勢**** ** [1] ** 篇

【題解】

《勢》，與《形》對應，爲《形篇》姊妹篇。形指具體物質形式，勢指運動中的物質所産生之力量與效能，如形勢、氣勢、態勢等，其功能在於使力量倍增。《考工記·弓人》“射遠者用勢”，指彎弓射遠者必先造成强大之勢。王皙注：“勢者，積勢之變也，善戰者能任勢以取勝，不勞力也。”本篇集中論述軍事運動中之“審勢”、“順勢”以及在一定情況下之“造勢”等問題。它要求軍隊組織嚴密，部署合理，紀律嚴明（“治衆如治寡”、“鬥衆如鬥寡”）；還要求將領高度發揮其靈活性，能“以正合，以奇勝”。

孫子曰：凡治衆 [2] 如治寡，分數 [3] 是也。鬥衆如鬥寡，形名 [4] 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 [5] 而無敗者，奇正 [6] 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碫 [7] 投卵者，虚實 [8] 是也。

【疏解】

“奇”與“正”之原始涵義究竟指什么？

有學者考證，《孫子》所謂“奇”，淵源於古代戰爭中之“陷阱奇伏”（簡稱“奇伏”），是指於對方行軍路線上設下伏兵，使其落入“陷阱”。支持此説之旁證，如《吕氏春秋·義賞》之“繁戰之君，不足於詐”，是説頻繁地發動戰爭的國君，對欺騙從不滿足。這裏出現過“詐”字。高誘對“詐”的注釋與“奇”相連，説：“詐者，謂詭變而用奇也。”又如，《公羊傳·哀公九年》也有“詐之也”之語，何休注釋爲“詐，謂奇伏之類也”，亦是將“詐”與“奇”相連。若將兩例相互印證，結論即：在先秦兵學裏，“奇”與“詐”屬同一序列之概念。不過，在我看來，《孫子兵法》雖然也有對“奇”與“詐”之位置相一致之説法（如《計篇》有“兵者，詭道”之説，《軍爭篇》中又有“故兵以詐立”之句），但對於“詭詐”與“奇正”的論述方向仍有細微之差别，前者多指具體戰法，後者則除用於具體戰法外，還着重表現於戰略思考。這表現在孫子對出奇制勝有過較多的理論發揮，如他説“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奇正之變，不可勝窮”等。後面這些論述給人以醒示，詭詐屬於具體戰法，而奇正則不同，除具體戰法外，還賦有更寬泛的意義及哲學涵義。

爲印證此一見地，有必要將歷代學者對孫子“奇”與“正”之解讀作簡要之梳理。

孫子所謂“奇”、“正”似含三層意思。一、具體戰法。“正”指正面迎敵，“奇”指迂回或側擊。在正面迎戰之同時，或搗其旁，或擊其後，便叫以奇制勝。曹操注“正者當敵，奇兵從旁擊不備也”（《十一家注》），即指此。二、將“奇”、“正”含義擴展開來，作爲通行的軍事術語，如在軍隊部署上擔任警戒、守備的部隊爲“正”，擔任突擊的爲“奇”；在作戰方式上，正面攻擊爲“正”，迂回側擊爲“奇”；明攻爲“正”，暗襲爲“奇”；按一般原則作戰爲“正”，根據具體情況採取特殊的作戰方法爲“奇”（參見郭化若《孫子譯注》，第121頁）。三、以用兵方式之對應性解之。凡在戰爭中使用與對方相同之作戰方式，叫“正兵迎敵”；凡使用同對方相反，卻又能制約對方的那樣一種用兵方法，叫“以奇用兵”。持這一觀點者如《銀雀山漢墓竹簡【貳】》及唐代李世民。前者云：“同不足以相勝也，故以異爲奇。”並舉例説：“靜爲動奇，佚爲勞奇，飽爲飢奇，治爲亂奇，衆爲寡奇。發而爲正，其未發者奇也。”（《銀雀山漢墓竹簡【貳】·論政論兵之類·奇正》）後者曰：“以奇爲正者，敵意其奇，則吾正擊之。以正爲奇者，敵意其正，則吾奇擊之。”（《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卷中）後兩説涵義之優點在於深切地把握住了奇正的異同關係以及在一定情況下轉化之可能，從而賦予奇與正以哲學意味，在實際操作時有想象的空間。

戰勢之奇與正，雖始見於中國古代軍事家孫子，但此種思維在老子著作裏卻得到更高、更概括之評價。老子説“以正治國，以奇用兵”（《老子·五十七章》），將治國與治軍之差異一語道破。由是，我國先秦、兩漢、三國，直至明清，將以奇用兵的思想一以貫之，形成中國傳統軍事學中一項不可或缺之内容。

外國軍事學家對孫子奇正之説評價亦高，如美國《軍事戰略》一書説：“孫子在許多世紀前就指出：‘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根據計劃、壓力或意外的時機等情況……聰明的戰略家應儘量依靠一切可以想象的方法，避免要付出重大代價的正面攻擊，力求在决定性的時間與地點部署毁滅性的力量，力求迅速達到重要的目的。”（美國陸軍軍事學院編，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譯《軍事戰略》，軍事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77頁）該書把“奇正”直接解讀爲“機動”，大體上符合作者原意。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 [9] 。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10] 。終而復始，日月是也 [11] ；死而復生 [12] ，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 [13] 之變，不可勝 [14] 聽也；色不過五，五色 [15] 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 [16] 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 [17] 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 [18] 也。奇正相生 [19] ，如循環之無端 [20] ，孰能窮之？

激水之疾 [21] ，至於漂石 [22] 者，勢也。鷙鳥之疾 [23] ，至於毁折 [24] 者，節也 [25] 。是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 [26] ，勢如彍弩 [27] ，節如發機 [28] 。

