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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佩荣
出版/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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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佾第三
《论语•八佾第三》第三章原文是: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孔子说:“一个人没有真诚的心意,能用礼做什么呢?一个人没有真诚的心意,能用乐做什么呢?”
人而不仁的“仁”,是指真诚的心意。一个人如果没有真诚的心意,用礼做什么?比如,见到老师,就鞠躬、行礼,但是心里并没有真正的尊敬感,只是客套而已,表面做个样子,这是孔子反对的。再如,见到父母亲,我很守规矩,该怎么称呼,该怎么问安,都做到了,但就是没有真诚的心意,这就大错特错了。音乐也一样,乐是和谐人际关系的表现。演奏音乐时,如果没有真诚的心意,就不能把音乐的内涵表现出来,所以,不同的演奏者的演奏效果相差甚远。唱歌也是这样。有些人唱歌很动情,而另外一些人则纯粹只是卖弄自己天生的好嗓子而已。
短短的两句话,含义非常深刻。礼乐是周公创制的社会生活规范,不过,这种规范是外在的,情感才是内涵。如果只有形式,而没有内涵和内容,恐怕只是做样子而已。“仁”强调的是真诚的心意,只有真诚,才能由内心生发出力量,对自己严格要求。儒家一再强调真诚的重要性,因为人是所有动物里唯一可能不真诚的。因为人会计较利害关系。一旦开始计较,就不真诚了。比如,我坐在公共汽车上,上来一个老太太,要不要让座?我心里嘀咕,车上好像有人比我年轻力壮,好像有人比我精神更好,我上一天班很累了,为什么要我让座?这就是计较。如果内心真诚,看到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一上来,就会立刻让座,因为只有真诚,才有力量由内而发,让人主动做该做的事。
孔子最担心的就是礼坏乐崩。而礼坏乐崩的前兆就是人因缺乏真诚,以致礼乐成为纯粹的形式而已。一个社会,如果所有人都行礼如仪,却没有任何真情实感,好像在做游戏,这不就是礼乐崩坏了吗?儒家特别强调真诚的原因就在这里。孔子还说过另外一段话:“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正好可以与《八佾》这章相参证。它出自《论语.阳货第十七》。意思是说:“礼啊礼啊,难道只是指玉帛吗?乐啊乐啊,难道只是指钟鼓吗?”玉帛往往作为祭祀仪式中的礼器。钟鼓则在乐曲开场和结束时使用,声音最大,最能够唤醒人。“礼”难道只是玉帛之类具体的东西吗?“乐”难道只是钟鼓这些乐器与它们发出的声音吗?绝对不是!礼最主要的是心意,而不是外在形式或外在的具体事物。乐也一样,最关键的是心意,而不是外在的乐器和声音。
显而易见,孔子的思想重点在于真诚。所有人文教化都以真诚为出发点,再以适当的方式来表达真诚的心。
下一段与之相关,也就是《八佾第三》的第四章。它的内容是这样的: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林放请教礼的根本道理。孔子说:“你问的真是大问题啊!一般的礼与其铺张奢侈,宁可简约朴素;至于丧礼,与其仪式周全,不如心中哀戚。”
我们很少看到孔子夸奖学生的问题是“大哉问”,这说明孔子非常高兴。林放请教的是“礼”的根本道理。看到各种礼仪、礼节、礼貌后,还要追问礼的根本。这当然是大问题了。孔子回答说,礼还是简约朴素比较好,不要太注重外表。至于丧礼,这是礼仪中最重要的,因为人死为大。所以,举办丧礼的时候,与其仪式周全,面面俱到,还不如心中哀戚,表达真诚的情感。我们也许会觉得奇怪,孔子既然说这是“大哉问”,为什么回答却那么简单?其实,问题再大,说穿了就很简单了,礼的根本就是真诚,真诚的情感。这就是孔子对礼的独到见解。
很多人回答问题的时候喜欢面面俱到,但孔子不同。他往往直指要害,抓住问题的核心所在。礼一定要以情感为重,它是根本。比如,我在校园里看到一个学生迎面过来,他向我点头行礼,但是脸上很不情愿的样子。我看了都会觉得委屈,也许忍不住对他说,不用鞠躬了,既然你心里并不尊敬老师,就不必在表面上这么客气了,我当老师的受不起啊!在礼仪方面,要有真诚的情感做基础,再表达出来,才能恰到好处。否则,外表一切都合乎规矩,内心却没有情感,别人只会说,这个人在演戏,是浪费生命。如果每一次的作为都有真诚的情感做基础,人就会有比较强的内在力量,就能自我整合得比较完整,生命就能够呈现长期的良性发展,最后慢慢累积起来形成人格的特质,内外表里追求一致。这其实也是一种快乐和享受。
