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路第十三
【第189讲】#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子路第十三》第一章。原文是：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子路请教从政的做法。孔子说：“自己带头做事，同时使百姓勤劳工作。”子路想知道进一步的作为。孔子说：“不要倦怠。”
换句话说，不要想着进一步的作为，只要做到不倦怠就够了。不倦怠，就是有恒，亦即择善固执的“固执”。我们做事时，一开始常常很开心、很新奇，但是能坚持多久呢？老子曾说一般老百姓做事，常常在快要成功的时候却失败了，所以要能“慎终如始”，就好像跑马拉松，越是到最后关头越是要小心。俗话说“行百里者半九十”，要走一百里路，走到九十里才算一半，最后那十里也占了一半分量，如果不能坚持到底，前面付出再多，事情还是没做成。
子路是一个好学生，他在从事政治方面既有兴趣又有能力，所以老师对他说四个字，“先之，劳之”，我先做我该做的事，再让老百姓勤劳努力地工作，上下同心，政治怎么会做不好呢？我们还记得季康子问的问题，孔子的回答是“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当长官的先走上正路，谁还会走偏路呢？在《国语》里面有一段话，说老百姓辛劳就会出现善心，相反的，怠惰、没事做的话，就会出现恶心。这是很有趣的想法，原文是：“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话语中有一“思”字，老百姓每天辛苦，他会想自己为什么努力工作，因为上有父母、下有子女，就好好地劳作吧，于是出现善念。一旦“逸”，没事做，很悠哉，荒废时日，就会放肆，放肆就会过度，过度就会忘记善，忘记善，恶心就生了。这是古时候的观念，认为要让每一个老百姓都有事做。其实，对于小孩子不是一样吗？有个母亲有一次告诉我，她的儿子念小学五年级，自己不知道该怎么管教。她曾问儿子说，假如你自己有一个小孩也是念小学五年级，你要怎么去管教他呢？她儿子很聪明，说：让他不要无聊。接着，这个母亲就转问我，这个小孩该怎么教，我说我也不知道，但是让孩子不要无聊是一个原则。我建议她放暑假时买一些好的电脑游戏软件，让孩子不要无聊，每天在限定的时间内作功课和玩电脑游戏，他需要有功课、有休闲，搭配起来，才觉得听父母的话很有意思。西方宗教也强调许多罪恶往往来自无聊，今天无聊，魔鬼就来了，诱惑我们去做这个坏事、去做那个坏事。一个人忙起来的时候，哪里有时间去做坏事呢？
所以孔子教他的学生，为政的秘诀是先要自己做表率，带领百姓一起努力工作，而且不要倦怠，一直做下去。
再接着下一章，是另外一位学生请教政治，所以可以合在一起讲。原文：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仲弓担任季氏的总管，向孔子请教政治的做法。孔子说：“先责成各级官员做事，不要计较他们的小过失，提拔优秀的人才。”仲弓再问：“怎样才能识别优秀人才进而予以提拔？”孔子说：“提拔你所认识的，你不认识的，别人难道会错过吗？”
仲弓是孔子德行科第四名的学生，孔子认为他可以面向南方治理百姓。他此时担任季氏的总管。季氏就是那个在鲁国势力最大的大夫，他有家臣，也有家宰总管。仲弓请教怎么样去从事政治活动，孔子给他建议三点：首先，“先有司”，你既然当总管了，要先让各级官员好好做事；接着，不要计较他们的小过失。这是从政的艺术。一个人有小过失，你太计较的话，他没有机会将功折罪；相反的，你给他机会他会特别努力，同时他的心态会比较谦虚，也比较柔软。宁可看到一个人犯了小过失觉得惭愧而好好努力，也不愿意看到一个人从来不犯过失而自以为是，认为自己就是圣人，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人都难免有过失，有过失之后，与别人相处比较容易，因为看到别人有过失时也会体谅他。人群相处真的需要互相体谅。我们都知道管仲与鲍叔牙的故事。在《庄子》里面就提到这段故事，很有趣。管仲快过世了，齐桓公问他：谁可以接替宰相的位置，你觉得鲍叔牙怎么样？因为当初是鲍叔牙推荐管仲当宰相的。管仲说鲍叔牙不行。因为鲍叔牙不能容忍别人的小过，犯过一次错误他记一辈子，永不任用。大权一旦交给鲍叔牙就麻烦了，官员有一大半都待不下去了，那怎么办呢？所以要赦小过。