紛紛紜紜 [29] ，鬥亂而不可亂也 [30] 。渾渾沌沌 [31] ，形圓 [32] 而不可敗也。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彊 [33] 。治亂，數也 [34] 。勇怯，勢也 [35] 。彊弱，形也 [36] 。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 [37] ；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卒待之 [38] 。

謀攻篇

【題解】

本篇繼《計》與《作戰》兩篇後，集中討論軍事謀略。謀之本義爲商量，謀畫；謀攻即指謀畫如何作戰，怎樣取勝。曹操注：“欲攻敵，必先謀。”杜牧注：“廟堂之上，計算已定，戰爭之具，糧食之費，悉已用備，可以謀攻，故曰《謀攻》也。”杜甫《同諸公登慈恩寺塔》詩：“君看隨陽雁，各有稻梁謀。”“稻粱謀”原指雁尋覓食物。此處的謀攻則指人如何奪取戰場之勝利。篇中提出勝敵之四法，即“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確認“不戰而屈人之兵”，“必以全爭於天下”乃謀攻之最高原則。文中還貢獻出了“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這一軍事戰略中的至理名言。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 [1] ；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全旅爲上，破旅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全伍爲上，破伍次之 [2] 。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3] 。

【辯證】

“全國爲上，破國次之”一句，曹注：“敵舉國來服爲上。以兵擊破，敗而得之，其次也。”經查，多數注者從此説，但張文穆《孫子解故》存疑，認爲如此解釋，於義雖屬可通，但與《孫子》原文不符。《孫子》原文初無“敵”字，遂以“敵”釋之，殊違訓詁之法。又云，戰爭之目的，首在保存自己，次爲消滅敵人。由是，此處之“全國”應指“國全”，即國家之人力物力完全；“破國”指“國破”，即國家之人力物力破損。並説：“全國作此解釋，方能與下文中之‘不戰而屈人之兵’相契合。”（第116頁）

照筆者所見，上説似有兩點缺陷。一、該篇主旨在“謀攻”，即謀畫如何作戰，怎樣取勝。攻擊之對象當然是敵，以原文無“敵”字爲由而否定“國”指敵國，似有不妥。況，假使於國、軍、旅、卒、伍前均以“敵”冠之，語義雖相通，但却悖於古人言簡意賅之行文規則。二、以此處之“全國爲上”與後文中之“不戰而屈人之兵”相互印證，亦屬牽强。原因是：通觀上下文，前文中之“全國”、“全軍”、“全旅”、“全卒”、“全伍”均爲“戰”之法，而“不戰而屈人之兵”乃“不戰”之法，分屬於兩個不同層次。涵義有别，難作混同，故此議可再酌。

【疏解】

“不戰而屈人之兵”中之“不”，學界有兩解，一解爲“不”，即不必動用武力（而使對方屈服）；另一解，“不”解爲“未”，即未曾動用武力（備而不用，同樣使對方屈服）（見穆志超《孫子學文存》，白山出版社2010年版，第267—268頁）。從字面説，一解與二解似有别，但究孫子的原意，差别甚微。因爲，一解之“不”並非完全排除武力或武力準備；反之，二解之“未”，也是以武力作後盾，也不排除武力或武力準備，只是暫時不加動用。由是可知，孫子説的“不戰而屈人之兵”，既非排除武力的和平主義，又非不講成本、不計代價的冒險主義。當時之所以如是觀，也同生産力水準低下，戰爭的消耗使人們難以承受有關，如《管子·參患》坦言：大體説來，三次驚擾敵人相當於一次出征，三次出征相當於一次包圍，三次包圍相當於一次作戰。由此計算一年之出兵征伐，要耗盡十年的積蓄；一次戰役的費用，多年的積累就用完了（“故凡用兵之計，三驚當一至，三至當一軍，三軍當一戰。故一期之師，十年之積蓄殫；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其中説的“驚”爲驚擾，“至”是出征，“軍”是包圍）。《孫子》這裏所説“不戰而屈人之兵”、“兵不頓而利可全”，便是鑒於戰爭有如此大的耗費，力主儘量不動用武力而使對方降服，即既不損傷我方之兵力、物力，也不去破壞對方之兵力、物力，從而最大限度地避免“用兵之害”。

但如此做法，必須有一前提，即是有充分的武力準備，也就是《孫子》中説的“威”勢。書中所言“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九地》）便指此種情況。

“不戰而屈人之兵”，在《孫子》前是否實有其事？有。

一、《韓非子·五蠹》云：“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有苗又稱三苗，是當時之少數民族），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干戚指盾牌與大斧），有苗乃服。”這是手執兵刃跳戰爭之舞，即進行大規模戰爭演練，迫使對方降服之例證。

二、公元前六世紀曾有田穰苴奉齊景公之命嚇退晉、燕兩國軍隊之事件。《史記·司馬穰苴列傳》載，田穰苴“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受命後，身負重任，整飭軍紀，大有戰必勝、攻必取之氣概，尤其是他果斷誅殺了國君寵臣莊賈，使晉、燕軍首領聞之大驚，遂率軍迅即退出齊國。

故上兵伐謀 [4] ，其次伐交 [5] ，其次伐兵 [6] ，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 [7] 。修櫓轒輼 [8] ，具器械 [9] ，三月 [10] 而後成；距闉 [11] ，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 [12] ，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 [13]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 [14] ，拔人之城而非攻也 [15] ，毁人之國而非久也 [16] 。必以全爭於天下 [17] ，故兵不頓 [18] 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疏解】