《论语•八佾第三》的第七章,原文是: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孔子说:“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如果一定要有,那就比赛射箭吧。比赛时,上下台阶与饮酒都拱手作礼,互相谦让,这样的竞争也是很有君子风度的。”
这段话首先说,君子和别人没什么好争的,君子追求的是自我提升,而不是和别人比赛。但是,如果一定要争的话──“必也”引导的是一个假设句,那就比赛射箭吧。因为古代比赛射箭的时候非常讲究礼仪,所以,后面紧接着说:“揖让而升下而饮。”就是登上台阶、走下台阶以及互相敬酒的时候,都要打躬作揖,以示谦让。即便要争,也要表现出风度──君子的风度。不管输赢,都要做到谦让。这段话说明孔子对于古代六艺中射箭的看法。
中国古代的六艺指的是礼、乐、射、御、书、数。孔子都很精通。曾经有年轻人议论说,孔子非常博学,但是他好像没有什么专长啊,这就是所谓的博学而无所成名。这话传到孔子耳中,孔子对学生说,成名吗?我可以靠什么成名?驾车吗?射箭吗?那我驾车好了。驾车就是御,是六艺之一。可见,孔子对自己的“六艺”技能非常自信,这也说明孔子确实是文武双全。一般人认为,孔子是一个文弱书生,其实不然,他六艺皆通,而且对于射箭、驾车更是在行。在古代,驾车属于一种运动项目,在作战的时候,更是一种必备技能。我们可以想像,孔子身高大约一百九十二公分,在古代被称作长人,他驾车的时候显然气势非常威武。孔子的身高大概与遗传有关。他的父亲叔梁纥就是一位大力士,曾经率领军队攻入敌方的城池,后来发现中了圈套,敌人要把城门关闭消灭他们。叔梁纥就一个人把城门顶住,让三百个军士全部撤出,他才离开。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典故。
如果射箭赢了别人,应首先向输的人作揖鞠躬,表示承让,这是礼貌。所以,人与人竞争的时候,还是不能忘记基本的礼仪。既然赢了,就要向别人打躬作揖,让对手下台。这就是运动风度。谈到运动,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运动场上是非常现实的,输赢之间没有妥协。我记得有一年,在欧洲举办的一届冬季奥运上,有一则广告说,如果你是第二名,你仍然是一个失败者。结果引起了公愤,很多人投书电视台,要求撤下这个广告,否则就不看节目了。其实,在竞赛的时候,第二名确实是输给了第一名。这个广告说的是事实,第二名照样是失败者。可是,我们都知道,在奥运赛场上能得到第二名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如果仍被视作失败者,天下还有几个成功者?在竞争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不要老想得第一。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有时候,智慧一点,幽默一点,用自己的强项和别人的弱项比,那就会让自己获得心理满足。一个美国人有一天回家对太太说,今天真是我的好日子,我胜了两个奥运冠军!他太太说,怎么可能?你在体育方面表现平平,怎么可能胜过奥运冠军?他得意地说,我和奥运游泳冠军比赛网球,和奥运网球冠军比赛游泳,我都赢了。没错,他确实赢了两个奥运冠军,但是,他比的不是对手的强项。这说明,人要有点幽默感,要懂得自我解嘲。
人的运动生命是有时间限制的,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很少有人在运动场上可以纵横十年以上的,往往到了一定的年纪,也许并不太大,三十或四十,就非退不可了。所以,人应该往心智方面、往灵性方面发展。比如说读书,基本上没有限制。这当然也需要一些体力,不然连熬夜都熬不下来。此外,读书时,如果年纪大一点,记忆力也许下降,但是理解力同时提高了,想像力与创造力也比较好了。所以,谈到人与人的关系时,要把比赛或运动当作一种娱乐,这就是奥林匹克精神。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选手们都是代表自己的城邦参加比赛,获胜者得到的奖品就是橄榄枝编制的桂冠,这相当于今天的金牌,但是完全没有任何商业上的考虑,没有奖金,它代表的是荣誉。赛场上的成就说明,获胜者的城邦重视体育,人民身体健康。在希腊人的观念里,身体健康与心灵美丽,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一个人的身体不健康,他的心智也可能受到干扰;反之亦然。所以,希腊雕像都是以最完美的男性、女性为模特儿,其作品到现在依然难以复制。有的雕塑断了一只手,但现代顶尖的艺术家也无法修复,高科技也无能为力。可见,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化,很难复制。我们不要只在运动项目或者体力方面与人竞赛。这些项目的参与时间都很短暂。我们应该把目光转向更公平的、长期的竞赛,那就是不断提升自己的德行修养。在这个领域,一方面,天下人都在竞争;另一方面,人与自己竞争才是最主要的,可以不断地自我超越。