最后是举贤才。那时还没有科举考试，科举虽然有问题，但也是一种提拔念书人的方法。汉代的时候举贤良，一个人如果孝顺、廉洁，也可能被推举出来做官，这也是一种方法。孔子告诉学生，推荐你所知道的人才，你不知道的别人也不会错过。这是比较早的阶段，所以孔子会提这样的建议。
子路与仲弓同样请教政治的做法，孔子却根据他们的需要给出不同的答案。这才是真正的因材施教。
【第190讲】#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子路第十三》第三章，它的原文比较长。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子路对孔子说：“假如卫国的国君请您去治理国政，您要先做什么？”孔子说：“一定要我做的话，就是纠正名分。”子路说：“您未免太迂阔了吧，有什么好纠正的呢？”孔子说：“你真是鲁莽，君子对于自己不懂的事应该保留不说。名分不纠正，言语就不顺当；言语不顺当，公务就办不成；公务办不成，礼乐就不上轨道；礼乐不上轨道，刑罚就失去一定标准；刑罚失去一定标准，百姓就惶惶然不知所措了。因此君子使用任何名词来表示名分，一定要让它可以说得顺当；说得出来的，也一定让它可以行得通，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论，要做到一丝不苟。”
当时孔子到了卫国，卫国正好内乱。卫国的国君本来是卫灵公，他的夫人是南子，太子是蒯聩。太子与南子不合，曾经想动手对付南子，后来事情败露逃到国外。在他逃亡期间卫灵公死了，南子就把蒯聩的儿子立为国君，即卫出公。局面变得很复杂，爸爸还没有接替国君的位置，儿子却接到手了，而且一接手就是十二年，爸爸才夺回来，这是很难看的局面。这个时候孔子带着学生来了，子路请教：如果卫国国君卫出公，就是儿子辈的这个国君，请您来治理国政，您要先做什么事？孔子这时候就说了要正名，纠正名分，到底谁是君、谁是臣、谁是父、谁是子。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君，现在儿子已经当君了，那个做爸爸的在国外，就要老老实实说我是臣，否则君臣父子弄乱了，那老百姓怎么治理得好呢？“必也”这两个字代表假设语气，我们说过好几次了，“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君子没有什么好争的，如果一定要争，就是射箭吧。这里的用法也一样，意思是“如果一定要如何”。
子路很喜欢做事，但缺乏耐心，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正名，有什么好正名的，既有国君，我们老老实实当大臣就行了，不是照样可以替百姓服务吗？子路因此说老师迂腐，也只有子路敢这样说。孔子生气了，直接骂他鲁莽，真是相骂没好话。但是孔子讲的是一套道理，这个道理是儒家的推论，有他的逻辑。孔子说，你对于不懂的事最好不要乱讲，“名不正则言不顺”，你没有一个名分的话，说出来的话就不能代表这个名分。比如，我现在是一个老师，我就不能讲校长该讲的话，我当校长就不能讲县长该讲的话，名分与身份配合之后，说出来的话，才有分量。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名分若不能确定，该如何适当发言？同样一句话不同的人说有不同的效果，这是名正言顺的问题。
名不正言不顺，然后事情就做不成；事情做不成，礼乐就不上轨道。到这个阶段才谈礼乐，是因为能讲究礼乐教化时，一个国家已经上轨道了，老百姓都用礼和乐维系彼此之间的关系。礼代表长幼尊卑有秩序、能够区分；乐代表大家的心态、心思可以和谐共融。礼是强调分，乐是强调合，一个社会能分能合才可以显示秩序之美。礼乐不兴，就会“刑罚不中”。老百姓难免犯错，如果礼乐有问题，刑罚就不能够适当，该罚的不罚，该赏的不赏，这个社会谁还愿意做好人做好事呢？因为大家会觉得做好事和做坏事的结果没有差别。我们都知道，做好事与爬山一样，做坏事与磙下山一样。做坏事不需要花力气，看见东西就拿、看见东西就抢，这不是生物本能吗？