櫓，有兩説。一説，此處之櫓同於《作戰篇》所云“蔽櫓”。依曹注爲大盾，即用作遮罩的大盾牌，於大木輪類巨物外蒙以生牛皮。《左傳》襄公十年：“蒙之以甲，以爲櫓。”另一説，櫓同“樓櫓”或“樓樐”（《説文》：“‘櫓’或作‘樐’”），古時軍中用以偵察、防禦或攻城之高臺，又稱望樓。《後漢書·公孫瓚傳》：“今吾著營，樓櫓千里。”《三國志·吴志·朱然傳》：“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鑒於本篇篇名爲《謀攻》，將櫓解爲攻城器械“樓櫓”似較爲善，前一説備考。

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 [19] ，敵則能戰之 [20] ，少則能逃 [21] 之，不若則能避之 [22] 。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 [23] 也。

【辯證】

關於“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有兩説，一説，分，指奇正。曹操注：“以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其他各家亦多以此爲解。《後漢書·袁紹傳》更有“敵則能戰”之語。另一説，不贊同此解，如杜牧注：“此言非也。……夫戰法，非論衆寡，每陳皆有奇正，非待人衆然後能設奇。項羽於烏江，二十八騎尚不聚之，猶設奇正，迴圈相救，況其於他哉！”結論是贊同“倍則戰”。經查，《史記·淮陰侯列傳》確有“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説。《孫臏兵法·威王問》亦有“營而離之，我並卒而擊之”之説（意爲：迷惑並分散敵人，集中兵力打擊敵人）。鑒於此，有學者建議此句應改爲“倍則戰之，敵則能分之”。筆者以爲：關於“分”與“倍”，究竟設何處爲宜，不單屬理解之差異，更涉及原文之更動，宜慎重。另則，由於戰爭的發展變化，戰爭規律與戰爭指導規律亦在變化，有關某些戰術之應用，後世兵學與前賢持有異議屬情理之中。本書暫從前説。

“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另有一解：小的對手如果能集中兵力，即使大的對手也可擒獲。有學者引證《荀子·議兵》“是事小敵毳（cuì）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涣焉離耳”以爲佐證。經查，荀子所言，是針對了齊國之“無本賞”（只看是否斬獲敵人首級來進行奬賞，而不問戰事之勝敗）而言，認爲此等單純用賞賜辦法，面對小戰役或弱敵，還勉强可以；如遇强敵或大戰役，便難免軍心涣散，四處奔逃。此處之“事小敵”與“事大敵”，同《孫子》中説的作爲用兵方式的“小”敵之堅戰與“大”敵之擒獲，似有不同。可再酌。

夫將者，國之輔 [24] 也。輔周 [25] 則國必强，輔隙 [26] 則國必弱。

軍爭篇

【題解】

爭者，趨利也。軍爭，兩軍相爭，目的爲爭奪戰爭之有利條件，或稱爭奪戰爭之主動權。曹操注：“兩軍爭勝。”虚實定，乃可與人爭利。張預注：“先知彼我之虚實，然後能與人爭勝，故次虚實。”

本篇集中論述交戰雙方如何爭奪有利之態勢與戰機，包括先敵到達或佔領戰略要地，察明敵方弱點，熟諳（ān）迂直之計，發動不意攻擊，以及應善於掌握“避其鋭氣，擊其惰歸”、“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等項原則。篇中也涉及行軍及嚮導使用等諸問題。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 [1] ，交和而舍 [2] ，莫難於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 [3] 。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 [4] ，此知迂直之計者也 [5] 。

故軍爭爲利，軍爭爲危 [6] 。舉軍而爭利 [7] 則不及，委軍 [8] 而爭利則輜重捐 [9] 。是故卷甲而趨 [10] ，日夜不處 [11] ，倍道兼行 [12] ，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 [13] ，勁者先，疲者後 [14] ，其法十一而至 [15] ；五十里而爭利，則蹶 [16] 上將軍，其法半至 [17] ；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是故軍無輜重則亡 [18] ，無糧食則亡，無委積 [19] 則亡。

【疏解】

本篇篇名爲“軍爭”，此處又云：“軍爭爲利，軍爭爲危。”可知，“爭”是孫子著作中核心理念之一。

爭，即競爭，古人將其解讀爲比賽與爭逐。《莊子·齊物論》曰“有競有爭”，郭象釋之爲“並逐曰競，對辯曰爭”。並逐，指二人或多人同時追逐一個目標之活動；對辯，則指在同一場合雙方間展開辯論。

我國民間有在端午節舉行龍舟比賽之風俗，被稱爲“競渡”。它緣於我國歷史上一位著名人物屈原，曾於陰曆五月五日投汩羅江，故後世人們在此一天作龍舟比賽。“競渡”是競爭勝負的具體表現形式。

《史記·貨殖列傳》有言“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形象地説明人們穿梭交往的最後歸宿仍是爭利。

《孫子·九地篇》説“我得則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此處則説“軍爭爲利，軍爭爲危”，都將“爭”與“利”的關聯推到極致。劉寅本對此有解云“兩軍相對必爭，爭者，必以利而動……利非貨利之利，乃便利之利，利於我則我勝，利於彼則彼勝，故不得不爭也”，李筌注曰“爭者，趨利也”，均言切。據粗略統計，《孫子》中用到“利”字約四十餘處。可見，“爭”和“利”在作者心目中位置之重。

孫子雖重利，卻不主張一味求利，他是將利與害、得與失一併考慮，表現了特有的雙向思維，如書中言“軍爭爲利，軍爭爲危”（《軍爭篇》）、“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作戰篇》）、“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虚實篇》）、“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九變篇》。曹操注此句言“在利思害，在害思利，當難行，權也”），凸顯了孫子此説的價值。