这就是为什么在《论语》中很少看到对比赛的讨论。我们加以引申,帮助大家理解孔子的思想精髓。
《论语•八佾第三》第八章,原文是: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子夏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夏请教说:“‘笑眯眯的脸真好看,滴熘熘的眼真漂亮,白色的衣服就已经光彩耀目了。’这句诗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绘画时,最后才上白色。”子夏接着问:“那么,礼是不是后来才产生的?”孔子说:“能够带给我启发的就是商啊,现在可以同你谈诗了。”
这段话很让人惊讶。因为整部《论语》中,被孔子公开称赞能让他获得启发的只有子夏这个学生。子夏比孔子小四十四岁,是文学科的高材生,能够让孔子公开说受到启发,那也是难得一见的。子夏在这里问的是《诗经》中的一句话:有一个女孩子很漂亮,天生丽质,她穿上白色的衣服就显得更加绚丽动人。白色本是很纯的颜色,所以子夏不懂,为什么一个漂亮女孩穿上白色的衣服就光彩耀目呢?孔子答说:“绘事后素。”就是说,绘画时最后上白色。现代人画画,是在白纸上涂抹斑斓的色彩;古代绘画和现代不同。就以汉墓中出土的帛画为例,这种绢帛是咖啡色的,有点像树皮的颜色。所以,古人用绢帛画画,其实是在咖啡色的底色上工作。因而,白色就是一种特殊的颜料。画画时,先上各种彩色,青色、红色、黑色、黄色,最后才上白色。上白色的时候,看起来是没有颜色的,但是它使其他彩色全部凸显出来。所以一个漂亮女孩本身就是彩色了,穿上白色的衣服,就显得更加漂亮了!
孔子的讲解本来已经结束了,但是,子夏忽然有了一个灵感,接着请教说:“照这样说的话,礼仪是不是后来产生的?”人性向善,本身就非常美。“礼”是形式,让人内心真诚的情感表现出来,所以,白色的礼就是让内心多姿多彩的情感有适当的表现。孔子听到这个问题立刻说,能够给我启发的就是子夏啊!为什么?因为孔子以前也没有考虑过“礼”是白色这样具体的问题。一般人都认为“礼”是彩色的,比如,朱熹的注解就说礼是彩色的。为什么朱熹会有这样的观点呢?因为朱熹是南宋学者,当时画画已经用白纸作底,再上彩色,所以,朱熹翻译这句话的时候加了一个字,“绘事后于素”,意思是,绘画的时候是在白色的底上去画上彩色。这就完全改变了孔子的原意,大错特错了。
在《论语》中,孔子曾经说过,可以和两个学生谈《诗》,一个是前面介绍过的子贡。孔子与他讨论贫穷应该如何,富裕应该如何,子贡就引用《诗》里面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来回应,孔子很满意。在这一章中,孔子竟然说,能给我启发的是子夏呀!就子夏的一生来看,这实在是最精彩的片段。
《易经》中的贲卦恰好可以与“绘事后素”参照理解。贲(bi)(ㄅㄧˋ)就是装饰,它的卦象是山火贲,山下有火。火光使山更清楚、更漂亮,所以它是装饰品。而贲卦讲到最后一爻,就用了两个字“白贲”,白色的装饰是最高级的。换句话说,装饰如果是彩色,反而会使本来的状态受到遮蔽,比如,一个人穿上鲜艳的衣服,化很浓的妆,我们根本无法知道她究竟长什么模样。相反的,以白色作为装饰,就会使其真实面貌一览无遗。
在这里,我们要再次强调儒家思想的一个重点:真实的情感才是人类生命里最重要的根据、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所受的教育、所学的礼仪,都是为了让我们用适当的方式表达真实的情感。由此而言,这段话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此外,这段话也体现了孔子的教育思想:教学相长。我们教书时,往往以为这是单向行为。殊不知,有时候学生的一个好灵感、好反应会让老师有所启发,就像上文中孔子的反应一样。有些学生素质很好,在某一方面也有专长,但是对孔子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德行的修养。孔子后来对子夏也有很多期许,尤其希望他不断提升志向。在孔门弟子中,颜渊是最好的学生,但孔子反而没有说过,从他身上获得了什么启发;只是说,我和你颜渊是同一个水准!作为老师,孔子确实值得我们效法和尊敬,他勇于承认学生给他的启发,也愿意把学生摆到与自己一样的水准来肯定。