做好事不同，坐车就要让座、与人相见要有礼貌，这是需要修练的，是不容易的。刑罚不中，老百姓将无所措手足，老百姓连手脚怎么放都不知道，代表他们不知道怎么生活了。因为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都知道要行善避恶，但是当看到善没有善报、恶没有恶报，就失去信心了，会质疑为什么要行善避恶呢？儒家的教育就在让人的真诚由内而发，自己愿意去行善避恶，快乐也会由内而发。所以宗教讲报应，大部分强调死后的善恶报应；儒家讲报应，是说你行善会获得当下的快乐。当然你真的做该做的事，心里想的并不是报应，而是我该做的，做出来以后，内心会处于非常圆满的状态。比如，我对父母亲孝顺，何必别人来称赞呢？我能够孝顺父母、能够让父母开心，就觉得自己的生命安顿了；我对朋友讲道义，不亏欠别人一分钱、一分情，这样内心便觉得圆满。其实，人生真正的快乐并不是得到什么特别的东西，而是心思非常单纯，生活非常简单，平平常常过日子，和别人没有误会或怨恨。相反的，刻意追求某一种快乐，想望某一种善报，做起事来就会处处计较，挂念着好报应，总觉得报应不够，一切便复杂化了。这点是我们一直要强调的。其实道家也是一样，吃饱喝足以后，心思尽量单纯，称为“虚其心，实其腹”。
【第191讲】#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子路第十三》第四章：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迟请求学习农耕之事，孔子说：“我比不上有经验的农夫。”他又请教种蔬菜，孔子说：“我比不上有经验的菜农。”樊迟离去之后，孔子说：“樊须真是个没志气的人。在上位的人爱好礼制，百姓就没有敢不尊敬的；在上位的人爱好道义，百姓就没有敢不服从的；在上位的人爱好诚信，百姓就没有敢不实在的。能做到这样，四方的百姓就背着小孩投奔过来了，又怎么用得到农耕呢？”
这段话不太好解释。有一次，我在农学院讲到这段话时，学生都很愤慨。在这里我们要说明一下。樊迟这位学生我们说过，他学习的心得不是很好，一段时日后发现做官恐怕没有希望了，就想另谋出路，请老师教我种田好了，好歹有收成可以过日子。孔子说，我不如有经验的老农夫，因为耕田也是一种专业，孔子在这一方面经验不够。人活在世界上时间那么短，不可能样样都懂，所以要做什么事需要选择。樊迟又说，那您教我种菜吧(前面那个农夫是种稻米的)。孔子说，我不如有经验的菜农。老师两度这样讲，樊迟就离开了教室，他一定感觉到自己的问题提错了，或者也许看到老师的脸色不太好看。果然，他离开之后孔子就批评了，“小人哉，樊须也”。学生如果不太上道，老师在背后照样要加以批评的，这话说给谁听？说给留下来的同学听。
当然，我们还是要问，难道别人不能选择做农夫吗？要回答这个质疑，首先要了解孔子的教育目的。他为什么说樊迟是“小人”？这里的“小人”与“君子”相对而言。君子有志向，要让人的生命全方位发展，但是有重点，就是德行的培养。小人就是指没有志向的人，他的身体长大了，心思却只想着吃饭、住房子这种低层次的物质需求。这种需求没有人可以忽略，它是必要的，但还不够，有吃有住之后还要做什么？这才重要。孔子教学生，希望他们立志，千万不要只做个一般的百姓，只顾到物质层面的需求，而忘记自己还有更大的潜能，可以在德行上、在其他方面发展。具体来说，在孔子心目中，受教育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拥有专业知识与能力以后可以做官，照顾百姓。做官就等于照顾百姓，有个学生没做好，孔子让大家“鸣鼓而攻之”。如果我们了解孔子的教育目的，就会理解他为什么会批评樊迟缺乏志向。
孔子后面又讲了三句话，在上位的人做到礼，底下的人就会尊敬；在上位的人讲求道义，底下的人就会服从；在上位的人讲求诚信，底下的人就实实在在。“莫敢不用情”的“情”字在古代往往作为“实、实在”的意思。这说明一方面上行下效，另一方面上下对应。老百姓统统做到了刚刚所说的三点──能够尊敬(认真负责)，也能够服从(行善避恶)，又能够实实在在做人处事，社会就上轨道，不会有问题了。所以既然学了那么久，为什么不把这三点做到？最后只为了个人的稻粱，实在不够开阔。