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 [20] ；不知山林、險阻 [21] 、沮澤 [22] 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 [23] 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 [24] ，以利動 [25] ，以分合爲變 [26] 者也。故其疾如風 [27] ，其徐如林 [28] ，侵掠如火 [29] ，不動如山 [30] ，難知如陰 [31] ，動如雷震 [32] 。掠鄉分衆 [33] ，廓地分利 [34] ，懸權而動 [35] 。先知迂直之計者勝 [36] ，此軍爭之法也。

九地篇

【題解】

勝敵之地有九，次於《地形》之下。

九地，指在九類不同地區作戰時之用兵原則。此篇之“地”與上篇《地形篇》之“地”略有差異。《地形篇》主要從地理位置與地形特徵來分析其對戰爭之影響；而本篇則除了自然地理狀況外，更突出了環境因素，如要考慮戰地是在本國還是敵國，在敵國，是深入較淺還是較深。由是，帶來了敵我戰略形勢及士卒心態方面的諸多差異，也决定了在政治、外交等方面不同之舉措。

本篇還論及“兵之情主速”、“并敵一向，千里殺將”等諸多用兵規則。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 [1] ，有重地，有圮地 [2] ，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 [3] ，爲散地 [4] 。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 [5] 。我得則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 [6]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 [7] 。諸侯之地三屬 [8] ，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 [9] ，爲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 [10] 。山林、險阻、沮澤 [11] ，凡難行之道者，爲圮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 [12] ，爲圍地 [13] 。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 [14] 者，爲死地。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 [15] ，爭地則無攻 [16] ，交地則無絶 [17] ，衢地則合交 [18] ，重地則掠 [19] ，圮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 [20] 。

所謂古之善用兵者 [21] ，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 [22] ，衆寡不相恃 [23] ，貴賤 [24] 不相救，上下不相收 [25] ，卒離而不集 [26] ，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27] 。敢問：“敵衆以整，將來 [28] ，待之若何 [29] ？”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 [30] 。”兵之情主速 [31] ，乘人之不及 [32] ，由不虞之道 [33] ，攻其所不戒 [34] 也。

九變篇

【題解】

凡與人爭利，先應知九地之變，故次《軍爭》。

“九”者，數之極；“變”，指臨事制宜，不由常道，不拘一法。故言變也。“九變”是指在複雜情況下懂得取捨，以機變之法指導戰爭。趙本學注：“繼軍爭之後，且拳拳然以思慮備防爲戒，以必死忿速爲賤，真可謂用兵之龜鑑也。”

本篇集中論述在各種可預知情況下，如何變换交戰方式與策略。王皙注“用兵之法，當極其變耳”，曹操注“變其正，得其所用，九也”，都是指此。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 [1] ，合軍聚衆，圮地無舍 [2] ，衢地合交 [3] ，絶地無留 [4] ，圍地則謀 [5] ，死地則戰 [6] 。塗有所不由 [7] ，軍有所不擊 [8] ，城有所不攻 [9] ，地有所不爭 [10] ，君命有所不受 [11] 。故將通於九變 [12] 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 [13] ，不能得人之用 [14] 矣。

【疏解】

《孫子》中出現“九”字處有“九變”、“九天”、“九地”。一般認爲，“九”爲“數之極”，以“九”爲“多”。

若問爲何數之極爲九而非十，應追溯於“易”。《周易》簡稱“易”，後稱“易經”。《易經》主張以數位之不同與變異來推知世間之各種物象，《易傳》中“大衍之數”具體地通過數位之分割與變换，得出不同卦象，再以取象方法推演人世間各種吉凶禍福。

照易家之見，九與六爲兩特殊數位，九表老陽，六表老陰。陰陽發展到一定程度，將轉化爲其對立面。而“老陰”與“老陽”則處於轉化之關鍵期，或稱“契機”。《易傳》云，大凡事物皆“物極必反”，如在“乾”卦裏，初九表下位，九二、九三、九四，依次上升到“九五”，便是“飛龍在天”，成爲最高統治者。上九比九五還高一層，可是到上九就成“亢龍”而“有悔”了。《文言》（《易傳》中專門解釋“乾”、“坤”兩卦的篇名。——筆者）解釋道：“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只要到上九，就是盈滿之數，就“窮則變”了。此時的“亢龍”，若“知進而不知退”，結果是退；“知存而不知亡”，結果是亡；“知得而不知喪”，結果是喪。《易傳》斷言，物極而反乃事物變化時遵循的一項法則，無人能逃其外。故此，人們在“九”這一臨界點上，應未雨綢繆，防範其轉化。

《孫子》中用“九”，顯然已認識到“九”是極限之數。他用“九天之上”和“九地之下”，並非真的以爲有九重天或九重地，只是言其深不可及和高不可測；至於“九變”，也是言其變化莫測，無以應對。

易學對當時的學界影響之大、之深，還有一旁證，即與孫子同時代（略早）之孔子對“易”也情有獨鍾。孔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又説：“不占而已矣。”（《論語·子路》）“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恒卦九三的爻辭。孔子引以證明人必須有恒；又説“不占而亡矣”，即不必占卦便可以引用這一爻作爲教訓。孔子對“易”的熟識程度至此，同時代的孫子受《易》之影響也不爲怪。

是故，智者之慮 [15] ，必雜於利害 [16] 。雜於利而務可信 [17] 也，雜於害而患可解 [18] 也。

是故，屈諸侯者以害 [19] ，役諸侯者以業 [20] ，趨諸侯者以利 [21] 。

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 [22] ；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23] 。

故將有五危 [24] ：必死，可殺也 [25] ；必生，可虜也 [26] ；忿速，可侮也 [27] ；廉潔，可辱也 [28] ；愛民，可煩也 [29] 。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30] 。