《论语•八佾第三》第十二章的原文: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祭祀时有如受祭者真的临在,祭鬼神时有如鬼神真的临在。孔子说:“我不赞成那种祭祀时有如不祭祀的态度。”
八佾篇大部分都是谈“礼”的问题。古代人非常重视礼与乐,因为它们是社会规范,使人与人之间保持适当的关系,又能够在情感上得到适当的表达。本章可以分两部分来理解。第一部分是孔子本人在祭祀时候的表现。此时,好像祖先真的在面前似的,他的态度非常庄重虔诚;祭鬼神时也一样。有学生请教老师,您的态度这么庄重虔诚,好像受祭者真的在面前一样,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所以才有第二部分的“子曰”,孔子解释自己的表现。可是,很多人都把这句话的句读弄错了,因而产生了误解。如果断句为“吾不与祭,如不祭”,就应该翻译成:“孔子说:‘我没有参加祭祀,就好像我没有亲自祭祀。’”这样的解释前后二句相互矛盾,实在没道理。在古代“与”字至少有两种解释,一是参与,二是赞成。在这里,“与”当“赞成”讲,是说孔子不赞成。“祭如不祭”意思是,有些人在祭祀的时候因为看不到鬼神,就态度散漫,好像不在祭祀一样。“与”这个字作赞成、欣赏讲,在《论语》中出现了好几次。比如,孔子和学生们谈志向时,他最后说“吾与点也”,我欣赏、赞成曾点的志向。在这段话里,孔子说,我不赞成祭祀的时候态度散漫随便,好像不在祭祀一样。
这个解释不是我个人的想法,唐朝学者韩愈就是这么讲的。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文起八代之衰,他也研究《论语》,并指出,孔子曾经讥笑那些祭如不祭者。这话没错。孔子确实认为,一个人做什么就要像什么,不能说因为老师、长官在面前,做事就特别认真;祭祀祖先、鬼神时,反正什么也看不到,就轻忽随便了。对古人而言,祭祀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先要戒七日,然后再斋三日,就是所谓的斋戒。通俗点讲,就是在十天里,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吃、这个不能喝。这有什么效果呢?当人不再进行社交活动,或者在饮食方面非常克制,十天下来,精神就会比较专注。这时候去祭祀,就好像受祭者真的在面前出现一般。所以,古人讲究斋戒是有道理的。人与繁华的世界、热闹的场合分离,专注地思考,再过几天就要祭祀了,这样才能够在祭祀时表现出虔诚慎重的心态。正是如此,孔子才能“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祭祀一定要虔诚,所谓心诚则灵。是否灵验不能用感官来判断,而要看实际作用。比如说,一个人祭拜祖先之后,做人处事就比较上道了,做事也比较有分寸了。这就说明祭祀起作用了。
我们常常感受到,有些古人虽然不在了,但他们的影响还在。比如,我们今天学习儒家,听孔子说这个,看孔子做那个,并择善从之,改变、提高了自己。很少有人完全只受现实生活经验的影响,事实上,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些古人的观念在影响自己,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所以,中国人很喜欢讲“即用显体”。某样东西的本体是否存在,要根据它的作用来判断。西方人也说,判断一棵树的好坏,要看它结的果子怎样。一棵树长得很漂亮,但结的果子不好,就称不上是棵好树。果子就是我们说的结果,看事情的结果、作用,才能检验前面的基础打得好不好。
我们讲解《论语》,特别强调祭祀方面的问题。这不是我个人的偏好,而是因为孔子对待这些事情确实特别谨慎。将来我们会看到,孔子一生最谨慎的三件事是:一、斋戒;二、战争;三、疾病。斋戒排在第一位。古人斋戒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祭祀。不像现代人,有时候吃素是为了健康。孔子最重视斋戒,这说明他把与古人的关系作为头等大事。其实,这不仅仅是孔子个人的观点,而是整个春秋时代的共识。《左传》中就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最重要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个是祭祀;第二个是军事。