以今天来说，不管学理、工、农、医、法、商任何一科，自己站稳之后就要考虑到这个行业对社会有什么帮助，在社会上还能多做些怎样的公益事业。这是儒家的一种理想。如果只为个人，志向太小了。所以，有能力的人就要设法让能力配合自己的德行，而德行就是尽力照顾更多的人。这也是一种快乐。所以孔子最后说了一句话，能做到这三点，四方的百姓就会抱着孩子来共襄盛举了。四方代表东南西北，中原之国在中间，与四方的百姓又不认识，也不见得是同一种文化，但是他们照样会带着孩子来投奔。因为在这里有礼、有义，还有诚信。简单一句话，就是因为在上位者行善。所以儒家的性善论是说“人性向善”，因为四方的百姓也向善，他们看到你行善自然就来了，这不需要宣传、不需要口号，更不需要去鼓吹，关键是不要把人性看做本善的。“本善”这两个字不好解释，因为我们都知道，在社会上每天都发生许多不对的事情、邪恶的事情，如果说本善，就要解释一个人为什么会做坏事。人的特色是有理性可以学习、可以思考，有自由可以做判断、做选择，但是所做的事要自己负责任。这是一个人的实际情况。有自由代表可以行善也可以为恶，同时具备这两种可能，否则我们说人类有自由，但是只能够行善，那就不能称为自由了。因此要问，如果没有人管束监督，还能够为善吗？教育的关键即在此。儒家的思想就是让人真诚，为善的力量由内而发，做到之后才会快乐、快乐也由内而发，别人不能夺走。相反的，如果行善是因为别人在鼓掌、别人在观察，一旦别人不在乎，或者别人不在身边的时候，我们就不一定行善了。这是自古以来人性里最关键的问题。
西方也是一样，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有〈理想国〉一篇，讲一个牧羊人遇到大地震，地面裂开一条缝里面有一口棺材，他下去打开来一看，棺材中骷髅手上戴着一枚戒指，他把戒指拿来戴到自己手上，后来发现这枚戒指可以让人隐形，把戒面转过来对着自己就不会被人看见了。请问这个牧羊人还能够循规蹈矩、奉公守法吗？不能，他谋杀国王后自己篡位。如果让人们自由做选择，为什么还要行善避恶呢？儒家思想的重要性即在于此，只要真诚，就会发现力量由内而发，别人不管我们，我们还是要行善，而快乐也将由内而发。这一点西方学者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办法得出像孔子这样的论证。
所以，“樊迟事件”引发孔子的这段话，透露出孔子内心坚定的信念和对人性的肯定。这才是我们要学的重点。
【第192讲】#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子路第十三》第五章。这一段的内容是：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孔子说：“熟读《诗经》三百篇，给他政治任务没法顺利办成，派他出使外国不能独当一面，这样念书再多又有什么用处呢？”
孔子认为读书还是要回归到实际的生活，否则就成了读死书，变成两脚书橱，书念得很多，一遇到现实的情况不能灵活应用，那是不够的。《诗经》有三百零五篇，简称三百篇，熟读了之后有什么效果呢？孔子对自己的儿子说，你读《诗经》了吗？他儿子说还没有仔细去念。他说你“不学《诗》无以言”，你不学《诗经》的话，说话就没有根据、没有凭借。人人都会说话？但是有些人说话很文雅，能够恰到好处，适当表达意思。有些人说话就直来直往，会发出声音、会表达意思而已，非常粗糙。所以受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设法理解《诗经》、《尚书》等古人留下的资料，而不要只靠自己的经验。一个人能接触多少事情呢？三百六十行一辈子顶多做个两三行，但是熟读《诗经》，各方面都知道一些，因为古代有采风之官，把各地的歌谣收在一起，由此可以知道每一个国家的风俗民情，其中也包括朝廷在各种正式祭典上所唱的诗。如此一来，这些生活经验都给我们提供了材料，学习之后马上可以应用于现实生活。如果只靠自己的体验，恐怕累积各种经验之后，年纪已经很大了，这一生不是变成实验与错误的牺牲品了吗？
