的历法依据古籍中年、月、日、时的记载推演出当时的实际天象,解决历史上若干悬而未决的年代问题。如果没有关于时间的文字记载,这种推算也就无法进行。

二、天文与历法 #

什么是天文?什么是历法?这是首先应该弄清楚的问题。

《说文》云“文,错画也。象交文”,又说“仰则观象于天”。高诱注《淮南子·天文训》说:“文者象也。天先垂文象日月五星及彗孛,皆谓以谴告一人。故曰天文。”王逸注《楚辞》“象”字云“法也”。《易·系辞》:“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可见,天文就是天象,就是天法,就是日月星辰在天幕呈现的有规律的运动形式。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反而影响着支配着人类的各种活动。正因为这样,远古的人就视之为神圣,把天象看成是上帝、上天给人的吉凶预兆,敬若神明。历代君王重视天文,因为它是上天意旨的体现,它直接关系着人类的生产、生活,影响帝王统治权力的基础。

繁体曆法之曆,最早的写法是秝,后写作、厤,再后写作曆。《玉篇》曰:“稀疏秝秝然。”段玉裁以为:“从二禾,禾之疏密有章也。”《说文》释:“厤,治也。”“,和也。”《释诂》释:“厤,数也。”从这些释义看,就是均匀调治之义。从二禾,禾的生长受日月星辰运行的天象支配,即受日月运行所确定的季节的支配,所以秝、厤与天象有关。

秝,古书写作,表示人在有庄稼的地里行走,引申为日月运行及日月运行所确定的季节、时令等时间计量。首先,这种运行是有规律的,“疏密有章”;其次,还需要调治,要均匀地调治,使日月运行的时日彼此协调。所以,秝就是均匀地调治天象所显示的年、月、日、时等计量时间单位的手段。

《史记·历书》以厤为推步学,以象为占验学,把两者的区别说得清清楚楚。占验,当然指天象,指上天通过天象显示给人们的吉凶预兆。推步,就是对日月星辰,主要是日月的运行时间进行计算,使日绕地球一圈所形成的寒暑交替与月绕地球一圈所呈现的圆缺隐现彼此配合得大体一致。这就是制历,也就是推步学。

历是什么,简单说就是计量年、月、日的方法,就是年、月、日的安排。这种安排、计量的依据是天象变化的规律,是依据日月星辰有规律的运行来确定年、月、日、时和四季、节气,或者说推算天象以定岁时。作为一种纪时系统,目的只能是服务于人类的生产生活。

一般将历法之“法”,解释为制历的方法。不对。这个“法”,正如语法之“法”,指法则、规律。远古时代的夏商周,当然有它的年月日安排的方法,虽然还比较粗疏,但还有它那时的“历”以指导人的社会生产活动。这种历是否成“法”呢?如果确定一年为“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尧典》),是不可能有规律地调配年月日的,还形不成“法”。只有到春秋中期以后,测量出一回归年为36514日,到战国初期创制、行用四分历,才可能有“法”可依,才称得上有了历法。有历法之前,都是根据天象的观测,调整年月日,随时观测,随时调整,这还是观象授时的时代。到了有“法”可依的时代,就有可能将天象的数据抽象化,就有可能依据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通过演算,上推千百年,下推千百年,考求、预定年、月、日、时。我国最早的一部历法——四分历,就具备了这种条件。 可见,历与历法不能混为一谈。什么是历法呢?历法就是利用天象的变化规律调配年、月、日、时的一种纪时法则。

历法与天象那么紧密不可分,正是我国古代历法独具的特点。在我国古代,历法就包含在古天文学之中,历法是古代天文学中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历法的普遍内容包括节气的安排,一年中月的安排,一月中日的安排以及闰月安插规则,等等。我国古代历法还有关于日食、月食的预报和五大行星运行的推算。总之,离开天文就无所谓历法,历法反映了大量的天文现象,历法中有丰富的天文学内容,历法就是古天文学的一个部分。我国古代合天文、历法为一事,就是这个道理。同样的原因,古人称天文历法为历算、星算、天算、星历……总是将天文、历法合在一起加以表述。