計篇

【題解】

計，本義爲計算，《説文》：“計，會也，算也，從言從十。”此處之計應爲計畫和估算，即指：未戰之前，能從敵對雙方的政治、經濟、天時、地利以及將帥才能等條件的估算、分析和對比中，對戰爭發展進程與結局進行預測，作出合乎實際之戰略性决策。所謂“算無遺策，計出萬全”即指此。《管子·七法》有言：“故凡攻伐之爲道也，計必先定於内，然後兵出乎境。”又云：“剛柔也，輕重也，實虚也，多少也，謂之計數。”曹操注：“計者，選將、量敵、度地、料卒、遠近、險易，計於廟堂也。”（《十一家注》）都印證了戰略决策之重要。

孫子曰 曰：《廣雅·釋詁》：“曰，言也。”又，本書凡用“曰”字處，乃古代論兵的一種文體，即問答體。 ：兵 兵：本義爲兵器、軍械；引申爲兵士、戰鬥、戰爭等。《説文》：“兵，械也……從廾持斤，併力之貌。”此處“兵”指戰爭。如《孫臏兵法·見威王》：“舉兵繩之。”《尉繚子·兵談第二》：“兵勝於朝廷。” 者，國之大事 國之大事：言在國家中位列榜首之事。《左傳》成公十三年：“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戎，戰爭）《管子·參患》：“兵者，尊主安國之經也。”
“事”，《竹簡》本於其下有“也”字，孫校本、《武經》本皆無。如果有“也”字，似爲斷句，語句不連貫，故未從。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言戰爭係於民衆之生死和國家之存亡。地，地方，此處指戰場。《吴子·治兵第三》：“凡兵戰之場，立屍之地。”杜牧注：“國之存亡，人之死生，皆由於兵，故須審察也。”道，本義是路，此處指途徑、通道。如《詩經·秦風·蒹葭》：“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不可不察 察：審慎地、深入地考察。《爾雅·釋詁》：“察，審也。”即明察、細看。 也。

故經之以五事 經之以五事：經，本義爲織物縱線。古語云，織物以經爲主，而後緯加之。此處之經是指貫穿整個戰爭的綱，即醒示人們在觀察戰爭時需從道、天、地、將、法、五個大的方面加以量度。
“五”，孫校本、《武經》本於其下均有“事”字，有注者疑爲後人臆增，並以《竹簡》本無“事”字加以佐證。筆者認爲，有“事”與無“事”均通，或爲傳抄之誤。故從《十家本》。《竹簡》本“經”作“輕”，古通。 ，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比較敵對雙方的各種條件，從中探求戰爭勝負之情狀。曹操注：“索其情者，勝負之情。”校（jiào），通“較”，比較，杜牧注：“校者，校量也。”計，算，引申爲條件、因素。索，本義爲大繩，此處爲求索，探索。情，實情。《竹簡》本“校”作“效”，“情”作“請”，古通。 ：一曰道 道：原指道路、規律等，此處指一國重大决策之導引。《管子·君臣上》：“順理而不失，之謂道。”又説：“道也者，上之所以導民也。”還説：“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
我國從周代起，便有君主行“德政”之傳統。如我國最早兵學著作《軍志》有名言云“有德不可敵”。《左傳·僖公二十五年》云：“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銀雀山漢墓竹簡【貳】》也説：“不信于賞，百姓弗德。”這些表述，歸爲一點，是：當權者應注重行德政，亦即舉凡大的政策、措施均合乎常理並走上軌道，下屬與民衆方能有認同感。故《孫子》此處的“道”宜解爲“德政”。 ，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 令民與上同意：使下級官員及民衆對君主與權臣們之决策全力贊同和支持。《荀子·議兵》“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亦指此。上，指君主及决策大臣。意，意願、意志。 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 不畏危：畏：畏懼、害怕。一解爲不害怕危險。《竹簡》本此句爲：“民弗詭也。”指民衆對君主德政有認同感，故而對上級指示不懷疑，不違反。詭，違反。另一解爲“使民不敢違抗”（見郭化若《孫子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79頁）。此説亦可備參。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竹簡》本多“順逆兵勝也”五字。天，指氣候、時令等方面的條件；陰陽，指晝夜；寒暑，指寒冷、炎熱等氣温之差别；時制，指春、夏、秋、冬四季。曹操注：“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之制。”劉寅本云：“夏不征南，冬不征北。” 。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地，指地形條件，包括距離遠近（遠近）、險要或平坦（險易）、廣闊或狹隘（廣狹）、絶地或通道（死生）等内容。《竹簡》本中，此句爲：“地者，高下、廣狹、遠近，險易，死生也。”多“高下”二字。高下，指地勢之高低，如《長短經·地形》云“先處其高陽”，又曰“必居高陽以待敵”。死生，指不可進退攻守與可進退攻守之地。《孫臏兵法·八陣》云：“險易必知生地、死地，居生擊死。” 。將者，智、信、仁、勇、嚴也 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將，指軍中主將，其應具備智謀才能，賞罰有信，寬待士兵，勇敢果斷，號令嚴明等品格。趙注本云：“智足以料敵，信足以令衆，仁足以得士，勇足以倡敢，嚴足以肅政。五者俱全，是謂有能之將。”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法，是指隊伍之編制、統帥各級將士之辦法、管理軍備物資的計畫等條件。曲制，曲指部曲，古代軍隊編制的稱號；制指法度，即軍隊之組織編制及上下聯絡等規章。曹操注：“部曲，幡幟、金鼓之制也。”官道，各級將吏的職責範圍劃分；道指規定、條例。曹操注：“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糧路也。”主用，主指掌管。《孟子·萬章上》曰：“使之主事而事治。”用，指軍需給用。主用即軍費、糧草等軍需物資的供應管理制度。全句意思是：法制，是指部隊的組織編制、指揮信號的規定、將吏的職責、糧道和軍需器械的管理情況與制度。 。凡此五者，將莫不聞 聞：知道，了解。此處引申爲心領神會。 ，知 知：知曉，含有深刻理解、確實掌握之意。 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 主孰有道：哪一方君主較爲稱職，得民心。主，一國之主，國君。孰，誰或哪一方。 將孰有能 將孰有能：哪方面主將比較精明，有才能。《六韜·立將第二十一》云：“社稷安危，一在將軍。”《孫臏兵法·八陣》有言：“（將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敵之情，陣則知八陣之經。……此王者之將也。” ？天地孰得 天地孰得：哪方面得天時地利之便。張預注：“觀兩軍所舉，誰得天時、地利。”《銀雀山漢墓竹簡【貳】》説：“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不得，雖勝有殃。” ？法令孰行 法令孰行：哪方面法令能嚴格執行。趙注本云：“不令之進不敢進，不令之退不敢退。” ？兵衆孰强 兵衆孰强：哪方面兵衆裝備精良，兵力强大。趙注本云：“饒勇健鬥，騎射兼長，堅陣而列，如山之不可犯；突擊而至，如火之不可擋，强之謂也。” ？士卒孰練 士卒孰練：哪方面士卒訓練有素。練，指嫺熟、訓練有素。杜佑注：“士不素習，當陣惶惑。”趙注本云：“開闔進退有其方，馳逐擊刺有其節，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屈伸往來，無不如意，練之謂也。”原文中之“兵衆”指某一方面軍隊整體；“士卒”指某一方軍隊中士兵個體。 ？賞罰孰明 賞罰孰明：哪方面的賞功罰罪較爲公正嚴明。《司馬法·天子之義第二》曰“賞不逾時”，“罰不遷列”。《便宜十六策·賞罰第十》亦云：“賞以與功，罰以禁奸。賞不可不平，罰不可不均。” ？吾以此知勝負矣！