所以孔子强调学习《诗经》等古代的材料，这是“温故”；但还要“温故而知新”，因为每一本书都是前人留下来的，是别人的经验写给我们看的，不是我们自己的经验，依样画葫芦，也没有用处。大家听久了之后，就好像小时候听童话故事，听完之后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只是觉得很有趣而已。读书人一定要把它转化为现实可能遇到的实际状况，研究如何应用、如何面对。孔子在〈阳货第十七〉里提出，学习《诗经》之后，除了可以兴、观、群、怨之外，还可以“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就近可以学会与父母相处，远的可以学会和国君相处。所以学会之后就要把学问用在生活上，从而减少错误，让自己的生活更有效率。
第二段，让你当外交官到国外去，能不能够独当一面呢？因为古时候的外交官是“受命不受辞”，国君给你命令，要你完成什么任务，这叫做“受命”；国君不会告诉你怎么说，这叫“不受辞”。如果国君连如何对答都要告诉你，那何必要你去当大使、给你这么高的待遇呢？“使于四方不能专对”，专对，就是自己可以想办法用我的学问、我的言辞完成国君交代的任务。为什么需要学习《诗经》呢？我们现在学成语也是一样的意思，很多话直接讲太直白了，说出来别人会觉得没有回旋的余地。两点之间最短的是直线吗？数学上也许是，人际关系上绝对不是。比如，你认识我、我认识你，但一直没有成为朋友。是认识好久以后发生了一件事，才知道患难中见真情。那为什么很早以前没成为朋友呢？所以在这个时候才发现，原来要把我们之间的距离变得最短，还需要绕上一大圈。《诗经》的效用之一，就是让我们的言语婉转得体，有如在外交场合起了润滑的作用。
本章的中心意思就是强调要学以致用。有些念书人学问很好，但是只关在象牙塔里面做专业的研究，当然他有他的贡献，这不能否认。但假设今天研究儒家，却和别人都不来往，那学习儒家有什么用呢？我们讲《论语》到现在，已经超过三分之二的篇幅了，哪一段不是实际生活中的事情？学生向老师请教怎么从政、什么是仁德，甚至该怎么样做农夫，都是具体生活中的问题。孔子的回答，也都就生活中的材料，举个例子或讲个故事。今天研究学问却往往变成写论文，写出来之后没几个人看得懂，越是没人懂的，越显得高明。西方也类似，西方最早一部完整的哲学书是《柏拉图对话录》，你说一句、我说一句，两个人讨论。《柏拉图对话录》里面现在留下来的有二十六篇，大半以上都没有结论。比如，我与你讨论一个问题，什么是勇敢、什么是美、什么是善，讨论半天没有结果，但重要的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过程。讨论过程中让我们发现自己的观念是狭隘的，只看一面，而别人和我们唱反调，有正、有反、才能合，才能往上提升。可见，西方像《柏拉图对话录》所谈的内容，也都是每天发生的事。但是后来做学问的哲学家写出来的书没几个人看得懂。为什么近代存在主义受到欢迎？因为存在主义特别就人的生活及生命的困境来加以思考，大家就觉得比较亲切。要不然往前钻研，理性主义、唯心论、现象学，一路到现在的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一说大家就头昏，请问那样的学问是学问吗？我觉得，学问一定要来自于生活，还要回归到生活。《论语》的这一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第193讲】#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子路第十三》第六章，它的原文是：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孔子说：“政治领袖本身行为端正，就是不下命令，百姓也会走上正途；如果他自己行为不端正，即使下令要求，百姓也不会跟着做。”
孔子谈论政治领袖的篇章很多了，比如：“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你当领袖的人自己行事作风正派，谁敢不正派呢？那为什么还要谈这一段呢？因为这段话的意思还是不太一样。