历法的内容,一部分属于实用天文学的范围,另一部分属于理论天文学的范围。测时与制历就是天文学为生产服务的主要工作。我国古代历法重视对天象的推算,不仅反映了对天文学的重视,也常常以此来考核历法的准确性。古代历法史上的多次改革,其直接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日食等天象的预推出现了差误。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我国古代的编历工作,也就是一种编算天文年历的工作。由此可见,我国古代天文学家何等重视实践与理论的结合。

正因为这样,当我们谈到古代天文学,那实际已经包括了古代历法的内容。

三、天文常识 #

人类社会各个民族生活的地域不同,星象与季节的相应关系也不同,但是用天象定岁时都是共同的。古代埃及人重视观测天狼星,因为每年天狼星与太阳一起升起的时候,就预示着尼罗河要泛滥,而尼罗河泛滥带来的肥沃土壤,正是埃及人播种的需要。我国上古的夏朝,重视参宿三星的观察,每年三星昏见西方,就意味着春耕季节的开始,参宿就成了夏族主祭祀的星了。晚起的商族,着重观察黄昏现于东方地平线上的亮星,看中了心宿三星,最亮的心宿二就是“大火”。大火昏见东方,也正是春耕季节播种的日子。大火就成了商族主祭祀的星。所以《公羊传·昭公十七年》载:“大火为大辰,伐为大辰,北极亦为大辰。”何休《公羊解诂》云:“大火谓心星,伐为参星。大火与伐,所以示民时之早晚。”这里所谓“大辰”,就是观察天象的标准星,均指恒星而言。大火为大辰,是就商代而言;伐为大辰,是就夏朝而言;北极亦为大辰,当指以北极星为观察天象的标准的更古时代。于此可见,我国上古对于北极星的认识,起源更早。

现代天文学知识告诉我们,在太阳系里有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共八大行星围绕着太阳,按照各自的轨道和速度运行着。——古人凭肉眼观测,以地球为中心,早就认识了五大行星(金、木、水、火、土)并了解到它们绕地球一圈的时间,掌握了它们的运行规律。

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同时,还在自转。公转一周为365.24219日,自转一周为24小时。由于地球自转轨道与公转轨道有23°26′的倾斜角,地球表面受到太阳照射的程度不同(直射或斜射,斜射还有角度的不同),便有了春夏秋冬四季冷暖的变化。

月球是地球的卫星,它围绕着地球旋转,运行一周为29.53059日,月球本身不发光,人们所见到的月相是月球对太阳光的反射。随着地球、月球与太阳相互位置的变化,月相也周期性变化着。当月亮的背光面对着地球,人们看不到有光的月面,即为朔日(阴历初一);当月亮的受光面全部对着地球,人们看到一轮满月,即为望日(阴历十五)。从朔日到望日,望日到朔日之间还有各种月相。人们根据月相变化和月亮出没时间,便知道阴历的日期。俗话说:“初三初四蛾眉月,初七初八月半边,十五十六月团圆。”这种以月相变化为依据,从朔到朔或从望到望的周期长度,叫朔望月,就是阴历的一个月。

每一个朔望月,月球都要行经地球和太阳之间的空间一次,如果大体在一个平面上,月球遮住了太阳射向地球的光线,就会发生日食;当地球运行到太阳和月球中间(每月有一次机会),如果大体在一个平面上,地球就会挡住太阳射向月球的光线,就要发生月食。因此,日食总是发生在朔日,月食总是发生在望日。古人特别重视日食的记载,认为是上天对君主的警告,是凶兆。古代天文学家还以日食检验历法的准确性,食不在朔,便据以调历。

