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大顺军联明抗清

第一节 东路大顺军同何腾蛟的联合与受排挤#

1645年五月初，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牺牲于当地地主团练之手后，大顺政权实际上已处于瓦解状态。这主要表现在：一、曾经统治整个黄河流域和部分江、淮地区的大顺政权管辖区由于清军追击和地主官绅的叛乱已经丧失殆尽，尚存的东、西二路大顺军虽然还拥有大约数十万兵员，却回到了崇祯十四年以前的情况，没有立足之地；二、李自成的牺牲带有很大的偶然性，生前没有指定明确的继承人，在大顺军将领中享有较高威望的大将刘宗敏在李自成牺牲以前就已经被清军俘杀，跟随李、刘南撤的东路大顺军各部将领在屡遭失败后，原来的领导体制被打乱，很难形成一个新的统一指挥核心；三、大顺政权的文职官员纷纷降清或脱逃，如牛金星以丞相之尊在撤至襄阳时同他的儿子襄阳府尹牛佺一道向清军投降，军师宋献策被俘后也腼颜降清，重操旧业以占卜取悦于满洲贵族。大顺朝廷不复存在了。

史籍中常有一种误解，以为大顺军从陕西撤退的时候是全部兵马都随同李自成取道商洛、河南进入湖北的。实际上跟随李自成从西安撤退的只是潼关之战后集中于西安的主力，到达湖北襄阳一带时会合了镇守这一地区的白旺所统七万大顺军，他们遭到清英亲王阿济格的穷追猛打，连续失利，李自成、刘宗敏直接率领的就是这支军队，在本书内称之为向南撤退的东路大顺军。毫无疑问，李自成的妻子（大顺朝廷皇后）高氏也在这支队伍当中，从一些史料判断她秉性软弱，不是一个能够继承丈夫遗志、在关键时刻重整残局的人。另一路大顺军是清军占领西安以后，由李锦（李过改名）、高一功带领的陕北榆林、延安地区的驻军会合宁夏、甘肃、青海的驻防军经汉中南下四川，顺江而下进至荆州一带，形成西路大顺军，即后来的“忠贞营”前身。

东路大顺军主要将领有泽侯田见秀，义侯张鼐，绵侯袁宗第，磁侯刘芳亮，光山伯刘体纯，太平伯吴汝义，将领郝摇旗、王进才、牛万才等，他们在李自成牺牲以后，乘清阿济格军东下随即返京之机，先后进入湖南平江、浏阳一带，如刘体纯在五月间即自湖北武昌南入平江，吴汝义、田见秀、张鼐等翻越九宫山，经江西宁州（今修水县）进入平江县。由于史料残缺，我们不十分清楚李自成牺牲后，东路大顺军当中发生的变故，只知道在1645年五、六、七月这路大顺军大抵均集结于湖南平江、浏阳地区，总兵力多达二十一万余名。然而这样一支庞大的部伍在屡经挫败之后，已无复当年部署，西安时期地位与刘宗敏相等的田见秀曾以“为人宽厚”得众将心，这时仅有部卒七千，泯然普通一将，几无威信可言。原右营制将军袁宗第仅辖部卒三千，他的老部下刘体纯（曾为右营右果毅将军）却有部众三万，其弟刘体统也有兵二万。原先的裨将郝摇旗拥众四万，王进才更多达七万六千。曾独当一面的左营制将军刘芳亮所部也不过一万。这说明东路大顺军已失去统一的指挥系统，名义上大将们还保存着侯、伯爵位，实际上却是各部为政的松散同盟。

在大顺军进入湖南前一个月左右，明湖广总督何腾蛟正是从武昌左良玉军中脱逃后取道宁州、平江到达长沙。当时湖广北部（后来的湖北省）已沦入清方之手，何腾蛟即在长沙设置行辕，安官设吏，准备以湖南为基地恢复湖广全省。东路大顺军将领到达平江、浏阳后，由于领袖新丧，基地全失，决定同何腾蛟会商联合抗清。六月初一日至十五日，大顺军迫近长沙，意在同何腾蛟联络。不料，何腾蛟情报不明，以为进入湘东的大顺军只是些不成气候的“土贼”“山寇”，派长沙知府周二南会同原驻攸县燕子窝的副总兵黄朝宣领兵二千前往“扫荡”。大顺军意在和好，主动退让以表诚意，周二南却误以为“草寇”不堪一击，懵懵懂懂地“乘胜”直追。大顺军忍无可忍，于浏阳官渡一举反击，周二南被击毙，“官兵将佐杀伤无算”。何腾蛟得到败讯，才如梦初醒，知道对手是名震遐迩的大顺军。他曾备受挟制的宁南侯左良玉一听说大顺军入楚，即望风而逃，这时他手下只有黄朝宣、张先璧等为数不多的杂牌官军，根本无法迎敌，在一片惊慌失措之中“婴城为死守计”。幸好，东路大顺军将领本意是通过何腾蛟实现联合南明共同抗清，并无攻灭何腾蛟之意。明末清初人士王夫之记载说：何腾蛟“猝闻平江、浏阳间有贼野掠，意为土寇，遣长沙知府周二南率黄朝宣部兵二千人往击之。过、一功既欲降，无格斗志，按兵徐退。二南误以为怯，麾兵进薄其营，刃数贼。贼乃合战，俄顷披靡，二南坠马死之。贼追溃卒，呼欲与通语，皆益丧精魄，骛走归长沙。腾蛟知为大贼，惴惴惟婴城守。过等敛兵不欲迫长沙，执土人纵之诣腾蛟所道意，土人得释即走，亦不为通。久之，稍传闻至腾蛟所。腾蛟乃募人持白牌赍手书往。过等大喜，遂举军降，腾蛟以便宜各授总兵官……”王夫之的叙述大致反映了当时东路大顺军将领主动提出联合南明抗清的情况，但他对大顺军内部情况缺乏真确了解，错误地把李过和高一功视作东路大顺军的首领。

大约在七月间，何腾蛟同东路大顺军达成了“合营”的协议。然而，何腾蛟和他一手提拔的北抚章旷、偏抚傅上瑞对大顺军怀有深刻的敌意和猜忌，合营后“骤增兵数十万”，他们并没有诚意依靠这支久经战阵的抗清队伍；相反，在驻地和粮饷上处处加以刁难。尽管当时湖北绝大部分地方已被清军占领，但湖南全境还在明朝廷有效管辖之下。何况，清英亲王阿济格获悉李自成死讯后以为大功告成，在这年六月间就率领大军回北京避暑了。阿济格凯旋前委任了梅勒章京佟养和（即佟代、佟岱、屯代）为“总督八省军门”，带领少量军队驻守武昌，湖北各地的驻防清军主要是刚刚投降过来的原明朝官军和大顺军叛徒，兵力十分有限。换句话说，在武昌的清朝湖广总督佟养和与在长沙的明朝湖广总督何腾蛟处境相当类似，都没有多少实力。然而佟养和比何腾蛟更能面对现实，他在六月间到任之后，派出使者对尚未归附的明朝文官武将和大顺军余部广行招抚，委以重任，力求稳定和扩大自己的地盘；唯一对他不利的是清廷严厉推行的剃发改制遭到汉族军民的抵制，使他的招抚政策未能取得更大效果。何腾蛟、章旷之流却因阶级偏见目光短浅，看不到弘光朝廷覆亡后民族矛盾已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他们是主张抗清的，对农民军又怀有深刻的敌意，只是在自己的官军打不过大顺军的情况下才被迫达成联合抗清的协议。因此，他们不仅没有利用湖南全省的地盘和物力给大顺军以充分的休整和补给机会，然后凭借这支武装收复湖北等地区，而是对大顺军实行分化和排挤。在东路大顺军中郝摇旗、王进才原来地位较低，他们乘大顺军兵败混乱之时各自掌握了一支数量可观的军队，难免同大顺军封侯封伯的老将产生隔阂。何腾蛟充分利用了这种矛盾，把郝摇旗、王进才收为亲信，郝摇旗被委任为督标副总兵，不久升任总兵，加封南安伯。至于田见秀、袁宗第、张鼐、刘体纯、吴汝义等大顺政权所封侯伯则备受歧视，何腾蛟既不为他们安置驻地，也不供应粮饷，这些农民军被迫就地打粮，又立即被加以掠夺的罪名。何的目的是使他们在湖南站不住脚。这年八月间，田见秀、张鼐、袁宗第、吴汝义、刘体纯、郝摇旗等在清湖广等地总督佟养和的招罗下，曾派使者至武昌同清方联络，要求安置地方供应粮饷。因清方坚持剃头，没有达成协议。不久，除郝摇旗、王进才二部留在湖南外，田见秀等东路大顺军将领都率部北入湖北，在荆州地区同李锦、高一功等九大头领率领的西路大顺军会合。

从当时形势来看，东路大顺军进入湖南之时，显然缺乏一个坚强的核心，提出联明抗清的策略是正确的，但过于软弱。在遭到何腾蛟、章旷等南明顽固派官僚的排挤时，本应以抗清大局为重，发挥自己的主力作用，一面迅速接管湖南全省地方，安抚军民，征派粮饷，休养整顿队伍；一面迫使隆武朝廷及其地方高级官员承认其合法地位。这样，在清军主力北撤、何腾蛟等实力极为薄弱的情况下，东路大顺军可以把湖南经营为抗清基地，取得人力、物力等后方保障，再同由四川东下荆州地区的西路大顺军会合，湖广局势以至整个南明局势必将大为改观。可是，田见秀、张鼐、袁宗第等计不出此，局促于浏阳、平江一隅之地，受到排挤后又移师北上，动摇于明、清之间。这不能不说是方针上的重大失误。在后期抗清斗争中，大顺军未能做出较大贡献，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自己的具有相当人力、物力的后方基地做保障，长期在南明顽固派势力和清方的夹缝中勉强支撑，这说明在李自成牺牲以后，东路大顺军组织的混乱和领导人的缺乏魄力。

◎高氏从崇祯十六年冬一直在西安，没有跟随李自成至北京。自成放弃西安时她自然随军南下。自成牺牲后，她在部将保护下经湖南北上湖北，后转入李锦、高一功营中。尽管李锦等联明抗清后，给南明官僚行文时仍尊称她为“太后”，但她在顺治二年秋曾“再三劝谕”李锦军“归服”清廷，见顺治二年十一月清梅勒章京屯代“为申报地方情形”事揭帖，影印原件见《明清档案》第三册，A3—162号。​

◎乾隆八年《平江县志》卷二十四《事纪》云：“五月，其酋刘体纯自武昌入县之北乡；七月，其酋吴汝义自宁州入县东乡，据黄龙、幕阜、东阳诸山；又有田酋亦以是月入据中洞等寨。”参考何腾蛟奏疏，张鼐肯定是由宁州而来。​

◎康熙十九年《平江县志》《灾沴》记：“乙酉年，闯寇数十万寇县，往来屯驻四阅月，凡上下乡方围三百余里比屋盘踞，深山穷谷焚林竭泽，男妇老幼杀死无算。”​

◎顺治二年秋总督八省佟养和“为恭报地方情形事”揭帖，原件缺上疏日期，十月初十日到京，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一二一页。​

◎顺治二年秋总督八省佟养和“为恭报地方情形事”揭帖，原件缺上疏日期，十月初十日到京，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一二一页。​

◎光绪十七年《黎平府志》卷七上，何琮《先文烈公编年纪略》云，自成牺牲后，“其部下刘体纯、郝摇旗（原注：后名永忠）谓众曰：‘吾主不知何往，想大事难成。我等日事劫掠，终非远大之计，今闻何公在长沙，曷往归之？’众应曰：‘将军高见，谁不恪遵。’”​

◎康熙四十二年《长沙县志》卷八《灾祥志》附《兵事》记：“乙酉，流贼李自成余党刘体纯、一只虎等从武昌、通山、蒲圻、崇阳破通城，陷平江，逾回通岭入长沙界。时邑人林朝宪纠集乡勇，多设疑兵，于西山、官山一带与贼相拒，自六月初一至十五日止斩馘甚众，贼进退维谷，自愿纳款。时督师何腾蛟、偏抚傅上瑞驻节长沙，乃驰报帅府，准其招降，民获粗安。”按，所记事实多有讹误，仅取其时日供参考。​

◎同上。​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七《何堵章列传》。​

◎《永历实录》卷十三《高李列传》。​

◎汪煇《湘上痴脱离实录》记：“何公遣人招安，皆被杀。后以郑公福、汪伯立前往，改招安二字为合营，乃允而遵节制。”见《希青亭集》。​

◎这里有必要做一点小考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一二一页；丙编，第五本，第四九九页，各收“总督八省军门佟”揭帖一件。丙编，第六本，第五三三页，湖广巡扰何鸣銮揭帖中称他为“督臣佟养和”；第五三九页郧襄总兵王光恩揭帖中也提及“前督臣佟养和”。同书丙编，第六本，第五一一至五一三页收顺治二年十一月“梅勒章京屯代揭帖”（影印件见《明清档案》第三册，A3—162号）。在许多有关明清之际的史学论著中常把佟养和、屯代并提，误为两人。其实，佟养和就是屯代，或写作佟代、佟岱。见鄂尔泰编《八旗通志》卷一八二；《清史稿》卷二四〇；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二《佟勤惠公事略》附传。《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第五六〇页，顺治三年六月二十一日湖广巡抚何鸣銮启本中提到“上年”“同前督臣屯代行令……”亦可佐证。一人数名的原因此处不能细说。​

◎第一档案馆藏有田见秀、吴汝义八月十二日给佟养和的禀帖、郝摇旗八月十七日禀帖，郝摇旗禀帖末在年月日上盖“督标忠兴龙营副总兵官关防”，这是南明何腾蛟颁给的印信，不是大顺政权颁发的，大顺政权官制序列中既没有总督，也没有总兵、副总兵。​

第二节 李过、高一功等部改编“忠贞营”#

1645年（顺治二年、弘光元年），李锦（李过）、高一功等部大顺军由陕西汉中南下，四月间经四川太平（今万源市）、东乡、达州、夔州、新宁等处进入湖北西部山区（西陵峡一带）。经过短期休整后，于六月间率兵东下，占领荆门州、当阳二城。七月二十日，李锦、李友、贺篮、高一功、刘汝魁、马重禧、张能、田虎、杨彦昌九营会攻荆州，“填壕搭梯，扎棚挖窑，百计攻打”；清镇守荆州副总兵郑四维据城顽抗。大顺军围攻了半个月，未能攻克该城。这支大顺军把老营（指随军家属和辎重）安置于松滋县草坪，兵马分驻在湖北荆州府境到湖南澧州一带，“横亘三百余里”。

八月间，原先跟随李自成东下的大顺军余部田见秀、刘芳亮、吴汝义、袁宗第、刘体纯、张鼐、党守素、蔺养成、王进才、牛万才等营虽然同明督师何腾蛟达成合作协议，却得不到粮饷供应，处境相当困难。吴晋锡当时担任南明衡永郴桂团练监军，曾经向何腾蛟建议：“此辈久在行间，动则奋，静则玩，及其锋而用之，分路进击，可以大有功。”何腾蛟表面上赞成他的意见，实际上却采纳了长沙道傅上瑞的主张，“以饷绌难之”。田见秀、袁宗第等部大顺军既然在湖南站不住脚，又听说李锦、高一功等部已由四川东下湖北，于是决定移军北上。除了郝摇旗、王进才二部留在何腾蛟麾下外，东路大顺军主力都移营北上，“袁宗第及田、高诸部落夺舡而行，长沙之舡顿尽”，在驻于岳州的马进忠部接应下转入荆州地区。这样，东、西两路大顺军终于会合，李锦、高一功等人才获悉了李自成殉难的详细情形，自成的妻子高氏也转入李锦（自成和她的侄儿）、高一功（高氏之弟）营中。

两路大顺军会师后，实力有所加强，但是显然缺乏一位众望所归的领导者。清方档案记载，“一只虎（李锦）等立李闯三弟为主，将所得明朝玉印（玉玺）付一只虎掌管，囤粮练兵，希图大举”。这很可能反映了东、西两路大顺军将领在推举李自成的继承人上出现分歧。李自成的三弟在大顺军战史上从未有过战功或其他作为，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没有可靠记载，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从未成为大顺军的领导核心，更谈不到恢复大顺政权了。大顺军内部的缺乏足够的凝聚力，直接影响了这支颇具战斗力的队伍发挥作用。当时，湖北清军主力已经北返，湖南明军远不是大顺军对手，完全可以以大顺军为主体，迫使南明当局合作，凭借湖广地区的人力、物力资源，在抗清斗争中重振雄风。然而，由于大顺军各部的离心倾向，使他们彷徨失所，在明清之间举棋不定。明、清双方鉴于自身兵力不足，又担心大顺军危及自己的辖区，都想加以笼络。清朝湖广当局多次派人招抚，大顺军也虚与委蛇，以“受抚”为名讨荆州、湖南为安插之地。清湖广总督佟养和（佟岱、佟代，也就是下面说的“梅勒章京屯代”）因兵力有限，“招抚心切，即为应允，将田、刘、吴等安插江南；袁、刘、张、党、蔺、王、牛、马安置荆州”。顺治二年十一月佟养和奉调即将离任，以梅勒章京屯代的名称报告九月至十一月的情况说：“职差新附移文招抚一只虎李锦六次，人信不还。伊因罪恶深重，不敢就抚。复差兵备道屠奏疏谕以我清□不念旧恶，仍加升赏。该道止差官承二员赴一只虎营。相遇时待以优礼，似有招抚意。伊令先陷去郝总兵具报，请讨地方安插，并请旨封爵数语。职又差副将杜弘场、贾一选将并前恩诏书札盟状复去，仍许以尝德、澧州地方居驻，令其前来。近日闻彼与百姓公买公卖，并不杀掳。又据驻防荆州总兵马进忠数报，皆有归顺之意；兼以伊母（即自成妻高氏）再三劝谕归服。俟差官回日再报。”下文又云：“一只虎李锦投札到省，似有归顺之意。其中指取湖南，不肯剃头。职谕以我朝新制，为臣子能遵奉顺从，方见归顺之诚。先发副将杜弘场，次发副将贾一选二次招抚，候回再报。”清方坚持要李锦、马进忠等人剃头表示归顺的真心，李锦等人却坚决拒绝。“招抚”与“受抚”的表面文章再也掩盖不了互为敌国的严酷立场。李锦等一大批大顺军将领出于民族大义终于同南明隆武政权达成了共同抗清的协议。

李锦、高一功等决策联明抗清同隆武朝廷新任命的湖广巡抚堵胤锡有密切关系。堵胤锡原任长沙知府，崇祯十六年赴京朝觐时长沙被张献忠占领，大西军撤退后他回任长沙，很快被提升为武昌兵巡道，还没有到任又改为湖广提学副使。隆武初立，何腾蛟已升任湖广总督，湖广巡抚一职由堵胤锡接任。何腾蛟驻于长沙，堵胤锡则驻于常德。按体制而言，堵胤锡应受何腾蛟节制，但由于政治眼光不同，两人在对待原农民军的态度上有很大的区别。何腾蛟在长沙、浏阳、平江一带同东路大顺军达成“合营”协议是被迫的，“合营”以后就想方设法加以排挤。堵胤锡却从大局着眼，认识到只有联合农民军共同抗清才有中兴之望。当他得知大顺军各部屯集荆州、澧州一带时，就亲自赶赴湖北荆州地区的草坪李锦等的大营中谈判会盟事宜。何洯记，堵胤锡于1645年八月擢任巡抚，是时自成已死，“有侄锦代领其众，同自成妻弟高一功等渡洞庭湖踞山寨，众尚三十余万，遍肆剽掠。胤锡率左右数十骑突入其营，陈说天运、人心、兴废递变，更谕以忠义，为酾酒为誓，声泪痛激，感动群贼。于是，李锦、高一功遂同田虎、张能、党守素、袁宗第、贺篮、李来亨、塔天保、马某等诸贼首并听命归附，愿奉节度。胤锡乃上疏遣常德举人傅作霖往福建为诸降将请爵”。十一月，傅作霖到达福建行在，在隆武朝廷里立即引起一番激烈的争论。内阁大学士蒋德璟、路振飞、林增志大为不满，说：“李贼破北京，罪在不赦，其党安得封拜？”翰林兼给事中张家玉、顾之俊联名在隆武二年（1646）初上疏力主加封：“臣偶阅科抄，见湖广抚臣胤锡‘恭遇非寻常之主’一疏，不觉拊膺叹曰：吾皇上中兴在此一举矣。据抚臣称贼将李锦、尚一功（当为高一功）等原系分守西北，倾慕英主，悔罪投诚，转战千里，杀虏逾万，能已见矣。及抚臣单骑入营，貔虎之士不下数万，吴楚秦晋直欲以气吞之，此真百战雄师，天留之以资陛下也。但原疏所谓破格加恩如侯伯等爵，见者未免疑之。臣独以此弥服抚臣大略也。……皇上度半楚力能办虏复办寇乎？借使能办，亦须糜饷数万，杀人数万，血战而仅克之。楚力已竭于西北，而皇上不得一兵之用矣，孰与不糜一饷，不杀一人，一纸诏书坐收数万精兵之用哉！……伏乞皇上念事功难成，机会不再，大破庸常之见，速下诏抚之。请令胤锡即监其军，乘彼锐气，会师金陵。”御史钱邦芑也上言：“出空爵一日收三十万兵，免湖南百万生灵涂炭，抚臣此请良善。”隆武帝决定封李锦为兴国侯，诸将封伯有差，改李锦名为李赤心，高一功名为高必正，所部称“忠贞营”。