【辯證】

“主孰有道”中的“道”，《孫子》自解爲“令民與上同意”，亦即使下屬與民衆同君主的意願相一致；至於何以能一致，則解讀不一。杜牧注：“言我與敵人之主，誰能遠佞親賢，任人不疑也。”張預注：“先校二國之君，誰有恩信之道。”舉出如淮陰料項王仁勇過高祖而不賞有功，以爲例證。

筆者以爲，一場戰爭之進行，須獲下屬與基層民衆發自内心之支持，善於選人和用人固爲其選項，但更重要的是國家在政治、經濟兩方面處置妥當，並走上軌道，也就是前面説的行“德政”。《孫臏兵法·威王問》中，舉出“威王問九”、“田忌問七”，認爲兩人之所問只近於知“兵”，而“未達於道”。如何“達於道”？照孫臏言，一是取信於民，即修明政治，二是經濟和軍事實力準備充分。（“吾聞素信者昌，立義……用兵無備者傷。”）總之，是政治和經濟均屬上乘。

趙注本在解讀“有道之君”時也舉出兩項，一爲“省刑罰”，二爲“薄税歛”，涵蓋政治、經濟兩個方面。歸根到底，是指“德政”。説惟有如此，才能做到使民“體君之意，從君之命，與之同患，至死而不逃去者，則爲有道之君也”。

可見，無論古代現代，當一國與别國發生戰爭衝突時，民衆與下屬對誰忠誠，取决於誰最能給他提供安全感，提供最有效的社會服務、經濟利益和社會權利，乃不證自明之理。

【疏解】

“令民與上同意”一語開啓了中國傳統兵學以德政領先及貴在“人和”之先例。《吴子·圖國第一》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决勝。”《司馬法·仁本第一》曰：“仁本第一。”《黄石公三略·上略》引《軍識》云：“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六韜·盈虚第二》則曰：“君能同天下之利，民則能戴其君如日月，親其君如父母。”諸葛亮《將苑》亦云：“夫用兵之道，在於人和，人和則不勸自戰矣。”（《諸葛亮集》，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99—100頁）趙注本云：“取勝於廟，而後取勝於野；取勝於心，然後取勝於兵。”

將 將：讀爲jiāng，語助詞，可譯爲“如果”、“行將”，如《左傳·昭公二十七年》：“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此系孫子激吴王之詞。另一讀爲jiàng，指將令中的偏裨之將（不是主將，是部將），意思是：如部將聽信吾計，用之而戰必勝，則留之；如果部將不聽信吾計，用之而戰必敗，則去之。兩説均可。 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

【辯證】

“將”字，關於前説，主將之去留，從史實看，某將領自由選擇所報效之君主，多見於戰國。如孫臏先後在魏、齊兩國任職；吴起先後在魯、魏、楚三國任職。此例在春秋時尚屬少見。

關於後説，劉寅本云：“前將字指大將而言，此將字指偏裨之將而言也。人君與大將定計於廟堂之上，大將便當選偏裨之將而節制之。故言偏裨之將聽信吾計，用之而戰必能取勝，則留而用之；偏裨之將不聽吾計，用之而戰必然取敗，則除而去之不任也。昔馬謖違諸葛亮節度，亮斬之，是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也。”經察，趙注本中亦有類似之説。

計利以聽 計利以聽：有利的計策已被採納。計，籌算。利，有利的策略。以，通“已”。聽，聽從、採納。《禮記·檀弓》鄭玄注：“以與已字本同。”阮校：“按‘以’、‘已’多通用。” ，乃爲之勢 勢：態勢、氣勢。乃爲之勢，意爲還應造成有利的態勢。 ，以佐其外 佐：輔助。以佐其外，作爲一種輔佐。 。勢者，因利而制權 因利而制權：根據是否對我有利而採取相應的行動或恰當的對策。因，根據、憑依。《孟子·離婁上》：“爲高必因丘陵。”制，掌握。《淮南子·汜論訓》：“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高誘注：“制，猶從也。”權，本意爲秤錘，引申爲機動、權衡。 也。