本章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本身行为端正，虽不下命令，百姓也会走上正途。我常说，《论语》里面凡是牵涉到仁，都反映出孔子的信念，因而特别重要。因为孔子有些话别人也会讲，比如“仁者爱人”，谁不讲“爱人”呢？释迦牟尼不讲吗？耶稣不讲吗？苏格拉底不讲吗？古今中外的圣贤讲爱人的多得是，从这个角度看，孔子讲爱人并不特别。重要的是他为什么要讲。上述其他圣哲讲爱人，是因为一个人爱别人时不会自私，不太会替自己考虑，慢慢会把自我的执着化解掉。化解我执，是目的；教人爱人，是方法。耶稣说你要爱神、也要爱人，如果不爱那看得见的弟兄，怎么能说你爱那看不见的神呢？所以你要爱护别人，因为别人也是神所造的。后来的墨家讲兼相爱，就是同时要爱护很多人，还要平等地去爱。意即“兼”不是只有同时，还包括平等，这与儒家的“爱有差等”并不同。事实上，有谁能做到平等地爱护别人？不可能。一定是先爱护自己的父母、子女、家人，行有余力再去爱护别人的父母、别人的孩子。所以儒家的思想是讲究差等、推己及人、循序渐进。墨家的思想太高了，他说每一个人不能只顾自己，要平等地爱每一个人。孟子便批评墨家这样的主张，是无父无君了。儒家教人爱人是因为人性向善，而善是我们和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只要真诚，力量就由内而发，由不得我们不去爱人。那么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我当领袖本身正派，不下命令百姓也跟着我走，也是因为人性向善。否则，凭什么说只要自己正派，不用下命令百姓也跟你走上正路。
第二句比较复杂，说“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在上位者本身行为不端正，即使下令要求，百姓也不会照着做。命令有两种：第一我自己不端正，却下命令要百姓端正。百姓就说，凭什么你不端正却要我们端正？因为古代社会是有阶级的，简单二分就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自己吃喝玩乐，叫老百姓规规矩矩地交税，那行不通。孔子的故事里面有一段强调“苛政勐于虎”，一群人住在树林里面，宁可冒着被老虎吃掉的风险，也不到镇上去住，就是因为苛政、税收太重，活不下去。自然界的灾害还可以防范，人祸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别人不给你活路，你怎么逃都没用。所以，你在上者其身不正，却命令老百姓走上正路，老百姓不甘心。第二，我自己不端正，命令老百姓与我一样不端正，老百姓也不接受。这里又回到人性向善了。
就是这么十几个字，也不知道是谁问的，也不知道为什么问，就把这句话留下来了。念《论语》最大的困难就在这里。这是因为《论语》的成书过程比较特别，它并不是一个人写的，而是在孔子过世以后，很多学生主动为他守丧期间，大家回忆老师以前说过的话并加以记载，有些没有交代背景，只有一句话传了下来。后世无法还原当时的景况，只能在解释上尽量讲得合理。对儒家来说，每个人自己心里知道在做好事还是坏事，做好事时可能没有特别的感觉，而做坏事时感觉便明显，总想看看有没有人注意。我在学校教书，遇到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学生考试作弊。学生不知道这是错的吗？当然知道，所以他遮遮掩掩，小心注意怕被发现。他如果认为作弊不是坏事，可以正大光明地作弊。那大家也许要问，为什么做坏事的时候感觉这么明显，而做好事的时候没有特别感觉呢？答案还是一样，人性向善，所以做好事觉得很自然，而不做好事，内心里面那个“向”就受到影响，被挡住了，觉得很不自然，有点惭愧。儒家很喜欢讲羞耻的耻，耻字的关键在于个人的行为与团体的要求有落差，所以才有羞耻心。一个人最怕没有羞耻心，没有羞耻心的话谁能教他呢？所以这虽然是很短的一段话，却反映出孔子对于人性的看法。
【第194讲】#
本讲介绍的是《论语•子路第十三》第九章，这一章的原文是：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前往卫国，冉有为他驾车。孔子说：“这里人口众多呀。”冉有说：“人口众多之后，接着应该做什么？”孔子说：“使他们富裕。”冉有说：“如果已经富裕了，还应该做什么？”孔子说：“教育他们。”
冉有是孔子学生里面很特别的一位，列名在政事科，年纪轻轻，却排在第一，很有才华。孔子多次提到他多才多艺，做官不是问题。