第十一章

大西军的经营云南

第一节 云南沙定洲之乱#

云南在整个明朝统治时期，管理体制和内地各省有很大的区别。明朝廷除了在云南设立了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按察司以外，后来又设立了巡抚。由于这一地区土司众多，自洪武年间起沐英（封西平侯，其次子晋爵为黔国公）世代镇守该地。沐氏家族不仅掌握了很大的兵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换句话说，云南在明代处于世袭勋臣和地方流官的双重管辖之下，两者既互相配合，又常出现纠葛。1644—1645年，中华大地风云陡变，特别是张献忠部入川建立大西政权以后，黔国公沐天波同巡抚吴兆元、巡按吴文瀛会商征调汉族和土司军队，以防止大西军入滇，并准备接受南明朝廷的调遣。1645年九月，武定土司吾必奎趁机发动叛乱，声言：“已无朱皇帝，何有沐国公。”

1647—1648年清军击败大西军和大西军入滇图

叛军先后攻下大姚、定远、姚安，全滇震动。沐天波等人急忙下令调集石屏土司龙在田、嶍峨土司王扬祖、蒙自土司沙定洲、宁州土司禄永命、景东土司刀勋等部，于九月间一举击败叛军，吾必奎及其党羽都被活捉。沙定洲原是王弄土司沙源的儿子，阿迷州土司普名声死后，其妻万氏改嫁定洲，两土司合而为一，势力大增，以临安府生员汤嘉宾（万氏的妹夫）为谋主，暗中筹划利用沐府同云南巡抚和三司官之间的矛盾、各土司的向背不一，发动一场夺取云南权力的政变。于是，沙定洲夫妇统率的土司军在吾必奎叛乱已经平息后，仍滞留于省会昆明。沐天波因定洲之父沙源一贯表现忠贞，不疑有他，在黔国公府内多次设宴招待。沐府二百多年积累的财富使定洲垂涎欲滴，昆明守备力量单薄、汉族统治集团内部的摩擦，更使他感到有可乘之机。1645年十二月初一日，沙定洲部署已定，以告辞为名，亲自率领士卒攻入黔国公府，同时分派部众占领省城各门。由于变生意外，沐天波来不及组织有效的抵抗，在几名心腹卫士保护下带着官印、世袭铁券等物逃往安宁，途中由龙在田、禄永命保护来到楚雄，这里有金沧兵备道杨畏知镇守，才暂时安顿下来。沐天波的母亲陈氏和妻子焦氏未能随行，仓促中逃入尼庵自尽。

沙定洲占领昆明以后，自称“总府”，“总府”是明黔国公世爵的一般称呼，这表明他已经企图取代沐天波的地位。其妻万氏称主母，“并舆出入，遍谒缙绅。滇中豪右投为谋划者甚众”。沙定洲派兵追拿沐天波，在楚雄被杨畏知集结的军队击败。他在西进失利之后，发兵收取云南各地，在不长时间里除了杨畏知、沐天波控制下的楚雄以西地区外，都归附了沙氏。沙定洲轻而易举地攫得了沐府累世蓄积的财富，“沐氏世镇云南，府藏盈积。佛顶石、青箭头、丹砂、落红、琥珀、马蹄、赤金皆装以箧，箧皆百斤，藏以高板，板库五十箧，共二百五十余库，珍宝不可胜计。定洲运入本峒，累月不绝”。沙定洲虽然发了一大笔横财，但他并不满足于此，取代黔国公世镇云南的合法地位才是他的主要目的。因此，沙定洲在策略上尽量争取明朝廷任命的云南官员和在籍的汉族官绅，他不仅下令凡是愿意接受自己指挥的各府县汉族流官一律留任，而且胁迫或伪造云南巡抚吴兆元、在籍大学士禄丰人王锡衮给隆武朝廷上疏，说：“天波反，定洲讨平之，宜以代镇云南。”王锡衮在崇祯年间官至吏部左侍郎，隆武时晋升为东阁大学士礼、兵二部尚书督师云贵湖川广五省军务，他由故乡禄丰来到省会昆明时，适逢沙定洲之变，遭到软禁。这年十二月初十日王锡衮写的《风节亭恭纪》一文，对沙定洲叛乱和云南局势做了以下的揭露：

适今新皇（指隆武帝）龙飞海甸，辟网旁招，畀臣以号召恢剿等事。曾不逾日，再晋阁衔，且于滇在事诸臣敕中谆谆及衮。凛兹大义，胡敢苟安。勉强应命，实欲以报新皇者报我烈皇帝。遭逅多艰，为贼臣（指沙定洲）伙计困厄会城，进退维谷，日与诸魔鬼作邻。甚至煌煌颛敕为中贵臣万里恭捧而来者，亦抗阻不容出接。悖逆如此，是尚知有朝廷也哉！封疆重吏（指云南巡抚吴兆元等）不惟不能匡正，而反摇尾听之。滇事真不可言矣。臣衮血性具存，义愤常结，惟有捐躯如赴，俟时而行。即闺中诸弱息者流亦饶有须眉气，如腊月四日之事（十二月初一日沙定洲叛乱，初四日王锡衮的妻妾被迫自尽）大概可想见，臣复何言。惟是前此中间如委曲出疏皆一般宵小播弄成篇，属草改窜推敲，虽字句无所不用其极。更有一篇没天日的文字，不识构者是何肺肠，以抚军恐被人识破而止，犬豕不食其余，是岂臣衮所忍见。有主使者，有佐助者，其中可历而指也。近又迫挟出咨参杨道（指杨畏知）矣，青天白日之下，魑魅公行；眼见新皇属望盛心，万不能副。恭读御制旨云：“朕有堂堂不怕死之身。”有是君定有是臣，臣愿身任之，以对扬我烈皇帝。

他在《自誓》诗中也痛斥沙定洲是“贼党无端舞叛戈”。这里比较详细地摘引了王锡衮陷入虎口时留下的遗文，是因为当时他失去自由，沙定洲等人盗用他的名义向隆武朝廷和云南各地发出奏疏和咨文，造成许多错误的记载。沙定洲之变如何评价，学术界可以讨论，但是说王锡衮支持沙定洲则完全违背事实。

由于当时的政治局势动荡不宁，道路僻远，在福建的隆武朝廷对云南发生的事变弄不清楚，仅仅凭借吴兆元等人署名钤印的奏疏和某些传闻，就发出了“扫除沐天波”的谕旨。《思文大纪》一书在隆武二年（1646）四月内记：“云南巡抚吴兆元疏辞敕书印剑。上谕其加意料理，曰：卿久抚戡滇疆，弘宣猷绩，正资善后，毋贻朕南顾忧。扫除沐天波，业有成命。不准辞。务令南人不反，以成一统丰功，朕复另有酬叙。”从这条材料用了“业有成命”一语来分析，说明在四月以前另有一件失载的相关谕旨。吴兆元的辞职表明他也不愿意同沙定洲合作；隆武帝不准他辞职意味着朝廷对云南局势不放心，责成巡抚加强控制。瞿共美的记载进一步说明隆武朝廷对云南的局势若明若暗，大有鞭长莫及之虞：“云南抚、按及沐天泽交章称黔国公沐天波造反，有土司沙定洲出奇兵扑灭之。……遂诏天泽袭封。”后来又从另一途径得到报告，是沙定洲叛变，突然攻入黔国公府，“天波仅以身免，母、妻及天泽俱被劫，胁令具疏”，“然地远莫能得要领，朝廷置而不问”。

沙定洲叛乱之后，吴兆元和巡按罗国瓛以及三司官已经没有实权。沙定洲则正在逐步巩固自己的地位，致力于扫灭继续在楚雄以西抗拒的杨畏知和沐天波征集的其他土司势力了。如果他的图谋得逞，势必成为割据自雄的云南王，暂时利用的汉族官绅将被逐步排挤掉，云南同中央朝廷的离心倾向将越来越明显。1647年大西军的入滇，粉碎了沙定洲的美梦，增进了云南同各省休戚相关的联系，应当充分肯定。

◎康熙三十五年《云南府志》卷五《沿革》记于乙酉九月。雍正九年《建水州志》卷一《建置沿革》作“无谋土酋吾必奎作乱”。​

◎何是非《风倒梧桐记》卷二；《鹿樵纪闻》作：“已怃朱皇帝，安有沐国公。”​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记万氏之名为万彩云。​

◎康熙五十八年《澂江府志》卷三《沿革》记：“赖有宁州土酋禄永命与定洲力战，天波始得西去。永命年十六，知大义，天波爱之，命统彝兵五百驻扎会城内仓山，是以闻变即赴，奈师少无援，至午只剩二十余人，遂夺东门走归宁州。”参看昆明无名氏辑录《滇南外史》。​

◎康熙五十五年《楚雄府志》卷五《秩官志·名宦》记，杨畏知，陕西宝鸡人，崇祯三年解元，沙乱时任金沧道副使。康熙三十三年《大理府志》卷三《沿革》记为洱海道副使。​

◎康熙《大理府志》卷三《沿革》记：“天波急奔出城，士民拥太夫人陈氏至朝阳庵，夫人焦氏至金井庵，是夜自焚死。”《明末滇南纪略》《坚守楚雄》篇记天波“不暇顾其母、妻，致步行逃难，至蛇山之朝阳庵自焚雉经”。​

◎参见徐弘祖《徐霞客游记》卷十一。​

◎康熙三十五年《云南府志》卷五《沿革》。​

◎康熙三十年《云南通志》卷三《沿革大事考》记，沙定洲军围攻楚雄，杨畏知坚守不下。双方相持到大西军将要入滇时，沙定洲才匆忙撤回军队往援曲靖。​

◎《鹿樵纪闻》卷中《沙定洲之乱》。​

◎《鹿樵纪闻》卷中《沙定洲之乱》。​

◎康熙三十五年《云南府志》卷五《沿革》记：1645年夏历“十月，故詹事府正詹事王锡衮起兵禄丰。”下注云：“锡衮家居日久，隆武起为大学士，于是自禄丰至省，招集兵马，期赴闽中入卫。”十二月沙定洲占领昆明，“锡衮驻贡院，定洲以兵围之”。​

◎《明滇南五名臣集》所收《禄丰王忠节公集》。​

◎上引《禄丰王忠节公集》。​

◎《思文大纪》卷五，收入神州国光社版《虎口余生记》内。​

◎瞿共美《粤游见闻》。​

第二节 大西军由贵州进入云南#

1647年初（顺治三年底），张献忠在西充县境不幸牺牲。大西军急速南撤，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他们后面是穷追而来的强劲清军，前面又有南明军队凭借长江扼守，大西军几乎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然而，在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的领导下，大西军余部一举击破据守重庆的南明总兵曾英部，曾英落水淹死，部众溃逃。大西军渡过长江天险，打开了南进的通途，为实现由黔入滇的战略转移奠定了基础。

张献忠牺牲以后，领导大西军的重任很自然地落到了孙可望的肩上。他立即改变张献忠滥杀无辜的过火行动。1647年正月初一日，大西军余部集中于四川綦江，收集溃散，重整队伍，下令：“自今非接斗，不得杀人。”接着，孙可望等率领经过整顿的部队进入遵义，“秋毫无犯”。由于清肃亲王豪格派遣的军队追踪而来，大西军继续南撤，进入贵州，“所过民皆安堵”，顺利地占领了省会贵阳。明贵州按察使张耀、布政司参议曾益、都指挥使陈瑞征等逃到定番州（今贵州省惠水县），拼凑了一批反动武装负隅顽抗。孙可望派定北将军艾能奇领兵进攻，在二月十二日攻克定番，张耀等被处死，曾益自杀。清军前锋在占领遵义和川东部分地区后，因地方残破，到处是一片荒芜，粮食接济不上，被迫“凯旋”回师。大西军在贵州的胜利，使自己摆脱了清军的追击，得以整顿内部和休养士卒。

第十五章

吴胜兆、王光泰等的反清

1647年是永历改元的第一年，呈现在朱由榔面前的图景是非常黯淡的，清兵步步进逼，险象毕露；南明方面虽然还有几个老臣如瞿式耜、何腾蛟、堵胤锡勉强支撑着残山剩水，也不过苟延残喘而已。

永历二年（1648）的元旦，朱由榔在桂林行宫里接受了臣工的朝贺。参加庆典的官员寥寥可数，更增添了冷落的气氛。朱由榔下诏给占据四川各地的军阀封爵，如赵荣贵为定随侯，王祥为荣昌侯，袁韬为定西侯，杨展为广元伯，李占春为綦江伯，于大海为武隆伯，侯天锡为永宁伯，武大定为犁庭侯，其他兵力较少的军阀如三谭（谭文、谭弘、谭诣）之流也授以挂印将军的官衔。采取这个举动，不过是把实际上控制不了的四川各镇在名义上加以笼络，借以掩盖由于湖南全省沦入清方之手造成的人心离散局面。正月下旬，清军由湖南攻入广西，连克灵川、兴安。南安侯郝永忠见桂林危急，催促永历帝赶快南迁。三月初十日，朱由榔逃到南宁时，跟随的臣子不过大学士严起恒、吴贞毓、王化澄、萧琦等七人而已。尽管在瞿式耜组织下挫败了进犯桂林的清军，暂时稳定了局势，但是永历朝廷所能控制的广西一省防御力量的薄弱也暴露无遗了。

在前途渺茫的境况下，忽然“于无声处听惊雷”，喜讯接二连三传来，给永历朝廷带来了无限的欣慰，看来中兴有望了。这就是1648年（顺治五年、永历二年）正月二十七日金声桓、王得仁在江西南昌反正归明；三月十七日李成栋在广州反清；十二月初三日姜瓖在山西大同反正。这三个事件都可以说是震惊全国的大变，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金声桓、李成栋、姜瓖等人都是明朝的总兵，投降清朝以后凭借手中实力为满洲贵族平定地方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在清廷重满轻汉、重辽东旧人轻入关后归附人员的歧视政策下，他们不仅功高无赏、升官无望，而且受到清廷的猜疑和文官的压制，大有动辄获咎之慨。何况在投靠清朝的三年左右时间里，他们多少摸清了满洲贵族的实力并不像清朝统治者自己吹得那么神；各地汉族绅民反清的运动和思潮也使他们不能无动于衷。“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他们先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揭起了反清复明的旗帜，割辫复制，在很短的时间里就造成全国形势风云突变。

在叙述金声桓、李成栋、姜瓖反清的经过以前，应当首先谈谈吴胜兆和王光泰兄弟的反清活动。这不仅是因为吴胜兆、王光泰兄弟起兵在前，而且还应考虑到吴胜兆同李成栋曾经在吴淞共事；王光泰兄弟的起兵和清廷的穷于应付，无疑对金声桓、李成栋、姜瓖等人的相继而起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实际上，在二王以前，还有陕西的贺珍等人揭帜抗清，但贺珍是大顺军部将，情况稍有不同。

◎沈佳《存信编》卷二。​

◎华复蠡《两广纪略》：何是非《风倒梧桐记》卷一。​

第一节 吴胜兆反清和陈子龙等人的遇难#

1647年（顺治四年、永历元年）四月十六日，在苏州发生了苏松提督吴胜兆反清复明的事件。吴胜兆，辽东人，曾经在明朝军中任指挥；降清后跟随多铎大军南下，顺治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到苏州就任苏松常镇提督。顺治三年正月，太湖义师攻破吴江县，吴胜兆带兵进剿，在县城内外大肆抢掠，“远近怨声沸腾”，闽浙总督张存仁上疏参劾，清廷给他罚俸六个月的处分，吴胜兆因此“心甚怏怏，每怀异念”。在扫荡太湖等地的抗清武装时，他招降了不少义军首领，兵力大增，又与同驻苏州的清江宁巡抚土国宝摩擦甚多。土国宝密报驻于江宁（南京）的内院大学士洪承畴，说吴胜兆招降纳叛，心怀不轨。洪承畴认为这是巡抚和提督之间的矛盾，命吴胜兆于顺治三年七月初八日移镇松江。吴胜兆受到土国宝的排挤，内心更加不满。他部下的参谋戴之俊（字务公，长洲生员）、吴著等人原是抗清义师首领，乘机劝他反清复明。吴胜兆后来供称：

顺治四年三月内，有戴之俊前向胜兆吓称：“苏州拿了钱谦益，说他谋反，随后就有十二个人来拿提督。你今官已没了，拿到京里有甚好处？我今替你开个后门，莫如通了海外，教他一面进兵，这里收拾人马，万一有人来拿，你已有准备。”胜兆又不合回称：“我今力单，怎么出海？”戴之俊回云：“有一原任兵科陈子龙，他与海贼黄斌卿极厚，央他写书一封，事必妥当。”胜兆又不合允从，即令戴之俊前向陈子龙求书。子龙即发书一封，内大意云“胜兆在敝府做官极好，今有事相通，难形纸笔，可将胜兆先封为伯，后俟功成再加升赏，其余不便尽言，来将尽吐其详”等语，将书封付戴之俊回见。胜兆遂不合与李魁、吴著等及在官（按，明清术语“在官”意为已被捕“在押”）陆冏、左帅、刘承高，并胜兆舅子林可进、亲弟吴胜秦、族侄吴奇，先逃今投到马雄及脱逃未获顾有成等各不合商谋。胜兆说：“我如今手下有兵马四千号，要取苏、松不难，海外黄斌卿兵马亦不便前往，只要分兵一枝到江阴，一枝扎镇江海口，牵制江宁兵马，我便好取苏州，然后会齐水陆并进，往江宁去。”

陈子龙是明末复社巨子，以经世致用自命，在绅衿中有很大的影响，清军南下后他积极参加抗清运动。戴之俊的来访立即得到他的支持。他不仅慨然允诺利用过去任绍兴府推官时同昌国参将黄斌卿的旧交写信牵线搭桥，还请友人夏之旭做代表去见吴胜兆，鼓励他反戈易帜。当时，据守舟山的明军主要是隆武帝所封肃虏侯黄斌卿的部队，鲁监国部将定西侯张名振以及总督浙直水师户部左侍郎沈廷扬、监军张煌言等也有一部分军队驻于该地。开初，黄斌卿不愿出兵接应；沈廷扬、张名振、张煌言和给事中徐孚远、御史冯京第等人都认为机不可失，力主出兵。黄斌卿难违众议，同意派部分兵将参与接应。张名振等人立即用银铸造监国鲁王颁隆武三年“平江将军之印”一颗，另有封定吴伯加平江大将军敕书一道，交密使带回授予吴胜兆，并且告诉他将另行“补铸伯印赍来”。在密信中约定四月十五、十六日舟山海师进抵吴淞，同吴胜兆内外配合，共襄复明大业。吴胜兆收到密信和银印后当即按计划而行，由戴之俊草拟了“恢复中兴条约”。四月十六日，他以会议“下湖剿贼”事务为名，把松江府海防同知杨之易、理刑推官方重朗请到提督署内。二更时分，吴胜兆喝令一声：“拿了！”副将李魁立即率领官兵一拥而上，当场把杨、方二人乱刀砍死，下令文武官员割辫反清。吴胜兆派督标中军副将詹世勋、左营中军都司高永义前往海边迎接舟山海师。

对于吴胜兆的决意反清拥明，张名振认为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只要吴胜兆部同舟山明军会合就可以轻易拿下松江、苏州两府，然后同太湖地区的抗清义师分头出击，有可能趁势收复南京，推动大江南北的抗清斗争。因此，他和沈廷扬等带领本部兵员和黄斌卿的一部分军队分乘战船二百多艘，从舟山出发，准备按预定日期到达松江。不料四月十三日在崇明附近海面遇上飓风，不少船只被汹涌的波涛掀翻。张名振的座船也在风浪中撞破，他坠入海中，抱着帆桅挣扎上岸，找到附近一座小庙藏身。寺里的和尚玄一是位同情复明运动的僧人，一见张名振的装束，立刻明白他的处境，给他剃发换衣，饭后催他快逃。张名振把随身携带的银印交玄一保存，匆匆找了一条小船返回舟山。追捕的清军在寺内搜出“大领湿衣”和银印，推测张名振脱逃不久，质问去向，玄一故意指错道路，清兵追缉不获，以隐匿纵逃罪把玄一处斩。监军张煌言也因“飓风覆舟，陷虏中七日，得间行归海上”。沈廷扬、总兵蔡聪（黄斌卿妻舅）等将领十余人上岸后被清军俘获，七月初三日就义。这样，从舟山出发去接应吴胜兆的海师被迫返航。

詹世勋、高永义瞭望海上，直到天亮不见援兵踪影，感到事情不妙，就同另一副将杨文启、材官沈兰等合谋反戈一击。他们带领兵丁攻入提督衙门，砍死李魁，逮捕吴胜兆、陆冏，解送苏州转押南京。吴著、戴之俊、乔世忠、王兴邦、黄国桢、孟学孝等人当场被杀，借以灭口。