火攻篇

【題解】

火攻，以火攻敵，是最激烈之用兵方式。本篇論述火攻種類、火攻器具、火攻時日及火攻與内外應合之略。曹操注“以火攻人，當擇時日也”，王皙注“助兵取勝，戒虚發也”，均切合孫子本意。張預注：“以火攻敵，當使奸細潛行，地里之遠近，途徑之險易，先熟知之，乃可往，故次《九地》。”

由於此方式極具殺傷力，所以篇中同時又提出“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愠而致戰”之慎戰思想。趙本學云“水火之害，酷烈慘毒”，言孫子此篇“深以用兵爲戒”。

孫子曰：凡火攻 [1] 有五：一曰火人 [2] ，二曰火積 [3] ，三曰火輜 [4] ，四曰火庫 [5] ，五曰火隊 [6] 。行火必有因 [7] ，煙火必素具 [8] 。發火有時，起火有日 [9] 。時者，天之燥 [10] 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 [11] 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

【辯證】

因《竹簡》本有“行火有因，因必素具”之語，有注本以此爲據，説《十一家注》中“煙火必素具”中之“煙”是“因”字之訛；又因“煙”字連帶成“煙火”，故推測“因必素具”乃《孫子》原文。

但此説疑點有二：一、“煙”之本義爲“物質燃燒時發生之氣狀物”，煙火則指“燒具”，即點燃燃燒物所有的工具、器材之類；而“因”則指原因、緣由，兩者含義有别。二、“煙火必素具”指發火器材在平素便準備好，一旦有機會到來，即可使用；而“因必素具”其涵義則是發火的緣由、機會等須隨時準備。而人所周知，機會、緣由並不是常有，是隨機事件。故，“因必素具”於義不通。梅堯臣説“潛姦伺隙必有便也，秉杆持燧必先備也，傳曰，惟事事有備，乃無患也”，張預注“貯火之器，燃火之物，常須預備，伺便而發”，都説明煙火指燒具，並不是指緣由。上面的推論只備一説。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 [12] 。火發於内，則早應之於外 [13] 。火發兵靜者，待而勿攻 [14] ，極其火力 [15] ，可從而從之 [16] ，不可從而止。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内 [17] ，以時發之 [18] 。火發上風，無攻下風 [19] ，晝風久，夜風止 [20] 。凡軍必知有五火之變 [21] ，以數守之 [22] 。

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 [23] 。水可以絶，不可以奪 [24] 。

夫戰勝攻取 [25] ，而不修其功者凶 [26] ，命曰費留 [27] 。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 [28] 。非利不動 [29] ，非得不用 [30] ，非危不戰 [31] 。主不可以怒而興師 [32] ，將不可以愠 [33] 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34] 。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悦 [35] ，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 [36] ，此安國全軍之道 [37] 也。

地形篇

【題解】

軍出之後，必有地形之諸多變動，故本篇跟在《行軍篇》之後。

《地形》，指依據作戰要求，按攻守進退之方便與否，論述地形在作戰中的意義及軍隊在不同地形條件下進行戰鬥之若干原則。孫子曰：“地形者，兵之助也。”曹操注：“欲戰，審地形以立勝也。”趙注本：“雖有智勇之將，精强之卒，陣之不得其地，用兵不得其法，猶走騏驥於牆茨之上，鬥猛虎於淖泥之中，不惟不能施其技，且見其自斃以死也。”皆此意。篇中對野戰地形作細緻分類，提出相應之用兵方法。此外，對“兵有六敗”以及爲將職責等問題也有所論及。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 [1] ，有挂者 [2] ，有支者 [3] ，有隘者 [4] ，有險者 [5] ，有遠者 [6]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 [7] ，利糧道 [8] ，以戰則利 [9] 。可以往，難以返，曰挂。挂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 [10] ，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 [11] 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 [12] 也，將之至任 [13] ，不可不察也。

【疏解】

“險”，是《孫子兵法》之又一理念。

本篇裏，孫子提出“兵有六敗”、“將有五危”，此“敗”與“危”，均“險”之别稱。陳皞云：“一曰不量寡衆，二曰本乏刑德，三曰失於訓練，四曰非理興怒，五曰法令不行，六曰不擇驍果（驍悍果烈，指勇猛强悍），此名六敗也。”賈林注：“走、弛、陷、崩、亂、北，皆敗壞大小變易之名也。”均是指險情與危情。其所以會出現此“六敗”，照張預所言，“咎在人事”。此章，孫子論述六類地形時，其中一類爲“險地”，即充滿危情之地。在後面的《九地篇》裏，孫子又將“爭地”（雙方奮力爭奪之地）與“危地”作爲與“險”有關的兩種類别。

如何直面險情？孫子以爲：先要正確判斷危情，即計算風險；次是善於利用危險，化險爲夷，於險中取勝。

現代之科學方法有“概率”之説，“概率”又稱“隨機事件”。一件事可能發生也可能不發生，事件發生之可能有大有小，大或小之數額即稱“概率”。概率判斷對决策者最後下决心至關緊要。《地形篇》中，孫子在分析戰況時提出：“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他所强調的“勝之半”，即取勝把握只有百分之五十。此百分比，雖顯粗糙不精，但它卻具有早期概率之涵義。寓意在於：只要戰前有相對準確的判斷，戰爭風險就不可怕，其危害程度也就會降低。