前人是怎样以地球为中心表述日食、月食这些天象的?我们用曾运乾先生《尚书正读》注文来回答这个问题,至少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注云:当朔而日为月所掩,是为日食。当望而月为日所冲,是为月食。又说,古人制字,“朔”“望”“有”均从月得义。朔字从月从屰(屰,不顺也)。月与日同经度而不同纬度,则相屰而为合朔。若同经度而又同纬度,则相屰而为日食。望,为月食专字。从月从壬(壬,朝廷也),取日月相对望也。从亡,遇食则有亡象焉。有,为日食专字。从月,月光蔽其明也。从又,一指蔽前,泰山不见也。则知日月食之由于蔽也。《说文》:“有,不宜有也。春秋传曰,日月又食之。从月又声。”段氏注云:“谓本是不当有而有之称,引申遂为凡有之称。”

古代先民只是直观地以地球为中心来观测天体的运行,这就是西方科学未传入中国之前我国古代长期行用的地心说。日月星辰的东升西落,实际是因为地球从西向东在转动。这种地心说并非全无道理。比如上和下,是一种比较的说法。在地球上的上与下,其实都是在和地球中心比较,拿地球中心做标准来比较是有道理的。舍此,就无所谓上与下。同样,国际通用的标准时自有好处,而各个地方时更为各地的使用者称便。道理都一样,地心说对观测者似更方便。古人想象,地球四周被巨大的天球包围着,所有的日月星辰都在天球上运行。太阳系八大行星,古人凭肉眼观测,以地球为中心,只能见到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并掌握了它们各自绕地球一圈的时间及运行规律,记之甚详。古代典籍关于天象的记载,立足于地心说。古代星图、天球仪之类也据此成象。阅读古籍者不可不知。

四、历的种类 #

人类对天象进行观测以确定计时标准,其中观测的主要对象是日、月的运行,依据日、月的运行周期以制定各自的历法。迄今为止,世界上的历法可分为三类:太阴历、太阳历和阴阳合历。

甲,太阴历。它是以月球受光面的圆缺晦明变动为基础,利用月球运行周期(朔望月)为标准制定的历法。月亮运行的周期是29.53日,太阴历就用大月(30日)、小月(29日)相间,一大一小来调整。因为每两月有0.06日盈余,还需要配置连大月才能保证月初必朔,月中必望。太阴历以十二个朔望月为一年计算,共354日或355日。它把月相与日期固定地联系在一起,见月相而知日期,知日期亦知月相。这在上古,无疑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方便。其致命的弱点是,十二个朔望月(平年354日)与太阳的运行周期(即回归年长度365.2422日)不相吻合,太阴历每年与回归年有11日多的时差,积三年就相差34日。这就必将搅乱月份与回归年长度确定的春夏秋冬四季的关系,冷暖四季与月份的关系错乱,又会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困难。

从古代历史记载得知,世界上最早制历的国家都首先使用过太阴历,因为月球的盈亏变化对人类而言较为明显而又亲切。上古时代,日苦其短,年嫌其长,月的周期最能适应宗教仪式的需要,朔望月自然就占有了重要的地位。

伊斯兰教用于祭祀节日的回回历就是现存的唯一纯太阴历。回历以公元622年7月16日,即穆罕默德避难麦加的次日为元年元日,以朔望月计,十二月为一年,每月以月牙初见为第一日,单月30日,双月29日,大月小月相间,全年354日,不置闰月。由于十二个朔望月共354日8时48分34秒,每年多出8小时有余,积三年就多出一天有余。所以,回历每三十年共置十一个闰日。在三十年中,第2、5、7、10、13、16、18、21、24、26、29年为闰年,每年355日,闰日放在十二月。

由于太阴历和回归年的日差,回历的岁首和节日(如肉孜节、古尔邦节)寒暑不定,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附有回历与公元历、阴历的日期对照,便于检查。

乙,太阳历。它是以太阳的回归年周期为基本数据制定的历法。欧洲太阳历是古罗马恺撒在公元前46年请埃及天文学家索西琴尼斯协助制定的,世称“儒略历”或“旧太阳历”。当时测得的回归年长度为36514日。因此,儒略历规定,每四年中前三年为平年365日,第四年为闰年366日,即逢四或逢四的倍数的年份为闰年。一年十二个月,单月为大月31天,双月为小月30天。起自3月,终于2月,与月相完全无关。因为罗马帝国每年2月(年终)处决犯人,视为不吉,所以减去一日,平年只有29日,闰年为30日。又因为恺撒养子屋大维(奥古斯都)生于8月(小月),又从2月减一日加到8月,变8月小为8月大(31日)。这样,2月即为28日(闰年为29日)。为了避免由于2月小、8月大而造成的7月、8月、9月三个月连大,又改为7月、8月连大,9月、11月为小月,10月、12月为大月。这都是人为的规定。