消息传到南京，洪承畴同操江总督陈锦、镇守南京满兵提督巴山会商后，决定由陈锦、巴山亲自统兵前往苏州、松江。二十二日到达苏州，正值“湖祲跳梁”，陈锦、巴山判断这是吴胜兆联络的太湖义师，立即分兵先行入湖清剿。接着在苏州、松江一带大肆搜捕抗清人士，稳定局势。从四月下旬到五月间，清军在松江、苏州、太仓二府一州严缉党羽。陈子龙被指控为主谋，他隐姓埋名从松江逃往嘉定侯岐曾家，又转往昆山顾咸正、顾天逵父子家，终于被清军捕获。五月十三日用船押解途经娄县吕冈泾时，陈子龙借口出恭，乘看守人员不备，跳进河中淹死，清军把他的头砍下来悬挂示众。夏之旭于五月二十五日自缢于文庙。接着，清政府又抓获了参与吴胜兆反清活动的吴胜秦（胜兆弟）、吴奇（胜兆族侄）、林可进（胜兆妻舅）、刘承高、左帅、黄锦标、钱彦林、顾咸正、夏完淳、钦浩、刘曙等人。顾咸正是明朝举人，曾任延安府推官，逃回故里后隐居不仕，仍不忘明室，他的儿子顾天逵是侯岐曾的女婿，侯岐曾的哥哥侯峒曾在顺治二年嘉定抗清中遇难；侯峒曾的幼子侯玄瀞又是夏完淳（其父夏允彝亦因抗清死难）的姐夫。三家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经常聚会于侯玄瀞家内，“谈及时事，各蓄异谋”。顾咸正提出“海外黄斌卿是夏允彝结拜兄弟，可结连他起兵，我等作为内应”。三人即各具奏本、禀揭、条陈等文书托反清志士谢尧文交付给通海舵工孙龙送往舟山黄斌卿处。此外，托谢尧文、孙龙带通海文书的还有“结连过苏松湖泖各处豪杰、同心内应好汉”的钦浩、吴鸿等人，他们也写就各类禀帖，推荐某人可为文官，某人可任武职（谢尧文即被荐为游击）。行前，顾咸正等郑重叮嘱谢尧文道：“你须谨慎，此事关系身家性命。”不料，三月十九日谢尧文身着“宽衣大袖，形迹可疑”，被清朝柘林游击陈可截获，审出窝藏的通海文书。清政府即按名搜捕，除侯玄瀞逃出外，其余抗清人士都被查获，侯岐曾、顾天逵等首先被杀。清刑部题本中说：顾咸正等“率皆心臆共剖，肝胆相许。文愿设谋于帏幄，武愿勠力于疆场。虽射天之弓未张，而当车之臂已怒。无将之诛，万不能为各犯贷也”。清廷下令把顾咸正、钦浩、吴鸿、夏完淳、谢尧文、汪敬、孙龙等三十四人不分首从一律处斩，妻妾子女入官为奴，财产籍没充饷。九月十九日，两案四十四人在南京遇难。依据其他文献，在这次大搜捕中遇难的还有张宽、殷之辂等人不在上述数十人之内。殷之辂曾任明朝中书舍人，洪承畴审问时说：“汝是明朝都大的官，做谋反大逆的事？”殷之辂冷言反讥道：“汝是明朝都大的官，做谋反大逆的事？”洪承畴恼羞成怒，命人拖出处斩。因吴胜兆一案牵连被杀的还有杨廷枢。廷枢，字维斗，吴县人，崇祯三年应天乡试解元，为人尚气节，著名于当时。清兵南下后，他避居于邓尉山中。鲁监国遥授以翰林院检讨兼兵科给事中的官衔。他不仅秘密联络抗清志士，还通过门人戴之俊直接策动吴胜兆反正。事败以后，四月二十日被清军捕获，遭到严刑拷打，“遍体受伤，十指俱损”，仍矢志不屈。清朝官员想借重他的名望，劝他剃发。他回答道：“砍头事小，剃发事大。”五月初一日被杀，时年五十三岁。这位自幼仰慕宋末文天祥为人处世的爱国志士，终于不负平生所学，为抗清复明事业慷慨捐躯。

吴胜兆反清活动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他策划反清本来应该严格保守机密，尽量使易帜反正显示其突发性，以收出敌不意之效。一旦宣布反正，立即固守松江，夺取苏州，会合舟山海师和太湖义旅共图进取。可是，许多史料都记载，吴胜兆起事之前他的参谋人员即在四出联络时张扬其事，弄得人言籍籍，结果仓促而起，终归失败。其次，参与密谋的核心人物应当非常可靠，吴胜兆对部下将领缺乏控制力，他被捕后在供词中说：“四月初六日（即起事前十天），在官中军原任副将詹世勋率领各标头领泣向胜兆苦劝不可乱做，外边口声不好，不如将戴之俊、陆冏、吴著杀了以谢人言。胜兆不肯听从，说我谋反有何凭据，教我杀他三人，不如先杀我罢。众将不敢再言。”吴胜兆既明知中军副将詹世勋等不可靠，就应该先发制人，另以亲信取代。四月十六日宣布反正时，高永义、沈兰“不肯割辫”，吴胜兆只是逼勒割去辫子，又未采取断然措施，在关键时刻粗心手软，以致祸起萧墙，功亏一篑。其三，舟山派来的接应海师遇上飓风，不战而败，这一偶然事件并不是关键因素，从清方奏报来看，海师因天有不测风云颠覆了部分船只，兵员损失并不太大。松江起事以后仍可派兵接应，加上太湖义师和潜伏于松江一带的复明势力配合作战，清方南京、苏州驻扎的有限兵力很难应付。事后，洪承畴在奏疏中也说：“非仰仗圣天子弘福，吴会半壁尽属战场矣。”

◎顺治四年七月初十日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揭帖，见《史料丛刊初编》。按，《吴郡日记》第二一五页说吴胜兆“虽生蓟北，原籍南京”。​

◎《明清史料》己编，第一本，第四十页《刑部残题本》中云：顺治三年奉圣旨，“李成栋、吴胜兆着各罚俸六个月”，这以后吴胜兆“怨望弥深”。​

◎见前引顺治四年七月初十日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揭帖。​

◎王沄续《陈子龙年谱》，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陈子龙诗集》第七一九页。​

◎参见张岱《石匮书后集》卷三十五《夏之旭传》。​

◎《明清史料》己编，第一本，第四十页《刑部残题本》云：“至三月十六日回松江，先领与吴提督□□□（银印一）颗，伪印上镌监国鲁王颁隆武三年□□□□（×月，伪印）上篆平江将军，（下缺十二字）日补铸伯印赍来。”同书第三十二页另一件《刑部残题本》中也说：“隆武三年新铸之银印已入胜兆之囊。”又，《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一八五页“苏松巡按卢传揭帖”残件（顺治四年六月初九日到）中也说：“讵意叛督吴胜兆潜通贼党，曾受伪鲁国银印，甘为内应。”按，这颗银印既以“监国鲁王”名义又用隆武年号，反映了舟山群岛内尊鲁、尊唐势力之间的争执和妥协。翁洲老民《海东逸史》卷十二《张名振传》记载：“时斌卿已进肃虏侯，其肃虏伯印犹在。名振即以其印封胜兆，刻师期。”当为传闻之误，自应以档案记载为准。​

◎《明清史料》己编，第一本，第三十三页《刑部残题本》。​

◎《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第六页，顺治四年四月江宁巡抚土国宝“为紧急塘报事”揭帖；《明清史料》己编，第一本，第三十二至三十四页《刑部残题本》。李魁为吴胜兆下崇明营副将，见顺治四年三月苏松巡按卢传揭帖，《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第四页。​

◎《海东逸史》卷八《沈廷扬传》记“统水船二百余号”；同书卷十二《张名振传》作“联䑸二千”。顺治四年五月江宁巡抚土国宝“为再报湖海并捷以靖海氛事”揭帖说“贼船百余号”，见《明清档案》第五册，A5—190号，估计遇风前约为二百余艘。​

◎佚名《舟山纪略》云：“丁亥五月吴淞提督吴胜兆谋叛，以血书通名振求援。时（监国鲁）王驻玉环山（即玉环岛，属浙江省），名振奏请给敕印三百道，命张煌言监其军，徐孚远副之。五月初六日自岑江（即舟山岑港）进发，联䑸二千六百号，兵五万有奇。……十三日祀神放炮，龙惊鼓浪，飓风大作，北师乘之，全军尽覆。……”这里所记的五月当是四月之误，其他情节可以同他书相参照。《海东逸史》卷十二《张名振传》记舟山海师“将抵崇明，海啸，大风，舟覆”。据《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第十二页“兵部尚书阿哈尼堪等残题本”云，沈“廷扬口供，张名振在阵堕海，止有黄斌卿孤踞舟山，不久自殒”，可以证明黄斌卿本人并没有参加进攻吴淞之役。​

◎顺治四年七月初十日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为苏松提督吴胜兆忽有变异事”揭帖（见罗振玉编《史料丛刊初编》）中说：张名振“满身湿衣，投入松江之僧庵，以腰藏伪银印向僧玄一易布衣二件，剃发留顶而逃”。任光复《航海遗闻》也记载了这件事，但把玄一写作一泓，其文云：“初，名振兵败于洪涛中，遇煌言浮篷上得不死。寻逼岸暗行二里，遇一庵，名振叩之，僧号一泓者见名振即为剃发易服，饭毕令即走。名振贻印嘱以后骑（期？）。会缉兵骤至，搜捕之，得大领湿衣并印。僧赚以他路，追不获，僧伏诛，名振得脱，遂归舟山。”洪承畴疏中说张名振以“伪银印向僧玄一易布衣二件”，似乎玄一帮助名振脱险是为了图利，实则不然。名振孤身一人化装脱逃，不便携带明朝官印，交玄一代为保管自在意料之中。​

◎张煌言《北征录》，见《张苍水集》第一九二页。​

第十四章

郑成功在闽粤沿海地区的军事活动

第一节 郑军同安之役#

1647年八九月间泉州战役，郑成功还是以定国公郑鸿逵的助手身份参战的。战败返回安平以后，他加强了自身力量的积聚，广泛招募文武人才。在他的感召下，原浙江巡抚卢若腾、进士叶翼云、举人陈鼎等相继而来。郑成功对他们礼敬有加，待如上宾，每遇重大事情都征求他们的意见，逐渐形成了一个政治上参与决策、联络各地抗清势力和治理地方的文官幕僚班子。同时凭借他在隆武朝廷内的地位和郑芝龙的旧关系，招集兵将，不断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

郑成功的部将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跟随他起兵的少数将领，如洪旭等人；二是福建沿海应募而来的有志之士，如海澄人甘辉、漳浦人蓝登等；三是跟随郑芝龙降清，拨归佟养甲、李成栋部下进攻两广，1648年李成栋反正后由粤返闽的将领，如施琅（当时名施郎）、洪习山、黄廷等；四是清方派驻东南沿海的少数仍怀故国之思的将领自拔来归。郑成功对于这些不同出身的将领大体上能做到一视同仁，唯才是举，特别是在军事组织上做了精心的改编，防止了将领拥兵自雄、飞扬跋扈的局面。这是他总结了弘光、隆武以来朝廷姑息养奸教训而采取的坚决措施。正是由于建立了极为严格的军事组织和纪律，郑成功才成为一位真正的统帅，而不是虚有其名的盟主。

郑成功不仅在选拔和驾驭将领上著称于世，而且非常注意练兵。他冷静地估计到己方所长是海战，然而要同优势清军作战，收复失地，必须训练步兵和骑兵。由于东南沿海缺少马匹，郑成功在组建骑兵时受到很大的限制，这是他后来同清兵作战中往往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郑成功的严格训练海上水师是人所共知的，厦门鼓浪屿上的日光岩就因他当年雄立山顶检阅舟师而传颂至今。但是，作为一位雄才大略的统帅，他知道要恢复失地必须凭借陆战，所以他组建了许多以陆战为主要任务的营、镇，“朝夕操练部伍阵法”。

郑成功的军需供应一直是史学界关心的问题。因为他的兵力控制的地区仅限于沿海岛屿和小片滨海地区，靠当地的物力、财力肯定支持不了他的日益扩充的军队（最多时达几十万人），维持一支这样庞大的舟师和陆战部队，还要养活官兵家属，需要巨额的银钱、粮食、木材、铜铁和火药等物资。要同据有全国大部分地方的清廷抗衡，他不能不尽量扩充军队。那么，后勤支援是怎样解决的呢？大致来说，郑成功的军事供应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他继承了郑芝龙开创的海外贸易的垄断地位，充分利用自己在海上的优势，把内地的出口物资通过秘密渠道运往海外，取得巨额利润，这大概是他解决军费的主要办法。由于东南各省已被清军占领，这种对外贸易基本上是以秘密走私方式进行，现存清方档案中的片段材料可以证明其规模相当大，却无法窥知其总额和每年利润的确数。二是在攻占地区征收粮饷，从一些史料来考察，田赋额和因用兵而征发的劳役是相当重的，这固然解决了郑军的一部分燃眉之急，也极易失去民心。郑成功攻占的福建、广东沿海地方往往很快沦陷，这不仅是个兵力对比问题，税役的畸重（有时根本不能算赋税，而是赤裸裸的掠夺）使他难以得到当地百姓的支持。三是福建泉州、潭州一带在承平之时就缺少粮食，要从附近省份运销供应，填补不足，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从广东潮州、惠州地区转贩而来。郑成功通过海上贸易赚到的利润大抵是白银和其他物资，解决不了军民每天必需的粮食供应，因此他几次出兵潮州，目的主要是搜括粮食。

大致可以说，郑成功从1646年底开始组建自己的军队，到1648年才形成一支对清朝颇具威胁的力量。

1648年（顺治五年、永历二年）四月初十日，郑成功率领部将洪习山、甘辉等进攻福建同安县。清军副将廉彪、游击折光秋引兵出城迎敌，被击败退入城中。十八日，郑军直抵城下，清朝知县张效龄和廉彪、折光秋带着残兵败卒弃城而逃。郑成功入城后出令安民，委任叶翼云为同安知县，陈鼎为教谕，号召诸生起义勤王，劝谕百姓缴纳粮饷。正在这时，原先奉唐王朱聿𨮁入广州建立绍武政权的总兵林察从广东逃回，报告了广西、湖广等地拥立永历帝的消息。郑成功举手加额说：“吾有君矣！”排设香案望南而拜，从此遥奉永历正朔。他派隆武朝中书舍人江于灿、黄志高携带表文乘船由海道前往广东，向永历朝廷报告自己在福建沿海抗清的情况，表示愿意在永历朝廷领导下东西配合，共谋复兴。

李成栋反正以后，永历帝由南宁迁回广东肇庆，整个广东都在南明统治之下。按理说，驻于福建铜山一带的郑成功既由虚戴隆武年号改尊永历朝廷，地理位置又非常接近，似乎可以在统一部署下联兵北讨。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当时永历朝廷正处于“中兴”时期，留下的记载比较多，却极少提到郑成功。原因在于李成栋系统的将领同随成栋入粤的福建将领之间存在很深的隔阂。成栋反正以前，对郑芝龙的旧部施福、施郎、洪习山、黄廷等人既利用他们冲锋陷阵，又在给清廷的奏疏里把他们贬得一文不值。反正以后，李成栋意气发舒，把广东看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奏请永历帝核准把施福等福建兵将遣送回籍。八月，永历朝廷改封武毅伯施福为延平伯，“敕仍回闽恢剿”。闽系将领跟随李成栋反正，不仅没有像成栋嫡系那样因反正有功加官晋爵，反而在遣回福建途中遭到李部将领暗算，企图加以火并收编。如施郎所部“自南雄抵潮郡。适潮将郝尚久者，粤师将也。阳犒师牛酒，而包藏祸心，召诸部阴为图公（指施郎）。公侦知其事，急拔众走饶平，踞守阅月突围出，且战且行，连日夜间关险阻，从弟肇琏、肇序皆随殁军中”，勉强拖到粤闽交界的黄冈镇才得以脱身，投入郑成功部下。永历朝廷内实权人物对郑氏家族旧将既如此蛮横无理，以施福为首的福建将领给郑成功带回的讯息就不言而喻了。

七月，清靖南将军陈泰、浙闽总督陈锦和福建提督赵国祚派军进攻同安。守将邱缙、林壮猷、金作裕与知县叶翼云、教谕陈鼎协力坚守。至八月十六日城破，邱、林、金阵亡，叶、陈被俘，不屈被杀。清兵屠城，“血满沟渠”。郑成功在铜山接到同安告急文书，亲统大队舟师来援，因北风正厉，船行受阻，五天后才到达金门，同安失守的消息传来，他为死难者痛哭遥祭，怅怅然回师铜山。这年福建濒海地区闹大灾荒，一斗米价格近千钱，约为平年的十倍。郑成功和郑彩组织大批船只前往广东高州（今广东茂名）明思恩侯陈邦傅辖地购买粮食，在军事上没有什么作为。直到次年（1649，顺治六年、永历三年）九月，清云霄营副将张国柱御下刻薄寡恩，部下千总王起俸带领几名亲信乘船来铜山向郑成功投降，表示愿意充当攻取云霄的向导。十月，郑成功领军直入云霄港，初十日从白塔登岸，分兵三路：左先锋施郎、援剿左镇黄廷、前冲镇阮引、正兵营卢爵由左而进；右先锋杨才、援剿右镇黄山、后冲镇周瑞、左冲镇林义、右冲镇洪习山由右而进；郑成功自己带领戎旗中军康明、中冲镇柯宸枢、亲丁镇张进由中路推进。清云霄守将张国柱命中军旗鼓姚国泰守城，自己领兵出城五里迎战。初十日午时两军相遇，张国柱被郑军左先锋施郎部下副将施显砍伤，落水而死，兵员溃散，郑军乘势攻克云霄，俘姚国泰。

云霄之战以后，郑成功发兵扼守盘陀岭，自己领军围攻与广东接境的诏安县。清漳州总兵王邦俊乘郑军西下，进攻盘陀岭。二十八日晨大雾弥漫，清军大举突击；郑军抵敌不住，中冲镇柯宸枢阵亡。败讯传来，郑成功被迫放弃围攻诏安的计划。这次战役双方都损兵折将，控制区也没有什么变化。但郑军得到了王起俸、姚国泰两员擅长骑射的将领，成功任命王起俸为铁骑镇（不久改为正兵镇）“教以学射，教以骑马”，开始组建陆战的骑兵，这对郑军后来的发展起了一定积极作用。

◎顺治六年三月福建巡按霍达为查参泉属失城事揭帖，见《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第十六至十七页。按，江日升《台湾外纪》中把廉彪写作廉郎、折光秋写作祁光秋，职务均作游击，稍误。​

◎《台湾外纪》卷三，第八十八页。​

◎鲁可藻《岭表纪年》卷二，原文为“改封施福延平伯，杨仍回闽恢剿”。“杨”字当系“敕”字之误。​

◎施德馨《襄壮公传》，见《靖海纪事》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三十四页。​

◎据前引霍达顺治六年三月揭帖清军攻破同安为八月二十六日。​

◎云霄战役的经过见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杨英《先王实录》；又见清福建总督陈锦顺治七年正月“为塘报海寇突陷云霄，官兵旋已恢复事”揭帖（收入《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江日升《台湾外纪》记于顺治五年（1648），误。​

◎郑亦邹《郑成功传》。该书认为在郑军中教以骑射，制定骑兵作战纪律“割马耳者同首功，杀马如屠，自起凤（俸）始”。​

第二节 郑军潮州之役#

1649年（顺治六年、永历三年）前后，郑鸿逵、郑成功军同广东郝尚久部争夺潮州之战，是南明史上的一次内讧。郝尚久是李成栋的部将，入广后奉命镇守潮州。1648年李成栋反清归明，郝尚久也随之反正，永历朝廷封为新泰伯。按理说，潮州紧接郑氏家族占领的铜山、厦门一带，本应共赴国难，联军恢复福建。可是，南明的派系矛盾使这一前景归于幻灭。江日升记载，李成栋反正后曾经上疏建议“速当发诏通成功，连兵恢复”，永历帝也曾为此颁发诏书。郑成功叔侄却垂涎于广东潮州一带产粮区，早在1648年（顺治五年、永历二年）四月，郑鸿逵就率领舟师三千余名来到潮州府属的揭阳县征粮收饷。这正是李成栋反清复明的时候，双方的摩擦日益加深。郑成功曾经派杨乾生为使者致信潮州总兵郝尚久，遭到断然拒绝。郑成功信中究竟提出了什么要求，未见明确记载，估计是以“连兵”为由要求入驻该府。郑氏集团觊觎潮、惠由来已久，定国公郑鸿逵和郑成功急于解决粮饷来源问题，原先随李成栋入广的郑芝龙部将施福（又名施天福）等人又因长期受到李成栋等“北人”的歧视，一直耿耿于怀，纷纷怂恿郑成功夺取潮州，以泄私愤。杨英的一段记载透露了其中委曲：

时武毅伯施天福同黄海如来见，藩（指郑成功）令天福典兵柄；辞以老，从之。谓海如曰：“我举义以来，屡得屡失，乃天未厌乱。今大师至此，欲择一处，以头（？）练兵措饷之地，必何而可？”海如曰：“潮属鱼米之地，素称饶沃，近为各处土豪山义所据，赋税多不入官，藩主策而收服之，藉其兵□而食其饷，训练恢复，可预期也。”藩曰：“我亦思之，但潮邑属明，未忍为也。”时参军藩□□言曰：“宜先事入告，然后号召其出师从王，顺者抚之，逆者讨之。”……