本章是很有特色的一段话，提出对从事政治，或者对人类发展的一般看法。分三个阶段。第一，人口众多。古时候人口稀少，现在中国已经人很多了，所以这方面我们不用想太多，已经完成第一个目标了。第二是发财。这一句话就证明儒家没有反商情结，做生意开发我们的潜能，让经济水准提高，大家都有钱，这是好事。孔子绝不是只让卫国人去发财、只让中国人去发财，他是普遍的希望人类都能有基本的经济生活条件。这个世界上至今还有将近一半的人经常处在饥饿之中，说明孔子的第二步目标还没有实现。但我现在问了，一定要吃饱穿暖才能受教育吗？那很多人恐怕一辈子没有机会了。所以，人口多、赚了钱、然后受教育，这个顺序不是时间上的顺序。如果把它当做时间上的顺序就糟糕了。做任何事都要有目的才能被理解。比如，今天打开电视看到《论语三百讲》，你看下去了，请问你的目的何在？你漫无目的就这样看，说明你无事可做，反正看什么都一样。有很多电视台可以选择，你为什么选择这个节目？一定要有目的，比如希望借机了解《论语》在说什么、儒家有什么思想。有了目的，才能让人理解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同样，孔子说人口众多有什么目的？就是受教育。经济繁荣有什么目的？还是要受教育。这话与后来孟子的发挥可以配合，孟子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一群人吃饱了、穿暖了，每天生活很悠哉，但是没有受教育，那就接近于禽兽，因为他只能靠本能，靠他的冲动和欲望来主导一切。那将是一个可怕的社会。
还好这段话也没引起太大的误解，我们历来对于孩子的教育都很重视。但是做父母的请扪心自问，我们对孩子的教育是不是有时候太过于功利？孩子受教育，要考第一名，要进入好学校。但目的何在呢？不在于教育自己，而是希望在社会上取得优势，将来可以得到好的工作、挣很多钱。而儒家的教育思想是什么？以孟子来说，基本上是五伦之教，受教育之后就要记得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伦之教使得人类和动物完全不同。所以我们讲儒家的教育有人才、有人文、有人格，关键在于人格。人才，必须考虑生下来是什么样的材料，这一点我们无法掌控，祖先也要负一部分责任。人才方面各有所长，不能勉强。我生下来数学就不好，怎么能怪我呢？而且，也没有什么关系，我可以就自己的优势学习别的。人格方面却是无所逃避的，像庄子说的“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父母，谁能不爱父母呢？这是天性；每一个人都在社会上做事，谁能不遵守国家的法律和规定呢？
【第195讲】#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子路第十三》第十五章，这一章的内容比较长。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定公是鲁定公，鲁国的国君。定公询问孔子：“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有这样的事吗？”孔子回答：“话不可以说得这样武断，以近似的程度看，有一句话是说：‘做君主很难，做臣属也不容易。’如果知道做君主很难，不是这样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盛吗？”定公又问：“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衰亡，有这样的事吗？”孔子说：“话不可以说得这样武断，以近似的程度看，有一句话是说：‘我做君主没有什么快乐，除了我的话没有人违背之外。’如果你说的是对的，没有人违背不是也很好吗？如果你说的是不对的，却没有人违背，不是近于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衰亡吗？”