公元325年,罗马帝国召开宗教会议,决定统一采用儒略历,并依据当时的天文观测,定3月21日为春分日。

回归年长度为365.24219日,即365日5时48分46秒。而儒略历是以36514日,即365日6时为数据制定的。两者有11分14秒之差,长期积累就会形成明显误差(128年差1日),这在当时并不为人所知。到公元1582年,人们发现春分点竟在3月11日,与公元325年的春分点相差十日之多,即1258年间(325—1582)间差十日,相当于每400年误差3日。为此,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只好召集学者研究,改革儒略历,采取每400年取消3闰(即400年97闰)的方法,规定把1582年10月4日以后的一天算为1582年10月15日,所有百位数以上的年数能被400除尽者才能算闰年(如1600年,2000年)。这样,一方面纠正了儒略历的误差,另一方面又提高了太阳历的精度。改革以后的儒略历称为格里历,其精确度很高:

365×400+97=146097(日)

146097÷400=365.2425(日)

格里历这个回归年长度365.2425日比现代实测回归年长度只有0.0003日(即近26秒)之差,积累3320年才会有一日的误差。这对日用历来说,已是十分精确的了。

我国元代郭守敬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制定的“授时历”,其回归年长度已达到365.2425日的精确度,比格里历早了三百年。

当今世界通用公元纪年,共同使用的就是格里历。而公元纪年并不开始于公元元年,而是开始于公元532年(据说基督就诞生在公元532年之前,532年正是我国南朝梁武帝中大通四年)。这是出于宗教的考虑。因为532这个数字正是星期日数7、闰年周期4和所谓月周(即一定历日的时间地球上看到月面形状变化的周期)19(年)的最小公倍数。每过532年,基督教的节日(比如复活节)又会是同一日期、星期和月相。因此,公元532年之前的公元纪年都是后来逆推而定的。

太阳历以回归年周期为依据,四季与月份的关系稳定。中国古历形成的二十四节气就比较固定地配合在太阳历的一些日子里。

埃及人在远古时代曾一度使用太阴历,后来因为尼罗河涨水对生产影响极大,需要预报涨水时期,而尼罗河水涨和夏至是在天狼星出现的第一天早晨同时来到。古埃及人知道太阳在天球上的运行与尼罗河的洪水期有关,所以特别注意太阳在一年中各时期的高度,以及日出、日没时间和方位。同时还精密地观测了天狼星及南河三等恒星的周年运动,发现了太阳运行周期——回归年长度为36514日。在公元前2000多年古埃及人就制定了以365日为一年的太阳历,而放弃了太阴历的使用。

格里历所代表的太阳历也有不便之处,一是每月天数不统一,二是完全排除了月相周期。因此,历法研究者曾提出不少改革格里历的方案,有代表性的方案有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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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序-前言

版权信息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天文历法讲座/张闻玉著.—2版.—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名家讲座) ISBN 978-7-5495-9716-1

Ⅰ.①古… Ⅱ.①张… Ⅲ.①古历法-基本知识- 中国 Ⅳ.①P19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06428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00 mm × 970 mm 1/16

印张:23 字数:280千字

2017年10月第2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4 000册 定价:59. 80元

目录

版权信息

《古代天文历法讲座》新版序

前言

第一讲为什么要了解古天文历法 一、时间与天文历法

二、天文与历法

三、天文常识

四、历的种类

五、古天文学与星占

六、古代天文学在阅读古籍中的作用

七、怎样学好古天文历法

第二讲纪时系统 一、纪年法

二、纪月法

三、纪日法

四、纪时法

第三讲观象授时 一、地平方位

二、三垣二十八宿

三、《尧典》及四仲中星

四、《礼记·月令》的昏旦中星

五、北极与北斗

六、分野

七、五星运行

八、《诗·七月》的用历

九、观象授时要籍对照表

第四讲二十四节气 一、先民定时令

二、土圭测景

三、冬至点的测定

四、岁差

五、节气的产生

六、二十四节气的意义

七、节气的分类

...