这段记叙反映了郑成功出兵广东时的矛盾心理，既“思”夺取这块“素称饶沃”之地，又因该处已“属明”不“忍”下手。那位参军建议“先事入告”（即报告永历皇帝），然后“名正言顺”地取之。这在实际上根本行不通，无非是为打内战找一个自欺欺人的借口。永历皇帝当时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附于反正过来的李成栋等“东勋”，不论郑成功以什么理由上疏朝廷要求把成栋部将控制下的潮州转交给自己，永历朝廷绝不会同意。尽管如此，郑鸿逵和郑成功在1649年到1650年多次出兵广东，除击败盘踞潮州沿海达濠埔等处的许龙、张礼等“不清不明”的地方武装外，主要目的是同郝尚久争夺潮州府。1649年（顺治六年、永历三年）八月，郑鸿逵舟师与郝尚久军交战于揭阳，互有胜负。“十二月十七日，郑成功亲率林胜、杨才、黄山、施信、杨勇、洪进、阮引、康明、甘辉、黄凯、史朝纲、潘加钟、林期昌、林翰、颜尚通、萧武、戴彰、翁文贤等共二十四镇至揭，每镇五百人，大举入潮”，与郑鸿逵会师。郑成功明知郝尚久镇守下的潮州府已属南明永历朝廷，“彼尚借明号，岂可自矛盾”，却故意制造事端，擅自派遣军队到处搜刮粮饷，遇有“不服输将”者就“声罪致讨”，攻城破寨，俘掠百姓。郝尚久见郑军在自己的管辖区内如此胡作非为，愤而出兵阻拦。郑成功就乘机宣布“郝虏助逆，加兵擒而灭之，师出有名矣”，肆无忌惮地大打内战，先后占领了潮州府属的海阳、揭阳、潮阳、惠来、普宁等县，并在1650年（顺治七年、永历四年）六月间包围了潮州府城。

永历朝廷对郑成功的挑起内衅显然是不赞成的，但又无可奈何。鲁可藻在记载永历四年（1650）八月朝廷给“东勋”（李成栋部将）杜永和、张月、李元胤、张道瀛、郝尚久、李建捷、罗成耀、马宝晋封侯爵一事时，对郝尚久评论道：“尚久则未尝有事，虽朱成功围困潮城，乃穴中之斗，难以言功。”九月，朝廷派中书舍人陆漾波以监军给事中名义“捧敕回潮州，谕解朱成功、郝尚久之争”。

就在郑军争夺潮州府的时候，清尚可喜、耿继茂军由江西南下，于1650年二月进抵广州城下。三月，镇守惠州府的明奉化伯黄应杰、惠潮道李士琏剃发降清。尚可喜等派尚奇功、白万举二将往惠州“协守”。郝尚久镇守的潮州西面已归附清朝，与永历朝廷隔绝；东面又遭到“遥奉永历”的郑成功军的进攻，他一怒之下同潮惠巡道沈时决定叛明降清。六月二十五日派戎旗游击刘清正等赴福建漳州请清兵来援，同时向清平、靖二藩递上降表请援。尚可喜和耿继茂当时正顿军于广州坚城之下，无兵可派，转檄福建漳州总兵王邦俊出兵援潮。王邦俊当即率师入潮，会同郝尚久击败郑成功，迫使郑军退回福建铜山。

就事实而言，郑成功、郑鸿逵进攻潮州是极失策略的，它加速了清军侵占广东全省的过程。郑氏集团鼠目寸光，只知从自身利益出发，想夺取已属于南明永历朝廷的潮州府，借以解决粮饷问题。结果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迫使郝尚久把这块富饶之地献给了清方。郑成功以铜山、南澳一带为基地，背靠永历朝廷管辖区，如果以大局为重，西连两广，北连舟山，南明各派抗清武装气脉相通，可以有一个全盘的复兴计划。至于粮饷困难，郑成功本可上疏请求永历朝廷拨给或经正当途径到潮、惠等地采购。郑氏志不在此，一心想在南明政权内部扩张自己的领地，终于导致大局逆转。某些史著把郑成功1649—1650年潮州之役归入抗清范畴，显然不正确。

◎江日升《台湾外纪》卷三。​

◎乾隆四十四年《揭阳县志》卷七《事纪·附兵燹》。​

◎《台湾外纪》记于顺治六年三月。​

◎杨英《先王实录》。“参军藩”下脱二字，陈碧笙先生校云为庚钟，则藩字当为潘字之误。​

◎许龙等同郑芝龙一样带有浓厚的海盗色彩，他们的存在影响了郑氏家族对海上贸易的垄断地位。张礼因兵力不敌投降郑成功，被郑鸿逵沉入海中淹死。​

◎乾隆四十四年《揭阳县志》卷七《事纪》。杨英《先王实录》第十二页记于十二月十四日。​

◎《先王实录》第十二页。​

◎《先王实录》第十五页。​

第十三章

永历朝廷的建立

第一节 朱由榔在肇庆监国和绍武争立#

1646年八月，隆武帝在汀州遇害；九月，消息传到湖广和广东、广西等地，在南明各地官绅中又一次引起极大的震动。皇室继统问题再次提上紧急日程。

在大多数官绅心目中，桂藩朱由榔是最合适的人选。这主要是出于血统亲近的考虑。明末宗室中，同崇祯皇帝朱由检最亲的是他的祖父明神宗的子孙，即福、瑞、惠、桂四藩王。瑞王朱常浩原封陕西汉中，1643年李自成军攻入潼关，常浩逃到四川重庆；次年张献忠军攻克重庆，常浩全家被杀。福王常洵之子由崧即上文所述弘光帝。惠王常润原封荆州，当农民革命风暴席卷湖广时，他经长沙、衡州逃到广西，弘光在位时移住浙江嘉兴。1645年六月清军迫近杭州，监国潞王朱常淓投降，常润和周王、崇王也在清军统帅博洛招诱下降清，被押送到北京，后来同朱由崧、朱常淓等一道处死。这样，到1645年六月以后，神宗子孙剩下的只有桂藩了。

桂王朱常瀛是明神宗第七子，原封湖南衡州，天启七年（1627）九月二十六日就藩（即离京前往封地）。崇祯十六年（1643）八月，张献忠部进军湖南，常瀛逃往广西。由于奔窜慌忙，乱兵乘机抢劫，朱常瀛只带着第三子安仁王由𪳗逃到了广西梧州；第四子永明王由榔在永州被大西军俘获…。正在性命难保时，受到一个混入大西政权的明朝官员的暗中保护，又恰逢张献忠决定做战略转移，率领大西军入川，义军北上后，明朝广西征蛮将军杨国威和部将焦琏率领四千多名士卒开进湖南永州等地，朱由榔才得以死里逃生，被护送到梧州同其父聚合。1644年十一月初四日，朱常瀛在梧州病死，安仁王由𪳗掌府事。次年弘光朝廷覆亡，广西巡抚瞿式耜有意拥戴王由𪳗继位。但当时南明的政治中心仍在东南，支派甚远的唐王朱聿键在郑芝龙兄弟和黄道周等人的支持下捷足先登，由监国而称帝。瞿式耜的愿望不仅没有实现，自己也因受隆武帝的猜忌而被调职。不久，朱由𪳗一病不起，由榔被册封为桂王 。

清军占领浙江、福建以后，客观的形势造成了南明残余势力向西南转移。原任广西巡抚瞿式耜等人再次提议拥立朱由榔即位继统。掌握地方实权的两广总督丁魁楚却心怀观望，拖延不决。直到接到隆武朝大学士何吾驺的亲笔信通知隆武帝、后都已蒙难，建议速立桂藩以后，才决定参加拥立行列。

1646年十月初十日，朱由榔经过照例的三疏劝进，就任监国。朱由榔相貌堂堂，据说很像祖父万历皇帝朱翊钧，可是生性懦弱，瞿式耜说他“质地甚好，真是可以为尧、舜，而所苦自幼失学，全未读书”。父、兄的相继去世，使他成为最有“资格”的朱明皇朝继统人，但他对做皇帝的言谈举止却一窍不通。凑巧太监王坤（又名王弘祖）投入他的府中，这人早在崇祯年间就已经受到皇帝的信任，懂得宫中“故事”，指点仪注，使他知道如何摆出皇帝的架势，不至于出丑，王坤因此深受宠信。丁魁楚参与拥戴稍迟，又唯恐当不上首席大学士，于是同王坤串通结纳，得以如愿以偿。王坤的弄权，使永历朝廷一开始就陷入混乱和矛盾之中。按明朝成例，入阁大学士本应由吏部尚书会同其他高级官员会议推举若干名，呈请皇帝点用；大学士的地位又一般是按入阁先后次序排列。丁魁楚时任两广总督是实权人物，因犹豫不决错过了首先拥戴的机会，桂藩继统的局面明朗后，又急于攫取首席大学士的位置，不得不求助于内官王坤，等于把朝廷用人决策大权奉送给了宦官。朱由榔出任监国前夕，丁魁楚玩弄权术，给桂藩上启本，请求辞去首辅，桂藩尚在三推三让之时就批示“不准辞”，这在瞿式耜等人眼中就已经被视为笑柄。至于崇祯时期已入阁的何吾驺、隆武时入阁的陈子壮等人得知这一消息后，都认为举措不公，有违成例，宁可株守家中也不愿来肇庆。在失去广州人望的情况下，永历朝廷粉墨开场了。丁魁楚当上了首席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瞿式耜为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左侍郎管尚书事，同时任命了各部院官员。不久，在湖广的督师何腾蛟、湖广巡抚堵胤锡也上表劝进，朱由榔得到了拥明派官绅多数的支持。

然而，朱由榔遇事毫无主见，用人又不当，实在承担不起中兴重任。监国七天之后，十六日传来了赣州失守（十月初四日）的消息。尽管广东肇庆距离江西赣州还有相当一段路程，却举朝汹汹，监国的喜庆气氛消失得无影无踪。司礼监太监王坤主张立即逃难，首辅丁魁楚随声附和，大学士瞿式耜等力主镇定，也只推迟了四天。十月二十日，小朝廷终于逃往广西梧州。这种惊慌失措的举动，对于维系广东人心自然是非常不利的。其直接恶果是续封唐王朱聿𨮁在广州称帝，又一次演出了朱明宗藩同室操戈的闹剧。

当清军进入福建的时候，隆武帝的弟弟续封唐王朱聿𨮁和其他一些藩王乘船经海路逃到广州，本来不过是为身家性命着想，未必有觊觎大宝之心。朱聿𨮁的被拥立为皇帝，同桂王监国政权的举措失宜有密切关系。赣州陷落时，广东全省还在明朝管辖之下，朱由榔领着朝臣逃往广西，在广东士人看来无异于放弃封疆，不顾自己的死活。南明官僚的内部矛盾又因桂监国政权处置不当而激化。原隆武朝大学士苏观生奉命援救赣州，踟蹰不前，从南雄退回广州。他得知桂王朱由榔在肇庆监国时，也想参与拥立之列，依旧做大学士。可是，首辅丁魁楚却唯恐苏观生以原任大学士的身份入阁将影响自己揽权；大学士吕大器又从资历的偏见出发，认为苏观生不是科举出身，不具备入阁资格。因此，对苏观生的附名拥戴置之不理。苏观生自觉扫兴，知道在朱由榔政权中不会受重视。但在桂王监国之初，他仍然不甘寂寞，想出了出奇制胜的策略，一是派兵部职方司主事陈邦彦前往梧州劝进，请朱由榔以临时性的监国正式称帝；二是请移跸广州，使朝廷进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十月二十九日，唐王朱聿𨮁同邓王、周王、益王、辽王乘船由总兵林察护送到广州。苏观生等人觉得与其乞怜于桂藩，不如干脆另起炉灶，援引兄终弟及之义拥立唐藩。

十一月初二日，苏观生同广东布政使顾元镜、侍郎王应华等奉请朱聿𨮁监国，并且抢在朱由榔之前，在同月初五日正式称帝，改明年为绍武元年。尽管朱聿𨮁的政权在这年十二月即被清军摧毁，绍武年号从来没有使用过 ，在南明史上仍习惯称之为绍武政权。

十一月初八日，朱聿𨮁在广州即位的消息传到梧州，朱由榔和廷臣丁魁楚等人大吃一惊，连夜召见广州派来的使者陈邦彦。陈匆匆登上监国乘坐的龙舟，灯火辉映下见朱由榔居中端坐，太妃垂帘于后，丁魁楚侍立一旁。朱由榔开门见山地说：“闻四王至广州，甚喜。然孤既监国矣，辅臣观生既具启入朝矣，彼胡为者？”陈邦彦并不知道广州政局的突然变化，回答说可能是民间的讹传。丁魁楚告诉他，广州称帝的事已确凿无疑。朱由榔接口道：“今非战则和，二者安出？”邦彦建议“速返肇庆，正大位以属人心”，让绍武政权“代吾受虏，从而乘其蔽”，不要主动进兵广州。十一日晚，朱由榔又召见陕西道御史连城璧，问道：“先生自肇庆来，知广州事否？”连城璧回答：“臣本月初四日离肇庆，未有所闻。至德庆有传说者，臣亦不信。殿下监国，苏观生有表笺来贺，差监纪推官陈邦彦，殿下加以科衔，特旨召用观生及广州诸旧臣，黄士俊、陈子壮、黄（王）应华、关捷先等皆奉旨敦请，广东布政顾元镜加升户部侍郎。岂有如此大事不关白两院，既从一而悖举之理？”朱由榔说：“事多实，奈何？”城璧对曰：“论天命者必推本人心，殿下为神宗皇帝之慈孙，聪明仁寿，恭俭静深，在潜邸人心悦服已非一日，今臣民爱戴，尊贤亲亲，皆仰承天意，谁得以私觊觎，特殿下幸梧，未正大位，或贪人昧理，亦终不能济。”朱由榔等人自知铸下大错，为了收拾广东民心，在十一月十二日东返肇庆，十八日宣布即皇帝位，祭告天地、社稷、祖宗，改明年为永历元年。同时，追尊其父朱常瀛为端皇帝，兄朱由𪳗为桂恭王；嫡母王氏为慈圣皇太后，生母马氏为昭圣皇太后。这样，在广东一省之内，几乎同时建立了两个南明政权，重演了闽、浙相争的闹剧。它再次说明南明统治集团的极端腐朽，绝大部分官僚仍然因袭了过去朝廷上党争故套，一切都以个人和小集团的利害为转移，国家大局被置于脑后。即便有少数正派官僚以民族大义为重，希望共赴国难，挽救危局，他们的努力也在一片纷争当中化作泡影。

绍武政权的建立，在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它只能说明朱聿𨮁、苏观生在日暮途穷之时，急于过一下皇帝瘾、宰相瘾罢了。史籍记载了苏观生等人迫不及待地争夺帝位的情况：“且谓先发夺人，宜急即位。遂仓卒立事，治宫殿、器御、卤簿，举国奔走，夜中如昼。不旬日而授官数千。即位之际，假冠服于优人而不给。”绍武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观生趁朱由榔君臣逃往广西的机会拉拢一部分广东官员建立的，社会基础非常狭窄。连本省的一些著名官绅如曾任大学士的何吾驺、陈子壮、兵部侍郎张家玉等人均持反对态度，陈子壮虽因丁魁楚不择手段自任首辅拒绝入阁，当苏观生拥立朱聿𨮁时，他却特派使者请桂监国出兵扫灭。因此，苏观生拼凑起来的广州朝廷基本上是一批官场中的投机分子和不得志的士绅武弁。他自己因拥立有功，被朱聿𨮁任命为首席大学士，封建明伯；关捷先、曾道唯、顾元镜、王应华等人都入阁为大学士兼任各部尚书，洪朝钟在十天之内升官三次，当上了国子监祭酒。潮州人杨明兢赤手空拳，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自称有精兵十万“满潮、惠之间”，居然被委任为潮惠巡抚。兵力上除广东总兵林察所部以外，苏观生还招来了石壁、马玄生、徐贵相、郑廷球四姓海盗，借以增强绍武政权实力。

桂、唐二藩的争立，给南明残疆剩土的地方官也增添了混乱。湖广的何腾蛟、堵胤锡、章旷以及其他文武官员都先后收到了两个朝廷颁发的“喜诏”，虽然他们基本上都站在桂藩朱由榔一边，唐藩使者处处受冷遇，但事实上既给了他们“择君”的机会，朝廷的威望自然相对削弱，在许多问题上处于被动局面。瞿式耜在一封信中写道：“自唐僭号而广之府库尽为所有，广之属邑并邻郡皆为所煽。我监国之诏未达，而彼登极之诏先颁。凡吊钱粮、征兵马，动辄牵碍。光三（丁魁楚字）乃集议，仍请跸肇庆，登大宝，少司马（兵部侍郎）林佳鼎力佐之，在廷亦遂不敢梗议。十一月十八日正位端州（即肇庆），即行颁诏，兼议攻守之事。”

永历朝廷迁回肇庆以后，派兵科给事中彭耀、兵部职方司郎中陈嘉谟前往广州，劝说朱聿𨮁取消帝号，退位归藩。彭耀到达广州后声泪俱下地对苏观生说：“今上神宗嫡胤，奕然灵光，大统已定，谁敢复争？且闽、虔既陷，强敌日逼，势已剥肤。公不协心勠力，为社稷卫，而同室操戈，此袁谭兄弟卒并于曹瞒也。公受国家厚恩，乃贪一时之利，不顾大计，天下万世，将以公为何如人也？”苏观生大怒，悍然下令把彭耀、陈嘉谟拖出处斩，随即派陈际泰为督师，调动军队向肇庆进攻。永历政权见调解无望，也调兵遣将，以广东学道林佳鼎为兵部右侍郎总督军务，夏四敷任监军，会同从韶州调来的武靖伯李明忠带领一万多名士卒迎击。十一月二十九日，内战正式爆发，双方在广东三水县城西交战，绍武政权的军队大败，陈际泰临阵脱逃。林佳鼎初战告捷，踌躇满志，命令士卒昼夜行军，直奔广州，企图一举扫灭绍武政权。绍武方面的总兵林察利用与林佳鼎同族和过去共事关系，采取伪降诱兵深入之计，指使四姓海盗“乞降于佳鼎，察因书请举广州以附”。林佳鼎轻信寡谋，依约率部乘船前往三山，突然遭到四姓兵的攻击。林佳鼎部所乘内河小船无法同四姓海上大船作战，被迫登陆迎敌。又因地理不熟，陷入了三尺多深的泥淖，结果一败涂地，林佳鼎和夏四敷溺死水中，李明忠单骑逃出，部下兵员几乎全军覆没。败讯传到肇庆，永历朝廷又陷入一片惊慌失措之中，大学士瞿式耜自告奋勇，督领招募的义兵前往迎敌。没过几天就传来了清军占领广州、绍武政权覆亡的消息。十二月二十六日朱由榔又再次登舟离开肇庆，经广西逃往湖南。

◎《明季南略》卷二记：弘光元年五月初二日“移惠王于嘉兴”。​

◎林时对《荷牐丛谈》卷四《蠡城监国》记，潞王朱常淓降清后，“时周王寓萧山，惠王寓会稽，崇王寓钱塘，鲁王寓临海。贝勒遣骑修书，以参貂等物为贽，邀诸王相见。鲁王以道稍远，辞疾不至。周、惠两王渡江偕崇王赴召，寻送南京，同弘光帝、潞王俱北去”。朱常润到北京后曾在顺治二年十一月向清廷上“明惠亲藩朱常润揭为恭谢圣恩事”奏疏，其中说：“本年五月二十日大兵至江南，润即于六月内差赍表文章玺赴江西豫王殿下投诚。……昨进朝主上，更荷恩隆。”影印揭帖见《明清档案》第三册，A3—144号。​

◎常瀛是神宗第几个儿子，诸书记载不同。乾隆二十八年《清泉县志》卷三十六《杂志》说是“神宗第五子”。根据《明神宗实录》卷三六四，万历三十九年十月十五日册立皇太子和四王诏，皇长子常洛为皇太子，三子常洵为福王，五子常浩为瑞王，六子常润为惠王，七子常瀛为桂王。神宗第二、第四子早夭，所以有的书把常瀛记为第五子。​

◎乾隆《清泉县志》卷三十六《杂志》记：朱常瀛“惑于因果，广修寺观，黄冠缁衲，蓄养千计。生七子，长世子及次子、少子俱早夭，第三子名由𪳗，刘贵人所生，封安仁王，赐婚吴氏，系衡良家女。四子名由榔，苑贵人所生，封永明王，赐婚王氏，系南直人，业医王公亮孙女。第五子、六子逸其名，幼，未赐婚，癸未之变（指张献忠军入湘）第五子、六子为寇掳去”。史惇《痛余杂记》云：“桂藩体肥重，舆夫须十八人乃举。有别苑十二区，集女乐百二十人。癸未之变，孔全斌副将部兵先于城外劫典铺。桂藩即集诸女乐并宫女二千余人聚而燔之，号呼震天，并宫殿付之一炬。”​

◎李清《南渡录》卷四。同书又记，弘光元年（1645）二月初三日“谥桂王曰端”。​

◎《瞿式耜集》卷三，书牍，《丙戌（1646）九月二十日书寄》。​

◎邵廷寀《东南纪事》卷一于隆武元年（1645）八月下记：“遣使册封桂世子由桹（榔）为桂王。”沈佳《存信编》卷一记：“隆武丙戌春，遣司礼监太监庞天寿谕祭端王、安仁王，即封上为桂王，居肇庆府。其诏有‘天下王之天下’语。”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上记安仁王由𪳗“丙戌九月病薨”，时间有误。瞿式耜信中说：“自安仁薨后，太妃暨永明俱不乐居梧州。八月间，余复迎太妃、永明至肇”（《瞿式耜集》第二五六页）。可证朱由𪳗病死不迟于八月。​