如何化解風險？照孫子所言，含合理用兵、巧設計謀等。其中，還特别强調，應利用危情，即創設一切條件，變不利爲有利，變風險爲坦途。如，“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九地篇》）便是説，利用士卒們求生意願之本能，採取一極端辦法，將士卒置於無路可退之境地，結果，士卒深陷危地，就無所畏懼；無路可走，軍心就會穩固；深入敵國，就不會涣散；迫不得已，就會拼死戰鬥（“兵力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鬥”）。

故兵 [14] 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災 [15] ，將之過也。夫勢均 [16] ，以一擊十，曰走 [17] 。卒强吏弱，曰弛 [18] 。吏强卒弱，曰陷 [19] 。大吏怒而不服 [20] ，遇敵懟而自戰 [21] ，將不知其能，曰崩 [22] 。將弱不嚴，教道不明 [23] ，吏卒無常 [24] ，陳兵縱横 [25] ，曰亂 [26] 。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强，兵無選鋒 [27] ，曰北 [28] 。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 [29] 。料敵制勝 [30] ，計險阨遠近 [31] ，上將 [32] 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故戰道 [33] 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 [34] 。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 [35] ，而利合於主 [36] ，國之寶也。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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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集注》，（明）談愷注，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景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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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雀山漢墓竹簡【壹】》，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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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志》，謝祥皓主編，山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孫子學文存》，穆志超著，白山出版社2010年版。

《中外名戰與名帥——兼論東西方兵學文化意識》，張文儒著，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版。

《中華兵學的魅力——中國兵學文化引論》，張文儒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後記

在叢書主編袁行霈教授精心組織與指導，以及編輯組同仁的熱心幫助下，經我多年努力，四易其稿，這本新注終於可以與讀者見面了。

在探索中國兵學文化豐富内涵的過程中，我有幸接觸《孫子》一書達五十年。時間雖久，但自覺對書中所含的深邃寓意理解尚淺。本書所論及的一些見解，不過是千慮之一得。鄭友賢在《孫子遺説》裏曾説《孫子》一書是“求之而益深”、“叩之而不窮”，所言極是。因此，雖然本書即將出版，但我身上並没有任何輕鬆的感覺。

對於《孫子》一書的評論、校解與注釋，自古迄今，多得不可勝數。我雖也有志於斯，但限於時間與精力，不能一一遍及。本書之成稿，是重點鑽研了《孫子》本書及《武經七書》中除《孫子》以外的六家所致，同時，也注意吸納了孫臏、曹操、諸葛亮等諸家的精闢見解。又則，我在研讀與比較《宋本十一家注孫子》與孫校本兩書之異同時，也參照並吸收了國内外有關文獻（詳見“參考書目”），引用了其中的一些觀點與資料，同時，又盡可能表明了我對這些資料的看法。凡此類内容，大都注明了出處，便於有志趣的讀者查閲。不過，由於篇幅所限，未能一一顧及。此處應説明的是：對於提供這些觀點與資料的學者，無論是先輩還是同輩，我均表示深切謝意。

本書在寫作過程中，得到《新編新注十三經》編輯組同仁的悉心關照，他們貢獻了許多中肯的意見與建議。我的同窗韓秋白教授曾通讀了本書初稿全文，提出過許多修改意見。徵求意見稿完成後，又得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和天津武警指揮學院多位資深學者的細心審閲，他們也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與建議。這些學者是霍印章研究員、劉春志教授、劉慶教授、薛國安教授、喻江教授及李文慶教授。在本書付梓之際，我也向這幾位學者表示深切的謝意。

本書雖是我的傾力之作，然而錯誤與缺失在所難免，懇請學界同仁及廣大讀者惠予批評指正，本人將不勝感激。

張文儒

2011年5月19日成稿於融域嘉園

2017年11月修訂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孫子新注/張文儒撰.—北京：中華書局，2018.8

（新編新注十三經/袁行霈主編）

ISBN 978-7-101-13252-6

Ⅰ.孫… Ⅱ.張… Ⅲ.①兵法-中國-春秋時代②《孫子兵法》-注釋 Ⅳ.E892.2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8）第109984號

書　　名 孫子新注

撰　　者 張文儒

叢 書 名 新編新注十三經

叢書主編 袁行霈

責任編輯 朱立峰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

版　　次 2018年8月北京第1版

　　　　 201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規　　格 開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張 6 插頁 2 字數 154千字

印　　數 1-6000册

國際書號 ISBN 978-7-101-13252-6

定　　價 20.00元

文前辅文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項目

新編新注十三經芻議

袁行霈

一

今傳十三經有一個漫長的形成過程，其間經過多次變動。兹將十三經的形成過程作一簡要的論述。

孔子有“六藝”之説，指《詩》、《書》、《禮》、《樂》、《易》、《春秋》 [1] ；湖北荆門郭店楚墓出土竹簡《六德》，講到《詩》、《書》、《禮》、《樂》、《易》、《春秋》 [2] ，並未總稱爲“六經”。到西漢有“五經”之説，陸賈《新語·道基》：“禮義不行，綱紀不立，後世衰廢，於是後聖乃定五經，明六藝，承天統地，窮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緒人倫。” [3] 漢武帝時正式將“五經”立於學官，《漢書·武帝紀》：“（建元）五年（前136）春……置五經博士。” [4] 五經的排列順序通常是《詩》、《書》、《禮》、《易》、《春秋》或《易》、《書》、《詩》、《禮》、《春秋》 [5] 。東漢又有“七經”之説，見《後漢書·張純傳》：“乃案七經讖、明堂圖……欲具奏之。”章懷太子注：“七經謂《詩》、《書》、《禮》、《樂》、《易》、《春秋》及《論語》也。”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