下篇

下篇 宏观现象 #

上篇介绍了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这种模式的第一个特点是城市化过程中“重土地、轻人”,优点是可以快速推进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缺点是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推高了房价和居民债务负担,拉大了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第五章分析这些内容,并介绍土地流转和户籍改革等要素市场的改革。第二个特点是招商引资竞争中“重规模、重扩张”,优点是推动了企业成长和快速工业化,缺点是加重了债务负担。企业、地方政府、居民三部门债务互相作用,加大了经济整体的债务和金融风险。第六章分析这些内容,并介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详述“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及“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第三个特点是发展战略“重投资、重生产、轻消费”,优点是拉动了经济快速增长,扩大了对外贸易,使我国迅速成为制造业强国,缺点是经济结构不平衡。对内,资源向企业部门转移,居民收入和消费占比偏低,不利于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对外,国内无法消纳的产能向国外输出,加剧了贸易冲突。第七章分析这些内容,并介绍党的十九大重新定义“主要矛盾”后的相关改革,详述“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所需要的改革。

第五章 城市化与不平衡 #

教书久了,对年轻人不同阶段的心态深有体会。大一新生刚从中学毕业,无忧无虑,爱思考“为什么”;大四毕业生和研究生则要走向社会,扛起工作和生活的重担,普遍焦虑,好琢磨“怎么办”。大多数人的困境可以概括为:有心仪工作的城市房价太高,而房价合适的城市没有心仪的工作。梦想买不起,故乡回不去。眼看着大城市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却难觅容身之所。为什么房子这么贵?为什么归属感这么低?为什么非要孤身在外地闯荡,不能和父母家人在一起?这些问题都与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有关。

城市化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基础设施,“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是非常有效的融资手段。通过出让城市土地使用权,可以积累以土地为信用基础的原始资本,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中国特有的城市土地国有制度,为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创造了条件,将这笔隐匿的财富变成了启动城市化的巨大资本,但也让地方财源高度依赖土地价值,依赖房地产和房价。房价连着地价,地价连着财政,财政连着基础设施投资,于是经济增长、地方财政、银行、房地产之间就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复杂关系。

这种以土地为中心的城市化忽视了城市化的真正核心:人。地价要靠房价拉动,但房价要由老百姓买单,按揭要靠买房者的收入来还。所以土地的资本化,实质是个人收入的资本化。支撑房价和地价的,是人的收入。忽略了人,忽略了城市化本该服务于人,本该为人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更高的收入,城市化就入了歧途。

1980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足两成,2019年超过了六成(见图5-1)。短短40年,超过5亿人进了城,这是不折不扣的城市化奇迹。但若按户籍论,2019年的城镇户籍人口只占总人口的44%,比常住人口占比少了1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有超过2亿人虽然常住城镇,却没有当地户口,不能完全享受到应有的公共服务(如教育),因为这些服务的供给是按户籍人数来规划的。这种巨大的供需矛盾,让城市新移民没有归属感,难以在城市中安身立命,也让“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成为巨大的社会问题。近年来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出台,都是为了扭转这种现状,让城市化以人为本。

图5-1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数据来源:万得数据库与国家统计局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本章第一节分析房价和土地供需间的关系,讨论高房价带来的日益沉重的居民债务负担。第二节分析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其根源之一在于土地和人口等生产要素流动受限,所以近年来在土地流转和户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非常重要。第三节分析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差距,这一现象也和房价以及要素市场改革有关。