◎朱由榔就任监国日期据《岭表纪年》卷一为“十月十日壬辰”；《明季南略》卷九《粤中立永历》条记“以十月初十日监国，十四日丙戌即皇帝位”；道光十三年《肇庆府志》卷二十二《事纪》云：“十月十四日称监国于肇庆。十一月十八日遂称尊号，改元永历，以肇庆府署为行宫。”​

◎《瞿式耜集》卷三，书牍《丁亥正月昭江道中寄》。​

◎王坤在崇祯朝即已用事，见之不少记载，如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十八，崇祯六年二月初八日“召对王副宪纪”即为王坤上疏纠廷臣所引起。​

◎上引《瞿式耜集》；参见钱秉镫《所知录》卷二。​

◎何是非《风倒梧桐记》卷一云：“内外局惟魁楚主裁。端溪隔羊城省会止四百里，拥立时嫉凌烟列名多人，无一函商及三司各属，既立后不复颁新天子诏，惟鬻是谋。时羊城左藩顾元镜耻不与策戴勋，适隆武阁臣何吾驺、苏观生从闽逃归，亦遂立隆武弟为皇帝。”瞿式耜在十月十六日反对移跸梧州时也申说：“且东人未附，东饷未来，骤焉一行，后必滋悔。”见《瞿式耜集》卷三，书牍，《丁亥正月昭江道中寄》。​

第十七章

北方各省的反清运动

第一节 山东等地的反清斗争#

历来讲南明史的人大抵都把视线集中于江南，很少甚至完全不涉及黄河流域的反清复明的运动。自然，南明的几个朝廷都是在南方建立的，相对而言明、清对峙的局面在南方表现得最明显；但是，北方汉族官民的反清斗争是不容忽视的，这种斗争不仅牵制了清廷兵力，延长了南明政权存在的时间，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姜瓖等的反清复明）对清廷的威胁更大。人们常有一种错觉，以为清兵入关以后，推行民族征服、民族压迫政策在南方遇到顽强的抵抗，而在北方除了一些所谓的“土贼”和“兵变”外，统治相当稳固，没有出现多大的社会动荡。实际情况并不这样简单。分析一下1644年夏季以后的全国形势，应当说黄河流域和南方各省确实存在差别。随着以崇祯帝自尽为标志的明王朝覆亡，黄河流域的汉族官绅一度受到大顺政权的沉重打击，不少人把满洲贵族建立的清廷看成维护自身利益的新靠山；而江南官绅并没有亲身经历这场大变革，他们考虑的重点是维护自己的安乐窝。然而，江淮以北的辽阔地区同样存在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清廷标榜的“代明剿贼”“吊民伐罪”以及对汉族官绅的某些笼络政策只收到部分效果，既不能代表广大贫苦农民的意向，也不能说所有北方汉族官绅都心悦诚服地归顺清朝。在大顺政权统治的短暂时期里，农民们如释重负，扬眉吐气，由衷地拥护实行免赋政策的大顺政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甲申夏季，原先到处“土贼蜂起”的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等地一度出现了“太平景象”。可惜好景不长，清军入关后，公开宣布维护当地官绅的既得利益，同时恢复征粮征赋，新旧官绅有恃无恐地大搞反攻倒算，各地自发性的武装反抗烽火连天，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甚至超过了明末崇祯时期。另一方面，汉族官绅慌不择主地投靠清廷，为时不久就发现满洲贵族推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如剃发改制、重满轻汉、重辽东旧人轻新附汉人，自己的尊严和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华北地区的汉族官绅在政治态度上随之发生分化。一部分官绅忍气吞声乞怜于清廷；另一部分官绅在1645年（顺治二年）六月以后眼看满洲贵族征服者的骄焰日益显露，由依附清廷转变为公开或秘密反清。著名的例子如上文提到的凌；降清任青州道参与镇压赵应元起义的韩昭宣，后来跑回山西同虞胤等人组织抗清；濮州乡官叶廷秀在1644年（顺治元年）八月向清山东巡抚方大猷呈请速派援兵镇压“土寇马应试”，以“救民水火”，大约在1647年他却同江苏沛县著名文人阎尔梅参加山东榆园军共同抗清，“欲假为绿林、新市之资，以图南阳（指东汉光武帝）之业也”，最后被清军捕获，就义于东昌府（府治聊城）。此外，如弘光朝东平侯刘泽清降清后虽官封“一品世职”，也不甘寂寞，策划在北京和山东曹州同时并起，推翻清廷（详见下述）。至于山西、陕西等地汉族文官武将降清后又重新参加反清复明运动的人更是为数众多。明末大学士惠士扬、李建泰名重一时，降顺降清，似乎不顾名节，最后却都以激烈反清遇害。事实说明，民族矛盾的激化并不限于南方。由于北方绅民的反清运动比较分散，南明方面的史籍又很少记载（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南明朝廷当权人士的胸无全局，满足于偏安一隅），下面只能在为数众多的反清斗争中选出一些有代表性的事例叙述，以窥一斑。

1647—1648年各地反清活动图

山东谢迁起义。1646年（顺治三年）冬，谢迁在高苑领导起义，攻克高苑县城，处死清朝知县武振华，将该“县百姓照册点名”。接着，又攻克新城县。次年（1647）四月二十六日攻破长山县，活捉清知县周懋臣，随即将库载银两席卷而去。六月十三日谢迁率领义军突然进抵淄川城下。城中义士丁可泽等充当内应，于第二天凌晨破城，擒获降清乡绅孙之獬。孙之獬在明末清初官场上是一个声名狼藉的人物。崇祯初惩办魏忠贤阉党，他抱着《三朝要典》哭告太庙，从此列名逆党，废黜不用。清兵入京后，他立即投靠新主，极尽巴结之能事。《研堂见闻杂记》云：“我朝之初入中国也，衣冠一仍汉制。……有山东进士孙之獬阴为计，首剃发迎降，以冀独得欢心。乃归满班，则满人以其为汉人也，不受；归汉班，则汉以其为满饰也，不容。于是羞愤上疏，大略谓：‘陛下平定中国，万里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于是削发令下。而中原之民无不人人思挺螳臂，拒蛙斗，处处蜂起，江南百万生灵，尽膏野草，皆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止起于贪慕富贵，一念无耻，遂酿荼毒无穷之祸。”谢迁义军深恨其无耻，用锥子遍刺其身，插上头发，恨声不绝地骂道：“我为汝种发！”孙之獬自知众怒难犯，已无活理，破口大骂。义军将其口缝上，凌迟而死，还把他在城中的孙子、曾孙杀了个干净。顾炎武听到这个消息后，极为开心，特作《淄川行》一首志庆：“张伯松，巧为奏，大纛高牙拥前后。罢将印，归里中，东国有兵鼓逢逢。鼓逢逢，旗猎猎，淄川城下围三匝。围三匝，开城门，取汝一头谢元元。”谢迁部义军据守淄川县城达两月之久，后来被清军挖地道用火药轰塌城墙，才失守。

山东榆园军的反清斗争。山东东昌府濮州、范县一带从明朝末年以来就有所谓的“榆园贼”。据记载，由于万历后期山东天灾人祸不断，耕地大面积抛荒，“榆钱落地，久皆成大树”。任七、张七为首的饥民“啸聚其中”，“号百万”。他们不仅利用茂密的榆林做掩护，还创造了地道战术，在地下挖掘纵横交错的通道，长达数百里，神出鬼没地袭击官军。到清朝初年，榆园军已经蔓延到朝城、观城、郓城、城武等县，声势颇为浩大。

到1648年（顺治五年）五月，降清后居住北京的原明东平侯刘泽清（曹州人）见“如今处处反乱”，断定“清国不会用人，国运不久了”，秘密派遣侄儿刘之榦与麾下副将郑隆芳、姚文昌潜往南方同“南朝”联络，带回口信说“君王甚喜”（按当时形势和刘泽清曾掌握部分舟师分析，使者很可能是朝见了鲁监国，而不是永历帝）。刘泽清认为这是反清复明的大好时机，召集亲信李化鲸，到北京密商，约定八月十五日刘泽清“从京中起手，尔等亦于是日举事”。李化鲸返回曹州招兵买马，暗中进行反清的准备工作。清河道总督杨方兴“微闻其不法状”，采取调虎离山计题授李化鲸为兖州守备，让他“单骑就职”。李化鲸被迫提前在七月间起事。他联络附近榆园等义军拥立一个明朝宗室为王，以天正为年号发布文檄，连续攻克曹州、定陶、城武、东明等州县。山东巨野和同曹州接境的直隶大名府、河南归德府的百姓纷纷响应。清廷唯恐事态扩大，不可收拾，下令调三省官兵会剿。参加围剿的有驻防东昌府梅勒章京赖恼、沂州总兵佟养量、临清总兵宜永贵、保定总兵鲁国男、河南总兵高第、河北总兵（指镇守河南省黄河以北三府地区）孔希贵等部。大批清军蜂拥进至曹州，义军虽然奋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被杀得“尸横遍野，血染草丹”。清军先后夺回东明、定陶、城武等县，八月初一日包围了曹州。李化鲸等见形势不利，“出城讲说”；二十八日把拥立的“伪王绑缚献出”，希望借此换取清方退兵。自然这是不现实的，清方绝不会容忍李化鲸据守曹州，继续围攻。九月十五日，李化鲸等又出城谈判，被清军扣留，把他和“伪王”以及刘泽清的三个侄儿押解进京。在这种情形下，曹州城里的义军仍然坚守城垣。十月初二日，清郑亲王济尔哈朗统率由京师南下湖广的军队行至曹州，用红衣大炮攻城。初四日，城陷，清军“搜剿无遗”。

李化鲸等人被押解到北京同刘泽清对质。刘泽清知道密谋败坏，私自烧毁密信等证据，又被家中婢女告发。十月二十五日，清廷经过大臣会审后，刘泽清和他的弟弟、侄儿、李化鲸等人以谋反罪被押赴市曹处斩。

刘泽清、李化鲸的反清活动虽然被清政府镇压下去，但榆园军的反清斗争仍在继续进行。1649年（顺治六年），清廷任命张存仁为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统一事权，加紧围剿。张存仁到任后，命部将张胆领兵砍伐焚烧榆园林木，又决引黄河之水淹灌地道。义军失去了凭借，终于被清朝官军击败。1651年（顺治八年）十月，榆园军首领梁敏遇难，“张七伏诛，任复性投降”。王熙作《骠骑将军张公传》中说：“榆园者，山左之险僻地也。山林箐莽，溪洞盘亘，巨寇梁敏、杨三吾等倚为窟穴，踞险啸聚，时出惨掠旁郡，官兵莫能制。朝命张存仁总制三省相机往剿。张公曰：吾用赵人久，剿荡榆寇非张副戎（当时张胆任副总兵）莫办。遂亟疏于朝请迁公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大厅（实际为三省总督之中军），节驻天雄（指大名）。公提兵至其地周视曰：是贼无能为！绝其区，防奔逸，一鼓就擒矣。乃阴使人持火具从间道焚林烈泽，烟焰涨天，继遣健丁操锐斧列阵而进，摧枯刊木，灌莽若洗，贼始惶骇，思鸟兽散。先是，榆寇穿地道千里，急则潜行以遁。公诇知之，使卒决黄水灌之。穴塞，贼益窘迫，乞命。匝月而渠魁授首，余党悉平。总督马光辉以公屡建大功，疏题天津总兵……”

此外，清初山东各地的反清斗争还有不少。如《武定府志》记载：“顺治三年冬十月，寇破沾化，令与尉死焉。四年夏六月破阳信；秋九月破海丰。是时寇势张甚。”冠县在顺治三年有裴守政、刘丝桐起义；顺治五年有王奎光起义。顺治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义军丁鸣吾（有的史籍写作丁明吾）、周魁轩带领骑兵四百余名、步兵不计其数，攻克峄山，夺取库藏财物，释放狱囚，第二天主动撤出；随即北上攻克蒙阴，杀清知县崔葑，直到顺治八年才被清朝总督张存仁镇压下去。高唐州有蔡乃憨（有的史籍写作蔡奶憨）、周桂轩、崔三棱等起义，于顺治三年十月攻破州城。夏津县有宋鸭蛋、陈国造、三帽檐子的反清斗争。东昌府有丁维岳领导的起义。丁维岳原先是明朝寿张县练总，1647年（顺治四年）十月十四日夜间他率领“马贼千余，步贼数万，四面举火，喊声动地”，攻打漕运重地张秋，未能得手，次日攻克寿张县”；同月十四日杨云山部义军又攻克堂邑县，对运河交通构成重大威胁。山东满汉清军紧急出动扫荡，临清总兵宜永贵会同梅勒章京秃江带领兵马围攻丁维岳的据点陈家楼（在寿张县城西南十八里），二十四日陈家楼被攻克，丁维岳的父母、兄嫂、妻妾等人都被清兵掠去，但他本人先于二十日会同其他义军进攻阳谷、观城，“尚未回巢”。十二月初四日，丁维岳、周魁轩、张尧中等率骑兵四百、步兵千余攻克阳谷县，杀清委知县。同月十六日，清将沙儿胡达领满汉兵由向导带路，向聚集在郓城县王家海子的义军突然发动攻击。义军猝不及防，首领丁维岳、张尧中阵亡，周魁轩负伤逃走。清山东巡抚飞报大捷道：“该职看得丁维岳、张尧中乃西南之巨凶也，逆党数千肆毒于东、兖之区，陷城劫库，害及济宁道臣，贼势已成燎原矣。”另一路清军在梅勒章京库儿蟾率领下有满汉铁骑千余名赶往堂邑，直抵杨云山部据点王家屯，得知义军挖有地道，“曲折约远二三里”。清将命令士兵尽力挖掘，未能奏效，改用柴草火药进行烟熏，义军被窒息呛死的有一百多人。清军缴获了一幅“黄绢伪谕”，“上用伪印一颗，朱钤隆武三年字样，上有监国鲁王之称”，这表明山东各地的抗清斗争虽然分散，却同鲁监国政权保持着联系，是复明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京师王道士案。弘光朝廷官员投降清廷之后又从事秘密反清活动的，除了刘泽清以外，还有所谓的“王道士伙党”。这个案件的详情还缺乏研究，但卷进去的人相当不少。据《清实录》记载，顺治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投诚伯常应俊，总兵李际遇、马儒齐、黄明先、丁启光（即下文丁启睿之弟），副将王士永、一把撒、夏五岳、贾应逵、骆和萧、刘方侯，参将乔松，游击滕和齐、于起范、冯可松（按即弘光朝掌锦衣卫的冯可宗）、傅有功，都司马崇臣、卫士龙，守备李豪、张嵩，闲散官丁启睿（原明崇祯朝总督）等坐与贼党王道士通谋，并其兄弟及子，俱伏诛”。

刘泽清是同山东地方势力联合反清，王道士案则是以弘光朝文武官员为主串通河南反清势力进行密谋。这两个事件虽然都被清政府破获，参与人员均遭捕杀，然而联系到1648年（顺治五年）金声桓、李成栋、姜瓖、王永强、丁国栋、米喇印等人的反清，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是这些人降清以后不仅受到满洲贵族的歧视，而且察觉清廷实力有限，认为大可一试身手。

◎《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第四二八页，《山东巡抚方大猷揭帖》。​

◎阎尔梅《阎古古文集》附张相文撰《阎古古年谱》。​

◎乾隆二十三年《高苑县志》卷十《灾祥》。顺治四年六月兵部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第六〇二页。​

◎康熙三十二年《新城县志》卷十《灾祥》。​

◎顺治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山东巡抚张儒秀“为塘报长山县被贼失陷事”题本，见《明清档案》第七册，A7—9号。​

◎孙之獬领先剃发确有其事，顺治二年八月十七日在摄政王多尔衮面前展开一场竞争时，就曾提到“孙之獬于众人未剃发之前，即行剃发；举家男妇皆效满装”。见《清世祖实录》卷二十。​

◎顺治四年九月山东巡抚张儒秀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第六二二页；同伴影印本见《明清档案》第六册，A6—122号。参见顺治四年九月初二日兵部尚书阿哈尼堪题本，见《明清档案》第六册，A6—95号。“种发”事见谈迁《北游录》纪闻下《辫发》条。​

◎《顾亭林诗集汇注》卷一。按，此书解题云“是年九月，丁可泽勾引谢迁等陷淄川，擒之獬，支解死”，误，当为六月。​

◎乾隆八年《淄川县志》卷三《兵事》。​

◎乾隆二十一年《曹州府志·杂志》；康熙十一年《濮州志》卷一《年纪》。按光绪《濮州志·兵事》写作曹县土寇张七、任复性。任复性大概就是任七。​

◎据康熙十三年《曹州志》卷二十《杂志》，李化鲸，号仁宇，城武县人，明末曾任地方捕快，顺治初年被清山东地方官员委任军职，以合法身份掌握了一小支武装。​

◎顺治五年十月刑部尚书吴达海等题本稿残件，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第六九八至七〇〇页。​

第十六章

金声桓、李成栋的反清归明

第一节 金声桓、王得仁领导的江西反正#

金声桓原来是明宁南侯左良玉的部将，明朝灭亡时升至总兵官。1645年四五月间，清英亲王阿济格大军追剿李自成部进至九江一带，左良玉病死，部将随良玉之子左梦庚在东流县（今安徽东至县）境降清。阿济格令左梦庚带领麾下将领往北京朝见，金声桓唯恐失去兵权，要求率领所部兵马收取江西，为清朝开疆拓地，得到阿济格同意，授予提督江西全省军务总兵官的官衔。和金声桓同行的有原大顺军将领王体中部。王体中原在大顺军镇守德安的大将白旺部下，1645年五月初李自成突然遇难，大顺军内部发生混乱，王体中乘机杀害了白旺，率领部众向阿济格投降，被授予副总兵官职。

五月下旬，金、王到达九江，派人持牌前往南昌，声称满洲大兵马步二十余万旦夕将至，只有迅速归降才可免遭屠城。南明江西巡抚邝昭吓得面色如土，解印而逃；其他官员和部分绅士也一哄而散，省城南昌转瞬之间陷入无政府状态。六月初四日，南昌士民推出的一些代表到达九江迎接“金督镇”。十九日，金声桓、王体中乘船溯赣江到达南昌，在岸边受到几十名生员的欢迎。进城以后，金声桓部驻于西城，王体中部驻于东城。金声桓倚仗王体中的兵力收取了南昌附近州县，然而他对王体中的骁勇善战、兵力强劲却深怀戒心，时刻寻找机会吞并王部兵马。闰六月，清廷下达的剃发令传到了江西，金声桓即率部遵令剃头。七月二十一日，王体中领兵从抚州回到南昌，坚决拒绝剃头。金声桓认为这是除掉王体中的最好时机，私下笼络了王体中标下游击王得仁（绰号王杂毛），于七月三十日假称议事把王体中刺杀。事件发生后，王部兵校大为愤慨，“拥至辕门，喊杀震天”。金声桓督兵巷战，经过两天交锋，王部因首领被杀和王得仁的招诱，终于归附了金声桓。

金、王二部既合，攻克明永宁王朱慈炎所据的抚州，追杀慈炎；收取吉安，并将逃往该地的明巡抚邝昭押送武昌，接着又占领广昌等府。八月二十五日派部将何鸣陛、盖遇时等进攻袁州（府治在宜春县），击败明将黄朝宣部五千余人，占领袁州。至此，江西十三个府除赣州、南安外都被清方控制。金、王自以为不费满洲一兵一卒，而占州据县，能博得清廷的特殊封赏。不料清廷毫无作兴之意，在平定江西大部分地区之后，仅委任金声桓为镇守江西等地总兵官，王得仁屈居副将。顺治三年（1646），金声桓请求清廷另颁敕书，授予他“节制文武”“便宜行事”的权力。同年五月清廷发兵部议奏，结果是驳回了他的要求，只将他的官衔由镇守江西等地总兵官改为提督江西军务总兵官，并且规定“剿抚机宜事关重大者，该镇应与抚、按同心商略，并听内院洪督臣裁行”。朝命下达后，金声桓大失所望，内心里埋怨清朝刻薄寡恩。特别是金声桓、王得仁在收取江西郡县时凭借武力勒索了一批金银财宝，成了暴发户；清廷新任命的江西巡抚章于天、巡按董学成看得眼红，危言耸听，胁迫他们献上钱财。权力和金钱之争，使金声桓、王得仁对清廷的不满日益增长。

就南明而言，由于自己兵力不足、疆土日蹙，也力图高悬爵赏策动降清将领幡然来归。早在隆武二年（1646）春天，督师阁部黄道周准备由福建进入江西时，就先后三次写信给金声桓，劝他改弦易辙，建不世之功。当时，金声桓等还在得意之时，黄道周的兵力非常有限，招降没有起到什么效果。据守赣州的南明督师万元吉在崇祯后期曾任督师阁部杨嗣昌的主要谋士，同左良玉部将领有较多接触。他凭借过去的老关系，派密使带着亲笔信件规劝金声桓反清。金声桓虽然不写回信，却接待了使者，私下殷切讯问万督师的情况，秘密放回。不久，黄道周、万元吉先后兵败身死，金声桓自然不敢轻举妄动。但隆武朝廷大臣亲自致书劝说，许以高官显爵，对金声桓等人肯定具有一定的诱惑力。何况南昌的一些明朝遗老耆旧还不时给金声桓传递一些真假莫辨的消息，如隆武帝、杨廷麟、万元吉尚在人间，“隆武屡有手诏，许公能以江西归明者，即举江西封公，亦尝达一二乎？”