军事当然很关键,如果力量不够强大,恐怕会被别国消灭。但是,它仅仅排第二,第一是祭祀。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的祖先是谁,必须肯定自己的文化传统,才能对老百姓产生凝聚力,才能将文化传统发扬光大。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坚信,一个国家要真正成为伟大的国家,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而军事武力最多只能排在第二位。孔子的观点即是有力的证明。
《论语•八佾第三》第十三章,原文是: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王孙贾请教孔子说:“‘与其讨好尊贵的奥神,不如讨好当令的灶神。’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孔子说:“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得罪了天,就没有地方可以献上祷告了。”
这段话含义非常丰富。事情发生在孔子周游列国的时期。他曾在卫国待过相当长的时间,交了很多朋友。王孙贾是卫国的大夫,负责管理军事。那时,卫国政界纷争不断。卫灵公的夫人南子,是一位美女,但品行不太好,有些丑闻。所以她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支持。而大夫王孙贾与弥子瑕同属另外一派,也手握大权。孔子周游列国时,身边总带着几十位学生,都是人才。所以,他每到一国,国君、大臣都想拉拢他。
这次,王孙贾见到孔子,问他“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这句成语的意思。“奥”是房间的西南角,代表很尊贵的位置。“灶”是灶神,就是厨房的神。因为厨房有东西吃,所以灶神比较实用,也比较实惠。一般认为,奥神暗喻卫灵公与他的夫人南子。他们的地位高高在上,但是不见得能给人实际的好处。而王孙贾这几位权臣则掌握着不少利益,就像是灶神。所以,他用这句当时流行的俗语暗示孔子,讨好那个尊贵的奥神是没用的,他高高在上,不会给你恩惠的;灶神却能给你很多好处。可见,古人说话是很有艺术的。他不会直接说:你到我们这边,我们给你好处。所以,就用一句俗语来让孔子自己作答。孔子当然明白。他一到卫国,就立刻发现这个国家内部极其混乱,卫灵公实在是无道,但是因为任用了一些人才,所以没有灭亡。看来,一个国家,如果国君很糟糕,只要有些人才撑住场面,还是能勉强维持一段时间的。卫国真正大乱是在卫灵公死后。
孔子并没有直接回答问题,而是从另一个角度说:这句话不对,人如果得罪天,就没有地方可以献上祷告了。“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这句话太重要了,它说明孔子相信天。中国古人是信天的民族。《诗经》中诸如“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天作高山,大王荒之”之类的诗句,都把人类与自然界归之于天──一切都是天所创造。因而,古人把帝王称为天子,就是天的儿子。换句话说,上天创造百姓,并让天子来照顾、领导百姓。所以,孔子认为,天的地位远远高于所有鬼神。一般所谓的鬼神,统指“鬼”与“神”。鬼就是我们的祖先,人死为鬼。我们现在听到鬼,可能觉得有点可怕,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古人讲,人死就是回家、归乡。鬼与人的差别就是鬼没有形体。在古代,传说中的某些特别杰出的人物受上天之命管理名山大川,死了之后被奉祀为神。比如,镇守泰山的一位大官,功勋卓著,死后被尊为“泰山之神”;镇守黄河的官员死后成为“河神”。鬼与神常常联用,它们都属于灵异世界。孔子的话说明,他的祷告对象就是最高的神,也就是天。所以,他说,如果得罪天的话,向什么神、什么鬼祷告都没有用了。
人有信仰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的生命总是会终结的,如果一切就随之全部消失,一生奋斗所为何来?所以,孔子在面对人生重大关键时,也会思考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在传世文献中,有不少证据能够说明孔子是相信天的。我们最常提到的就是他两次差点被杀的故事。一个人只有在面对死亡时,才会坦诚地说出内心的信仰。孔子的信仰使他相信,人死了之后可以得到适当的报应,正所谓,善恶到头终有报,但是怎么报,谁也不知道,因为我们不能把死后的世界拿来做验证。