第一节 房价与居民债务 #

1994年分税制改革(第二章)是很多重大经济现象的分水岭,也是城市化模式的分水岭。1994年之前实行财政包干制,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崛起,为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但农民离土不离乡,大多就地加入乡镇企业,没有大量向城市移民。分税制改革后,乡镇企业式微,农民工大潮开始形成。从图5-1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城镇常住人口自1995年起加速上涨,城市化逐渐进入了以“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为主要推手的阶段。这种模式的关键是房价,所以城市化的矛盾焦点也是房价。房价短期内受很多因素影响,但中长期主要由供求决定。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房屋供需都与人口结构密切相关,因为年轻人是买房主力。年轻人大都流入经济发达城市,但这些城市的土地供应又受政策限制,因此房屋供需矛盾突出,房价居高不下。

房价与土地供需 #

现代经济集聚效应很强,经济活动及就业越来越向大城市集中。随着收入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人们高价竞争城市住房。这种需求压力是否会推升房价,取决于房屋和住宅用地供给是否灵活。若政策严重限制了供给,房价上涨就快。一个地区的土地面积虽然固定,但建造住宅的用地指标可以调整;同一块住宅开发用地上,容积率和绿化面积也可以调整。 11 这些调整都受政策的影响。美国虽然是土地私有制,但城市建设和用地规划也要受政府管制。比如旧金山对新建住房的管制就特别严格,所以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房价也不便宜。在21世纪初的房地产投机大潮中,旧金山的住房建设指标并没有增加,房价于是飙升。再比如亚特兰大,住房建设指标能够灵活调整,因此虽然也有大量人口涌入,但房价一直比较稳定。 22

我国的城市化速度很快,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也很快,所以住房需求和房价上涨很快。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自1998年住房商品化改革以来,全国商品房均价在20年间涨了4.2倍。但各地涨幅大不相同。三四线城市在2015年实行货币化棚改(见第六章)之前,房价涨幅和当地人均收入涨幅差不多;但在二线城市,房价就比人均收入涨得快了;到了一线城市,房价涨幅远远超过了收入:2015年之前的十年间,北、上、广、深房价翻了两番,年均增速13%。 33

地区房价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供需失衡。人口大量涌入的大城市,居住用地的供给速度远赶不上人口增长。2006年至2014年,500万人和1 0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城区人口增量占全国城区人口增量的近四成,但居住用地增量才占全国增量的两成,房价自然快速上涨。而在300万人以下尤其是10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中,居住用地增量比城镇人口增量更快,房价自然涨不上去。从地理分布上看,东部地区的城镇人口要比用地增速高出近10%,住房十分紧张;而西部和东北地区则反过来,建设用地指标增加得比人口快。 44

中国对建设用地指标实行严格管理,每年的新增指标由中央分配到省,再由省分配到地方。这些指标无法跨省交易,所以即使面对大量人口流入,东部也无法从西部调剂用地指标。2003年后的十年间,为了支持西部大开发并限制大城市人口规模,用地指标和土地供给不但没有向人口大量流入的东部倾斜,反而更加向中西部和中小城市倾斜。2003年,中西部土地供给面积占全国新增供给的比重不足三成,2014年上升到了六成。2002年,中小城市建成区面积占全国的比重接近一半,2013年上升到了64%。 55 土地流向与人口流向背道而驰,地区间房价差距因此越拉越大。

然而这种土地倾斜政策并不能改变人口流向,人还是不断向东部沿海和大城市集聚。这些地区不仅房价一直在涨,大学的高考录取分数也一直在涨。中西部房价虽低,但年轻人还是愿意到房价高的东部,因为那里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和资源。倾斜的土地政策并没有留住人口,也很难留住其他资源。很多资本利用了西部的优惠政策和廉价土地,套取了资源,又回流到东部去“炒”房地产,没在西部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实体,只给当地留下了一堆债务和一片空荡荡的工业园区。