与此同时，金、王和清廷委派的江西抚、按之间的矛盾也在加深。“七月，得仁提兵如建昌，章于天差官票追其饷三十万。得仁大怒，槌案大呼曰：‘我王流贼也，大明崇祯皇帝为我逼死，汝不知耶！语汝官，无饷可得，杠则有之。’声如嘶吼，目睛皆出，敲其差官三十杠曰：‘寄章于天，此三十万饷银也！’声桓闻之，谓其客曰：‘王家儿急矣！’……”江西巡抚章于天、巡按董学成对金声桓、王得仁暗中同南明势力的来往已经秘有所闻，加紧搜集证据上报清廷。

1648年（顺治五年、永历二年）正月二十七日，金声桓、王得仁先发制人，擒杀巡按董学成、布政使迟变龙、湖东道成大业，宣布反清复明，“文、武强半从贼”，“尽弃顶带而换冠裳”，少数不愿追随反清的官员均被捕杀，只有江西掌印都司柳同春抛下妻儿家属，缒城而出，乔扮和尚，星夜逃往南京报告江西发生了重大事变，后来又为南下的清将谭泰提供地理图，在进攻南昌及其附近州县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当时，清江西巡抚章于天正出巡瑞州，王得仁“遣人邀擒章于天于江中”，于天贪生怕死，愿为金、王效劳，出任兵部尚书，负责制造炮车。

金声桓、王得仁起事时，还不知道永历帝即位的消息，因此在发布的安民告示上署隆武四年，文中有“劳苦功高，不惟无寸功之见录，反受有司之百凌。血气难平，不得已效命原主”等语。金声桓自称豫国公，王得仁称建武侯。明弘光朝大学士姜曰广是江西新建（今属南昌市）人，罢官后居住在本县浠湖里，金声桓、王得仁认为他是先朝重臣，把他迎接到南昌城中以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的名义号召远近。另有明朝旧官刘思赉、余应桂也列名其间，官衔不详。金、王自行任命文武官员，以黄人龙为总督川、陕、山东、山西、河南五省兵部侍郎，金声桓的中军官宋奎光为左军都督府都督佥事，王得仁的妻弟黄天雷为兵部侍郎、锦衣卫同知；至于江西地方官则以王得仁幕中书记陈芳为江西巡抚，金声桓的幕府书记吴尊周为巡按江西监察御史，其他司道官也大抵是两家的幕客。

不久，他们得知隆武帝已经遇难、桂王朱由榔即位为帝，于是文书告示改署永历二年，派幕客雷德复为密使装扮成和尚，携带佛经一部内藏给永历朝廷的奏疏，前往广西行在报告反正情况。永历朝廷下诏封金声桓为昌国公，王得仁为繁昌侯。金声桓提出自己已经用豫国公名义发布文告，改封昌国公不妥；经朝廷同意声桓仍封豫国公、得仁建武侯。江西绝大多数府县都闻风而动，纷纷树起了反清复明的旗帜。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吉安府守将刘一鹏、李士元率部归附金声桓；饶州守将潘永禧，袁州守将汤执中、盖遇时也据城反正。其他府县如后来清江西巡抚朱延庆所说：“江西变乱之时，全省已无坚城。”只有清南赣等地巡抚刘武元和南赣总兵胡有升、副将杨遇明、高进库等据守以赣州为中心的赣南地区和参将康时升等扼守的广昌府（府治在上饶）仍然在清方控制之下。

金声桓、王得仁起事前后，曾经派遣密使策动其他降清将领一道反戈，共襄盛举。据刘武元、胡有升报告，金、王“遣使遗书，希图煽惑，不啻数十余次”。遣密使致书河南开归（开封、归德）总兵高第（明亡时任山海关总兵）“约期举兵”，高第“执其使以闻”。又致书清署长沙总兵徐勇（徐勇和金声桓曾在左良玉麾下任总兵），要他起兵响应，使者被徐勇杀害。策反工作虽未能全部如愿，但对于广东提督李成栋的决策反清显然起了重大影响。

反清之后，摆在金声桓、王得仁面前的任务是向何方进兵。开初，金、王的决策是北上拿下九江，然后顺江而下进攻南京。二月初，王得仁领兵进抵九江，清镇守九江总兵冷允登带领部下士卒五千名开城响应，接着占领湖口、彭泽。清九江知府吴士奇等地方官都来归附，王得仁命部将吴高接管九江府防务。幕客胡澹提出了奇袭南京的建议：“乘破竹之势，以清兵旗号服色顺流而下，扬言章抚院（指章于天）请救者，江南（指南京）必开门纳君，其将吏文武可以立擒。遂更旗帜，播年号，祭告陵寝（指明孝陵），腾檄山东，中原必闻风响应，大河南北，西及山、陕，其谁得而为清有也？”王得仁很重视这个建议，一面派兵入长江，收取九江上下游地方，一面派使者回南昌请示金声桓。

王得仁的军队占领九江一带以后，地处长江中游的湖北、安徽许多地方的复明势力迅速响应，一时风起云涌，形势颇为可观。在湖广方面，二月二十八日王得仁部下一支军队乘船五百余艘，直抵蕲州城下，陆路马步军五千余人也进攻南门。因清兵固守，未攻下蕲州，但王得仁军已占领黄梅、广济等县，派设了文武官员。蕲水县境复明势力也很活跃，该县县志记载，“（顺治）五年戊子，江西金逆叛兵抵九江。蕲、黄、英、罗各山寨误听之。联结雄长，亘数百里。蕲东北一带亦为所愚，攻城掠野几一年许，民用逃窜。己丑夏，督抚迟及柯率师招安之。寻又变，大兵复进，又招安，然妇女庐室之分离扰乱甚矣”。《麻城县志》记载：“顺治五年，江西金声桓据省城反，风闻江北，周承谟等因从北乡倡乱，连延东南山以及英、霍山谷，揭竿啸聚。知县徐鼎请兵讨平之。”后来清湖广四川总督罗绣锦在一件奏疏中说：“江右金逆自顺治五年二月内称兵告叛，而黄属地方除黄陂外揭竿响应者无地非贼矣。各县皆坚壁御贼，彼其时期于城守无虞幸也，赋税之征岂能问乎？”疏中还具体指出了蕲州、麻城、罗田、蕲水、黄梅、广济、黄冈、黄安各州县在顺治五、六两年都为“土贼盘踞，田地抛荒”。甚至在省会武昌西北面的孝感县反抗势力也大为高涨，地方官员惶惶不可终日。《孝感县志》记载：“顺治五六年时，邑盗贼大起，在途人必让路，客会坐必绝席，有犯则醵金出之，首告则官必楚之。盗得气甚，乃作韵语宣言于邑曰：‘弟兄一千七，天下无人敌。有人来犯我，一个一两一。’”真可谓意气风发。有的史书记载清湖广总督罗绣锦唯恐金、王义师进攻武昌，不得不采取缓兵之计，派人致信说：“人心未死，谁无汉思？公创举非常，为天下倡，天下咸引领企足，日夜望公至。但赣州东西要害，山川上游，公欲通粤，则赣介其中；公欲他出，则赣乘其后，计莫若先下赣，赣下则楚地可传檄定矣。”清廷接到江西起事的报告之后，立即命令进至湖南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王率部退回汉阳。孔有德见人心不稳，为了防止内变，竟然把在湖南降清的原明安国公刘承胤、偏沅巡抚傅上瑞等人全部杀掉。这些事实说明当时清朝对湖广的统治还不稳固，防守兵力相当有限。

九江以东的安徽部分州县情况也很类似。温睿临记载：“戊子春正月，江西金声桓来归，九江以东，望风趋附。”太湖（安徽县名）、宿松、潜山、英山一带的反清势力相继而起，各立山寨，奉南明永历朝廷的正朔。这年二月十四日，各山寨义军共立明宁藩后裔朱统锜为石城王，居于潜山飞旗寨，“以永历纪年造作符印，以次拜官，自郡县、监司、抚按、科道、部院、总镇之属咸备。他寨未有谒者以兵降之。其授部院职者有傅梦弼、傅谦之、桂蟾、义堂和尚之属，皆佐统锜，在诸寨为飞旗外卫。于是，统锜抚有二十四寨，因联络蕲黄四十八寨，其来谒者，各受职有差”。《太湖县志》记：“时金逆突起，大江以南望风披靡。皖属安危在呼吸间。……宿邑（指宿松县）已署伪官，本县城空，官民俱弃不守。”清操江都御史李日芃急忙移镇安庆，由于顺江东下的明军不多，在小孤山被清军击败。潜山县百姓因受清政府高额榨取，这时也乘机而起，史载顺治五年十月潜山县有所谓“十亩贼”，“土贼余公亮”，粮里也，因知县胡绳祖加田亩过额，十月初一日啸众千人据英窠寨为乱，名十亩贼。时监生胡经文屡蓄不轨，事觉，久逃他郡，至是亦据舒界横山寨应之。十二月二十三日，英窠数百人掠县市。将官李之培领兵百人往御，莫支。自是，天堂、埭口二十余寨俱陆续相继立矣。据清方档案：“惟英窠一寨山势最险，贼兵最强。各寨倚英窠为主，英窠借各寨为援。”直到次年（1649）六月，清军在总兵卜从善督战下才攻破该寨。《桐城县志》记载：“五年戊子春三月，土贼范大、范二起桐白云寨。次年春二月，镇将卜从善等抚之。”建德县乡宦胡士昌公然网巾大袖，口称大事已就，劝知县速为迎顺，以至“人心汹汹，咸无固志”。胡士昌虽然被清政府擒杀，但他的行动显然反映了当时安徽民心的动向。庐州府朱国材化名冯弘图，“假称史阁部（可法）”名义起兵，先攻克巢县，接着又联合无为州乡宦吴光宇、生员沈士简、吴乾生等人，于顺治五年正月二十九日夜间里应外合，攻克无为州。二月初六日，朱国材在同来援清军交战时被擒杀。

江西反正之后很短时间里，湖北、安徽反清浪潮的高涨，说明金声桓、王得仁以主力出兵北上，在长江中下游会合各地义师共图恢复是唯一正确的方针。尽管由于柳同春逃往南京告警，清方已有戒备，不可能假冒清兵旗号偷袭南京，但是，金、王主力北进可以同武昌至南京之间的广阔地区内复明势力连成一片，对清朝对南方的统治必然构成极大的威胁，清廷由北京遣发的援军也不可能顺利进入江西。

清廷在接到江西叛变和湖广、南京的告急文书后，深知江南兵力有限，迅速采取对策，调兵遣将。三月十五日，摄政王多尔衮派正黄旗满洲固山额真谭泰为征南大将军，同镶白旗满洲固山额真何洛会、降将刘良佐带领满、汉、蒙兵马从北京赶赴江西，镇压金声桓、王得仁起义。同时，命固山额真朱马喇、江南总督马国柱领兵由江宁（南京）溯江而上，在安庆府（今安徽省安庆市）同谭泰军会合。为了防止反正的明军占领湖北，又命令正在湖南作战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王率部撤回汉阳地区。战局的这一变化，对南明无疑非常有利。

第十九章

永历朝廷内部的党争

第一节 楚党和吴党#

明末党争剧烈，官僚士大夫往往结党营私，争权夺利，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多次给民族带来重大灾难。如果说在弘光以前的东林、魏党之争表面上还以“君子”“小人”为分野，到永历时期就完全变成了争夺朝廷权力的内部倾轧。按钱秉镫的说法：“先是，朝士有东西之分，自东粤来者，以反正功气凌西人；而粤西随驾至者，亦矜其发未剃以嗤东人。而东、西又各自为镇。久之，遂分吴、楚两局。主持吴局者，阁臣朱天麟、吏部侍郎吴贞毓、给事张孝起、李用楫，外则制辅堵胤锡也；而江右之王化澄、万翱、雷德复，蜀中之程源、粤东之郭之奇实为之魁。主持楚局者，丁时魁、蒙正发、袁彭年……陕西刘湘客、杭州金堡既与时魁等合，桂林留守瞿式耜亦每事关白，居然一体矣。”“凡自湖南、广西随驾至，出于督师（何腾蛟）、留守（瞿式耜）门者，大半归楚。吴人谓楚东恃元胤、西恃留守；实则吴亦内倚吉翔、外倚邦傅，特其踪迹秘密，不似时魁等招摇人耳目耳。”其他人则“浮沉吴、楚之间，或无所依附”。这种描述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完全正确。所谓“吴局”“楚局”经历了一个对立、分化、转合的过程。广东反正以前，是瞿式耜等人同广西南浔军阀陈邦傅之间的矛盾；李成栋反正以后，开初是未曾降清的扈从诸臣同反正来归的广东文官武将之间的矛盾。由于李成栋反清归明，永历朝廷管辖区骤然扩大到广东全省以上，永历帝也移跸肇庆，进入李成栋父子的控制区。朝廷为取悦成栋等人，在用人行政上“重反正，薄守节”。甚至讳言是否曾经剃头降清，“近奉新功令，休称两鬓完（原注：时禁自陈保发归朝之语）”。以忠贞不贰、扈驾有功自命的官僚对此颇有意见，留守桂林大学士瞿式耜竭力反对永历帝移驻广东，就是担心朝廷权力落入“东勋”手里。朱由榔迁至广东肇庆之后，瞿式耜愤愤不平，在1649年（永历二年）九月的一封信中说：“吾之留守桂林，不止要照管东、西，通何督师之气脉；亦为东边用人行政，惟知奉承剃发之人，全不顾朝纲清议，太看不得。与之同流合污既不能，终日争嚷又不耐，反不如身居局外，犹得清清白白做一人也。”可见，瞿式耜原先对李成栋集团的得势耿耿于怀，不久，何腾蛟兵败身死，马吉翔又极力拉拢李成栋，瞿式耜力单势孤，才通过袁彭年、刘湘客、金堡等人同反正来归的“东勋”结合起来，共同对付马吉翔、陈邦傅等原广西实权人物。争夺朝廷权力的格局错综复杂，“吴”“楚”的概念本来很不准确，既不是以同乡亲友联结而成，也不是以反正、随驾（即曾否降清剃发）划分。

如果仔细剖析一下所谓吴、楚党争，不难发现它实际上是勋镇（带有地方割据色彩的军阀）之间的矛盾在朝廷上的反映。简单一点说，主要是广西军阀庆国公陈邦傅同广东军阀李成栋、李元胤父子之间为争夺朝廷权力的斗争。瞿式耜是江苏常熟人，按地域观念应该算是吴人，为什么却同“楚党”联为一体呢？这是因为他原任广西巡抚，后来任留守桂林大学士，希望统揽广西全省军政，可是陈邦傅凭借实力以“居守”广西的敕旨（他还行贿中书舍人把居守的诏敕写成“世守”）为依据控制了广西大部分地区。瞿式耜所能指挥的军队仅限于宣国公焦琏（原封新兴侯）等部，行政权力也局促于桂林一隅之地。因此，他同陈邦傅在争夺广西权力上处处钩心斗角。李成栋以广东全省和广西梧州反正来附，被封为惠国公。陈邦傅在永历朝廷处境危迫时曾经向佟养甲、李成栋暗通款曲，有意投降清朝，这时却以扈驾功邀封庆国公。李成栋知道他的底细，羞与为伍。于是，瞿式耜为首的势力同反正来归的“东勋”集团逐渐合拍，形成一个左右朝政的联合阵线，即所谓楚党。钱秉镫在著作中曾披露其中内幕：“初，金堡赴行在，将有建白，过桂林以示留守（瞿式耜）。留守令至肇，与刘湘客酌之。参疏八款，李成栋、陈邦傅、庞天寿、马吉翔皆在所参。湘客削去其二，去李而用陈，去庞而用马。封上，一时丰采赫然，补兵科给事中。当成栋未反正时，邦傅潜通降启，心鄙之，及是爵位相等，甚耻与哙等为伍。得堡疏，大喜，故元胤交益密，实不知成栋初亦在参中也。”金堡在隆武朝廷中就有“敢谏”之名，永历二年（顺治五年，1648）十月他辗转来到广西桂林，对朝廷情况尚不了解，准备以尊主权为名疏参在外东、西二勋，在内司礼监太监庞天寿、文安侯马吉翔，借以一鸣惊人。疏稿呈瞿式耜审阅，瞿指示他到肇庆去同刘湘客商酌。经过刘湘客提示，删去李成栋、庞天寿的名字，变成专参西勋。十二月上本，“传揭到李成栋，成栋叹服。吉翔、邦傅亦成栋之所恶也。自是丁时魁等益与李元胤固结”。由此可见，楚党的幕后人物为瞿式耜和李元胤，称之为楚党是因为出头露面的袁彭年、丁时魁、蒙正发都是湖广人。

那么，以堵胤锡、陈邦傅、王化澄、朱天麟为后台的“吴党”是怎么回事呢？严格说，永历朝廷内并不存在吴党。所谓的“吴党”是楚党把妨碍自己独家揽权的势力指派为结党营私。堵胤锡、王化澄、朱天麟在永历朝廷里是比较正直的大臣，他们同陈邦傅、马吉翔并没有什么瓜葛。问题是，陈邦傅在广东反正以前足以同瞿式耜等人相抗衡，广东反正以后力量平衡被打破，陈邦傅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先把李过（李赤心）、高一功（高必正）为首的忠贞营接进广西南宁一带安插，后来又拉拢云南的大西军余部；而堵胤锡等人却是从抗清大局着眼，主张南明朝廷应该联合原大顺军和大西军。尽管堵胤锡、王化澄、朱天麟等人和陈邦傅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天地悬隔，落实到具体事情上却颇有类似之处。换句话说，“吴”“楚”党争的内涵原来是东、西军阀的争权，后来却衍生为对待原农民军的态度上的分歧。

在永历朝廷大臣中，何腾蛟、瞿式耜联为一体，竭力维护崇祯朝以来的“正统”观念，歧视和排斥原农民军。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他们仍然保持着极深的阶级偏见，妄图凭借残明的文武官绅势力实现“中兴”，这实际上是一条自取灭亡的道路。他们的这种政治态度在南明官绅中显然有一定代表性。由于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相当弱，不得不同反正来归的文官武将互相勾结，形成所谓的楚党。

然而，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南明朝廷（从隆武政权开始）中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只有联合原大顺、大西农民军共同抗清才有复兴的希望。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大学士堵胤锡、朱天麟、王化澄等人。在南明历史上，最杰出的政治家有两位，一位是堵胤锡，另一位是张煌言。堵胤锡在永历朝廷中一直遭到何腾蛟、瞿式耜等人的排挤，无法展布他的雄才大略，终于赍志以殁；张煌言偏处浙江、福建海隅，得不到实力派郑成功的支持，空怀报国之志。历史上常说“何代无才”，治世不能“借才于异代”，就南明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在史书上，人们习惯于把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列为南明最堪称赞的政治家，其实，他们不过是二三流的人物，就政治眼光和魄力而言根本不能同堵胤锡、张煌言相提并论。同堵胤锡、张煌言类似能够依据形势的变化高瞻远瞩的还有张家玉、杨畏知、朱天麟、王化澄等人。正是由于这些人在统筹全局上同维护崇祯朝以来政治格局的某些官绅的见解有明显差异，他们当中一部分任职永历朝廷的人因此被说成是同“正统派”（即楚党）相对立的所谓“吴党”。

堵胤锡从隆武时期起就真心实意地联合大顺军余部，负责改编和联络忠贞营，后来又力主联合据守云南的大西军，因此先后遭到何腾蛟、瞿式耜等“正人君子”的嫉恨。永历三年（1649）秋，金堡上疏“劾其丧师失地，而结李赤心等为援，张筵宴孙可望使。且面责之曰：‘滇与忠贞，皆国仇也，厥罪滔天。公奈何独与之呢？’胤锡失色，徐曰：‘我幸苦边事，如君言，竟无功耶？’堡曰：‘劳则有之，功于何有？’”上引堵胤锡临终上疏，对五虎及其后台瞿式耜、李元胤的把持朝政导致复兴无望深表不满，可见堵胤锡的备受排挤是因为政见分歧和反对廷臣结党营私。

朱天麟，崇祯元年进士，历仕崇祯、隆武、永历三朝，永历二年（顺治五年，1648）任东阁大学士。李成栋反正后，袁彭年等五虎弄权，上疏攻击跟随永历帝播迁的大学士严起恒，权臣陈邦傅、马吉翔，太监庞天寿。永历帝很不高兴，由皇太后出面叫朱天麟拟严旨诘责。接着，又有金堡倚仗“东勋”兵力上疏劾奏陈邦傅无饷无兵，窃取勋爵。陈邦傅大怒，上疏反斥金堡任临清州知州时曾经投降大顺，又请朝廷派金堡为自己的监军，“观其十万铁骑”。朱天麟即票拟旨意道：“金堡辛苦何来，朕所未悉。所请监军即会议。”同任内阁大学士的严起恒早就想排挤朱天麟，暗中把这一票拟的旨意告知吏科给事中丁时魁。五虎得知消息，连夜约集给事中、御史十六人于正月十三日晨拥入行在宫门，声称“强臣钳结言官之口”，“吾等不做官矣”；“将公服袍带掷弃庭中，小帽叉手，白衣冠联袂去”。这时永历帝正在穿堂召见太仆寺卿马光，听得外面一片喧哗，吓得“两手振索，茶遂倾衣”。永历帝心知五虎自恃有李成栋父子为靠山，才敢大闹朝堂，被迫于次日（十四日）特敕李元胤出面邀请参与闹事的十六人仍入本衙门办事。朱天麟即日解职，所票旨意改拟。五虎垮台以后，朱天麟于九月间再次入阁办事。在联合大西军问题上，孙可望坚持封秦王，不愿改号，朱天麟说：“许之便。我势日衰，彼力方壮，我以空名羁之，犹可号召以拒强敌，毋持迂议，自贻伊戚。”他的主张被严起恒等人拒绝。永历六年（顺治九年，1652）八月十八日朱天麟病卒于广南府。