孔子做官的时间大约是在鲁定公九年，也就是说鲁定公已经负责国政九年了，孔子当时五十一岁。定公征询孔子的意见，大概是在这个阶段。当国君的人都希望把国家治好，最好一句话就够了，你给我一句口号，我到处去宣传，给我一句标语，我到处去贴，如果看到这个标语的人统统变成好人，那不是很容易就把国家治好了吗？所以鲁定公就问了“一言可以兴邦”那样的话。说实在的，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社会这么复杂，希望用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盛，这个想法也太天真了一点。
孔子对国君都是很礼貌的，因为孔子有三种敬畏的对象，其中之一就是敬畏大人，大人即政治领袖。为什么敬畏大人？因为孔子认为，大人身系国家之安危，尊重他，就可以使他尊重自己。孔子很了解人性，知道对政治领袖越尊重，他也会就越尊重自己。相反的，不尊重他，天天骂他，骂到最后他也没有尊严了，反正做得好也挨骂，做得不好也挨骂。那为什么要好好做呢？所以孔子基本上很尊重政治领袖，就是寄望他们知道自己的责任重大。一个农夫不好好种田，顶多收成少一点、交税少一点，一个国君不好好修养自己，国家就乱了。
孔子如何回答鲁定公的提问呢？他说，这样吧，我给你讲一句近似的话，做国君很难、做大臣也不容易，你如果知道做国君很难就够了。言外之意就是，只要你战战兢兢，不要松懈，这样就可以使国家兴盛了。人最怕在奋斗的过程中很努力，一旦大权在握就松懈了。西方有一句话说，你可以用剑做任何事，但是你不能坐在剑上面。古代打天下当然是用刀剑，拥有天下之后还能用刀剑吗？不行，刀剑放在一边，这时候就需要重新学习另外一套，就要讲文化、讲教育。所以，做国君很难，没有可以松懈的时候。孔子说，你了解这句话就够了，就可以让国家兴盛。
定公又问了，有没有一句话会让国家衰亡呢？他的头脑真简单。孔子的回答也是一样，说话不要这么武断，一定要说的话，用近似的一句话，就是我当国君没什么乐趣，除非你们都听我的话，不要违背我的意思。我说什么你们都统统照着做，比如我说要盖一个阿房宫你们就盖，不准抗议。这样一来国家就有麻烦了，所以孔子说，如果你说的话是对的，别人照着做很好；如果你说的话是错的，别人也跟着做，那国家不是就衰亡了吗？
孟子后来发挥这个思想，他说“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意思是国君做坏事我帮他多做一点，他洗钱我帮他搬钱，这个时候大臣的罪过还比较小。因为国君与大臣都知道这是坏事，所以偷偷摸摸做。但是，第二种，“逢君之恶”，国君做坏事我帮他找理由，说：你做的不是坏事、你做得真好，你是该洗钱，应该多洗一点。这就是迎合国君，并把他的罪过合理化，让国君以为自己做的不是坏事，可以做得理直气壮，那就更可恶了。所以，孟子说这样的人罪过更大。我们才在前面提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假如只能是一言堂，大臣不管是非一律逢迎国君，国家怎么能维持好呢？所以，孔子对鲁定公说，这句话就可以让国家衰亡。
鲁国当时的政局确实不太理想。鲁定公是国君，国家分为四部分，国君只占四分之一，另外还有孟氏、叔氏、季氏三家大夫，季氏势力最大。执政者当时是季桓子，后来是他的儿子季康子。孔子离开鲁国就在鲁定公的时候，因为鲁定公接受了齐国送来的美女，每天耽于享乐不再上朝，对孔子也开始疏远。鲁定公和季桓子都不上朝了，孔子这个代理宰相也无可发挥，而且在下一次祭祀后分配祭肉给大夫时，没有分给孔子，孔子就以此为借口辞职了。我们曾经说过，他离开鲁国与离开齐国时的态度完全不同。孔子有二大特质特别值得后代学习，一方面是非常真诚，另一方面是能够正确判断。遇到鲁定公这样的国君、遇到季桓子这样的正卿，即使居宰相的位置一样无能为力，留下来，大家只能慢慢耗时间，尸位素餐，孔子是不会这样做的。孔子此后周游列国，他的生命精神在五十五岁以后全盘展现出来，若没有经过这番检验，怎么知道孔子是真金还是假金呢？
【第196讲】#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子路第十三》第十六章以及第十七章。
第十六章的原文：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叶公请教政治的做法。孔子说：“使境内的人高兴，使境外的人来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