建设用地指标不能在全国交易,土地使用效率很难提高。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竞争虽然激烈,也经常以土地作为手段,却很难持续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发达地区土地需求旺盛,地价大涨,本应增加用地指标,既满足需求也抑制地价。但因为土地分配受制于行政边界,结果却是欠发达地区能以超低价格(甚至免费)大量供应土地。这种“东边干旱,西边浇水”的模式需要改革。2020年,中央提出要对建设用地指标的跨区域流转进行改革,探索建立全国性建设用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见第二节),已是针对这一情况的改革尝试。 66

房价与居民债务:欧美的经验和教训 #

居民债务主要来自买房,房价越高,按揭就越高,债务负担也就越重。各国房价上涨都是因为供不应求,一来城市化过程中住房需求不断增加;二来土地和银行按揭的供给都受政治因素影响。

在西方,“自有住房”其实是个比较新的现象,“二战”之前,大部分人并没有自己的房子。哪怕在人少地多的美国,1900—1940年的自有住房率也就45%左右。“二战”后这一比率才开始增长,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达到68%。英国也差不多,“二战”前的自有住房率基本在30%,战后才开始增长,全球金融危机前达到70%。 77 正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英美大部分人都租房,所以主流经济学教材在讲述供需原理时,几乎都会用房租管制举例。1998年,我第一次了解到房租管制,就是在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教科书中。逻辑虽容易理解,但并没有直观感受,因为当时我认识的人很少有租房的,农民有宅基地,城里人有单位分房。城市住房成为全民热议的话题,也是个新现象。

欧美自有住房率不断上升,有两个后果。第一是对待房子的态度变化。对租房族来说,房子就是个住的地方,但对房主来说,房子是最重要的资产。随着房子数量和价格的攀升,房产成了国民财富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1950年至2010年,英国房产价值占国民财富的比例从36%上升到57%,法国从28%升到61%,德国从28%升到57%,美国从38%升到42%。 88 第二个变化是随着房主越来越多,得益于房价上涨的人就越来越多。所以政府为讨好这部分选民,不愿让房价下跌。无房者也想尽快买房,赶上房价上涨的财富快车,政府于是顺水推舟,降低了买房的首付门槛和按揭利率。

美国房地产市场和选举政治紧密相关。美国的收入不平等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迅速扩大,造成了很多政治问题。而推行根本性的教育或税制等方面的改革,政治阻力很大,且难以在短期见效。相比之下,借钱给穷人买房就容易多了,既能缓解穷人的不满,让人人都有机会实现“美国梦”,又能抬高房价,让房主的财富也增加,拉动他们消费,创造更多就业,可谓一举多得。于是政府开始利用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公司(以下简称“两房”)来支持穷人贷款买房。“两房”可以买入银行的按揭贷款,相当于借钱给银行发放更多按揭。 99 1995年,克林顿政府规定“两房”支持低收入者的房贷要占到总资产的42%。2000年,也就是克林顿执政的最后一年,这一比率提高到50%。2004年,小布什政府将这一比率进一步提高到56%。 1010 “两房”也乐此不疲,因为给穷人的贷款利润较高,风险又似乎很低。此外,对购房首付的管制也越来越松。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很多房贷的首付为零,引发了投机狂潮,推动房价大涨。根据Case-Shiller房价指数,2002年至2007年,美国房价平均涨了将近60%。危机之后,房价从2007年的最高点一直下跌到2012年,累积跌幅27%,之后逐步回升,2016年才又回到十年前的高点。

房价下挫和收入下降会加大家庭债务负担,进而抑制消费。消费占美国GDP的七成,全球金融危机中消费大幅下挫,把经济推向衰退。危机前房价越高的地区,危机中消费下降越多,经济衰退也越严重,失业率越高。 1111 欧洲情况也大致如此。大多数欧洲国家在2008年之前也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房价上涨。涨幅越大的国家居民债务负担越重(绝大多数债务是房贷),危机中消费下降也越多。 1212

房地产常被称作“经济周期之母”,根源就在于其内在的供需矛盾:一方面,银行可以通过按揭创造几乎无限的新购买力;而另一方面,不可再生的城市土地供给却有限。这对矛盾常常会导致资产泡沫与破裂的周期循环,是金融和房地产不稳定的核心矛盾。而房地产不仅连接着银行,还连接着千家万户的财富和消费,因此影响很大。