王化澄，崇祯七年进士，参与定策拥立永历帝，官至东阁大学士。在孙可望请封秦王时，他力排众议，声称：“江楚溃败，两粤且不支，能制可望之不王乎？”主张真封秦王，与大西军余部联合抗清。这就触犯了楚党的大忌，被金堡等劾免。清军占领广西后，王化澄躲入山中，被清将马蛟麟捕获，誓死不降，于顺治九年三月十八日遇难。关于他的为人，《南疆逸史》卷二十二《王化澄传》中说“正色立朝，人赖以安”。而楚党人士的著作却对他极尽诋毁之能事，说他“贪庸误国”。

总之，堵胤锡、朱天麟、王化澄等人无非是赞成联合原农民军共同抗清，在政治见解上比较相似，就被编派为什么“吴党”头子。仔细研究现存材料，不仅找不到他们同陈邦傅、马吉翔私下勾结的迹象，他们之间也没有抱成一团，操纵朝政的事，根本谈不上结党营私。楚党则是确实存在的，他们是明朝反动统治者的“正脉”，其特色是奉行既要抗“虏”，又要平“贼”的方针。正因为楚党实质上代表着崇祯以来明朝统治阶级中的顽固势力，在南明史籍中袒护楚党的相当不少，也容易为清朝统治者所容纳。在明、清统治集团眼中，大西、大顺军都是十恶不赦的“流寇”，只有在涉及李定国时才网开一面，因为他们认为李定国属于“改邪归正”之列。由于在各种南明史著中都谈到“吴”“楚”党争，特别是持论者大抵颂扬楚党，指斥本不存在的“吴党”中的许多人物为“奸佞”，本书多费一点笔墨予以澄清就是必要的了。

◎钱秉镫《所知录》卷三。​

◎钱秉镫《藏山阁诗存》卷十《行朝集》，《端州杂诗》。​

◎钱秉镫《藏山阁诗存》卷九《生还集》，《酬汪辰初》。​

◎《瞿式耜集》卷三，书牍。​

◎《所知录》卷三。​

◎《岭表纪年》卷二。​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二十八《金堡传》。​

◎《明季南略》卷十二《科道散朝》，参见《两粤新书》。​

◎《南疆逸史》卷二十二《朱天麟传》。​

第二节 所谓“五虎”#

上文说过，楚党是大学士瞿式耜为首的一批朝臣同反正来归的李成栋集团经过矛盾摩擦，转而互相勾结的一个重要政治派别。由于瞿式耜留守桂林，李成栋经营广州和北伐事宜，在肇庆的永历朝廷上就形成了由李元胤坐镇指挥，联络东、西，把持朝政的小集团，其主要成员有左都御史袁彭年、礼部侍郎刘湘客、吏科给事中丁时魁、工科左给事中金堡、户科右给事中蒙正发，故称“五虎”。袁彭年为“虎头”，刘湘客为“虎皮”，金堡在党同伐异时最为积极，“经其指责，刻画尽情使无置身之地”，故被称为“虎牙”，丁时魁为“虎尾”，蒙正发为“虎爪”。五人结党把持朝政，招权纳贿，“言非虎党不发，事非虎党不成，星岩道上，遂成虎市”。五虎以君子自命，动辄引祖制旧章，“裁抑干进，力整朝政”，实际上他们自己正是一批钻营干进的人物。鲁可藻说：“总之，彭年欲大拜（指入阁为大学士），时魁欲掌宪（出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堡欲掌吏科，肆行排挤，公道所以不服耳。”五人遇事强谏，不过是倚仗李元胤、瞿式耜的势力排斥异己，达到控制朝廷的目的。为了说明问题，下面把五人的情况介绍一下：

袁彭年，湖北公安县人，袁中道之子，崇祯七年进士，历仕崇祯、弘光、隆武三朝，降清后随佟养甲、李成栋入粤，任广东学政署布政使，曾起草告示称“金钱鼠尾，乃新朝之雅政；峨冠博带，实亡国之陋规”，向清朝献媚。当他得知江西金声桓反正，李成栋有意易帜时，立即参与其事，反正以后他以襄赞有功升任左都御史。从此凭借成栋父子为靠山，骄狂自大，妄图把持朝政。永历皇帝移跸肇庆后已经处于李成栋的势力范围之内，用人行政权不由己，他甚至愤愤不平地说道：“以后官俱听袁彭年升除罢。”有一次袁彭年同永历帝当面争执起来，“语不逊”，朱由榔以“君臣之义”责备他，袁竟然公然顶撞道：“使去年此日惠国（李成栋）以五千铁骑鼓行而西，此日君臣之义安在？”朱由榔气得变了脸色，群臣也为之咋舌，足见其气焰嚣张。1650年（顺治七年、永历四年）清军再次攻占广州，袁彭年又腼颜降清，除行贿求免外，还哭诉自己在1648年参与李成栋复明是被迫的。清政府虽未治罪，但也认为他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不予录用。

刘湘客，陕西富平人，明诸生。隆武时任推官、御史，永历时改授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大学士朱天麟、王化澄认为他不是科甲出身，任翰林院官不合体制，改为都察院佥都御史。桂林失守后，他潜藏深山郁悒以终，在五人中是比较有气节的。

丁时魁，湖北江夏人，崇祯十三年进士，任礼部主事，隆武、永历时历任礼科给事中、吏科左给事中、吏科都给事中。桂林失守后降清，被委任为广西学道。王夫之记：“桂林陷，见执，孔有德召为幕客。居数月，病死黄冈。何履仕为治丧，割其辫掷棺外，曰：‘斗生（时魁字）不戴此辫以死，可不负梧州一顿棒，而今不免也，惜哉！”

金堡，浙江仁和（杭州）人，崇祯十三年进士，任山东临清州知州，隆武时任礼科给事中。在永历朝廷中任工科左给事中，与留守桂林大学士瞿式耜关系密切。后来同袁彭年等结为一党，攻击异己不遗余力。例如在《驳何吾驺疏》中痛斥何吾驺、黄士俊在佟养甲占领广东期间未能死节：“黄士俊在佟虏坐中见先臣子壮极刑，四十三年状元及第，而不早死真不幸耳。后与吾驺携手同来，为国贼乎？……若叩头养甲，满口老爷，则吾驺之礼义逊让也。臣为太祖高皇帝而骂之，何体面之有？”真是正气凛然，大有与一切软骨头不共戴天之势。可是，对于真正投降了清朝出任官职的袁彭年，金堡不仅不置一词，反而引为知己。究其用心，不过是因为何吾驺、黄士俊早在崇祯年间即已入阁为大学士，必须找个题目大做文章，力攻而去，自己的小集团方可放心揽权。桂林失守后，金堡当了和尚，但他并不像熊开元、方以智那样淡泊明志，而是出入于清朝达官显贵之门，为尚可喜树碑立传的《平南王元功垂范》就是出自他的手笔。

蒙正发逃归故里后，写了一本《三湘从事录》，在南明史籍中颇受重视。许多人以为他以当事人记载当时事比较可信，加以后来名声颇大的王夫之给他写了墓志铭，更抬高了这本小册子的地位。王夫之的学术成就不在本书讨论之列，但他的政治态度和经历与蒙正发颇为类似，其立论的客观性大可怀疑。只要把蒙正发的《三湘从事录》、王夫之为蒙氏所撰墓志铭同史实核对一下，就可以看出蒙正发不仅不像王夫之所说是位“力持纲纪，清冒滥，劾功罪，裁凌躐”，整顿朝政的正人君子；刚好相反，他自己正是一个不顾纲纪、多方冒滥、混淆功罪、凌躐成性的卑污小人。蒙正发原是湖北崇阳县一名贡生，清军占领该地后，他志不忘明（这点应予肯定），逃入湖南平江、长沙，投奔何腾蛟，何以札付授予推官职衔充任章旷（时以太仆寺少卿衔任监军，后任监军道、恢剿巡抚）的参军，不过是章旷手下的幕僚而已。章旷在用兵上一无所长，招募了一批湖南等地的土兵做嫡系，从未打过一次胜仗。岳州南面的新墙之役，是明清之间一次很小的对抗，章旷兵败，只是在潼溪用鸟枪伏击了少量清军，这在明清双方都是不值一提的小规模接触（明军既未攻克岳州重镇，清兵也未南下），蒙正发在《三湘从事录》中自我吹嘘也不过连用了两个“仆尸数百”；到了王夫之笔下竟成了蒙正发“督南将覃裕春等大战于潼溪，以八千人破数万之铁骑，斩馘无算。自南渡来无敢战者，战而胜自潼溪始。皆君亲冲锋镝，誓死不退之力也”。真可说是妙笔生花了。其次，蒙正发出身很低，章旷为提高他的地位，让他去参加隆武朝所开湖南乡试，中式成为举人，这在明朝官场上重进士轻举人的习俗中本不算多大一回事，问题是在衡州举行的这场乡试的主考为崇祯十三年进士、巡按御史杨乔然，监临是同年进士、郴桂道吴晋锡。蒙正发早已觊觎患病的章旷的恢剿巡抚职务，章旷死后，何腾蛟题请吴晋锡继任恢抚。蒙正发恨之入骨，竟然在自己的记载中把监临说成是严起恒。科举时代非常重视师生关系，蒙正发的移花接木不过表明他为了功名利禄不惜出卖老师罢了。第三，吴晋锡继任巡抚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他是崇祯朝进士，历任永州推官等职，弘光时期湖广巡按黄澍到南京朝见，多方活动，建议何腾蛟由巡抚升任总督，自己接任巡抚，巡按一职即拟由永州司李吴晋锡担任。何腾蛟任总督后，上疏推荐傅上瑞为长沙道、章旷为监军道、吴晋锡为辰沅道，由于马士英从中作梗，吴晋锡的任命未被批准；隆武时几经周折才被任为按察司副使郴桂道，职位和章旷基本相等，而当时蒙正发还是一名贡生。章旷病死时把敕印交给他看管，这是官场中常见的事，蒙正发在著作中故意大肆渲染章旷的意思是让他接任巡抚。这真是奇谈，且不说永历朝廷对蒙正发看不上眼，章旷的遗疏里也只字没有提到他，更说不上有推荐他继任之意。恢抚出缺时正值清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王大军入湘、明军一溃千里之时，吴晋锡于八月二十三日受恢抚之命，次日清军占领武冈，吴时在病中，未能随军撤入广西，改服装为头陀见清怀顺王耿仲明，得释放返归故乡。蒙正发在《三湘从事录》中一面把自己未能攫得巡抚高官说成“欣跃如释重负”，一面痛诋吴晋锡为“纳印出降”。王夫之更煞有介事地说：“会章公以忧愤卒，何公欲以章公兵授君守永州。而永李吴晋锡赂何公左右，夺其军授之。兵讧，晋锡降。”吴晋锡没有见危授命固然是事实，蒙正发和王夫之后来也是见形势不利逃回清朝统治下的故里，蒙正发还曾受到清朝总兵全节的优待，这种以五十步笑百步的“气节”适足令人齿冷。第四，五虎案发后，除了袁彭年以外，丁时魁、刘湘客、金堡、蒙正发都被逮捕下诏狱，狠狠挨了一顿板子（廷杖），金堡被打断了腿，半死不活，借住在蒙正发船上。时人钱秉镫有一段记载颇能说明蒙氏之为人：“湘客等受杖，金给事堡伤独重，垂死，寄卧其同难某给事舟中。某楚伧心不乐，私自鬻舟。予适至，闻舟后有较锱铢声，入视之，则业已成约交价矣。予语其人曰：‘约成须俟金君疮愈，乃过舟，不然将移至何所耶？’其人悟，急毁约。某大诟曰：‘若能如价买舟以安金君乃成丈夫，奈何以人舟为己义也。’予搜囊得百金犹不足，而君（指广西巡按吴德操）贶适至，脱手相付，正满其数，快哉！某即日自移去。”这里写的同难给事中楚伧“某”，正是“五虎末将”蒙正发。钱秉镫同瞿式耜、刘湘客、金堡等人关系颇深，曾上疏为金堡请宽典，文中不愿显指其人。他在后来的诗文中提到五虎事件时常常略去“虎爪”蒙正发，盖亦深鄙其人。

由于南明史籍中为五虎辩解者颇不乏人，揭露号称五虎的主要人物的一些表现，对于澄清纷议有其必要。特别是蒙正发逃归故里后，借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娶了一大堆小老婆，合家欢乐之暇舞文弄墨，在《三湘从事录》的跋中摆出一副历史评判者的架势，大放厥词：“正发衡而断之曰：始终皆流贼之为害也！”事实证明，当蒙正发返回清朝统治下的湖广享受清福的时候，原大西军李定国部、原大顺军为主的夔东十三家，正在同清方做艰苦卓绝的斗争。蒙正发道貌岸然地痛斥“流贼”，既是他混迹南明政权中所代表利益集团本性的流露，也是和清朝统治者唱着同一个调子。

◎袁彭年等五人当时担任的官职在史籍中记载不完全一致，这里是根据瞿式耜永历四年二月初七日《救刘湘客等五臣疏》，见《瞿式耜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一四四页。​

第十二章

郑成功起兵与鲁监国在浙闽抗清

第一节 郑芝龙降清#

郑芝龙既已决定投降清朝，首先撤回防守仙霞岭的军队，使清军得以顺利进入福建；接着又谎称“海寇”侵扰他的故乡安平，在八月间率部返回泉州。九月十九日，清军未遇任何抵抗就占领了福州。郑芝龙的引狼入室是为了向清方表示自己归降的诚意，即如他在给清廷的题本中所说：“臣闻皇上入主中原，挥戈南下，夙怀归顺之心。惟山川阻隔，又得知大兵已到，臣即先撤各地驻兵，又晓谕各府、州积贮草秣，以迎大军。”但他还摸不清楚清朝将给他多大的官职和爵位，因此把兵力集中于安平一带，作为向清廷讨价还价的资本。清军统帅博洛将计就计，一面派固山额真富拉克塔等统兵直逼南安，显耀清朝兵威；一面让泉州乡绅郭必昌（曾任明朝兵部尚书，福建晋江人，同郑芝龙关系密切）写信招降。郑芝龙很不高兴地说：“我惧以立王为罪耳。既招我，何相逼也！”博洛装模作样地“切责”了富拉克塔，下令把军队后撤三十里，另外派遣内院学士额色黑等二人持书信到安平面见芝龙，信中说：“吾所以重将军者，以将军能立唐藩也。人臣事主，苟有可为必竭其力；力尽不胜天，则投明而事，乘时建功，此豪杰事也。若将军不辅主，吾何用将军哉！且两粤未平，今铸闽粤总督印以相待。吾欲见将军者，商地方故也。”郑芝龙阅信后决定前往福州，成功对父亲的所作所为颇不以为然，在这关键时刻更是极力劝阻。《台湾外纪》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其子成功劝曰：“吾父总握重权，未可轻为转念。以儿细度，闽粤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驰驱。若凭高恃险，设伏以御，虽有百万，恐一旦亦难飞过。收拾人心，以固其本；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以足其饷。然后选将练兵，号召天下，进取不难矣。”

龙曰：“稚子妄谈，不知天时时势。夫以天堑之隔，四镇雄兵且不能拒敌，何况偏安一隅。倘画虎不成，岂不类狗乎？”

成功曰：“吾父所见者大概，未曾细料机宜，天时地利，有不同耳。清朝兵马虽盛，亦不能长驱而进。我朝委系无人，文臣弄权，一旦冰裂瓦解，酿成煤山之惨。故得其天时，排闼直入，剪除凶丑，以承大统。迨至南都，非长江失恃，细察其故，君实非戡乱之君，臣又多庸碌之臣，遂使天下英雄饮恨，天堑难凭也。吾父若借其崎岖，扼其险要，则地利尚存，人心可收也。”

龙曰：“识时务为俊杰。今招我重我，就之必礼我。苟与争锋，一旦失利，摇尾乞怜，那时追悔莫及。竖子渺视，慎毋多谈。”

成功见龙不从，牵其衣跪哭曰：“夫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渊；离山则失其威，脱渊则登时困杀。吾父当三思而行。”

龙见成功语繁，厌听，拂袖而起。

这段对话不仅反映了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在政治上的分道扬镳，也体现了郑成功的战略眼光。郑成功和郑鸿逵既然无法改变郑芝龙投降清朝的决定，特别提醒他亲自前往清军大营所在的福州风险太大，不可轻率行事。然而，郑芝龙自以为在福建、广东海域拥有强大的水师，满洲贵族的军队擅长骑射，缺乏水上作战能力，势必像明朝皇帝一样借重于自己；何况，二十年来通过垄断海上贸易积聚的巨额财富更使他驽马恋栈。他不听劝告，带了五百名士卒在1646年（顺治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到达福州，谒见贝勒博洛。见面之后，博洛伪装出一副仰慕已久的样子，对他大加赞赏，还折箭为誓，许以重用。欢饮三天之后，博洛忽然在半夜传令拔营回京，命郑芝龙随军北上。芝龙心知中计，但已经轻入虎穴，随身所带士卒被安置于别营，自己孤身一人只好听凭博洛摆布了。一位目睹其事的人记载道，当时福建各地应聘而来的明朝官绅齐集于福州，忽然接到清朝巡抚的请柬通知于次日在洪塘聚会，去了之后，“则胡笳四起，毳幕参差，兔网弥天，雉罗遍野。聚立而嗫嚅者几及百人。内院、抚军席地而坐，执册指名，首朱胤冈（朱继祚字），次黄跨千（黄鸣俊字），又次余公诚，余系南中流寓在闽，亦被罗织。拊其背而徘徊，谓：‘此三人者非尚书、阁老乎？可随我去。’每人一卒守之。中有紫衣胡服者为郑飞黄（郑芝龙字），亦与焉。彷徨有顷，名次及吴旧抚矣。军门持册手麾曰：‘余俱赴京听用。’于是诸人哄然而退，不啻鸟出笼、鱼入海也。时见兵即刻拔营起，四公竟载与俱行”。“神龙失埶，与蚯蚓同”，不管郑芝龙是多么大的一条巨鲸，一旦离开了战舰精兵，就成了失水之鱼。郑芝龙只好委婉地向博洛求情，表示就他个人而言既然已经投降清朝，进京“面圣”正是自己的愿望；不过，留在福建沿海的长子和兄弟拥有相当兵力，自己一旦进京，呼应不灵，恐怕海上从此多事。博洛的估计同他正好相反，以为掌握了郑芝龙，郑氏家族群龙无首，又不能不为芝龙的安全着想，必然唯清朝之命是听。因此，他让芝龙当面写了几封信，借以招抚郑氏子弟和部将，并且对芝龙说：“此与尔无与，亦非吾所虑也。”这样，郑芝龙在清军严密监护下被送到了北京。1648年（顺治五年），清廷食言自肥，仅授予他一等精奇尼哈番的空头官衔，拨入旗下，实际上遭到软禁。这段情节后来在郑成功致父书中有一段描写：“当贝勒入关之时，父早已退避在家。彼乃卑词巧语，迎请之使，车马不啻十往还，甚至啖父以三省王爵。始谓一到省，便可还家；既又谓一入京便可出镇。今已数年矣，王爵且勿论，出镇且勿论，即欲一返故里亦不可得。彼言岂可信乎？”

博洛回京之前，确实利用了郑芝龙的声望招降其旧部，奉芝龙之命降清的有武毅伯施福、澄济伯郑芝豹和部下总兵十员，兵将十一万三千名。当李成栋由吴淞总兵奉调由浙江、福建入广东时，清方不仅利用了郑芝龙“平国公”的牌札招抚了白沙、甲子等广东东部沿海地带，而且原属郑芝龙部下的总兵施郎、梁立、黄廷、成升、洪习山还由武毅伯施福带领，率兵马五千名跟随佟养甲、李成栋进军广东，在扑灭顺德县“海寇”和镇压东莞、增城地区的张家玉抗清义师中起了不小的作用。直到顺治五年（永历二年）三月“□（虏）镇抚施福、耿献忠大小船数百号上梧州”，即在李成栋指挥下一直攻入广西东部，对南明的危害是相当严重的。由于李成栋对南方兵将存在歧视心理，在奏疏中说从福建带来的施郎等官兵“脆弱不堪，无资战守”，甚至伺机剪灭和解散。施福、施郎、黄廷、洪习山等人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忍气吞声，大有怀才不遇、有功不赏之感。顺治五年李成栋反清复明，他们收到郑成功从鼓浪屿（今属福建省厦门市）发来的邀请，决定摆脱李成栋部将潮州总兵郝尚久的控制，率部乘舟投奔郑成功。

◎《台湾外纪》卷二。​

◎《思文大纪》卷八记：“九月十九日，清兵至福州，从北门而入。”​

◎《闽省降员郑芝龙题本》，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一页。​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十三。​