孔子是一位哲学家。哲学家总是要对人生经验做全面的反省。这样说,虽然好像是借用了西方的概念讲中国哲学,但是,哲学家确实具有某些共性,孔子也一样。孔子公开强调,“吾道一以贯之”。这说明他的学说有一个中心思想,是一个系统。同时,孔子不是宗教家。宗教家要传教,而孔子从来不传教,他谈的是“道”。“道”指的是人活在世界上应该怎么走。人生道路与对死后的信仰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如果过多地谈论死后的世界,会让人觉得太过神秘。这是宗教家负责的领域。孔子不是宗教家,但是他有坚定的信仰。他的信仰不是让他逃避现实的责任,而是使他更勇敢地承担现实世界的责任,遇到任何问题都不回避。他要“知其不可而为之”,肩负自己的使命,一路往前走。
孔子的思想在这一章中表现得非常具体生动。他在卫国是客人,别人分两派在斗争,身为客人帮哪一边都不好,最后恐怕是两边不讨好。所以,孔子在卫国的这段时间可能过得很紧张。事情还有后续的发展,我们将来谈到相关故事的时候再来说明。
下面介绍的是《论语•八佾第三》的第二十章。我们跳过了中间好几章,是因为这些内容涉及很多古代礼仪,离现代实在太远了,对现实生活没什么启发,所以我们只拣选适合一般人学习的部分加以说明。
第二十章的内容很简单: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孔子说:“《关雎》那几首诗的演奏,听起来快乐而不至于耽溺,悲哀而不至于伤痛。”
本章提到的是情感表现。我们都知道,孔子教学的主要教材是《诗》、《书》这些典籍。当时,《诗》、《书》是每个读书人都要学的。至于礼与乐,还有具体的演奏,那就是另外一套学问了。古时候,诗都是唱出来的,诗、乐不分。
这里的《关雎》指的是《诗经》开头的《关雎》、《葛覃》几首诗。“乐而不淫”就是让人觉得快乐,但不至于沉迷其中。“淫”的本意是下雨下多了,引申为沉迷在里面。而像《卷耳》这样的诗,或是怀念在前线打仗的亲人,或是感叹遇到的灾荒,读起来就让人觉得很悲伤,但并不感到伤痛。可见,《诗经》描述的就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的各种情感,但要适可而止。我们以前也谈过,孔子对于《诗》有一个总结,叫“思无邪”。意思是,《诗》的所有内容都是出于真诚的情感。这一章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乐与哀,都是发自内心的。
此外,孔子对诗教的概括是“温柔敦厚”四个字。就是说,如果大家经常读诗,并以之作为生活原则,社会风气就会变得温柔敦厚。因为情感得到调节,能够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儒家很讲究和。其内容可以从四方面来说:第一是个人内在的和谐。《中庸》里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人的内心有各种情感变化,喜怒哀乐恰到好处地发出来就是和,内在的和谐。第二是人我的和谐。我与别人相处时,要保持适当的关系。但是如果只注意到人我和谐,盲目地以和为贵,放弃原则,恐怕就变成乡愿了。我们还是要坚持原则,并以适当的方式来维持,这时候就需要礼与乐。人我关系的和谐,是孔子的关注点,也是我们谈得比较多的问题。第三是人与大自然的和谐。《论语》中很少有对自然界的描述。不过,孔子看到松树、柏树时感慨地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天气很冷很冷的时候,才知道松树、柏树是最后凋零。别的花草树木,天气稍微凉一点儿就凋零了,但是松柏不畏严寒。孔子还提到千里马:“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对于千里马,我们所推崇的不是它的力气,而是它的品德。因为千里马能够行千里,不是靠力气,而是靠耐力、靠恒心。可见,孔子很喜欢从自然界中找比喻,用其形象来说明人应该怎么做。显而易见,孔子对自然界基本上持欣赏的态度。第四就是我们多次强调过的,人与祖先的关系。千万不要以为人只有这一辈子,其实,我们上有祖先,下有子孙,绵延不绝。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祭祀,与祖先保持和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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