房价与居民债务:我国的情况 #

2008年之后的10年,我国房价急速上涨,按揭总量越来越大,居民债务负担上涨了3倍多(图5-2)。2018年末,居民债务占GDP的比重约为54%,虽仍低于美国的76%,但已接近德国和日本。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信贷总量数据,居民债务中有53%是住房贷款,24%是各类消费贷(如车贷)。 1313 这一数据可能还低估了与买房相关的债务。实际上一些消费贷也被用来买了房,比如违规用于购房首付。而且人民银行的数据还无法统计到民间借贷等非正规渠道。

图5-2 居民债务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IMF全球债务数据库。此处债务仅包括银行贷款和债券。

图5-2中债务负担的分母是GDP,这一比率常用于跨国比较,但它低估了居民的实际债务负担。还债不能用抽象的GDP,必须用实实在在的收入。2019年末,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调查了全国3万余户城镇居民(农民负债率一般较低,大多没有房贷)的收入和债务情况。接近六成家庭有负债,平均债务收入比为1.6,也就是说债务相当于1.6倍的家庭年收入。这个负担不低,接近美国。2000年,美国家庭负债收入比约为1.5,2008全球金融危机前飙升至2.1,之后回落到1.7左右。 1414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这项调查,城镇居民2019年的负债中有76%是房贷。而从资产端看,城镇居民的主要财产也就是房子。房产占了家庭资产的近七成,其中六成是住房,一成是商铺。而在美国居民的财富中,72%是金融资产,房产占比不到28%。 1515 中国人财富的压舱石是房子,美国人财富的压舱石是金融资产。这个重大差别可以帮助理解两国的一些基本政策,比如中国对房市的重视以及美国对股市的重视。

总体看来,我国居民的债务负担不低,且仍在快速上升。最主要的原因是房价上涨。居民债务的攀升已然影响到了消费。以买车为例,这是房子之外最贵的消费品类,对宏观经济非常重要,约占我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10%。车是典型的奢侈品,需求收入弹性很大,收入增加时需求大增,收入减少时需求大减。随着居民债务增加,每月还债后的可支配收入减少,所以经济形势一旦变差,买车需求就会大减。我国家用轿车市场经历了多年高速增长,2018年的私家车数量是2005年的14倍。但是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贸易战”升级,未来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增大,轿车销量开始下降,一直到2019年底,几乎每个月同比都在下降。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之下,2020年2月份的销量同比下跌八成,3月份同比下跌四成,各地于是纷纷出台刺激汽车消费的政策。

房价与居民债务风险 #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数据,北京居民的户均总资产(不是净资产,未扣除房贷和其他负债)是893万元,上海是807万元,是新疆(128万元)和吉林(142万元)的六七倍。这个差距大部分来自房价。房价上涨也拉大了同城之内的不平等。房价高的城市房屋空置率往往也高,一边很多人买不起房,一边很多房子空置。如果把房子在内的所有家庭财富(净资产)算在一起的话,按照上述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数据,2019年最富有的10%的人占有总财富的49%,而最穷的40%的人只占有总财富的8%。 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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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兰小欢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ISBN 978-7-208-17133-6

Ⅰ.①置… Ⅱ.①兰… Ⅲ.①行政管理部门—关系—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Ⅳ.①D630.1②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95010号

书  名: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

作  者:兰小欢

出品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贾忠贤 曹迪辉

转  码:欣博友

ISBN:978-7-208-17133-6/F·2693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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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

前言 从了解现状开始

上篇 微观机制

第一章 地方政府的权力与事务

第一节 政府治理的特点

第二节 外部性与规模经济

第三节 复杂信息

第四节 激励相容

第五节 招商引资

结语

扩展阅读

第二章 财税与政府行为

第一节 分税制改革

第二节 土地财政

第三节 纵向不平衡与横向不平衡

结语

扩展阅读

第三章 政府投融资与债务

第一节 城投公司与土地金融

第二节 地方政府债务

第三节 招商引资中的地方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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