◎江日升《台湾外纪》，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七十五页。他书记载文字稍有出入。顺治十一年十月初一日郑成功给其父郑芝龙信中说：清廷所许“四府竟成画中之饼，如演父前所得三省之故伎”。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第六十八页，郑亲王济尔哈朗题本。​

◎日期据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八《郑芝龙降清》条。​

◎华廷献《闽海月纪》，卷二；此文亦收入《明季南略》卷八《附闽事纪》，文字略有不同。按，据华廷献记载，博洛胁带郑芝龙等“拔营起行”似在白天，与他书记载半夜有所不同。​

◎《明季南略》卷八《郑芝龙降清》条。​

◎《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第一页有顺治四年四月“闽省降员郑芝龙题本”，说明是时尚未授职。顺治五年八月授一等精奇尼哈番事见《清世祖实录》卷四十。直到顺治九年八月郑芝龙给清廷的奏本自署官衔还是“厢黄旗正钦尼哈番”（即镶黄旗精奇尼哈番），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第六十三页。谢国桢《南明史略》云，郑芝龙被骗到北京后清廷“只封他为同安侯，叫他住在北京”（第一四二页）。按，清廷封郑芝龙为同安侯在顺治十年五月，目的是招抚郑成功，上距郑芝龙降清已过六年有余。​

◎杨英《先王实录》，陈碧笙校注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六十二页。​

◎《清世祖实录》卷三十四。​

◎《清世祖实录》卷三十四；施郎（后改名施琅）、黄廷和副将洪习山在顺治四年十月参加进攻增城的战役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第六三九页，顺治四年十一月初七日清两广总督佟养甲揭帖。​

◎鲁可藻《岭表纪年》。​

◎顺治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提督总兵官李成栋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第六〇一页。​

◎施福曾给清廷上疏奏报“剿抚粤寇之绩”，疏中自称“总督广东陆师原武毅伯施福”，兵部“查施福原系孛罗王（即博洛）发与佟养甲、李成栋酌用。今据自称总督，且广东经制久行佟养甲议定未到，应令将施福并议于经制之内，报部覆可也”。（顺治五年闰四月兵部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八册，A8—92号。）从这件奏疏里也可以看出施福等人对自己功绩、地位的评价和清廷的冷遇。​

第二节 郑成功的早年生活和起兵抗清#

郑成功是郑芝龙的长子，母亲是日本女子田川氏，中国文献称为翁氏。1624年（天启四年）七月十四日郑成功生于日本长崎县平户川内町千里滨，七岁以前随母居住日本。1630年（崇祯三年），郑芝龙派人把他接回福建安平，给他取名森，字明俨，号大木。一些史籍记载1644年郑成功曾经入南京国子监，拜读于钱谦益门下，大木即为钱氏所赐字，如黄宗羲《赐姓始末》记：“朱成功者，郑芝龙之子也，母为夷女，初名森，弘光时入南京太学，闻钱谦益名，贽为弟子，谦益字之曰大木。”郑成功入南京国子监就读以及同钱谦益之间的关系尚有待研究。明朝末年武将跋扈的情况虽然已经司空见惯，但武官重视子嗣文化教育的风气并没有改变。因此，郑芝龙延请了饱学之士给郑森讲解经史，终于使这个异国归来的儿子在崇祯十一年五月通过了考试，成为泉州府南安县学的一名生员。他少年时读书的朋友有惠安县生员张若、晋江县人杨于两。“郑成功为诸生时，每自南安来惠（安），主若濠濮斋，论文赋诗，风雨联床，不稍间也。”杨于两是成功妻家董飏先的表侄，刘献廷曾听杨于两亲口说过“于两与赐姓（成功）幼同笔研”。1642年（崇祯十五年）郑森十八周岁，曾往省会福州参加乡试。当时他父亲郑芝龙已加官都督，“富拟王者，远交朝贵，近慑抚按，炙手可热”。郑森也完全是一副贵公子的派头，“自泉入福，邮传馆舍皆有司备设。及入棘闱（即考场），监临交遣小吏诣号舍致寒温，预选同舍生代为起草。珍果佳肴，络绎传送。森竟日饮啖而已。漏下便已出闱，传呼归馆舍，共赫奕如此”。福建提学副使郭之奇看得不顺眼，不让他中举。次年（1643）二月岁考，尽管文章写得颇通畅，仍被郭之奇评定为二等，不得食饩为廪生。

隆武帝即位之后，郑芝龙已成为定策元勋，郑森才在父亲的带领下拜见朱聿键。隆武帝见他风度翩翩、一表人才、对答如流，非常赏识，深憾自己没有女儿嫁给他，就赐他姓朱，改名成功，“以驸马体统行事”。这一殊荣自然也具有笼络郑芝龙的意图。郑森自称和被称为朱成功、赐姓、赐姓成功、国姓成功、国姓爷、郑成功都是由此而来。

第十八章

1648—1649年湖南战局

第一节 明军收复常德、宝庆与何腾蛟挑起内衅#

1648年正月江西金声桓、王得仁和同年四月广东李成栋的反正，是永历朝廷的一大转机。上文已经指出了金、王用兵方向的不当和李成栋援救江西不力，导致局势逆转。但是，就整个南明复兴事业而言，关键却在湖南战场。其原因如次：第一，清廷在金声桓、王得仁以江西反正之后，唯恐长江中下游有失，急忙命令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王带领军队撤回湖北汉阳，湖南只留下总兵徐勇守长沙、总兵马蛟麟守辰州、总兵张国柱守衡州，此外就是广西巡抚李懋祖和总兵余世忠据守广西全州到湖南永州一带，兵力相当单薄。永历政权可以投入湖南的兵力远远超过当地清军。第二，永历朝廷如果能够趁清军主力撤离湖南的机会一举收复全省，在战略上将使湘、赣、粤、桂连成一片，既便于互相呼应支持，又可以为进一步扩大战果奠定基础。第三，湖南一省是永历朝廷重臣何腾蛟、刘承胤以不同形式拱手让给了清方，在江西、广东反正以前，永历君臣局促于广西部分府州，威望大损，如果能够凭借自身力量收复湖南，必将提高朝廷的声望和地位。

然而，永历朝廷在湖南战场上却一误再误，坐失时机，罪魁祸首就是窃踞督师阁部的何腾蛟。迄今为止，人们大抵没有摆脱南明门户之见的影响，对许多人物和事件做了不正确的叙述。嫉贤妒能、误国误民的何腾蛟一直被推崇为正人君子，描写成支撑南明政权的擎天大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让我们先看一下1648年夏秋间湖南的形势。这年四月，堵胤锡、马进忠利用孔有德等三王兵马撤出湖南的机会，于十八日由湘西九溪卫（在今湖南慈利县西北）、永定卫（今湖南张家界市）出发，二十四日收复了常德。一度降清的将领陈友龙也在靖州反正归明。陈友龙原来是刘承胤的部将，号称敢战。刘承胤以武冈降清时，他受制于主将被迫降清。1648年四月，他的军队驻扎在湖南靖州城外二十里处，孔有德委任的署贵州巡抚彭而述来到靖州，陈友龙就在这月十五日宣布反清，围攻靖州，“合苗、徭诸山峒赤脚椎髻之徒，蜂拥靖州城下，火炮如电，戟列如霜”。清署贵州巡抚彭而述督副将阎芳誉出城迎战，“守将杨文义做内应，城以陷，标下副将贺进才冒矢石死”，彭而述逃往宝庆。十七日，陈友龙派兵进入贵州黎平府，活捉会同县清知县宋云梯，黎平府推官蔡珽逃往黔阳。清偏沅巡抚线缙向朝廷报告：“武冈、黎、靖、会同一带犹属旧治，响应神速，尽裹网巾。”又说：“宝庆一府所辖五州县，今新宁、城步、新化陈友龙、王国柱做叛，已去三县；武冈危困三月，亦在叵测，所存邵阳一县半怀观望。”七月初一日，陈友龙部攻克武冈州，清副将贺云、知州何衡泗自杀。八月初五日，陈军又攻克宝庆府（府治邵阳）。

正当湖南局势对南明处于极为有利的情况时，原先负有丢掉几乎湖南全境的罪责，一直龟缩于广西桂林的督师阁部何腾蛟却急不可耐地妄图窃取“复湘”首功。他带领曹志建、赵印选、焦琏、卢鼎等部于五月二十七日攻克全州。清广西巡抚李懋祖、总兵余世忠退入湖南永州。何腾蛟的军队尾随清军进攻永州，余世忠等据城阻击。尽管何腾蛟位高兵多，却庸懦无能，顿兵永州城下，久攻不克。他眼看堵胤锡部已经收复常德，陈友龙部连克靖州、武冈、宝庆等地，复湘大功很可能落入他人之手，竟不择手段地加以破坏。

何腾蛟对陈友龙怀有很深的敌意。原因是刘承胤在武冈降清时，陈友龙本不情愿，迫于当时的形势勉强归附清朝；清方为了使他死心塌地跟随自己，故意责令他带兵进攻何腾蛟的老家贵州黎平（按，何腾蛟是五开卫人，五开卫治与黎平府同城），俘虏了何的家属。陈友龙反正以后，先后占领靖州、黎平、武冈、新化、宝庆，同收复常德地区的堵胤锡、马进忠部互相呼应，大有一举拿下长沙之势。何腾蛟为了泄私愤、争头功，竟然指使南安侯郝永忠率部由柳州北上靖州地区偷袭陈友龙部。郝永忠一介武夫，长期受何腾蛟笼络，当即奉命行事。他以借道靖州恢复辰州为名，突然对陈友龙部发起攻击；陈友龙毫无防备，全军溃败，带着残兵败卒逃入广西向永历朝廷诉冤。陈友龙军既在何腾蛟挑起的内战中被打垮，不仅乘胜进攻长沙的计划破灭，宝庆府也被清总兵张国柱、参将魏守职重新占领。

何腾蛟导演的南明军队自相火并，使湖南清军得以喘息。直到十一月初一日，何腾蛟指挥的军队才攻下永州，然后再次占领宝庆，延误了收复全湘、东救江西金声桓、王得仁的时间，后果十分严重。对于何腾蛟的私心自用，留守桂林大学士瞿式耜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同何腾蛟气味相投，互为表里，故意把事情的经过说得含糊其词。现存瞿式耜集中《恢复宝庆疏》尾注明时间为“永历二年六月初六日具奏”，接着的一篇《永城大捷疏》尾注明是“永历二年七月初六日具奏”。后面这件奏疏说：“本月初一日一鼓而下，克复永城。”根据清方档案和地方志，攻克永州是这年十一月初一日，瞿式耜的上述两件奏疏都应该是十一月上旬写的，他本人上疏时自然不可能写错时间，问题出在据疏稿编集的时候。这两件系时错误的奏疏都同何腾蛟直接有关，未必是偶然的疏忽。鉴于人们对奏疏所写年月往往深信不疑，对这种例外情形做点考证就是必要的了。

瞿式耜《恢复宝庆疏》中说：“本月初五日，准督师阁部何塘报前事：‘据标下职方司主事李甲春，原翰林院简讨姚大复报称：宝庆一府，职等前与总镇陈友龙已经会师恢复。后陈兵派饷一倍、十倍，以致百姓迎虏；兼以郝（永忠）兵入靖，陈（友龙）兵溃回，宝（庆）复为虏所踞。职等奉本阁部严命，于十八日率兵万余，一仗决胜，斩级二百零五颗，生擒三十四名，夺大西马五十余匹。有功员役，另察册报。虏遁洪桥，我兵屯营宝（庆）城外五里，扼其要路。此系恢郡捷报，恳乞奏闻，等情到案。本阁部（何腾蛟自称）看得，宝庆一府东通长郡，南连衡岳，西界武、靖，表里山河，诚楚之大郡也。本阁部鞭长不及，终少调剂，以致旋得旋失。今发监军御史余鹍起，躬督标下职方司李甲春之兵，乘虏初入，脚跟未定，一鼓恢复，厥功伟矣！然湖南、北之真虏毕集永阳（即永州），本阁部调四爵之兵（指曹志建、赵印选、焦琏、卢鼎），无日不战，无仗不胜。阱此数万豺虎，衡、宝之虏自在目中。宝庆恢复，又可省一番筹战之劳矣。理合塘报，烦惟转奏。’等因到臣（瞿式耜自称）。”接着，瞿式耜写道：“该臣看得，宝庆之旋得旋失也。由于郝永忠之兵入靖，陈友龙调兵回顾，衡之援虏乘机再入。今幸督师辅臣腾蛟方略布置，一鼓恢复，与永捷之报同日并驰。……”何腾蛟、瞿式耜都谈到陈友龙放弃刚刚收复的宝庆是因为郝永忠兵进入靖州。按情理说，陈友龙反正以后已成为明朝将领，郝永忠部由广西进入湖南，本应联合进取长沙等府县，怎么会适得其反呢？原来，陈友龙自靖州反正后，捷报频传，永历朝廷加封他为远安伯，以示奖励。何腾蛟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派郝永忠以友军之名行偷袭之实，一举击败陈友龙，才导致宝庆得而复失。何腾蛟所督军队重占宝庆后，自矜功伐，真是恬不知耻。瞿式耜替他帮腔，一唱一和，朦胧上奏，表明永历朝廷中结党弄权，几无是非功过可言。给事中金堡趁机起哄，上疏大骂“闯贼郝永忠本我寇仇，暂归绦索，未尝与虏一战，而震惊乘舆，戕贼内地，顷且残靖州，逐勋镇矣。陈友龙反正之后，有力恢宝（庆）武（冈）之功，而永忠遍布流言，谓勋辅腾蛟令其报仇，欲以离义士之心，败督师之望”；要求朝廷下诏“削其官，声其罪，使天下知其为国法所不赦”。金堡舞文弄墨，为何腾蛟开脱罪责，发泄对原农民军将领的仇恨，可谓无耻之尤。王夫之有一段记载比较接近事实：

何腾蛟素恶友龙，以庶母、妻、妾故，尤怨之。且闻其复湘乡，恐其先得长沙。而腾蛟方围永州未能下，念无以制友龙者。郝永忠方屯柳州，腾蛟使谓永忠曰：“诸将出楚，皆立大功，将军独深壁柳州，将为诸将笑。今予自率滇、曹兵下永、衡，王、马诸部出辰、常；为将军计，惟有靖、武一路可出耳。陈友龙收二十余城，富甲诸将，金粟可坐食十年。战友龙之与战□（虏），难易亦易知，且彼自以得上封拜，怙天子为安，不虞人之见袭，可一鼓破也。吾妻妾皆死于友龙之手，将军于我，师生谊最厚，独不能为我一报乎？尽友谊，取大功，收厚利，据乐土，在此行也。幸勿以友龙新受褒赏为疑。将军诚据宝庆，待我而下长沙，虽杀友龙，朝廷其不能致诘于将军审矣。”永忠军方困于食，得腾蛟报，大喜，即卷甲趋古泥。即贻书友龙，言假道自黎平西出黔境，往复辰州。友龙不为备。永忠倍道驰袭友龙于武冈。乃称“奉督师令讨友龙”。友龙兵不得集，遂溃败。永忠尽并其军。友龙挟一矛冲重围走，三日夜不得食，乃达柳州。驰疏讼冤，朝廷果以腾蛟故，置不问。永忠遂大掠黎、靖、武、宝，杀百姓以巨万计。武、宝绅士起义应友龙者，皆捕掠之。给事中金堡自黔阳入，奏：“永忠击杀忠义，戕贼内地，破坏恢复。”朝廷为腾蛟故，复切责堡。腾蛟每对客揶揄曰：“吾荐拔将帅至五等多矣，能为我效一臂者，郝南安一人而已！”诸将以是怨望解体。

何腾蛟一手挑起了内衅，既报了私仇，又抢了收复宝庆的功劳，欣欣然自以为得计。可是从整体战略上看，明军收复湖南，同江西会师的时机就此错过。这不仅导致了大局的逆转，就他自己的命运而言也种下了覆亡的根苗。南明朝廷重臣之短视大抵如此。

◎顺治五年七月初九日湖南巡按吴达“为汇报紧急塘报事”揭帖，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一五六页。​

◎彭而述《读史亭文集》卷十五《仕楚纪略》。同书卷十四《张将军传》记张自强阵斩陈友龙，“谍者曰：此友龙头也”。实误。陈友龙之死是何腾蛟唆使郝永忠将其攻杀。​

◎顺治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偏沅巡抚线缙题本，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第六七〇页。​

◎顺治五年七月十一日偏沅巡抚线缙揭帖，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一五七页。​

◎顺治五年七月偏沅巡抚线缙“为塘报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九册，A9—10号；参见同年八月线缙揭帖，同书第九册，A9—43号。​

◎钱秉镫《所知录》卷二。​

◎顺治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偏沅巡抚线缙揭帖中说：“今署广西抚臣李懋祖、镇臣余世忠已离全州，退守永州矣，其势甚迫。”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一五七页。​

◎沈佳《存信编》卷一记：1647年十月“刘承胤遣部将陈友龙带兵五百至五开卫取何腾蛟家眷四十余口，腾蛟妻王氏投水死，妾赵氏、张氏俱自缢。友龙遂取腾蛟老母及家属至靖。（孔）有德即以友龙为靖州总兵。”​

◎康熙二十四年《宝庆府志》卷二十一《武备志·兵纪》。​

◎《瞿式耜集》卷一《恢复宝庆疏》。​

◎蒙正发《三湘从事录》记：“又刘承胤标镇陈友龙自武冈反正，光复黎（平）、靖（州），下至宝庆。友龙每得□（虏）官，即剥皮示众，绰号陈剥皮。寻以功晋远安伯。”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一《陈友龙传》也说：“事闻，敕授总兵官左都督，封远安伯。”​

◎金堡《岭海焚余》卷中《时政八失疏》。​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一《陈友龙传》；参见同书卷一《大行皇帝纪》，卷十五《郝永忠传》。​

第二节 忠贞营等部湖南之役#

1648年（顺治五年、永历二年）四月十八日，堵胤锡领导马进忠、王进才部从驻地九溪卫（在今湖南慈利县江垭西北）、永定卫进攻常德，二十四日攻克该城。王进才部进至辰州（府治在沅陵）所属的官庄坪、白马渡。清偏沅巡抚线缙惊呼：“贼势愈张，非独常德一府失陷，而湖南、湖北百姓尽裹网巾，白布缠头，擒杀县佐，逼夺印信，公文阻隔，音信不通，大有可虑者。”南明军队在四、五月间先后收复泸溪、辰溪、黔阳、宁远、新田、祁阳、安仁、耒阳、酃县、城步、新宁、安化、江华、麻阳、东安等地。清辰常道戴国士见势不妙，也以沅州（今湖南芷江）叛清归明。明保昌侯曹志建在五月二十一日攻克道州后，会同郝永忠部围攻蓝山。何腾蛟调集曹志建、焦琏、胡一青、赵印选、卢鼎等部兵从七月十七日起围攻永州（府治在零陵），到十一月初一日攻克该城，擒杀清广西巡抚李懋祖、广西总兵余世忠，清永州通判郦胤昌投河自尽。衡州（今衡阳市）的清朝文武官员见明军声势浩大，主动放弃衡州，撤至湘乡、长沙扼守。

何腾蛟、堵胤锡节制的各部明军虽然趁清军主力撤出湖南的时机，收复了湘西、湘南许多州县，但除马进忠的军队以外其他各部兵力较弱，而且各自为政，难于承担收复湖南全境、东援江西的重任。一旦清军主力再度入湘也不是对手。制辅堵胤锡有见及此，决定亲自前往夔东邀请英勇善战的忠贞营进军湖南。李赤心（即李过、李锦，隆武时封御营挂龙虎将军印、兴国侯）、高必正（即高一功）统率的忠贞营自1646年围攻荆州被勒克德浑部清军击败后，退到川鄂交界的大山区休整，先在巴东县平阳三坝驻扎，1647年（顺治四年、永历元年）四月内从巫山、巴东交界处渡过长江，“头入施州卫（今湖北恩施），尾在建始县”。顺治五年（1648）七月初一日，李赤心领兵“数十万”东下一举占领湖北彝陵，九月即全营开至湖南常德。十月二十一日从常德进发，击败清总兵徐勇派来的援兵，二十四日收复益阳县。十一月初一日分兵攻取湘潭、湘阴、衡山，初三日在湘潭击败清偏沅巡抚线缙、总兵徐勇部一万余人，占领该县；初九日又攻克湘乡、衡山两县。至此，长沙府属十二个州县已经被明军收复九座，只剩下府附郭二县长沙、善化（实际上就是长沙一城）和浏阳仍为清军据守，长沙成了孤注。十一月十一日，李赤心、高必正亲统将校数十名率领兵马包围长沙，“临城四面攻打”，发“箭如雨，铳子落城中如鸡卵，中人物皆毙”，五天五夜连番进攻，“掘城凿洞”，志在必克。清偏沅巡抚线缙、总兵徐勇据城顽抗，但部下兵丁只有三千名，外无救援。徐勇在城头督战时，被李赤心一箭射倒城上，攻克长沙已经指日可待了。清朝湖南巡按吴达在给朝廷的奏疏中说“一只虎等贼于十一月十一日攻围长沙，危在旦夕，幸众将士血战，方得保全。……长沙之围虽十六日报解，而其势益危”；偏沅巡抚线缙也说长沙“将至垂危”，十六日李赤心等大军忽然“抱头鼠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